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来同志的遗憾

    那已经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情。1940年重庆遭到大轰炸时，曾家岩50号“周公馆”被日本飞机炸坏了，所有工作人员只好搬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暂住。由于工作都在城里，我们只有步行或乘一段公共汽车到城里，每日来往奔走四五个小时。重庆酷热，没两个月我就病倒了，每日发烧、咳嗽，有时还咯血，医院诊断为肺结核病。那时候这种病是不治之症，还会传染。我当时还不懂得什么恐惧，但是我不能和大家一起住了，怕传染给其他同志。幸好，我们的房东又是邻居刘太太是个好心人，说她家三层小楼的顶层还有一间藏物间，虽然小但还可以放上一张小竹床，于是我一个人住进那间小房里。

    刘太太家的三层楼上还有正式的房子，那时住着邓颖超大姐的母亲杨振德老太太和周恩来的父亲周邵纲老先生，他们什么时候到重庆的我不知道，也没有打听，在那样环境下，我们习惯了不知者不问。

    同住一间屋檐下，时常见面，但不串门，大多数时间我是在屋外坐坐或者散步。杨老太太曾经做过地下党的工作，所以称为革命的老妈妈。她身体不太好，不常出门。周老爷子曾经在旧官府做过文书一类的工作，他比较健康活跃，时常出外边走走。可能由于孤单，他时常找我说说话，有时还和我下盘象棋。我的棋艺很差，但他还是赢得很开心。我们的伙食由办事处厨房供给，勤务兵拿两个提盒给两位老人送饭。我当时吃“病号饭”。八路军一贯优待病人，我每日吃一个鸡蛋煮挂面，我自己拿着一个大漱口缸去厨房打饭，当然我想吃大食堂的菜也可以随便取。我自认为根本不算病号，只不过有时咳嗽，或感到累而已。医生总命我多躺着休息，我只得每天看闲书，什么《水浒》《三国》《红楼梦》，还有不少苏联的或法国的古典小说。不工作真是很无聊的。

    我们住在刘太太家时，恩来同志和邓大姐每周都会来探望两位老人。使我感到有点奇怪的是，两人同来，总是先到杨老太太处，坐的时间也比较长，常听恩来同志问长问短，十分关心，但是去周老爷处大多时间只是问个好，身体如何。

    由于大轰炸不停，红岩村的防空洞不太安全而且较狭窄，所以把一些非工作人员——老人和病号疏散到较远的乡下，好像也是刘太太的房子，在磁器口一个小村里。杨老太太、周老爷子，董老的夫人何莲芝带着儿子滋生，还有我、袁超俊，《新华日报》有心脏病的张栅同志等人都去了。办事处的牟爱牧副官时常来照顾，还请了乡下一位大婶为我们做饭，这样就更像是一家人了。住在那里有一个多月，周老爷子除散步，还常和我下象棋。他不断指导我的棋艺。但我不是下棋的料，总不进步。老人家笑着说，看你样子挺灵的，怎样学不会看三招呢？周老爷子有时还爱喝点老酒，只是买一两毛钱五香豆腐干做下酒菜，连一小碟酱肉都舍不得吃。有时我坐在边上听他喃喃地说：困难时期能喝上点酒，足够了。

    冬季降临，日本飞机不大来轰炸了，我们这些人又搬回红岩村。当时杨老太太身体不好，仍住在刘太太家，周老爷子和我，还有龚澎就住在办事处后边两排平房里（后来改为办事处托儿所了）。龚澎受了外伤，不久就痊愈了，回到办事处。超俊也回到办事处，只剩下周老爷子和我各住一间。办事处派来一个勤务兵晚上陪伴老人，这样白天只有老爷子和我两人，所以显得亲密些。他时常冲着屋里喊，姑娘家别偷懒，陪我下盘棋吧。

