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从曾家岩50号去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看见大家正在忙碌着，知道董必武乘坐的专车就要从延安回到重庆了，可能还有别的客人。我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茅盾夫妇是否也随董老的车到重庆来呢？记得前不久，在南方局文化组的小会上，冯乃超曾谈到，郭沫若在刚建立的国民党政府军委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中，很希望茅盾先生能到重庆来参与领导开展活动。周恩来表示赞同，并说亲自电请茅盾先生前来。
国民党政府军委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前身即是抗战初期组建的政治部三厅，由郭沫若担任厅长，团结了广大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如阳翰笙、杜国庠、冯乃超、光未然、冼星海、田汉、洪深等一大批专家都参加了政治部三厅。在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曾轰轰烈烈干了许多动员群众、宣传抗日的有益工作。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以后，一股无心坚持抗战，而要继续打内战的反动势力日渐抬头，对政治部三厅积极宣传抗战感到恼火，想方设法限制三厅的活动。到1939年底，国民党政府出了一个绝招，规定在三厅工作的所有人员，都必须加入国民党，否则就要解除公职。郭沫若为此非常气愤，在三厅的全体职工大会上，痛斥国民党政府这种荒谬的做法，并声称他本人立刻辞退三厅厅长的职务。当时三厅全体职工一致表态要与郭沫若共进退。周恩来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于是当即向新闻界公开声明，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向这一大批文化艺术界著名人士表示：如若他们离开三厅，即随时欢迎他们全体到延安去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为取得全国胜利发挥他们的力量。国民党看到这种形势十分不妙，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对国民党的面子太不光彩，甚至会在国际舆论上引起不良反应。蒋介石特派专人一面找周恩来商谈，一面又向郭沫若解释。于是就成立了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把原在三厅的工作人员全部留下，甚至可以扩充一些，但是工作范围和职能改变了，不许做公开具体活动，而只能做研究讨论提议之类的事。恩来同志随即说服郭沫若：抗战到了相持阶段，困难很多，国民党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危险时时存在。为了坚持抗战取得最后胜利，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教育争取全国人民，使他们有信心坚持抗战。那么我们的进步力量留在国统区工作就十分必要。我们要坚持这一阵地。虽然国民党给我们诸多限制，但我们取得了合法身份，就可以继续工作，继续战斗。当然，工作不可能像抗战初期那样轰轰烈烈，但可以更深入、更广泛具体地团结一切抗战力量。于是，郭沫若担任了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之职，也就想到要把在各方面都深孚众望的茅盾先生请到重庆来。
董老回到重庆的第二天，徐冰让我跟随他去红岩嘴办事处，也没说有什么事。他带我到办事处二楼一间小房间里。徐冰是位很随和开朗的人，和客人见面握手就哈哈笑起来说：很欢迎你们到重庆来参加工作呵！随后，他请沈先生与孔大姐（茅盾的夫人孔德芷）坐下来，交谈起来。我呆站在一旁心里想，原来这就是茅盾先生和夫人（我们以后都很习惯地称呼他沈先生）。徐冰首先说，因为周恩来同志近日很忙，今天不能亲自来和沈先生见面，他让我向你表示欢迎和歉意。徐冰随即向沈先生简要地介绍了国统区的政治形势和重庆文化工作的情况。他们谈得非常亲切融洽。最后，徐冰告诉沈先生，住在八路军办事处不方便，所以已经由生活书店安排，暂在市内生活书店小住几天，那里条件很差，待几天找到合适的住房再安家。他指着我说：这是小张，在曾家岩周公馆工作，以后有些具体的事，由她到你住处联系。因为我们也不便常来往呵。