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四日星期四

    只隔了一天，又来张宅访谈。

    前些日子来时，说过求张先生一幅字，这回张先生拿出来，说是昨天写的。接过来，是副对联，文词是：笔墨不求缙绅喜，声名毋得狗监知。是我看到张先生曾给人写过这么副对联，求他写的。张先生是自况，在我，只能是自勉了。退一步，张先生的学问，狗监想知未必能懂，我则是想让狗监知而不得，且以此解嘲。

    一日之隔，张先生的兴致似乎还没有打断。刚要接上前天的事儿说下去，又想起什么，俯身从书柜底层取出一个画轴，说前天我走了，想起还有一幅与王世英有关的画儿该让我看，一时又想不起，昨天找见了。说着展开，是幅石榴图。

    韩：好像前些年在文联大厅，办画展时展出过。

    张：是的，他们为的是展出我的题跋。画是李炳璜先生画的，很有功力，题跋是我的，你细看这题跋：

    旧以榴实，象征多子，故希子孙繁昌者往往画榴实悬于堂室之壁。十八年前王世英同志曾谈及他咏石榴之诗，其意别有佳致，其辞云：“多子多负担，枝条都压弯；肚子气个破，唇焦舌也干。”世英同志辞世十有八载，往事牵肠挂肚弗能忘怀，日前索得炳璜同志所绘石榴一幅，因志往事于兹永存云耳。岁辛酉春，节次清明，介休张颔。

    韩：前天晚上我回去查了，王世英是一九六八年去世的。你这儿说“岁辛酉春”，辛酉是一九八一年，不符“辞世十有八载”之说，应该是十三年。十八前年赠画，该没错，一九六三年，正是你们这些人的好日子。

    张：笔误，前面写了个数字，后面常会跟上错了。王世英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也是一个像兄长一样关心我的人。在我们党内，是个大好人，也是个能干的人，可惜“文化大革命”中，让害死了。

    说罢，沉默片刻。这一刻我忽然感到，张先生实在是个重感情，知感恩的人，看看他对杜任之、王世英这两个老领导的感情就知道了。知道感恩的人，做人是好人，做事也差不了。

    你看我，想起故人就难受。张先生抱歉地说。一面将画轴卷起，接着前天的话题，说起在省委统战部的事儿——

    在统战部，我是联络科，科长焦琦，是太行山根据地过来的，人还好。我的工作是跟山西的民主人士联络。山西的民主党派，基本上是我手里成立的。一开始只有市级组织，没有省级组织，有那么两年，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建立省一级的民主党派机构。刚开始，省里知道我在北京就参加了民盟，为了便于工作，就让我当了市民盟的委员。中央统战部知道了我的情况，说又是统战部干部又是市民盟委员，究竟代表谁，叫我退了民盟委员，我就连盟员也退了。

    建立省级民主党派组织，主要是跟那些有名的民主人士打交道。

    比如山西民盟的负责人，山西大学教授王文光，就打过不少交道。此公山西汾阳人，解放前我们就认识。太原围城后，山西大学闹迁校风潮，杜任之是暗中鼓动，带头的是王文光，当时他是山西大学教授会的联络人。书教得好，在学生中很有号召力。燕京大学毕业，经司徒雷登校长介绍，保送到美国读书，得了硕士，又读了博士。学的是神学。曾给人说，中国的英文，除了某某某，就数他了。解放前，我对他的印象很好，觉得这个人有民主思想，英语好，还会填词，填得真好，不是凑韵的那种。可谓风度翩翩佳公子，又风流又儒雅。

    一九五七年反右的时候，王文光整六十。那时真的很风光，一方名士，又是一方勇士，用后来的话说，真的是很猖狂。有次政协开会，我参加了，会上他说，民主党派就应当跟共产党平起平坐，可着嗓门喊：难道老圪蹴着不成！

