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三十日星期五

    赶写一个稿子，好些天没去张府，下午去了，室内多了两把椅子，张先生说来了两个客人，刚走。问是谁，说了名字，我认识。保姆过来将椅子搬走，沏上茶。桌上有《儿郎伟》诗稿。

    韩：又有改动？

    张：没有，刚才来的客人，说起这首诗，翻出来让他们看了改动的地方。老王（客人中的一个）说像我这样的人，不该说“闭门补课学文化”，该说闭门谢客做学问。

    韩：这老兄还是不懂诗，做学问就没这个味儿了，还是“学文化”好。我看这首诗里，就这句最好，最有意味。

    张：噢，你这么认为？

    韩：这是自嘲，有复归于本初的意思，说来可笑，有深意存焉。人都要学文化。这些年，还有前多少年，都是叫人学思想的。实际上，文化最重要，有了文化也就有了思想，有思想而没文化，这个思想也就难说是思想了。学文化最大的好处，不在于知道什么是对的，而在于知道什么是不对的。没文化的人，什么时候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赵树理的小说里，写过一个叫“常有理”的人物，就是没文化的典型。

    张：我倒没想这么多。老王大辈子当记者，考虑问题直杠些。哎，我问你，你是作家，写文章的，学者和记者也都写文章，作家跟他们有什么不同。

    韩：这真问住了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文章的流向不同。学者记者的文章是往上流的，可称为上流文章，作家的文章是往下流的，写的是普通人的事，也是让普通人看的，可称为下流文章。这只是流向不同，没有高低优劣的差异。写下流文章而能达到高的境界，就是上流作家；写下流文章又是低境界，只能说是下流作家了。

    张：妙！你算什么流的作家？

    韩：我是三流作家，能上流，能下流，还能横流——江河横流。这是说笑话，不过我说我是三流作家可不是笑话。九几年过年，我大门上贴的对联就是：“一级职称三流作家，四口之家六人在望。”那时儿女还没成家，盼着来年他们都找下对象，让我能看到六口之家的影子。那时说三流作家，说的是一二三的三。今天受你的启发说了这番话，往后再说自己是三流作家，就有了新的解释。什么时候刻一方闲章，就刻上这四个字。

    有个事差点忘了，那天你说的那首诗，就是“典却青衫供早厨”起句的那首，回去我写了篇小文章挂在博客上，引用了这首诗，说是听你说的，你忘了作者是谁。有人见了回帖说，是元代中书左丞吕仲实的诗，收在他的《辍耕录》一书中，诗题为《闲居诗》。还给改了一个字，说第三句“瓶中有醋堪浇菜”里，浇字应为和字。后来我在网上查看，丰子恺先生也喜欢这首诗，抗战期间在桂林，曾以后两句为题，一口气画了八幅画，有的送了人，有的自己留下。

    张：这首诗是年轻时记住的，什么书上早就忘了。意境好，句子平实，默念上几遍就记住了。最重要的是，不悲观，相信将来会过上好日子。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家里日子难过，雨湖夫人急得都哭了，我就给她念这首诗。这诗越念到后头，感情越高昂——“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等于说，挨也挨着了，轮也轮到了，会有好日子过的！

    韩：是好诗，我也是念上两遍就记住了。能让人一读就喜欢，念上两三遍就记住的准是好诗。

    张：这首诗不光是说家居艰难，砥砺气节，做学问也要有这种精神，耐得清贫，耐得寂寞。

    韩：清贫好耐，难耐的是寂寞。一个学校出来的，在学校说不定不如你，几年天气，人家就蹿红了，你还在那黄卷青灯，老牛破车地走着，能不着急吗？

    张：这就看你的自信力如何，自持力如何了。通常有了自信力，也就有了自持力了。做学问还有一条，要多跟外界接触，好处是开阔眼界，多方比照，全面认识自己，不光是认识自己的不足，还能认识到自己的足。

    韩：这得要自己有真本事，没真本事越比越气馁。

    张：没真本事的人不敢跟人比，要比也是往下比，不敢往上比。往下，那不叫比，叫往下出溜。

    韩：在这上头，哪个人对你启发最大，印象最深？

    张：叫我想想。郭宝钧这个人你晓得吗？

    韩：有一段时间，我爱看傅斯年和史语所的书，对这个人有些印象。参加过殷墟发掘，当时好像负责与地方上的联络协调，后来正式进了史语所，成了考古专家。他没有去台湾？

    张：你以为他去了台湾？

    韩：我记得看过一篇文章，说解放前夕，中央研究院往台湾撤退时，就史语所和另外一个什么所，全部人员和资料都迁过去了。

    张：郭宝钧肯定没走。一九六三年来过山西，我们也算老相识了。我这儿有本书，也说郭去了台湾。是高增德送我的，就在那个柜子里，你取出来看看。

    我俯下身子，在旁边书柜下层逐一看去，取出一本什么人的集子，说不是，又取出一本，说是。名为《思想操练》，是丁冬、谢泳、高增德、赵诚、智效民五人的“人文对话录”，广东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一月出版。递给张先生，很快翻到第八页，上面有他的批注。我凑过去。

