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八年一月九日星期三

    去了坐下，几句寒暄过后张先生问，谈什么呢？我说，你到了乡宁十五分校，张帆不在，你住在学校里等张帆回来，张帆回来了，又不让你在十五分校学习，说这儿的头头薄右丞是顽固派，在这儿学习于你不宜，后来呢？

    今天张先生精神好，开了头就自个说下去了——

    张帆回来没几天，又接到命令去秋林受训。秋林是个镇子，在黄河西岸，属宜川县，是阎锡山在河那边的一个立足点。等于二战区的后方基地，一切训练事务，都在那儿进行，许多重要会议，也在那儿召开。抗战初期，人们说阎锡山是“黄河两岸度春秋”，这边是吉县，那边就是秋林。

    张帆受训的时间不短，总有两个月，中间隔了个春节，他倒是回来了，过了春节又走了。受训完了，任命为干部团十七大队的指导员，等于做了部队政治工作。张帆在秋林安置妥当，托人带信，让我跟十五分校的两个学员去秋林找他。

    十七大队驻扎在秋林的虎啸沟，这种名字，也是适应抗战的形势起的，离虎啸沟不远，还有一个沟叫龙吟沟，阎锡山和二战区司令部，还有绥靖公署、省政府机关，都在那儿。虎啸沟跟乐意沟一样，也是一条山沟，两边是新打的窑洞。我去了之后，名义是大队办公室干事。跟我一起来的两个人中，有个叫王春福的，也当了办公室干事。

    去了才知道，这个干部团，跟薄右丞不是一个系统，薄右丞属同志会，相当于党务系统，他们属绥靖公署系统，头儿都是阎锡山，这边具体负责的是赵戴文。这也是阎锡山统驭山西抗战局面的一个手段，几个派系相互独立，又都掌握在他的手里。

    干部团是一个师的架子，十七大队相当于一个团，下面还有三个中队，九个分队。中队相当于营，分队相当于连，负责人都叫指导员。受训的都是些营连干部，只有官，没有兵。说是十七大队，不是说一下子就有十七个大队同时受训，抗战开始以后就有了干部团，每年都有受训的，挨着排下来，到了第十七大队。训练很正规，有枪支，有专门的教官，每天都要出操。

    张帆是大队指导员，团长级别，我是大队办公室干事，相当于团部的文书。

    开了春，天气热了，我们去河南领兵。领回兵，给了番号，就是正规部队的建制了。你会奇怪，山西的部队，怎么去河南领兵呢？抗战期间，全国的部队都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领导，山西是抗日前线，河南相对来说就是后方，后方征下的兵，要送到前线打仗。领来的兵，可以补充到原有部队，也可以编为新的部队，这也是阎锡山借机壮大自己势力的一个办法。

    张帆没去，军事教官带着我们四五个人，先到洛阳，这儿是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办了手续，再下到临汝县和禹县，接回一个团三个营的新兵，还有一个机枪连。回来编为二一八团，后改为三九四团，归入二十三军七十三师建制。这个军是晋西事变后，阎锡山扩充的一个军，下辖三个师，分别是七十三师，暂编三十九师，暂编四十师。军长叫刘奉滨，七十三师师长叫高倬之，二一八团团长叫郑逵。张帆就是这个团的指导员，相当于政委。我的职务也变了，下到连队，当了九连的连指导员。我会写美术字，会刻蜡板，主要还是留在团部做文书工作，有时也去九连连部开开会。

    一次我回九连开会，连长说，今天要开同志会的小组会。我说我不是同志会，就不参加了。连长将这个情况反映到团部，郑团长见了张帆问：令弟还不是同志会会员？张帆说：听他瞎说！在干部团的时候就集体加入了。

    当时二一八团驻扎在虎啸沟，就是干部团原来的地方。阎锡山的二战区长官司令部、绥靖公署、山西省政府，全在不远处的另一条沟里。刚才说了，那个沟叫龙吟沟。虎啸沟、龙吟沟，包括后来的克难坡，都是阎锡山的军政机关来了后新起的名字。这些名字，据说都是阎锡山自己起的。虎啸龙吟，听起来多有气魄。

    也是在虎啸沟，有一次军政干部开会，要求集体加入国民党。干部团隶属于战区长官部政治部，赵戴文是政治部主任，又是省党部的主任委员，就作了我们的入党介绍人。填了表，就完事了。时间在一九四〇年春天吧。我当时也弄不清，以前让加入同志会，怎么这会儿又要加入国民党了。

