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去了谈什么,有时他知道,有时并不知道,常是坐下闲扯,扯到什么感兴趣的话题上,就扯开了。那种按部就班的访谈,对他并不适合。年龄大了,有些你以为重要的事,他反而没什么印象,或是谈不出什么。由着他说,或者逗着他说,常会有意外的收获。兴致会激活记忆。
按我的设想,今天要谈的是“文化大革命”。我早就发现,张先生嘴上说他不在乎“文革”,不提了,事实上在他心里,总是块心病。只是他从不疾言厉色地表达,而是出以讥讽,自嘲,既见出他的旷达,也见出他的无奈。
主意已定,问他近日看什么书,说《吕氏春秋》,没事了,闲翻翻。前两天,林鹏先生来访,说起一个掌故,他当时说了出处,怕有误,找出来看看,还好,几十年了,记忆没有背叛他。
我说,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有个感觉是,有你不知道的,绝没有你含糊两可的。你那脑子,部件精密,既经记住,就错不了。张先生笑了,说,你别说,还真是这样。这可能与我记忆时就下了硬功夫有关,要么记住,准确无误,要么忘了,一干二净。
我说,林鹏先生是研究《吕氏春秋》的专家,我去他家看过,明清以来,各种《吕氏春秋》的本子,收罗了十好几种。做学问就得这样,你把有关的书都看过了,也就可以说是专家了。就怕看书不多而夸夸其谈,这样的人,没有不偾事的。
张先生说,刚才看《吕氏春秋》,又看到那一段,说《吕氏春秋》完成后,吕不韦在咸阳城门张榜,说谁能增益一字,奖十金。我的这个本子,多年来一直翻看,有什么心得随手记在天头上。上午大致数了一数,我若生在秦国,能得千两黄金。就是黄铜,也还是值钱的。
我说,以你的学问,吕氏定然待之如上宾,如国士,那你就是范雎、张仪一流的人了。当时可以衣锦还乡,后世的声名可就要大打折扣了。
张先生说,不一定在秦国,有周一代,直到战国,哪个国家我都可以找到工作,还是体面的工作。位列朝班不敢说,在卿大夫的家邑中,谋点事做,还是有把握的。那些国家的文字,我都能辨认书写。比如一个寿字,我一看就知道,是山东地区古代齐、鲁、薛哪一国的文字。有的字,还能分出是古齐所用,还是后来的姜齐或是田齐所用。这都是年轻时下的功夫,现在不过是假其余威而已。年轻时,真是下了大功夫。别人是珍惜寸阴,我是连分阴也珍惜。看到年轻人白天睡午觉,体育活动,都认为是堕落。
我说,你这一生,真是个奇迹,年轻时用了功的,后来都见了效,没有白下过的功夫。比如,年轻时本是学篆刻学会的篆字,后来用来辨识钟鼎文字,年轻时因为藏书太少而只能读先秦典籍,后来做古史考证,秦汉以下原本也就没大用处。可说是,看闲书都没白看了。就连你当小伙计受的训练,说起来是个耽搁,可想想解放后严酷的斗争,没有当小伙计屈了性子,练下委曲求全隐忍不发的功夫,由着从你妈那儿遗传下来的烈性子,解放初不出事儿,五七年准出事儿。你那方闲章,“皇天生我意何如”,是感慨自己生不逢时,命途多舛,要叫我说,真该改为“皇天为我费苦心”才是。
张先生说,或许是因为不堪造就,上苍也就弃之不顾,让我自由自在地成长了。庄子说,樗木以不材而自全其身,此之谓也。我如果有一点长处的话,就是仔细,认真。那套《中文大辞典》(说着指指旁边的柜子),台湾学者编的,大陆翻印了,一套几十本,都说编得好。我接触的古文字学界的人,都夸精确无误。可我刚拿到手,不经意地一翻,就看出了一处错误,不是手民误植什么的,是编的人写错了。你把那本拿过来,就是第一册。
扭身从旁边的书架上将书抽出奉上。
张先生翻到二二三页,指给我看:你看“三武”一词的释文:“北魏之道武,北周之武帝,唐之武宗,皆禁佛,令僧尼还俗,佛家称为三武之厄。”你再看我批的这几个字:“不是道武帝(拓跋珪),而是太武帝(拓跋焘)”。
