一

    1938年，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也由武汉迁到重庆。长江局、八路军驻汉办事处、《新华日报》及《群众》周刊等中共公开机关大部分人员也相继赴渝。1939年1月，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领导下的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南方局是党中央的派出机关，领导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各方面的工作，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和青委、妇委、文委等，分别主管各方面的工作。南方局主要是贯彻执行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具体点说，是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组织人民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以争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的环境和工作条件是完全不同的。南方局是在国民党和敌人的严密控制下进行工作，斗争极为复杂、尖锐和艰苦。斗争方式有公开的、半公开的，和完全属于地下的秘密斗争。

    南方局是党的秘密机关，设在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内，以公开合法的机构为掩护，最初在机房街70号。1939年5月初，日机大轰炸，机房街70号被炸毁，南方局、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便迁到红岩嘴13号。我们的工作人员大多利用在国统区的公开身份进行工作。比如有十八集团军的参谋、秘书、副官等，也有一些同志以《新华日报》编辑或记者的公开身份进行工作。

    在1939年至1945年间，我们公开的活动场所有化龙桥红岩村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曾家岩50号周恩来的寓所、化龙桥虎头岩《新华日报》编辑部、七星岗《新华日报》营业部，以后在观音岩又增加一处《新华日报》记者的宿舍。

    我于1939年夏天，从延安调到重庆红岩嘴办事处工作，1940年初到曾家岩50号。这幢房子是周恩来同志以个人名义租赁的，作为中共南方局在市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我在南方局文委做秘书、联络等工作。

    南方局文委由恩来同志直接领导，日常会议都由他主持，重大的工作由他做决定。经常参加会议的成员有徐冰，他协助恩来同志管全面，也兼管文艺工作；冯乃超，他在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三厅工作，也可以说是我党与郭沫若的联络员，协助郭老进行工作；潘梓年主管新闻界；胡绳主管出版界；这几位同志是文委的基本成员。文委小范围的会议两三周开一次，由各成员汇报主管方面工作的情况，然后提出问题进行讨论，做出决定，再分头去执行。会上讨论的都是方针政策等大事，比如，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的文化宣传工作的方针、任务，统战工作的方针、任务，如何与国民党反共政策进行斗争，以及《新华日报》各个时期的编辑方针，以至社论的题目和内容。

    大约在1940年后，原南方局文委改称南方局统战部文化组（后文均称“文化组”），人员没有多大变动，恩来同志任组长，徐冰、冯乃超为副组长，以后又增加夏衍为副组长。我仍是秘书，做会议记录，办一些具体的事。后来因为徐冰工作很忙，就把文艺方面的一些工作交给我，我即以《新华日报》记者身份进行公开活动，了解文艺界的情况，广泛联系文艺界的朋友。

    二

    当时重庆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多是在上海“八一三”后逐渐转移到重庆的。上海是30年代左翼进步作家和艺术家聚集的地方，抗日战争以后，除少数人仍留在上海坚持工作外，大多数经由广州、桂林、武汉转移到别的地方。有不少人辗转前线、敌后，到了延安或边区根据地，如张庚、吕骥、陈荒煤、蔡若虹、江丰、崔嵬等同志；一部分留在桂林，如夏衍、荃麟、田汉等同志，而相当多的人则到了重庆。

    在重庆的这部分文艺家，为了工作和生活，分别在国民党的一些机关或群众团体里找了职业，安下身来，比较多的人集中在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三厅，郭沫若是三厅厅长。洪深、田汉、阳翰笙、冯乃超、张光年等人都曾在三厅任过职。

    也有不少同志和进步文艺工作者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工作。这是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文艺界组织，只要是主张坚持抗战的都可以团结在一起。由茅盾、老舍、叶以群、葛一虹、梅林等同志领导或主持日常工作，出版了会刊《抗战文艺》。

    上海沦陷以后，国民党在重庆建立了两个电影制片厂：一个是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厂长郑用之。著名的导演有史东山、郑君里、石凌鹤等。名演员有舒绣文、秦怡、石羽、江村、周峰等。另一个是中央电影制片厂（简称“中电”），有孟君谋、陈鲤庭、白杨、吴茵、魏鹤龄等知名演职人员。但由于条件困难，在重庆很少拍电影，于是两家电影厂又各自成立了话剧演出团。中制组成的话剧团为中国万岁剧团，中电组成的话剧团为中电剧团。

