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5年末，我从天津市调到北京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主要是管《戏剧报》的编辑审稿工作。解放前我也曾在文艺界工作多年，但我还没有强烈感觉文艺圈工作的复杂性，无论思想上或人际关系上，我还比较单纯，缺少经验。
1956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演了一出新的话剧《同甘共苦》，是岳野的新作，由孙维世导演，舒强、于蓝、刘燕瑾主演，受到观众的欢迎。不少人认为这是解放后作家解放思想、敢于揭露矛盾的力作，在《戏剧报》上也曾发表过称赞的文章。工作所系，当然我也去观看了。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大家说好的，我总想去挑点毛病；别人批评的，我反而要找出些好处来。我第一次去看《同甘共苦》时，感觉戏写得不错，很吸引人，演员阵容一流，导演更没得说。但我思想上总觉得有些别扭、不顺，主要是剧本内容引起我这种看法。
现在可能有不少人当年是看过演出的。这是一部感情戏，故事写老干部的三角恋爱。男主角（舒强饰）是党的高级干部，女主角之一（于蓝饰）是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女主角之二（刘燕瑾饰）是党的高级干部前妻，农村妇女。剧本故事情节也并不复杂：抗日战争期间，一个年轻人告别新婚的妻子参了军，从此杳无音讯。后来他的妻子也参加了抗日后勤工作，成了妇女积极分子，但夫妻二人因战乱而失去了联系。男青年在抗日队伍中又认识了一位知识分子女干部，结婚生子。这种情况在那个年代很普遍。这是战争环境所造成的，无可非议。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三个人相逢了。这时男青年已成为高级干部，遇到前妻既抱歉又难堪。他看见前妻已成为进步分子，对他再婚也毫无怨言，相反还百般照顾他，使他十分感动。抗战妻子开始有些嫉妒，但慢慢感到这位前妻既能干又贤惠。两位妻子都觉得自己应该退出，但那位高级干部不同意，于是便成了一夫二妻，相安无事（剧情内容我只是记忆，没有再查证）。如果在旧社会，这种事是可以让别人接受的，难得三人都这样识大体顾大局。但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正在宣传一夫一妻的新婚姻法。于是我心里提出了问号：这样的戏不是违背婚姻法吗？而且那位高级干部同时面对两个妻子，使我感到不可思议。最后我得出结论：这个戏的主题思想不健康，虽然演得好，导得好，观众喜欢，但不能提倡，而且应该批评。于是我写了一篇剧评，洋洋洒洒写了三四千字，批评该戏思想不健康，违背婚姻法，还给老干部脸上抹黑。总之是一棍子打下去了。
文章登在《戏剧报》上，这多少会引起圈内人士的吃惊。孙维世和岳野的名气都不小，活动能量也强，而我是刚到北京来的新人。不几天剧协艺委会就召开了有关《同甘共苦》的座谈会，到会的人不少。我当时认为只是讨论一下，交换意见，我已经发表了文章，没有再多要说的了。会上还真有争论，开始都心平气和的，到孙维世发言时她很严厉地指着我说：你不就是掌握舆论工具吗？怎么就这样胡言乱语给人扣帽子？新生事物出来不容易，你一棍子就想打死呀。你是什么评论家，一窍不通！当时我都懵了：没想到会这样。我的个性也倔，见她如此，便回了一句：你是了不起的大专家，批评不得吗？座谈会变成了吵架……
我和孙维世认识很久了，相处得也不错，这一下成了“仇人”似的，见面都不说话。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怎么会这样呢？不就是一篇剧评吗？但我还没有认真去思考我的文章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不久，恩来同志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让我吃午饭时去西花厅。我到了西花厅，看见维世已经坐在那里和她的邓妈妈亲热交谈着。我一见这情景不知所措，也就坐下来。不一会儿就开饭了，公务员提来两个饭盒放在桌上。邓大姐和恩来同志的饭菜从来就很简单，倒是给我和维世的那两份又多又好。这时恩来同志进来了，维世是他们的干女儿，很亲热地叫爸爸。恩来同志很客气地先和我握握手，便让我们吃饭，也没再说什么话。吃完饭，坐在沙发上，恩来同志笑着说道：听说你们两个人当着不少人的面打了起来？维世笑着不说话，我吃惊地看着他们说：没有呀，怎么可能打起来呢？不过是对一个戏有不同看法而已。恩来同志哈哈笑起来：我的情报又准又快，真的没打？维世说：打了，不过是嘴仗。邓大姐这时才发话：你们都是老党员了，不会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吗？都认为自己全对了？她说话时表情很严肃，但语气很平和，没有责备的意思。我觉得很难向维世道歉。这件事好像就这样过去了，我和维世也和过去一样了。