沈先生哈哈笑起来说：年轻人，以后多麻烦你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沈先生。在回曾家岩的路上，我才回过神来，这就是我仰慕已久的大作家茅盾呀！他个子不高，也许刚从西北高原来，清瘦的脸庞显得有点红黑色，说话带着浓重的浙江口音，但语调谦和，举止娴雅，有一股书卷气。记得我在中学读书时代就读过他的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子夜》《林家铺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喜欢他那种锋芒不露而内含深意的文风。
茅盾夫妇是从新疆去延安数月，又从延安风尘仆仆来到重庆的。他们在生活书店的小阁楼上暂住，不久搬到离观音岩不远处枣子南垭良庄定居下来。恩来同志很快让我去约沈先生来曾家岩50号叙谈小酌。
恩来同志说，在重庆组织文化活动的主要有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苏文化协会等团体，他特别提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那里集中了巴金、老舍、冰心、沙汀等许多著名作家和艺术家，正在筹备复刊出版全国性的文艺刊物，都希望沈先生能来主持，还向沈先生介绍了叶以群。他说：可以让以群在全国文协帮助老舍先生做许多工作，今后有关文艺活动及其他方面的事情，可以通过以群多多联系、互通消息。因为沈先生在重庆主要是与各方人士联络，甚至国民党方面的人士也要接触，以开展工作，和我倒是不宜频繁接近了，想你定能谅解。他们紧紧握手相视而笑。
叶以群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已参加左翼文学活动，是小有名气的文艺评论家。他参加地下党组织，被捕入狱后与组织失掉联系，但仍然坚定积极地参加革命工作。抗战以后，他对进步文艺工作非常热情积极，做事细心负责，对朋友亲切友善。当时南方局文委和以后文化组的对外联络工作，许多由叶以群担当，叶以群成了曾家岩50号的常客。而他所在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张家花园69号，也是我常去的地方。我时常把解放区和延安出版的报刊送到叶以群处，由他分送给文艺界的朋友们。
沈先生在重庆安居下来后，即和在重庆的老朋友联络欢聚，参加文艺界的各种座谈会，发表讲演，十分忙碌。他根据恩来同志的建议，把主要精力放在筹备复刊出版文学大型刊物《文艺阵地》上。复刊须经国民党的报刊审查委员会通过，遇到不少麻烦，沈先生尽力周旋协调，具体工作则在沈先生的指导下由叶以群办理，很快成立了由茅盾、叶以群、沙汀、宋之的、章泯、曹靖华、欧阳山七人组成的编委会，《文艺阵地》终于在1941年1月10日复刊了。这是全国性的进步文艺刊物，刊登国统区的作家、艺术家们反映抗日进步的文艺作品，也刊登延安以及其他敌后根据地的作家描写火热斗争生活的作品，在国统区不仅在文艺界，更在广大知识界和学生中有不少读者，影响很大。可惜好景不长，1941年皖南事变后，政治形势越来越恶化，《文艺阵地》又一次被扼杀了。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围攻我新四军，制造了皖南事变，全国政治形势突然恶化，重庆更是乌云滚滚，一片黑暗。进步人士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随时都有被捕危险，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恩来同志领导下的中央南方局紧张地研究对策。当时中央曾传出要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党员工作人员全部撤返延安的说法。但恩来同志认为这是一块必须坚守的阵地，只要国民党不做绝，不逮捕他周恩来，他就要坚守在那里。经过南方局领导的仔细研究安排，为了保护大批朋友，决定有组织地疏散在重庆的进步人士，包括文化界的许多朋友。南方局决定，茅盾因为目标太大，应该疏散。恩来同志亲自找沈先生谈话，向他讲述严峻的政治形势，征求他对文化界疏散的意见，希望他去香港暂避，又可以开辟新的阵地。沈先生表示一切尊重组织安排。