    原在南京的国立戏剧学校迁到四川江安县，中央音乐学院迁到重庆沙坪坝。抗战中期话剧蓬勃发展，戏校的毕业学生和老师成立了青年艺术剧社（简称“中青”）。曹禺和张骏祥都曾担任过戏校教授和中青社长，演员有刘厚生、耿震、沈扬等。其他还有戏校实验剧团、中央交响乐团、音乐干训班等，都有地下党员或进步人士在那里任职。

    这些都是当时在重庆和国民党统治区比较有影响的文艺机构和团体，看起来是国民党的势力，但许多都为进步的文艺家所占领，在实际工作中受我党的政治影响或领导。当然，其中的斗争也是尖锐复杂的。其他的文艺机构则都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控制之下。当时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对于思想界、文艺界，国民党当然要极力控制。南方局文化组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工作，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国民党的机构能为我所用。

    1940年，南方局文化组经常召开会议，由恩来同志主持。会议常常是晚上10点左右开始，开到凌晨4点。每次会议大都有比较集中的议题，而文艺方面的问题，又常常占相当大的比例。我记得关于国民政府政治部三厅的工作，就议过不少次。内容最重要的是进步人士在这一阵地上如何站稳脚跟，并利用合法的地位宣传我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同时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

    当时，为许多人所熟悉的抗日救亡演剧队，虽是穿着国民党军衣，但在队里却有我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在领导。队长等领导人还多是地下党员。他们深入各战区和国民党的军队，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我党的各种主张，取得了很大成绩。

    1940年前后，中华全国文学界抗敌协会的工作很活跃，为统一大家的一些看法，曾召开不少座谈会。如“文艺与抗日的关系”“文艺的民族形式”等问题的讨论，对文艺界大多数人很有启发教育作用。南方局文化组总是首先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并指定《新华日报》予以配合和指导。在开这种专题研究会时，往往扩大一些同志来参加，《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负责文艺的戈矛（徐光霄）等人都曾经参加这样的会议。经过充分讨论、研究后，由《新华日报》指定专人撰写文章，并组织文艺界朋友写稿，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并很快把文化组讨论的意见和情况告诉负责全国文协日常工作的叶以群。恩来同志经常会见他。全国文协组织的各种活动，叶以群都和徐冰事先商量，事后了解意见，总结经验。以群还常常把恩来同志的意见转达给茅盾、老舍，并征求他们的看法，以沟通思想，配合工作。实际上，以群在南方局和全国文协之间起到了沟通的作用。通过他的工作，联系文艺界持有各种不同见解的朋友，使之在大的方面达到一致。

    当时，重庆的作家、艺术家队伍的思想状况比较复杂，大多数人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赞成并拥护抗日主张，其中有许多人在30年代就是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中有影响的人物，他们和党的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有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分歧，但经过讨论或争论可以达到一致或谅解。另有一些作家、艺术家，他们虽然赞成抗日救国，但不愿意参与政治斗争；也可以这样说，他们既不赞成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也不大了解和相信共产党，在民族大义的前提下，还是希望能为艺术而艺术。还有大量较年轻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满腔热情，希望投身到民族战争的洪流中，贡献自己的一切，但他们还不够成熟，不知道正义在何方。另外有极少数人，是国民党豢养的，甚至充当国民党的文化特务。

    面对着这样一支文艺队伍，南方局文化组经常进行研究讨论，如何扩大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更多的文学艺术家站到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这一营垒中来。恩来同志要求文化组对这支队伍既要有全面的认识，又要做深入细致的具体分析。首先要团结最大多数人，在坚持抗战的旗帜下工作，又要有步骤地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逐步使更多的人能认识到：要坚持抗战就必须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文艺家必须走在广大人民群众前面，引导和教育人民群众；文艺不能脱离社会生活，为艺术而艺术，在任何时候都是行不通的。

