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八年三月十七日星期一

    春节前后，忙忙乱乱，加上张先生身体不适，也就没有去打扰。过了正月十五，我要去厦门演讲，准备讲稿用去多日，三月十五日傍晚从厦门回来，休息一天，第二天上午即去看望看望张先生。下午又要去北京，再不去，就不像话了。这次去，离上次去隔了两个月还多。

    一见面，发现张先生留了短髭，刮得光光净净的脸上，淡淡的一抹短髭，配着红润的脸色，显得精神了许多。问为何留了短髭？说年前看电视，见好些老先生都留了胡子，除夕洗沐，叫了理发师来，发理了，胡子留下了。试试，看方便不方便，方便就老留着，不方便下回就剃了。

    我心里说，这是实话，实话什么时候说起来都是可爱的。

    坐定之后，张先生说小李把印谱拓好了，取出递给我。一个专门用来拓印的线装本子，蓝色封面的左上方，贴有灰底白边的纸签，签上是张先生手书“作庐印存”四字，下面右侧“颔自署”三字略小，左侧两方朱砂小印，一曰长甘，一曰作庐。一看就知道，是张先生的学生李海涛女士拓的。掀开第一页，是小李毛笔小楷写的序，略叙制作经过，末尾署“戊子正月”，可见她是利用新正的机会，来张先生家一一拓制的。序中还说，共做了三册，一册张老保存，一册她自己珍藏，一册送我。

    看罢收起，说，张先生，对不起，过年也没来给你拜年。

    张先生说，一正月里都没见面，今天可要好好谈谈啊。

    见他兴致高，我说，不提问了，你尽管说吧。除了中间上过两次厕所外，下面的话，可说是顺顺当当说下来的——

    在南村待了一年的样子，我的境况又有了变化。

    不是我的境况发生了变化，是杜任之的境况发生了变化。

    一九四二年春天，美英要开辟第二战场的迹象越来越明显，阎锡山知道，只要美英登陆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希特勒德国准会败亡。希特勒在欧洲败了，日本在亚洲也不会长久。为了适应新的抗战形势，这年四月，阎锡山把晋西十几个县划为五个区，设立战地动员工作委员会，总领该区军政财文大权，简称战工会，各附一个战地工作团，简称战工团。每区有一个中心县，就是战工会所在的这个县，下面辖两三个县不等。这五个区是隰县、石楼、孝义、蒲县和乡宁。当时杜任之是山西省政府的委员，同志会的候补高干，颇得阎锡山的赏识，经赵戴文推荐，委任为孝义区战工会的主任委员。孝义是整个晋西唯一的一个平川地区，又与日伪占据的太原地区接连，可见阎锡山对杜的信任。

    不是一开始就去的孝义，是孝义那边出了事才去的。一九四二年九月下旬，在平遥、介休之间，二战区跟日本人打了一仗，叫中街净化战役，打败了，骑一师师长赵瑞、骑四师师长杨诚叫日本人俘虏了，追查下来，孝义战工会主任委员翟全亚受到责难，撤了职，阎锡山要派个得力的人去，听了赵戴文的推荐，派了杜任之。

    当时杜任之正在乡宁一带督战。临汾西山一带防务紧张的时候，驻军司令是彭毓斌，阎锡山派杜任之为铁军委员，责任是督促抗战。铁军是阎在军队里的效忠组织，铁军委员不签署退却命令，带兵军官不得擅自撤退。杜任之在那边干得不错，正好又有赵戴文推荐，这才去了。

    铁军委员虽说权力大，身份显赫，毕竟是临时差遣，跟担任一个地区的主官还是不一样的。这是杜任之第一次出任地方大员，当然要组建自己的工作班底，用不着商量，就让我去了孝义战工会，职务是总部秘书室秘书。跟在民族革命政治实施研究院里一样，还是个干事，实际是他的秘书，好处是总部的摊子大多了，事情也多了，还有几个干事各司其职。同时去的还有政治研究院的好几个人。杜任之一走，第二期研究班结束，政治研究院也就撤了。

    孝义城原在日本人手里，大约一年前，阎锡山的军队跟日本人在这儿打过一仗，收复了孝义县城，也有人说是阎锡山跟日本人订有密约，是日本人主动退出的，打仗不过是个样子。不管怎么说，我们去时，孝义县城完全掌握在阎锡山政权手里。孝义县，该说是孝义区了，这儿的军事长官是楚溪春，下面有军长，三个师长。

