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去北京待了两天，回来的第二天又去访谈。寒暄过后，看到书桌上有一封公函，问是什么事，推过让我看。是太原市委宣传部和市委党史办公室合署的信件，说本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四日，将在进山中学等地，举办纪念赵宗复同志（一九一五年-一九六六年）和为解放太原而牺牲的乔亚、刘鑫、梁维书等同志的座谈会，请张老参加。

    对赵宗复这个人，我还是大体了解的。一九六五年来山西大学上学的时候，就知道赵宗复是赵戴文的儿子。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刚刚爆发，就听说跳楼自杀了。当时以为定然不小了，看请柬上写的，出生于一九一五年，这么说死的时候才五十一岁。

    再看桌上，还有张先生写的一篇文章的底稿。见我看，张先生笑笑说，这是他们让我为赵宗复写篇祭文，说是上兰村窦大夫祠旁边的赵公馆恢复旧貌，里面要建赵宗复的墓和碑，到时候要用。座谈会去不了，能为赵先生写篇祭文也算是尽了心了。

    上兰村的赵公馆我去过，后面的花园里，有重修的赵戴文的墓和碑，这么说是要在他父亲墓的旁边，再为他建墓树碑了。

    我发现了张先生写文章的一个小诀窍。先搭架子，再细细填充。这篇文章的开头几句已写好了，下面有两句，知道要写什么，句子没有组织好，就画了许多“□”代替。后面还有几段也大体写好了，其中也有“□”代之的字句。最后一句是“伏维尚飨”。想自己平日写文章，总是采取“霸王硬上弓”的办法，从头开始，哪儿写不下去了，硬往过冲，而不知转圜之妙。空下来，往前写，最后回过身来，再收拾这些“钉子户”，才是处理这类问题的好办法。是得学着点。

    提起赵宗复，张先生就从赵宗复说起——

    日本人投降了，回到太原，年轻人的热情都很高，觉得国家复兴了，遇上了好时代，自己也要做大事。在山里憋了七八年，浑身的力气使不完，这下子可找到了施展的大舞台。对我们这些还有点文化，喜欢舞文弄墨的人来说，最爱做的就是办刊物。在晋西山里，你写得再好，也没地方发表，回到太原可就不一样了。别看年纪不大，毕竟是凯旋之师，是收复者也是征服者，日伪那一摊子全成了自己的，手里大小都有一些权力，办个刊物根本不算一回事儿。

    赵宗复当时做什么记不得了，只记得他办了个刊物，不厚，就那么薄薄的一小本，叫《学习》。他也不知听谁说的，我爱写文章，约我给他的刊物写一篇。那几年，我最爱看鲁迅的文章，就写了一篇，叫《如果我做了皇帝》。文章里说，假如我做了皇帝，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让人把金銮殿刷成白色，因为二战胜利了，正时兴白色的宫殿，美国的叫白宫，英国的叫白金汉宫；第二件事是，在家打牌也得收税，因为现在一切横征暴敛，都有了堂皇的名义，打牌经手金钱，当然应课之以税。通篇都是讽刺当时社会现象的。写完给赵宗复的时候，用的是本名。过后赵给我来电话，说还是改个名字吧，我说你改吧，他就给改了个名字叫仲韬。所以取这么个名字，想来是他认识张帆，跟张帆是朋友，知道我是张帆的弟弟，就用了个“仲”字，韬嘛，韬晦的意思。真没想到，我那样写，他就那样发了。

    文章登出后，赵宗复觉得好，到家里看望，鼓励我继续写。

    那时我住在东缉虎营一个院子里，前面两间住的是薛博民，后面两间住的是我一家人。那时我大儿子纪林还没出生，家里就我跟雨湖夫人两口。我不是跟着随部工作团第一批回到太原的吗？安定下来，租下房子，就去孝义把雨湖夫人接了过来。

