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期间，人们不约而同地悼念起周恩来同志，每次小组讨论时，都会谈起恩来同志，如果他还在世，和大家在一起，那该是多么好啊。
我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和小会，心情也很不平静。当我进入会场，看到不少旧友，有的被搀扶着，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而前一次文代会时，还都是青壮年，神采奕奕的。如今，经过十年的岁月磨难，人们见面第一句问候话竟是：你还活着呵，可喜可贺！当时我家住在南河沿一处四合院，地点适中而且还宽敞，文艺界许多朋友来京开会会到我家来聚会，文代会期间也如是。记得有一天，夏衍、荒煤、光年、司徒慧敏等10多人来到我家欢聚，谈到许多往事，忽然夏衍提高嗓子说：你们听我讲故事。这是少有的事，因为夏衍一般话不多。夏衍既严肃又嬉笑着说：给你们讲讲我第一次见恩来同志的故事。你们都知道，我以前从未见到真正的周恩来，而只是在国民党报纸上的“通缉令”中见到所谓的“匪首”周恩来是满脸大胡子的老头子，浓眉大目很凶的样子。你们都见过这种报纸吧。1936年，国共两党开始共同抗日的谈判，恩来同志往来于延安和南京、庐山时，我在上海忙着左联的事。一天，潘汉年来找我，说是要带我去见一个朋友，我们到了一处弄堂房子，敲门进入看见有好几位，汉年拉着我站在一人面前说：这位就是周恩来同志。我大为吃惊：周恩来同志？真不相信我的眼睛，是不是我的眼镜不对了？周恩来不是满脸大胡子的老头吗？他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我待在那里看了又看，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中年人，目光炯炯，和蔼亲切，简直是个美男子嘛。他看到我的样子可能很可笑，说：沈端先、夏衍同志，我本想早点和你见面，忙于延安、庐山之间奔波啊……随即恩来同志向夏衍下达任务：向刚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同志汇报有关方面的情况，在郭沫若的名下，找到国民党人士潘公展等共同筹办《救亡日报》，今后的任务是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我第一次与夏衍同志见面是1942年，他从香港经桂林到了重庆，不久他与金山、于伶、司徒慧敏等在重庆筹办了中国艺术剧社。因为有好的社会关系支持，这个民间职业话剧团比中华剧艺社的条件优越得多。他们演出了巴金的《家》，轰动一时，以后不断有新剧目演出，而夏衍的话剧作品最初是由中华剧艺社演出《一年间》《愁城记》，《法西斯细菌》则是由中国万岁剧团演出的。《愁城记》演出时，卖座不大好。《新华日报》登了我写的一篇剧评，对该剧做了介绍和分析。我写的这篇剧评很不像样子。
夏衍当时已经是文化组的负责人之一，第一次来参加会议，我虽然知道他，但还不算正式认识吧。开会前他来了，他好像特别注视着我，看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他却很随便地向我伸过手来，说：你就是戏剧界朋友都认识的青年剧评家呀？我脸都红了，和他握着手：请你原谅我写得太糟了，还挨了恩来同志一顿批评才写的。我刚刚开始学习哩。夏衍倒是笑笑说：果然很年轻嘛，你20岁都还不到吧，他们还有人称呼你大姐哩。我心里有点别扭说，我已经满20岁了，谁让他们称我大姐哩。
以后夏衍常常到曾家岩50号来参加南方局文化组的会，我们也就慢慢地熟悉了，就像和其他文艺界的领导一样。不久，我又写过《法西斯细菌》的剧评文章，夏衍也表示满意。但我们除了工作的事，接触不是很多。
当我在广州上中学的时候就读过夏衍写的《包身工》。我是从这篇报告文学中初次具体认识了中国的工人阶级，也可以说是我对革命认识的启蒙吧，以后又读过他翻译的《母亲》。我这个小知识分子也是从不少作家的作品中，逐渐在思想上有所改变，走上革命道路的。以后，由于工作关系我能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我崇敬的作家、艺术家，这是我的幸运。