    楚溪春对杜任之很敬重，杜上任那天，亲自到孝义城外迎接。楚溪春的职务是总司令，不是孝义区的，是当时晋西阎锡山政权北区的总司令。孝义城里驻扎的机关太多了，杜任之就把他的战工会总部设在离县城不远的兑九峪镇上。

    战工会的权力是很大的，统管辖区内的政府、军队、组织、教育、经济。初到不久，孝义区的共产党还给他写过信，要他坚持抗战，这样的信该怎样回复，需请示阎锡山，请示的电报稿是我执笔的，杜说我写。阎的回电很简单，说：“只要我们进步，什么都可以。”这话很模糊，让人摸不着头脑。

    杜任之在孝义区，一面宣传持久抗战，一面积极推行阎锡山的“新经济政策”，限制日军向阎管区进行经济渗透。我当干事，主要任务是记录他的谈话，整理成文，供他讲话用，或在区里的小报上发表。他的办公室在一家财主的院子里，我的住处离他不远，每天一到上班时间就过来。记得初到兑九峪的那个冬天，冷得很，我的手指冻得肿起来，几乎捏不住毛笔，看我冷索索的样子。他说，这算什么，列宁写作时，火炉里只有一两块炭，还不是照样写。

    一九四三年春天，杜任之有个重要讲话，就是这个讲话，给他带来了灾难。

    二战区里，经常办些训练班，克难坡办，下面各区也办。孝义区办训练班的地方，多在兑九峪镇上的清虚宫。这年四月，办的一个训练班叫“战地干部训练团”。办训练班，本地区的最高长官当然要去讲话。

    杜任之事先安排我们准备了个讲话稿，题为《目前孝义地区的粮食问题》。杜这个人，水平高，口才好，讲话稿只是个样子，全凭他自由发挥。我也去了，他讲得确实好，好多都是讲话稿上没有的。他说：“老百姓饿肚子没粮吃，军队有存粮吃不了。有些军官高价倒卖粮食，还硬逼着征粮，老百姓实在是负担不起了。这明明是要他们的命么！孝义地面上，驻扎了这么多的军队，不去打日本人，这就要坐吃山空！”

    那天，杜任之很激动，当时正闹春荒，他说，你们看看，孝义区的老百姓吃什么，菜窝窝头！还说，孝义区驻军有多少，全靠防区里的老百姓养活，还有政府人员，吃的用的，全是老百姓供应。当时，按阎锡山的指令，辖区内同时搞经济作战，有些像现在的反贪污反腐败的意思，成立了经济裁判法庭，还真的逮捕了一些有劣迹的官员。杜的义愤，就是针对这些事情说的。这次讲话，影响很大，人们都知道杜任之是真正抗日的，不像阎锡山过去派下来的干部那样，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

    他的讲话稿，原本就是我起草的，讲话时，我又做了记录，过后根据记录做了修订，干训团在他们编的油印小报上发表了。薄右丞当时是战区视察处负责人，见到这张小报，拿给阎锡山看了，说杜任之有“政变嫌疑”。阎看后觉得问题严重，一是鼓动老百姓对阎政权的不满，二是泄露了阎军在孝义区的军事实力，这样的言论，是不可饶恕的。当地驻军的一些军官，也给阎打来报告，诬告杜任之征粮不力、挑拨军民关系、瓦解军心等等。

    阎过去对杜，一面是欣赏其才干，一面也怀疑其来历，至此就更加怀疑了。阎是个疑忌心很重的人，不信任的人绝不能留在重要位置上。怎么办呢？对付杜任之这样的地方大员，自然不能掉以轻心。慎重考虑之后，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阎给北区总司令楚溪春发去密电，同时给杜也发来一电，让他回克难坡汇报工作。杜不知底里，作了简单的安排，第二天一早动身前往克难坡。楚溪春和杨自秀亲自送行，杨是孝义区经济裁判法庭的主任，也是地方大员。这三个人，可说是当时孝义区的三巨头，杜要回克难坡述职，两人送行是情理中事。

    这天杜任之可说是轻车简从，带着一个警卫员，警卫员牵着一头骡子，杜的坐骑。警卫员还挎着盒子炮。出了城，走了约一里地，楚溪春拿出阎的电报让杜看，电报上写的是：“杜任之讲话有叛变嫌疑，即派宪兵押解回部。”这是阎锡山的手谕，没人敢违抗。阎锡山这个人，人家说他是土皇帝，一点也不假，他给下边的命令，一律称之为手谕。从前皇帝下的条子，才叫手谕。我初到克难坡，听说阎长官的手谕如何如何，也是挺新奇的，都这个时代了，怎么还给长官批的条子叫手谕呢？真是奇怪。后来才发现，在二战区，人们都习以为常，不觉得是个事儿。