    当时邓初民是山西大学的校长，王文光不服气，说是太原解放前后，他去上海做事去了，回来晚了。要是他回来得早，校长这位子轮不上邓初民，应当是他王文光的。还去火车上演讲，想不到吧？当然，打成右派，多年不得翻身，太不近人情了。这个人很有影响，划成右派分子后，还保留了省民盟委员和山西省政协委员职务，书教不成了，调回省政协，当了驻会委员，也是一种保护性措施。一九六三年前后病故，后来平了反。

    民盟还有个有名的人物，叫成恒长。一九一一年出生，山西阳城人。跟王文光一样，起初都是民盟太原支部的，成立民盟省委，要到一九五六年了。也是山西大学的教授，比王文光要年轻得多，刚解放那会儿，还不到四十岁。日本留学生，很能干，也很有气节。国民党召开伪国大前，好多人都争着抢着想弄个国大代表当当，他是名教授，山西省政府给他一个国大代表名额，他不要。五十年代初，调离山西大学，当了太原市人民政府委员，市民政局局长，不久又调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后来又调任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省民盟成立后，当了副主任委员，还是民盟中央的候补委员。

    他的做派跟王文光又不一样，给我的印象是，性情恬静，温文尔雅。德行好，人缘也好，反右中平安过来了。“文革”中去世，差一点六十岁。听说他死了，我觉得真是可惜，多好的一个人！

    在统战部工作，还结识了一些有名望的学者和书法家。

    李毓珍，笔名余振，山西原平人。比我大十一岁。解放前就是山西大学的教授，俄语好，也是山西民盟组织的创建者。五几年调到北京大学俄语系，后来又调到上海。翻译过普希金的好多作品，真正的学者，人品很好。我那首长诗，就是看了他翻译的一篇普希金的小说，觉得好，在他的鼓动下写成的。我跟他认识早了，抗战后回到太原就认识了。一开始不认识，到了省议会才认识的。

    韩：有个事忘了问你。这两天翻看你的两本书，《姑射之山》和《西里维奥》，有个小小的发现，就是，两本书都是抗战后在太原那个时期出版的，经售处相同，都是黄河书店，但发行的部门不同：《姑射之山》的发行者是“工作与学习杂志社”，《西里维奥》的发行者是“北风社”。从出版时间上说，前者是一九四六年，后者是一九四八年。我想问的是，这个北风社，是不是一九四八年你们成立的一个文人团体？

    张：前两年就有了。好几个人组织的，我不是主要成员。当时太原的文化氛围还是很浓的，有好多文化人的团体，那时成立个诗社呀什么的，不是个事。出书嘛，总得有个发行者，就用了北风社的名义。

    还说我结识的那些人。刚才说了余振，山西大学还有个教授，叫田润霖，字羽翔，汾阳人，年龄跟余振差不了多少。是学者，也是当年山西有名的书法家。他的字，法度谨严，笔力遒劲，我很喜欢。原来还收了他两幅字，时间长了也不知道搁哪儿了。好的书家，要各体兼长，又要精于一体。田先生就属于这样的书家，各体兼长，魏碑最好。他的魏体，合乎法度，又刚劲妩媚，有种别人写不出的味儿。四几年的时候，就在西安办过书法展，是给山西争了光的。

    你去过杏花村汾酒厂吧，“古井亭”三个字，就是他写的。汾阳交城一带，现在还能见到他的字，文水的“胡兰之家”，交城玄中寺有几块牌匾，都是他写的。我那个时候也爱写字，他细心指点过。说我功底好，就是拘谨了些。没办法，性格使然。他当省政协委员，民盟山西省委组织部部长，都是我经手办的。那时我已是统战部第二处，就是党派处的副处长了。

    这个处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宗教工作，接触的都是宗教界的高级人士。那时山西省，不管是教会，还是寺院，还真有几个高人呢。我跟他们的关系都还不错，他们也都看得起我。