夏衍所写的文章视野非常广阔，从分析世界形势的国际评论、政治社论、杂文、散文，到文学作品，到电影脚本、话剧创作，无一不涉及，而且数量也极多，我读过的仅是极少极少的一点而已。他的话剧创作我读得比较多些，看过的演出也不少。夏衍第一个话剧《赛金花》的演出轰动一时，也曾引起过不少争论，不过经过这么多年总算有了定论，这是一个爱国主义的剧本，在当时起过很好的作用。抗战以后，夏衍所写的话剧几乎都是以知识分子，尤其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从《上海屋檐下》《愁城记》，到《法西斯细菌》及其后的《芳草天涯》，都是写知识分子的。
夏衍的话剧创作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在创作历史剧时，他和郭沫若都展示了对历史人物的深刻理解，并把自己的情感灌注进历史人物的心灵之中。但郭老更善于把自己的激情与对剧中主人翁的同情融合在一起，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带给观众强烈的情感冲击，比如《屈原》。田汉创作的剧本也同样把自己充沛的情感流入进去，有时甚至分辨不清是作者的，或是剧中人物的，话剧《关汉卿》即最能代表田汉剧作这方面的特色。田汉的京剧《谢瑶环》也如是。而夏衍的话剧创作则是完全不同的格调，感情总是淡淡的，从表面进入到深层，合情合理地发展下去，对知识分子的缺点有批评，有鞭挞，对他们的优点有恰如其分的歌颂和表扬。读他的剧本有如一股清泉在心中慢慢流淌。也许我把这三位大师的作品来做比较是很不合适吧，但他们的剧作我都十分喜爱，也都读过不少，演出也看了不少，同样是常被他们的激情所感染，随着剧中人物的喜而乐，悲而泣，也有深沉的思考和不断回味。
在夏衍的话剧创作中有一事在老人心中始终耿耿于怀，那就是1945年在重庆演出《芳草天涯》后，《新华日报》曾经发表过比较严厉的批判文章，我当时正好从重庆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所以对于这段历史事实并不了解详情，只是听说。我回到重庆又在文化组工作，忽然有一天夏衍把我叫住问道：你在延安时，想来已经知道在批判我的《芳草天涯》，但你听恩来同志谈起过这件事吗？你看过《新华日报》的文章吗？这真是恩来的意思吗？我当时有点吃惊，就据实回答，没有听恩来同志谈起过这件事，在延安恩来同志很忙，特别在七大召开以前，我只见到恩来同志一次，整风、七大以后，恩来同志倒是为了延安作家们（有张庚、荒煤等参加）创作的剧本《粮食》开过两次会，我也参加了，但恩来同志从未和我谈起重庆的事。夏衍茫然若失，喃喃地说：周公怎么会不知道呢？他若是知道，一定会说句话的。难道这些人敢自做主张么？周公一直领导重庆的文艺工作，怎么被认为是执行错误路线呢？
过不多久，夏衍同志特别把我叫到他家说起那时的事。1945年底，延安派几位大作家来重庆一边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一边要批评蒋管区文艺工作上的右倾。这一情况我当时是知道的，大作家指的是何其芳、林然涵等有四五人吧。他们到重庆后召集会议，结合蒋管区实际讨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着重介绍了延安近年所获得的巨大成果，并对蒋管区的文艺工作进行总结。他们中间虽然没有演员，却在化龙桥《新华日报》编辑部演出了一场秧歌剧，剧目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牛永贵受伤》等，请不少民主人士和文艺界朋友来欣赏。这些秧歌剧的内容完全是反映工农兵生活的，形式又很清新，充满乡土气息，引起了很大反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如何来贯彻讲话精神呢？在重庆或其他国民党统治区又如何实践深入工农兵呢？这些都引起重庆文艺界人士思想上的很大波动。
其实，1943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文章传到重庆，在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领导下，曾经进行过学习讨论。恩来同志等说，讲话精神一定要好好学习，也应该结合个人的思想来进行学习，但由于环境不同，做法也不可能一样，在国统区以学习精神为主，而不可能像解放区那样具体实践，因为重庆或其他国统区的大多数人民群众，也难以很快就接受秧歌剧这种形式，而作家、艺术家们深入工农兵，在那样的环境下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也就是在讨论并检讨国统区文艺工作期间，夏衍的话剧《芳草天涯》上演了，茅盾的第一个话剧《清明前后》也演出了。但是夏衍的《芳草天涯》立即引起从延安来的同志们特别关注，认为作为文艺界领导者写出这样的剧本并在这时上演是完全不合时宜的。于是在《新华日报》展开了讨论和批判。