    看了阎的手谕，杜任之不好再说什么，只有听从。不知什么时候，原先跟在后面的两个宪兵走了过来，上前给杜上了绑，押到路旁停靠的一辆大车上。临别之际，楚溪春还跟杜任之说了些宽慰的话。

    这些我都是听杨自秀说的。

    送走杜任之，按阎锡山的手谕，楚溪春接任了孝义区的战工会主任，还是他的北区总司令，这个主任算兼职。这也是阎的安排，密电上说了的。

    战工会的秘书长是黄耿夫，楚溪春当了主任后，没有动他，还是秘书长。陕西人，思想比较进步，据说是共产党的老党员，跟刘澜涛在一起工作过。抗战初期，牺盟会活动时期，是一个县的牺盟会特派员，相当于抗日县长。都在杜任之手下工作过，跟我的关系也还好。杜来孝义后，政治研究院的主任秘书张献廷也跟了过来。黄、张、我三个人，算是与杜任之最亲近的。杜被捕后，我们三个人知道杜有个书箱，里面说不定有违禁的书刊，本来想寄放在哪儿，说不定杜将来有用处。杜还有个秘书叫杨汝桥，我们想把这个书箱放在他那儿，或是由他找个地方先藏起来，杨不敢，我们只好烧掉。晚上夜深人静之后烧一些，烧了两三天才烧完。杨不敢收藏，也能理解，谁也说不准往后还会出什么事。

    过了几天，阎锡山给战工会来电报，问杜的讲话，“动机何在，影响个什么？”楚溪春批示让黄耿夫代拟答辞。黄拟的答辞是：“动机是老百姓没有吃的。逮捕前没有影响，逮捕后才有影响。”楚溪春看了没说什么，就按这个稿子发到克难坡。

    黄耿夫还发动孝义区的工作人员签名保杜任之。黄让我拿上保书找人签名，签名的有二三十个人。我们把这个签了名的保书，作为文件送到克难坡，自然是石沉大海没消息，可那个时候人们就是这样，上司出了事，这样做才够义气。上头也不怪罪，觉得是情理中的事。这也是官场上不成文的规矩，这样做没人笑话，不这样做才惹人笑话。

    到了这年八月，按照阎政权的统一部署，撤销战工会，实行统委会集权制。统委会的全称是“组政军经教统一行政委员会”。组是组织，排在第一，这也是阎锡山政权的一个特色。楚溪春接到总部命令，立即将孝义区战工会取消，另成立孝义区统委会，仍由他兼任统委会主任。楚溪春这个人还不错，当了统委会主任后，明确宣布，杜任之任用的干部一个也不调动，原来做什么还做什么。黄耿夫原来是战工会的秘书长，这会儿成了统委会的秘书长。我还是办公室的秘书。

    杜任之逮捕回去，到了克难坡，押在宪兵司令部。按阎锡山的本意，是要叫他自裁的。阎有规定，凡是“基干”以上犯了大的过错，都要自裁。基干是高干下面一级的干部，不是基层干部，是基本干部的意思。哪些大的过错呢，概括起来说就是犯了烟、赌、贪、欺这四宗罪。烟是抽大烟，就是吸鸦片，赌是赌博，贪是贪污，欺最不好理解，按说是欺骗，这样理解也不错，但是太宽泛了，阎说的欺骗，只有一样，就是欺骗了他这个会长。自裁，也不是像日本人一样拿刀子剖腹自杀，是喝大烟水，还有的，是在一个暗室里，犯人躺在床板上，执刑人员拿浸湿的麻纸往犯人脸上贴，起初还能呼吸，一层一层地贴上去，慢慢就窒息而亡。

    阎锡山也知道杜任之没有犯这四宗罪，但他了解杜的历史，知道杜是国际共产党（共产国际）。审问时，下面的人审问，阎不会亲自审问，问是不是共产党，杜不承认，只说在法兰克福上学的时候，参加过一次游行，是第三国际领导的。又问他的讲话为什么跟共产党一个腔调，说是按照阎长官的指令办的，就是要振奋抗战精神，要肃清辖区内的贪污与腐败。又问为什么把儿子送到延安学习，说儿子已十八岁，成年人了，管不了。这期间，赵戴文曾为杜任之说情，说杜是个人才，即使不用，也不要逼之过甚。阎没办法，将此事交给高干会议处置，按他的意思，还是要自裁的。

