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二日星期四

    前些日子去上海录一个关于徐志摩的电视讲话，耽搁了几天。昨天回来，今天就去张先生家。我是有备而来的，原想一去就开谈，没料到刚落座，张先生说，昨天中央电视台来了几个人，拍《汉字五千年》，请他谈古文字，侯马盟书上的字。语调平平，但能看出内里的欣喜。我听着，一面寻思，心情好，今天肯定能谈好。

    我说，这是你的长项，他们找对人了。张先生说，那几个年轻人特别好学，完了还让讲讲平日写文章，遣词造句上该注意些什么。我说最该注意的是音韵，形态是汉语的根基，音韵才是汉语的精神，懂点音韵，说话写文章才有精神，不止是“辞达而已矣”。又不能讲得深了，我给他们举了个例子，就是我写的几句话——前些天国喜他们编文集翻出来的，你看，就是这张。

    双手接过，是二〇〇〇年元旦的《山西日报》，有个“新千年祝福”专版，全是山西书画名家的作品。张先生的是一幅篆字，题为《国运之颂》：

    今日之日，千载一时；

    举世刮目，仰我醒狮。

    张：你能看出这几句有什么讲究吗？

    韩：看不出来，只觉得铿锵有力。

    张：你看这个刮目的“刮”字。来取稿子的时候，那个女孩还说，人们常说“举世瞩目”，没听说“举世刮目”的，只有另眼看待时才说“刮目相看”，张先生是不是写错了。我说没错，起稿子的时候，我也写的是举世瞩目，一念就觉得不妥，瞩字念出来走风漏气的，刮字响亮，落地有声。第四句落在醒字上，念得重一点，全句的精神就来了。

    张老作文，讲究用字，这我是知道的，只是没想到对这类人们习以为常的句式，还要推敲再三。

    果然心情好，笑微微地看着我，等着开谈。

    韩：这两天我不停地翻看你的学术文集，有个发现，觉得你的文物考古研究，更多的是在考释方面，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到文字的过程，起于器物，归于文字，也可说最初是对旧器物的爱好，渐渐趋于对古文字的痴迷。

    张：噢，是这样吗？我全不觉得。

    韩：《陈喜壶辨》该是早期的文章，可说是对你业余爱好的一个总结。发表迟些，着手要早得多，从器物来源上说，是五十年代省政府文物室收购下的。“陈喜壶”里也有对文字的考释，主要还是器物的形制。到了《山西万荣出土错金鸟书戈铭文考释》，就不同了，着重点在文字的考释，形制反是次要的了。说是你文物考古的奠基之作，当不为过。从来源上说，系发掘所得，当然这是一种特殊的发掘，天工开物，黄河边上的土崖塌了暴露出这么个墓葬。

    张：崖塌只是暴露出来，还是组织了发掘的。这是我的工作。

    韩：对了，陈喜壶是把玩，鸟书戈是工作。一出手就是这么一篇，可说是披挂停当，挥“戈”上阵了。正是对鸟书戈铭文的考释，正式开启了你的古文字研究，往后才有侯马盟书的考释，《古币文编》的编纂。当然此前也有对古器物的考证，那就是零敲碎打了。你的主要成就，在古文字的考释上。

    张：哪能有什么成就，不过比别人多识了几个字。

    韩：这话叫不懂行的人听了，定然会说张先生多么的谦抑。我虽不懂古文字，毕竟是学历史出身，对古文字学界的行情还是知道一些。多识几个字，须看是什么字，若是钟鼎文，那就是了不起的成就，若是甲骨文，那就是一代宗师，万人敬仰了。

    张：叫你这么一说，连多识几个字也不敢说了，那就说为人民服了一些务吧。

    韩：我这也成了你常自况的，“贯提不开壶”了。好在你这壶里的水，什么时候都开着，不怕人提下来。不贫嘴了，说说鸟书戈的事吧！

    我当即背了起来：

    魏脽之土滨黄河，立如削壁高嵯峨，

    竭来二千五百岁，朝朝暮暮黄水波。

    戊戌深冬日南至，古冢搰出双铜戈。

    这正是我前面说的“有备而来”。为背这首诗，昨天下午在家里的阳台上念了一小时还多，背得最熟的还数开头这几句。张先生的兴致也来了，一手轻轻地拍着桌面，双目微阖，接着背了下去：