    在重庆时，许多有名望和成就的作家、艺术家都是恩来同志的好朋友。郭沫若在重庆期间，无论是住在郊区赖家桥或市内天官府，恩来同志都经常去看望他，和他讨论工作或是谈论郭老的历史研究和写作问题。茅盾、老舍也常被请到曾家岩50号来，或是徐冰去看望他们，向他们请教，和他们讨论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至于阳翰笙、陈白尘、宋之的等同志，更是常来常往。这种交往，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一种必要的特殊方式，这不仅是个人之间的友谊，还通过这种方式，交流思想，提高认识，促进工作。恩来同志常常提醒大家，要广交朋友，深交朋友，要从交流思想中产生影响，通过广交朋友来扩大队伍。他常常教育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我们不可能发号施令，也不可能去指挥任何人，只能依靠正确的指导思想，依靠每个共产党员的榜样起作用。

    1940年以后，我以《新华日报》记者的公开身份在文艺界活动。以群同志给了我不少帮助，比如经常通知我去参加文艺界的会议或其他活动，使我比较快地了解当时文艺界的情况，并介绍我认识了不少朋友。记得当时住在张家花园文协里的两位名导演史东山、郑君里，就是我到张家花园和以群谈事情时初次遇到的。郑君里是一位非常热情的艺术家，长期参加进步的话剧和电影事业，抗战期间居住重庆，精神上感到苦闷，不知应如何从艺术上贡献力量，为国效劳。当他知道我是《新华日报》记者时，十分高兴，对我倾吐了心中的许多想法和疑虑。不久，我去采访他，并见到了黄晨，我们一起谈了整整三个小时。

    在一次文化组的会议上，我汇报了君里的情况。恩来同志非常关心，很快约见了君里和黄晨。在曾家岩的小会客室里，他们从30年代电影明星的笑话谈起，一直谈到国家大事、艺术家工作的方向和前途。只见他们有时严肃地谈论，有时又哈哈大笑起来，足足谈了两个小时。许久以后君里都忘不了这次会见和谈话。后来我们见面时，他就热心打听有关政治形势，打听边区和延安的消息，常常要我把他的工作和想法转告恩来同志。有时他们又见面倾谈。像君里这样的朋友，以后逐渐多起来了，慢慢也形成了一股力量。

    大约也是1940年，青年演员周峰拿着一封信到曾家岩50号找恩来同志。恩来同志很忙，匆匆见了面，随即对我说：你们都是年轻人，可以多谈淡。并告诉我，以后要多交些年轻朋友。原来周峰来找恩来同志是为了要去延安。他觉得要抗日，留在重庆太没劲，要去延安，去敌后，上前线。我们很谈得来。我也很同情他的要求，支持他的想法。当晚，我向恩来同志汇报了周峰的要求和想法。恩来同志一面点头微笑，一面思考，然后对我说，要求坚决抗日的都到延安去，重庆难道不需要工作啦？他让我说服周峰留在重庆。因为周峰思想进步，有活动条件，又有固定职业，不应该放弃阵地。

    恩来同志非常关心重庆的广大青年艺术家，认为他们是一支很大的积极力量，像周峰这样的大有人在，要帮助他们学习，提高觉悟。不久，一些在戏剧界的青年朋友，如江村、孙坚白（石羽）、刘郁民、张立德、凌琯如等同志，渐渐形成了不拘形式的学习小组，且不断扩大。他们讨论政治形势、抗战进展、边区文艺，以及《新华日报》的重要文章。恩来同志还曾参加过青年朋友的讨论会。记得有一次在七星岗《新华日报》营业部二楼上讨论，恩来同志讲了话，并邀请青年朋友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让他们了解到在重庆也一样可以为抗日战争做出贡献。恩来同志的讲话和这次活动，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差不多同时，在重庆有一批青年诗人，如邹荻帆、绿原、冯白鲁等同志，他们组织诗社，出版刊物《诗垦地》。南方局文化组从各方面予以协助，通过地下党员冯白鲁，对他们的工作予以影响。

    也是1940年前后，音乐家李凌和版画家王琦从延安来到重庆。他们希望把延安、边区的艺术活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做些交流。恩来同志和徐冰很重视，鼓励他们在国统区要先扎根，然后开展工作。那时，在国民党办的音乐学院或其他音乐团体里，也有我党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但为数较少。美术界也如此。不久，李凌和赵沨等同志组织了新音乐社，并出版了《新音乐》杂志，逐渐团结了不少音乐界人士，包括专家和青年。

