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六日星期四

    说说四清吧，下午去了一坐下我就这么说。张先生揉揉手指，像惯常那样微微一笑，意思或许是，由你吧，便讲开了。

    山西四清，全面展开，是一九六四年的事。这年十月，我们开始集中受训，十一月分派下去，我去了忻州地区原平县。当时忻州是个总团，原平是个分团。团下面还有队，工作队。正规的叫法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简称社教工作队，因为主要工作是“四清”，又叫四清工作队。我在张村，是张村工作队的队长。手下有十几个工作队员，有省上机关的，也有地区机关的，县上机关的。

    怎么会选上我当队长，我也不知道，想来我是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又是省考古所的所长。那时用人，讲究干部级别，我是老十四级，当个工作队长算是低就了。不过，我这个材体，也只能当个队长。

    可能我年龄大吧，给我分的这个村子，就在县城跟前，东北方向五华里的样子。原平旧县城在崞阳，很长时间就叫崞县。一九五八年县城搬到原平镇上，就叫成原平县。现在叫原平市。

    四清那一套，集训时就学过了，什么扎根串联，访贫问苦，明明解放多少年了，全是共产党的天下，弄得鬼鬼祟祟的，跟解放前做地下工作似的。四清，说白了，就是整顿农村干部队伍，把那些四不清分子，也就是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理出干部队伍。采取的方式，一是揭发，这是底下的，暗里的，二是批判，这是会上的，明里的。

    张村的干部，还是比较好的。也有有问题的，不多，不外是多吃多占，借了公款不还。还有两个有男女关系问题。这种事，在农村不是什么大事，从来是民不告，官不究。有些工作队，把这个事儿当成大事，又是开会批斗，又是组织处理，弄得乌烟瘴气。

    张村是个大村子，有两个生产队。一个队里的问题稍为严重些，也夹杂些家族矛盾，宗派斗争。到了冬天，该着批判定性、退赔处理了，上面不断督促，各村的运动，一下子升了级。有的村（工作队）封了四不清干部的门，有的推走了人家家里的缝纫机、自行车。团部就在原平，我常去开会，每次去了总能碰上别的村的工作队队长，领上队员和积极分子去团部报喜。有的敲锣打鼓，有的还抬着清来的缝纫机等物件。

    一次开完会，分管的副团长问我：“张所长，你们那儿怎么没有动静啊，是不是回到自己村里，撕不开脸面啊？”自己村里云云，是说我姓张，又到了张村，等于回到自己村里。是开玩笑，也是批评。我也笑呵呵地说：村里不是没有问题，有个队长占用公家的钱不少，退赔一时也退赔不了，我已让他写了还款计划，保证明年年底全还了。其他人就没问题了吗？想不到他倒步步紧催。我说，干部里头，不是中农，就是贫下中农，连个富裕中农也没有。借钱最多的一个是贫农。逼得太紧了，阶级阵线搅乱了，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我担不起，他也担不起，往后再见了也不催我了。

    上头不催了，村里的几个积极分子又不满意了。有的说，他已缴了入党申请书，运动过后还想入党哩，运动中没有突出表现，入党的事怕要黄了。也有的是跟大队干部有矛盾，想在运动中狠狠地整对方一下，出口恶气。有个出身雇农的中年人，就属于这种情况。会上气势汹汹地质问我，说我是老右倾，“面不慈，心太软”。老右倾这个说法，是工作团开会时，有的同志给我提的意见，不知他是从哪儿听来的。想来是工作队里的人给透的气。

    我也没有批评他。散了会，把他叫到我住的地方，跟他说：你说我是老右倾，没有关系。明天我就左起来。那个大队干部的问题，就那些，不过是多借了大队的钱，再就是一点男女关系。我把他整上一顿，运动一完，我回到省上，还是我的考古所所长，你想过你没有？现在谁都知道你是积极分子，一直跟他过不去。你只有一个女儿，还嫁到外村，他可是有三个儿子，个个都是生货，真要处理了他父亲，往后三个儿子能饶了你？

    这一说，那中年人一下子明白过来，连声说，还是张队长真正关心他这个雇农。并表态说，他不是心眼多坏，实在是感谢毛主席共产党领导贫雇农翻了身，想为毛主席共产党出些力气。既然张所长这么说，他就不闹腾了。几个积极分子不闹腾了，村里就安宁多了。直到我们撤离，张村都没出什么事儿。

