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荒煤是一个深沉的、善于思考的人，又是一个极重感情的真挚的朋友。我和他相识半个多世纪，虽然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并不长，过往亦不甚密。但无论什么时候聚在一起都能畅谈交心，从无顾忌，这样的朋友不可多得。

    大约在1964年5月，我随周恩来总理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到成都、重庆访问，在重庆市长的正式欢迎宴会上遇到荒煤，我感到有些意外，立即跑过去和他说话。我知道他是在“两个批示”以后，文化部整风，他受到批判并下放了，没想到在重庆遇见。见到我他也很高兴，问起北京近来文艺界整风的情况。我没有回答这些，却拉着他的手说：主要客人还没有到，快到那边见见周总理吧，他很关心你，还向我问起过你哩。这时，总理也正向荒煤招手打招呼。荒煤走过去，两人紧紧握着手，深情地互相看了好一阵，却只做了片刻寒暄。那时荒煤是下放锻炼，还担任着重庆市副市长的职务，协助管理工业生产。他对我说：对文艺工作已心灰意冷，以后洗手不干要改行了。

    在从武汉回北京的飞机上，总理又和我谈起荒煤，他因为在重庆没有时间和荒煤谈谈，感到抱歉，让我回北京后给荒煤写封信，转告他的歉意，并希望以后找机会和荒煤详谈，并要我问问荒煤，他在文化部整风会上的检查，到底是怎么想的？他真的认为自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吗？回到北京，我很快就给荒煤写了一封长信。还没有等到荒煤的回信，“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一切都变了，一切都来不及了，荒煤留下了终生遗憾！

    1995年，荒煤患了急性心肌梗死住进北京医院，我经常去探望。他第一次住院经过治疗，恢复比较快。我去看望他时，他的精神还很好。我为了要编辑《周恩来与文化名人》一书，曾约请他写篇稿，并请教他对编这本书的意见。他已经答应做这本书的顾问。凡是与周恩来有关的事情，他一直都非常热心。那时他主编的《周恩来与电影》一书已经发排，他从编书的经验中给我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随后他又对我谈起，如果再写周恩来的文章，一定要把那块心病尽情倾吐出来。他所说的心病，就是关于他1964年在文化部对于电影工作的检查，上纲到执行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说起这些，他脸上布满了乌云，声音变得低沉了。我立即制止他说：病中何必提起这些不愉快的事呢？但荒煤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又追问起当年周总理是怎样谈这件事的，是否有责备他的意思？我说没有，总理只是猜测你说了违心的话。他认为你对电影方面的情况十分熟悉，电影工作取得的成绩，你应该看得很清楚，没有必要上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的纲啊。我当时还说了句，荒煤这人就喜欢把什么都揽过来自己检讨，其实这也是毛病。总理淡淡笑着说：你不了解情况，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说到这里，荒煤的脸色显得更阴沉了：你怎么还不明白，我这一检讨等于把脏水泼到周总理的身上啦。这是当时的所谓“左”派和以后的“四人帮”求之不得的！他那激动的情绪使我震惊，他停顿一下压制自己的感情，又轻轻地说：我真后悔为什么不找机会向周总理倾诉哩。他近乎哽咽，眼里满含泪水……

    我们拍摄专题片《周恩来与文艺》时采访荒煤，他也谈到这件事。这位卓有成就的老艺术家、深孚众望的电影界领导人，面对镜头，几乎是泣不成声。这位老文艺家和周总理之间的这种相互理解、心灵相通的深厚感情，怎不令人为之动容！

    1996年，荒煤又住进医院，并且发现淋巴结有癌细胞。经过几个疗程的化疗后，他的身体显得衰弱，清瘦了许多。我又一次去看望他时心里十分难过，只想安慰他谈谈恢复健康的话题。他却突然对我说：我答应写的文章恐怕写不成了，你替我写吧。你知道我的想法，能写好的。我望着他深情的眼神，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只得说：你一定会好起来，也一定能再写文章。我还故意轻松地说：这几年你真够勤快的，经常都能读到你的文章和新书。他却毫不理会我的话，又接着说：这几年我一直在查阅文化部过去的档案，主要是中央对文化部的批评和指示。我找不到国务院，特别是周总理直接对文化部的批示。我一直在思考，相信周总理对“文革”前17年文艺工作基本上是肯定的，他一直不认为17年存在什么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但1964年“两个批示”以后，他没有再做文艺方面的发言，我想在那种情况下，他也不能再说什么。《东方红》大型歌舞是他煞费苦心用事实来说话，证明文艺队伍是好的，文艺工作是有成绩的。想到这些我心里特别感到内疚。我怎么当时就不理解周总理的想法呢？！过几天等我精神恢复得好些，我还要和你详谈。我认为我们都应该用周总理那种无私、谦虚、严格的态度要求自己，应该在我们身上折射出周总理那些高贵的品德。这正是他伟大的人格力量。他亢奋起来，我真不知该如何是好。我说：荒煤，我多么希望你以后再详细地对我谈谈你的这些想法，但愿你身体早日康复。你认为我能做，我就替你记录，替你写。可是目前你不要整天想这些事，想多了怎么能好好休养呢？但是，没有时间让他再谈了，他身体日渐衰弱，已经受不了不断化疗的伤害与折磨。