就在这时候，戏剧圈忽然刮起一阵风，既批评《同甘共苦》，又批评别的有创意的剧本和演出。比如青艺演出的《瘦马记》，南京演出的《布谷鸟又叫了》，等等。这时我才真正感觉到我的无知。我的文章居然引来了一股极左风——应该说这股风从来就有，是我的无知不觉中起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我想做个自我批评也无济于事了。到了反右派时，这些作家都被批判成为右派分子，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但根本无能为力去挽回什么了。这件事成了我数十年来的一块心病。我一直感到对不起维世和岳野，当时确是出于无知，但也不能原谅。
我和孙维世1937年在延安就认识了，那时候大家都称她为大小姐。她年轻漂亮，是从上海到延安的电影明星，她比江青名气大，因此在那时候江青对她埋下了嫉妒之心。她在延安演的第一个角色是话剧《团圆》的女主角，沙可夫写的剧本，左明导演。维世是女主角，大小姐的名气可能由此而生吧。林彪也追求过她，但维世对“首长”并不感兴趣，这也引起了叶群的嫉恨，以至几十年后她被人害死。1939年，孙维世随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去苏联留学，直到全中国解放前夕才回国。
新中国成立后，维世成为著名专家导演并回到北京，在那段长时间我们没有什么接触，我和她母亲任锐成了好朋友，她小姨任均和我在鲁艺是同学，所以我和她一家也还是顶有缘分的。抗战期间，任锐因为身体不好，到重庆治病，那时我正好已调到重庆工作，我受恩来同志的嘱咐照顾老大姐，所以与她感情很好。解放后我在天津工作时，任锐又在天津治病，那时维世到天津看望和照顾她母亲，我常常与她见面，一起去看望她母亲，直到她母亲去世。不久我也调到北京工作，而且都在戏剧圈里，那次矛盾很出我的意料，当然很快也过去了。其实我对她的艺术才能一直都很钦佩，她的为人、她的勤奋，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解放不久，由廖承志领导创建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当时这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剧院，孙维世是总导演，其他导演有不少，另有金山、石羽、杨露曦等著名演员。青艺与北京人艺成为当时在首都最有实力的、演出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剧院。当然这两个剧院的演出风格完全不同。
孙维世在青年艺术剧院排演了俄罗斯及苏联的名剧，如《凡尼亚舅舅》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轰动全国，在教育年轻一代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艺术创作上也非常成功，成为一时的典范。孙维世还在中央戏剧学院办起了导演、表演艺术训练班，请来苏联专家列士里等人做教授，这使全国的话剧艺术水平都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孙维世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话剧事业创下的业绩是无可否认的。
60年代，毛泽东发表了对文艺界“两个批示”，刹那间，狂风暴雨骤然而至。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工作者处于困难境地。在这种气氛下，在恩来同志的督促和支持下，孙维世很快就组成一支队伍深入东北大庆油田工地，与广大工人群众同吃同住，体验生活，并写出了反映大庆人的剧本，不久在北京上演。虽说剧本和演出效果都不是很好，但其心可鉴。不幸“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来临，北京乱了，全国乱了，我当然也已被关入牛棚。时有各种消息传来，听说孙维世被捕了。当时这样的消息不足为奇，不想维世从此杳无音讯。
五年后，1970年我从干校回来第一次见到邓大姐，她告诉我，维世已经离开人世，并被说成是自杀的。邓大姐很愤怒：死不见尸，怎能说是自杀呢？我心里明白：维世是被害死的。邓大姐还说，恩来同志听到消息后立即命令保留尸体做尸检，但江青等人却说已经火化了。维世这样一个乐观、聪明、勤奋的人，竟落得如此结局，真让人心酸。虽然事情已过去数十年，但我仍然不能忘怀。
二
