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二日星期二

    去时带了一本新出的《都市》杂志，上面刊有我的文章，叫《一本册页簿子》；张先生曾为我写过一本册页，写的是他最得意的《僚戈之歌》等三首旧体诗。张先生看看说，你是什么也能写成文章。我笑笑说，还是你老有可写的地方。

    靠墙的桌子底下，有个纸箱子，里面卧着张先生心爱的波斯猫，正在酣睡，轻轻的呼噜，欢欣地响着。看了一眼，我想，孤独的老人，总爱养个小动物，解解心烦。见我看他的猫，张先生说他从小就喜欢小动物，自幼没爹没妈，觉得小动物最亲。说罢特意指了一下纸箱子的侧面，说你看那儿写的什么。

    弯腰看去，竟是“养心殿”三字，墨笔写的，且是那种周正的馆阁体，一看就是张先生铆足了劲写的。我笑了，说，这要在封建时代，是要杀头的，养心殿是紫金城里皇上休憩的地方，你给你的猫窝叫了这么个名字，岂不是犯下欺君之罪。

    它是皇上，我是太上皇啊。张先生笑了。这样的玩笑正对他的脾性，也可说搔到了痒处。

    张先生要翻看《都市》杂志，我说，放下以后看吧，今天我们还是谈你的事。张先生说，我的事讲起来没个完。你提一句，我就说上一大片，真是小叩而大鸣。

    我说，这也是我会叩，能叩到响处啊。

    这些日子，我发觉，张先生是很愿意跟我聊天的。不光是因为我要写他的传记，问得细致，谈得轻松，也是因为，他这儿虽说时常有人来，大都是有所为而来，不是求字，就是照相，最纯洁的，还要数他的几个弟子，也多少有请益问学的心理。像我这样，过去来了只是胡诌八扯，现在来了也只是限定了范围的胡诌八扯，在他来说，精神上要愉悦得多。这也就难怪，稍长时间不来，他还要让薛国喜或是保姆，问是不是病了，一听这话，我就知道该来一趟了。

    张：说到哪儿啦？

    韩：接着说去北平吧。

    略加思索，就说开了——

    去北平，我是坐飞机去的，这是我头一回坐飞机。太原叫围住了，只有飞机能进来，能出去。说起坐飞机，想起一件事。你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听没听说过，解放前山西大学全校学生坐飞机去北平的事儿。

    韩：怎么可能！解放前，山西大学少说也有几百学生，怎么会一起坐飞机去北平。

    还真是有，张先生接着说，他也是去了北平才知道的。一到北平，就见了杜任之，杜先生请他吃饭，饭桌上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事儿——

    这事儿在太原就听说过，将信将疑，这会儿杜先生说了，才相信是真的。去北平之前，他是山西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有些事就是他经手办的。在晋西的时候，出了孝义讲话的事，阎锡山把他打发到山西大学当教授。我是跟上随部工作团回来的，等于是跟上长官部回来的，一路平安顺当。大学就不行了，直到第二年春天，几经挫折，才绕道陕西韩城回到太原，在侯家巷原校址复课。

    平安了两年，到一九四八年夏天，晋中战役失败，太原成了一座孤城。阎锡山不住地宣称要与太原城共存亡，山西大学的学生们不干了，说这不是要让我们给你当炮灰吗？先是罢课，罢炊，闹腾了一阵子，成立了山西大学迁校委员会，要求省政府将学校迁到北平，以保证学生的安全。孤城之下，火车已不通了，怎么去？只能是坐飞机。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当时全校文法理工各院系，共有学生四百余人，如何办得到。

    当时我在省议会，也听说过学生的这个要求，觉得太过分了。这事儿要阎锡山点头才能办到，谁都认为阎不会办。想不到的是，几个学生代表进了省府，求见阎，要求派飞机空运，送全校师生到北平，阎锡山是怎么想的不知道，反正是答应了。学生代表又得寸进尺，要阎写信给守北平的傅作义，帮助解决学生的住宿问题，阎又答应了，叮嘱在座的教育厅长全权办理。

