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颔传-在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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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〇八年三月十七日星期一

    春节前后,忙忙乱乱,加上张先生身体不适,也就没有去打扰。过了正月十五,我要去厦门演讲,准备讲稿用去多日,三月十五日傍晚从厦门回来,休息一天,第二天上午即去看望看望张先生。下午又要去北京,再不去,就不像话了。这次去,离上次去隔了两个月还多。

    一见面,发现张先生留了短髭,刮得光光净净的脸上,淡淡的一抹短髭,配着红润的脸色,显得精神了许多。问为何留了短髭?说年前看电视,见好些老先生都留了胡子,除夕洗沐,叫了理发师来,发理了,胡子留下了。试试,看方便不方便,方便就老留着,不方便下回就剃了。

    我心里说,这是实话,实话什么时候说起来都是可爱的。

    坐定之后,张先生说小李把印谱拓好了,取出递给我。一个专门用来拓印的线装本子,蓝色封面的左上方,贴有灰底白边的纸签,签上是张先生手书“作庐印存”四字,下面右侧“颔自署”三字略小,左侧两方朱砂小印,一曰长甘,一曰作庐。一看就知道,是张先生的学生李海涛女士拓的。掀开第一页,是小李毛笔小楷写的序,略叙制作经过,末尾署“戊子正月”,可见她是利用新正的机会,来张先生家一一拓制的。序中还说,共做了三册,一册张老保存,一册她自己珍藏,一册送我。

    看罢收起,说,张先生,对不起,过年也没来给你拜年。

    张先生说,一正月里都没见面,今天可要好好谈谈啊。

    见他兴致高,我说,不提问了,你尽管说吧。除了中间上过两次厕所外,下面的话,可说是顺顺当当说下来的——

    在南村待了一年的样子,我的境况又有了变化。

    不是我的境况发生了变化,是杜任之的境况发生了变化。

    一九四二年春天,美英要开辟第二战场的迹象越来越明显,阎锡山知道,只要美英登陆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希特勒德国准会败亡。希特勒在欧洲败了,日本在亚洲也不会长久。为了适应新的抗战形势,这年四月,阎锡山把晋西十几个县划为五个区,设立战地动员工作委员会,总领该区军政财文大权,简称战工会,各附一个战地工作团,简称战工团。每区有一个中心县,就是战工会所在的这个县,下面辖两三个县不等。这五个区是隰县、石楼、孝义、蒲县和乡宁。当时杜任之是山西省政府的委员,同志会的候补高干,颇得阎锡山的赏识,经赵戴文推荐,委任为孝义区战工会的主任委员。孝义是整个晋西唯一的一个平川地区,又与日伪占据的太原地区接连,可见阎锡山对杜的信任。

    不是一开始就去的孝义,是孝义那边出了事才去的。一九四二年九月下旬,在平遥、介休之间,二战区跟日本人打了一仗,叫中街净化战役,打败了,骑一师师长赵瑞、骑四师师长杨诚叫日本人俘虏了,追查下来,孝义战工会主任委员翟全亚受到责难,撤了职,阎锡山要派个得力的人去,听了赵戴文的推荐,派了杜任之。

    当时杜任之正在乡宁一带督战。临汾西山一带防务紧张的时候,驻军司令是彭毓斌,阎锡山派杜任之为铁军委员,责任是督促抗战。铁军是阎在军队里的效忠组织,铁军委员不签署退却命令,带兵军官不得擅自撤退。杜任之在那边干得不错,正好又有赵戴文推荐,这才去了。

    铁军委员虽说权力大,身份显赫,毕竟是临时差遣,跟担任一个地区的主官还是不一样的。这是杜任之第一次出任地方大员,当然要组建自己的工作班底,用不着商量,就让我去了孝义战工会,职务是总部秘书室秘书。跟在民族革命政治实施研究院里一样,还是个干事,实际是他的秘书,好处是总部的摊子大多了,事情也多了,还有几个干事各司其职。同时去的还有政治研究院的好几个人。杜任之一走,第二期研究班结束,政治研究院也就撤了。

    孝义城原在日本人手里,大约一年前,阎锡山的军队跟日本人在这儿打过一仗,收复了孝义县城,也有人说是阎锡山跟日本人订有密约,是日本人主动退出的,打仗不过是个样子。不管怎么说,我们去时,孝义县城完全掌握在阎锡山政权手里。孝义县,该说是孝义区了,这儿的军事长官是楚溪春,下面有军长,三个师长。

