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郭沫若

    1976年1月15日，在周恩来同志的追悼会上，郭沫若坐着轮椅被推进纪念的灵堂。两位同志扶着他，他却站不起来。他挣扎着弯了的腰而挺立。此情此景，他黯然神伤的目光使我的心悲痛而紧缩，好像血液不再在我全身奔流。郭老啊，您真是变得如此衰老了么？……在那最黑暗的三年，我未曾去探望他啊。我理解这位老人是如此痛苦又艰难地度过那三年，不，何止三年，而是十年！好在以后的时间不算太久，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了。郭老的诗词又跃然出现。我真为这位勤奋一生的学者庆幸。

    1977年1月，我经过了一段最紧张的工作后，去探望郭老。知道他身体还不很健康，也不常见客，于是先给他的秘书王庭芳打电话约个时间。没过10分钟，他就告诉我，郭老非常高兴我们去探望他，最好立刻就去，他在等着哩。当时，我心里有一种莫名的难过——他多么想见到一位老熟人，即使是他的晚辈。这么多年，他把所有的热情都埋在他喜爱的研究中，埋在心坎里了。

    上午10点钟，我到了郭老家。几个月来，他的健康状况好多了，只是行走还不太方便。他非常热情地把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拿给我们看，我们还在他的书斋里看到桌上摆满不少新的拓片。在他身体已日渐衰弱的晚年，仍然如此辛勤地工作着，要为后人多留下点难得的文化财富啊。我真想多问点，向他多学习点，但又不忍心消耗他的精力，我只得把去看望他的另一个意思说了出来，告诉他我写了一篇纪念周总理的小文，其中提到郭老一些情况，希望他能给以指正。

    开始是我给他念，听着听着，他的表情渐渐严肃了，他从我手中把清样拿了去。不一会儿泪珠从他那慈祥的脸庞滴落下来，我吓呆了。我理解他的心绪，但又不能让这位长者这样激动、难过。他带着慈祥而颤抖的声音对我说：“恩来同志是我的领导，我参加革命的最早领导人，大革命的时候是他引导我参加了共产主义者的行列。抗日战争时，他领导我与国民党顽固派做斗争，为党做宣传工作，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恩来同志的领导和帮助，我这一生将会是怎样呢？”他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又说起来：“就是在我的历史研究、文艺创作上，恩来同志不仅是良师益友，也是领导。没有他的鼓舞和帮助，我不能做出什么成绩的，至于‘文革’这十年……”我听着他久欲倾吐的肺腑之言，觉得心酸。他提起笔来，用颤抖着的手在那份清样上改着改着。停下笔来，他又对我说：“你写得很不够呵，特别是在重庆那段日子，恩来同志那样紧张繁忙，他对我在政治部三厅的工作领导是很细致的，为了工作的方便，给我派来最得力的助手。他很少让我到曾家岩50号去，更不用说红岩嘴了。而他呢，在最酷热的夏天还不时摆渡到赖家桥来（重庆附近乡下郭老住处），七星岗就更不用说了，你该知道呀。”郭老当时激动的心情使我也难过起来。忽见他沉默思索，又像是自语：“多么好的同志，好的领导者！他对我写的文章、剧本、诗歌，有时听我给他读，又不知看几遍，共同讨论，甚至字斟句酌。有时候我表达不出自己的意思，恩来同志却情思敏捷，一语提醒，我们就不约而同大笑起来……”

    知音难求啊！郭老为往事兴奋，又有点感伤，我多么不愿意打搅他本已逐渐平静下来的心啊！我站起身来，紧紧握住他稍微发冷的手，衷心祝愿他为人民多活几年，多工作几年。

    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我还曾见到郭老，他身体显得更衰弱了，而脸上总抹上一丝微笑，好像春日的晚霞，逐渐温暖着老人的心……

    郭老家里最后那次会见时时掀动着我的心。回忆起那遥远的年代，还是黑暗统治着中国的年代，1941年是重庆最阴暗的日子。为了祝贺郭老的50寿辰，也以此使文化界的不少领导同志聚集一堂，研究在那样的环境里，如何与国民党反动派进一步开展斗争，用文化这一锐利武器，揭露国民党反共投降的阴谋，提高人民的觉悟，在重庆天官府郭老那窄狭的小住宅里“亲朋”满座，济济一堂。郭老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恩来同志非常高兴地举杯为郭老祝贺，特别为他重新修改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将要演出而庆祝。这样一次聚会，在当时还真是难得。

    过了没有多久，恩来同志像是意犹未尽，又为郭老创作生活25周年举办纪念聚会，请了几位亲近的朋友，在曾家岩50号，再请郭老便饭畅谈。那正是郭老的剧作《棠棣之花》演出取得了极大成功的时候，这出戏可以说是为新编历史剧演出打响的一炮。运用历史题材，借古喻今，是对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实行对共产党封锁、离间、孤立政策的沉重一击。这次演出观众反应极为热烈，可见人民的觉悟是高的，艺术欣赏水平也是高的。