最近，我重新翻阅了1945年的《新华日报》有关文章，那次对夏衍《芳草天涯》的批评是有点与过去不一样，即不是单独批评一个话剧，而是开了座谈会，讨论《芳草天涯》与《清明前后》。座谈会是1945年11月10日召开的，在28日用整版刊登了座谈会纪要，而发言人却不用真姓名，都以英文字母代替。现在读来我都感到很奇怪，我在重庆工作期间，《新华日报》用这种方式刊登座谈会记录很少有，因为这样的座谈没有任何保密的必要。这篇座谈记录的内容无疑是拿两个话剧做对比，一个是正确的，好的；另一个则是坏的，错误的。对于《清明前后》无须再说，那是一部在当时有影响的好戏。那么《芳草天涯》是否就是坏戏呢？
当时在《新华日报》上的批评主要是指责《芳草天涯》具有“非政治”，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那篇座谈纪要说：今天后方所要反对的主要倾向，究竟是标语口号、公式主义。还是其他？这种批评本身就正是一种标语口号、公式主义的批评。因为它只知道反公式主义的公式，而不知道今天严重的普遍的“泛滥于文艺界的倾向，乃是更为有害的非政治倾向”。有一些人正在用反公式主义掩盖反政治主义，用反客观主义掩盖反理性主义，用反教条主义掩盖反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成了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成为非法的，这个非法的思想已此调不弹久矣。有些人说生活就是政治，自然广义地说，一切生活都离不了政治，但因此就把政治还原为非政治的日常琐事，把阶级斗争还原为个人对个人的态度，否则就认定为公式主义、客观主义、教条主义，那是非常危险的。假如说《清明前后》是公式主义，我们宁愿多有一些这种所谓“公式主义”，而不愿有所谓“非公式主义”的《芳草天涯》，或其他莫明其妙的让人糊涂而不让人清醒的东西。
对《芳草天涯》剧本亦是有批评的，涉及恋爱婚姻观点的问题，但主要的还是“非政治”主题思想，没有切中时弊。那么从整个座谈会的思想内容来看，对剧本的批评倒不是最重要的，而最重要的是从《芳草天涯》的演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戏剧活动，甚至整个文艺工作有“非政治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在批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幌子下，实质是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从一个剧本的演出、两个剧本的对比就得出了如此重大问题的结论，而且针对着当时在国统区文艺界的领导人，以有影响的党员夏衍作为典型例子，应该说不是小事情。此后几十年，夏衍都对这次批判耿耿于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被戴上一顶“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对谁来说都不能漠然置之的。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国统区做文化工作约有六七年之久，在我的记忆中，在重庆文艺界没有对文艺工作涉及反公式化、教条主义的讨论或争论，只是在延安整风时，重庆曾经学习过“反公式化教条主义”等理论。因为在重庆，进步文艺工作主要是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倒退反民主，可以说是极少可能提出“反公式化教条主义”的问题，倒是非政治倾向的问题有过讨论，因为在国民党严格统治下，演出了不少历史题材或民国初年的题材的话剧。而这些话剧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或者能以古喻今。而这些话剧能否也视为非政治倾向呢？我想夏衍一剧《芳草天涯》是构不成一种倾向的。这样的说法可能涉及整个蒋管区文艺活动的方针路线问题，所以夏衍非常关注恩来同志在延安对于这次批判《芳草天涯》的态度。
