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三十日星期一

    上次谈到侯马发现了朱书文字，我知道好戏开场了，今天下午通电话得到允许后，早早就到了张先生家里。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张先生笑笑说，你这个人呀，真是无利不起早，见利盼天黑——今天还早，当下黑不了。我说，我不是盼天黑，是盼天亮，上午就想来，有事耽搁了。张先生不知道的是，今天我是有备而来，往日瘪瘪的皮包，今天鼓鼓的。坐定后一边往出掏一边说，怕谈到盟书，实际还是想早点谈到盟书。张先生嗬荷一笑，身子往前移移。

    韩：这些日子看资料，我发现，侯马盟书的发现，整理，参与人员的组合，似乎冥冥中全是天意。就像一个大战役一样，早在多少年前，就开始部署兵力，向着既定目标运动，一旦强敌出现，立即聚而歼之，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充满着诗意。又像是一部好莱坞探宝大片，各路英雄汇集，历经艰险，探得宝物。就差有一个美女了。

    张：你这是写小说吧。

    韩：不全是想象。你的情况不用说了，山西古籍出版社新版《侯马盟书》封面署名人，还有陶正刚先生和张守中先生。你们三个人，可说是黄金搭档，各有所长，各有所司，离了哪一个，这场战役就不会打得这么漂亮，或者说，这活儿就不会做得这么完美。先看三人的来路，你是山西人，自学成才的古文字学者，正刚先生就不同了，江苏无锡人，南开大学历史系一九五七年毕业，学业优秀，先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一九六一年“下放”到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又被派到侯马工作站，从事考古发掘。守中先生呢，出身书香门第，少小师从邓散木学习书法，又师从商承祚学习古文字学，一九五六年来到侯马文物工作站，是工作站的筹建人之一。后来他的书法功夫，在描摹盟书文字，编制字表上，得到大用场。从年龄上说，你是一九二〇的生人，陶和张，一个是一九三六年，一个是一九三五年。这年龄结构多好！

    张：照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样。

    韩：我们虽是访谈，但我最看重的还是文字材料。天下事真是奇了，前些日子，我还想着该不该去采访一下陶正刚先生，毕竟发现盟书时，他在现场。昨天下午我女婿整理家里一个小房间，为外孙作小书房，书柜里一个塑料袋子，里面是会议资料，问有没有用处，若没有用处，就放在废纸堆里处理掉。我多了个心眼，打开看了，你猜里面是什么。

    张：我怎么能猜得出来，你说吧。

    韩：是二〇〇五年秋天，我去侯马参加“晋文化暨侯马盟书出土四十周年研讨会”带回的资料。会上发了一大袋资料，也没怎么看，拿回来塞在书柜底层再也没有动过，不迟不早，昨天给翻出来了，够奇的吧。里面还有你一篇呢。

    张：我没去啊。

    韩：人没去，文章去了，叫《祝贺侯马盟书出土四十周年》。

    张：想起来了。他们邀请我去侯马，年龄大了，腿脚不便，就写了这么篇东西，表示祝贺的意思。

    韩：我觉得这篇文章还是有价值的，一是说六十年代初在侯马开展发掘的组织机构，二是由于陶范的出土，加上前人与今人的考察，你已断定侯马即晋国古都新田，有遗址遗物发现是迟早的事。我念一下你听。当时的组织机构是这样的：

    一九六〇年，平阳机械厂建厂，厂址选在了堆积丰厚的晋文化遗址上。因此，国家文物局把侯马作为全国考古发掘的重点地区，抽调全国的一些考古人员到侯马开展工作并成立了考古发掘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当时侯马市委书记刘煜，副主任委员有两个，一个是山西文化局副局长景炎，另一个是我，我同时兼任侯马考古工作队队长，副队长有三位，即国家文物局黄景略同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彦煌同志以及侯马工作站站长畅文斋同志。当时，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书庄以及谢辰生、陈志德等同志也常来工地视察指导工作，可见当时侯马工地的重要性。

    张：这是事实。你说我断定侯马即晋国古都新田，这我同意，好多人都是这个看法；说我断定必有重要文物发现，可不能这能说，这是两回事。有许多古都遗址并没有什么重要遗物发现。发现有其偶然性。发掘出盟书，正刚和守中是有功劳的。尤其是正刚，当时正在工地，我听说盟书石片刚出土，工地上帮助探查的学生见了稀罕，你拿他拿全拿走了，正刚知道了赶去说服同学们又交回来。