    恩来同志非常喜欢这出戏，特别欣赏剧中一些寓意深刻的诗词。那天晚饭后，恩来同志命我唱支歌助兴（我不是歌手，但抗日青年都该会唱的）。我说唱陕北民歌好吗？恩来同志却说，你应该唱《棠棣之花》插曲《湘累》。他告诉郭老，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都很喜欢唱这首歌。郭老非常感动，可见恩来同志对郭老的尊重和深情。

    《棠棣之花》本是郭沫若早年写的两幕短剧，描写战国时候聂嫈和聂政姐弟两人的深厚感情，赞颂聂嫈这位弱女子深明大义，勇敢可嘉。我最初读郭老这一短剧时，也是很受感动。五幕话剧《棠棣之花》就是从这一短剧经过若干年若干次修改发展而来的。当时重庆由于环境极端恶劣，演出现代进步话剧很困难，稍有一点进步思想内容的，都被横加删改或遭禁演，因此才想到利用历史剧这一特殊的形式（当然以前也演出过历史话剧，如《明末遗恨》之类，但有进步革命意义的历史剧还少见）。当时文艺戏剧界有些朋友也担心，这样一出话剧，情节简单，没有多少戏，又是郭老当时第一个正式上演的剧作，应该特别谨慎。有的同志甚至怀疑《棠棣之花》的政治意义在那样的环境中到底如何？据我所知，恩来同志曾多次与郭老谈论关于《棠棣之花》的修改和演出问题。郭老满腔热情，恩来同志也鼓舞他的信心，并曾多次阅读剧本。记得在一个难忘的深夜，恩来同志把我叫进他屋里，问我《棠棣之花》剧本看过几遍了？感想如何？戏剧界青年朋友对排演的信心如何？等等。他非常关心这次演出的成败。我知道他是很喜爱这出戏的，但在决定时却非常慎重，考虑很周到。其实关于他提的问题我已不止一次向他汇报过，所以我简单说，演员们有信心，剧本情节虽较平，但聂嫈、春姑形象动人，剧中充满诗情画意，我觉得演出会成功。恩来同志一边沉思着，一边说：“是呀，演员和导演很重要，一定要和戏剧界朋友研究选择最适合的导演和演员。”然后，他稍带批评语气对我说：“你对剧本虽然读了几遍，但郭老这个剧本的深意，你还没有看懂呵。聂嫈、春姑是使人可敬可佩，诗情画意也固是长处，但现在演出也有深刻的政治意义，你多想想，为什么郭老在剧中特别强调‘士为知己者死’这样的主题？这绝不是封建思想，这正是郭老对党感情之深的表现呵。”那番话当时我并不完全理解。

    夜已深沉，恩来同志又非常兴奋热情地谈到郭老在研究中国古代史方面的许多建树。郭老的诗篇充满浪漫主义，但在研究史学上完全是唯物主义的。他非常重视出土文物的研究考证，而不是单凭古籍。郭老研究的态度严肃谦虚，有了新的发现，能随时慎重修改自己的观点，绝不坚持错误的意见，这对于一个专家来说很不容易做到。恩来同志又谈到《棠棣之花》创作，郭老经过很精细的考证工作，也可以说是经过20年的不断加工修改。当然历史和历史剧不能等同看待，艺术创作应该允许作家发挥一点想象力。他还特别教导我要学习老一辈那种勤奋的学习精神，一知半解或强不知为知是最害人的。我真是又感激又惭愧。这时，窗外已经看到天色蒙蒙亮了。

    《棠棣之花》演出后，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场场满座。朋友们都欢欣鼓舞，这不是一个剧本演出成功问题，而是为话剧演出开创了一条新路，意味着沉寂的雾重庆又将活跃起来。这时，恩来同志又考虑到对这次演出在报刊上的宣传。他认为报刊的宣传不仅能扩大演出的影响，解释剧本的深刻意义，还能为新编历史剧开辟正确的道路。因为从抗战初期起，对新编历史剧就曾不断有争论，从所谓“旧瓶装新酒”，以至抗战时期能不能写历史剧、如何对待历史剧的创作等问题。于是，恩来同志领导《新华日报》和办事处有关同志们，讨论历史剧问题，也讨论《棠棣之花》的演出，决定《新华日报》出专刊。恩来同志亲笔写了刊头题字“《棠棣之花》剧评”。其中有的文章是根据恩来同志的发言和提议写的，又经过他亲笔做了修改。恩来同志不仅是郭老政治上的坚强战友，在文艺创作和思想感情方面也真是难得的知音。

    当我执笔写《棠棣之花》的剧评时，才渐渐理解郭老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工作之艰辛，用心之良苦。国民党反动派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用种种极为卑鄙的手段，诸如绑架、突击、逮捕，甚至明目张胆地殴打，即使郭老这样的知名人士，也常常受到威胁。在党的关怀下，许多同志离开了重庆，而郭老毅然留下来，坚持工作并和大家一起坚持战斗，争取环境好转。在这样的时刻，郭老在《棠棣之花》中，特别强调“为知己者死”，正反映了郭老当时思想深处的真挚感情：他把共产党视为知己，愿为此而牺牲自己的一切。演出时，第三幕最为动人肺腑：聂政见义勇为，酒家母女，特别是春姑对聂政的倾慕，表现出人民大众的侠义精神，人心所向。最后一幕，聂嫈和春姑勇敢地为传诵英雄的事迹而牺牲，人民给予英雄们最高的荣誉……

