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一

    去了又谈起地震，张先生问，你们机关缴了特殊党费没有，我说昨天缴了。问缴了多少，我说了一个不大的数字。问张先生，说了一个很大的数字。我说，毕竟是老党员啊。张先生说，想到地震中死伤的人心里就难受。

    稍许沉默。张先生问，你们那儿给羊叫什么，我说，就叫羊啊。细分，公羊母羊，大羊小羊。张先生说，那种不大不小的羊叫什么，我说，我老家（山西临猗县）是平川，很少有养羊的，我在汾西待过十多年，那儿离你们介休不远，养羊的多，就分什么羯子呀，胡子呀。听人这么说，意思不知道。遇上我这样缺少常识的人，张先生只好放弃了他的诱导之法，挑明了说：你听说过给羊叫“骨驴”的吗？

    他那介休话，我听不太清楚，请他写出来，这也是让人扫兴的。但凡一时的捷智，总愿它一出口就有应对，遇上听不清的，跟遇上聋子一样让人没了脾气。写出来了，是“羖劷”二字。我没有一丝惊异的意思，过后也曾想过，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至少应当表示一下惊异。那天的实情是，我确实不认识这两个字。一惊异反会让他以为，我是他乡遇上了故知，而这故知正是他的旧亲，三方（他、我、那位古人）原系通家之好，反让他兴味索然，没了辟草莱、启蒙昧、敦教化的兴致。

    我仍是那样恭敬地听着。

    张先生徐徐言道，前几天他就在想这个问题，明明记得一本什么书上有这个记载，找了一天也没找见。今天中午梦见了，高兴得醒了，手里没有书啊。后来才想起，在吕振羽的书里，一拿到手就找见了。说罢将身边的一本书递给我，书中有他夹的纸条。

    拿在手上，顿生感慨，什么人读什么书，人最有感情的，还是年轻时读过的书。书名《中国民族简史》；一九四八年九月三联书店（东北光华）初版；一九五一年二月第二版。夹纸条的是第六章《回族》，全书第一〇五页：

    铁勒部这时散布的情况，在颉利可汗时，据《新唐书》所记，自今甘肃、宁夏、绥远、察哈尔、热河以迄外蒙、新疆等处，均有部落。他们常从甘、宁、绥、察、热各地，入关略陕西、山西、河北，亦可见其散布之地域。最东之白霫部所居，即为今热河喀喇沁右旗一带。一九四〇年日人山本守等在热东叶柏树（疑系叶柏寿之误）发辽代古坟，掘出辽“上京盐铁副使”白霫人郑恪墓志铭，有“归葬于白霫羖劷水北源，附先人之墓次”语。墓地即在辽之中京东方老哈河右岸附近。老哈河即《唐书》所谓潢水，这可得一铁证。

    张先生在书眉上小字批语：

    铁勒部包括白霫，今名白霁，皆突厥语。羖劷水，此突厥名称，故羖劷一词系突厥族语也。

    韩：有了这个核儿，再敷衍几句，就是一篇小随笔。你该写下来。

    张：写不动了。看书想事情，成习惯了。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

    韩：这是清代学者项莲生的话。我上高中时，把它写在《四角号码词典》的扉页上，可惜写错了，写成了“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遗有生之涯”，奇怪的是，整句的意思倒没有弄错。直到前几年看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才纠正过来，这句话就在《柳传》的前几页上。

    张：今天说什么？

    韩：上次说到鸟书戈，今天谈什么都行，只是别谈到《侯马盟书》上。张：为什么？

    韩：一说到盟书上就快完了，将来我就没有写的了。

    张：在这上头，我和你一样。报社记者一跟我谈话，就想让我谈《侯马盟书》，我也是不愿意，总觉得一上来就谈这个，没头没脑光身子，怪怪的。他们就知道个《侯马盟书》。我爱谈的是侯马东周遗址，那一大片地方，见了就让人兴奋。《侯马盟书》是成果，东周遗址才是我们的辛苦，没有辛苦，哪来的成果。再说盟书出土前，我们还有别的成果，比如牛村古城的勘探，平望古城的勘探，还有侯马铸铜遗址的挖掘。

