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忆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上演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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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曾主编《剧本》月刊,我和全国很多剧作家都有交往联系,有不少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也与一些剧团有深厚的感情,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的友情持续有数十年。

    说到前线话剧团,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说是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部话剧最终得以正式演出,和我还颇有点渊源。

    首长意志决定创作的生存

    1961年秋,也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后期,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随后又开了电影故事片座谈会。前后这两个会议,后来都被称为新侨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在思想上使广大作家得到一些解放,放下沉重的包袱;拿专业点的话来说,是真正实现百花齐放,不用或少用些“打棍子”“戴帽子”的做法,使文艺得到发展的广阔空间。

    乘着新侨会议的东风,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同文化部准备召开一个话剧、新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当时新电影不多,戏曲也受到很多限制,话剧等成为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受重视,因此召开这样一个全国性会议还是很有意义的。在筹备这次会议的过程中,周恩来总理指示我们一定先要做好调查研究,了解全国各地作家的创作情况,特别是思想问题、有关创作的思想负担等,并当场决定要派几个小组到东南、华南、东北、西北等地去了解情况。我当时分配到华东组去了解情况。

    华东剧作家主要集中在南京、上海和杭州三个大城市。去华东的只有我和凤子两人,我们都和这三个城市的作家比较熟悉。我们首先到南京,南京创作人员最集中的是前线话剧团,我们和作家兼团长沈西蒙,还有刘川、莫雁等人常有来往。我们住在南京军区招待所里。第二天上午,我和凤子见到沈西蒙。彼此都熟悉,我们就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直接询问他前线话剧团有什么新的创作剧本和其他创作情况。当时我们还没有说广州会议的计划,他开始时也没有谈到什么创作情况,只做一般介绍。经我再三询问,他才神秘地对我说,他倒是写了个新剧本,但是写得不好,已经被军区政治部枪毙了。他这么一说,引起了我很大注意,问他剧本是写什么内容,请他拿给我们看看。他却说剧本已被枪毙了,军区领导让保密,所以也不好给你们看了。随后刘川说,其实剧本已经排练出来了,是审查时被否的。我们听后更感兴趣了。我对沈西蒙说,剧本给我们看看又有何妨!我们也会替你保密的,对什么人都不说,给我们看一晚上,明天就还给你总可以吧!这样沈西蒙才把两本稿子交给我们。

    我和凤子连夜把剧本看完,第二天清早我们就谈起沈西蒙的剧本来。这个剧本是以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一篇真实报道为依据,经过剧作家深入了解情况而改编创作的。剧本中突出的优点是写出了南京路上好八连中几个非常鲜活的人物形象,比如连长、班长、士兵和军属等,其中有的矛盾冲突写得很生动。我们不约而同地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好剧本。但为什么军区领导会禁演呢?

    吃完早饭,我们就和沈西蒙见面谈剧本的问题。我问他军区领导禁掉这个剧本的理由是什么,还直率告诉他,我和凤子看完剧本,一致认为这是个值得称赞的好作品。沈西蒙告诉我们:主要问题在于所描写的军队干部和士兵都有缺陷,有几个人物还在部队进城后受到腐朽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变质了。这就给解放军的脸上抹了黑,歪曲了人民军队的正面形象。我们听后一时无话可说,但认为这样的批评是不妥当的,更不应该把整个剧本否定了。我对沈西蒙说:解放军中的干部和士兵都可能存在缺点的,写出来改正了不正是正面宣传了解放军的伟大形象吗?这是我们的看法,但如何修改,当然由你考虑。我建议他不要把剧组拆散了,或许有希望能改好的。

    我们在南京看到的这件事可以说是相当典型——首长意志决定创作的生存。我们到上海也了解到一些在领导创作上存在的类似问题,比如只能写正面人物,只能写解放后的题材,革命历史题材都不行,不给作家创作自由,而是出题做文章。

    回到北京以后,到各地区了解情况的小组专门向周总理做了情况汇报。当时因为沈西蒙要求我保密,所以关于《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情况我没有当着许多人的面一起汇报。但在不久后有机会又见到周总理时,我特别向他做了详细的汇报。他听后感到既吃惊又可笑,特别把我带到陈毅副总理的办公室,给他讲了这件事,并开玩笑说:你管的部队真了不起呀,一个排长、班长都不能犯错误!他们两位当场议论开了,说要把南京这台话剧调到北京来演出,让大家都来欣赏评论一番。