    于是奇迹出现了，在军政人员都困守孤城的窘境中，自七月十日到十五日，山西大学文法理工各院系学生四百余人，乘飞机分三批陆续飞往北平。下机后即直奔东四七条三十九号阎锡山公馆，当时的说法是“和平占领阎公馆”。阎公馆里，马上升火做饭，接待这批不速之客。外人看了像闹事，实际上全都是安排好了的。没有阎锡山点头，谁也不敢做这种事。不说别人，傅作义就会制止，毕竟阎是他的老长官，他保卫不了北平，总不会连阎公馆也保卫不了。

    杜任之不是跟学生们一起走的。在此之前，就来到北平，暗中操控整个事件的进行，静观默察，相机处置。学生一到，他就出头露面，公开参与种种与傅作义交涉的事务。他跟傅是一个县的，老乡。

    还有更邪乎的。阎公馆毕竟不能完全解决上课、住宿等问题，迁校委员会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寻找适当校舍，争取暑假后按时开学。杜任之当时是法学院院长，正生病，不顾身体羸弱，领着几个学生代表，四处交涉。跑了半个月，哪儿也不接收这些逃难的学生。没法儿，还是杜任之给出的主意，说是既然有阎锡山的亲笔信，就该去找傅作义。傅是守城司令，是北平的最高长官，山西人找他，总会给个说法的。果然是这样，傅作义跟学生代表说：凡北平市内，无人占用的房院，只要属于公家的，即可暂时借住。同时通知北平市社会局具体操办。有了傅作义的尚方宝剑，学生们的想法也够毒的，一看，哪儿也放不下几百人上课住宿，就还数中南海最合适。其时中南海自日军侵占以来从未开放，刚刚辟为新任副总统李宗仁的行辕，群众既不能游览，副总统还没有住进，正是“无人占用的房院”。

    八月十一日一早，杜任之和北平市社会局长一起进中南海查看，迁委会觉得事不宜迟，次日一大早便向市府上函要求借住中南海。上午十时许，全体学生分乘六辆大卡车，直奔中南海新华门。守门的警卫队长，还有中南海管理事务所长，以未接到命令为由，不准学生进入。学生代表说，这么热的天，学生在太阳下暴晒，出了事儿你们可负不起责，警卫队长和事务所长这才说可以进来休息。学生代表一挥手，六辆卡车鱼贯而入，进入新华门，直奔原定地点——瀛台。一时三刻，瀛台一带涵元殿、翔鸾阁、春明楼等处，住满了男生，女生则安排在勤政殿及附近的房舍。谁能想到，一个月前还在太原“要饭吃”的三百多学生，没有四百多了，有些到北京后投亲靠友去了，突然间住进了昔日皇室起居的宫殿。此前只能挂在太原侯家巷的校牌，竟挂在了瀛台翔鸾阁的楹柱上。

    当然，这些地方是不能长久驻扎的。好处是，住进了这样的地方，要换个地方也差不了。过后在教育部督责下，迁到张家口的一座王府里。天气冷了，难耐严寒，又迁回北平东华门的梨园办公大楼等处。直到北平和平解放，才返回太原。没想到吧，山西大学的学生，还做过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

    韩：真是不可思议。

    张：这样的事，不是发生了，编是编不出来的，编了也没人信。

    我去了北平，见到杜先生时，他刚刚辞去山西大学法学院院长，去了一家叫华北文法学院的大学，当了法学系的主任。这是一所私立大学，在北平还有些名气。杜先生不在山大了，就推荐我去文法学院校部做了文书主任。院长叫王捷三，老牌留英学生，搞教育多年，办学校很有一手。他是陕西人，手下的干部多是陕西人，招的学生也多是陕西人。学院在大蒋坊胡同，这一带地方大，王府多，文法学院占的就是一座王府。有人说这所学院跟李宗仁有关系，究竟有没有，我看不出来。

