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二

    今天去了，给张先生带去一包四罐装的铁观音，是前些日子去厦门，一位朋友送我的。我不懂茶，总觉得离产地近的会好些。更早些日子，访谈时曾说过，我家要为去世的祖父母、父母立碑，请他篆书碑额。词句是我拟的，祖父母的是“品清节烈”——祖父是个读书人，名“聘卿”，在“文革”中自缢身亡；父母的是“德隆恩永”——父亲是个离休干部，单名一个永字。昨天张先生来电话，说写好了，今天来一则是谈访，一则也是取这两幅字。送茶叶是酬谢，只是不能明说。

    访谈开始。我问张先生，可记得考古所的张庆捷先生，说记得，他退下来后好些年，庆捷当过所长，现在好像是书记。问我怎么认识此人，说是山西大学历史系的小学弟，早几年就认识，不久前还见过面。听说我要写《张颔传》，跟我谈了几件你的事，过后还给了我一份资料，原本还说带来，放在家里忘了带了。

    张先生问说了他什么事，我说两件，都不大，很有意思。一件是庆捷亲身经历的，一件是听人说的。问听谁说的，说叫王建。张先生说，他呀，老朋友！我当所长时，他是副所长，我们是好朋友，他可不会说我什么好话。

    我说，不是好话，也不能说是坏话，是只有好朋友才会说的话。王建先生有次跟庆捷到外地出差，路上说起张先生的故事。说考古所早先有个同事叫赵凤三，记得吧？王建说，你们是老同事，在一起无话不谈。有次闲聊，老赵说他这名字是有讲究的。他妈生他的那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凤凰叫了三声，他爸就给他起名叫凤三。王建说，你当时听了，嘿然一笑，说老赵呀，你妈肯定记错了，不是凤凰叫了三声，是公鸡叫了八声吧？听的人先是一愣，接着全笑了。王建说，这种事情上，最能见出张先生的捷智，没人比得了。我想问的是，这个应对，是你当时想到的，还是过后他们给你编的？

    张先生说，不是我的，是我早先就听人讲过这个笑话。过去叫凤三的人多，这个笑话早就流传了。还有件是什么事？

    我说，这件是庆捷自己经历的。十多年前，他是考古所的所长，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文物走私案，缴获了一组八件唐代小型铜器，计有铜镜五面，粉盒三个。送到省文物局鉴定，文物鉴定组看了，确实是唐代器物。按公安局的规定，破案后这类物品，都要上缴上级有关部门。公安局的同志表示，器物可留在文物局，只是希望能给办案的基层干警一点奖励，数额不大，也就一千元的样子。文物鉴定组的同志，建议考古所留下并支付这笔费用。庆捷不放心，带上东西来找你，你看了说：“这几件小铜器是真的，但不特殊，有收藏价值，研究价值不大。作标本，也嫌普通。有研究价值的，再贵也要买，没研究价值的，便宜也不要。”听了你这话，庆捷就退还给鉴定组了。时间大概在一九九六年春夏间。庆捷说，张先生的这几句话，后来就成了考古所收购古物的一个原则。不光他任上遵守，后来的也恪守不误。那次见面，庆捷还说，考古所是在张老手里创建的，就是现在，每当所里有什么庆祝活动，人们谈起来，对张老的功业仍称颂不已。

    这样的话，谁都爱听，张先生也不会例外。

    功业谈不上，辛苦还是有的。张先生笑着说。我趁势说，今天就谈谈创建考古所的事吧。

    好的。一九五八年，各方面都大跃进。上头下了令，各省都要成立中国科学院的省级分院，山西当然照行不误。成立分院得有几个研究所，有哪个没哪个都行，山西不能没有考古所。

    谁能当了这个所长呢？当时省委新设了文教部，部长是王大任同志。王部长对我有相当的了解，在省委会上提出，考古所的所长，只有张颔能当得了。跟郑林部长一说，郑部长当然同意，这样就把我从统战部调出来，当了中科院山西分院考古所的所长。

    山西的考古所，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这一年我三十八岁。

    刚建立起来，就遇上个重要事儿。等于是刚配上鞍鞯，就要出征打仗。这年冬天，郭沫若院长来了一次山西，说是有个全国地质方面的会议，叫中国地层会议，想在山西开，山西方面要是同意了，就叫全国地层会议山西现场会。省里一听，当然同意。山西有这方面的优势。太原有个“石千峰”，还有“石盒子”，都是地名，其剖面在地质学上很重要。远一点，忻州宁武的地质剖面，叫骆驼脖子沙岩，也很有名。没去过的，都想实地看看。