我说,你该给他们去封信,让改过来。
张先生说,嗨,不止这一处,要指出就该全指出,可我没那个精神了。再说,咱们这个本子,本来就是八十年代的盗版,说了还丢人败兴。有的事,该说的我会说。比如古文字学界,不知听了哪位高人的高论,对《汗简》一书评价普遍偏低,认为字体不规范,出处不明确,我不这么看。经过几十年的使用,我觉得《汗简》中的字,大体都还是规范的,出处也是清楚的,即便有误识的地方,一点也不比别的字书多。因此上,八十年代中华书局问我,该先出什么古文字典籍时,我就推荐了《汗简》,他们很快就出版了《汗简·古文四声韵》,书末所附古文《碧落碑》还是我提供的。
说到兴头上,张先生两颊泛红,额上沁出细微的汗珠。
我忽然正色言道:张先生,咱俩访谈,已有多半年了,对你的性格,我一直在考虑,总也把握不准,你究竟是个谦虚的人,还是个孤傲的人,进一步,究竟是个真诚的人,还是个虚伪的人。学术是学术,品格是品格,这么说你不会生气吧。
张先生一错愕,很真诚地说:我有什么让你怀疑的吗?韩:不是,是有些我难以理解的东西。
张:具体点,我听听。
韩:比如对那些伤害过你的人,对历次运动中受到的冲击,公开场合,或是跟不很熟悉的朋友谈话时,你总是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群众运动嘛,谁能没个头脑发热的时候。你很大度,原谅了那些在运动中整你,甚至打你的人。可是我看,实际上你没有忘记,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阶级敌人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时刻刻妄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
张老笑了,说:有那么严重吗?
我说:现在看,当然没有那么严重,要是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有那么严重了。
张先生说:具体点,具体点嘛。
韩:我说了,你可别嫌。你给自己起了一个室名叫“不扫堂”,一个号叫“二堆居士”,都还刻了闲章,不就说明你对“文革”中遭受的屈辱念念不忘吗?
张:这意思别人也能看得出来?“不扫堂”一般人会以为是“一室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意思吧。
韩:换个人用了“不扫堂”作书斋名,别人会想到“一室之不扫,何以扫天下”,意思是不拘小节,志在天下。你用了可就不一样了,谁会认为这么一把年纪的大学者,冒充愣头青?再说,你的这两个名号常连用,想到“二堆”是什么,马上就会猜出“不扫”是什么了。
张:二堆不就是二堆黄土吗?
韩:你给别人可以这么说。我第一次听二堆,就想到了,这二堆呀,一堆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另一堆当时没想到,过后也想到了,是“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两句最后一个字都是“堆”,此二堆之由来也。二堆明白了,“不扫”也就明白了。两句起始的两个字,一个是“不”,一个是“扫”,此“不扫”之由来也。出处相同,用意无二。还有你写的那些对联和诗,明眼人一看,其用心就不打自招了。
说到这儿,我取出复印的《长甘诗存》,翻了几下,指着一副对联说道:你看这副——
毛公语录天天斗,汤子盘铭日日新。
张:这是纪实。汤子铭盘,是有名的东周彝器,上面刻的铭文中确有“日日新”三字。毛主席说过,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天天讲还不是天天斗吗?