    斑痕点点凝寒霰，刃锋不钝发硎磨。

    奇篆鸟书黄金错，仓颉史籀难遮罗。

    但见鸿鹄振羽翼，似闻鸑鷟鸣枝柯。

    我幸有会释奇字，王僚之名无差讹。

    吴晋邦交融水乳，直是葭莩杂茑萝，

    乘车之盟兵车会，往来星使相驰梭。

    馆娃宫圮延陵徙，便有宗物迁滹沱。

    背到这儿，停住了，睁开眼看着我，等我接着背下去。“三晋水土——”我背不下去了，急忙翻开手边的《张颔学术文集》，末后的几页上降大任的《张颔传略》里引用了这首诗，看了一眼，结结巴巴地背下去：

    三晋水土沉埋广，吉金所获吴偏多，

    夫差御鉴阖闾剑，皆出代州荒山阿。

    于兹更有僚戈见，足征史载不偏颇。

    勉强背了几句，又一个大的停顿，正要接下去，只听桌上重重一拍，还没等到我抬起头来，他那里已接着朗声背了下去：

    东莞巨公名当世，钟鼎甲骨精摩挲，

    淋漓大笔鸟书考，巨细难得鉏漏过，

    对比僚戈当不弃，置诸吴器第一科。

    回首浩劫十年乱，风雨南北同漩涡。

    时逢嘉安国运转，仁寿当以养天和，

    欣闻容公庆九秩，数千里外踏长歌。

    背罢，相视而笑。

    此诗另有副题《献给容庚先生九秩荣庆》。原诗有四处注释，真正造成阅读障碍非看注不能理解的，只有两处，一是第一句的“魏脽”，古地名，亦称脽上，为战国时魏国早期的墓葬区，在今山西省万荣县庙前村一带。再就是，“馆娃宫圮延陵徙”句中，馆娃宫指吴宫，在苏州。延陵徙，指越灭吴后，吴国延陵季子之后逃到晋国为仕者甚多，直到西汉时，代郡还置有延陵县。

    韩：记得以前你说过，你很喜欢这首诗。

    张：一个人一生做诗再多，自己真正喜欢的，也不过三五首。我的诗里，我最喜欢的还要数这首《僚戈之歌》。再有那样的事情，再有那样的情绪，也写不出第二首了。全诗三十八句，几乎一口气写下来，音韵铿锵，极具气势。此诗在《容庚先生纪念集》中刊出后，诗界评价很高，南方一位着名的诗人学者，叫周采泉的，曾写文章说，张颔的“《僚戈之歌》用韩昌黎《石鼓歌》韵，硬语盘空，陆离光怪，置之韩集中，几乎不辨楮叶，信乎能者之尤能”。

    韩：“者也”？

    张：楮叶，就是书页。

    他的介休话，平日听着还将就，越到他要强调的时候，越是让人着急。我听不清的几个字，张先生写了，没再细问，意思是明白的，就是将此诗夹在韩愈的诗集中，也分辨不出究竟是韩写的呢还是张写的。

    韩：还是“挥戈上阵”吧！

    张：这是我刚进入考古界的事，时间在一九六一年。

    万荣县庙前村后土庙一带，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汾阴脽上。东周时属魏，所以亦称魏脽。秦惠王伐魏“渡河取汾阴”，指的就是这个地方。西汉时，文帝在这里曾立有“汾阴庙”，武帝“东幸汾阴，立后土祠于脽上”，也是这个地方。武帝元狩年间，因为在这里发现了铜鼎，所以把年号改为“元鼎”（公元前一一六年）。唐玄宗开元十年（公元七二二年），又在这里发现了铜鼎，就把原来的汾阴县改为宝鼎县，就是后来的荣河县。

    韩：现在该叫万荣县宝鼎镇，我们平常叫荣河县城。解放后，荣河县与万泉县合并为万荣县，县治设在旧万泉县城。我是临猗县临晋镇人，离那儿不远，前两年还去过。

    张：清代同治九年（公元一八七〇年），河岸崩塌，这里又发现了大批铜器。着名的镈钟和郘钟，就是这次出土的。一九五八年也是河岸崩塌，又发现一批铜器，经山西省文管会派人进行了清理。一九六一年，后土庙附近贾家崖，被黄河水冲塌，又塌出了不少铜器，其中有编钟、鼎、鉴等器物，同时出土的还有带铭文的戈头一个，错金鸟书戈一对，一模一样的两个。这一对错金戈，制作精致，纹彩斑斓，堪称我国出土铜戈的精品。

