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一

    上午打了电话，下午四时到张府。保姆不在家，张先生开的门，说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我不辩解。过去说来，多是三点一过就来了，今天委实太迟了。

    坐定后，张先生的神态像是等我提问，我不动声色，取出一页纸，说看到一篇好文章复印了，我读，你听。张先生往前凑凑，一手遮在右耳后边。我读得慢些，咬字重些，好让他听清楚：

    我的年纪虽然不算大，但在世上也活了二十多年，我虽然没有见过世面，但在中国也曾去过五六个省份。我也参加过好多次的大会，也参加过好多次的群众游行。可是从来没有见过像前天所见到那一列奇异的游行队伍。

    纵队的前面是一锣一鼓的交响乐，那声音和娶媳妇嫁姑娘的音乐比较，没有那么愉快，和埋死人的音乐比较，又没有那么悲哀，枪毙罪犯也不用这样音乐，小偷戴上纸帽子游街，又不如这个滑稽。总之，姜子牙坐骑，无可比拟，非驴非马便叫做“四不像”吧。

    后面跟着一队综合性的穷人大众，有的是皓首苍髯六七十岁的老头子，有的是三寸金莲牙齿脱落的老太婆，有的是先缠后放改组派萝卜脚式的金大嫂，也有怀中吃奶的小娃娃，“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腊月二十九，什么人都有”。

    最使人奇怪而可笑的，是他们穿的衣服，老汉们穿的是鲜红的毛裤；老太婆穿着栗壳色的西装，三寸金莲穿上高跟皮鞋，破棉袄又套上白衬衣，小孩子把晚礼服当成被子里；婆姨们把领带当成裤带扎，比当年“大辫子戴礼帽”的滑稽歌曲还要高出一个调门。

    经我详细打听，原来是盟邦友国，对中国人实行善后救济，为了扩大印象，所以锣鼓喧天大街游行而且要制成影片搬上银幕，公诸世界。我想这是应该的，时代进步了，“恶恐人知便是大恶，善欲人见不是真善”。这些礼教用语早该推翻，“施惠勿念，受恩莫忘”，应该改为“施惠莫忘，受恩更应莫忘”。中国的穷人们啊！天高地厚之恩，应当刻骨铭心，永久不要忘记！

    我念完了，瞅着张先生，张先生茫然地眨眨眼，喃喃自语，这乱七八糟的，说些什么呀。我笑了，将那张纸（复印纸）收起，从包里取出一套旧杂志的合订本，翻开推到他面前，指着题目下的“谷雨”二字，说这不是你的笔名吗，这是你写的文章呀。

    说着合上杂志，露出封面上的字：《工作与学习》。张先生显得又惊又喜。

    韩：文章题为《一列奇异的游行纵队》，看样子像是写美国救济署战后给沦陷区穷人发放救济品。当时情况，不会这么不堪吧？

    张：真的，就在现在的五一路上，那时候还叫新民街。西北电影队的人跟在旁边拍电影，不知道是拍新闻，还是就要拍这个。这杂志从哪儿弄下的？

    韩：托人从省图书馆借出来的，费了很大事，还是借出来了。我已细细翻过，先说总的印象，再来订正哪些文章是你写的。

    张先生又往前凑凑。

    韩：先说总的情况。这个合订本，收入创刊号到第十六期共十三期，缺三期，分别是二、四、十四期。时间是一九四六年五月十日到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差不多七个月的样子。半月刊，每逢十号、二十五号出版。普通十六开本。现在的十三期中，除三期为十二个页码，十一期为二十个页码外，均为十六个页码。起初没有稿费，创刊号的《稿约》上说：“来稿一经采用，即赠本刊为酬。”后来又有了，第十三期的《征稿条例》上说：“来稿采用后，除赠寄刊载该作品之本刊一期外，按甲（每字二元五角）乙（每字二元）丙（每字一元五角）三等，酌致薄酬。”

