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五日星期四

    整整一下午，从《庚儿鼎解》谈到《陈喜壶辨》，话题没离开张先生的这两篇文章。重点在后者。

    韩：翻看你的文集，我发现你还是喜欢跟人辩论的。

    张：是吗？我一直觉得自己是老老实实做学问，不跟人辩论。

    韩：可你一起手，做的就是辩驳文章，比如《陈喜壶辨》，后来还有《“贝丘”布文字辨正》《“贵海”铜印释文正误》《镜铭释文正误》《太原段帖释文指瑕》，不都是辩驳文章吗？

    张：有的是辨正，有的只是个由头。

    韩：看你的学术文集，觉得自从“鸟书戈”之后，你的学术文章进了一个层次。有两篇真是好。

    张：哪两篇？

    韩：《陈喜壶辨》和《庚儿鼎解》。这两篇文章，能看出你后来的学术风格。

    张：你是说，从这两篇小文章，就能看出我后来形成风格的考证方法？

    韩：是的，可用精细二字概括。我注意到这两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庚儿鼎解》发表在一九六三年第五期的《考古》上。《陈喜壶解》发表在一九六四年第九期的《文物》上，这样的文章去了就会安排发表，也就是说，一九六四年夏天你还在写文章。这年十月你就抽到“四清”工作队集训，不久就进村了。接下来就是“文化大革命”。可不可以说，“鸟书戈”那篇，是你考古学术生涯的肇始，而这两篇文章，才是你一生事业的分水岭。如果说此前你还是个懂业务的领导干部，有了这两篇文章，就是一个文物考古方面的专家。具备了这个资格，后来挂帅整理《侯马盟书》，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儿。

    张：你这个分析有道理。从一九五八年担任考古所所长，这些年我一直在钻研业务，巴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考古学者。

    韩：你看，这些年山西的考古发掘在不停地前进，你也在不停地前进，发掘需要考证才能见出更大的成绩。就像两个人都在往前走，总会在一个路口遇上。侯马盟书的发现，就是这样的十字路口。今天不着急谈盟书，还是说说你怎么在“壶”里做道场吧！

    张：怎么说我这是壶里做道场呢，同样的意思，说“壶里春秋”不好吗，也暗合了“皮里阳秋”的说法。

    韩：我的这个说法，是从“螺丝壳里做道场”套过来的。壶里做道场，虽说地方逼窄些，但能在这么小的地方做开道场，得有大本事。至少你是在这里练下了大本事。还是先说“庚儿鼎”吧。

    张：这事儿我记得清楚。侯马上马村有个东周墓群，一九六一年省文管会和考古所，做了一次考古发掘。十三号墓出土铜器最多，其中有两个大鼎，大小相同。看看书（翻出《张颔学术文集》），口径是四十厘米，足高十六点五厘米，腹部有两层蟠螭文，中间绹索纹相隔。两鼎花纹、铭文大致相同。铭文三行二十九字，在腹内，断开是：

    隹正月初吉丁亥王之子

    庚儿，自作飤緐，用征用

    行用龢用鬻，眉寿无疆。

    同徐。从铭文上看，这是徐国的器物。铸鼎者是徐王的儿子，按业内规矩，可叫做“庚儿鼎”。那些年我对青铜器的着录做过研究，查看了一些资料，对这一对鼎的来路就有了大致的判断。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是郭沫若早年在日本完成的一部重要的着作，权威性很高。书中着录了七件徐器，跟我们的庚儿鼎文字风格大致相同。徐国七器铭文都有韵，此鼎也一样。细看鼎上文字，笔势流畅，舒朗奔放，与七件徐器中的沇儿钟和王孙遗者钟非常相近。庚儿鼎中的“庚”字，与沇儿钟铭文“徐王庚”三字中的“庚”字写法非常相近，两器上的“儿”字也非常相近。还有一些相近的字就不必说了。关键在于，这个“庚儿”在徐国王室中排在什么位置。

    郭老《大系》的考释，对徐国七器排列了先后次序（指指文集里《庚儿鼎解》一文）。前面的对比别看了，重要的是这一段。你自个看吧。

    张先生有点累了，仰靠在垫高的枕头上闭目养神。我接过书看下去。这段文字是这样的——

    此次侯马东周墓所出土庚儿鼎，与沇儿钟铭文中“徐王庚之子沇儿”的徐王庚当为一人。因之，它在文字风格上和沇儿钟、王孙遗者钟极相近似。但在时间上，庚儿鼎较沇儿钟要早一些。如前所述，徐王鼎和宜桐盂是较早的徐器，宜桐是前器徐王之孙，当铸造于同时，二器文字风格相近，比较端庄浑厚。庚儿鼎是徐王庚为世子时所作，沇儿钟是庚儿为王时其子沇儿所作。此二器时间先后衔接，文字风格由规正变为豪放。王孙遗者钟的文体既与沇儿钟“如出一人之手笔”，遗者自称王孙，很可能是徐王庚之孙，亦为徐王庚在位时之铸造器。如果遗者是容居的话，那末容居往吊于邾，他代表的或许是徐王庚或其子沇儿。因此，庚儿鼎、沇儿钟和王孙遗者钟应在春秋中叶以后，即郭院长所说“与鲁襄公同时”。