    团里对我有些看法，报告到总团，想不到的是，总团还表扬我，说我严格执行党的农村政策，没有过激行为，说我这个队长工作细致，有政策水平。后来村里还有人来太原看望我，说有的村子四清过后，宗派矛盾加深，多少年都和睦不起来，张村没有这种四清后遗症。那几个四清中受到批评的干部，也心服口服。

    我哪有什么政策水平，不过是不愿意整人，不愿意瞎折腾罢了。张村的一位大队干部，我也开会批评过他，过后他对人说，张队长在咱们村搞运动，跟那些二杆子不一样，政策掌握好，为人心眼好，上头下头都能交代得过去，“心心也熟了，皮皮也没焦”。

    在张村，没事了也会写写诗，抒发自己的情怀，记得有首诗前几句是这样的：

    我来古代州，夜发原平道。

    沱水寂无声，月色临蒿草。

    这是半首诗，下面还该有几句，写不出来了，一直再没写。在张村我还做了件大事。

    一去了张村，就发现这是个文化蕴含极为丰富的村子，有些文物就在地表上，比如古长城遗址，烽火墩，碑刻。怎么会派我来这么一个村子呢？好像哪个领导同志，故意给了我这么个文化考察的机会。当时心想，谢天谢天，一定要趁此机会，在这儿做一次详细的文化考察。这也是对自己这些年，读书学习功夫的一个检测。以前也做过文化考察，比如对长平古战场的考察，那时还没有入了考古这一行，只能说是结合实地作文字上的辨析，还说不上是真正的文化考察。好些规矩都不懂，好些术语都不知道。

    张村考察，可说是我进入考古这一行后，做的一次正规的古文化考察。用了六七个月的时间，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进张村开始，到一九六五年六月这一期四清结束，转到另一个村为止。

    先说一下张村的地理和地貌。

    前面说了，张村位于原平县城东北五华里，也就是二点五公里处。东北为磨头村，东南为东营村，西北为武彦村，张村居三村中心，辐射距离各一公里。村东通向滹沱河岸边，有毛家梁和碾坡梁两条道路，西南通往原平城里的，有南泉和范家玮两条道路；西北通往武彦村，有后河、冀家卜城道、大马地等七条道路。这些道路的名称，沿用时间很长，绝非近四五十年（就当时的时间说的）所开踏的蹊径，也绝非古代的通行大道，而是村与村之间和垄亩之间的便道。清朝以前的通行大道，当在张村西南二至三公里处，就是由原平通往崞阳镇（原崞县县治）的大道。原平在明清时期，设有驿站，介于忻口、崞县之间。沿路烽堠遗迹，历历可见。

    有了要搞古文化考察的想法，下次从太原回来，就带来了经纬仪、天文望远镜等小型仪器。

    经过我的测定，张村方向三百三十四度。崞阳、原平一带的古庙、民居和崞阳旧城的方向均偏东，大约三百二十度至三百三十左右。根据我对地貌的观察，方向偏东的原因，盖与当地山川走向有关。主要是由于滹沱河的方向，在崞阳、原平一带为东南流。两岸高山、丘陵、台地等均顺乎此势。古人傍水而居，滹沱河沿岸古代遗迹不少，张村滨河当无例外。

    张村在平川地，海拔七百公尺，地理坐标东经一百一十二度三点五分，北纬三十八度七点六分，稼禾蔬菜较全，唯地势下湿，土薄风多，一般在地表下一公尺左右见水。每到春天，村中巷道行走需穿雨鞋，群众盖房、筑墙，一般不挖基槽，土地冬天冻成坼，春天消融后又能下陷，故房屋不甚牢固。这和历年来长城外沙碛南移有关。近年发现长城外草原跳鼠已蔓延到原平、定襄一带，原平附近小沙丘增多，滹沱河沿岸沙碛增厚，地下水位上升。一九六三年在武彦村出土的东周货币的层位，即在距地表深不到一公尺的地方，证明二千年以前战国时，现在的武彦一公尺以下还可以埋藏器物，当时的水位并不像现在这样高。而张村与武彦相距仅一公里，情形当无区别。

    张村东南一公里东营村，有两座小山突起，像两个乳峰，上有明代的两个堡垒，呈油篓形，群众叫“油篓山”，像是远古洪水沉积之遗存。滹沱河的泛滥线，东岸到不了峙峪村脚，西岸到不了张村碾坡梁。而峙峪村和碾坡梁，均有古代文化遗迹发现，正合古人傍水居住的规律。这表明，东自峙峪西，西止张村碾坡梁东，在这零点五公里宽的河床正中，正是近两三千年来，或更早一些，滹沱河泛滥游移的范围，而在此期间滹沱河没有改道，这一带古文化不致有大的破坏。地势下湿，地层不清，又给考古工作带来一定程度的困难。