    从刊物上显露出的信息看，编者想了许多办法，要把刊物办好，也确实有所发展，可是拗不过越来越疯狂的涨价风潮，到后来就办不下去了。比如第一期创刊号上，就有“本刊征求基本定户一千户”的启事。条件是在创刊初期（五月十一日到六月十日），一次订阅本刊半年者，按定价八折优待。再就是，“在订阅期间，如因物价跌落，本刊减价时，对基本订户，按差价数计算退还应减之款，如因物价高涨，本刊增价时，基本订户一律不增价”。

    张：那时候物价不稳定，用这个办法吸引订户。

    韩：说是物价跌落了退还应减之款，实际上这是句空话，那个时候只有涨不会有跌。从创刊到第六期每份均为法币一百元，过了三个月，到第七期已改为一百五十元。可能读者有意见吧，第八期特别刊出《启事》说：“近来纸价飞涨，本刊定价不得不随之提高，今后每期零售价为一百五十元，这已算是最克己的了。”此后有增无减，第十三期（十一月二十五日）增至三百元，第十五期（十二月二十五日）末尾的标价已是四百元。从创刊到此时，半年多的时间里，上涨了三倍，是原先的四倍。这样的刊物，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单靠刊物自身运作，是没法办下去的。钱是越来越不值钱了，办是越办越好了。

    张：所以就停了《工作与学习》，集中人力财力办《青年导报》。刊物后来的情况，全记不清了。怎么说越办越好了呢？

    韩：依据有两条，一是创刊号上，没有封面，第一页除了刊头、目录外，还登了智力展的代创刊词《论工作与学习》。只是刊头几个字套了红，以示喜庆而已。从封面到封底，纸质一样。此后封面上就不刊文章，排版也讲究起来。到第十五、十六期，封面的纸质明显好了些。再就是销售渠道渐渐宽广。社址在按司街二十四号，想来就是同志会太原分会所在地，经售及代订处为红市街四十三号黄河书店。从第八期开始，有了代售处四家，到第十六期代售处达到六家了。这些刊物上都有记载，不是说明刊物越办越好了吗？至少也是努力往好里办。但还是停刊了。

    张：我们这个编辑部，实际就是同志会太原分会的宣训部，就两三个人。我的正式身份是宣训特派员，回到部里他们叫我张主任。对刊物来说，我就是主编了，每期稿子都由我来审定。看稿子，基本上是刘文瑞的事，还有翟凤仙，主要是做校对。两个人有点恋情，刘文瑞出事后，翟凤仙就不跟他好了。翟凤仙这个人，能干，很有正义感。我在上面写的文章多吗？

    韩：不少。创刊号上有论文《山西青年的文化思潮》，署名张颔，另有杂文《一列奇异的游行纵队》，署名谷雨；第三期有朗诵诗《屈原诗传》；第五期有《青年与迷信》；第八期有《太原青年与文化前途》，另有署名谷雨的童话《杜鹃》；第十三期有署名“长页”的杂文，叫《“人言为信，止戈为武”》，肯定是你写的，长是张字的半边，页是颔字的半边。第十六期有署名谷雨的杂文《屎罐头》，似乎越往后越少了。再就是，第三期上有《诗人节特辑》，除了你的《屈原诗传》外，还有一篇《诗人节座谈纪略》，其中有你的发言。

    张：文章全记不得了，搞活动的事还记得。除了诗人节纪念屈原，我们还搞过纪念杜甫的活动。杜甫不是写过《兵车行》吗，我就把这首诗改写为白话朗诵诗，翟凤仙朗诵，田丁导演。杜诗头两句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我改成的句子是，“兵车隆隆地驶过，战马昂首嘶啸，士兵们扛着枪，腰间挂着子弹袋，看吧，又一批士兵就这样送到前线去了。”这是为了配合反内战作宣传。后来跟余振先生熟了，可能近期的一个日子是普希金的诞辰或是忌日，那时不叫普希金，叫普式庚，余振提议纪念，我同意了。我们看重的是普氏同情十二月党人，是反对沙皇统治的。我把这个意思跟智力展说了，没想到智力展不同意。我心想，你平常还说怎样喜欢普希金的诗歌，这会儿开个纪念会都不同意，那好吧，我就拿了张普希金的画像送到他家里，看墙上有个地方，给挂了上去。他倒是好脾气，也没说什么。