    就这样，通过公开活动，在一些地下党员以及许多知名的老作家、老艺术家的带领、影响下，重庆文艺界的大多数人士，能够团结在党的抗战进步的旗帜下，形成了一支进步的文艺队伍。他们开展了许多工作，使抗战时期重庆的进步文艺活动，蓬勃发展起来。

    三

    1941年春，国民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围攻我在敌后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取消了新四军番号。国统区骤时笼罩着严重的白色恐怖，不少地方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遭到非法逮捕。重庆进步文艺活动遭到查禁，已形成的一支进步文艺队伍也面临着危险。南方局文化组在恩来同志领导下，经过慎重周密的研究分析，从各方面采取了应变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保存力量，有组织地将文艺队伍撤离重庆。这样，一方面可以表示对国民党反共投降的抗议和抵制，使原来有点抗日朝气的所谓陪都变成“死城”；另一方面又可以使文艺界进步人士到延安或敌后边区，以发展边区的文艺活动，也可以到别的地区开辟新的阵地。

    当时，恩来同志领导文化组开会，往往连续几晚，通宵达旦，具体研究每个人的情况和他们所处的环境。有些很孚众望的同志，如郭沫若、冯乃超、阳翰笙等，估计国民党不敢轻率逮捕他们，可以留下坚持工作。一些同志也是有名望的，但色彩太浓或久已盼望去延安的，如欧阳山、艾青、草明、罗烽、白朗等，就尽快送到延安。另一些同志则先到香港暂留，等待机会送往其他地区开展工作，如茅盾、以群、金山、凤子、凌琯如等。夏衍等同志则从桂林去香港。从重庆去昆明，后来又转到仰光的有张光年、李凌、赵沨等。这些同志和朋友所走的路线都是经过文化组研究确定的，路费由八路军办事处特别经费支出。许多同志临行前，是我亲自送去路费，并告诉他们沿途接洽的地址和联络人员。有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恩来同志为了要打开由重庆经过上海进入新四军驻地的途径，经过非常细致周密的考虑，选派了从事音乐工作的青年地下党员洛辛、张锐等同志，和他们一起研究路线，研究如何摆脱敌人的跟踪，如何在上海找地下党的联络点，等等。这几位同志历尽辛苦和危难，经过三个多月，终于到达目的地——新四军驻地。当我们在重庆接到电报，知道他们安全到达目的地时，恩来同志非常高兴地说：路总是人走出来的！后来有不少同志就是从这条路线走进新四军驻地的。这次组织撤退十分成功，没有一个文艺界朋友落入国民党手中。

    1941年夏天以后，国民党的反共气焰稍有收敛。恩来同志在一次文化组会议上提出，重庆这个“死城”把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来，国民党的严禁和封锁必须想办法冲破。留在重庆的文艺界朋友，也静极思动。为此，周恩来、徐冰与阳翰笙、陈白尘等同志几经商议，认为在戏剧方面有冲破的可能，而且戏剧界留在重庆的进步人士也多。剧团是国民党掌握控制了，但导演、演员不少是进步朋友，可以调动。于是由阳翰笙、陈白尘、辛汉文等同志筹备组织了一个民办的专业话剧团，这就是中华剧艺社。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都极为困难。首先是要找到合适的人出面来筹办，政治色彩浓的人不行，还得有办事能力，有各种社会关系，热心公务，还要懂得艺术。最后选定请应云卫先生来组社，辛汉文、沈硕甫协助事务，而实际上是阳翰笙和陈白尘、辛汉文等同志在其中起支柱作用。他们真是白手起家，开始时固定演员只有刘郁民、郭寿定、张立德等数人，还有部分舞台工作者。这些基本人员都没有固定收入，都是义务劳动。他们住在一间破房子里，睡着双层床，拥挤不堪。排演的第一个戏是陈白尘写的《大地回春》，由应云卫导演。女演员是借来的，我记得有秦怡、刘川（当年是儿童演员），还有几位基本演员。他们非常穷，我们也不能大力资助，怕国民党发觉了办不成，只是有时由我给他们送一口袋大米、白面、少许菜金和零用钱，否则他们就连大锅饭也开不出来。演出用的剧场是国泰大戏院。老板夏云瑚算是帮助文艺事业，答应演出以后有收入再还场租。作家陈白尘、导演应云卫完全是义务劳动，如果他们有点钱还得拿出来让大家吃饭。