    我再一次到医院，荒煤已经躺在床上，无力支撑自己的躯体，声音很微弱。我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默默无言。他的眼睛仍有神地望着我：记住，你一定要替我写那篇文章，我相信我们都很理解周总理，他也是理解我的。我点点头，忍不住泪水滴到他的手背上……

    我接受了这样动人心魄的委托，我知道我无法写好这篇文章……

    二

    同志、朋友之间产生深厚的感情，不仅是相互理解，心灵相通。周恩来在文化艺术界有那样多知心朋友，还因为他是国家领导人，能正确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在工作中，他亲自调查了解下情，遇到困难问题，他及时给予具体帮助。他极少做泛泛的指示或只讲空话，而是既有高度理论概括，又能提出具体解决办法。所以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自然会产生由衷的敬爱和信赖，产生难忘的情谊，荒煤对周恩来就是这样，从工作中逐渐培养了深厚的感情。他曾经在多篇文章中提及的正是周恩来对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荒煤相当长时间以来比较系统地、认真地研究了周恩来对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及领导方法，并且要求自己在工作中贯彻他的思想和作风。我认为这是非常可贵的。

    荒煤在纪念周恩来90诞辰时写了一篇题为《尊重艺术规律，发扬艺术领导民主》的文章，阐述了周恩来文艺思想的重要内容，用荒煤的话来说，是对周恩来文艺思想和领导艺术的探讨。这种探讨显然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数十年来周恩来和文化界的许多朋友、艺术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曾无数次地对文化艺术问题发表过自己的意见，甚至是非常具体的对艺术的见解，也曾许多次做过有关文化艺术问题的系统报告。周恩来逝世以后，文化艺术界的朋友写怀念他的文章，从各个角度记下了周恩来领导文艺工作的功绩和对他们的具体帮助，但还没有多少人认真地探讨过周恩来的文艺思想。荒煤做了比较认真的研究，也许还不够系统全面，但终归是非常有意义的开端。他在文章中写道：

    周恩来同志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文艺路线，他经常和文艺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更多地了解文艺工作与创作实践中存在的思想情况和种种困难，善于从实际出发，把握文艺的客观规律，因而，他的许多重要讲话，理论联系实际，符合中国国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和理论都有所丰富和发展。

    周恩来同志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就一贯关注大后方的文艺运动，并亲自领导了这个运动，团结了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扩大并加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

    新中国建立以来，周恩来同志也始终关注文艺工作，他和文艺工作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对各方面的工作都发表过许多意见，做过许多具体指示，可惜，这些讲话和意见至今还没有被完全整理出来。

    荒煤说：

    在文艺工作中，尊重艺术的客观规律，发扬艺术民主，始终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事业能否正常发展，是否能够促进文艺创作真正繁荣，创作更多的丰富多彩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作品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文化生活的需要，仍然是一个根本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反复强调这是一个“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一个基本性的也是长期性的方针”，“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长期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历经风风雨雨，这个方针始终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多次的反复，直到“文革”的发生，证明了这一点。

    荒煤认为，历史的经验证明，衡量文艺工作的成绩和兴衰，关键在于有没有真正的创作繁荣。一切有关的文化领导机构指导思想、行政管理、文化事业规模的大小、理论研究工作是否活跃、有关的具体政策是否适当，归根到底，决定于创作的繁荣。创作不繁荣，千篇一律，一花独放，不能反映丰富多彩的生活，不能反映时代精神，不能调动一切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缺乏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不能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发展的文化生活多方面的需要，那么不仅不能体现也说不上贯彻“双百”方针，也就不能真正坚持“二为”的方向。荒煤说：“‘双百’方针的贯彻，不取决于口头的诺言、理论上的泛论，而决定于创作是否繁荣。抓创作，促使创作的繁荣，是贯彻‘双百’方针的关键。”