我和金山认识是在1942年，当时他刚从南洋回到内地重庆。他本来也是戏剧圈里比较有名的人物，回到重庆不久即被郭沫若选中饰演《屈原》剧中的主角屈原。抗日战争期间，40年代重庆的话剧演出非常活跃，而且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在《屈原》之前，郭沫若的《棠棣之花》演出已经非常轰动。郭沫若也就从此进入了他的历史剧创作高潮。当时《屈原》是很受关注的，因为《屈原》演出的成败，关系到重庆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衰成败。作为中共代表留驻重庆的周恩来特别关心文化运动尤其是话剧。而郭沫若和恩来同志的关系非常亲密，郭老写《屈原》剧本时，每写出一幕之后都会送给恩来同志看并征求意见，在排演中选择导演和演员也都是相互议论决定的。恩来同志推荐金山演屈原。我也受命时常去排演场地观看排演情况，因此与金山很熟悉。
有一件事使我记忆犹新。一次，恩来同志要我约金山到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谈话，我们约好在上清寺的车站会面，一起坐公共汽车到化龙桥，然后再坐马拉的三轮车到红岩嘴。当时我已经知道他是地下党员，但并不相认，因为他是单线和夏衍联系的，虽然经常见面，但交谈不多。那天坐在三轮车上，他非常兴奋，滔滔不绝地和我谈起他们在南洋一带宣传抗日的情况，他忽然站起来，高声呼喊：我要回家了！又特别向我声明，红岩嘴办事处就等于他的家了。当时我很惊讶，在国统区怎么可以这样忘形呢？我连忙让他赶快坐下来，别再胡乱叫喊，虽说在乡下也难说万一遇到麻烦的。他连忙笑说对不起。我说不是对不起，而是要注意自我保护。他才又开怀大笑起来。
那次恩来同志约金山到红岩嘴办事处，主要是谈他应该如何扮演屈原角色，特别嘱咐他，要很好研究体会郭老剧本的思想内涵，又能用形体和语言表达。那天午饭后，恩来同志专门把办事处的同志召集到“救亡室”来，听金山朗诵《屈原》剧本中的《雷电颂》，这件事让我久久难忘。
在重庆时，金山和张瑞芳合作演出《屈原》后又共同主演了曹禺改编的《家》，由舞台上的感情变成真实生活中的感情，两人正式结婚了。不久，金山利用他的社会关系，组成了实力很强的话剧团中国艺术剧社，在当时重庆的舞台上占到龙头地位，排演了许多新创作的话剧。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又在一起到东北接收长春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松花江上》，成为文艺圈中一对幸福的模范夫妻。
新中国成立后，我和金山在北京有了更多的接触。我被调到中国戏剧家协会以后，分管的工作主要是组织戏剧创作，先主持《戏剧报》（时间很短，只有一年），随后则长期主编《剧本月刊》，组织推动全国的戏剧创作。这一工作有10余年之久，我虽不曾写过一个剧本，但与不少剧作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就像一般所说的“为他人做嫁衣裳”。我对这项工作十分喜欢，常常不分昼夜地看剧本，也没感到枯燥无味，好像比自己写作更有兴趣。金山正是在剧本创作过程中与我关系亲密起来的。
为了积极反映工农兵的生活和历史，金山写了话剧《红色风暴》，从收集材料，酝酿写作，到讨论剧本和人物，我参与了不少，在这期间我了解到金山是一个对工作、事业非常认真的人。那时候写工人运动的话剧尚未有一个成功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于是找到了五卅运动这个历史题材。他要创造工人运动领袖人物顾正红，但在写作过程中，发现资料太少，倒是领导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施洋大律师的历史资料不少，同时金山被施洋的事迹深深感动，认为没有施洋的参加与领导就不会有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那么要写这段历史，写这段历史的重要人物，应该是施洋还是顾正红呢？在意识形态关系极为复杂的60年代，这是一个大问题：知识分子怎么能够成为历史的主人翁呢？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施洋大律师当然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很大的知识分子，怎么能在我们的舞台上作为英雄人物出现呢？于是这一创作就出现了大问题。