    《大地回春》这个戏是写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精神的，没有多少激进思想。中华剧艺社但求能够通过审查，能够演出，打开“一线生路”，参加排练和舞台工作的同志，都是勒着肚子为以后的生存而奋斗的。我十分清楚地记得，首场演出时，恩来同志让我去看望，并带了一筐点心、包子等食品，到后台去表示一点慰问的心意。他们常常吃不上饭就得上台。

    《大地回春》的演出虽不算很成功，但却有重要意义。人民群众在沉寂中看到了一点生机，而中华剧艺社诞生了，被社会承认了，以后的工作就有了希望。

    在排练上演《大地回春》的同时，阳翰笙已在积极为中华剧艺社创作第二个演出剧本《天国春秋》了。阳翰笙对太平天国的历史很有研究，曾经写过有关太平天国的作品。他写的这个新剧本，以太平天国失败的经验教训为题材，寓意强调团结、反对分裂，以古喻今，引起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搞分裂阴谋的认识。阳翰笙曾经和恩来同志谈过剧本的构思，恩来同志给了他极大的支持，曾经和他一起谈创作计划。

    为了使中华剧艺社能够站稳脚跟，必须连续演出几出好戏。阳翰笙夜以继日进行创作，演出组也很快筹备起来。为了使这次演出成功，为中华剧艺社奠定厚实的基础，在演员配备上也下了很大的力量。导演仍是应云卫，演员是从各剧团借来的名演员，他们也是来参加义务演出的。舒绣文饰洪宣娇，白杨饰傅善祥，耿震饰李秀成，项堃饰韦昌辉。这么多名演员荟萃在一个舞台上，是不多见的，这也为以后的演出创了先例。他们边创作边排练，在很短的时间内，《天国春秋》全剧就初排出来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出入排演场、阳翰笙家和中艺那间破房子，了解工作情况和他们的困难，及时向恩来同志、徐冰同志汇报。大概当时国民党的审查官还没想到借古喻今吧，所以虽然经过三番五次地阻挠、删改，这出戏终于通过了。

    《天国春秋》第一次连排后，我带着十分欣喜的心情向恩来等同志汇报说，这次演出一定会成功，剧本和演员都很好，极能吸引观众。没过几天，恩来同志到剧场去看连排。看完戏，他到后台去向演员们祝贺，与绣文、白杨、项堃、耿震等所有演员亲切握手谈笑，又向应云卫、阳翰笙祝贺。大家心情都很兴奋。

    过了两天，恩来同志即约阳翰笙到曾家岩50号来，主要是谈阳翰笙这一新的创作，我坐在旁边听他们谈话。恩来同志赞扬了这一创作很富于戏剧性，能吸引观众，发挥演员的才能，也揭露、触动了国民党搞分裂的阴谋，总的来说很成功。恩来同志也提出一些意见供阳翰笙参考，即剧中过多地渲染了洪宣娇和傅善祥之间儿女私情的纠葛，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弱对太平天国失败教训的揭示。阳翰笙同意这一意见，虽感到这正是自己殊爱之处，还是尽量加以修改。

    《天国春秋》演出是成功的，观众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精彩的话剧了。随着演出的成功，中华剧艺社的经济状况也有了一些改善，剧场的租金能按时付了，大家也有了一些酬劳和收入。重庆第一个专业民间话剧团站稳了，并在观众中树立起一定的威信。

    大约也是1941年的雾季，郭沫若修改了他的第一部剧作《棠棣之花》。当时，在重庆的文艺界朋友都感到戏剧演出能直接与观众交流思想感情，对人民群众有更大的影响力。而历史剧表面上与政治关系不甚密切，国民党的压力也还不算太重。郭老就在修改《棠棣之花》剧本时，尽量抒发了自己的感情。在郭老以极大的热情修改《棠棣之花》的过程中，恩来同志曾数次到郭老家，鼓励郭老，想方设法给予具体的支持，并对许多进步朋友说，郭老的戏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在这段时间，南方局文化组曾多次开会，研究如何抓紧时机发动文艺界冲破国民党的封锁，重新占领阵地，特别是戏剧阵地。中华剧艺社可以说是在党领导支持下建立起来的。除此之外，还要开辟并占领其他阵地。郭老《棠棣之花》的上演，就有着这样的意义。经过朋友与郑用之商议，由中国万岁剧团上演。恩来同志还与郭老、阳翰笙等议定，要组织最强的演员阵容，最合适的导演。舒绣文和张瑞芳（她不属该团）为主角，周峰、江村、孙坚白等都是中国万岁剧团的基本演员。这样也使郑用之觉得是自己剧团演出的，并非被他人所利用。《棠棣之花》在观音岩抗建堂剧场演出，出乎意料，盛况空前。排长队买戏票，在重庆也许是从此开始的吧。