    韩：在我从侯马带回的资料里，有一份《侯马盟书的发现与整理侧记》（回忆录之二），署名张守中、陶正刚，对发现这天有详细的记载：

    珍贵文物盟书的出土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中旬，张守中同志清楚地记得初次见到盟书时的情景。那天陶正刚同志正在工地值班，张守中吃过午饭，步行去工地换班，在侯马火车站南道口东侧，与陶正刚相遇。数九前夕北方野外的气温已降到零度以下，可想而知十分寒冷的。不知是因为天气冷若冰霜还是因为发现了珍贵文物，陶正刚同志脸色通红，见了张激动得几乎连话也说不出来。他从背包里取出用手帕包着的石片给张看，但当时张守中首先注意到的却是他正在颤抖着的手。石片上的朱色篆体文字（应称为六国古文）是清晰的，石片以及文字的数量都相当可观，张守中当时意识到这是一项重大发现，心情为之振奋。陶正刚同志又向张简要地介绍了盟书出土的现场情况：在电厂基建工地有曲沃县农业中学的师生在参加勤工俭学劳动，同学们在取土中首先碰到了盟书，一件件带土的石片，上面隐约有朱书字迹使同学们感到新奇，这个拿一片，那个拿一片，出土的盟书立时被分散了。陶正刚同志及时得到了消息，立即察看了现场，随即通过老师向同学们宣传保护珍贵文物的重要意义。经动员，已经分散了的盟书，重新又汇集到一起，这就是编号为第十六坑的第一批六十件盟书，其中包括十六坑三号篇，后来被郭沫若院长认为是盟书总序的一件重要标本。晋国是周代的重要诸侯国，铜器铭文或文物上文字资料奇少，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发掘晋国晚期都城新田——侯马市晋国遗址起，十余年基本很少见到有关文字资料的出土。我们天天盼望的文字资料终于第一次在我们手上发现了，并且篇幅很多，文字内容丰富，字数数量多，把陶正刚同志激动得流泪，连话也说不清了。事情已经过去若干年了，回想起这一段往事，实在后怕，倘若动员收回工作迟在下午或次日，那么六十件盟书能否安全无恙地收拢还是个问题。及时宣传文物政策，回收珍贵出土文物的功劳，是应该记在陶正刚名下的。

    守中和正刚两先生都有功劳。如果那天上午是守中先生在工地，也会这么做的。

    张：他俩都是优秀的考古工作者。

    韩：下来一个问题，恐怕就不是这么简单了。我发现，你是怎么去工地的，又是怎么参加盟书整理的，两人的叙述与你的叙述不尽相同。按说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毕竟一九六五年刚发现盟书时，你就去了，毕竟一九七三年重新启动盟书的整理，你参加了。但是这些不尽相同的叙述还是让我感兴趣。

    张：参照各家说法，概括一下不就行了吗？

    韩：不，在这种事情上，我倒想各存其说，各是其是，因为它们都离事实不远，不过各自略有侧重而已。这种差异，既可看出其时社会的情状，也可看出人性的特质。最为可贵的是，这些差异，都没有违拗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反倒见出了人性的丰富。记得你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我取的正是这种态度。

    张：哦，这里头有这么大的学问，我还真想听听。

    韩：先说你是怎么到侯马的，再说你是怎样重新参加盟书整理的。我不说了，还是看资料吧。你的学术文集后面附有《张颔传略》，降大任先生写的，文末特意附了一笔，“本文完稿后复经张颔先生审阅核对”。换个说法就是，降先生的所写，也可视为你的所述。说到盟书出土，书里是这么写的：

    “四清”之前，一九六〇年以来，山西侯马市发现有东周晋国文化遗址，开始发掘出不少有价值的文物。一九六五年底，张颔听到盟书出土后便向组织上请了七天假，奔赴侯马遗址现场考察这批重要的文物。实际只花了五天时间，就对当时刚刚出土的少数资料进行了全面研究，写出了《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一文，这是他专门研究侯马盟书的发端。（《张颔学术文集》第二三七页）