    不管是党派工作，还是宗教工作，都是本分内的事，是我的正式业务。有件事，只能说是不务正业了，就是喜欢古物。

    韩：哪儿来的古物，你搜集的吗？

    张：省政府里，有个文物室。刚解放，都还没上了正轨，谁原先管什么，就先管着。这些文物随着省政府进的城，省政府就管了起来。

    文物室有个老先生叫何泽农，当时有五十多岁了，我称他何老。这个人，也算是老资格了，从太行山上下来的，跟着太行党委的人进的城。以前在北京琉璃厂干过，本人曾是个古董商，在山上也是替政府收购古董。解放了，就带着他收的古董进了城。那可不是几件几十件，大车就装了好几车。不管真的假的，看着都像是宝物。那时候的干部都负责，人可以受苦受罪，公家的东西可要伺候好。省政府里，光房子就腾了好几间。何老是风雅之人，又有责任心，那些文物，不用专家鉴定，他就给鉴定了。每件都起了名字，写上卡片，陈列起来。因为在省政府的院子里，外面的人就叫它省政府文物室。

    文物室在省政府的后院。统战部的宿舍和省政府的后院相通，没事了，我就去那儿转转。何老是个热情人，喜欢跟年轻人聊天。他那种身份，人家正经干部没人理他，有人去了等于是对他工作的重视，也是对他这个人的重视。我去了，瞅瞅这，摸摸那，他就跟着给我讲，这个怎么个漂亮，那个怎么个贵气，这个花纹有什么讲究，那个年代该怎样推定。我喜欢这些东西，拿在手里摩挲着，心里就美气。闲了也找这方面的书看。市面渐渐恢复了，好些旧官宦人家知道新社会来了，旧东西会惹麻烦，常有各种版本的古籍，在市面上很便宜就卖了。我趁便也买了几本古书仔细钻研。对这些古物的知识，慢慢就超过了何老。他说我还是恭恭敬敬地听着，心里知道，书上可不全像他那样胡诌八扯。

    何老有时也在市面上买些古物，充实他的文物室。有名的陈喜壶，就是他在古董商王复元手里买的。再后来，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这文物室就归了文管会，再后来，省博物馆成立，文物室就撤销了，古物全归了博物馆。再后来就是博物院了。山西博物院现在能有这么大的规模，收藏那么多好东西，何老功不可没。

    还是说那时的事。文物室有个古物，何老说是个陶瓶，尖底，有两个耳子。我看不是什么陶瓶，怕是一种很有讲究的器物，是不是古代的“敧器”？我把它拿回家，细细地琢磨。把它吊起来，给里面注满水，便洒出来了。注上半瓶水又正了，水全倒出来便斜了。这就跟孔子在鲁桓公庙里所见的敧器相同，孔子的说法是“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最后终于弄明白了它的原理，也弄清了它的制造年代。后来我把这些，写成一篇考证文章，叫《尖底中耳瓶和敧器的关系》，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了。这是我此生发表的第一篇考古文章，不是什么成功的东西，只能说是习作吧。这是一九五七年的事。

    不光喜爱古器物，鉴定古器物，我还有个爱好，就是收集宝卷，研究宝卷。你不知道宝卷是什么吧？

    韩：我们单位的董大中先生经常从南宫市场上买回宝卷来，我看过，知道点皮毛。

    张：我给你说说宝卷。山西研究宝卷，我是比较早的。宝卷这东西，在山西主要是在晋中一带流传，而晋中的主要流传地，是我老家介休。一九四六年，还在同志会太原分会的时候，就趁回家省亲之便，收集了许多宝卷，有好几十种。知道我喜欢，后来不断有朋友收集了送给我。

    韩：宝卷好像跟佛教“变文”有什么关系。

    张：是有关系。郑振铎先生写过一本书叫《佛曲叙录》，介绍过宝卷在全国分布和流传的情况。从郑先生开始，才把宝卷当作一种文学作品对待。在他的《中国俗文学史》中说，注意到宝卷的文人极少，他们都把宝卷归到劝善书一堆去了，没有人将他们看作文学作品的。印售宝卷的，也都是善书铺。宝卷固然不是上乘的文学名着，其中也有好的文学作品。自东汉以来，佛教传入中国，对我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小说、诗歌、戏剧、雕塑、绘画、音乐，都起了一系列的变化，赞、偈、铭、谶等文体，在文学上别树一帜。唐宋学者在文学作品中都喜欢融会佛理。特别是“变文”，对民间文学的影响更大。宝卷就是变文直接衍化而成的。研究民间文学，宝卷里的资料很丰富。