    就是这次见到郭沫若，我请他给山西考古研究所写了牌子。郭老好说话，让写就写了，这也是他的职责嘛。过去史学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还要数郭沫若，他的《中国古代社会》我看了两三遍。他的书上，就有钟鼎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张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贾兰坡、苏秉琦亲切交流文的研究。引导我进入考古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牌子写好了，也制作出来了，不让挂。说是只挂中国科学院山西分院的牌子就行了。山西分院临时设在大中寺对面，剪子巷的一个院子里，进去有个两层楼。分院的牌子挂在院子门口。不是领导成心不让挂，挂了郭沫若写的牌子，分院就显得太寒碜了。考古所有一个大房子，都在一起办公。我不常去，还在统战部办公，手头好些事还没有完。第二年各地中科院的分院都下了马，山西也不例外，考古所没有撤，并到文管会搬到文庙这儿，我才过来正式上班。

    还说中科院那个会。中国科学院的参与机构是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山西的承办单位，就是我们新成立的考古研究所。两家联合成立全国地层会议筹备委员会，主任啦、副主任啦，都是中科院和山西省的领导，我是副秘书长，山西这边做具体事的。

    第二年，一九五九年，一过了年就开始筹备。正式开会是七月一日到十二日。前几天开会，后几天参观。记得去宁武参观，两辆大轿子车，还有好几辆吉普车，警车在前面开路，威风得很。我们去了宁武一个叫二马营的地方，参观了那里的古生代上部地层，含爬行类动物化石的地层，就是俗名说的“骆驼脖子沙岩”，代表们都很兴奋。

    那时候迎泽宾馆还没有建起，省里开会都在海子边，那儿阎锡山时代就是接待处，解放后就成了省委的招待所，什么大会全在那儿开。几百人吃住，开会，都没问题。我们这个会，不算大也不算小，六七十号人。开得很热闹，各地来的代表都很满意。看得好，吃得好，游得好。会后出版了《全国地层会议山西地层现场会议资料汇编》，以会议筹备处的名义编的，厚厚一大册，将近四百页。

    我对地质没有一点知识，只知道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我的好处是，不懂不装懂，暗地里下功夫学习，缺什么补什么。不懂不丢人，不懂装懂才丢人。世上没有这门学问，我没办法，只要有这门学问，就是让人学的，让人问的，下功夫连学带问，总能进了门，学会一些。

    为了开好这个会，机关派了个年轻人协助我，姓董，大学刚毕业没多久，还有点才，不怎么看得起我这个没学历的领导。有次我写了个什么文章，就是会议上要用的文件，说你给看看。他看了提出意见，说我的文章里有的句子，前面用了“虽然”，后面没有用“但是”，不通，虽然和但是要连用。言下之意是，没受过正规训练的就是不行。我心里不服气，一下子也说不出反驳的道理。你说他是胶柱鼓瑟吧，那就等于承认他是对的，只是认死理而已。你说他是胡乱比附吧，又有什么依据？

    我说好吧，叫我考虑考虑。他还翻了翻白眼，意思是这还用考虑吗？为这事，我狠下了一番功夫。一连几个星期，天天晚上不做别的，就是灯下看书，一定要弄清这个“虽然”和“但是”的关系，看两个是必须连用，还是也可以单用。后来我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和但是可以没有关系，单独用是可以的。举两个例子。说到这儿，眼微闭，背诵。一个是《左传》上的：

    晋惠公对里克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虽然子亦杀二君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

    后头没有“但是”吧。另一个是《战国策》上的：

    张仪对秦王曰：“臣闻，知而不言，谓之不忠，言而不实，谓之不信；不忠当死，言不实而当死。虽然，臣愿尽其所闻。愿大王裁其罪。”

    也是有“虽然”没有“但是”。

    你再看这本书。张先生说着从书架上取出一本书，三两下翻到要找的地方，指着书页说：“令旨到日，仰钦依已降圣旨，令旨处分事意，率领道众诵经，与俺告天祝延圣寿无疆者。但是过往使臣、军人，并不以是，何诸色人等，不得乱行骚扰，强行取要物件。”这里就只有“但是”，没有“虽然”。你再看，书上有蔡美彪的注释：“但是”意为“只是”、“只要是”，这里是“凡是”的意思。这就说明，“但是”也是可以单独用的。你要抄一下？

    我抄下这段话，并记下了书名、文名与页码——《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蔡美彪编订；《一二五〇年盩厔重阳万寿宫圣旨碑（六）》；第十六页。