    由上所述，侯马所出庚儿鼎，不但为徐器增加了一件新材料，并且使已着录的徐器的相互关系得以更明显一些。

    至于这个庚儿鼎怎么到了晋国，还有墓主人的身份，张先生文中亦有考证：

    由以上引述不甚完备的材料来看，可知徐与邻国接触最多的是吴、楚两国，其次是齐。我们没有找到徐与晋有过什么来往，既未一同参与盟会，也未有过战争。因此，为何会在晋国出现徐国的铜器，成为问题。由两鼎铭文来看，它们不是媵女之器，所以可能是通过吴、楚等国的关系辗转流入晋国的。

    徐与吴、楚、齐的关系，或友或敌，时常变化。吴有时伐徐，有时救徐。楚既与徐、蔡等共同伐吴，有时又伐徐。齐亦伐过徐。徐最后在公元前五一二年为吴所灭，徐子章羽流亡至楚，作了楚的附庸。与徐有关系的楚、齐、蔡等，都与晋有过战争与盟会的关系。特别是吴与晋更较密切。通过这些关系，徐器流入吴、楚，再由吴、楚流入于晋，都是很可能的。关于诸侯之间以宗器相赂，《左传》屡有记载。

    歇了一会儿，精神好些，又坐了起来。

    张：侯马第十三号墓主人的身份，当时没有看到其他文字材料，不易推断。这个墓规格不大，随葬品数量也属中常，还称不起大墓，恐非晋国君卿显族之墓。晋国从平公以后，三卿强大，但晋室仍然维持其奢靡的排场，若为晋公族之墓，应该不会如此简单。但墓中出土了别国的较大的宗器，则又非一般人而可能是晋国大夫一类人的墓。墓中随葬的别国宗器，可能由晋侯受赂于他国而转赐其臣下的。《左传》有记载，襄公十一年郑“赂晋侯以……歌钟二肆及其镈磬……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也可能是接受别国赠予的，如《左传》襄公十九年，鲁“贿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

    前面说过，庚儿鼎与沇儿钟、王孙遗者钟为同时之器，它们可能作于鲁襄公（公元前五七二——前五四二年）时，正当晋悼公、平公之际。此时期，吴季札、郑子产和齐晏婴都到过晋国。庚儿鼎之入晋，或许在这个时期。

    张先生说话的当儿，我不由得想，《庚儿鼎解》毕竟只是一种印证，有“徐王之子庚儿”的既有铭文，等于给了个路径，只需照直前行就是了。真正见出张先生考证功夫的，该是一年后在《文物》上刊出的《陈喜壶辨》，那才叫个精彩。果然，一提陈喜壶，张先生就精神一振，眼睛也亮了起来。

    韩：我发现一辩驳个什么，你特来精神。

    张：“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山西的这么一个铜器，让人家说来说去，我们自己提不出一个看法，太丢人了。我这个考古所长脸上也无光。

    韩：记得以前聊天时你说过，嵩山一个庙里的墙上有首诗，其中两句是“争似满炉煨榾柮，漫吞吞地煖烘烘”。这篇《陈喜壶辨》虽有点激愤之作的意思，但从考证的态度上说，却是“漫吞吞地煖烘烘”。

    张：你算是说对了。考证这种活儿，不能急，急了不定哪儿要出丑。这个壶是山西博物馆的老家当了。还是省政府文物室的旧物。我记得清楚，一九五二年的时候，太原有个古董商人叫王复元，我们叫他王掌柜，手里有这么件铜器，文物室的何泽农先生知道了，买了过来。再后来文物室撤销，这批铜器就归了省博物馆。我有时去省博库里，见了这个壶总觉得很亲切。至于考证，从没有想过。有人做过研究，断定为田齐之器，铸造风格还是拿不准。最重要的是，铭文多处剥落锈蚀，难以解读。都知道这是个正经课题，该做深一步的探讨。