    我所以重视这条材料，因为他比较早。降文后面标着时间，一九八五年九月。再看二〇〇五年九月你写的《祝贺侯马盟书出土四十周年》里是怎么说的：

    一九六五年冬，在原平四清工作队我听说侯马出土了大批带文字的石片，我即向工作队请了七天假，赶赴侯马。在侯马的五天时间，我仔细观察辨认了这批石片标本上的文字，并写出了《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一文，谢辰生同志便把文章带到了北京，我随即返回四清工作队。郭沫若同志看了这篇文章后也撰写文章并确定为“盟书”文字，和我的文章同时发表在《文物》一九六六年第二期上。

    也就是说，整整二十年间，你没有倒过口。要点有二，一是在“四清”工作队听说的；二是向工作队请假来到侯马。同一件事，在张守中、陶正刚共同署名的《侯马盟书的发现与整理侧记》里，是这么说的：

    侯马出土朱书文字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局立即派谢辰生先生来山西侯马。当时交通很不方便，去侯马必定要到太原换车，路过太原市，谢先生来到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张颔主任家小憩，适逢张颔主任从原平四清工作点回到太原养病，正卧床休息。谢先生把这个重要的新发现告诉张主任，张主任顿时精神振爽，立即起床和谢先生一起坐上火车，熬煎了一夜到达侯马文物工作站。当年干部出差基本上是不允许坐卧铺的，都只能坐硬板车，太原至侯马需坐十余小时才能到达。会同侯马文物工作站畅文斋站长等许多同志共同查看了盟书标本，巡视了发掘工地。张颔先生立即动手，赶写了一篇文章，简略介绍了盟书出土情况并作了初步考释，同时提议让张守中同志试摹文字。

    跟你的说法稍为不同，一是盟书出土是谢辰生到了太原才告诉你的；二是你与谢辰生一起来的。怎么知道的，并不重要，你的职务和兴趣，都会让你及时知晓这一重大发现。怎么去侯马的，属基本事实，该不会不记得吧？

    张：我是独自去的，我到了侯马，谢辰生已经在那儿了。他们对我的事情比我知道得还清。我是向工作队请的假，用不着惊动他们。这些话，我先前也听说过，还是古人说的好，“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你也别做判断了，就让两说并存吧。

    韩：我还想问个业务上的问题，你别见怪，我是确实不懂。这个问题是，山西的侯马有了重大考古发现，应该是山西文物局先知道，还是北京的文化部文物局先知道？有没有个报告程序或是工作纪律？

    张：当然是山西文物局先知道，再报告中央文物局。这是常识，还用问吗？

    韩：好，我明白了。再一个事，是“文革”中你怎样又重新参加盟书整理。这回先听陶张二位是怎么说的，还是在《侯马盟书的发现与整理侧记》里：

    时光在流逝，到一九七三年盟书出土已越八年，我们介绍给学术界的仅仅是些零星资料，对盟书整理工作的搁浅，张守中同志当时就心急如焚，虽向有关方面呼吁，但难以得到响应。到了这一年秋季，终于有了一个开展工作的转机。当时任国务院图博口副组长的王冶秋同志来到山西，他先到大同，检查大同云冈石窟，为周恩来总理陪同蓬皮杜总统参观云冈石窟作准备工作，又绕道五台山，然后来到太原。八月四日下午，和张守中同志住一室的王传勋同志接到指示，随车到五台山接王冶秋局长。守中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在他出发前的瞬间，给王冶秋同志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大意是说侯马盟书出土已久，一箱箱标本均在太原，盼王冶秋同志有空能过目，希望能对盟书整理工作给予支持。守中同志嘱托王传勋同志将信交给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新华同志，面呈王冶秋同志。八日王冶秋来到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看了盟书标本；张新华书记又嘱咐守中同志于九日清早到迎泽宾馆面见王冶秋同志。守中带了几册盟书摹本于早八时赶到宾馆，向王冶秋同志作了汇报。这一天上午省领导邀请王冶秋同志在省图书馆会议室为文博图书干部作报告。王冶秋在谈到出土文物古迹的整理研究工作时，明确提出要及时公布重要资料，不要积压，更不要垄断。关于侯马盟书，他提议尽快整理出版，把材料公布于众，便于科学界共同研究。王冶秋同志的一席话，对盟书整理工作是个极大的推动。事后省有关领导及时召集会议，抽调人员，成立了侯马盟书整理小组，有张颔、陶正刚、张守中三人参加工作，经费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工作房间也作了相应调整。从此以后侯马盟书的整理编写工作，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良好环境，大家的心情是十分高兴的。