    刚租下房子，还没买下床，雨湖夫人来了，我们就在地上睡。她没见过电灯，很是奇怪，怎么墙上那么个黑黑的小疙瘩，按一下那个玻璃泡泡就亮了。看看这儿，看看那儿，怎么也想不明白。别说她了，就是我，也觉得不可思议。毕竟我只上过小学，没上过中学。当然我走南闯北，经见得多，见惯就不怪了。

    赵宗复来了，也没有好招待的，那时我抽烟，敬上一支纸烟，就是太原西北卷烟厂出的“顺风”牌。点着得赶紧吸，慢点就有灭的可能。宗复只顾跟我说话，不知怎么一下就灭了，只得再点。宗复笑笑说，顺风顺风，顺风而灭。

    韩：说说你刚回到太原的情况。

    张：随部工作团是个临时机构，光复之后就改为民族革命同志会太原分会，主任是智力展。听起来官不大，实际权力不小，相当于现在的太原市委书记，当然不能这样类比。工商业不管，宣传舆论全管。主任之下有分工，我是宣训特派员，一听就知道是管什么的了。有这个权力，就办了一份报纸，叫《青年导报》，周报，一周一张；又办了个杂志，叫《工作与学习》，半月刊。这一报一刊的社长，都是智力展，他平常忙于政务，不怎么管事儿，主要由我负责，就是总编辑和主编了。正式发行，已是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

    当时的社会风气，跟过去不一样。日本投降了，国民党还在重庆，许多人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更进步的提出，国民党应当还政于民。我们市分会里，有许多进步青年，跟我住一个院子的薛博民，是市分会的民运特派员，意思是负责发动民众运动的。还有一个叫张致中的，是组织特派员。有一次，我们几个跟智力展谈起时局，说是二战胜利了，国内局势也跟以前大不相同了，一党专政肯定搞不下去。不知谁当场说，像梁化之搞的这一套，迟早要被历史唾弃的。智力展说，梁化之还是革命的，对时局负责的。智走后，我们都说，梁化之怎么会革命呢？根本不可能。

    一九四六年春天，杜任之随山西大学回到太原，山西大学又在侯家巷原校址复了课。一天我去杜任之家里看望这位老上级，说了我办报办刊的情况。杜说，这很好，要利用这个阵地，办一些进步的文化活动。有了杜任之这话，心里就有了底儿，知道该怎么做了。

    韩：赵宗复好像当过进山中学的校长。

    张：他是赵戴文的公子，阎锡山对他还是器重的。光复回到太原，年底还是第二年初，赵宗复就当了进山中学的校长。对我办报纸，办杂志，都是完全支持的。还介绍了几个人来我这儿工作，全是进山中学“投枪社”的学生，有的刚毕业，有的还是在校生。记得里头有个叫刘文瑞的，后来叛变了，最积极的是翟凤仙，是我们的特邀通讯员。这也是我在报社实行的新办法，发展通讯员，分两级，一级是普通的，一级是特邀的。关系最近的，最进步的，当特邀通讯员，发给证件，标明第几号，都有记录。拿上我们的特邀通讯员证件，出去采访是很荣耀的。有个叫卫兴华的，是我们的第一号通讯员，解放后有人说是特务，我给写了证明说不是，后来成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省文联的张万一你知道吧？

    韩：知道，是个戏剧家，前些年开会时见过。

    张：翟凤仙就是张万一的夫人。前些日子，我还见过她。这次组织纪念赵宗复的活动，她是主力，这么大年纪了，还有学生时代的精神。

    我办《青年导报》，还是受限制的。那时年轻，有股子莽撞劲儿，想登的东西不能登，不想登的东西偏要叫你登，心里很憋屈。一九四七年三月中旬，胡宗南指挥十四个旅二十三万人，在空军配合下，从洛川、宜川分两路直取延安。十九日延安叫占领了，太原城里举行庆祝活动，各主要报纸都出了号外，《青年导报》没出。智力展问我为什么不出，我说，还不到时间。见我态度不好，也没再说什么。