    只是郑先生的书里说，他见到的宝卷，除少数抄本外，多是清代的刊本和现代的石印本。我在介休所见宝卷，没有刊本或石印本，都是手抄本，没有一本上面写着作者姓名。介休县也没有卖宝卷的善书铺，所有的宝卷都是民间辗转抄写的。我十五六岁在老家，就抄过宝卷，我抄的那本宝卷叫《空望佛宝卷》。

    一九四六年秋天，我回介休省亲，有意识做过访问，共登记宝卷目录三十一种。其中我自己搜集到，或阅读过的有《慈云宝卷》《扇子记宝卷》《双钗记宝卷》等十五种。抄写年份最远的是《慈云宝卷》，是乾隆五十三年（公元一七八八年）的抄本，上面还有两幅插图。《扇子记宝卷》是道光二十九年（公元一八四九年）的抄本。这两种宝卷，有一年我去北京，送给李长之先生观看，后来听说他打成“右派”，也没有往回要。现在我手头清代的宝卷，只有《玉美人宝卷》残本，是道光二十八年（公元一八四八年）抄本，其余都是民国年间的。从这些宝卷的内容上看，纯粹佛教意味的很少，民间故事较多。描写历朝历代的故事都有，还是明清两代的故事多些。

    说到这里，张先生起身，在书柜里翻出一个大文件袋子，摊开，细看全是白麻纸订成的十六开大小的簿子。有的也不订，就那么宽宽的一长条纸，一折一折地叠在一起。张先生小小心翼翼地擎着，依据实物说了起来。说到宝卷的词儿，就用介休话唱了起来。全是那么一个简单的调儿，跟和尚哼经文差不了多少。

    好些宝卷，是读书人改写的。比如《双钗记宝卷》，开头两句是：“青云渺渺紫云现，嘉靖皇爷登金殿；十二才官造卷书，此卷名为双钗传。”无名氏撰写的序言里说：“余苦读寒窗，翻出此书，改为宝卷。”可见这个宝卷原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作品，经后人改定为宝卷。清代的作品如《扇子记宝卷》，开头是：“单说我朝太祖皇爷登龙位，国号大清，天下太平，黎民安业。”有个《莲花盏宝卷》，写的是明代万历年间的故事，人物的服装又好像是清代服式，可能是清代人的作品，这样描写一个年轻女人：“身穿的，红绸袄，绣边打围；油绿绸，裤子儿，边口销金；红膝裤，鸳鸯带，闪的好看……”

    宝卷中的词句，轻松流利，有七字句，也有十字句，有唱词也有道白。《扇子记宝卷》的唱词是这样的：

    小姐心中不快活，无心打扮整容颜，

    绉纱包头乌云罩，外套一件月白衫。

    随脚鞋儿还不旧，不用再把新鞋穿，

    虽然不搽胭脂粉，清清淡淡却自然。

    也是公子该倒运，出门遇见吊客神，

    乌鸦不住当头叫，蜘蛛结网拦大门，

    书僮知道事不妙，说与公子仔细听：

    蜘蛛拦门不吉利，乌鸦当头有凶神，

    红袄媳妇面前过，少是吉来多是凶。

    介休宝卷抄本中，有的开头偶尔也有“西江月”一首，内文里也不像《中国俗文学史》中说的，还有“金字经”、“耍孩儿”、“画眉序”一类的曲牌。介休宝卷，每部开头总有“赞”和“偈”一类的词句。许多宝卷，结尾也有比较固定的形式，大体是这样几句：“宝卷已念完，经声透九天，诸佛俱保佑，福禄永无边。”在我们老家，念卷等于念经，民间视作一种善事。