    在你的复出上，正刚先生也做了工作。还是这篇文章里头，接下来是这么说的：

    张颔先生“文革”期间，受到极左思潮冲击，被揪斗，关牛棚，被强制劳动多年，直至一九七三年还关在牛棚，被强制劳动。时年已五十四岁，他曾自叹：“马齿徒增五十四，地球白转二千三。”这次成立盟书整理小组，就张颔先生能否正常参加工作，还是个谜，请求机关领导，在那多事之秋，一些新领导还刚刚从牛棚出来，不敢表态。为此，陶正刚同志专程跑到省委宣传部，找到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厅厅长、党组书记卢梦同志；卢梦经过思考后很有胆量，冒着风险，同意张颔同志参加盟书整理工作。从此，张颔同志一下子被解放出来，其投入工作的愉快心情和实干劲头是不言而喻的。经过大家充分讨论和研究后，张颔同志分工撰写盟书的释文和考证。

    张：说的都是事实。为我出来，他俩都尽了力。

    韩：上文中说，“经过大家充分讨论和研究后，张颔同志分工撰写盟书的释文和考证”。我想问的是，会不会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经过大家充分讨论和研究后，其他一位同志“撰写盟书的释文和考证”，你来临摹盟书文字。你的毛笔字不错，该是写得了的。

    张：你说的是什么呀，曲里拐弯的，我听不懂。

    韩：听不懂也好。下面说的，你肯定能听懂。关于你的复出，降大任的《张颔传略》里是这样说的：

    一九七三年，国家文物局王冶秋来山西。在王的直接过问下，山西省委决定对侯马盟书进行全面综合整理研究，同意由张颔负责这一工作，于是他回到了热爱的本职岗位，并同陶正刚、张守中组成了整理盟书的三人小组。

    在《祝贺侯马盟书出土四十周年》里，你的说法就更为具体：

    一九七四年，“文革”还没有结束，王冶秋同志来山西，建议省委王大任同志把我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对侯马盟书进行综合整理。参加这一工作的有陶正刚、张守中两位同志。

    张：你真是作家，平日看你大大咧咧的，原来心细如发。争究这个做什么，都是同事，最后胜任愉快地完成了工作，比什么都好。

    韩：从你的叙述里能看出一种自信，你原是文工委的副主任，当过考古所的所长，又当过侯马考古工作队的队长，你既然出来，不管名头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领导这一工作。而在陶张二先生的叙述中，说其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你早被打倒了，关进“牛棚”强制劳动，是他们奔走呼号，才将你解放出来。因此这个三人小组里，彼此是平等的，没有主次之分。

    张：你是不是太较真了？

    韩：不是故意较真，是从这些不同的叙述里，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了一点人性的什么，仍在知识分子人格的范围内，却又有着那个时代的气味。话是这么说，我最看重的，是你的另一篇文章。

    王大任同志，“文革”前是山西的省委书记，那时有第一书记，还有省长，他这个书记，实际上是第三把手，主管文卫宣教。他一直很关心你的工作。“文革”后，他恢复了工作。在《王大任纪念文集》中，收了你一篇《是知音，也是向导》，里面也说到这件事。是这样写的：

    我是什么情况下出得牛棚来呢？也和大任同志有密切关系。一九七三年他又回省里工作了。原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同志来山西和大任同志提出，把我从牛棚里解放出来，让我对侯马出土的盟书进行综合整理。于是成立了三个人的小组，参加者有原来在侯马考古工地进行发掘工作的陶正刚和对盟书进行过临摹的张守中他们两位，我是做文字识别与文辞训诂及历史考证的。每个人各有专重，缺一不可。据我所知，王冶秋曾在太原担任过教员，大任同志是冶秋的学生。我在“文革”中也算挺过来了，又拿起笔涂抹起来了。