    韩：这段历史，我还熟悉。阎锡山跟国民党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从组织上说，他是老同盟会员，也是老国民党员，还是国民党中央的什么委员，但是，这些不抵事，关键是，蒋介石是他的政敌。他发起中原大战，就是要取蒋介石而代之。失败了，蒋介石逼他下野，逼他放洋，他躲在大连说要走没有走。正好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要整合全国的力量对付日本人，不能不放他一马，这才让他东山再起，当了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论职权比省主席还大，管着山西和绥远两省。

    阎锡山重掌山西大权以后，最怕的是国民党势力进了山西。中原大战后，国民党在山西的势力抬了头，尤其是省党部，处处跟阎锡山作对。阎锡山是个工于心计的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总想着怎么能把这个钉子拔了。正好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省党部压制学生运动过了头，酿成“一二·一八惨案”，阎便借这个机会，将国民党省党部驱逐出省。从那时到抗战初，长达七八年之久，山西境内就没有国民党的省党部，也就没有国民党的党务系统。这样，同志会就取代了党的作用。

    抗战开始后，经过忻口战役、太原战役，阎锡山的部队损失巨大，财政也日渐困乏，偏居晋西一隅，处处须仰仗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和接济。有所仰仗，就得有所遵从。一九三八年重庆国民党中央提出恢复山西省党部的要求，经过多次协商，决定从一九三九年春天起，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秋林，恢复了国民党的山西省党部。主任委员是赵戴文，这也是两方协商的结果。初期活动，仍受到限制，晋西事变后，才开始在二战区军政机关，训练机关，军队里，学校里，发展党员，一批一批地履行手续，集体加入国民党。阎锡山有句名言，叫“冬天穿皮袄，夏天穿布衫”，先前叫加入同志会是时势，现在又叫加入国民党也是时势，你的感觉是对的。

    张：就在我们集体加入国民党以后不久，张帆又受训去了，这次是去克难坡，叫什么“洪炉训练”。晋西事变之后，阎锡山跟共产党闹翻了，意识到如果长期待在秋林，对自己抗日的颜面大有影响，决定扭转这个局面。办法之一是，把他的长官司令部，搬到山西那边去。派人过河去选地方，选来选去，选中了吉县一个叫南村坡的村子，改名叫克难坡。

    这时我还没有去过克难坡，只听人说，也是个小村子，沿山坡挖了许多窑洞，还建了礼堂什么的。阎锡山这个人有点迷信，实际上舍不得离开秋林，秋林属宜川县，他的字叫百川，宜川不就是宜于百川嘛，这意思多好。来到南村坡，阎锡山嫌“南村”二字谐音“难存”不吉利，改名叫克难坡，图个吉利。

    韩：据我看过的资料上说，大略准备停当，一九四〇年五月间，阎锡山偕赵戴文及长官部参谋人员，由壶口东渡黄河，溯河岸而上，到了克难坡。不久，绥靖公署与省政府，还有下属机构也迁了过来。这样，克难坡取代秋林，成了抗战期间二战区的首府。在克难坡落下脚，阎锡山开始整顿他的军政党经各级组织，一个主要的办法就是办各种训练班，到了一九四一年初夏，在克难坡办起“暑期进步讨论班”，并赐名“洪炉训练”。洪者，大也，炉者，炼铁炉也，顾名思义，就是说，训练班好比是一个大炼铁炉，参加训练就跟锻炼钢铁一样，能使受训者脱胎换骨，去掉渣滓，成为一块坚硬的钢铁。

    张：张帆是团级政工干部，参加“洪炉训练”是必然的，大概就在训练期间，或是训练结束之后，他又上了“民族革命政治实施研究院”。这个研究院，也是阎锡山统制思想的一个机构，院长是杜任之。叫院长还是叫主任，记不清了。是你们晋南人，你知道吧？

    韩：知道一些，万荣人，我是临猗人，万荣跟临猗紧挨着。九十年代初我写《李健吾传》，搜集材料时去过李健吾先生家，他去世了，采访他的夫人。李家住北京东单东边，干面胡同里头社科院专家楼，四个单元，李家在最东边那个单元二层西侧，东侧就是杜先生家。李先生夫人说，对门的杜任之先生是你们山西老乡，问我可愿意过去认识一下，我没有去。