    张：你看这儿，我写的——此处所言“郭宝钧到了台湾，在学术上很有成就”。据我国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词典》第一七七六页着录郭宝钧条载，郭氏生年为一八九三，卒年为一九七一，未见有去台湾的记载。郭先生也算得上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他去台湾我竟无闻，真是孤陋寡闻，莫此为甚！

    韩：这几个人都是我的朋友，这话也不是老高说的，他们这种对话，天南海北，随兴而谈，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我们还是说郭宝钧吧。你们谈话时互相怎么称呼？

    张：我叫他郭先生，他叫我张主任，我一直是文管会副主任兼考古所所长。官都是拣大的叫，还要省了那个副字往上靠，单位的人都这么叫，给他介绍时也这么介绍了。个头？比我高，比我排场。河南南阳人，南阳是个出人才的地方，董作宾，就是四堂之一的彦堂，也是南阳人。就是他把郭宝钧引进考古界的。他是哪年来山西的？一九六三年还是六四年，就说是一九六三年吧，也七十岁了。住在迎泽宾馆东楼，那时还没有西楼。我去宾馆拜访过，还领上郭先生到文庙看过青铜器。博物馆在文庙里头。

    没有见面，我对他就有所了解。郭先生是中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员，名气大，知道的人多。早先曾说过，这辈子要挖一千个墓，将来去世了，给他坟前立个碑，别的都不写，写上“千墓老人郭宝钧之墓”就心满意足了。实际没挖那么多，一是解放后挖掘古墓有了新规定，再就是他身体不好，有糖尿病，不能多往下面跑，总共挖了三百个左右。要按解放前他在史语所考古组的挖法，活了那么大，一辈子下来是能挖一千个墓的。谈话中能感到，这个人很自信，有股子豪气，也聪明。这样的性格，用到做学问上，就爱下判断，有时是对的，有时就难说了。

    韩：郭宝钧是跟梁思永一起进的史语所，后来还主持过几次殷墟发掘，起初在史语所不甚得志，史语所里留洋的人多，相互之间问话免不了夹杂着英语，有次傅斯年跟他说话，无意间用了英语，他就受不了了，以为傅斯年欺他英语不行。好像他有个论断挺有名的，说是古代大型墓葬里，陪葬的马车，不是整个马车埋在一起，而是将轮子拆下靠在墓壁上。有的学者不相信，后来墓挖得多了，证明郭先生早先的论断是对的。

    张：确实是这样的。还有一事，发掘青台史前遗址的房子，有火烧的痕迹，他说是用泥土木骨做起后，放一把火烧烤，使之坚实。据说夏鼐先生也不相信，说可能是自然火烧的。事过几十年后，大量挖掘证明，他老先生是对的。不过，也有些事上，判断就错了。他曾写文章说过，古墓葬里，凡发现带钩的，都是赵武灵王以后的墓，意思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带钩才传到中原。这种说法，后来证明是错的，许多更早的墓葬里出土了带钩。

    韩：好像在什么酒器上，他的判断也是错的。

    张：爵，一种古代的酒器。边上有两根小柱柱，也是铜的，郭先生说古人喝酒时往上倾，两个小柱正好抵住鼻梁上部两边，就这样（两手拇指翘起夹住鼻梁），让人不会喝得太猛。斝也是酒器，上面也有两根小柱柱，斝的口面有这么大（用手比作小盆大小），也是抵住鼻梁吗？说不通嘛。人都说他想象力丰富。

    韩：想象力丰富是好事。郭沫若、闻一多、陈梦家这些人，后来搞了古文字研究，闻一多搞古典诗词研究，也跟古文字研究有相似之处，所以能有那么大的成绩，恐怕与他们当初是诗人，想象力丰富有关。有联想力嘛。

    张：有道理。郭先生想象力丰富，有这么件事最能说明。有次发掘古墓葬，看着墓里残损的白骨，他对跟前的人说，我们现在发掘这些墓葬，肉体都腐烂消失了，骨头也有些朽坏，将来发明一种药水，往墓上一洒，消失的形体就可以重现出来。听的人不以然，认为这话显露出郭先生对科学的理解太肤浅了。