    王大任同志一九九九年去世，这本书二〇〇一年出版，你的文章只会写在这两年之间。比给侯马会议写的贺信要早几年，再加上又是专为纪念王大任同志而写的，在这件事上，就写得细些。从你们两方面的文章中能看得出来，盟书研究的启动，你的复出，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我最欣赏的，是你对你们这个小组的评价，“每个人各有专重，缺一不可”。这还不就是我说的“黄金搭档”吗？

    张：我一参与，文字考释的工作，只能由我来做。这个基本事实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我且问你，以你对当年山西学术界的了解，推测也是一种了解，除了我，谁还可以担负侯马盟书整理考释这个任务？

    韩：没说的，只有你。

    张：王冶秋是这样认为的，王大任是这样认为的，别的人也不会不这样认为。这就是当时山西考古界的基本事实。如果这个事搞全国会战，我给那些考古名家拉下手都不一定要。山西嘛，且让老夫出一头地。你笑什么？

    韩：和张先生交往这么多年，交谈不下几十次，什么时候听张先生说话，都是轻言慢语，心平气和，单怕冲撞着什么。今天算是听了张先生几句有气派的话。虽说有气派，也不过是稍稍提高点音量，但对你这样的人来说，已极不容易。看来再平和的人，也会偶尔露峥嵘的。这个话题打住，还是谈谈你到侯马后的情况。

    张：多少年没碰上“大活儿”，当听说侯马勘探现场发现了大量朱书文字，你知道我有多么激动吗？你想像不出来。我说一下你就知道了。考古中，文字占的分量很重。器物的型制，当然也有讲究，形状纹饰有差别，但不会很大。工艺上的改进，总是微乎其微的。文字可就不同了，一个字一个样，每个字传递的都是独特的信息。中国古代青铜礼器中，铭文字数最多的，是西周宣王时期的毛公鼎。高五十多厘米，口径四十多厘米，鼎内铸有铭文四百九十九字，内容记载了周宣王对毛公的诰命和赏赐，为研究西周晚期社会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毛公鼎系清代道光末年陕西岐山礼村出土，后归山东潍县陈介祺收藏，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我考证过的庚儿鼎，文字算多的，三行二十九字。这些年我们也挖掘出一些青铜礼器，形制都不大，有字的也多是五六个，七八个，且漫漶不清。这次侯马站传来的喜讯是，一片片玉石叠压在一起，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朱书文字。你想，我听了这个消息，该是多么兴奋，恨不得马上就赶到侯马工地上去！

    当时我已从驻村的工作队抽出来，到了四清检查组。运动到了后期，要检查验收各工作队的成果，才成立这么个组，正在太原集中，还没有去检查的地方。请了七天的假，说单位有重要事情让我回去处理，就坐火车去了侯马。

    到侯马已是下午，冬日天短，不等洗漱完毕，天色已暗了下来。先去研究室看了那些玉片，知道了文字的笔画和颜色。正是冬天，有些土块掰不开，他们是整块土运到土作室，搁在桌子上。好处是室内不生火，冻土消不开。看完出来，工作站的同志说坐车累了，歇歇吧。我说不用了，趁天还不黑，现在就去工地。那儿是侯马电厂的工地，也是东周遗址的勘探区，我们平常也叫它工地。不远，我们几个人相跟着去了。有我，有谢辰生，有陶正刚、张守中，还有一两个人，边走边说，不等走到工地，勘探的情况已了然于胸。到了工地一看那些探坑，实物，虽说还不能给个确切的答案，怎么一回事心里已大致明白了。

    韩：这地方我去过，在侯马电厂的办公区，院里围起一片地方，像个花池似的，旁边立着一块石碑。

    张：当时我们去了，看到的还是一片庄稼地，麦地，正是冬天，麦垅儿冻得瓷瓷实实的，只有几个探坑露在那儿，上面苫着席片。里面的东西，都取走了。坑口距地表六十至七十厘米，坑内大都是牛、马或羊的骨架，牲首方向多为北偏东五至十度。不是所有的坑里都有盟书，有的有，有的没有。多是集中在一个坑里，有石简、玉块、玉片。石简长约二十厘米，宽约三至五厘米。玉块、玉片大小不同，形状各异，最大的不过一拳掌，每件上均有朱书。伴随玉块玉片出土的有玉圭、璋、璧、璜等祭器。他们已将大批石简连同冻土一并取回，因文字容易脱落，尚未敢剔动。