    荒煤认为，周恩来领导文艺的思想和方法，在坚决贯彻“双百”方针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在理论上有所发展，主要是对创作实践中存在的种种现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给予科学的回答，推动了文艺创作的繁荣。

    周恩来常常谈到题材多样化。他提倡文艺创作要反映新的时代、新的群众、新的英雄人物，同时又重视题材的广阔性和题材的多样化。比如在1956年关于昆曲《十五贯》的讲话中，他充分肯定《十五贯》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他指出，不要以为只有描写了劳动人民才有人民性，历史剧也可以起现实的教育作用，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这说明周恩来对历史题材很重视。

    关于题材，周恩来特别提到，广大人民群众看电影或欣赏文艺是需要娱乐和休息。作品要寓教育于娱乐之中，所以也需要轻松的抒情的作品，不能让人民群众天天看打仗。因此他也提到，作家对题材的选择完全有自由，也尊重作家的创作自由。荒煤说：周恩来反复强调题材多样化，作家完全有选择题材的自由，正是高度重视艺术客观规律和创作自由，抓住了繁荣创作这一“双百”方针的关键，是对“双百”方针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列宁曾讲过：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周恩来对列宁这一科学论断做了进一步发挥。

    1961年新侨会议、1962年紫光阁会议，周恩来都做了重要讲话，这两次讲话是针对当时文艺创作中遇到的各种难题，周恩来对这些问题都做了明确透彻的回答，而且实质上延伸到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党究竟怎样加强和改善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周恩来对许多具体问题的回答，无不是围绕着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加以论证阐述，而最后用辩证的观点，归纳为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是要尊重艺术的客观规律，二是要发扬艺术民主。同时证明，不尊重艺术的客观规律，就不可能发扬艺术民主，也就无从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改变领导作风，真正贯彻“双百”方针。

    关于艺术的客观规律，周恩来非常简明扼要地指出：“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客观的发展规律，当然文艺是精神生产，它是头脑的产物，更带复杂性，更难掌握。”“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都要通过形象、典型来表现，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标语口号不是文艺。”“要求文学作品反映时代精神，不是把党的政策、决议塞到一个戏里，不能要求一个作品把时代的全部精神都反映了……不能把时代精神完全解释为党的政策、党的决议。时代精神也只能通过这时代的一个侧面表现出来。”

    周恩来的上述论断，都是针对当时存在的一些妨碍艺术创作发展的观点而做的。因此，周恩来从政治要求、群众观点和领导作风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来阐述艺术和客观规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高瞻远瞩地指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思想，也是他之所以能够以身作则和文艺界朋友广泛建立亲密无间的友谊、爱惜人才、发挥他们的长处、尊重他们的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切正确领导文艺工作、关心文艺事业者的楷模。

    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周恩来民主作风，平易近人，虚心倾听不同意见，并善于吸取不同意见，这是所有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深有体会的。他在领导文艺工作中，不仅时常提倡民主，而且身体力行发扬民主。在电影界中流传着一段几乎无人不知的佳话，那就是著名演员赵丹和周恩来关于《达吉和她的父亲》这一作品是文学创作好还是电影创作好的争论，最后两人各执己见，达不成共识。赵丹宣称：不管怎么说，你说服不了我，我要坚持这是我赵丹一家之言。周恩来说：我也坚持我这一家之言，都可以保留各自的一家之言嘛。争论不休，哈哈大笑，接着共同携手游香山。

    1961年周恩来在新侨会议的讲话中，严厉批评了一些行政领导实行“一言堂”“五子登科”，以势压人。周恩来说：“光有自我批评还不行，还要深入群众，只有深入群众才能知道自己的意见对不对。”周恩来更明确地指出：“政策上的偏差，中央是第一位的责任……根还是从上面来的。”“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要从我们做起……民主作风必须从我们这些人做起，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他最后宣布：今天我所说的话不一定对，我是树个“的”，让大家来射，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攻。周恩来这种发扬民主的坦荡胸怀、真挚的感情、坚定的信念、亲切的关怀、无私的批评，激起了艺术家们强烈的反响，也使得一些搞文艺领导工作的同志感到兴奋，也感到惭愧，的确受到深刻的教育。

    新侨会议后，1962年到1964年电影方面出现了一个创作小高潮，生产了《甲午风云》《停战以后》《东进序曲》《李双双》《冰山上的来客》《早春二月》《小兵张嘎》《阿诗玛》等许多优秀影片。

