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志昂扬的武汉抗日宣传周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北平陷落，战火燃至上海，南京失守……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她的儿女们在觉醒。北平数万学生往南流亡，沿途用各种形式宣传抗战，到达长江重镇武汉。“八一三”以后，上海许多文化艺术界名流，组成10个救亡宣传队也来到武汉。南京和广州的学生以及文艺界人士纷纷北上抗日，也云集武汉。像北伐战争时期一样，武汉一时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满怀壮志的各方英豪，在武汉整装待命，为中华民族的存亡奉献自己。

    从1936年西安事变开始，周恩来既带着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使命，与国民党谈判停止内战共同对敌，又奔走于民主党派及各方代表人物之间，终于促成了全国全民共同抗日的大好形势。

    1937年9月，周恩来到达武汉，12月，设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之后，他不仅忙于政治、军事、统战各方面的活动，同时也与当时云集在武汉的文艺界相会，并从此与这支文艺大军结下了不解之缘。周恩来知道，要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必须组织文、武两方面的大军，而党领导好这支文化大军，将会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抗战初，蒋介石任命周恩来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是表面文章，没有实权，但周恩来考虑至少可以利用这块招牌来做点实事。政治部中的第三厅专管文化宣传，这是个重要的阵地，因为在当时，向全国军民宣传抗日，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和信心至关重要。这个职务需要一位既受各方人士尊敬、有号召力，又具才能的人才能胜任。周恩来立即想到郭沫若。在1924年大革命及南昌起义时期，他们曾是战友，后因1927年郭沫若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纸檄文，蒋介石即悬赏3万元缉拿，郭沫若只得出走东瀛。抗战开始，郭沫若即回国，共赴国难。周恩来找到郭沫若商谈三厅之事，岂料郭沫若回绝说：不愿当国民党的官，即使当了受约束也做不了实事。周恩来再三说服无效，只得对这位老战友推心置腹说了几句重话：你不当三厅厅长，我当这个副部长毫无意义。我俩调个位置，我当厅长行不行啊？几经周折，郭沫若终于承当了军委政治部三厅厅长。周恩来以此为契机，他的才干、胸怀，加上郭沫若的人望，把当时已聚集在武汉的文化英杰，尽可能请到三厅里来，共同为民族生存、抵抗侵略而尽力。当时有胡愈之、张志让、田汉、洪深、范寿康、冯乃超、阳翰笙、冼星海、应云卫、张光年、马彦祥等人在三厅工作，使众多的人才有了用武之地。

    1938年春，三厅成立后不到10天，周恩来发表了《怎样进行二期抗战宣传周工作》的文章，并与郭沫若及三厅人员共同研究如何做好工作并扩大宣传效果，提出的要求是：文字口头宣传具体生动，艺术演出通俗易懂、深刻感人。宣传周共六日，每日都有主要项目：戏剧日、电影日、美术漫画日、游行日等。4月7日，周恩来在宣传周开幕式上发表激发群情的讲话，要求把宣传周扩大到全国去。这时正好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武汉，一扫自南京失守后不少人失去胜利信心的低沉气氛。周恩来与郭沫若商议，立即派宣传人员赶往台儿庄慰问前线战士，使宣传深入军队。

    在宣传日，艺术家们在汉口市通衢大道演出街头短剧，学生们发表演说，画家们的漫画贴满街头。入夜举行火炬游行，在长江之上、武汉三镇之间，抗日画灯火炬和几百条船组成的歌咏队延绵数里，抗日歌声响彻云霄。人民的抗日情绪热烈高昂，为多少年来所少见，尔后通过新闻媒介将这种昂扬的情绪传遍全国各地。

    组织更为广大的文艺战线

    抗战初期，利用政治部三厅的官方渠道组织一支文艺大军进行抗日宣传工作，固然很重要，但这支队伍主要以当年上海左翼人士或进步青年为骨干，应该说从团结全国各方人士的角度看来，还是不够广泛。比如有些过去并不赞成左翼做法的文艺家、中间派，甚至曾靠近国民党但有爱国思想，赞成全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的人士，也都可以团结成为更有影响的强大力量。周恩来、阳翰笙提出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全国文协”）。周恩来立即想到老舍，他也是满怀爱国之志，正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工作中来。那时老舍住在冯玉祥将军家中，周恩来亲自前去拜访老舍，共商为抗日救国成立全国文协之事。这是一个完全民间性的组织，由老舍以总务长的名义领导工作。筹办之初没有经费，由冯玉祥将军捐赠。1938年3月全国文协宣告成立。周恩来和冯玉祥在成立大会上被选为荣誉主席。当时孔罗荪、叶以群、胡风等积极参与工作。武汉失守后总会迁到重庆。以后茅盾、冰心、巴金都曾参加全国文协的各种活动。聂绀弩、葛一虹等也在文协工作过。文协编辑出版《抗战文艺》刊物，连国民党文人王平陵、崔万秋等也参与其中。同时全国各地成立分会，在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由丁玲领导。全国各地文协及总会在八年抗战中，团结了文艺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爱国主义旗帜下，起了重要的作用。