    到了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在南京开了国民代表大会，智力展当了国大代表，对报社和杂志的管束就更严了。我们之间也不像以前那样协调了。薛博民是市分会的民运特派员，有次特种警宪指挥部的人抓了他，我问智力展是为什么，智说他也不知道。这事我就对他有意见，薛博民是跟着他一起在晋西的老朋友，老部下，薛出事了，怎么就不打听打听。现在想来，我也许太年轻了，智力展那样回答，说不定是一种韬晦之计，对我说不知道，可能暗地里正在进行营救。后来薛博民果然出来了。我问是怎么回事，老薛说，他听说特务要破坏一个机构，是个点心铺，去通报消息，后来这个机构还是叫破获了，被捕的人招出了他，把他牵连进去，所幸案子不重，也没动刑，关了几天就放了。

    在报社干了一段时间，觉得限制太多，不想干了。

    一次小聚会，就我和杜任之、赵宗复三四个人，我对他俩说，这个营生干不下去了，报纸上要称共产党为“共匪”，感情上接受不了。他俩也觉得我在智力展那儿再干去，不会有什么名堂，不如早早退出。正好阎统区搞“三自传训”，公务人员都要参加，身体上受管束，精神上受折磨，我是无论如何不愿意做这种事的。又去找杜任之和赵宗复想办法，他俩说，那你就去省议会王怀明那儿吧。

    当时王怀明是省议会的会长，省议会是民主性质的机关，不搞三自传训那一套的。不必提杜任之了，光有赵宗复的面子，王怀明也会给这个人情的。没多久，我就辞了《青年导报》的职务，离开同志会太原分会，去省议会当了秘书。《学习与工作》杂志，在此之前就停办了。“文革”后王怀明回到山西，我也参加了接待，就是因为我与他有这层关系。

    办《青年导报》和《学习与工作》，时间都不长，报纸一年多，杂志更短些。这段时光还是值得怀念的，写了不少文章，有的在我们报刊上登，有的在《复兴日报》上登。这期间，我还把在孝义写的小说，合起来出了本小说集叫《姑射之山》，还出了本诗集叫《西里维奥》。

    随着共产党解放战争的进行，阎管区的形势，也越来越严峻。杨贞吉和梁化之两个特务系统，对革命和民主力量的摧残，也更狠了。最让我想不到的是，赵宗复也出了事。他是赵戴文的儿子，阎锡山视同子侄，按说是最不该出事的，可偏偏他就出事了。

    赵宗复的事儿，最初我是从刘文瑞这个人身上觉察到的。快解放的时候，解放区派人跟赵宗复联系，赵也派人过去，送情报什么的。有一次解放区派的人叫逮住枪毙了。人家早就知道赵宗复“通敌”，碍于他的身份，不明说。刘文瑞是进山中学的学生，平日跟赵宗复联系多，知道赵与解放区的人有来往。他有个朋友，是太原市参议会的，出了事，叫逮了，揭发了刘文瑞。刘被捕后，只说解放区派人进来，到过进山中学，没有揭发赵宗复。再后来，刘文瑞也叫放了。我这个人有个偏见，也可说是个正见，觉得凡是作为政治犯坐过监狱的，差不多都是好人。刘出来后，我还画了幅画送给他，临摹丰子恺的画，记得题的诗是：

    大树被砍伐，生机并不息，

    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

    鼓励他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当时有的人知道，刘文瑞实际上是叛变了，后来我也知道了，觉得此人既可恨又可惜。