    主持会议的高干叫王怀明，老留美学生，天主教徒，为人开明，做事讲究程序。像这样的会议，人命关天，他要求与会人员，都要表态，签字。一开始就说，今天的会，会长不参加，让我主持，接下来说已查清的杜的问题，比如解放区来信，杜表示了什么态度，战干团的讲话，杜是怎么解释的。又说，今天赵戴文副会长也不在，看来是上帝不允许我们擅自行事。大家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与会的几个高干，孙楚先就不同意裁决，跟着的还有几个人，表决的结果是大多数不同意。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都是赵戴文背后安排的。这样，杜就没有执行自裁。给的处分是，取消一切职务，放到山西大学当教授。

    我长期跟随杜任之，这件事也影响到上边一些人对我的看法。楚溪春曾跟杨自秀说过，有人说张颔是共产党。杨说，哪里会呢，年轻人嘛，爱看书，爱学习。

    说说王怀明这个人。说来你都不信，对王这个人，阎锡山非常信任。阎锡山到了台湾，好些东西，都是王给带过去的。王在台湾没住几年，一九五二年又去了美国，在芝加哥西北大学任教并研究法学，获博士学位。早年在美国读书，获的是硕士。后来就在美国定居下来，老了住进一个黑人开的养老院。年轻时留过学，又一直信奉天主教，跟外国人能说到一起，养老院里的人，都很敬重他。他的家属一直留在太原。一九八二年九十岁了，回到太原，落叶归根嘛。当过山西大学校长，省议会的议长，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这样一个阎锡山时期的大人物回来，还是很重视的。我也参加了接待。太隆重了，今天开会，明天座谈，老汉硬撑着，起初精神还好，慢慢就不行了。想给个省政协的副主席，可他是美国籍，一时还想不下办法，没过三个月，老汉就死了。对杜任之的自裁会，就是他回来后说的。这个人没有劣迹，山西新绛县人，早年曾参加过天坛宪法的制定。

    杜任之走了，战工会成了统委会，我还是当我的干事，没人呵护了。阎管区的形势变得严峻了，虽没有找我的麻烦，天天看到的一些事情，也让人胆战心惊。最可怕是梁化之的特务组织，要是叫盯上了，非倒霉不可。

    杜任之来孝义当战工会主任的时候，梁化之去了隰县，别的区都用的是所在的中心县的名字，独有隰县这个区叫隰汾区，跟东边的汾西县合在一起叫的。汾西县城日本人占着，西边的山区是二战区的。战工会还附着一个战工团。战工会和战工团，有一个重要任务是“肃伪净白”，说白了就是肃清共产党和进步分子，净化阎锡山政权里的人员构成。杜任之在孝义区没做这个工作，不等于战工会没有这个工作，他在孝义区不做，不等于别人在自己负责的区里不做。梁化之在他负责的隰汾区，薄毓相在他负责的石楼区就做得很卖力。薄毓相就是薄右丞。

    梁化之是阎锡山的亲戚，很得阎锡山的信任，在隰汾区搞得很厉害。为了对付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加强对扣捕的共产党人的迫害，梁化之还在隰县一个叫小西天的寺庙里，成立了“真理辨正处”，实际就是集中营。在梁化之一帮人的摧残下，隰汾区五个县的革命力量受到很大的破坏。阎锡山很欣赏梁化之的这套做法，觉得过去的特务组织，主要是杨贞吉的政卫组织太落后了，不足以“净白”二战区的阵营，决定让梁化之按他的方式，建立新的特务组织。

    这样，到一九四三年七月，阎锡山就在晋西二战区的范围内，通令各区各县，撤销原来的“战工团”，成立统一的肃伪机构——民族革命同志会流动工作队。流工队基本上是由原来的隰汾区战工会改组而成，梁化之的主任，张亦山的副主任，后来增加了一个副主任，叫智力展。队部设在隰县康城镇。

    不久，阎锡山又批准梁化之在各区各县的统委会中设一名“肃伪专员”，意思是负责肃伪工作的专职委员。梁化之派到孝义区的肃伪专员是张德夫，孝义县的叫冯奇，冯奇同时也是孝义县的流工队队长。冯奇这个人，原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被捕后背叛革命，经过训练，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张德夫这个人不错，良心没全坏了，肃伪的事，全交付给冯奇，不多过问。孝义的肃伪，是全晋西搞得很彻底的。还好，楚溪春对我不错，这些人没有找我的麻烦。