    韩：好，今天就说侯马东周遗址吧。

    张：最早发现这个遗址的，不是我，是我们文管会的主任崔斗辰同志。文管会是一九五一年成立的，崔老当时是教育厅的副厅长，兼文管会的主任，就是他手里让我挂名当了文管会的顾问。

    一九五二年崔老来侯马检查教育工作，顺便在城里城外转了转，用行话说，该叫踏勘。他知道侯马不是平常地方。在侯马附近的白淀村一带转悠时，他注意到，耕地里有许多绳纹灰陶片。有这种陶片，就说明这一带曾有先民活动。他是爱看书的人，知道晋国的都城新田就在这一带，虽不很确定，总有此一说。因此，一九五五年文物工作队成立之后，崔老就让先在侯马作试点挖掘，后来干脆在侯马设立了文物工作站。中科院山西分院撤销后，考古所并到文管会。我是文管会的副主任又是考古所的所长，侯马工作站就成了我蹲点的地方。

    刚开始对这个地方勘探的时候，还不叫东周遗址，只能说是个人类早期活动的遗址。一九五六年四五月间，文化部组织了个调查团，对这一带作进一步的详细调查。当时对遗址范围，估计大约三十多平方公里。文化部顾铁符同志，根据《曲沃县志》上的线索，提出这里可能是晋国古都“新田”所在地。同年八月份，文化部文物局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又在这里作了鉴定性调查。当时对这一遗址的性质和时代，以及是否“新田”的问题，意见不一致。有的认为，这一遗址可能与晋国晚期都城“新田”有关；有的根据史料，认为“新田”应在曲沃城西南二里的古城一带，说新田在侯马镇一带是缺乏科学根据的。但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都认为这里是一处极为重要的东周文化遗址。经过几年的工作，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才大致趋向于可能是晋国新田的看法。

    韩：前两年，我去侯马开过一个学术会议，叫新田文化研讨会，看过一些材料，有一则史料让我很感兴趣。就是，过去上千年，多少着述都说新田在曲沃县，连长于考证的顾炎武，在《日知录》里也说，“景公迁新田在今曲沃县”。此后的学者，对此均无异议。一直到了乾隆年间，曲沃有个知县叫张坊，经过详细的考察和考证，力排众议，说新田就在当时的“侯马驿”一带。等于明确指出，就是现在的侯马市。我感兴趣的不是他的学问，他的见识，而是一个县长，处理公务之馀，能带着随从，或骑马或坐轿，整天价在县内山水间奔走考察，可见政务并不繁忙，也可见地面平静。只有这样的太平官，才有馀暇做这样的风雅事，白天徜徉山水，晚上翻检书册。现在怕难找见这样的县长了。

    张：这个人是了不起。在这一点上，连司马光也不如他，司马光是夏县人，即便多年游宦，对家乡历史地理，文献典籍，也应当是熟烂于心的。可他的《游故绛》诗里，仍将曲沃当作晋故都之地，说“欲访虒祁宫，乡人亦不知”，这话自然是据《国语》“景公迁新田，平公建虒祁宫”来的，他把曲沃（故绛）当作了新田所在之地，当然找不到“虒祁宫”了。若他去了侯马，至少乡人会告诉他这儿有个虒祁村。至于你说那时的县长多么悠闲，多么有学问，则是另一回事。那时外放知县的，多是进士出身，至少也是仕宦多年的举人，早年饱读诗书，来到这么个文物昌盛之地，公务之馀，考察考证，应是情理中事。不这样，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反倒奇怪了。

    韩：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勘探的，是你当了考古所长之后吗？

    张：不是，在我当考古所长之前，就开始大规模勘探了。最重要的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八月那次，那时山西还没有考古所。