    转机出在一九五六年。这年秋天，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先生来山西参观，我参与了接待。马先生当时正在做殷商青铜器研究，后来出版了编着的《中国青铜器》一书，他来山西就是收集青铜器资料的。看了陈喜壶，很感兴趣，他走后省博就将陈喜壶的照片和铭文拓片寄赠。一九六一年第二期《文物》上，他发表了《陈喜壶》一文，文中直指铭文中的“陈”即为陈僖子田乞。能在青铜器中发现一个史籍中着录的历史人物的名字，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下子就引起全国史学界的重视。《文物》编辑部趁势展开讨论，好多学者都写了文章，集中发在一九六一年《文物》第十期上，计有于省吾、陈邦怀、黄盛璋、石志廉等人。于省吾的文章名字我记得就叫《陈喜壶铭文考释》。这些文章，虽然在铭文考释方面互有出入，但一致认为此器是田乞之器无疑，黄盛璋先生更认为该器对于春秋器断代颇关重要，至少给齐国铜器增加了一件标准器。

    大约一九六二年春天，中科院考古所的安志敏先生来太原，看了陈喜壶，带回图片资料研究，有不同的看法。在同年《文物》第六期上发表了《陈喜壶商榷》一文。于省吾他们的文章出来后，我就有自己的看法，当时觉得还不成熟，也是有些胆怯，就没有写文章；安志敏的文章一出来，我又对自己过去的看法作了慎重思考，觉得自己还是有道理的，就写了这篇《陈喜壶辨》，在一九六四年第九期《文物》上发表了。我的文章发表后，考古界和文博界的朋友见了，都说考证严谨，不落他人窠臼。

    针对安志敏先生指出铭文有可能是镶补上去的说法，我的看法是：

    壶颈内部，铭文的四周与颈内壁间，确有显着的高低不平的痕迹，但是，如细致地观察，便会发现它实为铸造的痕迹而不是镶嵌的痕迹，过去有许多铜器，采用分范合铸的办法。侯马所出土的铸铜陶范可以作为参证，例如编钟上的每个枚都是用小块零范单独雕制，制成后再嵌于钟的外范上合铸。如此就可以想见，用单独一块母范刻制成正面阴文的铭文，再翻为反面阳文的正式铭文范，然后再把它嵌入壶的内范中合铸之。侯马出土的陶范中，就发现了单独的铭文陶范。正因为采取嵌铸法，所以在范与范接合处如果修整不细的话，自然会出现高低不平的痕迹。至于陈喜壶的铭文部分与壶颈内壁的色泽，原是一致的，我们为了观察铭文，几次使用酸物起锈，故而铭文部分呈现淡红色。

    陈喜壶的双耳和环，也不能认为是后人拼凑上去的。的确，它的双耳是压在器身纹饰之上的。但这种现象在一些铜器中是习见的，比如侯马上马村墓葬出土的铜壶上，在耳部脱落之处，便可以看到原来被耳所掩的花纹。再比如侯马陶范中，也发现了一部分专门铸造壶耳和鉴耳的范。证明这零件分铸的办法，在当时已被熟练地应用，甚至于某些器物是先铸其环，再把环套插于镈首的范中而铸镈首，镈首衔环铸成后，再把它接于器身的外范上浇铸。或者是等器身铸成后，把另外铸成的零件焊接上去，上马村墓葬出土的簠耳就是焊上去的，焊迹流铜，斑斑可见。正因采取零件分铸的关系，所以某些铜器的耳容易脱落，在脱落的耳足内常发现一些未能取出的内范。这些资料表明，陈喜壶的耳部叠压在器身纹饰之上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它的耳部一旦脱落，经过后人焊接或是一些古董商人的粘接，而存在一些粘焊痕迹，也是可以理解的。

    陈喜壶的壶耳和壶身，在格局和造型上也没有什么可以非议之处。安志敏先生文章中认为陈喜壶的耳，和壶身很不相称，其形制不同于一般的壶耳，相反的却和簋耳有某些相似之处，因而便认为是“后配”，这是值得商榷的问题。从许多壶、簋的耳部情况来看，除了少数特殊例子而外，一般的簋耳和壶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别。普通簋耳，带耳垂者差别极大不能相比，凡饰有兽首者，其兽吻均在耳的上半部；普通壶耳，凡饰有兽首者，其兽吻则延伸在耳的下半部。簋耳兽的耳部，比较圆浑，而壶耳兽的耳部则比较锋棱显着。从我在文章中附的一个壶耳对比表上，可以看出，陈喜壶的耳确为壶耳而非簋耳割下来移到这儿的。

    再就是，我详细地测量并计算了，陈喜壶的耳环直径等于其壶身高度的五分之一。我从有关图录照片中选择了与陈喜壶时代差不多的几个壶作了对照，这些环的直径与壶身高度的比例，大致也是这个数。我有很具体的数字，就不必说了。耳环上的纹饰也不能认为很晚，上村岭出土的铜罐腹部就有这样的花纹。