最近我重读了《芳草天涯》剧本以及夏衍的其他一些话剧本，除了《芳草天涯》我没有看过演出，其他的如《上海屋檐下》《一年间》《法西斯细菌》《愁城记》等，只要是在重庆上演过的，我都看过。这些剧本的主要人物是小知识分子，或者说是小资产阶级的人物。在此文中我不想探讨夏衍创作在艺术上的成就和风格，只是就这些作品的内容来说，无疑都是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和富有思想性及积极的政治意义的，而且创造了众多知识分子，包括进步的、中间的、落后的典型形象。这些作品也可以被认为是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有一定地位的。那么夏衍写了一个以恋爱为题材的剧本，当然也不能构成他本人话剧创作的政治倾向。人们总这样认为，恋爱或爱情是文艺创作的永恒题材，人生总离不了爱情，有愿意在爱情上划分阶级性也无可非议。夏衍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党员作家、一个领导文艺工作的作家，是否可以写爱情题材的作品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问题在于用什么思想来写，如何写？批判者认为，《芳草天涯》没有与当时的政治结合，恋爱婚姻在人生中的意义被夸大了，而解决恋爱婚姻问题的思想也是错误的。这样的批判一直持续到1959年何其芳的文章评《芳草天涯》（原载《关于现实主义》，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我又重读了这篇文章，现在我更难以理解这样的批判。
这个剧本的大背景是抗战期间，女主人公孟小云（女大学生，积极的抗日进步青年）、男主人公尚志恢（有爱国思想的并不积极进步的大学教授）两人相遇，接触一段时间后，两人心中都萌生了仰慕之情，尚志恢有妻子但思想落后，感情不好，看孟小云年轻美丽又有朝气就产生爱慕，孟小云有男朋友，是大学同学，认识尚志恢后感到他成熟、有学问，由敬重而产生爱慕，但仅此而已，只是在内心和思想上有爱恋之情，并没有任何行为上的越轨。以后双方都感觉到这种感情不对，而受到心灵上的自责。于是孟小云去了抗日前线，尚志恢则在道德观上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把追求个人幸福建立在使别人痛苦之上是不道德的。他最终与妻子和好。这段“精神恋爱”就这样结束了。
批判者认为夏衍这种婚姻观，不是解决恋爱问题的正确方法。但从我个人的认识来说，这种婚姻观点不仅没有错，而且是一种高尚道德观的体现，直到数十年后的今天，这种道德观仍然是高尚的、可取的。那么为什么那时候要如此高调进行批判呢？由于1945年我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不在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重庆，那时形势已经大变了。文艺界许多朋友都加入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行列，虽然夏衍问我多次，我都没有认真地了解，很不应该地马虎过去了。以后，我才逐渐想起夏衍对此事多么重视，一直想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事隔数十年是很难弄清楚为什么。但可以研究，可以讨论。我个人认为，当年那样批判夏衍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对的，是一种极左思想作怪，还可能掺杂了某种宗派主义情绪。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进步的或左翼的文艺运动，一方面是与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做斗争，而同时在左翼内部也在进行各种多样的宗派斗争，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斗争持续不断，有思想上的分歧，有地区不同，各种小集团或多个人物之间都纠缠着明争暗斗，而无休止。