    我去的时候，正赶上新生开学。那个时期，哪所学校里，都有进步学生，也会有落后学生、反动学生。我去了没多久，就跟进步学生有了联系，跟其中几个很要好。一个进步学生告诉我，说这次入学，有些三青团的打手，拿了三青团一笔钱，要开迎新会，给三青团拉拢学生。他还知道究竟拿了多少钱。我说，咱们揭发吧，他说行呀。我俩就悄悄地弄了个壁报，叫《前路》。晚上没人时贴出来，整个壁报就这一个消息，对这伙人连讽刺带挖苦，够他们受的。

    第二天学院里乱了营。进步学生自然欢迎，喜气洋洋，反动学生的迎新会开不成了，垂头丧气，再开也没人敢去。贴出没多一会儿，就叫校部派人撕了，撕是撕了，影响已然造成。

    《前路》壁报的事，市里的《华北日报》给登了，说是文法学院发现奸党活动，现正在严密侦察中。有次去杜任之家，他就住在离大蒋坊胡同不远的另一条胡同，问我壁报的事，我说是我干的。他说这是个严重的事，意思是我太不知轻重了。后来我入了党，当时还没解放，是按地下党的方式入的，北京城工部指定的联系人是老王，也说这件事对党不好，呈一时之快，容易暴露组织，引起敌人对文法学院的注意。当然入党时不只是说了这个事，还说了一个党员应该注意什么，并很庄严地对我说，以后见了他的面，不可打招呼，让我以后还是跟杜任之联系。

    我入党是一九四八年底。老王解放后成了北京市内某区的区委书记，很快就上调，成了全国总工会的办公室主任。“文革”前我们机关有人说我是假党员，我说人都在，可以调查嘛。机关派人去查了，城工部的底簿上有我的名字。老王的真名叫魏焉。入党以前，杜任之就介绍我加入了民盟。

    我暗里入了党，当然杜任之是知道的，说不定就是他给上头汇报，才发展我入党。我不说，他也不说，只是我去他家里，他做什么不再回避我了。老王叫我还是跟他联系，莫非就是保持这种状态？

    好几次，我在他家里见到一个医生，他们都叫他李大夫，后来才知道叫崔月犁，是城工部的人，搞组织的。是不是从犁上起了个化名，姓了李，弄不清。

    韩：《纪念杜任之文集》里，收有崔月犁写的文章，他当时的化名叫李献农，是城工部下面的学生工作委员会的秘书长，分管上层统战工作。

    张：当时城工部的部长是刘仁，解放后当过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彭真下来就是他。崔月犁也很了不起，解放后当过彭真的秘书，北京市委的统战部长，后来当了国家的卫生部长。他们来了，我就去后面的书房里看书。

    北平一九四九年二月初和平解放。庆祝过解放的第四天，文法学院的党员就公开了。一公开，什么全明白了。原来文法学院里早就有党的组织，职员中有三个，卫左臣、胡让、校纪英，全是陕西人。公开后连上我，编成一个新的党小组，组长是卫左臣。

    全国解放后，像文法学院这样的私立大学不能存在了，并入华北大学，再后来华北大学又归了中国人民大学。现在说起这个学院，好多人都不知道了。

    华北大学是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办的一所大学，原来只是培训干部，解放后迁到北京，才正式招生。校部设在铁狮子胡同，一九二六年“三·一八”事件时这里是段祺瑞的执政府所在地。校长吴玉章，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是着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学校的教员干部，大都是解放区过来的，穿的都是中山装，就我一个穿的是长棉袍。学校仍是军事编制，分部，部下来是区队，再下来是队，一看就是培训干部的架势。当时大家心劲很高，觉得这才是革命的学校。在文法学院，我是文书主任，华北大学是革命大学，没有文书主任这个职务，我是党员，就安排我当了第一部十区队一〇二队的队长，相当于班主任。