    赵宗复后来被捕，又死里逃生，这时我已不在太原，到了北京。一九五〇年从北京回到太原，才弄清是怎么一回事。

    赵宗复早在燕京大学上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先前是长期潜伏，到了太原快解放的时候，就用上了。他们成立了一个情报系统，专门给解放军传送阎锡山的军事情报。早就不是中学校长了，地位很高，当了阎锡山的高干，还当了教育厅的厅长。不幸的是，一九四七年秋天，派往解放区送情报的一个姓曹的人叛变了，把他招了出来。梁化之的特务系统早就知道他的身份，只是碍于情面，没有动手，这回可不给面子了，当即逮捕。身份不同，处置也就不同。先拘押在杨贞吉家里，杨是山西省警务处的头子，后拘押在梁化之家里，梁是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的头子。拘押在梁家的时候，仍去教育厅上班，对外还要看不出是拘押的样子。毕竟是赵戴文的儿子，赵戴文死了没有几年嘛。后来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不做这个假样子了，就收监了。

    一九四九年二月底，地下党准备组织敌军一个连起义，掩护赵宗复、梁维书、刘鑫等九位同志到解放区。这一计划叫敌军师长李子法发现，向阎锡山告密，三月十日，梁维书、刘鑫等八人英勇就义，就留下赵宗复没有动。三月中旬，阎锡山召开高干会议讨论如何处置赵宗复时，有人主张立即枪决。有个叫吴绍之的，提醒阎锡山说：“请会长回忆一下副会长的临终托言……”

    阎锡山当同志会的会长时，赵戴文一直是副会长。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赵戴文在克难坡病危时，阎来看望，曾对阎说：宗复年轻，做事不稳当，希望好好教育他。阎当时回答说：你的儿子和我的儿子一样，我一定教育他，你可放心。赵戴文托孤的事，当年在克难坡的人都知道。吴绍之这么一提醒，阎锡山说：把宗复交给我处理吧！这样，赵宗复就被关押在阎锡山公馆的后北厅，派六名卫士看守。当有人再次提出处置赵宗复时，阎说：“太原城破我成仁的时候，一定要他跟我一起走。”成仁就是自杀，跟他一起走，就是先把赵宗复杀了。

    三月二十九日，受李宗仁之邀，阎锡山突然飞往南京协商“和谈”事宜，借机逃离了太原这座危城。直到此前，仍没有任何处置赵宗复的意思。四月二十四日，解放军攻下太原，打下绥靖公署，才把赵宗复从阎公馆的地洞里救了出来。解放军攻城，炮火猛烈，看守他的人为预防不测，把他转移到一个专门给阎锡山修的地洞里。

    从后来的结果看，阎锡山还是念旧情的。包括将赵宗复从梁化之手里要过来，关押在他公馆的后北厅，都是一种保护措施，说什么他成仁的时候带赵一起走，不过是搪塞之词。若不念旧情，只要跟梁化之打个招呼，赵宗复就没命了。既然关在他的公馆里，保护的成分要大于亲手加害的成分。他怎么会让这样一个人死在他的公馆里呢？当然，也可以说，当时他想杀的人很多，既然那些人都杀不了，何必单单杀掉一个老朋友的儿子让人笑话。

    韩：赵宗复是个人才，死得太可惜了。真不知道他临死的那一刻，脑子里想些什么。

    张：解放后，还有件事与赵宗复有关。大概是五十年代初吧，苏联来了个哲学代表团，到了山西，专门研究阎锡山的“中的哲学”，省委让赵宗复接待。当时我在统战部，知道这个事儿。阎锡山的哲学，主要就是，需要就是合法，存在就是真理，不走极端，总起来叫“中的哲学”。他那一套，真要说起来，还是很复杂的。也许苏联人觉得他的“中的哲学”，还有研究价值的吧。

    韩：你怎么又到了北京。

    张：那年代，真是个乱世，今天做这个，明天就不知道会做什么。我去北京，突然得很。解放战争期间，山西有个重要战役，一败，阎锡山就知道山西保不住了。你知道是哪个战役吗？