    荒煤对周恩来文艺思想概括论述了几点：认真贯彻“双百”方针，抓紧繁荣创作，遵循艺术规律，发扬艺术民主。我认为这的确是周恩来领导文艺工作的思想核心，不仅是总结了前一段的可贵经验，而且对今后的文艺领导、文艺创作的繁荣，也是十分重要的。

    荒煤之所以对周恩来文艺思想有着深刻的体会，是因为荒煤在新中国成立后十几年在文艺工作领导岗位上，特别是领导电影工作，经受了风风雨雨，备尝甘苦，许多问题有切肤之痛。有些问题，他本人也不是没有想到，但不能解决。像1957年反右派运动对文艺界极大的打击，1958年的冒进风，1959年反右倾运动，这无疑对社会有很大影响。来自“左”的干扰，使文艺界受到严重的挫折。文艺界濒临绝境，要想改变现状的干部无所适从，作家们惊魂不定不敢提笔，艺术家们害怕动辄得咎，人人自危。而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时刻，周恩来对文艺工作仍十分关注。经过两年的深入调查研究，与众多文艺家谈心，听取意见，总结经验教训，他于1961年6月19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做了讲话，1962年2月17日又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做的讲话，还有1959年5月3日《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这些讲话的内容是沿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结合当时的实际做了理论的概括，并指导具体解决难题。当时文艺界人士听到报告都欢欣鼓舞，思想又获得了解放，继续工作的信心倍增。随后两年电影戏剧创作又取得了新的成就。可惜好景不长，“左”派出来抵制、破坏，终致“文革”的爆发。

    三

    新中国成立以后，荒煤个人也经受过不少挫折与打击。他说过，跌倒了又爬起来，还得往前走。据在电影战线和荒煤较长时间共事的奚珊珊介绍，荒煤在领导电影工作中常常告诉大家，他在工作中的顽强勤奋，是受到周恩来思想和精神的感召，和在工作中不断受到周恩来的帮助和鼓舞。即使是在受到“左”的思想严重干扰的时候，他也感受到周恩来代表党在掌握大局。1958年“大跃进”年代，“左”倾冒进的形势也波及电影生产，有的导演迫于形势一天要拍100多个镜头，粗制滥造。荒煤感到惶惑。不久他便听到周恩来传话：电影生产不要追求数量，对于正在拍摄的影片《林则徐》，要导演注意质量。这使得荒煤心中一亮。随后又发生了艺术性纪录片的事情，使荒煤从反面吸取教训。而周恩来却没有因为荒煤不理解他的原意造成了损失而给予责备，他被周恩来这种胸怀宽阔、信赖干部的作风深深感动。当《青春之歌》电影拍成后，陈伯达批评这是描写了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影片几被禁演。周恩来看完后对北影厂的同志说，描写了知识分子的进步，有什么不好呢？这是部好影片。这种例子荒煤经历过不知多少。在他的思想中，文艺创作在那个时期不断受到“左”的干扰，而他从周恩来的不断指导中，又得到了力量，增强了抵制来自“左”的思想干扰的能力。

    新侨会议后，电影生产了一批比较优秀的作品，但“左”的压力也越来越大。1963年、1964年“两个批示”出来了，随之文化部开展了整风运动，电影界夏衍首当其冲，批判夏衍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林家铺子》《早春二月》都是“大毒草”。领导整风运动的人动员荒煤站出来揭批夏衍，如能反戈一击就能立功赎罪。荒煤当时思想也有矛盾。但经过那么多的运动和批判，他认为首先应该实事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影工作取得很大成绩，那些影片不是“毒草”。他在文化部是主管电影创作的，如果有错误他有责任，不应该推给夏衍。在感到矛盾痛苦的时候，他想到周恩来长期以来对电影工作的正确领导以及他那种勇于负责的精神，所以荒煤始终没有对夏衍做什么反戈一击。结果文化部整风从批判夏衍的修正主义路线立刻变成批判夏、陈修正主义路线，并且火力更猛烈地对准荒煤。不管他怎么检查也过不了关。批判持续纠缠了相当长的时间，最终迷迷茫茫的荒煤承认执行了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这是一件让他想起来就感到非常痛苦的事，而成终生遗憾。

    “文革”结束四年以后，荒煤的问题得到彻底平反。1981年，他又回到文化部，还是主管电影工作。经过十几年的坎坷，十几年的反思，正逢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使荒煤感到兴奋。当然新时期新工作也会遇到新问题，电影创作也一样。在重新走上岗位时，周恩来文艺思想和领导文艺工作的许多经验，使他感到更有重要的意义，每当遇到难题，他都能从那里得到具体帮助，尤其是周恩来对艺术作品的宽容、爱护；对艺术家，尤其是青年新人的倍加珍爱培育，他更有深刻体会。那时他已66岁，除了抓紧繁荣创作，更需尽快培育新人。