    韩：有个问题我不明白，记得你说过，赵宗复办《学习》杂志时，你写过一篇文章《假如我当了皇帝》，用的是你的本名，发表时赵给改成仲韬。可是我看你编的《工作与学习》上，也有用仲韬署名的文章，都不像是你写的。你看这两篇，一篇是第五期、第七期分上下两篇连载的《晋西农村阶层问题》，一篇是第九期上的《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纪念”的情绪》，前者是篇农村阶层调查报告，后者是篇措辞犀利的政论文章，都不像是出自你的笔下。

    张：想起来了。杜任之的一部分文稿，一直由我保存着的。这篇《晋西农村阶层问题》，极有可能是他当年在晋西时写下的，我看是篇完整的文章，就给发了。他还受阎锡山的监视，不好用他的本名，就用了赵宗复给我起的这个笔名。用这个笔名的好处是，真的有了问题我兜着，捅不到杜任之那里去。那篇《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纪念”的情绪》，想来是杜写下给了我，我给发的。这个时候，山西大学已回到太原了。智力展表面宽容，毕竟责任大，在用稿上我们还是有龃龉的。有的稿子我要上，他硬是不让，最后只能听他的。

    韩：你不是主编吗？

    张：他是同志会的主任，又是阎的高干，刊物付印前要送他看一下，他也不说是终审，只说是把把关，别犯什么忌讳。

    韩：翻阅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这么个问题，比如原定每期十六个页码，而第三期只有十二个页码，这都可以理解，不可理解的是，封面目录上有篇《晋西乡村社会研究导论》，署名醴甘，内文却没有了。想来是嫌不合时宜，已印好要装订了，勒令撤去，内文可以不装订，封面已印好，只能将错就错了。毕竟你们的资金不是很富裕的。

    张：你看得真细。这篇文章也可能是杜任之写的，以后不能用他的笔名，就改用我的笔名了。

    韩：看这样的旧刊物，很引人兴味，能让你体味到那个时代的气息。比如创刊号上，已登载了智力展的代发刊词，说明办刊宗旨，你意犹不足，又在最后一页上写了《编辑后记》，特意申明：“文字方面，也只求通俗和适于理解，不要任何矫揉造作，咬文嚼字的表面形式，这是我们编辑本刊的基本原则。”接下来又说：“不做任何主观主张的吹嘘宣传，而只求客观真理的探讨。”最有意思的是，下面有点空白，放不下一篇文章了，也没让它浪费，而是放了三句简短的语录。分别是雨果的“群众是一道奔流，它要把它所滚转的一切粉碎”，巴枯宁的“破坏的激情，便是建设的激情”，《新经》的“播种的与收获的，有同样的快乐”。这三句话的内涵，最能说明你办刊的心志，当年不过二十六岁，真让人佩服。

    张：那时年轻，又赶上抗战胜利不久，真有股子“改造旧河山”的勇气，热血青年嘛。那时候爱写杂文，写起来总是慷慨激昂，一腔义愤。

    韩：那些政论文章，像《山西青年的文化思潮》《太原青年与文化前途》，时过境迁，不免隔膜，倒是那些杂感文章，却处处见机锋，见才情。像《青年与迷信》中有一小节，叫《神仙和妓女一样》，看得我直想笑，字太小，你看不清，听我念吧：

    我平生见过两种神仙，一种是庙里的塑像和画像，有的庙里只有男神仙没有女神仙——火神真武等。有的只有女神仙没有男神仙——水母后土娘娘等，有的男神仙在前女神仙在后宫——城隍等，有的男女神仙坐在一块儿——土地皂王等。男女神仙当然有道行，不会发生性欲问题，但是“五道神”又要在人间胡乱找女人，这是神仙应有的道德吗？土地奶奶和皂王奶奶的子宫并没有割去，她们又没有梅毒一类的传染病，为什么各地方的土地皂王奶奶都不生育呢？如果一个人病了，一方面吃了药王爷的妙药，一方面阎王非要他的命不可，那么这个人究竟应该活呢，还是应该死呢？