    当然，那时还有不少别的演出，如曹禺创作、张骏祥导演的《蜕变》，夏衍创作、贺孟斧导演的《愁城记》等，使得沉寂了一年的山城又活了，文艺界的朋友又走上了自己要走的路。

    我记得就在那个寒冷的冬季，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恩来同志对我说，他想请文艺戏剧界的朋友到曾家岩50号来玩一次，吃顿晚饭，问我能否估计一下有多少人可以来参加？他见我犹疑的样子，又补充说，只要不是坏人，谁来都欢迎。我望着他一脸高兴的样子，想着是恩来同志要慰问鼓励一下朋友们吧，便谨慎地回答，经常和我们来往的进步朋友至少有数十人，我想他们都会高兴来的。于是选定了大家都可能空闲的日子，我们便忙碌起来。演员们都有一个不成文的点线联系。中艺的老作家、导演，全国文协的朋友都容易请。没想到消息传出，不胫而走，已经被请的、间接请的、还没有请的，都纷纷表示很高兴到周先生的“公馆”来做客。恩来同志表示，来者不拒。约略算计一下超过百人。厨师和住在曾家岩50号的所有同志一齐动手做菜、洗盘子。恩来同志还特别提出，自己下厨房做他的家乡菜“狮子头”。

    天刚黑下来，我已记不清都有谁了，阳翰笙、白尘、应云卫、陈鲤庭、郑君里、舒绣文、白杨、张瑞芳、秦怡、江村、坚白、周峰……这些都是老朋友、老熟人了；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还有与我们不太熟的张骏祥、贺孟斧、史东山等同志也都光临了。曾家岩50号那所房子，楼下总共四间小屋，加个小天井，大家挤在一起，欢声笑语，热闹非常。吃饭的时候，碗筷、板凳都不够。恩来同志、徐冰分别给同志们敬酒夹菜。大家听说“狮子头”这个菜是恩来同志亲自做的，所有筷子下去，一扫而光。长期以来大家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这晚尽欢，人人振奋。虽然山城既黑又窄，但这群富有朝气、不畏艰险的人们，是当年重庆文艺界的精华，他们有代表性、创造性，他们会把雾沉沉的重庆激荡起来。多少年来，我常常想起这件事，我想这正是几年来我们工作的成效，是对国统区进步文艺队伍的一次检阅啊！我之所以不避冗繁地叙述这些小事，是因为只有这许多具体的事实，才可以说明南方局文化组对国统区文艺工作的领导是毋庸置疑的。这支进步的文艺队伍，是经过恩来等同志的辛勤劳动，一点一滴凝聚起来的，是循着党的正确方向前进的。

    四

    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性减少了，皖南事变后疏散到各地的文艺界人士又纷纷回到重庆，还有香港沦陷后回来的，原留守上海的也来了。这时人才济济，特别是在戏剧界，有了1941年雾季的基础，这一年更显得活跃。郭老创作的《屈原》的演出，是这一年雾季演出的高潮。这个剧的演出，无论从政治上和艺术上都取得了极大成就。在创作和排演过程中，恩来同志与郭老常常互相切磋，已成为戏剧界中长远流传的佳话。

    这一年中，还演出了不少好戏，如夏衍写的《法西斯细菌》、曹禺的《北京人》、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剧本内容和形式也多样化，有历史题材的，借古讽今；有洋为中用的，讽刺国民党腐败政治的喜剧；还有歌剧，热闹非凡。当年在重庆的人，当会记忆犹新的。