    四

    荒煤在1964年文艺整风遭到批判，以后又被投入监狱，经过漫长的14年，他没有写过文章，而是写了无数的检讨和认罪书。1978年他完全自由，彻底平反了。《人民文学》约请他写的第一篇文章是纪念周恩来的。他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写下了《永恒的纪念》一文，文章中，他详尽描述了1944年遇到周恩来的情景，那时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停留在延安的时间比较长。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荒煤他们一群人遇到了周恩来，说起延安戏剧创作的情况。周恩来知道他们正在赶写并排练一部反映敌后斗争的话剧《粮食》，饶有兴趣地问起有关的情况。最后他说，这个剧本写好以后你们来读给我听，大家一同研究研究。荒煤他们当时以为周恩来是随便说说的。剧本写好以后，荒煤告诉了周恩来，但他以为七大的准备工作正紧张进行着，周恩来怎么可能抽出时间来听读剧本呢？然而，没过几天，荒煤接到周恩来的一封信，约有关的同志第二天晚上到杨家岭周恩来办公的窑洞去读剧本。荒煤那份高兴和惊异难以形容。当时我也正好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有幸也参加了这次活动，而且是特别通知我从党校去参加的。那晚延安的天空特别湛蓝，漫天星斗镶嵌在夜空，像闪烁的宝石。窑洞里大概不到十个人，已挤坐得满满的了。荒煤、水华等从鲁艺来的同志轮流读剧本。在我的记忆中，那是较长又比较乏味的一次朗读。可是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特别是看到周恩来经过一天劳累后还那么专心听读，有时他没听清楚时还会发问，所以虽然剧本长，又显得沉闷，但大家的心情都很轻松。剧本读完时，已过半夜，大家到窑洞外边透透气，又回来坐下听周恩来说意见。那晚，周恩来谈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鼓励他们改好剧本，还要拨专款让该剧演出。我们散会时，东方的朝霞已经隐约可见了……

    “文革”后我第一次遇到荒煤时，我和他说起这篇文章。我钦佩地望着他说：你的记忆真惊人。你写的那篇《永恒的纪念》，既有感情又那么细致，有许多细节我都忘记了。他淡淡地笑了：怎么会忘记呢？文章前半段你没有细读吗？我回答他：怎么会呢？你写得那样动情。荒煤这篇文章虽然很短，却写了他在工作上第一次与周恩来的接触，又写了在重庆他与周恩来相见的最后一面，就是带着永生遗憾的那一面。那次见荒煤，我觉得他虽然焕发了新的热情，但内心抑郁，那淡淡的哀伤仍留在他心里。

    从1978年到荒煤离开人世的18年中，荒煤对周恩来的怀念始终不减。他写的纪念、回忆、学习、研究周恩来的文章有数十篇，并于1992年编辑成册出版，书名即是《永恒的纪念》。

    1978年，在他的指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辑了第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书《周恩来与文艺》，内容包括：周恩来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三篇讲话，周恩来文艺思想学习，周恩来与文艺工作者。

    此外，荒煤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尽最大的力量主编了《周恩来与电影》一书。他从筹划、集稿到审稿都亲自动手。在周恩来逝世20周年时，这本书出版了，但荒煤已无力参加这本书的首发式。他只能写一封信表示自己的心情：

    《周恩来与电影》这部著作的出版，正好说明：没有周恩来对新闻电影、重庆电影、香港电影、上海“孤岛”时代电影事业无微不至的关怀，没有对新中国故事片、新闻片、科教片、美术片、戏曲片的热情指导和关怀，没有对新中国电影展览月的热情鼓舞，没有1959年和邓小平同志亲自抓国庆十周年献礼片的豪情壮志，又在1961年新侨会议上开展了第一次反对文艺思想战线上“左”的错误，制定了文艺十条和电影三十二条，又终于使电影为国庆十五周年献礼迎来一个小高峰，就没有《周恩来与电影》这部书，就没有真正的新中国电影史。

    我衷心期望年轻一代的电影艺术家、制片家要认真学习这部反映中国电影事业发展、饱经坎坷而终于奋勇前进的宝贵著作。如果不继承和发展周恩来坚持“二为”的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指导思想，那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影事业，就不过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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