    张村周围沙丘甚多，考察其成因，当为历年来风沙所堆积。这个结论获得的根据，一是张村西零点四公里多的“弓进芝玮”，当地称坟为玮，存有墓碑一通，碑身大部分沉埋沙堆中，只留碑额，经拨剔发现“大清嘉”三字。清代嘉庆时所立墓碑，仅一百六十来年积沙即高二公尺左右。再是张村西约一公里处，弓氏“南院坟”地，墓葬中有大清咸丰六年（公元一八五六年）之墓碑已被风沙沉埋一点五公尺左右。沙丘坡度为零点八至十二度。这就证明埋葬时的地表并不和沙丘高度相平衡，而接近于现在的地表。因此可以推断，古代的遗物保存在现在地表之下当属不少。

    先看张村周围的古文化遗迹。

    由原平到崞阳的古道沿途明代烽火墩台很多，武彦村南北各一，张村北也有一个，残高四点一三公尺，呈方形，边长七公尺，方向十八度，夯土层厚度十二至二十六公分，接近根基处较厚些。为平夯法，外砌以砖，大部分已剥落。明代建国后，除大事修筑长城（边墙）外，沿长城设九边重镇，这些边镇普立烽墩。“山西镇”为九边重镇之一。张村墩台附近的瓦片和现在的瓦式接近，唯稍厚一些，正反面均无纹缕，为明代遗物无疑。

    更早的文化遗迹甚多。仅举一例。一九六三年五月，武彦村挖水渠时，曾挖出东周的布币两千二百余枚，刀币两千一百余枚，从货币文字所涉及的地望看，大部分是战国时赵国的地名，如邯郸、柏人、蔺、晋阳等（见一九六五年《文物》第一期《山西原平县出土的战国货币》）。

    在滹沱河东，张村对岸的峙峪村，一九六四年九月，就是我们下乡的两个月前，在赵家垴高地挖地时，曾挖出一批铜器，现存省文管会。其中有一柄青铜短剑，已断为两截，剑身长五十公分，茎有三复，为春秋晚期及战国时期剑器的典型形制，上铸有“攻敔王光自作用剑”八字，“攻敔”即“勾吴”，光为吴王阖闾之名。吴国宗庙之器，竟在原平发现，正好我在这儿下乡，于是我便调来考古队的勘测队，在这一带进行勘察和钻探。结果发现，赵家垴高地是一个战国时期的墓葬区，地下还有十几个同时期的墓葬。战国时期，原平一带的地望属赵国，那么就可以肯定，赵家垴是一个赵国贵族的墓葬区。

    峙峪村既有战国的重要墓葬区，相应的活人的活动地点一定不会很远。可能在滹沱河西一带平原，即原平、武彦一带。《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谓：“原平故城，汉原平县也，在代州崞县南三十五里。”书中所说的汉代原平与现在原平的地望正吻合。从这一带汉代瓦片陶片非常密集的情况分析，书中所引《括地志》的记载是可信的。现在的原平镇旧城仅一条短街，不像汉县规制，汉代原平县古城大有希望在这一带发现。近代考古资料证明，汉代的县城有很多是在战国城邑的基础上扩大的。如汉代的杨县（在山西洪洞）即东周时的羊舌邑；汉代的临汾县（在山西襄汾赵康村一带）可能是东周时的绛邑；汉代的安邑县（在山西夏县境）即东周魏都之安邑。只要我们进行细致的工作，一定会在这一带找到与战国墓葬同时期的古城遗址。

    至于赵国贵族的墓葬里，为什么会出现吴王光的剑器，也是有缘由的。

    这首先是因为，自赵武灵王二十年以后，赵国的版图扩大到现在内蒙托克托一带，“代”地由赵国的北鄙变成了内地，这一带也就成为赵国的一个重要地方了。如果不是这样，张村隔河相对的峙峪，就不会发现有吴王光的剑器，随葬在赵国贵族的墓葬。东周时，晋国为在南方对付楚国，专门培养吴国，吴国的寿梦所以能称王而“通于上国”，全是仰仗晋国的力量。春秋末年，吴国被越国消灭以后，延陵季子之后，纷纷逃往晋国，特别是晋地做官者不少。吴季札封于延陵，称延陵季子，其后人遂姓延陵。在赵襄子时，有延陵钧，赵孝成王时有延陵玉，一直到西汉时，代郡还有延陵县的设置。因之，吴国后人把他们的宗庙之器带到赵国，为赵国贵族随葬是可以理解的。