    张先生接着说下去：后来，我把小董叫到办公室，给他一一说了我的证据，我心平气和，他心服口服。最后小董说，没想到张所长这么认真。我心说，怎么能不认真呢，不认真就光有你说的，没有我说的。时间长了，我就成了个只有资历，没有本事的挂名所长了。

    五八年的事，什么都是一阵风，起来得快，偃下去得也快。五八年秋天，风风火火组建中科院山西分院，刚搭起个架子，有的所还没有配齐领导。不足一年，到了五九年夏天，又让撤销，说是冒进了，许多省不具备成立中科院分院的条件。山西省委研究后决定，没成立的就不说了，不具备条件的，该撤销的撤销，该合并的合并，独独到了考古所，都说得保留下来。山西怎么能没有考古所！单单一个考古所，也不是办法，总要隶属到哪儿才好办下去。

    王大任同志找我谈话，说有两个地方任我挑，一是合到山西大学历史研究所，我去了当所长。当时的所长是阎宗临，同时也是山西大学历史系主任，可以分出这个职务。再是归到文管会下面，这样文管会下面就是两个摊子，一个是博物馆，一个是考古所，文管会也不叫文管会了，改名叫文物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下是刘静山，我当副主任兼考古所所长，叫我想一想。没什么好想的，文管会原来的主任崔斗辰，跟我很惯熟，曾聘我当过文管会的顾问，这边情况熟悉些，就说还是去文管会吧。

    就这样，我由省委统战部，经过中科院山西分院这么一折腾，成了文物工作委员会下面考古所的所长。我这个副主任，只管考古所，别的都不管，等于是自己管自己。叫文工会不习惯，都还叫文管会。

    原来还说，在城里上班就不必搬家了，可是想了想，还是搬了好。这时我早就不在典膳所住了，住进了省委新盖的宿舍楼里。不是省委的人了，还在省委宿舍里住着，领导不说什么，下面的人会说闲话的。搬到哪儿呢，就在文庙旁边，崇善寺下院。文管会在文庙，上班拐个弯就到了。

    从省委宿舍搬到崇善寺下院，雨湖夫人还哭了一场。住省委宿舍，是二层楼，上下水，暖气马桶什么都有。到了这儿，两间平房，要啥没啥，年年冬天都要买烟筒（用上一年就坏了），打煤糕，生炉子取暖。去厕所还要走一截路，天黑了没月亮，雨湖夫人不敢出去。晚上睡下，老鼠在顶棚上面跑，下了雨顶棚漏水，得接几个盆儿。是有许多不方便，可我觉得，还是把家搬过来好，省心，可以专心工作，专心看书学习。

    当时文管会，没有考古项目，我刚来，也拿不出什么方案。文管会下面有个勘察组，还有个侯马工作站，是崔斗辰当主任时成立的。这两个部门，名义上跟考古所是平列的，只能说侯马工作站跟考古所的关系紧密些，没什么事，我就去侯马工作站蹲点。我要光是文管会的副主任，反倒好了，可以领导他们，可我同时是考古所的所长，就不一样了。这样，去了是副主任，却不领导人家，当然也不是去那儿打工的。处境挺尴尬。我不在乎，去了问这问那，慢慢对这套业务就熟悉了。

    我这个考古所，还跟在大中寺那边一样，没挂牌子，也没有单独的编制。要人没人，要事没事，下去还好说，在太原就啥事也没有了。上了班，就我一个所长，还有个打杂的。没事还不好办吗？就看书。在省委，谁看见我都是个忙人，到了这儿，谁看见我都是个闲人。这儿是文庙，祭祀孔子的地方。有个朋友，就是江萍同志，见了我打趣说：“孔夫子有七十二贤人（闲人），加上你就成了七十三贤人（闲人）了。你真是优哉游哉，得其所哉。”他认为这儿是个修身养性的地方，一天到晚闲着没事，我也就成了孔夫子的第七十三个贤（闲）人了。

    由人说去吧，自己知道自己一天到晚做什么就行了。从一九五八年担任考古所所长，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这七八年，是我在业务上的一个学习期，也是事业上的一个发轫期。

    一开始，我完全是作为一个有点文化基础，有点历史知识的领导干部，派到考古所的。当时的省委领导，有的知道我在金石方面有些基础，比如郑林同志，王大任同志，对我还是信任的。都是老领导，很宽容，在他们看来，懂点就行了，是不是内行无关紧要；只要能开展工作，把一个部门领导好了，就是用人得当。可我这人，有股子劲，你说是干一行爱一行也行，说是不让人也行，反正是做什么就想做成个样子。过去人常说，没有三年的外行，说的是手工业行里的事。意思是，跟上师傅学手艺，再难的手艺，有三年也学会了，成了行家。这道理，用在做学问上也是成立的。考古再难，也不过是一门学问，我就不信，下上三年苦功夫，还是外行？