    大概是这个地方放不下这么多人，招生后不多久，十区队搬出北京，迁到天津郊区的东局子，全是排房，早先是法国兵营。主要课程是政治经济学。上大课，就在露天地里，坐的是马扎子，课后分小组讨论。在天津郊区待了不长时间，又迁到河北正定县城。正定在石家庄北边，城跟前有个寺院叫大佛寺，很有名。我在正定城里待了半年，没有上过一次街，可去过大佛寺。迁出来仍叫华北大学。

    在华北大学，我们过的基本上是部队的生活，有人吃大灶，有人吃小灶，还有人吃中灶。级别不一样，吃的也不一样。要说等级，那个时候就有了，不比现在差。我们一〇二队，跟十区队不在一起。记得十区队好像在新乐县那边。我们要汇报个什么，走很远，我只去过一次，具体地址记不太清了。十区队的队长叫王大刚，吃中灶的，后来听说自杀了。什么问题不知道。

    一九五〇年夏天，一〇二队的学员毕业了。一时没有事做，我觉得自己在华北大学没什么意思，也没人刁难，是自个觉得心里不舒畅。于是便给杜任之写了封信，说想回山西工作。北平和平解放不久，杜任之就脱离文法学院，回到山西，先是担任省人民政府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后来当过商业厅长。我给他写信的时候，还是财经委员会的秘书长。接到我的信，杜很当回事，他也不愿意我一个人孤孤地留在河北。当时陶鲁笳是省委宣传部长，他跟赵宗复一起去找陶，说有这么个人叫张颔，想回来。这两个人举荐，陶一口答应，问了我的情况，说有两个地方让我挑，一个是中苏友好协会，一个是省文联，都是与文化有关的单位。这样我就回了山西。

    在太原见过杜任之，还没有确定去哪儿，有次在省政府遇见王世英，他是副省长，那时叫副主席，又是省委常委兼统战部的部长。一见面就说，听说你回来了，正要找你，哪儿都别去，来省委统战部吧。在晋西时我们就认识，那时他是八路军驻二战区的办事处处长。我一直把他当作老领导。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只有听他的了。我跟杜任之一说，杜也说还是去统战部好，有王世英招呼着，总比去个生地方没人招呼强。原来，杜在二战区政治实施研究院当院长时，地下工作的领导人就是王世英，我跟杜任之又是那样一层关系，王世英早就把我当作党的外围工作人员了。

    这样，我就留在山西省委了。

    省委一九五〇年春天才成立，只有三个部，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办公还不在省政府里头。统战部在国师街上，一个大院子，过去是阎锡山骑兵司令赵承绶的公馆。我去的时候，除了部长，一共只有八九个人，两个科室。一个联络科，科长焦琦，一个资料科，科长王受之。秘书白桂林，三个干事，一个是我，另外两个是女的。还有一个管事务的，一个会计，一个大师傅，就是做饭的。后来经过调整，省政府大院里腾下房子，我们就搬回去了，就是府东街上阎锡山的督军府。那时省委与省政府在一起办公。时间当在一九五〇年的冬天。

    这个时期，全省委机关，不过七十几个人。三个部，另有办公厅，总党委会，汽车都极少，用得最多的还是山上带下来的骡子。记得最清的是，省委食堂有个大师傅，养了只狗，说起来也是“老革命”，是从解放区带进城的。

    我们的待遇，一开始是供给制，后来成了大包干，就是吃饭不要钱，另外给点零用钱，买牙膏肥皂什么的。我去北平，去天津，去河北正定，雨湖夫人都没跟上去，一直在太原城里住着。当时大儿子纪林已经两三岁了，我一个人这点钱，要养活三口人，很是困难。我把我的粮食从大灶上领回去，一家人吃。紧张是紧张，省吃俭用，还买了暖壶、雨鞋等时兴的东西。一是雨湖夫人会过日子，再就是我还有点积蓄的。光那点零花钱，怎么也不敷用。