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江青跳了出来，把所有参加文艺工作的人和作品都一锅煮了，名之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黑线，无论作品或人物都成了黑线，又粗又长的黑线，一概抹杀。江青要自创一套所谓革命的红色文艺。这十年在历史上几乎成了一片空白。直到江青和“四人帮”垮台以后，第四届文代会召开，当年进步的文艺才又活了过来，有了不少新的、富有生命力的各种文艺作品，文艺界各方人物又活跃起来。然而宗派主义的思想情绪，或宗派斗争的阴魂却未散尽，有时是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或者变成为压倒别人、争名夺利而演出一些丑剧，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30年代中期以后，周扬始终是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领军人物，这也为文艺界人士所公认，晚年却遭到毫无道理的非难，可以说含冤而去。但逝者已矣，自有后人评议。周扬病后，领导文艺界的不少事情自然落到夏衍身上，所以有一段时间夏衍是全国文联党组领导，而他本人并不是一个有权力欲的人，也不过是开会时听听汇报，发表点意见而已。我了解夏衍的性格和为人，数十年来他广交朋友，对人热情友善，从不摆什么架子，所以他家里常常是高朋满座，有来探望的、聊天的、拿作品去请教的。有一段时间我去他家比较多，每次到他家，他家里都有客人，倘若我有时要与他谈公事，则要约好时间，免得费时等待。
1985年我从美国回来，第一次去看望他，除了对他说了不少美国情况，还告诉他我预备退休了。他抬头望着我说：我比你大多少，我还没有退呢。文联和外交部不一样，没有一刀切的问题，你过几天还来这上班吧，正需要人做事哩。他有点黯然地说，周扬走后，文联的事很不好办，思想不一致，我也当不惯这个领导。我看夏衍那瘦削的脸庞、忧伤的眼神，心中不忍，我答应他过几天就去文联上班。
我在美国时就听文艺界朋友谈到过国内的情况，文艺界的领导实质上是两套马车，夏衍是文联领导，而中宣部、文化部则是贺部长领导，无论思想上和工作上都常常不一致，实际上是贺部长领导文艺界。我见过夏衍以后考虑，应该把两套车合起来，会跑得更快更稳吧。“文革”期间，我与部长夫妇称得上是“铁哥们”，无话不谈，固然也曾听朋友说过，部长当官了，人是会变的，我心中却不以为然，会怎么变呢？朋友总是不变的吧。
一个周末，我抱着会见故友的愉快心情跑到南沙沟的部长宿舍楼，以前我来过多次了，也没有事先打电话即叩开门，部长看见是我，也没有特别异样，把我请到客厅，送一杯清茶，我们很随便地闲谈起来。我先和他谈了在美国的一些情况，又告诉他去看过夏衍，这时他怪怪地看了我一眼。我并没有感到什么，接着我就按照自己的思路谈了起来。我说夏衍是个老同志，是位长者，为人谦虚宽厚。他皱了皱眉。我接着说，听说你和夏公相处得不太好，“你们也许有些意见分歧，不会是在大问题上吧，你为什么不去看望他一下呢？他是我们的前辈了，去看望他也是很正常的嘛。”我话音未落，他的夫人从旁门窜了出来。我们原是莫逆之交，见她如此把我吓了一大跳。未等我回过劲来，她就用手指着我大声说：“你别得意太早了。现在他们用得着你，把你哄着捧着，用不着你时，你的下场就和老贺一样……”我大为吃惊地问道：“老贺怎样啦！他现在还当着两个部长哩，谈不到什么下场吧！”她说：“姓夏的不就是想当祖师爷吗？你看看，无论什么人到了北京都要去拜见他，把剧本啦、电影啦、作品啦，都往那里送，为什么不往这里送呀！……”当时我真是目瞪口呆，这是怎么啦？本来夏衍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又有实际经验，朋友们或年轻人去找他是很正常的，怎么就扯到祖师爷呢？我看着他二人的脸色不好，不知所措，几分钟后就告辞出来。
在路上走着走着，我想作为一个大领导大文人竟是如此没有风度，如此没有涵养，悲哀啊。我感到还是在宗派的怪圈中打转吧。
1990年，我正式退休了，完全无须每天坐班的感觉真好。自己想干点什么都很自由，不受任何干扰。我很想整理总结一下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的工作，那是很有意义的，好像还没有什么人认真研究过。