    楚溪春对杜任之很敬重,杜上任那天,亲自到孝义城外迎接。楚溪春的职务是总司令,不是孝义区的,是当时晋西阎锡山政权北区的总司令。孝义城里驻扎的机关太多了,杜任之就把他的战工会总部设在离县城不远的兑九峪镇上。

    战工会的权力是很大的,统管辖区内的政府、军队、组织、教育、经济。初到不久,孝义区的共产党还给他写过信,要他坚持抗战,这样的信该怎样回复,需请示阎锡山,请示的电报稿是我执笔的,杜说我写。阎的回电很简单,说:“只要我们进步,什么都可以。”这话很模糊,让人摸不着头脑。

    杜任之在孝义区,一面宣传持久抗战,一面积极推行阎锡山的“新经济政策”,限制日军向阎管区进行经济渗透。我当干事,主要任务是记录他的谈话,整理成文,供他讲话用,或在区里的小报上发表。他的办公室在一家财主的院子里,我的住处离他不远,每天一到上班时间就过来。记得初到兑九峪的那个冬天,冷得很,我的手指冻得肿起来,几乎捏不住毛笔,看我冷索索的样子。他说,这算什么,列宁写作时,火炉里只有一两块炭,还不是照样写。

    一九四三年春天,杜任之有个重要讲话,就是这个讲话,给他带来了灾难。

    二战区里,经常办些训练班,克难坡办,下面各区也办。孝义区办训练班的地方,多在兑九峪镇上的清虚宫。这年四月,办的一个训练班叫“战地干部训练团”。办训练班,本地区的最高长官当然要去讲话。

    杜任之事先安排我们准备了个讲话稿,题为《目前孝义地区的粮食问题》。杜这个人,水平高,口才好,讲话稿只是个样子,全凭他自由发挥。我也去了,他讲得确实好,好多都是讲话稿上没有的。他说:“老百姓饿肚子没粮吃,军队有存粮吃不了。有些军官高价倒卖粮食,还硬逼着征粮,老百姓实在是负担不起了。这明明是要他们的命么!孝义地面上,驻扎了这么多的军队,不去打日本人,这就要坐吃山空!”

    那天,杜任之很激动,当时正闹春荒,他说,你们看看,孝义区的老百姓吃什么,菜窝窝头!还说,孝义区驻军有多少,全靠防区里的老百姓养活,还有政府人员,吃的用的,全是老百姓供应。当时,按阎锡山的指令,辖区内同时搞经济作战,有些像现在的反贪污反腐败的意思,成立了经济裁判法庭,还真的逮捕了一些有劣迹的官员。杜的义愤,就是针对这些事情说的。这次讲话,影响很大,人们都知道杜任之是真正抗日的,不像阎锡山过去派下来的干部那样,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

    他的讲话稿,原本就是我起草的,讲话时,我又做了记录,过后根据记录做了修订,干训团在他们编的油印小报上发表了。薄右丞当时是战区视察处负责人,见到这张小报,拿给阎锡山看了,说杜任之有“政变嫌疑”。阎看后觉得问题严重,一是鼓动老百姓对阎政权的不满,二是泄露了阎军在孝义区的军事实力,这样的言论,是不可饶恕的。当地驻军的一些军官,也给阎打来报告,诬告杜任之征粮不力、挑拨军民关系、瓦解军心等等。

    阎过去对杜,一面是欣赏其才干,一面也怀疑其来历,至此就更加怀疑了。阎是个疑忌心很重的人,不信任的人绝不能留在重要位置上。怎么办呢?对付杜任之这样的地方大员,自然不能掉以轻心。慎重考虑之后,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阎给北区总司令楚溪春发去密电,同时给杜也发来一电,让他回克难坡汇报工作。杜不知底里,作了简单的安排,第二天一早动身前往克难坡。楚溪春和杨自秀亲自送行,杨是孝义区经济裁判法庭的主任,也是地方大员。这三个人,可说是当时孝义区的三巨头,杜要回克难坡述职,两人送行是情理中事。

    这天杜任之可说是轻车简从,带着一个警卫员,警卫员牵着一头骡子,杜的坐骑。警卫员还挎着盒子炮。出了城,走了约一里地,楚溪春拿出阎的电报让杜看,电报上写的是:“杜任之讲话有叛变嫌疑,即派宪兵押解回部。”这是阎锡山的手谕,没人敢违抗。阎锡山这个人,人家说他是土皇帝,一点也不假,他给下边的命令,一律称之为手谕。从前皇帝下的条子,才叫手谕。我初到克难坡,听说阎长官的手谕如何如何,也是挺新奇的,都这个时代了,怎么还给长官批的条子叫手谕呢?真是奇怪。后来才发现,在二战区,人们都习以为常,不觉得是个事儿。