    韩：我看不一定，腐烂的尸体溶入周围的土壤，这些土壤跟周围别的土壤，总会有所不同。真的科学发达了，说不定真会发明出这样的药水。郭先生这次来山西，主要是做什么？

    张：收集材料，做研究，研究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具体说是，大件的青铜器，腿跟腹部是怎么衔接的。比如鼎，下面都有腿，方的，圆的，三个，四个，这些腿是怎么铸造的，怎么跟器物的主体连在一起的。

    韩：侯马出土了那么多陶范，他想弄清楚，没有去侯马看看？

    张：没去，陶范他知道，他主要是看实物。我领他去文庙看了许多实物。后来写了文章，看法还不成熟，没说出个子丑寅卯。我们在一起，主要谈“王子婴次炉”的事。王子婴次炉的发现，和由此引起的争端，是考古学界的大事，当年就惊动了好几个大人物，热闹得很。

    发现就很蹊跷，跟秦俑的发现有相似的地方，都是打井打出来的。一九二三年，新郑县城一个叫李家楼的地方，有户居民在院子里打井，挖出几件青铜器，招来文物贩子，引起官府的重视，派兵把守，请来专家勘探挖掘，一挖就挖出大大小小一百多件，鼎呀、镈呀，簋呀、尊呀都有，很精美，蹊跷处是，其他器物全没有铭文，就这件烤炉上有。学界释为“王子婴次之炉”。实际上“之”和“炉”中间还有个字，笔画不清，认不出来，有人认为是“燎”字。这个字是什么已无关宏旨，后来都叫王子婴次炉。墓叫郑公大墓，也有叫李家楼大墓的，最有名的还是这个炉。

    韩：你见过实物吗？

    张：没见过。见过图片，好多书上都有。实物收藏在河南历史博物馆，是他们的镇馆之宝。长方形，高三寸多不到四寸，口纵一尺半的样子，横一尺多点，纵部外沿有环纽，横部即两端有三节提链，底部有残足三十几个。铭文在横沿一端的内侧，不是竖写的，与横沿平行，给人的感觉是将炉侧立起来，横沿垫在硬物上凿下的。

    这个器物，从发现的第二年起，就引起史学界的争论，几十年没有断过。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这个炉是哪个国家，谁人的器物，再一个就是，怎么到的郑国。当然认为是郑国出的，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还有就是，这个郑公大墓是哪个郑公的。

    最先提出看法的是王国维，一九二四年写了《王子婴次炉跋》，说：新郑所出土铜器数百事，皆无文字，独有一器长方而挫角者，有铭七字，曰：王子次之□炉。余谓次即婴齐，乃楚令尹子重之遗器也……古人以婴齐名者，不止一人，独楚令尹子重为庄王弟，故《春秋》书“公子婴齐”……子重之器何以出于新郑，盖鄢陵之役，楚师宵遁，故遗是器于新郑地。王国维同时指出，这件青铜炉器，其形制与纹饰具有楚国器物的特征，铭文字体亦为楚风。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该墓主人，应当是葬于鲁成公十六年（公元前五七五年）鄢陵之战后的一位郑国的国君。时代在春秋中期，但他没有具体指明是哪一个国君。

    郭沫若不同意王国维的看法。一九三二年他着文，认为婴齐应当是郑国公子婴齐，铸造时间应在春秋早期，鲁庄公元年即公元前六九三年。他认为王国维忽略了季节时令，“鄢陵之战，在鲁成公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时当盛暑，令尹不得携炉以从征也”。况且败军丢弃之物，应当是晋军的胜利品才对，不会落入楚国盟军的郑人手里。后来发表的文章还很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整体上看，还是认同王国维的多。

    韩：为什么到了一九六三年你们会谈起这个话题？

    张：这也是有原因的。一九六一年侯马上马村春秋大墓出土一批青铜器，李家楼郑公大墓那批青铜器在性质上，非常接近上马村十三号墓出土的器物，所以王子婴次炉和郑公大墓的话题又热起来。郭先生也认为郑公大墓的年代不应早到春秋早期，其年代应从王国维之说。王子婴齐，应是楚国令尹子重，而不是郑国公子婴齐。郑公大墓的主人，最有可能是卒于公元前五七一年的郑成公，或是卒于公元前五六六年的郑僖公。郭先生当时是这么说的，这些后来都写入他的《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这本书直到一九八一年，郭先生去世十年后才出版。