    这对戈，铜质极佳，援刃非常犀利。援长十六厘米，胡长将近十厘米，内长八厘米，胡有三穿，内有一穿。戈上共有错金鸟书铭文七字，正面援上二字，胡上四字。背面胡上一字。从形制上看应当是春秋晚期的东西。援、胡、穿，都是戈上特定部位的名字，比如援就是那个能砍人的刀刃。

    具体考证过程就不说了，你要想知道，就看看《文集》里的那篇文章。只说结果，我考证出，援上的六个古鸟书字，其释文当是“王子于之用戈”。第一字“王”和第三、四、五、六“于之用戈”四字，在东周其他铜器铭文中也多见，比较容易识别。难认的是第二字“子”字，经过详细的考证，也认出来了。就是个子字。认字只是一个方面，还有考证它是谁用过的，又怎么到了山西。

    此戈在山西地区出土，首先应该考虑是否属于晋国的器物。但是从“王子”二字分析，不敢断为晋器，因为晋国从始到终没有僭王的例子。当时除了吴、越、楚等南方国家公然称王而外，中原个别国家也有称王的，但晋国却没有发现称王的例证。晋国当时是霸国，一向是打着“尊周”旗号的。晋文公请隧，就是把墓道加长一些，周天子不许，晋文公也无可奈何；晋国建六军时怕僭越制度，不敢公然称六军而称“三行”。从这些例子来看，晋国实未敢僭王。正如《史记·晋世家》所载：“齐倾公欲上晋景公为王，景公让不敢。”再如晋国铜器“骉羌钟”铭文中“赏于韩宗，令于晋公，邵于天子……”称谓均很严格，所以“王子于之用戈”似不应断为晋器。

    后土庙一带的墓葬，应在晋国到魏国时期，因为这个地方在东周时是属魏汾阴地，清同治年间又出土过魏的铜器“郘钟”。但是，随葬品中也有其他国家的器物，如齐国的“镈钟”也是在这里出土的。所以万荣后土庙东周墓葬中，不一定全是晋国之器物。

    还应当知道，鸟书是春秋后期吴越等南方国家铜器铭文的一种风格。

    至于“王子于”是谁，可以在有关吴国的史料中找到一些线索。

    吴国从寿梦开始称王，当时寿梦的几个儿子如诸樊（太子遏）、馀祭（戴吴）、馀昧（夷末）、季札均可称为王子。馀昧为吴王时，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僚”是太子，但《公羊传》说“僚”系寿梦庶子，当然也可称“王子”。以后则有“公子光”（王阖庐）、“太子夫差”（王夫差）。以上几个吴君中，其名与“于”音相近者很多，如“馀祭”（亦名戴吴），“馀昧”（亦名夷末）的“馀”、“吴”、“夷”。还有一个“勾馀”，《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载：“……吴勾馀予之朱方。”服虔认为“勾馀”即“馀祭”，杜预则认为勾馀是“馀昧”。还有一个名叫“掩馀”亦称“盖馀”的，《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吴为三军……掩馀帅左。”杜预注：“掩馀，吴王寿梦子。”

    以上这些人都有称“王子于”的可能。最有可能的莫过于吴王僚。《左传》昭公二十年：“员如吴，言伐楚之利于州于。”杜预注：“州于，吴子僚。”州于的“于”字与“王子于戈”上的“于”字形音皆同。所以“王子于之用戈”，当即吴王僚为王子时之器。至于“州于”本为两个字，两戈上只称“于”，这种例子在有关资料上是屡见不鲜的。《史记·吴太伯世家》说：太伯十五世为“转”，《索隐》引《谯周古史考》作“柯转”，《楚辞·天问》称吴王寿梦为“梦”。因之“州于”单称为“于”是完全可能的。

    假如州于为吴王馀昧之子的话，则此戈当是在吴王馀昧元年（公元前五三〇年）至吴王僚（州于为王）元年（公元前五二六年）四年间所铸造。假若如《公羊传》所说，州于为吴王寿梦庶子的话，则此戈当是在吴王寿梦元年（公元前五八五年）至吴王僚元年（公元前五二六年）五十多年内所铸造。