    1940年冬天，杨老太太生病住院了，办事处管生活的副官们忙碌起来，天天跑医院看望，恩来同志和邓大姐也经常去陪伴。不久，杨振德老太太病逝。办事处的同志也曾有因病去世的，但从来没有开过追悼会，只是同志们座谈缅怀。而这次杨老太太是举行了很隆重的公开追悼会，在《新华日报》发表公告。我记得在红岩嘴办事处一楼的过道两旁摆满了花圈，有办事处同志们的，更多的是各民主党派、进步社团送的。一楼那间最大的办公室作为灵堂，横幅是悼念革命母亲杨振德。开祭那天来红岩嘴办事处祭拜的人流不断，可见革命群众对革命母亲的尊敬之情。那天恩来同志和邓大姐一直守在灵堂尽孝，十分感人。在我的记忆中，只有1946年“四八烈士”的追悼会给我留下同样深刻的印象。

    我的病好转后，回到办事处工作。过了有一年多，我的病又有些复发，就又回到红岩村养病，又和周老爷子搭了伴儿。1942年夏季，我和周老爷子还住在那两间平房，他感冒了，有些不舒服，办事处刘医生每日都来看望，给他吃药，但病情时好时坏。那些天，恩来同志也因为病（后来听说是小肠疝气）要手术治疗住进了医院，所以只有邓大姐来看望老爷子。因为是感冒，不是什么大病，也就没有告诉住在医院的恩来同志。当时周老爷子已70多岁了，只有那个勤务兵和我时常守候，给他送水送饭。

    一天，我给他送水，他突然问我，他病了好几天为什么恩来不来看看他呢？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恩来同志因病住院，我们也不知道，只好含糊地说，恩来同志最近很忙，他一定会抽空来看望您老的。您感冒了，吃几天药一定会好起来的，放心吧。待到傍晚时候，老爷子咳得厉害，我拿开水进去，见他脸色红紫，呼吸喘急。我握着他的手，好烫人啊！我立刻跑到办事处一楼叫刘医生赶紧过来。刘医生紧跟着来了。老人发高烧。刘医生喃喃地说：可能转为肺炎了。他一边给水给药，一边让我赶紧报告给钱之光处长。那时办事处的负责人是董必武和邓大姐，别的事就是钱处长处理了。

    我跑去报告钱处长，他赶过来看望。随后他对刘医生和我说，你们守在这里，我去找邓大姐商量。

    天色已黑，钱处长还未见回来。我握着老人枯瘦如柴的手，这时他慢慢睁开眼，看见我在床边，喘着气说：你还在哩，恩来怎么还不回来啊？泪水淌到枕旁。我不敢哭出声来。

    董老、邓大姐、钱处长来到时，老爷子已经走了……

    第二天，老爷子的棺木放置在红岩嘴山谷尽处，也就是当年的防空洞口。

    再过去一天，恩来同志从医院回到红岩嘴，才知道老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他到防空洞口抚棺痛哭，坐在泥地上守着已走远的父亲整整三天……

    什么纪念活动都没有举行，老人即葬在小龙坎伏园寺墓地，这里是大有农场主人、南方局和办事处房东饶国模专门为在红岩病逝的同志划出的一块墓地。邓颖超的母亲杨老太太也安葬在这里。

    过去好长时间了，炎热的夏夜，我们常常坐在小山沟尽处乘凉。一天，恩来同志静悄悄地在我身旁坐下，问我他父亲去世那天，我是在旁边吧，为人子他没能尽孝，临终也未见一面。我不敢看他愧疚的脸……

    三年前，我又返红岩，山谷尽头已建了一座纪念烈士墓，在那年代的先人们共处一地，周老爷子、杨老太太，还有钱之光之妻边爱连等，房东刘太太、饶国模的墓地就在前边不远处。

    我久久站在墓地，回想起数十年前的往事，那是由于“左”的思想，唯阶级出身成分论作怪决定一切，使人留下多少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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