    看了阎的手谕,杜任之不好再说什么,只有听从。不知什么时候,原先跟在后面的两个宪兵走了过来,上前给杜上了绑,押到路旁停靠的一辆大车上。临别之际,楚溪春还跟杜任之说了些宽慰的话。

    这些我都是听杨自秀说的。

    送走杜任之,按阎锡山的手谕,楚溪春接任了孝义区的战工会主任,还是他的北区总司令,这个主任算兼职。这也是阎的安排,密电上说了的。

    战工会的秘书长是黄耿夫,楚溪春当了主任后,没有动他,还是秘书长。陕西人,思想比较进步,据说是共产党的老党员,跟刘澜涛在一起工作过。抗战初期,牺盟会活动时期,是一个县的牺盟会特派员,相当于抗日县长。都在杜任之手下工作过,跟我的关系也还好。杜来孝义后,政治研究院的主任秘书张献廷也跟了过来。黄、张、我三个人,算是与杜任之最亲近的。杜被捕后,我们三个人知道杜有个书箱,里面说不定有违禁的书刊,本来想寄放在哪儿,说不定杜将来有用处。杜还有个秘书叫杨汝桥,我们想把这个书箱放在他那儿,或是由他找个地方先藏起来,杨不敢,我们只好烧掉。晚上夜深人静之后烧一些,烧了两三天才烧完。杨不敢收藏,也能理解,谁也说不准往后还会出什么事。

    过了几天,阎锡山给战工会来电报,问杜的讲话,“动机何在,影响个什么?”楚溪春批示让黄耿夫代拟答辞。黄拟的答辞是:“动机是老百姓没有吃的。逮捕前没有影响,逮捕后才有影响。”楚溪春看了没说什么,就按这个稿子发到克难坡。

    黄耿夫还发动孝义区的工作人员签名保杜任之。黄让我拿上保书找人签名,签名的有二三十个人。我们把这个签了名的保书,作为文件送到克难坡,自然是石沉大海没消息,可那个时候人们就是这样,上司出了事,这样做才够义气。上头也不怪罪,觉得是情理中的事。这也是官场上不成文的规矩,这样做没人笑话,不这样做才惹人笑话。

    到了这年八月,按照阎政权的统一部署,撤销战工会,实行统委会集权制。统委会的全称是“组政军经教统一行政委员会”。组是组织,排在第一,这也是阎锡山政权的一个特色。楚溪春接到总部命令,立即将孝义区战工会取消,另成立孝义区统委会,仍由他兼任统委会主任。楚溪春这个人还不错,当了统委会主任后,明确宣布,杜任之任用的干部一个也不调动,原来做什么还做什么。黄耿夫原来是战工会的秘书长,这会儿成了统委会的秘书长。我还是办公室的秘书。

    杜任之逮捕回去,到了克难坡,押在宪兵司令部。按阎锡山的本意,是要叫他自裁的。阎有规定,凡是“基干”以上犯了大的过错,都要自裁。基干是高干下面一级的干部,不是基层干部,是基本干部的意思。哪些大的过错呢,概括起来说就是犯了烟、赌、贪、欺这四宗罪。烟是抽大烟,就是吸鸦片,赌是赌博,贪是贪污,欺最不好理解,按说是欺骗,这样理解也不错,但是太宽泛了,阎说的欺骗,只有一样,就是欺骗了他这个会长。自裁,也不是像日本人一样拿刀子剖腹自杀,是喝大烟水,还有的,是在一个暗室里,犯人躺在床板上,执刑人员拿浸湿的麻纸往犯人脸上贴,起初还能呼吸,一层一层地贴上去,慢慢就窒息而亡。

    阎锡山也知道杜任之没有犯这四宗罪,但他了解杜的历史,知道杜是国际共产党(共产国际)。审问时,下面的人审问,阎不会亲自审问,问是不是共产党,杜不承认,只说在法兰克福上学的时候,参加过一次游行,是第三国际领导的。又问他的讲话为什么跟共产党一个腔调,说是按照阎长官的指令办的,就是要振奋抗战精神,要肃清辖区内的贪污与腐败。又问为什么把儿子送到延安学习,说儿子已十八岁,成年人了,管不了。这期间,赵戴文曾为杜任之说情,说杜是个人才,即使不用,也不要逼之过甚。阎没办法,将此事交给高干会议处置,按他的意思,还是要自裁的。