    韩：吴王僚为王子时的戈，怎么会到山西万荣县黄河边的墓葬里？

    张：从历史文献上看，晋吴两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吴国是晋国为了在南方对付楚国而扶植起来的国家。据《左传》成公七年记载：巫臣申公由晋使吴的时候，带了十五乘兵车，一百二十五个战卒，教吴国乘兵车学战阵。申公并把自己的儿子作了吴国的“行人”（使者）。晋平公十四年，吴季子曾聘使于晋国。晋定公时与吴王夫差有过“黄池之会”。在这些频繁的接触中，铜器互相交流的情况是会有的。春秋末年，晋国赵襄子谋臣中有延陵玉，战国时赵孝成王臣子中的延陵钧。西汉时，代郡有延陵县。据《通志·氏族略》载，因吴季子居延陵，其后因以为氏。从这些线索可以推断，吴国被越国灭亡之后，延陵季子的宗族逃亡在三晋地区为仕者大有人在，故很有可能把吴国的宗器带到今天的山西地区。

    不光是文献上的记载与推断，从出土文物上看，也有实物的例证。清代同治年间在山西代县的蒙王村，曾出土过“吴王夫差剑”。几十年后，在万荣出土吴王僚铸造的戈，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前面说了，戈上共是七个字，我释出了六个，只有一个，就是戈内又像花纹又像字的一个字，当时没有释出来。过了两年才释出，是个“扬”字。

    韩：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样的考证，真可说是“多重设防，层层剥皮”了。

    张：这对戈头是一九五八年还是一九六一年发现的，记不清了，我见到是一九六一年，既是河水冲塌崖岸裸露出来，当在夏秋之交。戈头，还有别的古物一大堆，运回博物馆，我见了开始研究，第二年春天写成文章，叫《山西万荣出土错金鸟书戈考释》。不到夏天，就在《文物》一九六二年第四五期合刊号上登载了。就算一见到实物就开始研究，也就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是这篇写鸟书戈的文章，让我对容庚先生又感激又敬佩。容庚先生是老一辈古文字学家，金文专家。你知道这个人吧？

    韩：我查过。一八九四年出生，广东省东莞县人。一九二二年经罗振玉介绍，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毕业后历任燕京大学教授、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成名作为《金文编》，一九二五年出版，这是继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之后的第一部金文大字典，是古文字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之一。后来又出版了《金文续编》，增订本《金文编》，据历代出土青铜器三千多件的铭文，收字一万八千多个。这是一部相当完备的金文字典。一九四一年出版的《商周彝器通考》，是他的另外一部重要着作。此外还有多部重要着作。古文字学界、史学界有“北郭南容”之誉。郭指郭沫若，这评价是很高的。

    在鸟书研究上，容庚先生可称为开拓者，也是杰出的鸟书学者。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在《燕京学报》发表了《鸟书考》，开辟了依据实物研究鸟书的新途径。随后在一九三五和一九三八年，又有续作《鸟书考补正》《鸟书三考》。解放后又总括诸篇，增补新例，重编《鸟书考》，刊于《中山大学学报》。

    张：这篇文章出来，我才知道，就是这样一位大家，对我关于鸟书文字的考证文章，给予了关注。他的《鸟书考》以国别分类，有越、吴、楚、蔡、宋等国器物，共计四十件，当时可说是蔚为大观。在吴器中，将我考证的“王子于之用戈”列为吴器第一件。我的文章是一九六二年五月间发表，他重新编订的《鸟书考》是一九六四年一月在《中山大学学报》发表的，中间只过了一年多，我的文章就采用了。要知道，那时我可是刚刚步入古文字学界，这对我是多大的鼓舞！