    说完附近村子，再说张村的古文化遗迹。

    张村村外有烽墩，当与明代的军事防御形势有关。现在的张村小学内，一通清嘉靖二年的石碑上有文字：“正德九年（公元一五一四年）甲戌，猃狁匪茹深入为寇……”说明这一带在军防上是很重要的。

    张村东北角二百多公尺处，有一坟地，名为冀家玮，是一处古文化遗址。它的范围，经我以步踏勘（每步七十公分），东西宽度为一百八十九点七公尺，南北长度为二百二十七点五公尺。这处遗址内涵比较复杂，最多的是明代的瓦片，包括板瓦和筒瓦两种。其次为唐宋间的绳纹砖残块，还发现了一个唐代釉陶器底，有个弓姓社员挖地时还刨出一个北魏灰陶小瓶。比较早期的有汉代的绳纹陶片和绳纹、方格纹瓦片，也发现了和崞阳东门外同样的战国灰陶壶口沿。比较有意义的是，还发现了战国深盘豆的残片。坟地最老的一通墓碑，是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一六〇六年）三月所立的冀明山墓碑，已仰仆在地。由此可见，冀家玮一带，可能从战国，经汉唐一直到明万历以前，均有人居住。万历以后已成为坟地了。

    张村冀家玮战国文化的发现，在学术上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在时代上已和武彦的战国货币，以及峙峪的战国墓葬相为吻合，文化性质连在了一起，对说明原平、崞阳一带的古代历史意义颇大。可以纠正《山西原平县出土的战国货币》一文中谈到货币被埋的原因时，说可能是因为武彦村仅系战国的交通要道和当时军事活动有关系的推测。根据今天的材料看，这一带在战国时代是一个繁荣的政治军事中心，不单纯是有关军事活动的交通要道。

    张村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我也给他们考证出来了。

    这得从张村在古史上的记载说起。据地面采集的资料和史料对证推断，早在东周时期，张村就可能成为居民点。这一带，在东周晚期，属于赵国的土地当无疑义。可以肯定，这一带的居民，大致从公元前四五八年左右，至迟从公元前三〇七年起，两千多年来瓜瓞绵绵，烟火未断。至于张村之名从何时而始，现在的张村和冀家玮文化遗址究竟有什么关系，根据现有的资料，可作一次初步的探讨。

    先从近处说。我在张村，就听村里的老年人说，冀家玮原是古代的“万家庄”，是明初大将常遇春放火烧毁的。张村附近各村，都有“火烧万家庄”的传说。清光绪八年版的《续修崞县志》卷八《志馀》记载：“明太祖洪武元年壬申徐达遣傅友德、薛显将步骑邀击贺宗哲军于石州败之，崞、忻、霍、绛、猗氏、平阳等处皆平。”注曰：“相传明师至崞，弗下，乃退屯于万家街，敛兵十日不出，城守稍懈，陡焚万家街而纵兵攻城，州牧惧而遁，师攻北门而入。”这就是万家庄或万家街仅有的文字记载，而不言常遇春事。以今日地望考察，原平县城西南有地名“柳巷”、“半坡街”（即平地泉），均仿佛城市街巷之名，这一带也可能有一个“万家街”。这些地名表明古代，当不太远，这里也确有大的城市存在。但是冀家玮范围不大，不能屯大兵，瓦砾中也未发现过火烧的迹象。假若有万家街的话，冀家玮实不足以当之。

    经我考察，可以断言，张村这个地名，在明洪武以前确已有了。据张村南梁东边，清光绪五年（公元一八七九年）所立的弓氏南梁祖坟碑文记载，弓氏原籍为静乐县柳子堰，明代洪武甲寅年（公元一三七四年即洪武七年）迁至代县西村镇，后嫌该地“风土浅薄”，又移至“张村”，“盖取弓长之义”。因为宣德七年（公元一四三二年）弓氏曾捐助过军粮四十石，于丙辰年（公元一四三六年即明正统元年）“奉旨授南梁沙滩荒地约十顷”云云。从这段记载了解，最低限度从洪武七年到宣德七年的五十八年中，张村之名已经有了。