    张：杜任之这个人不简单，早年留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学的是马克思经济学。一九三三年回国，跟宋庆龄接上头，宋庆龄是反帝同盟的领导人，由反帝同盟总部，安排回山西工作，成了共产国际远东局太原通讯员。后来才知道，他在德国就参加了共产党，回国前领了共产国际的秘密使命。

    韩：他这一段历史我查过。回到山西，很快就获得阎锡山的赏识，担任了绥靖公署办公室的秘书。第二年年底阎锡山父亲去世，阎仿古礼，在老家为父亲守制，叫“庐墓百日”，请了许多学者给他讲学，曾专门请杜任之给他讲马克思的经济学。抗战开始后，杜任之得到阎锡山进一步的信任，晋西事变，杜任之不仅没有受影响，反而得到提拔，成了阎锡山最核心的组织——同志会的高干，不是正式高干，是候补高干。这个职位，相当显赫。杜任之所以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是因为他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人，不与国内的共产党组织发生横向的联系，就安全些。也有一说，阎锡山早就知道他的身份，只是爱惜他的才干，没有下手除掉。

    张：我后来跟了杜任之。解放前夕在北平那段时间，他跟我说过，回国后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讲究单线联系，他的联系人是王若飞。黑茶山飞机失事，王若飞遇难后，便断了与党的联系。后来解放军围太原时，杜在北平给阎发签名电，警告阎应当放下武器，免得人民遭受涂炭。据说阎见了杜的签名电，发了怒，说：“我没有枪毙杜任之是平生遗憾，杜任之是双料共产党！”

    在克难坡训练期间，杜任之很欣赏张帆的才干，两人关系不错。跟杜任之熟了，张帆说他不想回部队政工系统做事，想从政，经过杜任之的推荐，肯定还有一番活动，训练结束后，分配去石楼第九专员公署当了主任秘书。

    韩：张帆走了，你怎么办？

    张：张帆不回来了，二一八团的指导员就换成了温启仁。我待在温启仁手下，张帆不放心，知道我也不怎么愿意在部队做事，训练结束未去石楼前，写信叫我去南村。去了才知道，张帆已跟杜任之说好，让我来民革政治实施研究院当干事。回到虎啸沟，简单交待了一下，就正式过来了。研究院的全称应当是“民族革命政治实施研究院”，除了院长，还有几个教员，几个干事。我的名分是研究院办公室干事，实际上是杜的秘书，平时帮他整理文稿，没事了就看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这儿叫“研究院”，看什么书，只要不是过分左的，没有人管。

    韩：你到南村是几月？

    张：不记得了，连哪年都不记得了，记数字上我很幼稚，老记不准。

    韩：我在省图书馆看到《纪念杜任之文集》，是家属编了印出来，主编挂的是裴丽生的名字。我看到的那本，是他的女儿杜洛莎送给省图的。这种书不能借，我复印了几篇。有篇是杨汝桥先生写的，叫《杜任之在民族革命政治实施研究院》。这个人你认识吗？

    张：认识，好像在太原市民革当过主任还是副主任。

    韩：杨先生的文章里，对这个研究院有详细的介绍，内部机构，办过几期班，什么时间，都说得很明确，只要能定下张帆是哪期学习的，就能推出你是什么时候到南村的。

    这个研究院，全称你说了，简称就叫政治研究院。院长阎锡山兼，副院长赵戴文兼，杜任之是院务主任，实际负责人。你记成院长也没有错，主任更准确。杜任之受命筹办，是一九四一年一月的事。院址选在南村，找了几处民房做办公用，又修理了几孔已废弃的旧窑洞做研究员的宿舍，其中一孔大窑洞做教室。没有专职教员，来上课的，都是二战区长官部、山西省政府、同志会执行部各部门的负责人。杜任之也讲课。院部的编制，有办公室、指导课、考察课、总务课。办公室三人，一名同上校秘书，叫司寿山，汾阳人。一名同少校秘书，后来升为同中校，就是杨汝桥先生。还有一名干事。这是最初的人员配置。你说你当了院办公室干事，就是占的这个名额。

    这个研究院的设立，是为了短期培训县级行政人员，方式是办研究班。每期三十人，共办了两期，第一期足额，第二期不足三十人。来学习的都是干部，不叫学员，叫研究员。不是考进的，是二战区政治会议的参加者提名选送的，都是被认为有培养前途的年轻干部，培训出来担任县级工作。