    你不知道我下的是什么功夫。全是笨功夫，死功夫，背，死背。后来我也悟出来了，学问上的“笨功夫”，就是“背的功夫”。钱锺书下的就是这号功夫。不过人家脑子好，记得快，我脑子不好，记得慢。这没有什么，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记得慢也有慢的好处，就是牢靠。

    不过，背，还是有讲究的。不能跟小学生似的，天天早上起来哇啦哇啦地念。我的办法是，看，轻声念，一遍一遍地看，一遍一遍地念，直到背过来。背的时候，一定要有声儿。

    瞅见我墙上那两个木牌子了吗？那叫水牌，过去字号（商店）里用的，专门用来记账。为啥叫水牌，有人说是记流水账的，有人说是用水一擦就没了。南方似乎叫粉板，鲁迅的小说《孔乙己》的最后，“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或许是鲁迅没在商店里待过，误记成粉板了。我托朋友在介休找下这么两块水牌，凡是要记的，用毛笔写在上面，天天看，天天默念，三个月两个月后，记得滚瓜烂熟了再擦去。

    这功夫一下就是六七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进了牛棚才停下来。

    你可别小看了这个笨功夫，做起学问，给我的好处太多了。不说写文章了，去了哪儿开会发言，多大的教授，要引用个什么，差不多都是手里拿个纸片片照着念。也有那不念的，很少能将一段文章完全背下来，常是说，大意是什么，能背上三两句，都叫年轻人惊讶得不行。我不是这样，一大段古书上的文句，哗哗哗就背下来了。我的介休话有时候他们听不懂，有人认为就是背错了他们也听不出来。他们不会，怎么能听得出来？有一次，我背完有人说听不清，正好是在大学教室里开会，旁边就是黑板，我拿起粉笔全写出来。有人找来古书对了一下，只有一个标点符号不对，也只是跟他拿的书比照不对，也能说得通。

    韩：什么会上？

    张老的兴致上来了，起身，过到那边小书房取来一本书，中华书局编的《文史》第二十四辑，翻到一篇张政烺的文章，指着一段文字让我看：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末，在长春召开中国古文字学术讨论会，头一天下午徐锡台同志作周原出土甲骨文的报告，内中最后一节是“奇字”问题，会后散场有几位同志问我那些奇字是什么字，晚间又不断有人问。第二天会上我讲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这是临时增加的题目，事先毫无准备，客中又无必要的材料可以详细引证，未免大胆，幸好得到学识渊博的张颔同志（山西考古研究所）、洪家义同志（南京大学）发言支持，大家热烈鼓掌，算是全场通过了。

    一边说，陕西周原出土的甲骨文上，铭文就是几道道，张政烺先生认为是周易里的卦爻——六七八九。这是古代的筮法，好多人不懂得，政烺先生讲完了，有些人听不明白，手头没有更多的资料，政烺先生也没办法让他们明白。我研究过筮法，说我知道。政烺先生说，那就请张颔同志上来讲一下。我上去讲了几句，背了一段古文，见那些人听不懂，就拿起粉笔，在黑板上把我背的古文写下来。是这么几句：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仂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仂而后挂。

    此为古筮法四十九字。我又讲了讲，那些人多少明白了。当然，一点也没有基础的，肯定还是个不懂。我这样一讲，就等于支持了政烺先生的观点，证明他的理解是正确的。政烺先生是中国着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也是着名的古文字学家，比我大七八岁，前几年刚去世，活了九十三岁。解放前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着作很多，都是精品，在史学界声望很高。这件事，政烺先生在好几个地方都说过，说做学问就要像山西考古所的张颔同志那样有扎实功底。

    做学问，不光要下背的功夫，还要有慢的功夫，什么时候都不能急急慌慌的。沉住气不少打粮食，庄稼人的这句话，做学问也用得上。慢功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学问，在一般人看来，也是个功利事，人嘛，都是无利不起早，有利盼天黑。好不容易在学问上有点新发现，上午发现，恨不得下午就让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有几个肯耐住性子，为增加一点证据，放上十天八天，三月两月，甚至三年两年。事实证明，谁舍得下慢功夫，最后他的学问肯定做得好。宋代有个诗人，有一首诗，我在什么书上记住的，这样几句：