    1962年春天,广州会议开得很成功,参加会议的作家们都显得心情舒畅,十分兴奋,会后几年也确实创作出不少好作品。但由于当时领导部门对知识分子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会议精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达和执行。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广州会议倒成了“大黑会”,陈老总的精彩讲话也变成“大黑话”,成为他被揪斗的一大理由。

    全国一片“虹”

    《霓虹灯下的哨兵》在广州会议期间并没有议论,大概是到了1962年底,周总理和陈老总想起来了,又旧事重提,由解放军总政治部下令把前线话剧团调到北京专门演出《霓虹灯下的哨兵》一剧。记得大约在12月他们来到北京,经过短时间的排练,即在剧场试演出。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都去看了,我亦在场。演出后,周总理留下来和所有的演职员谈话,十分称赞这个戏,提出几点意见,要他们尽量做些修改,并决定在几天后正式演出,让我通知文艺界的领导和专家以及在京的剧作家们都来观看。大家都非常意外。周总理离开后,沈西蒙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把上次从南方回来以后的情况告诉了他。沈西蒙非常高兴地说,幸亏当时没有把剧组解散,否则就糟糕了。我告诉他,下次正式演出时,陈老总一定会来观看,而且部队首长也会来,既然周总理肯定了你们的戏,就不必紧张,就以正常心态演出吧!

    两周后的一个星期六,在原剧场正式演出《霓虹灯下的哨兵》。这次不仅周总理、陈老总来看,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和总政治部其他首长也来了,文化戏剧界的领导、专家也都到了,我记得有周扬、田汉、阳翰笙、林默涵、老舍等。他们都有点好奇地互相询问,今晚看的戏有什么特别么?当然也没有什么特别,周总理请大家看戏也不是头一回了,只是这次演出台上台下都有点紧张,看戏的都感觉有点意外、新鲜。台上虽然有点紧张,但还是很好地掌握了角色,特别是演连长和春妮的两个演员很出色。观众们看得很兴奋,感到许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好戏了。

    演出结束以后,周总理和陈老总把那些请来的观众都留了下来。周总理说,这次请你们来看这出新排演的话剧,主要是请大家提意见,希望大家尽量做到知无不言,称赞的话可以少说,主要是提出批评,能提出修改意见更好。大家轻松愉快起来。田汉是个最快言快语的人,他首先大声笑着说:好戏呀好戏,许久没有看过这样好的话剧了,特别是演员们,他们把兵都演活了。剧本也写得很好,但剧中的反面人物还是有点公式化,一看就是个坏人,是不是可以含蓄一点呢?这一下大家更活跃了,真是好评如潮。这时陈老总突然大声对部队的首长们说:你们看了都说不错,知道吗?这是被某些部队首长枪毙掉的戏哩。有人认为部队里不能有矛盾,不能有缺点,说那是给部队抹黑,哪有这种道理呢?我们部队之所以能战无不胜,成为伟大的军队,是不断克服困难和缺点才成长壮大起来的呀!正确全面地反映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才是好作品!陈老总高声笑起来,引起大家的热烈掌声。

    在这次演出之后,周总理专门召集《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的编、导、演全体人员,开了几次座谈会,大家自由交换意见。据导演之一莫雁当时的记录,周总理曾提出大小修改意见和建议70多条,但说明仅供参考。剧组人员留在北京专门修改。

    大概经过两三个月的多次修改,周总理也多次观看,觉得比较完整了才又再度正式演出。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了演出,而且称赞了该剧。当时媒体大量宣传,使得全国各地话剧团争相排演,于是就有了全国一片“虹”之说。这是1963年的事。

    “文化大革命”后,沈西蒙离开了南京前线话剧团,但他的话剧创作情缘始终未断,希望能有更好的作品问世,但终未能成功,这是他本人引以为憾的事。我们还时有往来,时常深谈。2006年我在南京开会,听说他已乘鹤西去。人生如此,不能不让人怀念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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