韩:即便是纪实,一摆在一起,反讽的意味就出来了。借用“文革”时期的语言说,可谓“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好了,不说对联了,说这首诗吧,叫《界限》,也是纪实吗?你听:
界线一缕若游丝,苍狗白云作幻姿。
美人琵琶迷绝塞,将军骅骝失雷池。
匠师草草费绳墨,辩士滔滔饰壮辞。
不才驽马多俗步,愧无华藻释君疑。
张先生笑了:不是我狡辩,真的是纪实,还有典故呢。“文革”期间,有个部队的朋友,来我家里聊天,说他怎么也明白不了“界限”这个词儿。今天跟这个划清界限,明天又跟那个划清界限,划到后来连自己都糊涂了,保不定哪天把自己也划进去了。他要我给他解释,我也解释不清,便写了这首诗送他。过不久他调走了。又过了一年,他们单位的人来外调,原来他出事了,在他的笔记本上发现了这首诗,以为是他写的,他没办法,只好说是我写的。我那时正在“牛棚”里,就坦然承认了。
韩:不会这么简单,这首诗够恶毒的了。将军、匠师,都该是有所指的,辩士滔滔饰壮辞,什么叫壮辞,不就是毛主席语录吗?壮辞二字就是讽刺。
张:你要用这种“敲骨吸髓”的办法钩索诗义,牵其强而附其会,我只有低头认罪了。
韩:张先生,逗乐到此结束,今天你还是说说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事吧。只有实话实说,我才能知道你那些谐趣对联,和幽愤之诗,是小叩而大鸣,还是大叩而小鸣,抑或不叩自鸣。
张:哪用你绕这么大的弯子,一上来就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就老老实实全交待了。提起“文化大革命”,真是让人心寒。运动我也经过几场,哪一场都没有这场这么荒唐,这么残酷。这就不叫个运动,叫什么呢,叫灾难都轻了,该叫炼狱,把你老祖宗的底儿都翻了,把你心里的底儿全翻了,把你的尊严和自信全打掉了,然后呢,还说你心不红志不坚,掌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权,接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班。几年的事,扯起来没个完,还是简单点说吧。
运动刚开始,我还在原平搞“四清”,不在工作队了,在检查组。到八月份,全国都乱了,四清搞不下去了,我们工作团的好几个头儿,都叫本单位揪回去批斗。检查组附设在团部,干部级别相对低些,倒还没有乱,但也无工作可做。正当彷徨无依的时候,我们单位来了几个人,也是文物系统的造反派,把我揪回来了。一回到单位,就赶上揪斗走资派,因为文物工作委员会是一个单位,我只是个副职,以为不过是陪斗,没想到,一上了批斗会,矛头全对准了我。这才知道,别人只有个走资派的头衔,我还多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名头,斗起来说辞多些。
前面几次批斗,图了热闹,戴个纸帽子,弯腰屈背,站上两个小时,衫子都湿透了。大会批斗,听起来可怕,实际上只能说是可笑,真正厉害的是小会批斗,俗话叫“拼刺刀”。记得当时还有个歌儿,就叫《拼刺刀》,有这么两句我还记得:拼刺刀,拼刺刀,看谁的刺刀硬,看谁的刺刀红。可怕吧,就是要刀刀见血,才是英雄好汉。
我们单位的小会,一般都在机关的会议室开。革命群众坐在下面,我们几个人站在上面,有人上来发言,也有人在下面乱喊,不管是发言的还是乱喊的,说要你回答,你都得回答,不回答或是回答得慢了,就有人领着喊口号:“张颔必须老实交待!张颔不交待,就砸碎他的狗头!”
对我的批斗,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出身,我一直填的是工商业者。他们就说,既是工商业者,就是开商店的,要我交待家里有什么浮财。这也怨我,刚解放时,组织上动员我回介休参加土改,若回去,给我家划成分肯定是贫农,还能分房子分地。我嫌麻烦没有回去,觉得自己都参加革命了,要房子和地做什么。实际上,哪是什么工商业者,我是店员,跟雇农一样的。再一个是党员问题,说我假党员。我说,我是北京解放前夕入的党,关系在北平城工部。单位还真的派人去北京调查,一查我确实是城工部的关系,他们就没话可说了。
最可笑的是,说我利用给孩子起名字这个事儿,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记得是一九六八年秋天,军宣队进驻了文物工作委员会,歇息了一年多的批斗会,突然又开张了。一次机关开批斗会,军宣队的一个连级干部主持。忽然有人在下面喊:张颔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给他的两个孩子,一个叫狗狗,一个叫毛毛,这不是反对伟大领袖又是什么!我早就怀疑他的用心!