    庙里的塑像和画像是宗教的美术展览，也是宗教的艺术宣传。古来中国的南方人对老年人特别尊敬，所以江南一带的观音菩萨塑像是一个老者——慈航道人，北方人爱女子，所以北国的观音菩萨塑像，是一个美丽的女子，蒙古人最怕鬼，所以蒙古的观音塑像又是厉鬼。这是宗教家把握不同的环境，适应不同的需要，用不同的方法“超度众生”——迷惑人民的一种宣传。

    除了在庙堂的死神仙以外，我还见过一种活神仙，就是巫女，巫女大半是不正道的女子，才有资格担任这种工作。神仙应该是高贵的道德的，为什么不附好人的体，而要附下流女子的体呢？神仙附体以后，为什么不拿慈善的心肠来普度世人，反而借是医病，向愚蠢的人们勒索钱财呢？我曾亲眼见神仙附体后向人唱着：“大仙爷要吃冰糖哩，不要麻油要香油哩，不吃羊肉要吃猪肉哩……”这是神仙的道德吗？简直是妓女的道德，巫女不过是变态卖淫的妓女而已。

    有人说神仙是会变化的，凡夫肉眼是看不见神仙的，但是《封神榜》上的许多神仙为什么不会变飞机和原子炸弹呢？中国的神仙为什么从来没有变过日本人呢？如果神仙也有国籍的话，日本人打进来，既不烧香叩头反而拆毁庙宇，中国的神仙为什么不作声呢？宗教家一没办法便会说：“神鬼怕恶人。”

    “祭神如神在，不祭也不怪”，这句话是中国乡村土佬们所经常说的话，这证明中国远在数百年前已有破除迷信的原始思想和动机了。

    总之，神仙是宗教家在他们知识范围内凭空捏造出来的模型，我们中国不知有多少的良善百姓上了他们的当。

    张：哈，这是我写的吗？那时候就是这股子劲头。

    韩：我佩服的是，你在文章中，把自己平日的知识积累和生活阅历，用得这么纯熟自然。少年时期，你不是跟上那个小道士看过庙吗？对各路神仙的男女性别，座位前后，都有记忆，顺手写了出来。见过巫婆作法，也写了。真可说是雄辩滔滔，一泄千里。看来人家让你做“宣训特派员”，没有选错人。

    张：按职责分工，我这个宣训特派员，不光管宣传，还要管训练，比如办个训练班呀，组织集会登台讲演呀，我从来没有做过。上面发下宣传品，也只是按规定发下去完事。我的心思全放在办报办刊上了。

    报刊社里，并不平静。特种警宪指挥部，就是梁化之的特务势力，也插了一腿，派一个叫杨子昭的，来这儿当编辑。估计是通过智力展安排的。他是头儿，他不点头进不来。《青年导报》有个记者叫段绍文，原先在解放区，是“段绍文支队”的队长，被捕后，交待了放出来，安排在我这儿当记者，表现进步，过了一段时间又叫逮捕了，我怀疑是杨子昭报告的。我问杨，他说段曾跟他说过，想回解放区再组织队伍，到时候他当队长，让我当政委，我要汇报早就汇报了，还等得到这会儿。杨这个人不地道，拿上缴获的共产党的宣传品，放在桌子上，看谁拿去看。有次我去编辑室，看见他正在写什么，问写什么，支支吾吾说不清，我一转身他拿起写好的东西溜出去了。我估计他是往警宪指挥部送情报去了，赶紧追出去，追到剪子巷没追上。解放后五几年，有次去省文联办事见了这个姓杨的，他一见我脸红了。我心想，这个人怎么会没事，还在文联工作呢，就向组织检举了。后来叫镇压了。贴出的布告上，不说他与警宪指挥部的关系，是特务，害了什么人，只说该人解放前，在反动报纸《青年导报》工作期间如何如何。我看了很灰心，我们是在阎锡山政权下办报，但怎么能说那个时期的报纸刊物都是反动的？要是那样我也有罪了。