    主持会议的高干叫王怀明,老留美学生,天主教徒,为人开明,做事讲究程序。像这样的会议,人命关天,他要求与会人员,都要表态,签字。一开始就说,今天的会,会长不参加,让我主持,接下来说已查清的杜的问题,比如解放区来信,杜表示了什么态度,战干团的讲话,杜是怎么解释的。又说,今天赵戴文副会长也不在,看来是上帝不允许我们擅自行事。大家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与会的几个高干,孙楚先就不同意裁决,跟着的还有几个人,表决的结果是大多数不同意。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都是赵戴文背后安排的。这样,杜就没有执行自裁。给的处分是,取消一切职务,放到山西大学当教授。

    我长期跟随杜任之,这件事也影响到上边一些人对我的看法。楚溪春曾跟杨自秀说过,有人说张颔是共产党。杨说,哪里会呢,年轻人嘛,爱看书,爱学习。

    说说王怀明这个人。说来你都不信,对王这个人,阎锡山非常信任。阎锡山到了台湾,好些东西,都是王给带过去的。王在台湾没住几年,一九五二年又去了美国,在芝加哥西北大学任教并研究法学,获博士学位。早年在美国读书,获的是硕士。后来就在美国定居下来,老了住进一个黑人开的养老院。年轻时留过学,又一直信奉天主教,跟外国人能说到一起,养老院里的人,都很敬重他。他的家属一直留在太原。一九八二年九十岁了,回到太原,落叶归根嘛。当过山西大学校长,省议会的议长,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这样一个阎锡山时期的大人物回来,还是很重视的。我也参加了接待。太隆重了,今天开会,明天座谈,老汉硬撑着,起初精神还好,慢慢就不行了。想给个省政协的副主席,可他是美国籍,一时还想不下办法,没过三个月,老汉就死了。对杜任之的自裁会,就是他回来后说的。这个人没有劣迹,山西新绛县人,早年曾参加过天坛宪法的制定。

    杜任之走了,战工会成了统委会,我还是当我的干事,没人呵护了。阎管区的形势变得严峻了,虽没有找我的麻烦,天天看到的一些事情,也让人胆战心惊。最可怕是梁化之的特务组织,要是叫盯上了,非倒霉不可。

    杜任之来孝义当战工会主任的时候,梁化之去了隰县,别的区都用的是所在的中心县的名字,独有隰县这个区叫隰汾区,跟东边的汾西县合在一起叫的。汾西县城日本人占着,西边的山区是二战区的。战工会还附着一个战工团。战工会和战工团,有一个重要任务是“肃伪净白”,说白了就是肃清共产党和进步分子,净化阎锡山政权里的人员构成。杜任之在孝义区没做这个工作,不等于战工会没有这个工作,他在孝义区不做,不等于别人在自己负责的区里不做。梁化之在他负责的隰汾区,薄毓相在他负责的石楼区就做得很卖力。薄毓相就是薄右丞。

    梁化之是阎锡山的亲戚,很得阎锡山的信任,在隰汾区搞得很厉害。为了对付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加强对扣捕的共产党人的迫害,梁化之还在隰县一个叫小西天的寺庙里,成立了“真理辨正处”,实际就是集中营。在梁化之一帮人的摧残下,隰汾区五个县的革命力量受到很大的破坏。阎锡山很欣赏梁化之的这套做法,觉得过去的特务组织,主要是杨贞吉的政卫组织太落后了,不足以“净白”二战区的阵营,决定让梁化之按他的方式,建立新的特务组织。

    这样,到一九四三年七月,阎锡山就在晋西二战区的范围内,通令各区各县,撤销原来的“战工团”,成立统一的肃伪机构——民族革命同志会流动工作队。流工队基本上是由原来的隰汾区战工会改组而成,梁化之的主任,张亦山的副主任,后来增加了一个副主任,叫智力展。队部设在隰县康城镇。

    不久,阎锡山又批准梁化之在各区各县的统委会中设一名“肃伪专员”,意思是负责肃伪工作的专职委员。梁化之派到孝义区的肃伪专员是张德夫,孝义县的叫冯奇,冯奇同时也是孝义县的流工队队长。冯奇这个人,原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被捕后背叛革命,经过训练,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张德夫这个人不错,良心没全坏了,肃伪的事,全交付给冯奇,不多过问。孝义的肃伪,是全晋西搞得很彻底的。还好,楚溪春对我不错,这些人没有找我的麻烦。