他说是毛毛,实际上我的孩子叫的是猫猫。狗狗,猫猫,我喜欢这些小动物,就给孩子起这么个贱名。要说我这两个孩子,大的和二的,名字都还挺革命的。老大叫张纪林,解放前出生,一直叫狗狗,解放后到了一九五三年,幼儿园上完,要上小学了,这才想到该起个学名。当时正遇上斯大林死了,全国人民都在悼念,我就顺便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张纪林,意思是纪念斯大林,把革命进行到底。老二叫张立茂,奶出去没接回来,机关的人不知道,以为老三就是老二。老三就是崇宁,意思是崇拜列宁。这也是一时偷懒,老大纪念斯大林,老三干脆崇拜列宁得了,就叫成崇宁。两个名字,都属于听起来文雅,追究起来还时兴的那种。
军代表听了下面的喊声,要我老实交待,我只好实话实说。那种会,不管你说什么,下面都是喊:“张颔不老实!张颔在狡辩!”
批斗完了就办“学习班”。原来的“牛棚”,是群众专政,现在的学习班是组织行为。群众闹不清,还叫牛棚。实际上,学习班比牛棚厉害得多。记得刚办班那天,军代表说,这儿是决定你命运的地方。旁边办班的造反派跟上说,好好交代,否则叫你走着进来,躺着出去。我当时心想,真是小人得势,过去看你敢对我高声说话嘛。后来才知道,真是小看了这些人,人不厉害,拳头厉害。
韩:不说这些伤感的事了,说说“文革”中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张:感触最深的是,自己读书,追求进步大半辈子,怎么到了这个年纪反而成了反革命分子。有时夜里睡不着,就想,毛主席啊毛主席,我跟上你干革命干了这么多年,他们这么虐待我,糟践我,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了你管不管?我感叹,自己这几十年,真可说是:旧时代的新先锋,新时代的反革命。到了后来,慢慢地就想通了,不是群众要把我们怎么样,是他老人家就要这么着——防修反修,怕下面变成修正主义分子。不管这些人心里怎样受苦,身体怎样受苦。这道理一想通,也就无所谓了。大好江山,人家都不珍惜,我们还有什么好冤枉的。那时候,什么都不求,只求能活着出了学习班。
韩: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
张先生略一沉吟,便说了起来:是一九六七年农历十月六日,阳历哪一天记不得了,十月初七是我的生日,所以我记得这个日子。当时我正在机关挨批斗,根本记不得具体的日子,只知道星期几,因为批斗会一说就是星期几上午,星期几下午。那天正好是星期四,为什么能记住星期四呢?说完你就知道了。中午回到家里,坐在饭桌前等着雨湖夫人端饭,这些日子,几乎天天是面条,不是西红柿面就是炸酱面。我爱吃这面条。等了一会儿,雨湖夫人端来醋碟儿,还有捣好的大蒜,我也没在意,以为她闲在家里没事,顺手剥了几瓣蒜捣了。又过了一会儿,饭端上来了,不是西红柿面也不是炸酱面,是一盘热腾腾的饺子,一闻就是猪肉大葱的,真香啊。看了一眼没吃,瞅瞅雨湖夫人,没说话,意思是今天又不是节庆,又不是我俩谁的生日,为啥吃饺子呢?