    韩：你是怎么看的。

    张：我基本上赞同王国维的说法，不过王先生在季节时令上确有疏忽。郭沫若注意到了季节时令，但他的算法不对。史书上说的鄢陵之战的时间，确是鲁成公十六年六月二十九，郭沫若以为是夏历，不对，春秋时期鲁国用的是周历，周历比夏历要早两个月，六月相当于同年的四月，天还冷，至少不是大热天，行军打仗完全有可能带着铜火炉。

    看他说的那么自信，我问可有什么证据，张先生让我去北边书房取来《春秋左传注》，一套四册，杨伯峻注，中华书局出版。几下就翻到第二本八七八页，指着书页说了起来。

    张：晋楚鄢陵之战，经文很简单，传文惊险曲折，能拍一部很好的战争题材电影。你看经文：

    甲午晦，晋侯及楚子、郑伯战于鄢陵。楚子、郑师败绩。

    传文里就说到公子婴齐了。你看：

    郑人闻有晋师，使告于楚，姚句耳与往。楚子救郑。司马将中军，令尹将左，右尹子辛将右。

    再看“令尹将左”下面，杨伯峻的注文：

    令尹，公子婴齐子重，为左军师。依楚国官次，令尹在司马上。然司马为主军政官，此所以子反为中军欤？传世器有王子婴次炉，王国维定为楚公子婴齐作。

    至于怎么说鲁国奉行周历而不是夏历，你看前一页（八七七页）“十有六年春王正月”下的校注：“正月十七日甲寅冬至，建子。”什么叫建子，先别管，我给你讲讲斗建。斗建明白了，建子的意思就明白了。

    斗，是北斗，北斗的柄朝向什么位置，就表示到了什么季节，什么月份。以什么为正月，就叫“斗建”，等于说以斗确定时令。我们现在说的十二天干，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十二个字，在古代也表示月份，同时也有表示颜色功用。古时每一个朝代，都有崇尚的颜色。崇尚什么颜色，就把表示什么颜色月份作为一年的头一个月，就是正月。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历法的一种政治性。比如秦国尚黑，就“建亥”，以亥为正月，殷人尚白，就“建丑”，以丑为正月。周人尚赤，就以子为正月，就是“建子”了。

    现在用的农历，是夏历，过去春节时，家户门上往往写“斗柄回寅”四个字，就是看到天上的北斗星的把子，天文学上叫“斗柄”，指向寅位的时候，就是春天到了。当然现在农历正月斗柄已不在寅位，退到了子丑之间，这是因为岁差的关系，是另一个问题了。

    韩：过去我在历史系念书时，老师也说过周人的历法比夏历早两个月，以十一月为正月，脑子里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儿，觉得十一月成了正月，那四季不就乱了吗？照你这么一说，就清楚了。只是时令对照的月份不一样了，该怎么着还怎么着。比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就知道这“流火”是星位，表示到了秋天，九月是初冬，当然要“授衣”了。

    张：你上过历史系，知道这些，好些人认为“七月流火”是夏天，热的跟着了火一样。前几年太原一家报上就登过这么一篇文章，听说写文章还是个有名的学者。

    韩：我们单位有个年轻人在报上写文章纠正，好些人看了还说不该揭人短处，甚至说理解成夏天是约定俗成，不足为怪。还说我们的吧。你说了你的看法，郭先生是什么意见？

    张：郭先生说打仗是周历四月，发兵就更早，带个铜火炉是情理中事。至于这个郑公大墓，是郑成公的还是郑僖公的，我俩看法一致，都认为应该是僖公的。大墓的形制不合常规，器物虽丰厚，却有点草草而葬的意思。成公是正常死亡，不会这样对待。僖公是被宰相子驷害死的，正符合为了掩饰弑君真相，给以厚葬又草草完事，不顾形制的特点。

    韩：你的这些看法，尤其是关于“建子”的看法，没有写成文章发表？张：这只能算大家的失误，对我来说，不能算什么大的发现。再说一九六三年，还正是我潜心读书的时候，没有写争辩文章的兴趣。郭先生这个人很豪爽，跟他聊天还是有收益的。

    韩：看来那次聊天，给你留下了印象，收益是什么。

    张：要做好学问，就得多跟名家交往，他们的优点，可资借鉴，他们的缺点，可以引起自己的警惕，避免重蹈覆辙。做学问，还是要像顾炎武那样，每立一论，泰山难移。

    韩：郭先生要是活着，听了你这话一定不受用。

    张：郭先生这个人，我还是尊重的，只是我跟他做学问的路子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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