    我这个人,人家要找麻烦是能找下的。还在战工会时期,我有个同事叫黄延长,他媳妇病了,久治不愈,就请了个神婆子,说好晚上做法事,我晓得了,到时候去了黄家,把那个神婆子赶走了。黄延长是洪洞县人,解放后在洪洞办报,有次我去晋南出差,火车上遇见过,提起此事,两个人都笑了。没办法,那时候年轻嘛。

    阎锡山那时提倡年轻人要有“不容人不”的精神,有人说我这就是“不容人不”,我不这么看,我是以古人“嫉恶如仇”的精神自勉。

    在孝义期间,我结婚了。夫人叫尚雨湖,孝义城里人,家在西关街上,一个不大的院子。一九二五年出生,小我五岁,一九四四年冬天我们结婚时,她十九岁,我二十四岁,这是足龄。婚后,就在孝义城里租了处房子,离我上班的统委会不远。

    她父亲,就是我的岳父了,叫尚学融,太原第一中学的学生,跟彭真是前后班。后来考上北京中国大学,校长是邵飘萍。邵这个人在中国新闻史上是有地位的,中国的大学设新闻系,是他首创。学融先生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在县里当过图书馆馆长,西关街的街长,算是县里的一个绅士。日本人来了,叫他当维持会的会长,他不干,整天在城外自家菜园子里种菜。日本人拿他也没有办法。

    尚家在孝义县城是个大户人家。学融先生还有个哥哥,跟阎锡山手下的重要将领赵承绶是同学,在晋绥军里当过团长。抗战开始后不在军界干了,去西安做买卖。儿子在国民党空军做事。雨湖夫人这个伯父,大陆解放前夕去了台湾,后来又去了美国,最后死在美国。

    也是结了婚,也是杜任之走了心绪不佳,事也少了,我利用这段时间写小说,还学木刻。抗战期间,木刻很时兴。小说写了几篇,光复后回到太原,出了本小说集叫《姑射之山》。

    转眼到了一九四五年的七八月间,抗战形势已经完全明朗,日寇投降屈指可待。七月间,阎锡山的行营总部,由吉县克难坡移进到隰县西坡底村,八月二日,正式移进到孝义县的樊庄。樊庄离县城不远,地方富庶,交通也便利,阎住在一处地主兼资本家的院落里。梁化之那时风头正健,成了阎着意倚仗的人物,也跟着阎的行营来到孝义。同时到了孝义的还有流工队的副主任智力展。我就是那时认识智力展的,胜利后到了太原,他成了我的上司。

    阎锡山在樊庄,一面部署武力接收太原的事,一面也要做文事方面的准备,于是组织了一个随部工作团,经梁化之推荐,智力展当了随部工作团的团长。随部工作团的任务,就是做随总部进入太原的准备工作。跟我在一起做事的杨自秀、黄耿夫,先参加了这个随部工作团。一天杨自秀问我参加不,我也想早点回太原,就参加了。随部工作团的许多工作,跟行营参谋处的工作是重叠的。行营参谋处的有些事,我们也参与。我记得,我们两家一起拟过光复太原的标语。

    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孝义行营人员和樊庄村民一片狂欢,抗战八年,终于胜利了,都高兴得不行。第二天,参谋处接到命令,拟进军太原的标语。一条主要标语,我们拟的是:“阎司令长官率十万大军收复太原!”连同别的标语,一起送到行营让阎过目,拿回来一看都愣了,阎改为:“阎督军率三十万雄师直下太原,解救三晋水深火热人民!”阎的秘书对取标语的人的解释是:“阎长官说啦,沦陷区人民只知阎督军,不知阎长官,十万不如三十万有声势。解救三晋水深火热人民,说明我们是仁义之师。”我们听了,一面吃惊怎么敢这么夸大其辞,一面又不能不佩服阎锡山这个人确实高明。

    一天,杨自秀对我说,阎锡山一时回不去了,要经过解放区,不安全,得日本人保护着才能回去。后来果然是,晋中一带的解放区破坏铁路。没办法,只好叫日本人修,加强沿线治安,就是日本人保护着回到太原的。我和杨自秀、黄耿夫,都是跟着随部工作团回到太原,是光复后,首批回到沦陷区的工作人员,当时真有杜甫诗里说的“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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