    过去，考古工作者是不允许在任何遗址中进行钻探的，唯恐经过钻探破坏了文化层，影响了对时代的准确判断。但在侯马，由于基建任务迫切，遗址面积特别大，技术力量不够，为了尽快地掌握地下堆积情况，了解遗址的性质和范围，破例地对遗址使用了钻探方法。在钻探过程中，每个钻孔都灌入了白灰，这样就可以避免上述缺陷的发生。经过这次钻探，证明在一定的情况和条件下，对遗址使用钻探的方法是可行的。这样做，对全面了解地下情况，重点选择发掘地点，探索古城及遗址的范围、布局等，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九五六年这次大范围勘探，共钻探了约五六十万平方米，探出遗址七十余处，古墓葬一百余座。当年冬季，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的支持下，发掘了二百五十平方米，清理了三处居住遗址，东周时代的十座墓葬，最重要的是，发掘了一处东周时代的烧陶窖址。为了工作的需要，就在这一年，在侯马设立了文物工作站。此后每年都有新的发掘，新的收获。

    韩：好像那一次大规模发掘，你还是侯马考古工作队的队长。是一九六五年吗？

    张：不是，你弄错了，一九六五年我还在原平“四清”。是三年困难时期，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一进入困难时期，国家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许多基建项目都下马了，许多地方的考古发掘也下马了。侯马的考古发掘本来也该下马的，可侯马的基建项目没有下马，还一个厂子又一个厂子的建着，这样勘探发掘也要跟上来。鉴于这种情况，文化部就把这个遗址定为全国考古发掘重点之一，力量没有削弱，还得到加强。为了便于领导协调，成立了更高一层的考古发掘委员会，你听听，主任委员是当时的侯马市委书记刘煜，副主任委员有两个，一个是山西文化局副局长景炎，另一个就是我，我同时兼任侯马考古队的队长。副队长有三个，一个是国家文物局的景略同志，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张彦煌同志，一个是咱们侯马考古工作站的畅文斋同志。当时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书庄以及谢生辰、陈志德等同志，也常来工地视察指导工作，你就知道领导多么重视，这个遗址多么重要了。因为有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亲自调度，加上其他省好多勘探发掘都下马了，经过协商，就把河南、江西等省的勘探队也调过来，那时有个说法叫会战，还是大会战，记不清了。

    韩：这次成果一定很大。

    张：具体就不说了，结论是，终于弄清了侯马晋国遗址的范围，是以现在的侯马镇为中心，总面积达三十三平方公里。包括“牛村”等五个毗连的古城在内。古城内有宫殿遗迹，古城外有各种手工业作坊和村落遗迹。历年来通过发掘取得了极为丰富的东周文化遗物，为我国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不知道你听清了没有，以前说到这一片地方，叫侯马东周遗址，往后就叫侯马晋国遗址。两字之差，等于是通过地下文物与历史文献互证，解决了一个千年历史疑案，司马光若是活着，来到这里，再不会说“欲访虒祁宫，乡人亦不知”，要是问到我，我会领上他到虒祁宫遗址，把附近宫阙的位置规模，一处一处给他说个清楚明白。

    韩：铸铜遗址就是这次发掘出来的吧。这次我去侯马开新田文化研讨会，住在平阳机械厂宾馆，出门往北走上一段路，就是铸铜遗址，没事了就转转。看了铸铜遗址，往后见了再宏大再精致的钟鼎彝器，说什么也不会说“鬼斧神工”了，因为你知道模是什么，范是什么，模和范合在一起，又怎样用青铜熔液来浇铸——全是人做成的。

    张：我倒没有想下那么多，我注重的，每一块陶范的功用，合在一起能铸造什么器物，再就是，陶范上的花纹，模仿的是什么，有什么文化含义。当然我也感到震惊，过去在别的地方，也发现过陶范，数量不多，很难复元成完整的器物，因为陶范这东西，用过之后，就敲碎了，很难完整地保存下来。

    侯马发掘出的陶范不同，一是数量大。两年间共发掘出铸造铜器的陶范三万多块，其中带有花纹的一万多块，能识别出器形的一千块左右，可以成形配套说明铸造过程的一百件左右。少数带文字的陶范非常珍贵。远在一九二六年安阳殷墟发掘时，曾经发现过殷商时期的铸铜范，可惜数量不多，当时有学者根据这些少量的陶范，曾经探索过我国古代铜器铸造的技术。侯马东周陶范的出土，一下子就是几万块，真可说是数量惊人啊。