    张：我有印象，看来张帆就是这么让选中的。

    韩：第一期一九四一年夏初开办，学习期限三个月。第一期出来的，分配得好，好些去了县里，有的当了高级村政指导员，第二期匆匆结束，差不多都回原单位去了。张帆初夏参加“洪炉训练”，属于短期训练，政治研究院第一期也是这个时候开办，第二期是秋天，衔接不上，再就是张帆学习结业后能到专署当主任秘书，分配这么好，也可以说明是第一期的。学习三个月出来，就到了秋初，九月的样子。也就是说，你是一九四一年九月至迟十月到南村，进政治研究院当干事的。

    张：差不多是那个时候，秋天啦。待得时间长了，才弄清南村的方位，在这上头我也是很幼稚的。南村在克难坡东边，上个大坡，走四五里的样子，是个大些的村子。从南村这边说，要到克难坡，就是下坡走四五里。到了克难坡，再往下走，就是黄河边了。南村坡既是这条坡的名字，也是半坡上一个小村子的名字。原本只有几户人家，二战区长官部搬过来才热闹起来。外人给这一片都叫克难坡，只有住在这儿的人，才能分清哪是南村，哪是南村坡即克难坡。

    来到南村，跟上杜任之先生，是我走向革命道路的开始。

    在南村住下，慢慢对杜任之这个人也就有了一些了解。阎锡山很欣赏他的才干，实际上他跟赵戴文的私人关系更好些。我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他也不给我说这方面的事，但我感觉他很开明，很进步。对我一直很关心，把我当小弟弟看待，常说一些时局方面的事指点我。解放后才知道，他是共产国际派回国内的通讯员。这个人留过学，有见识，自负，说话口气大，底气足，是那种个性鲜明的人。

    杜任之最显赫的头衔，是民族革命同志会高级干部委员会的候补委员，简称候补高干。不管身份多么显赫，地位多么尊贵，杜先生一直对我很关心。除了张帆这层关系外，也是因为，杜先生看出我是个爱读书，求上进的年轻人。

    我呢，总觉得还是跟杜先生隔了一层。毕竟他的身份是阎锡山的高干，是我们研究院的主任。当时常有年轻人，过河去延安，我听说延安有个鲁迅艺术学校，也想去。这个想法，不是到了南村才有，在二一八团时就有了。我们从河南接回的兵，编为二一八团，起先在虎啸沟驻扎，后来还在大宁县、蒲县驻扎过。刚回来，什么都不太懂，时间长了，对陕西、山西两边的形势都有所了解，也知道延安是个什么地方了。大宁在吉县北边，离延安更近，二一八团在大宁驻扎时，我真的想过，到河那边投考延安的鲁迅艺术学校。这样想了，还是没去。我做什么事，得按我的主意做，不会像有的年轻人那么莽撞，说去就去了。前面说过，在樊城做生意时，认定了一个为人处世的道理，就是“人无引进，寸步难行”，不管到了哪儿，要做成事，都得要有人引进。有人引进，就等于平日有人关照你，出了事有人保护你。我要去延安，也该找个引进的人。正好我们研究院的秘书主任张献廷有这方面的关系。

    张献廷这个人，名为秘书主任，主要是办总务，相当于现在说的后勤，文案上的事归我管。南村住房紧，我去了就跟他住在一起，一家农户的窑洞。不长时间，就看出来，这个人思想还算进步，不反对共产党。这在当时，是个重要标志，很难得的。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死跟杜任之。在他看来，我也是杜的心腹，因此对我很关照，跟兄长一样，指点我这该怎么做，那该怎么办。我把想去延安的想法，跟张献廷说了，问他有路子没有。没想到，他还真有这方面的关系，说克难坡那边一家商店的老板，叫苏巨卿，是他的朋友，常往河西贩盐，有自己的驮子，也有河西的商号派驮子过来办货，顺便带一两个年轻人去延安不是难事。苏巨卿这个人靠得住，真的想去延安，他给苏老板写封信，准会帮这个忙。我央他给苏老板写了信，很快就回了信，表示愿意帮这个忙。