沈先生到达香港以后，即与韬奋、夏衍等人一起，团结在香港的大批文化界人士，大力开展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沈先生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还在尽力笔耕。那时期他写了长篇小说《腐蚀》。据沈先生自己说，那是为了刊物的需要，作为任务来写的，而且是边写边刊登，这对他来说也是少有的。这篇小说还为了适应香港和南洋一带读者群的口味来构思，又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国民党的阴暗腐败。内容情节比较简单：失足女青年赵惠明，被骗当了国民党特务，对人民干了不少坏事，后来她醒悟自己的堕落不能自拔而感到非常痛苦。她以自身的经历挽救了另一个失足女青年，并盼望自己能找到一条自新的道路。这篇小说在香港及南洋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重庆看到上海出版的这本书，青年中有些不同的议论。有的人说，茅盾这位深受人尊敬的老作家，为什么要抱着同情心来描写一个特务呢？
记得有一天我给沈先生送去解放区来的书刊，一般我都是把东西送到打声招呼就走的，不愿打扰他。这天他站起来，笑着说：记者同志请坐下。我说：沈先生有什么事要我办吗？他摆摆手，指着板凳等我坐下才说：我听说《腐蚀》这本小说青年人有意见，是不是？这是难怪的，像赵惠明这样一个已经堕落的人不值得同情。他带点犹疑的语气这样说。我非常率直地回答：是的，沈先生。有些人是这样说，但我却不认为这样，通过赵惠明让青年人看到社会的黑暗罪恶有什么不好呢？而且她本人也是无辜的。由于她的软弱无知被坏人拉下水，又没有勇气和力量抗争自拔，她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是值得同情的。为什么不可以让她挽救另一个无辜的牺牲者而自赎呢？沈先生习惯地轻声笑说：那么你是我的拥护者啰。他又严肃地问我：你们那里（指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有什么议论呢？周公有什么批评吗？我回答说：我们没有讨论，也没听恩来同志谈起，我回去汇报一下好吗？他又轻轻地说，不需要，见你来了我顺便问问罢了。
《腐蚀》这本小说，办事处不少青年同志看过，也引起过争论。有一天，我们一群年轻人正在议论，恩来同志来了，我们都盼望听听他的意见。他听了双方不同的观点后说：一个作家对生活对社会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以自己的立场观点来解剖社会，反映现实生活。作家对现实生活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正确与否当然可以讨论，你们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阅读作品，但何必急于取得一致呢？要知道有些作品是需经过时间的考验的，甚至科学和真理都需要时间的考验呢。沈先生想听你们的意见是他的谦虚嘛！恩来同志是随便说的，倒真引起我们大家的深思。
《清明前后》是茅盾同志唯一的话剧作品。他自己常说，写剧本是还自己的心愿，头一回，写戏没有戏，像写小说一样，肯定要失败。当然这仅说明他的谦虚而已。《清明前后》以重庆当时轰动全国的黄金抢购案为背景，写了一个民族资本家和一个小公务员怎样被官僚大资本家所坑害。爱国的民族资本家林永清和妻子赵自芳一直抱着工业救国、法律救国的理想，希望对富民强国有所作为，抗战期间历尽千辛万苦，把工厂搬到重庆，但又受到有后台的官僚资本家、投机倒把分子的欺压，几乎陷入绝境。而小公务员唐文君和李维勤，仅希望能过温饱的生活，有一个屋能放下张床而不可得，最后被迫以小小积蓄购买黄金，倒成了大官僚投机分子的替罪羊。通过这样的人物和事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茅盾的这一剧本同他其他的文学作品一样，对社会对人生都有深刻的洞察，写得细微感人，是一部很有时代和历史意义的作品。
《清明前后》当时在重庆由顾而已、石羽、王苹等担任导演和主要演出。观众情绪十分热烈，特别是不少工厂主、小资本家深为感动，曾轰动一时，使观众十分震动，使人们想到抗战胜利了，国家今后向何处去？国民党腐败政权又将如何？
那时恩来同志刚从延安回到重庆，工作极其紧张，还是抽空去看了演出。他十分称赞这场戏。有一次在朋友聚会中遇到沈先生，恩来同志紧紧握着他的双手，为《清明前后》的剧作和演出成功祝贺。沈先生谦虚地说：我从来没有写过戏，真是贻笑大方。恩来同志则诚挚地说：你的笔真是犀利的投枪，方向很准而且是致命一击呵。他们一起笑起来。记得恩来同志还特意会见了演出的同志，共同祝贺演出成功。
周恩来同志对茅盾同志一直非常尊重和十分关怀，而沈先生则是组织观念很强的人。他们的友情是建立在共同奋斗的事业上。我以上所记仅是几件小事，而又事隔半个世纪，如有差错，希望得到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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