雨湖夫人说,吃吧,明天是你的生日呀。我说,明天才是,今天吃个什么味气?这时,雨湖夫人的眼睛潮了,泪花流出来了,忙撩起围裙抹眼泪,哽咽着说,你真的不知道?明天一大早,人家就要押上你去侯马上批斗会呀,侯马工作站造反派的人都来了。我说,我怎么不知道?雨湖夫人说,这号事人家还会告诉你?到时候让你带件衣服就上火车了。她是听机关某某的夫人说的,院子里见了,避过人悄悄说的,说明天上午的火车,快给张所长准备件厚点的衣服,别到时候拳打脚踢的受了罪。
我放下筷子,心里难受得吃不下去。真没想到,这些人,不管是保皇派也好,造反派也好,过去都算是我的下级,不说下级了,也是同事吧,就是要上批斗会,事先打个招呼有什么不好?雨湖夫人以为我是害怕吃不下饭,劝我还是多吃些。我说,我不是害怕,是寒心。几十年为这个为那个,一遇上个什么事,老是担心别人心里会不会受委屈,有什难事都自己一个人兜下来。现在才知道,全是瞎操心。你有天大的承担,不如社会清明一点点。社会不清明,人心就往暗处走,黑处走,最终是你毒我恨,灰天黑地。常见批斗会上,一把就把人推得趴下,一拳就把人打得鼻子流血。平日无仇无冤,一有人放话,就下得了那么重的手。
那天我记得我吃了十六个饺子,喝了一碗面汤。雨湖夫人劝我再吃两个,最少也要再吃一个,我说十六是命定的数字,人力不可拗也。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十六是命定的数字,再加一个十七就不是命定的数字。再吃一个,就是奇数了,于出行不利?反正当时就说了那么一句。后来应验在什么上也没在意,一个月后平安回来了。
果然第二天就去了侯马。侯马工作站的两个年轻人押着我去的,也还客气,路上还给我买饭吃,我说不用了,我带着钱。去了才知道,不是侯马工作站开批斗会,是侯马市开全市批斗走资派大会。大会是星期六上午开的,就在火车站前面的广场上,批斗对象,头一个是市委书记,第二个就是我。我这个级别,在省里算不上什么,在侯马就是大官了。批斗会就是那一套,喊口号,念批斗稿子,照例先是喷气式,过一会儿,只要低头弯腰站着就行了。
这就明白了,我为什么能记住吃饺子那天是星期四。那是我“文革”中参加的规模最大的批斗会。广场上花里胡哨一大片,这个单位,那个单位,都打着旗子,后来听说有五万人呢。过去看史书,看到“旌旗蔽日”,总觉得是夸饰之词,不可能,多少旗呀,能遮住日头。那天我才知道,古人说的“旌旗蔽日”是可能的。
从批评发言和喊的口号中,我明白了我的罪行,是“黑文化部阎王殿的黑小鬼,黑省委的黑干将”,侯马工作站是张颔“复辟资本主义的基地”。
批斗完了,又押到工作站,再开批斗会。规模小多了,全是工作站的人。
韩:我去过你们的侯马工作站,大前年。
张:那还是不一样的。现在一进门是一个四层的办公楼,那时候全是平房。西街上,大门朝南,现在盖了楼房的地方,是两排平房,第一排是办公室、研究室,第二排是库房、厨房。大门东侧那座金代墓葬,当时就有了。
市里开过一场批斗会,工作站也开了一次。人来了总要有住处,原来我在工作站有专门的办公室,床铺,办公桌,洗漱用具,一应俱全。那时我是文工委的副主任,又是考古队的队长,住得时间长了是从事业务研究,短了是下乡指导工作。现在成了走资派,当然不能住原来的办公室。他们也真够绝的,排房东边,金代大墓北边,有新建成的一排平房,隔成三间,刚竣工,墙还是湿的,就那样让我住进去了。侯马的夏天你是知道的,天气热,房间潮,沤热难当,身上起了痱子,痒得难受,一抠就破,破了就化脓,几天好不了。好在那个时期,“走资派”也是宝贵资源,不能由侯马工作站老占着,太原也要批,过了一个月就放我回来了。仍由接的人押着,不同处是来时两个人押,回去只有一个人押。虽说前恭后倨,礼有不周,也算是言而有信,完璧归赵。
韩:机关的同志该客气些。
张:客气?那个时代就没有这一说。一回来就进了“牛棚”,就在文庙后面一个小院子里。要说跟侯马那边有什么不同,都是过油过火,侯马那边是烈火爆炒,这儿是慢火细炖。今天写检查,明天写交代。没有一次的交代,写一遍就能过关,不折磨你三回五回,过不了整人者的瘾。不高兴了,文的武的都敢来。
韩:有人打过你吗?