    我办报，不用中央社的消息，也不用阎锡山通讯社的消息，所有消息都是我们根据各方面消息综合起来写的。中央社称共产党的部队为“共匪”，我从不这么写。胡宗南部队占了延安，太原各报都发了号外祝贺，《青年导报》就没发，智力展问为什么不发，我说没有必要凑这个热闹，他也没办法。后来我觉得在这儿待下去不会有好结果，就离开了。我去后薛博民当了《青年导报》的总编辑。你找来《工作与学习》，让我想起了许多事情。看过去的文章，觉得自己还是幼稚了些。

    韩：我不这么认为。看这些文章，我发现早在四十年代你写文章，有个特点很明显，就是喜欢掉书袋，引经据典。再就是，那时候你似乎对文字学已有点兴趣。

    张：说得对，我写文章一直喜欢掉书袋，对语言文字有浓厚的兴趣。只是不知你说的是哪几篇文章，又是怎么看出来的。

    韩：有这么一篇文章，叫《“人言为信，止戈为武”》，是借对古语的阐释，鞭挞当时的现实，穷兵黩武，弄得民不聊生，引了《左传》上的，又引了《说文》上的话，你听：

    《左传》宣十二年：“楚子曰：夫文，止戈为武。”《说文》武字解：“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这种解释显而易见，是歌颂专制皇帝的武力。我们要知道，从古到今，由中而外，不讲道理，纯粹以一朝之武力而止百年干戈者何在？“止戈为武”是军事野心家出兵作战的一种说法，是假道德伎俩。《说文》上说：“止”是下基的意思，“步”“从”“辵”“癶”都和“止”有密切的关系。也是“趋”的意思。所以“止戈为武”的正确解释则是：如要打仗，必须以武器（戈）做基础，也就是军事解决。武器第一，或是趋兵作战的意思。

    张：那时候好这一手，这么引用，也有毛病。

    韩：读这篇文章，发现在语言的运用上，你常能独抒心机，给以命名。比如这篇文章，一开头便说，“人言为信，止戈为武”这句话是封建专制的时代的产物，也是陪绑式的一句文辞。接下来又举了“乌鸦反哺，羊羔跪乳”，说明这种“陪绑式文辞”是多么荒谬。小乌鸦反哺它母亲，不能说不是生物“爱”的表现，这是自然的一种感情，如果说“羊羔跪乳”是尊重它的母亲则未免太道德化了。“跪”、“叩头”、“鞠躬”不过是君子大人们规定下的一套礼教的形式而已，如果羊羔有君子之心，在此时代，他一定摩登化为“鞠躬而礼”了。世上有许多动物的哺乳方式，都以站立着为习惯，羊羔吃奶，前腿不打折，那么只有啃他妈妈的屁股好了。读了这段话，我又觉得，张先生后来从事文物考古，是不是走了错路。有这样的捷智，从事文学创作也是好把式。

    张：那时年轻，一写起文章，就感情汹涌，思绪飞扬。这种“陪绑式文辞”，那时很是喜欢，好些了不相干的事情，也要一对一对地说出来，有的有道理，有的就没有什么道理，纯粹是冗词赘句。

    韩：你说的这种“陪绑式”，是古汉语的一种修辞方式，叫“对举”，就像诗词中的“对偶”一样。当然，这篇文章一开头说这些，只可说是一种比兴。有道理没道理，拉扯在一起说一通，文章就灵通俏皮了。

    张：爱掉书袋，爱抠字眼，叫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

    韩：经典例子不是这篇，是前面读了一节的《青年与迷信》的“后语”部分。你听：

    “神鬼”两个字是中国奴隶社会，创造出来的，那时治病的医生，只有巫觋，治病的方法也只有祈祷神灵，所以出来的“医”字便是“毉”字，及至后来知道泡制药酒治病，才改写为“医”字。“殹”是字母取其声，“酉”是酒取其含意。这已算进步了不少，但现在社会上仍有神鬼治病的现象，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这段话里对“医”的拆解，有点古文字考证的意思。

    张：看来我这个毛病得的深了，后来从事了古文字考证，也是“罪有应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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