    他们的信，都是用暗语写的，表面看，说的是生意上的事，一点都不犯忌。过了几天，苏老板托人捎话，让我过克难坡去。那时候也没有别的贵重东西，除了替换的衣服，最贵重的就是我这两年写的文章的手稿了。我爱写，没地方发表也写，对自己写下的东西很珍惜。不多，就那么一沓子，夹在衣服包里，外面看不出来。

    正好这一段时间，前线形势紧张，杜任之去南边督战去了，不在研究院。正是我走开的一个好时机。

    我去了，苏老板说三两天内河西有人过来，让我准备准备。所谓的准备，最大的一宗就是把自己打扮成个生意人。我那时留的是分头，一看就是个学生样子，去河西，若不是去秋林，肯定是去延安，这发型路上的卡子先就过不了。生意人就不一样了，来来去去总方便些。生意人都是光头，没有留分头的。克难坡有剃头铺子，我去剃了个光头，刚剃完，摸摸青头皮，觉得怪怪的。一想马上就要去延安了，又很兴奋，遇上认识的人，问怎么剃了光头，说天热了，图个爽快。

    韩：你既然这么说过，可见已到了第二年的初春，也就是一九四二年二三月间了。

    张：你这个判断有道理。还说去延安的事。好在抗战期间，剃光头的人很多，谁也不会往别处想。一连等了三天，还是不见河西的驮子过来，到第四天头上，苏老板有些抱歉地对我说，河西的人一下子来不了，你还是先回南村等着。我想，也好，这样一连几天在商店里耗着，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便将手稿等物件一并带上，回了南村。

    克难坡挺大的，还没出村，不迟不早，正好遇上杜任之。原来他从南边督战回来了。他夫人在克难坡做事，家在这边。杜见我剃了光头，又拿着个布包袱，问来这边做什么。事已至此，也就实话实说了，杜听了一笑，说：“我就知道你不干好事！”回到南村，见我闷闷不乐，又开导我：“鲁艺是好，可是，延安有你不多，没你不少，在这里一个人顶一个人用。”他不知道，我心里想的是，到延安进鲁艺学习，不是顶用不顶用。他又说，要坚持，将来我送你……没说完又拐了弯儿，说，放心吧，跟上我会有前途的。

    我说，我的头发都剃了，意思还是想去，希望他放我走。他说，头发剃了可以长出来嘛。

    过了些日子，看出我真的想去延安，就说，他有个朋友跟延安那边有关系，常带人去延安，可以写信问问。不知他给谁写了信，过了一段时间，那边回了信，说眼下风声紧，沿路盘查严，去不成。杜叫我别着急，耐心等待，总有机会的。没事了，明里暗里，说的还是那句话，跟上他会有前途的。

    我在南村，先跟张献廷住一起，后来又搬到一个老乡院里，也是窑洞。隔壁的窑洞，住的是两个民族革命宣传队的队员，一个叫王宏远，一个叫薛凤图，都是进步青年，平日跟我关系还不错。有一天快中午了，我从外面回来，王宏远和薛凤图过来跟我说，上午我走后，宪兵侦缉队的一个姓史的，去我的房里翻查过。我回到房里一看，果然有翻查的痕迹。这可是个大事，得告诉杜任之，偏偏这天杜去克难坡开会去了。匆匆吃过午饭，去了克难坡，找见杜任之，说了这个情况。杜也很重视，晚上回来，跟我商议对策，说一时还不会有什么危险，只是该注意了，让我把手边的进步书籍全烧了，别留下什么把柄。

    过后杜任之劝导我，追求进步，不一定非去延安不可，在哪儿都有进步工作可做，眼下去不成延安了，安心在这儿待着。要看书，去他的办公室看，侦缉队的人不敢去他办公室翻查。见我安下心来，他又让张献廷给他的朋友写信，说我病好了，托办的事不办了，意思是我不去延安了。

    经过这个风险，我也变得乖巧了，不是知根知底的人，尽量减少交往。王宏远和薛凤图，过后都成了我的好朋友。王宏远后来去了解放区，太原解放后，随着解放区的干部队伍回到太原，改名为王学化，会弹月琴，在文化艺术学校工作，可能还健在。

    那段时间，我还真看了不少社会科学方面的书。有些书，先前在乡宁十五分校时读过，但印象不深，经过这一段跟杜任之交往，再读，理解就不一样了。像杜任之这样有学识有思想的人，相处久了，是有潜移默化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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