    第二天，我们在一起，详细核实了发掘的经过，各人谈了对这一发现的看法，决定由我对朱书文字作进一步的研究，并及时地报道出去。我用了三天的时间，关在我的办公室里，细细地研究这些石简、玉块和玉片，反复辨识上面的朱书文字。

    对文字风格，我的看法是，与东周铜器《栾书缶》、《晋公》有相仿处，其笔法与战国时期楚国的帛书、信阳书简有相似之处，但略浑厚。连同土块一并取回的玉简，尚未剥离，不便察看。我能察看的是散见的玉块、玉片，共有六十件，都是在十六号祭祀坑出土的。文字大多漫漶不清，比较清楚者仅有十二件，但字迹多脱落，不能见其全豹。

    经过识字、联句、篇章缀合，发现每块玉石上均各书写一篇完整的文字。最多者九十三字，一般为九十二字。内容基本相同，只是篇首祭祀人的名字不同。只有第三号玉片上内容不一样，也是记载祭祀之事。书法有的纤巧，有的洒脱，不像是一个人的笔法。有的字迹小到零点四厘米。笔锋非常清晰，一看就是毛笔书写的。正因为每篇文字内容相同，这样对复原章句就有很大的方便。根据五十九篇残断文字，经过缀合临摹，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面貌。因字迹模糊，辨认困难，有个别字可能临摹得不够准确。就这样，整篇文章，大致上全考释出来了，意思能看得出来。最让我感兴趣的是，那篇复原的文字中，出现了“上宫”二字。

    “上宫”当指所祭祀的宗庙而言。晋国的宗庙，见于文献者有“武宫”、“下宫”，还有一个“固宫”，不一定是宗庙。“武宫”为晋武公的宗庙，地点在当时的曲沃，晋文公和晋成公即位时都曾朝于武宫。说明晋国在景公迁都新田之前，所朝祀的宗庙为“武宫”。赵氏灭族，史称“下宫之难”，此事发生在景公十七年（公元前五八三年）迁都新田之后。下宫之难，注家未及，从文义省察，赵氏灭族之事可能发生在“下宫”。而下宫与祭文中的“上宫”正相对，故上宫亦当为晋国的宗庙。玉片祭文中既说“不敢……不守上宫”，可见上宫离祭祀之处当不会很远。

    还有几个考证，不一一细说了。我把自己的这些看法写成一篇文章，名为《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托谢辰生带回北京给《文物》杂志，第二年第二期刊出的。没想到的是，同期刊出的，还有郭沫若院长的一篇文章，叫《侯马盟书试探》。后来听人说，侯马发现朱书文字的事，引起了中科院的关注，让山西送去几个玉片，供郭院长作研究用。

    郭沫若是有名的考古学家，也是古文字学家，他对这个发现当然会感兴趣。郭老主要是考证了主盟人赵章即赵敬侯赵章。同时他据盟书上的人名“邦”判断，《魏世家》等史上说的“公子朝”、“公子朔”都错了，应当是“公子邦”。我觉得，郭老还是武断了些。我后来考证出，主盟人“子赵孟”乃赵简子赵鞅，不过这是后话了。郭老最大的一个功劳，是将这批朱书文字，定为“盟书”。

    在侯马住了五天，文章写成我就回到太原，参加四清检查组下乡去了。请了七天假，一天都没耽搁。

    郭老对我们的工作评价很高，说“张颔和其他同志们的努力是大有贡献的”。

    韩：先前你也说过这话，可我在郭沫若的文章里没有找见。你的学术文集里附录了郭老的文章，后来细看，原来在郭老文章后面附的手稿里。毛笔写的，印得又不太清，细细辨认，这话在最后一段。下面有说明，说“郭沫若同志在校样上有修改”。原来是手稿上写了，发表出来的文章上没有，不管怎样这话是说过的。听你谈盟书，真怕很快就谈完了。

    张：不会那么容易，“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呢。

    韩：今天所谈的，已超出了“盟书的发现”这一话题，接触到了盟书的整理。不过还没有谈到正式的整理，只能说是廓清了外围的疑难问题，可以窥见其堂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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