    宝卷是专门供人讲唱用的，郑振铎说，他那个时代，在南方诸地唱经人中，尚有宝卷一家。介休县里不然，不叫宝卷而叫念卷，也没有专门念卷的人，凡识字的，抗战前都会念卷。音调极其单纯。旧年正月，闲暇无事，家境好的人，便请两位识字的，焚香念卷。院邻四舍聚集一堂，香烟氤氲，别具意趣。念卷必须是两个人念，才有缓气的余地，一个人念词，一个人“搭佛”，念一句词，搭一声佛号——“阿弥陀佛呼儿完”。这和佛教净土宗提倡专门念佛很有关系。

    “呼儿完”究竟是什么意思，很难说明。或者是“梵呗”，或者和汉代铙歌中的“妃呼稀”差不多，或者就是现代小调中的“依呀咳”。念卷是一种义务，在当时看作一种善行，不要报酬，略备茶点足矣。如果主人吝啬，没有准备茶点，念卷的人可以提出意见，也不说什么难听的话，他在念卷的过程中，会念出这样一类的词儿：“你搭佛，我念卷，柿饼核桃不见面！”搭佛的人跟着唱：“阿弥陀佛呼儿完！”挺笑人的。

    一九五六年冬天，在统战部，工作不忙的时候，我把搜集到的宝卷，归类整理，分析研究，写了篇文章，在省文联的刊物《火花》上发表，叫《山西民间流传的“宝卷”抄本》。这里有记载，是一九五七年第三期发表的。文章末尾，我说，介休县凡三四十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念卷这回事，现在，就是五十年代中期，还容易向群众进行了解和搜集，再过若干年后，恐怕就搜集不到这方面的资料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一个人想跟我当初那样，回一次老家就能见到、抄录几十部宝卷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这两年我才知道，现在还有人在搜集宝卷，研究宝卷。

    韩：好像在统战部期间，你还去高平调查过长平古战场。

    张：你是看我的《学术文集》知道的吧。那是一九五七年秋天，我去高平出差的事。这个时候的统战部长，已不是王世英了，是郑林同志，副省长，还是个书法家。现在“迎泽宾馆”、“迎泽公园”，还有你们“山西文学”那四个字，就是他写的。他跟李雪峰是表兄弟，资格够老的。那次下乡，就是郑部长安排的，检查农业合作化还是别的什么，记不清了。同去的还有统战部的一个人，我们先去长治，后来又去了高平。工作也不忙，就动了心，请当地的朋友作向导，细细地考察了长平古战场。

    我对古战场，向来有兴趣。在襄阳的时候，三国时的古战场，就利用春游的时候做过调查。对长平古战场的兴趣，最初是古人的诗歌引起的。唐朝诗人李贺就写过《长平箭头歌》，还能背几句：

    漆灰骨末丹水砂，凄凄古血生铜花，

    白翎金杆雨中尽，直馀三脊残狼牙。

    下面几句记不清了，最后几句是：

    访古丸澜收断镞，折锋赤璺曾刲肉，

    南陌东城马上儿，劝我将金换簝竹。

    从诗里能看出，李贺不过是见了一个“断镞就发了这么一大通感慨。不过李贺的诗，在认识长平箭头上，还是有帮助的，读了诗就知道长平箭头是三棱形，而且敷有所谓漆灰”、“骨末”、“古血”、“铜花”等斑斓锈迹。明朝的刘基写过一首《长平戈头歌》，其中说：

    长平战骨烟尘飘，岁久遗戈金不销，

    野人犁地初拾得，土花喷出珊瑚色。

    这说的是过去，明朝，犁地时就能拾到箭头。我们在高平，听当地人说，还有人耕地时发现过“戈头”，一百块白洋卖给北京来的客商了。谷口曙光农业社主任申德良同志，亲眼见过别人在耕田时发现的古剑和盔胄，可惜不知失落到什么地方了，不能断定是何时的遗物。

    我回到省上，见了郑林部长，说了去高平的事。过了一个月，郑部长也从高平搜集到几枚箭头，都是三脊椎形的。五十年代，在高平搜集箭头，不是难事。一九五八年，高平县委统战部的李双根同志寄给我四枚长平箭头。