    韩：这么好的人，要过寿了，怎能不献上一首诗呢。

    张：我是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的理事。这个学会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长春成立的。设有理事会，没有会长，值班的理事，就相当于会长。实际上我们尊容庚先生为名誉会长。容先生是一八九四年生人，一九八二年开年会时，我们决定给容先生过九十大寿。中国人过寿，讲究提前一年，那就是一九八三年了。容先生的生日在九月间，会上跟中山大学的人都商议好了，届时在中山大学开这届年会，同时给容先生祝寿。文化人祝寿，当然要出纪念文集。会上发出倡议，要大家为这个集子写文章，特别提出，能写诗更好。大约在这年的冬天，我就写了《僚戈之歌》寄去，想来肯定会编入集子，这样静等着第二秋天去广州参加年会，见容先生一面。“欣闻容公庆九秩，数千里外踏长歌”，我可是一片诚心啊。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到了第二年三月六日，突然传来了容老当天去世的消息。那天我一天心情都不好，不由地暗暗垂泪。吃晚饭时，特意备了酒水，朝南抛洒祭奠。容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人有恩德，是不能忘的。当年若不是他的赏识，我不会有那么大的心劲。要知道，古文字学界的门槛高着呐。有人搞了大半辈子，连门都没摸着。发表鸟书考的文章时，我进入考古学界才三年，论年龄不过四十出头，在古文字学界，还是个年轻人。正是有了这最初的鼓舞，经过一二十年的积累，到了八十年代，才出版了我的《古币文编》。一个小的鼓励，会有这样大的结果，这怕是容庚先生当初没有想到的。

    韩：容先生九泉有知，一定会为你高兴。

    张：老了，也快九泉相见了。

    韩：我想问《僚戈之歌》是什么时候写的。

    张：早就有了初稿，一直没有拿出来。到了一九八二年，中国古文字学会要给容庚先生过九十大寿，征集诗文，又精心修改了一遍。

    韩：你考证完了，该着我考证了。我看过国喜先生那儿保存的，你的一幅书法的照片。据国喜说，原件在你三儿子崇宁手里。写的是这首诗，却不能说就是这首诗，应当说是这首诗的最初的版本，或者说是最初的定稿。我数了，送容庚先生祝寿的《僚戈之歌》三十八句，写给崇宁的这首是三十二句。前二十六句，大致相同。也就是说，为了给容先生祝寿，删去六句，增添了十二句。但是，我觉得你原来写的，更见你的性情。前二十六句大致相同就不说了，“于兹更有僚戈见，足征史载不偏颇”下面六句是：

    余嗜古文有痥疾，钟鼎甲骨时摩挲。

    千虑之中偶一得，兴来往往窃吟哦。

    今释僚戈驱十驾，僚戈假我发浩歌。

    从这几句诗里能发现，一，此诗最初的稿子，还要早，当在《文物》刊发文章之后不久，也就是一九六二年的夏天。若在容庚先生的文章发表之后，“置诸吴器第一科”这样的意思不会不写上。“今释僚戈驱十驾”，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就是《文物》发表之后不久。“驱十驾”，最能见出你当时心里的高兴，说是志得意满亦不为过。

    张：你知道“十驾”是什么意思？

    韩：你大概希望我看成是十辆马车吧。荀子《劝学篇》上说：“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这该是出处吧。能奔走“十驾”的路程，是驽马成功的标志。这篇论文在《文物》上发表，你把它看作是学术上的一个飞跃，一高兴就吟起诗来了。这首诗，严格地说，不能叫《僚戈之歌》，也不能叫“僚戈假我发浩歌”，该叫“我假僚戈发浩歌”。

    张：愧煞老夫，愧煞老夫！

    韩：这正是你的可爱之处啊。四十二岁，在前贤林立的考古学界，只能算个小青年，有此成就怎能不偷着乐呢。我还要跟你说的是，诗中有一句是错的，时间是错的。定稿，就说给容庚祝寿的叫定稿吧。说是“戊戌深冬日南至，古冢搰出双铜戈”，戊戌变法是一八九八年，再一个甲子，就是一九五八年。你的初稿上，就是给崇宁写的那个稿子上，这一句是“一九五八日南至”，跟“戊戌深冬日南至”意思是一样的。可是，“古冢搰出双铜戈”真的是这一年吗？不是。你看收入《张颔学术文集》的《山西万荣出土错金鸟书戈考释》里，开头是怎么说的：

    解放后，一九五八年这里又发现过一批铜器，并经山西省文管会派人进行了清理。一九六一年后土庙附近贾家崖被黄河水冲塌，这次又塌出了不少铜器，其中有编钟、鼎、鉴等器，同时出土的还有带铭文的戈头一个和错金鸟书戈同样两个。

    也就是说这两个戈头是一九六一年发现的。这种地方，只能信你的论文，不敢信你的诗歌。不必改了，没人会费心推算戊戌是哪一年。

    张：你看书细。

    韩：还是你的诗好，撩起我一探究竟的兴趣。

    张：这首诗啊——

    今天张先生兴致极好，还要说下去。天色已晚，我指指窗外，两人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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