    韩：不知道。

    张：临汾战役。时间大致在一九四八年春天，三月几号记不清了，共产党那边攻城的，是徐向前将军，阎锡山那边守城的，是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总指挥梁培璜，精兵强将两万多人。坐镇西安的胡宗南，还给派了一个旅的兵力助阵，城破的前一天才用飞机把他的人接走。打了十八天，阎军守城的人全部歼灭或投降，没有逃走的。这一战，最大的意义是，解放了全晋南，使吕梁和太岳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这一仗打下来，阎锡山就知道山西快完了。后来的晋中战役，太原战役，都不过是勉强挣扎而已。阎锡山打了一辈子仗，不会看不出这一点。我们在省议会，常听那些老前辈谈论战局，临汾一仗打下来，人人垂头丧气。当然有共产党背景的人，心里暗暗高兴。

    临汾战役之后，阎锡山变得更加疯狂了。解放军向晋中开过来，晋中战役又败了，太原成了一座孤城。我怎么知道晋中战役失败呢？我原来在的七十三师，就是在榆次城外叫打垮的。晋中战役后，阎锡山就剩下太原一座孤城了。阎锡山下了手谕，要与太原共存亡，所有公务人员，都要轮流守城。这时山西大学迁到北平，杜任之也去了北平。我给杜去信，问我该怎么办，杜回信说，来北平吧。去之前，杜还是山西大学的教授，等我去了，杜已不在山西大学了，去华北文法学院当了政治系主任，就介绍我当了校部文书主任。总算及时逃出了太原。在晋西，是杜任之在关键时候提携了我，这次也一样。

    韩：我想把时间订正一下，你从太原市同志会到省议会是什么时间？

    张：阎锡山在省城各机关搞“三自传训”之前。

    韩：这就好说了。我这里有一本《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的，这些天常翻看。这本书，我在太原上学的时候就看过，那时是油印两大册，叫《阎锡山统治山西罪恶史》，省政协组织阎政权里的知情人士编写的。你看这儿，书上说，三自是自清、自卫、自治，中心是自清阶段的“自白转生”，实际上是互相揭发，最后都忠于阎一个人。“一九四七年九月间，先在太原开了各机关全体人员的斗争动员大会”。若是这样，那么你去省议会时间，当在八九月间，就说八月吧。

    张：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

    韩：离开省议会去北京，也可以从你说的话上，参照这本书得到具体的时间。你不是说，你原来在的七十三师，是在榆次城外叫打垮的，晋中战役后阎锡山就剩下太原一座孤城了，说要与太原共存亡，所有公务人员，都要轮流守城。是这样的吧？

    张：就是这样的，七十三师叫打垮，我记得清楚。

    韩：我记得，你说在虎啸沟时，去河南领兵，领回的兵编为七十三师，师长叫高倬之。几年仗打下来，高倬之已是军长，三十四军的军长。你看这本书，第四〇四页上是这么说的：“赵承绶北逃时，第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亦率部北撤。行至车辋村，受到解放军猛烈阻击，即退到大常村一带。七月十二日，该军第七十三师在大常村被歼，师长被俘，高倬之易装逃往榆次。”这是七月间的事。再看四〇五页：“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间，阎锡山军队在晋中和忻县等地遭到更大损失后，为了做垂死挣扎，号召进行所谓总体战……于九月间成立了山西总体战行动委员会……十月一日，所谓太原大保卫战开始……所有男女成员，均须编组起来，直接间接向战斗目标努力。”如果你动身早的话，八月就该离开，迟的话也该在九月，不会到了十月，到了十月怕就走不开了。考虑到你去了北平文法学院正赶上开学，那么就离开太原的时间，该是八月下旬了。

    张：差不多。

    韩：也就是说，一九四七年八月间离开同志会太原分会到了省议会，第二年八月就离开了，在省议会待了一年的样子。

    张：不愧是上过历史系的，有这样的考证功夫。

    韩：张先生夸奖了，这哪是什么考证功夫，这是小学算术的功夫，会加减法，就能推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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