    当年演出时，剧场的观众流着热泪，长久鼓掌不愿离去的情景，虽然已相隔几十年，我仍记得十分清楚。

    这次演出成功，影响是巨大的，郭老“为知己者死”的精神鼓舞了蒋管区人民继续战斗的勇气，使国民党离间孤立我们的政策遭到打击，也使人们的思想感情受到陶冶、升华。《棠棣之花》演出的成功，也使郭老的斗志更加昂扬。此后不久，郭老又成功地创作了《虎符》和《屈原》。

    1941年冬天，郭老第四个剧本《孔雀胆》写成了，这真是郭老创作旺盛的时代。我读到剧本初稿时，觉得郭老在剧本创作上更成熟了，剧情、结构、人物都较前完整，有戏、动人。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在《棠棣之花》《屈原》达到那样高的成功之后，郭老应该拿出什么更富有时代意义的剧本。

    1942年，国内形势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遭到完全失败，日本在太平洋发动战争得手后，气焰很高，做出姿态要从南路向大西南进军，蒋介石只好暂时把反共老调放下，我们在各方面的工作又开展了起来。恩来同志更忙了，很难得在吃饭的小屋里见到他。

    一天，我们几个人在曾家岩临江的小屋（吃饭兼会客用）里吃午饭，正边说笑边吃着，恩来同志回来了。他看见我就问：《孔雀胆》剧本你看过了？听说要演出了，我最近太忙，没有时间去和郭老详谈了。我望着恩来同志的脸像往常一样严肃又平和，于是随口答应着：“看过了，戏很不错，很感人，大概不几天就上演了。”他皱着眉毛，这是不满意我的回答。他坐在板凳上吃饭，一下停住了，炯炯的目光看着我：“戏不错，你就不想到别的啦？”他迈开矫捷的步履回到他的小屋里，很快拿出一本油印脚本回来交给我，说：“这是演出本，你再看看，下午我还找你呢。”那时候吃饭带谈工作都这样匆匆忙忙的。

    我立刻跑回到我的小办公桌旁，翻开恩来同志看过的脚本，又仔细读起来，里边用红蓝铅笔画着许多横线，却没有写一个字。我还是看不出什么问题。说实在的，那时我真不懂剧中所写的历史背景和人物，也找不到任何有关云南贵州少数民族的历史材料，只好坐着发急。接近傍晚，恩来同志突然站到我的小桌旁，对我说，你看不懂吧，也难怪，一般资料都没有的。他嘱咐我立刻去郭老家一趟，本来他约好晚上看望郭老的，但现在实在忙不过来，让我传话，说剧本写得还不错，但史实很值得研究。这时上演此剧在意义上是不可能与《屈原》等并论的。是否上演，请郭老他们自己商量决定。说完，我还来不及思索一下，恩来同志已经出门忙别的事情去了。

    当晚，我去郭老家，一路上头脑乱纷纷的。虽然为工作的事，我去过郭老家多少次了，但转达这样的话，怎么说呢？我自己还不明白话的意思哩。这明明是批评，我转达合适吗？但不管如何，我把话记牢了，不敢忘掉一点儿。

    我到达天官府郭老家时，郭老和夫人于立群已吃罢晚饭正和儿子汉英玩耍。我突然出现也是常事了。我说了恩来同志今晚有要事不能来看望他了。郭老和蔼地笑笑，他也深知恩来同志是太忙了。接着，我把对《孔雀胆》的几句话，像是背书一样说了出来。郭老非常认真地倾听着，听完又让我重复了一遍。他沉思一会，很严肃地说：周公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对某些历史人物时常有偏见偏爱，这是很难改的毛病。《孔雀胆》可没有办法了，要演出啦。我看着郭老那样认真又坦然的神情，心里由衷敬佩。他一点也没有因为听到批评意见而有任何芥蒂，却感到因来不及修改而遗憾。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恩来同志也许是认为民族团结共同抗敌的主题更为重要。那时对段功这个人物如何评价也是有些争论的，而恩来同志对作品提意见或说出他的看法，是以平等的态度，绝不强加于人。他也没有否定《孔雀胆》剧本的意思。

    周恩来同志与郭沫若同志数十年来为共产主义事业共同战斗，情深似海。伟大的政治家周恩来平等待人，从不以领导者自居，对同志以诚相交，而一代文豪郭沫若，也从不对同志孤高自诩，傲气逼人，总是和蔼可亲，热诚相待。他们这种高尚情操多么值得后人称颂！革命同志之间的战斗团结不就是共同的奋斗目标、互相敬重、互为知音的结晶吗？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多么需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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