张:不能这么说,是人家的手痒了。
韩: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你还有个自号叫“二触翁”或“二触老人”,先前我不明白,问过大任先生才知道,是触及灵魂、触及皮肉的意思。除了批斗和“修理”,还干活吗?
张先生苦笑一下,说:不干活,那不是去享福去了?每天规定的活儿是打扫院子,机关的厕所,男女厕所都要打扫。因为我原先是考古所的所长,又打扫厕所,“文化大革命”结束,问题解决以后,我还是所长,同志们叫我“老所长”。不管人家心里想的是什么,我知道我这个所长,实际上还是什么所的所长。
前期主要是批斗,让我承认是假党员,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所谓的三反分子。不承认就打,一打我就承认,过后又不承认了,他们说我是老奸巨猾,出尔反尔。你想,这些罪行怎么敢承认,真要承认了,汇报上去,不定会给你定个什么罪名,那时候真叫枪毙了的也不是没有。后期主要是学习,学习毛主席着作。给我指定的两篇,一篇是《别了,司徒雷登》,一篇是《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要按人家的“战略部署”,前一篇是要打掉你的妄想,后一篇是让你彻底向人民投降。机关有那么几个人,平时不好好钻研业务,搞起这些鬼名堂,全是坏点子。时间长了,把人整“疲”了,也就想通了,反正就是这么回事。《礼记》上说“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既然灾难一定要降临到你头上,就挺起脖子承受吧。
韩:最困难的时候,还动过轻生的念头?
张先生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
韩:有诗为证,有一首诗里,你说“冤愤曾吟绝命诗”,吟了“绝命诗”,不就是动了轻生的念头?
张:是动过,可是不甘心,只能说是“有动机无决心”。
韩:是不是雨湖夫人有个事?
张:没有,没有。
韩:我发现,一提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事,你还是有点讳莫如深的。我真不明白,都到了这个岁数了,还有什么好忌讳的。跟你交流,有时候真让我泄气。上次聊天时,我说过,我有你写的纪念王大任同志的文章,叫《是知音,也是向导》,今天又带来了。你看这一段:
清理阶级队伍时,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及“现行反革命”、“假党员”、“特务”等等。我爱人也被关入牛棚,因受不了毒打而栽了水缸自杀,幸亏发现得早,被人救出来而未死。至于我自己就可想而知了。
清理阶级队伍,我是知道的,在一九六九年冬天,再后来就是“一打三反”,我也住了学习班。当时山西大学“疏散”到昔阳,我就是从那儿毕业的。雨湖夫人的事,好像以前就听人说过。
张:不说了。
韩:你自己也挨过打。这里有一份你八十年代写的文章的开头部分,是不久前崇宁先生找出来给我的。就是这张纸,你见过吗?
张:哦,是八十年代,文物局领导让我写个自传,我一提起过去的事,心里就麻烦,手也抖,写不下去。见我实在不想写,局里让崇宁代我写了,我在前面写了些话,算是对局里的尊重。这样的文字,你也觉得有意思?