一天，我收到朋友从瑞士寄来的巧克力糖，这是夏公爱吃的，我带着糖轻松地去探望夏公。那时他虽已90岁高龄，身体尚健朗。他看见有人去探望总是很高兴的。我告诉他巧克力刚收到，是纯巧克力，比较好，想到您爱吃就送来了。您每顿饭都吃得那么少，又很劳累，会吃不消的。他放下手中的放大镜，他的视力已很不好了，要用放大镜才能看书、写东西，但他仍然是每日看不停。他很高兴，打开糖盒拿起一块放进嘴里。他问我近况如何，其实他已知道文联各协会领导班子都换了。我愉快地说，这下好了，可以彻底解放了。他问我自己想干点什么。我即告诉他，我首先想做的是总结一下在重庆抗战时期的文艺工作，特别是恩来同志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我告诉他最好是拍个电视专题片，那样还可以留下许多文艺界朋友的事迹，但我怕自己力所不及。夏衍一听，立刻高兴地说，太对了，对你说来这是一件重要的大事。因为只有你才可能组织这件事。本来我早想过，你应该做这件事。我感觉惭愧地说：我想是想，但怕不行，有许多困难啊。夏衍鼓励我，你行。当然不是你一个人，有不少同志也有这种想法，但没有开头的，你全力来做肯定行。你可以去找荒煤、光年，请教他们，要他们带头来做。但具体事情都得你去组织，去执行。我真没有想到，他随手拿起电话即打给光年同志，告诉他这件事太好了，大家应该做，并告诉他现在张颖要做，是最合适的人选了，她有精力，有组织经验，又了解全面情况，你出主意就行了。他当着我的面又给荒煤打了同样内容的电话。我既感动又很受鼓舞，打定主意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
我很快找到光年和荒煤，他们也和夏衍一样热心，立即出主意，要先组织个筹备组。他俩，加上周巍峙和冯牧就组成了筹备组，决定一周以后即开始行动，到我家聚齐。当时我还住在南河沿大街，地点很适中。真没想到行动如此迅速。
1991年秋天开始工作，第一次聚会就决定了具体方案。老前辈们真是有经验，有主意。我也极兴奋，没料到多年要做的事，居然有了着落。当时决定首先要办两件事：一是写出内容提纲，二是考虑筹措赞助款。因为拍电视专题片要有人，还要有钱。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写提纲，筹赞助则需要广东、上海等地的文艺界朋友想办法。我们五个人中，光年、荒煤年岁大了，身体不太好，巍峙还在一线工作，冯牧说他对情况了解不全面，70岁的我算是年轻力壮，跑腿等事都由我来担当。我当然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十天左右我草拟了提纲，还没有给荒煤他们看过，即到夏公处。那时他精神尚好，但身体很瘦弱，吃得非常少。那天我去他家倒是没有客人，只见他拿着放大镜在看别人送来请他看的稿子，非常专注。看着他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翻书的情景，使我很感动又有点心酸。老人已是身残体弱，还是那样不知疲劳地工作、奉献。我轻轻走近夏公，告诉他我已把提纲草拟完，打印出来，还没有讨论修改，先送过来给他过目。我又说，您的视力太差就不用看了，我给您说说吧。他点点头。我说了个大概，他说你把稿子放下，我抽空要看的，先给你提个醒：这部专题片不仅是反映恩来同志，还要反映出当年整个文艺界的情况和人物，又从这些人物表现整个进步文艺界的精神风貌。他说现在文艺界的老人还有不少健在，都应该去逐一采访，留下宝贵的资料。他兴奋地谈着，我即记下来，并把采访的名单也写下了，居然还有数十人，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东等地。他提议我出去跑一遍再回来仔细研究，赞助费可以去广东、上海筹募，又提醒必须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并向他们求教，否则办不成。他的这些建议都非常宝贵非常周到，又切实可行。
随后，我和光年、荒煤等同志商量后，即外出去上海等地。
这部片子运作了近三年，在这三年中夏衍的身体日见衰弱，我每次从外地回京都去看望他，但他一次比一次更清瘦，更衰弱，终于住进了北京医院，几次都要电视采访他，留下他宝贵的资料，最终都没有如愿。1995年，他离开了人世。当《周恩来与文艺》10集共5小时拍摄完成时，他已看不到了。这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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