    另一个问题是，彼时之张村，是否即此时之张村？

    据一些资料看，是有怀疑的。武彦村南北两个烽墩，均各距武彦村零点五公里，张村之烽墩却紧靠村落，甚至凸入村界，不合当时规制。墩位且在村之背阴，不易与其它烽墩呼应。由此推断，墩台之设，应比现在的张村为时尚早，张村之设当在明代早期或中期。从村里《观音阁记》碑文中看到，正德九年，在“猃狁匪茹深入为寇”的时候，“都察院总制陈，奉命来邑筑堡以保障生灵……张村在邑之南也……相其高原得中，选一隙地，东西四十一步许，南北四十九步许，以捄度筑削之役……名以张威堡”。

    这段碑文告诉我们，正德九年（公元一五一四年），一、这里有个张村；二、张村附近有个高原；三、在高原上筑了个堡垒，堡垒大致有五十平方米左右；四、堡垒叫张威堡。那么张威堡的痕迹何在？观音阁的痕迹又何在？

    我以为，现在的张村就是在张威堡的基础上扩修而成的。现在的张村小学原为“佛堂”，乾隆十二年（公元一七四七年）《重修佛殿记》碑文和雍正五年（公元一七二七年）碑文亦称“张村旧有佛堂”，此称“佛堂”者，大有可能即原来“观音阁”旧址。

    同时我认为，原来的张村就在现在冀家玮这个地方。当时现在的张村，比冀家玮地势高燥，《观音阁记》碑文中所说“相其高原得中，选一隙地”者，现在的张村当之甚为恰切。冀家玮比现在的张村地近河而低湿，自从正德九年筑张威堡，以后军事堡垒渐变为居民点，原来张村的人避湿就燥逐渐西迁至此。张村附近“东营村”者，亦是如此。原来也是兵营，军事作用逐渐消失以后，就变成一般的村落。张村由冀家玮迁到现在的村址以后，原来张村的旧址即荒凉下来，直到万历年间就变成坟茔了。

    再就是，现在张村东北的关帝庙，在旧张村时为福胜寺，到新张村于清乾隆四年（公元一七三九年）改建为关帝庙，故现在关帝庙中乾隆四年《碑记》中说：“村东越转武，有昔所云福胜寺者，代远年湮。”而成化二年（公元一四六六年）所立之《福胜寺记碑》（在关帝庙殿檐下），文中不说寺在村东，而说“张村中有古寺”。这些记载，对进一步研究原平县以及张村一带的历史都是有用的。

    说到这里，张先生要去厕所了，一边挪动脚步，一边自嘲说：“而今一无是处，惟尿频可骄人也！”

    回来继续说下去。

    “四清”结束的时候，工作队和村干部、积极分子在一起，要开个结束会。会上，除了谈四清的事之外，我还把我在张村作的古文化考察的情况，尽量用村干部能懂的话，跟他们说了。他们说，张队长来我们这儿，不是四清，是五清，把我们村的历史给弄清了。

    离开张村，我们这个工作队又转到了另外一个村子，名字忘了。在这个村里，运动搞得正紧张的时候，有次回太原，听文管会的同事说，在侯马电厂工地做文物勘探时，发现了一种用朱色写在玉石片上的文字。会是什么呢，不能不去看看。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说，听张先生这一席谈，真像上了一堂古文化课。

    天色还早，又闲聊了一阵子。正说着什么，张先生递过一张照片，让我看照的是什么。细细地看了又看。是天上的云彩吧，不会这么乱，也不会有绿色掺杂其间；是山上的岩石吧，颜色不会这么淡，纹路也不会这么柔和。

    是哪儿的墙壁吧？我说。再猜，张老说。该是你做的什么古董吧，砚台？我说。看我实在猜不出来，张老说，看看背面。一看，是首诗：

    女娲炼石补天，余今剪纸补地。

    平生一大发明，准备申请专利。

    再看地上，一下子就明白了，那花纹正是地上铺的人造革地板块，经多年磨损后的样子。有的板块间有了缝隙，有的边儿翘了起来。张老说，前两天，他让保姆买来胶带，将破损、起边的地方，全用胶带粘合，正好三子崇宁过来看他，带着相机，就照了这么一张相。今天上午兴致好，作了这么一首诗自嘲。

    张先生又说，今天真是小叩而大鸣，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我说，说到你喜欢说的地方了。你这是寡人有疾，寡人好古呀。张先生呵呵地笑了，很是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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