韩:很有意思。你没有写过“文化大革命”的总结,这就算是一个。只有几百个字,大题目叫《孜孜汲汲五十年》,小题目叫《正文前的说明》。我给你念一下:
建国五十年了。国家发展到现在这样大好的形势很不容易。反躬自问我呢,年事进入八十,能看到今天国家兴旺的景象也确为平生幸事。至于自身在工作中尽其匹夫之微力,做出丁点之所谓的成绩,实在不值一提。
机关领导想让我写点关于自己五十年来工作的情况。本来拙口笨舌,要让我写自己如何如何,弄不好便陷于罗列条款形如记账,如果加形象笔墨又免不了附加佐料,吹嘘自己。我最怕写个人材料,这同我怕开会发言,怕填个人履历表,怕外人来调查采访是一样的。遇到这些事,心里就发慌,脸就发烧,血压就升高。这是“文革”的后遗症,受到的毒打和折磨就不必说了。
记得在一九八四年,某刊物要我写自己的传略,并说,活人自己写,死了的别人写。我当时就婉拒说,我不够他们所要求的资格,如果一定要写,等我死了,他们写吧。后来过了一年多,我还没死,他们等不得了,只好请另外一位编辑同志写好刊载。这就是我目前所保存的唯一传略(见《张颔学术文集》所附者)。我的文集出版时(中华版),我自己也没有写序言,也没有请别人写序言。是好是坏读者自会品量,何必自我张扬!
我对写这种文字确有一定的困难处,所以领导同志又让我的孩子崇宁捉笔代写,崇宁跟我在一起工作了几十年,他可以说既是同行,而且受我的濡染不小,我的工作情况他都知道,就由他来写吧。这个材料是他从有关我工作历史的档案中整理的。标题是我后来加的。下面就是他写的文字了。
韩:你这么一说,我知道了,那个刊物是《晋阳学刊》,让你写的是高增德先生,当时他是主编,这位编辑是降大任先生。后来出了书,叫《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十本,我家里有这套书。在我看来,那么长的一篇传记,也不如这篇文章有价值。看起来轻松,实际上很沉痛。还有你写的那些诗,也是心里话。
张:诗里写的,确是那个时期的真实感受。
韩:想到抗战胜利后,办《工作与学习》时,你写的文章多么轻灵,多么张扬,而“文革”后写这样的文章,却这样艰涩,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可是一写学术论文,又来劲了。我看呀,你写“文革”的诗中,最沉痛的该是刚才提到一句的这首《无题》:
回溯十年劫难时,凶蝥挂网密盘丝。
灾罹恶煞魂出窍,兵构红卫血染旗。
非刑苦炼荒唐狱,冤愤曾吟绝命诗。
精气摧伤元气损,此身合着薜萝衣。
诗中能看出,你是伤心透了,也大彻大悟了。“此身合着薜萝衣”,薜萝衣乃隐者之衣,意思是无心用世,退隐山林。对一个年轻时就以身许国的人来说,还有比这更沉痛的吗!你没有寻死,真是万幸。
张:唉,那年头,想到过死的不是我一个,还有多少人说死就死了。对我来说,死了什么都不说了,而没有死还苟活于世,最大的悲哀就是诗里说的,“精气摧伤元气损”。你想想,正是四十几岁到五十几岁年纪,可说是大好时光,如果没有那些年的耽搁,能做多少事,做多少研究,写多少文章。“灾罹恶煞魂出窍,兵构红卫血染旗”,想起来都让人害怕。
韩:真是首好诗,看韵脚,跟鲁迅那首《无题》诗很像。
张: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这里头也有个典故呢。这首诗不是“文革”中写的,是过了好几年才写的。大约是一九九二年吧,余振先生从上海回原平老家探亲,路过太原住了两天,来我家里看我。从上海来时,就带了几首诗,有鲁迅的《无题》,还有郭沫若一九三七年从日本归国时步鲁迅原韵写的诗,胡风写的和鲁迅的诗,说我懂音韵,会写诗,该也和上一首。余先生走了之后,我就认真构想,掂掇词句,写了这么一首。自认为也还妥贴工稳,配得上鲁迅的原诗,至少不在胡风的和诗之下。
韩:叫我看,也不在郭沫若的和诗之下。你写“文革”的诗,都是心血之作。就说你那副对联吧,“马齿徒增五十四,地球白转二千三”,虽说用语平直,实际上含着多少愤懑,多少悲伤。注里有句话,最让人感慨:“有人责余曰:没有你,地球照样转云云。地球虽然照样转,但余啥也没有干,在余身上等于白转了。”不过,我从你先前的谈话中,知道你也没有让日子真正的闲着,一是暗地里做学问,再就是,不时与三五好友,小酌一番,谈诗论文,品评时政,倒也自得其乐。