    现在想起来，跟上王世英去统战部这一步，是走对了。

    韩：当年你要是去了文联，可就糟了，文联的人我都认识，作家协会就是从文联分出来的。

    张：你说我去了文联，能成个作家吗？

    韩：凭你的智慧，不在文联那几个老作家之下，就看你图解政策的功夫到家不到家。当作家得会这一手。

    张：图解政策，我也会这一手。可作家不能全凭这个吧？

    韩：得看什么时期，现在不全凭这一手可以，过去可不行。

    张：看来这一步没走错。

    韩：人的一生很短暂，一步都不敢走错。有的人走错了还能退回来再走，有的人走错了就退不回来了。

    张：你说得对。所以古人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万年身，是一点不假的。

    韩：这句话，我小时候是听我哥哥说的，他也许是这么说的，可我听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万年深”，意思是这悔恨有万年那么深。现在这样，不如有的书上说“百年身”好，意思一次失足，想改正时人已老了。最不好明白的就是这个“万年身”，莫非犯了错还能长寿？

    张：嗬嗬，你真是会较真。王世英这个人你了解吗？

    韩：谈不上了解，只能说知道一些大致情况。洪洞人，当过省长，在山西还是很有威望的。“文化大革命”中，山西大学我们这一派有几个人，长期住在精营东二道街一座院子里，我也住过几天。听说那儿就是王世英的公馆，平房，很幽静，西式卫具，一应俱全。

    张先生说，那是他当了省长后，专门给他修的。在领导干部里，王世英是个有文化，有修养的人，要不当年不会把他派回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字也写得好。来，让你看个东西。说着起身，颤巍巍地前面走，过到北边小书房，搬开茶几上一个挺大的木盒，露出一方大砚台，又指指墙上一幅挂轴，说你看，这是王世英送我的。

    细细看去，挂轴上，是两个拓片，一大一小，大的是那方大砚台的正面拓片，小的是砚台木盒内刻辞的拓片。先看小的：

    马佩勋同志曾任山西省总工会主席，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检察长，余游宁夏时以石砚相赠。此砚为宁夏贺兰山名品，质地浑润，雕刻别致，颇有欣赏价值，特转赠张颔同志存念。

    王世英一九六一年九月于兰州

    再看大的，砚面纹饰左旁有张老墨书文字：

    一九六一年九月，王世英同志赠余此砚于兰州。砚石出于宁夏之贺兰山，俗称紫袍玉带者，雕工精绝。砚中心与水池象征日月合璧，周围雕有古典亭堂八所，人物三十个，其中有奏乐、下棋、渔猎、驾车、乘舟、洗涤、伐木、晒衣、执棒、扶杖、登山以及行脚僧等，并有牛鹿禽鸟等。其中人物形象及服装款式，皆非汉人风格，其衣服交襟为左衽。其雕工细致处，拓本难能表达，此砚实为西北民族工艺之杰作。世英同志于六八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于兹三十年矣，痛哉！

    一九九八年一月七十八翁手拓并记

    砚面纹饰右旁亦有张老墨书文字，系一首五言诗：

    贺兰镇宁夏，山色如驳马。

    取石精琢磨，神工得风雅。

    为砚泽而坚，端歙可凌驾。

    世公有高谊，贻我金城下。

    韩：从这赠品与题诗中，能看出你跟王世英交情不浅。金城是兰州的别称，王世英说这方名砚是他游兰州时，马佩勋送给他，他又转赠你，这么说你俩在兰州相遇了？

    张：是的，都住在省政府招待所里，遇上了。王世英是个有大本事的人，洪洞的世家。我早就看出这个人不同凡俗。你细看，这字多有功夫。当初好些领导看上我，也是先看上了我的字，人这么年轻，字写得这么好。古人说，字是“千里面目”，那是一点不假的。不用见人，离上一千里，看了你的字，也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有没有本事，品行如何。

    “千里面目”，我默诵了两遍，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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