当时《剧本月刊》是全国性的发表剧本的权威性刊物，好剧本都在这个刊物上先发表，然后流行全国。于是金山只好找到我这个老熟人。有一天，他突然约我去他家聊天，说是有事要商量，并说维世也在。我已经知道他在创作工人运动的剧本，也不敢怠慢，骑上自行车上他家去了。那时他们已住在原铁狮子胡同了。到了他家，发现金山满脸愁容，而维世则默默坐在他身旁。我看见他们一脸严肃的样子，觉得有点可笑：你们这两位大艺术家怎么啦？找我来有何贵干？维世拉我坐在她身旁的破沙发上说：金山的剧本写不下去了，这个剧本的主角到底是谁好呢？历史上是施洋大律师，可他是个知识分子，难道他能领导工人运动吗？现在看起来很可笑的事，那时却是个大问题。我直直地望着他们，脑子在急转弯。我突然说，两个都是主角成吗？没有工人领袖当然不能成为工人运动，但没有思想领导也不成呀，马克思主义难道不是知识分子介绍到中国来的吗？只要是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不就成了吗？金山笑了，但忽然又愁容满面，说历史资料太少。于是我和维世给金山打气，我们纷纷议论，都把对方拟作假想敌，争论不休整整一下午，当然不会有结果，但最后金山显得有点把握了。
《红色风暴》这个戏，金山预备自己作为编、导、演全面开花，虽未到披阅十载的艰辛程度，也折腾了两三年，先是在《剧本月刊》上发表了，随后在天津话剧团排演，一面在天津体验工人阶级生活，一面在排练过程中不断修改。
又是一次突然的电话，金山请我去天津观看《红色风暴》连排，说已经准备在天津市工人俱乐部为工人阶级兄弟首场演出，并听取意见。金山坐着汽车接我一起赶去天津看彩排，一直到凌晨4点才回到北京。金山很兴奋，说为天津市的工人阶级兄弟演出了几场，反响相当强烈，还没有听到什么异议，所以准备在北京青艺排演该剧。我看完后感觉很不错，在处理施洋和顾正红两个主要人物上花了不少心血，也写得很引人入胜。青艺在当年演出了《红色风暴》，也很受欢迎，不久以后改编为电影《风暴》，应该说反映工人运动的电影很少，这一部是不错的。
“文革”开始后，金山的日子当然也不好过，维世被捕后他还在剧院挨批斗，那时他的最大罪名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假党员。而且他的党的直接领导人是周恩来，造反派大为恼火，对他穷追猛打，要他交代知情人，于是我被牵扯进去了。青艺造反派们就找到戏剧家协会的造反派，对我又穷追猛打，几无宁日。我如实地告诉他们：金山确实是党员，但他的直接领导我可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因为周恩来同志在重庆负责的工作太多，联系的人亦很多，我是不可能了解的。经过许多次对我的呼叫追问，我当然还是无法回答。在没办法继续拷问的情况下，他们让我说出金山什么时候到过重庆办事处，如果去过就是找周恩来同志了。这样的问题，我亦无法回答。于是造反派让我回忆周恩来同志什么时候在重庆，以便与金山交代的材料核对。我说：周恩来同志离开重庆或返回重庆的日子都会在报纸上登载，你们可以去查找。造反派又对我吼叫一通，我只好答应凭记忆可以写下大概的年份。
没过两天就传出消息来，说我公开写了周恩来总理的黑材料，剧协的造反派当然又把我猛斗一番，弄得我一头雾水。当我知道是我写的“年表”被写成大字报张贴在青艺大院后，我只好请造反派们亲自去看看，才知道是什么黑材料。那时候这种乱牵乱扯的事太多了，不足为奇。直到1970年我从湖南干校回到北京，隔绝六年之后再见到周恩来总理和邓大姐，周恩来总理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听说你还写过我的黑材料？我不知所措，无言以答。邓大姐赶忙说：那是有人打你的小报告哩！我也顽皮地说：您说我写过，那就算是写了吧。就是那次见面，邓大姐愤怒地告诉我，维世是被迫害致死的。
“文革”以后，大约是1982年，金山忽然找到我在南河沿的家。虽然那时彼此的消息还是知道的，但一直没有来往，这次突然见面，大家都分外兴奋和快活，感到有多少话要说。他主要来和我谈论他在有生之年还要做什么有意义的事。那几年我知道他从牢狱出来，身体很不好。几年后的第一次见面，我们一直聊了整整一天还没聊够，相约几天后再见。孰料没过几天，却听到金山因突发心肌梗死而离世的消息，真是世事难料啊！
三
已经几十年了，关于金山与孙维世的恋爱史，我始终未能释怀。他们恋爱结婚那段时间，文艺圈中传闻多多，都说金山是“浪荡子”，又说维世是插足的第三者，拆散了金山与张瑞芳的美满家庭。其实并非如此，事实是张瑞芳弃金山。金山是在离婚之后，又和维世恋爱结婚的。他们结婚那天我去祝贺，邓颖超作为主婚人出席，而且有赠礼，有祝福。在那段时间生活过来的人都知道，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严谨的，不管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他们亲近的人。如果维世做错了，邓大姐不可能原谅，更不会去祝贺。虽然这不是什么大事，也已过去几十年，现在更无人会议论什么，但我既然知道内情，觉得还是应该为他们做历史的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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