    二是集中。平阳机械厂附近一处，就发掘了上万块。像这种一个工地集中出现大批陶范，像是当时人为的，有意识地堆积在一起，准备再用。刚发现我就去看了，一层陶范一层瓦片，堆积得非常规律。这批陶范所涉及器形，有大小盖部、腹部、耳部、足部；各种镈的鼓部、舞部、钲部；豆的足部。这些范片大部分是可以复元的。我跟文物局的几个同志看了，笑着说，现在青铜冶炼技术已相当成熟，真想马上在这里升火开炼，铸造他几个大鼎出来！

    韩：如果用残破的青铜器回炉重铸，那就是真正的周代鼎彝之器了。

    张：我可没有你那么丰富的想像力，我注重的是研究。摩挲着那些陶范，心里那个美气呀。从陶范中识别出的器形有鼎、豆、壶、簋、匜、鉴、舟、敦、盘、匕、匙、铲、斧、环首刀、剑、镞、尊、带钩、车马饰、空首布，以及各种器物的附件。还有些是叫不出名堂的。拼合出来，说不定会发现新的东周彝器。

    陶范花纹的雕刻，工艺非常精致，有饕餮纹、窃曲纹、云纹、雷纹、夔龙纹、夔凤纹、蟠螭纹、蟠虺纹、环带纹、垂叶纹、绹索纹、柿蒂纹、贝纹、涡纹，以及鸭、鱼、鸟、兽、等立体纹饰。花纹的风格绝大部分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出土的同时代铜器上的花纹有很多共同之处，但部分的花纹亦具有浓厚的地方性特点，最显着的有夔龙纹，造型构图别具一格，别的地方没有见过。从这些花纹特点，可以看出当时的工匠，在艺术手法上的大胆创造。比如夔龙噬螭，龙的前爪抓着小螭的身部，口里衔着小螭的颈部，或双爪抓着双螭，同时吞食，而小螭的前爪又抓着夔龙的下颚正在挣扎。在夔龙的颈项上，还有戴着一道花线束箍，可能是为了美观替夔龙装饰的项圈。

    韩：这样丰富的想像力，真是不可思议。

    谈得时间长了，看出张先生精神有些不济，我提出歇一歇。聊起当下社会风气，感叹不良的社会风气，这么快就侵蚀到学界，文化界，过去读书人自诩的淡泊自守的品格不知都哪里去了。张先生说，他记得一首旧诗，作者一下子想不起来了，说的是读书人的甘于清贫的操守。他微闭上眼皮，吟了一遍。有的句子没听清，我递过纸让他写下来，道是：

    典却青衫供早厨，老妻何必更踌躇。

    瓶中有醋堪浇菜，囊底无钱莫买鱼。

    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

    严霜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

    歇了一会儿，张先生精神振作起来，又接着谈下去。

    张：这些陶范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绹索纹，花样繁多，应用广泛，盘绕回旋，别有佳致。这类花纹多用于鼎、鉴的腹部及口沿之下，共计有七八种之多。绹索纹能登大雅之堂作为彝器的纹饰，似可说明当时的农业发展的情况。《诗经》上说，“嗟我农夫……宵尔索绹”，便表明了绹索和农业的关系。在这一点上，侯马铜器和过去浑源李峪出土的铜器有着密切的关系。雁北文物考查团报告中说过：“浑源李峪铜器在中国艺术上位置重要，和中原铜器虽非截然不同，但形制、花纹、风格确有其特殊的地方性，如绹纹最通行，这些绹纹后来传入中原。”从侯马陶范与浑源铜器花纹的比较中能够看出，两地铜器花纹确实存在着互为影响的关系。至于孰先孰后，恐怕还是侯马铜器在前。

    陶范中有五个人的模型，有的服式与花纹清晰可观。以往安阳殷墟发现人型石像，但人形服饰均模糊不清。长沙楚墓发现的木俑服装又缺少花纹，侯马所发现的人型有立、坐、跽各种形象，甚至连鞋底上的花纹，都能表现出来。有的可以根据其服饰，判断其身份。