    总之，陈喜壶确实不是一件东拼西凑、移花接木的东西，作为一件田齐的真实器物是无疑义的。但是它在断代上的作用，正如安志敏先生所提出的，有再研究的必要。

    韩：这才是最要紧的。于省吾、马承源、黄盛璋、石志廉这些人，可不是等闲之辈啊，你可倒好，要推翻他们的成说！

    张：我心里还是有谱的。于老是前辈，其他几位，别看年龄大都在我之下，但在学术上都是早就有名望的人，反驳他们的观点，没有八分把握我是不敢下手的。学术上没有十分的事，有八分就不容易了。这就涉及到问题的核心，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铭文中的“陈喜”这个人是不是“陈僖子田乞”，现在还难以遽下结论。铭文中的字，仅仅是左半边作“喜”，还缺右半边半个字未弄清楚。马承源先生说是“似有笔画”，而判断右边的半个字可能是“欠”字，故省“欠”而作“喜”。于省吾先生说，喜字右侧从篆文的“亻”，隐约可辨，故认为是“僖”字。可是我们在金文字例中还没有发现过“僖”字，不只反面传形的僖字没有见过，就是正面的僖字也没有见过。相反的，在其它一些金文字例中，左旁书作喜字的则时常见到，如“壴”、“菫”二字，再如沇儿钟铭文中“永保鼓之”的“鼓”字。毛公鼎、齐叔夷钟，铭文中都有同样的例子。所以我们既不能遽然断定它为“鼓”字或是“艰”字，也不能贸然断为“僖”字，其道理是一样的。

    从齐国铜器铭文校之，凡言“立事岁”者均书人名而不书懿美号。正如“国差”铭文中不书“国武子”或“国武”而直书“国差”（国佐）。“陈纯釜”立事者书“陈犹”，“陈骍壶”立事者书“陈得”。从这些例子来看，他们都是人名而非美号。如果“陈喜壶”立事者是“陈僖子田乞”的话，应该直书“陈乞”而不应书作“陈僖”。

    再从一般金文习例校之，凡书作“喜”字者，皆为形容其欢乐而言，如许多钟铭中的“用宴以喜”的“喜”字。在一些有关文献中，也可以证明“喜”字有的作为人名，而不是美号，《尔雅·释诂》中说：“……喜……乐也。”《诗·小雅·彤弓》中说：“我有嘉宾，中心喜之。”《左传》昭公二十年：“卫侯赐北宫喜谥曰贞子。”而在铜器铭文中凡懿美称“僖”之处均书作“厘”字，如罕鼎的“文考厘叔”，康鼎的“文考厘伯”，芮伯壶的“作厘公僔彝”等等。特别是田齐本身的铜器如陈簋铭文中亦书作“厘叔”，而这个“厘叔”，郭沫若先生则认为他即是陈僖子田乞。退一步想，陈喜壶铭文中也可能偶然书其美号的话，那么田乞当书作“厘叔”而不应书作“陈僖”。

    我认为“陈壶”之名，我们现在还不能称其为“陈僖壶”或“陈喜壶”，它只不过是半喜而已。至于铭文中立事岁者究竟是谁，那可能和陈犹、陈得他们一样，就不一定见于经传了。

    说到这里，张先生微微一笑。这个人是从不开怀大笑的。这微微一笑，足可以表明他心里是如何的得意了。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推翻了那么多高明的对手的成说。

    韩：张先生，你这一番话中，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那一句吗？

    张：你说！

    韩：“不能称其为陈僖壶或陈喜壶，它只不过是半喜而已。”半喜！在这么严肃的考证文章中，你还没有忘了幽一下默。不光这个字是半喜，他们的考证也不过是半喜而已。

    张：只有你们当作家的，才会注意到这幽默，在我看来，不过是说了个简单的事实而已。光驳了人家的不行，还得有立，有自己的看法。这就要在他们说的“陈”字上做文章了。据我的考证，这个陈喜壶，其主人先就不姓陈。详细的材料与推理，文章里都写了。也就是说，学术界吵吵了一两年的“陈喜壶”先就不姓陈，眼下能确定的名字应当是“□壶”，中间那个□可考的只有半个喜字。

    韩：总得有个名字吧，就叫“半喜壶”如何？这一仗你是打胜了。

    张：可惜刚开了头，正要大干一场，准备了好些题目要写，“四清”开始了，把我抽调到工作队去了。接下来又是“文化大革命”！

    韩：这就是命，你的修持还不够，还要经历一番磨难才会委以大任。

    张：前头的路是黑的，谁也不知道，知道了就不是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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