张:是啊,也是苦中作乐,记得有李炳璜先生、林鹏先生、林凡先生,还有什么人记不得了。也就那么四五个人,隔上一段时光,总要在一起聚聚。
韩:前些日子,我去看望林鹏先生,他还说起这事,说还有一位经常聚会的朋友,是省军区的一位副参谋长。你们也没有一定之规,隔上段时间不见了,总要在一起聚聚。到了谁家里,男人们聊天,主妇往往得想办法搞点下酒菜。那时候搞一桌酒菜也不容易,有时候实在没有了,炒盘白菜,炸碟花生豆也能对付。也不是定期定员,高兴了你找我,我找你,三五个人凑在一起更好,凑不齐两个人也能谈个痛快淋漓。什么都不图,就图个开心。
张:确实是这样的,那时我也不过五十出头,还能喝两盅。老林他们知道得多,会说,我多半是静静地听,紧慢也说上两句。还是他们请客的时候多。
韩:林先生说过一个小故事,说是有次他一个人来你家聊天,快半夜了,雨湖夫人还给你们一人下了碗馄饨,吃了继续聊。觉得不早了,他要回家,你要去另一个房间叫醒儿子送他,他一撩门帘说:不用了,天亮了!
张:你这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是有这事儿。聊天喝酒,次数再多也有限,没事了一是看书,再就是写字画画。
韩:我这儿有你两幅画的照片,一幅画的是孤灯,一幅画的是瓶梅,两幅都有落款,前者是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后者是甲寅仲夏,即一九七四年夏天,据收藏者说,这是你画作中的精品。可见那个时候,是沉浸此中,大有心得的。孤灯一画有题诗:
孤檠秋雨夜初长,愿借丹心吐寸光。
万古分明看简册,一生照耀付文章。
看此题诗,当是正在整理侯马盟书的时候,也可说是一首言志诗吧。最近仔细读了你这些年写的诗文,不是指学术论文,是指平日写的那些见性情的诗词和小文章,觉得“文革”之后,你的性情还是有变化的。
张:什么变化,说给我听听。
韩:脱了头巾气,多了诙谐气,讽世讥人也自嘲,大体说来就这三类最好。
张:这个我倒没有留意,心淡了是真的。八十年代初,赶着写书稿写论文,顾不上写这类小诗小文,九十年代以后写得就多了,不过你说分三类,讽世、讥人、自嘲,还是头一回听人这么说。我有一首《八十自叙》,也叫《生活篇》,说了我的一生,也说了眼下的心态。你没见过吧,我给你念一遍:
少小孤哀,形影相吊。
一生苦难,靡所言告。
若云做官,不是材料。
或云发财,不知门道。
臭九升华,难得苦笑。
岁月熬煎,身心衰老。
老景如何?幸能温饱。
知足常乐,明霞晚照。
若说往后有什么祈求,我是只求往后人间,再没有“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
韩:善良的人都有这样的愿望,还有些不那么善良的人,却在想着,是不是过上几年,就来上一次。我倒是觉得,我们做别的有困难,做不起来,真要有人想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不是什么难事。因此上,要想这样的浩劫,不再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不能只靠善良人们的眼泪与祈祷,没有制度上的保障,说了跟没说一个样。
张:“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从来的维新,都是制度层面上的改革。中国的事,再不能靠“皇上圣明”来决断了。谁要再搞“文化大革命”,那真是伤天害理,天地不容。
韩:所以你要自号“不扫堂”、“二堆居士”,时时警惕自己,也是警惕世人,接受历史教训,不要再做蠢事了。
老人爽朗地笑了:只是个愿望。
今天谈得很愉快。没想到这个难题,竟这样轻松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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