    在南方局文化组领导下，重庆的进步文艺活动蓬勃发展。这当然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他们加强管制，严格审查制度，多方刁难不准演出，或是对剧本大删大砍，各种手段都用尽了。但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已经锻炼出各种应对的本领。你要删台词吗？可以。演员到台上照讲，审查老爷总不能天天坐在那里听吧？即使听了也无可奈何。

    国民党当局什么都禁演也不那样体面，于是就弄出个把御用文人，写剧本唱对台戏。大家难以忘记的是陈铨的《野玫瑰》。这个戏鼓吹国民党的“曲线救国论”，歌颂女特务、女间谍。国民党下令由中万上演。当这个剧本交到剧团的时候，即引起导演、演员们的反对。剧团领导指定名导演、名演员来负责排练。消息很快传到我们这里，文化组为此还召开了会议，研究如何对付这场对台戏，决定有名望的导演不导，名演员不演（本来大家也都这样想过的，但怕势单力薄，受到压力）。这样就不是一两个人，而是所有的人都拒导拒演。当时剧团找过舒绣文、白杨、张瑞芳等名演员扮演那个女特务，但谁也不接这个角色。这样斗了一个来月，陈铨毫无办法，只好凑上几个人，演出了几场，影响不大，反受到进步人士的批评。从此，大家更感到这种无形的组织是一股力量。那段时间，真有一股好风气，演好戏一呼百应，不争角色，不争名次，两三个名演员同台演戏是常有的事。坏戏下来，一齐罢演。可以这样说，当时党的领导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1942年，戏剧演出十分兴旺，许多作家都写剧本。郭沫若在两年间创作了六个历史题材的剧本，演出大都获得很大成功。茅盾、老舍等老作家也创作剧本。中华剧艺社成立以后，在短短的两个雾季已经演出了14个新戏，很受观众欢迎，已是很有声望的民间职业剧团了。但剧团没有经济上的支持，完全靠演出维持团员的生活，还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从香港回来的艺术家通过私人关系，资助一笔钱，又办了一个民间职业话剧团——中国艺术剧社。当时官办剧团固然也可以为我所用，但总是限制重重，自己组团则可以自由许多。所谓民办剧团，其实也是受党的领导。

    中国艺术剧社在这种情况下筹办起来，由金山出面，利用私人的社会关系得到些资助，地下党员于伶、章泯、司徒慧敏等同志具体参与领导。有关中国艺术剧社的大事也常在南方局文化组讨论决定。

    中国艺术剧社成立后，在重庆演出了不少好戏，其中有夏衍等同志创作的《戏剧春秋》、曹禺改编的《家》、茅盾的《清明前后》等。这些演出，当时在重庆也都是很有影响的。

    在雾重庆的戏剧活动高潮中，应该特别提一下戏剧评论。因为那时的戏剧评论对推进整个戏剧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成为戏剧活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恩来同志以及南方局文化组对这一工作极为重视，在雾季演出期间，《新华日报》用不少篇幅刊登戏剧评论文章。虽然那时评论文章的理论和艺术水平还不高，但已经完全丢弃了过去那种“报屁股”“捧角”的做法，而是严肃认真地探讨有关演出的各种问题，从演出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来评价演出，在观众、读者中起到了较好的媒介和教育作用。

    那时《新华日报》刊登的戏剧评论文章，不少是经过集体讨论的。有些是由《新华日报》组织文艺戏剧人士开座谈会，而后写文章或发表纪要；有的由南方局文化组邀请一些同志讨论，然后写出评论。恩来同志、徐冰常常参加这种讨论，还常常和同志们一起争论，发表见解。有不少评论文章是经恩来同志看过、修改过的。

    1941年至1943年，重庆政治环境恶劣，恩来同志因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许多政治活动被迫停止了。这时，他就有较充裕的时间来了解和领导重庆的文艺戏剧运动，交了许多朋友。恩来同志在重庆时领导文艺工作，从来不是通过生硬的、命令的方式，而是交流思想，潜移默化。这样做，在广大文艺界中，影响更大，根子扎得更深。就是在解放以后的许多年，恩来同志对文艺的领导，仍然保持并发扬了这种优良的传统。

    现在不少同志关心、讨论、总结抗战期间的文艺运动。我写下自己一些具体回忆，几十年前的事了，难免会有疏漏或不准确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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