    我这个人，人家要找麻烦是能找下的。还在战工会时期，我有个同事叫黄延长，他媳妇病了，久治不愈，就请了个神婆子，说好晚上做法事，我晓得了，到时候去了黄家，把那个神婆子赶走了。黄延长是洪洞县人，解放后在洪洞办报，有次我去晋南出差，火车上遇见过，提起此事，两个人都笑了。没办法，那时候年轻嘛。

    阎锡山那时提倡年轻人要有“不容人不”的精神，有人说我这就是“不容人不”，我不这么看，我是以古人“嫉恶如仇”的精神自勉。

    在孝义期间，我结婚了。夫人叫尚雨湖，孝义城里人，家在西关街上，一个不大的院子。一九二五年出生，小我五岁，一九四四年冬天我们结婚时，她十九岁，我二十四岁，这是足龄。婚后，就在孝义城里租了处房子，离我上班的统委会不远。

    她父亲，就是我的岳父了，叫尚学融，太原第一中学的学生，跟彭真是前后班。后来考上北京中国大学，校长是邵飘萍。邵这个人在中国新闻史上是有地位的，中国的大学设新闻系，是他首创。学融先生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在县里当过图书馆馆长，西关街的街长，算是县里的一个绅士。日本人来了，叫他当维持会的会长，他不干，整天在城外自家菜园子里种菜。日本人拿他也没有办法。

    尚家在孝义县城是个大户人家。学融先生还有个哥哥，跟阎锡山手下的重要将领赵承绶是同学，在晋绥军里当过团长。抗战开始后不在军界干了，去西安做买卖。儿子在国民党空军做事。雨湖夫人这个伯父，大陆解放前夕去了台湾，后来又去了美国，最后死在美国。

    也是结了婚，也是杜任之走了心绪不佳，事也少了，我利用这段时间写小说，还学木刻。抗战期间，木刻很时兴。小说写了几篇，光复后回到太原，出了本小说集叫《姑射之山》。

    转眼到了一九四五年的七八月间，抗战形势已经完全明朗，日寇投降屈指可待。七月间，阎锡山的行营总部，由吉县克难坡移进到隰县西坡底村，八月二日，正式移进到孝义县的樊庄。樊庄离县城不远，地方富庶，交通也便利，阎住在一处地主兼资本家的院落里。梁化之那时风头正健，成了阎着意倚仗的人物，也跟着阎的行营来到孝义。同时到了孝义的还有流工队的副主任智力展。我就是那时认识智力展的，胜利后到了太原，他成了我的上司。

    阎锡山在樊庄，一面部署武力接收太原的事，一面也要做文事方面的准备，于是组织了一个随部工作团，经梁化之推荐，智力展当了随部工作团的团长。随部工作团的任务，就是做随总部进入太原的准备工作。跟我在一起做事的杨自秀、黄耿夫，先参加了这个随部工作团。一天杨自秀问我参加不，我也想早点回太原，就参加了。随部工作团的许多工作，跟行营参谋处的工作是重叠的。行营参谋处的有些事，我们也参与。我记得，我们两家一起拟过光复太原的标语。

    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孝义行营人员和樊庄村民一片狂欢，抗战八年，终于胜利了，都高兴得不行。第二天，参谋处接到命令，拟进军太原的标语。一条主要标语，我们拟的是：“阎司令长官率十万大军收复太原！”连同别的标语，一起送到行营让阎过目，拿回来一看都愣了，阎改为：“阎督军率三十万雄师直下太原，解救三晋水深火热人民！”阎的秘书对取标语的人的解释是：“阎长官说啦，沦陷区人民只知阎督军，不知阎长官，十万不如三十万有声势。解救三晋水深火热人民，说明我们是仁义之师。”我们听了，一面吃惊怎么敢这么夸大其辞，一面又不能不佩服阎锡山这个人确实高明。

    一天，杨自秀对我说，阎锡山一时回不去了，要经过解放区，不安全，得日本人保护着才能回去。后来果然是，晋中一带的解放区破坏铁路。没办法，只好叫日本人修，加强沿线治安，就是日本人保护着回到太原的。我和杨自秀、黄耿夫，都是跟着随部工作团回到太原，是光复后，首批回到沦陷区的工作人员，当时真有杜甫诗里说的“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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