    文艺宣传深入全国各地

    高昂澎湃的群众热情过后不久，日军侵华势力逼近武汉。武汉危急。

    周恩来与文艺界的主要人士共同商议，将聚集在武汉的文艺大军，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迅速分散为几股力量：一部分人由政治部三厅组建10个抗日救亡演剧队，分赴各地，包括国民党管辖的各战区及抗日军队，深入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许多知名的文艺家在那时都曾参加过救亡演剧队，如张光年、张瑞芳、丁里、王唯一、吕复、田冲、夏淳、朱琳、胡宗温等。周恩来曾给演剧队员做报告，鼓励队员们坚定抗日的信心和决心，并提出演剧队不单是抗日宣传队，还是深入群众的工作队。救亡演剧队迅速分散深入各战区及敌后。八年抗战中，无论环境多么困难，他们始终坚持抗日工作，直至抗战胜利，有些队则坚持到全国解放。队员中不少人成为建国初期全国各地区、各大城市文化艺术部门的领导和艺术骨干。

    武汉文艺大军中另一部分则辗转到达延安，如吕骥、陈荒煤、蔡若虹、张庚、崔嵬、田方、水华、舒强等。他们则是延安鲁艺创办期及其后的老师或学生，为解放区及新中国培养了一支优秀文艺队伍。还有一部分则是在武汉失守后，经长沙入重庆或去桂林，留在国民党统治区继续战斗。

    特殊环境下的文艺斗争

    淞沪战场失利，武汉危急，国民党政府于1938年11月16日发表宣言迁都重庆，尚留在武汉和各地的文艺家先后到了重庆，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也搬到重庆继续工作。经过武汉那段轰轰烈烈的抗日总动员之后，蒋介石并无决心坚持抗战的实情逐渐暴露，1940年，在国民党内部公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掀起三次反共浪潮，限制全国抗日民主活动，甚至迫害抗日民主人士。抗战初期武汉那样的全民抗战的高潮形势一去不复返了，特别是1941年围攻皖南新四军事件后更为严重。抗战陪都重庆阴风四起，许多抗日志士和文艺家上了特务的黑名单。周恩来一面与国民党内的投降派做斗争，与坚持抗战的民主党派共商对策，还要疏散、隐蔽、保护大批民主人士和文艺界朋友。1939年我从延安调到重庆，在周恩来领导下做文化方面的工作，看到周恩来领导中央南方局，为使这批抗日的力量分散各地，继续发挥作用并得以保存，夜以继日，费尽心机。当时文艺界有不少人到了香港、昆明以至缅甸等地。

    1941年是重庆最沉闷的一年，连大气层都好像停止了流动。蒋、日、汪合流的梦想受到美英的牵制，继续抗战已是大势所趋。党中央指示，可以从文化方面突破，打开僵局，唤起民众坚持抗日、民主、进步。周恩来在武汉时交了许多文艺界朋友，在重庆这段艰难岁月中，周恩来与这些朋友做了更具体、更细微深入的思想交流，从相识到相知。周恩来认为从文化方面打开僵局的做法非常正确，又认为话剧最富于群众性和政治性，因此积极参与支持戏剧方面的活动。当时应云卫、陈白尘等筹建了第一个民间职业话剧团中华剧艺社，继而又由夏衍、司徒慧敏、金山等建立中国艺术剧社，周恩来都从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还有中国万岁剧团、中青剧社、中电剧团，这些剧团虽是国民党属下的，但其中的大部分导演、演员及舞台工作人员是爱国进步人士，也是我们的朋友。所以在1941年及1942年冬，演出了《天国春秋》《屈原》《法西斯细菌》《结婚进行曲》《北京人》《风雪夜归人》等数十出新创作的话剧，受到观众极大欢迎，大家称为雾季重庆演出高潮。在不长的时间内演出这么多新创作的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且得到观众热烈欢迎的话剧，在中国话剧历史上也是少有的。周恩来在这段话剧热潮中，倾注了时间和心血。数十出话剧，他都到剧场看过演出，有些不止看一次。有些戏他在演出前还阅读过剧本，提出修改意见共同讨论，演出后组织评论文章以扩大影响。周恩来对许多事情考虑得非常具体周到。数十年来他和文艺大师们及许多艺术家，从相识相知而成为挚交诤友。这是因为周恩来总是平等待人，坦诚相见，互相尊重，对某些问题有不同意见或争论时，他虚怀若谷，认真思考，通过共同探讨而取得一致。

    那时国民党当局对各种进步活动采取高压政策，出版和演出都须经过层层审查。在戏剧方面要演出现实斗争生活的剧目很难通过，所以只能采取迂回的办法，演出历史剧，内容针砭时弊的如《屈原》，反对封建制度的如《北京人》。当时演出这样的剧目，有些人曾提出疑问：是否符合宣传抗战主流？如何评价其进步意义？周恩来曾多次对文艺界朋友和我们工作人员谈道：在特殊情况下，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就符合抗战主流，而历史题材同样可以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屈原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对独裁黑暗统治的愤懑亦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有积极的政治性。《天国春秋》描写太平天国在危难的时刻而内讧，在当时有批评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意义。这些剧目的演出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引起思想上的共鸣。《北京人》《风雪夜归人》是对封建社会的揭露和鞭挞，唤起人民反对封建压迫，向往自由和解放，也有进步意义。任何时代文艺发展的主流都是鲜明的，但又是丰富多彩的。不同时代，不同环境，反映在文艺上也是不同的，而不应简单化、绝对化，那样只能扼杀文艺家的创作才能和文艺的发展。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过去半个世纪，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也近20载。但时间的流逝带不走也冲不毁我们永久的心碑。他是我们民族最高品格的永恒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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