    面对这些陶范，我深有感触，觉得从事考古的人是幸福的。当你勘探发掘时，你觉得古代离我们多么遥远，这才几千年，尘土竟积下这么厚，但是，当你面对这么些陶范的时候，你又觉得这一切恍如昨日。摩挲、研究侯马的陶范，我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大气，华美！

    韩：别说你了，我在侯马看了遗址，看了复制的陶范，也是这个感觉。张：这批陶范的出土，对于我国铜器铸造工艺方面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从初步整理的结果观察，当时铸造已采用合范分铸的办法，在浇注系统中，浇冒口的安排以及内范的固定等方面都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措施。在陶范造型上更是别具匠心，可以根据不同的器物和陶范不同的形式而确定不同的块数，措施灵活运用自如，反映了当时的工艺水平，也可见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晋国何时有这样高超的铸铜技术，各种原料又如何获得，经过一番研究，我也有了自己的看法。

    韩：说到铸造，我倒有点遗憾。在这方面，山西人总是不开窍，守着这么个宝贵的场地，有这么精美的陶范，侯马那竟没有青铜器加工企业。我去开会，会上给每人发了一个青铜酒尊，三足的那种，我以为是当地的出产，问了说是从西安订购的，真让人丧气。考古所或是侯马工作站，就可以办个小型的青铜品制造厂嘛。

    张：那就成了不务正业了。我们只管发掘研究，别的一概不管。就在发现大量陶范的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春天，我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侯马东周遗址铸铜陶范花纹所见》，寄给《文物》杂志，当年第十期就刊登了。当然内容不止上面说的这些。我还写了一首长诗，这首诗跟《僚戈之歌》一样，都是我的精心之作。

    说到这儿，张先生取过一本复印的册子，一看是《长甘存稿》，长甘者张颔也。翻到《侯马出土陶范歌并序》，递给我。

    先看《序》：

    一九六一年，山西侯马东周遗址为全国考古发掘之重点，发现有东周古城以及当时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铸造铜器陶范三万余块，其中带有花纹的一万余块，可以识别出器形的一千块左右。花纹精致，别具一格，陶索纹的运用非常广泛。夔龙纹饰突出，鳞甲遍体，羽翼生风，爪牙毕露，相互吞噬，可以看出东周时期晋国铸造业的铜器具有特殊的风格。这些陶范的出土，实有助于对山西地区古代史的研究。诗成六韵，以志其事。

    再看全诗：

    侯马晋国之新田，而今回首三千年，

    古城台殿为瓦砾，霸业萧条绝可怜。

    近来遗址多发掘，陶范万千出坑穴，

    花纹雕镂夺天工，鬼神奔呼惊欲绝。

    雷驰电掣天公怒，爪牙搏噬龙螭斗，

    盘旋纠缠解不开，解开反觉神丰瘦。

    翩翩鸾凤下蓬莱，翎羽缤纷五色开，

    胁生锦翼飞鼌黾，项戴金练伏夔虺，

    构思变幻欺造化，别开蹊径出心裁。

    人形体势各殊异，举手鹄立或长跪，

    僮竖裋褐无裳裙，下士腰中服剑匕。

    晋家公室总奢糜，庶人工牧供驰驱，

    台高雷霍干云汉，宫连汾浍锁虒祁。

    民逃公命如避寇，空教婴肸相唏嘘。

    强使百工穷技艺，藻饰钟鎛与鼎彝。

    韩：“台高雷霍干云汉”句中，高台雷霍何所指？

    张：晋平公时曾作绛台，可说是高台。雷霍，分指雷首山和霍山。

    韩：“空教婴肸相唏嘘”，婴肸何所指？

    张：婴为齐国晏婴，肸为晋国羊舌肸，也叫叔向。《左传》昭三年有“民闻公命如逃寇仇”之语。

    韩：就是不知道这些典故，也能体会到这首的气势，跟《僚戈之歌》一样，亦可谓硬语盘空，置诸韩昌黎集中，难分伯仲。

    张先生笑了：你说不抵事。

    天色向晚，告辞。晚上看电视，截止今天十二时，地震已造成六万五千零八十人死亡，另有两万三千一百五十人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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