    韩：可以看看吗？

    张先生过到小书房，拿来一个盒子，取出几个箭头，说这就是李双根送他的箭头。李双根给他的信上说，这四枚箭头，是通过弃甲苑小学教员张利之先生搜集到的。

    张先生细细分析：第一、二两枚长四公分，第三、四两枚长三点五公分，均相当于市尺一寸左右，跟许多材料中介绍的相符。第二枚带有短尾，尾部敷有铁锈，即战国晚期时常用的一种铜头铁铤镞。其他三枚尾部脱落，未发现铁锈，想来当为一类。当时铁的使用，还没有在兵器中占到主要地位，所以有此形式。第四枚带有倒须。从锈片上看，第一枚为传世品，全身漆黑古旧，其它三枚当年看去，均为地下出土不久者，绿锈斑斑，土色可鉴。从形制上看，与《中国兵器史稿》上的图版所介绍的“周代及战国铜镞”相同。古代兵器和其他器物一样，它的发展过程绝不能在时代上截然划分阶段，各个时期的衔接期间一定是互为错杂，互为影响的。再说，战国各国所用的兵器也不完全相同。这样，第四枚箭头虽说尚具有殷商箭头的风格，大致可以确定，这几枚箭头均为战国时期的遗物。

    由箭头，又谈到对长平古战场的考察。

    张先生说，那次去长治，坐长途汽车，在长治市到高平县的公路上，来回走过三次。对丹朱岭、长平、王报村一带的山川形势大致作过观察，还步行到弃甲苑和谷口一带进行过观察和访问，从谷口的山上眺望米山一带的形势。把所获得的印象和有关文字对照以后，对长平战场也只能摹画出一个粗线条的轮廓。有许多问题，单凭历史记载是得不到解决的，还需要进一步依靠遗址发掘，才能得到比较正确的结论。

    考察回来，翻查史籍，还是发现了不少的疑问。比如“秦长垒”和赵括所筑的“赵东垒”究竟在谷口哪一地带。廉颇屯军的“赵西垒”究竟在“高平县北六里”的韩王山呢，还是在高平县城东十里的“大粮山”呢，或者两处都曾为“赵壁”。有人说“秦城”在“省冤谷”，也有人说“秦城”和“赵壁”都在“大粮山”，如陈颢《大粮积雪》诗云：“大粮山头雪成堆，赵壁秦城迹已埋。”纷纭不一，很难捉摸。

    关于“秦坑”的具体地点，也存在着问题。许多文字记载和口头传说都说，“赵卒四十万人解甲降，武安君诱入谷口尽坑之”，这一说法似乎比较肯定。可是我所见的“谷口”地方很小，不只容纳不下“四十万赵卒”，即使几万赵卒也容纳不下，况且当时秦兵也在“谷口”里面。如果不是历史上夸大了事实，那么就是“秦坑”不在“谷口”，或者不在现在的这个“谷口”，也可能在谷口后面的头颅山里。

    关于秦军遮绝赵军后援的道路问题，双方有关数字，有关时间，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都一一作了分析，能勘定的勘定，不能勘定的只有存疑。用了几天时间，把在当地的勘察，和自己的分析，写了篇文章，叫《古长平战场资料研究》，发表在一九五九年的《山西师范学院学报》上。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张颔学术文集》时，才改名为《谈古长平战场》，你有这本书，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那时候写文章，全是出于兴趣，还没有考古方面的知识，只能说是无意间去了这个地方，又得到了几枚箭镞，一时兴起，就写了这么篇文章。要说有什么可称道的，只能说我看的书还多，论证也还严密。

    韩：由兴趣进入研究，是最好的路子。

    张：你看，在统战部几年，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之外，我的兴趣，可说全在这些古人古事古物上。长平之战是古人，宝卷是古事，敧器算古物吧？研究敧器，研究宝卷，考察古战场，我有这个爱好，又写过文章，山西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就聘我当了顾问。文管会的主任叫崔斗辰，跟我个人关系很好。他的本职是山西教育厅的副厅长，文管会主任算是兼职，也是喜欢这一手，上头才让他兼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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