    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

    争似满炉煨榾柮，漫腾腾地煖烘烘。

    茅草点着了，火势再大，轰的一下就没了。榾柮就是树根，硬，烧起来没明火，可是耐久。做学问，就要这样，别看“漫腾腾”，可是“煖烘烘”。

    韩：这首诗《千家诗》上就有，没作者，署无名氏。本来的意思是，非道以干富贵，必然生也忽，灭也忽，劝人要守诚以致富。你把它用在学问上，意思就更深了。为什么说六十年代初那几年，是你事业上的发轫期？

    张：你看过我的《学术文集》，那里面好些文章就是这一时期写的。有几篇当时还有点影响，比如《山西万荣出土错金鸟文戈铭文考释》《庚儿鼎解》《陈喜壶辨》《晋阳古城勘察记》。有了这些着作，朋友们就知道我是不是闲人了。一次郑林同志见了我，惊奇地说，张颔呀，这才几年，你就真正成了专家啦。当初我们选人是选对了！

    在文管会，有许多有趣的事。卫逢祺同志当时是省政府的秘书长，给了我们一辆美国吉普，说我们搞文物常下乡，用得着。这是一辆朝鲜战场上退役下来的车，零件老化了，不知道怎么一下就抛锚了。我套小时候念过的诗，编了个顺口溜，说是：

    一去二三里，修理四五回。

    停车七八次，八九十人推。

    后来实在用不成了，汇报上去，卫秘书长又给换了辆车，也是旧的，好用多了。那时省委领导，跟我们这些人关系很熟，见了面没有什么生分。有的是从山上下来的，有的在二战区时就认识，大家都是革命同志，没有什么你高高在上，我就得奉承的念头。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有段时间，还是很忙的。侯马电厂要上马，大面积遗址面临破坏的危险，国家决定组织力量，开展全面的考古发掘。领导上让我担任侯马东周遗址考古队队长，领导包括北京和几个省市的专业人员，对东周遗址进行大面积的勘探发掘。野外工作人员吃粮定量标准高，差不多都是四十斤左右，我是干部，只有二十八斤，不说闲话，照样是该做什么做什么。

    忙起来做工作，闲下来就看书，搞自己的研究。我这个考古研究所所长，主要不是考古发掘，是研究考古的。现在的考古所，摊子大多了，考古研究一起来。我自己知道我的底子，不下苦功不行啊。就这，还有人说这是外行领导内行，那几年说的人多，现在没人说了。

    韩：人都有自己的专长，谁也不是全才，你的专长在古文字考释上。像你那样一个起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可说是奇迹。至于当初有人看不起，也是正常的，要是没有《侯马盟书》《古币文编》这样的着作，别说他们了，我也会那样看的。

    张：我不怨人家，这也是一种督促，督促我多看书，多长进。

    韩：“考古研究所”这个名字叫对了，要是就叫个“考古所”，恐怕就没你的戏了。考古，主要还是田野发掘，就是李济搞的那一套，不是谁都能搞得了的。研究可就不一样了，功夫下到了，总会有成果。从后来的情况看，可说是，他们考古你来研究，研究也是“考”嘛。《侯马盟书》的成功，就在于不光有考古发掘，还有你的考释研究，缺了哪一头都不会有那么大的成绩。《古币文编》最见你古文字上的造诣。你这一生，可说是苦孩子，苦奋斗。

    张先生笑了，说：你这个总结好，哪一样都离不开一个苦字。

    快五点的时候，姚国瑾陪林鹏先生来看望张先生。林先生是张先生的老朋友，比张先生小七八岁的样子。国瑾是林先生的弟子，太原师范学院的书法教授，出身世家，温文尔雅，学问也好。

    林先生是山西的一个奇才。身份多了，书法家，篆刻家，还是一位小说家，出版过长篇小说《咸阳宫》；也是个学问家，专攻《吕氏春秋》，另有研究傅山的专着《丹崖书论》行世。张先生要出本书法集子，执事者让林先生写篇后记，林先生这次来，就是来送这篇后记的。虽说只小几岁，用林先生的话说，对张先生他是执弟子礼的。张先生从不认这个弟子，只当作老朋友看待。

    林姚要走，我也该走了，一起出来。走到五一路上，在一家书店转转，林先生买了本书，国瑾付的款。又往前走，在山西饭庄用了晚餐，还喝了两盅，国瑾结的账。国瑾真是个好弟子，做到了“有事弟子服其劳”。《论语》上这句话后头，接下来的一句是“有酒先生馔”，今天也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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