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九日星期三

    每次去了谈什么，有时他知道，有时并不知道，常是坐下闲扯，扯到什么感兴趣的话题上，就扯开了。那种按部就班的访谈，对他并不适合。年龄大了，有些你以为重要的事，他反而没什么印象，或是谈不出什么。由着他说，或者逗着他说，常会有意外的收获。兴致会激活记忆。

    按我的设想，今天要谈的是“文化大革命”。我早就发现，张先生嘴上说他不在乎“文革”，不提了，事实上在他心里，总是块心病。只是他从不疾言厉色地表达，而是出以讥讽，自嘲，既见出他的旷达，也见出他的无奈。

    主意已定，问他近日看什么书，说《吕氏春秋》，没事了，闲翻翻。前两天，林鹏先生来访，说起一个掌故，他当时说了出处，怕有误，找出来看看，还好，几十年了，记忆没有背叛他。

    我说，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有个感觉是，有你不知道的，绝没有你含糊两可的。你那脑子，部件精密，既经记住，就错不了。张先生笑了，说，你别说，还真是这样。这可能与我记忆时就下了硬功夫有关，要么记住，准确无误，要么忘了，一干二净。

    我说，林鹏先生是研究《吕氏春秋》的专家，我去他家看过，明清以来，各种《吕氏春秋》的本子，收罗了十好几种。做学问就得这样，你把有关的书都看过了，也就可以说是专家了。就怕看书不多而夸夸其谈，这样的人，没有不偾事的。

    张先生说，刚才看《吕氏春秋》，又看到那一段，说《吕氏春秋》完成后，吕不韦在咸阳城门张榜，说谁能增益一字，奖十金。我的这个本子，多年来一直翻看，有什么心得随手记在天头上。上午大致数了一数，我若生在秦国，能得千两黄金。就是黄铜，也还是值钱的。

    我说，以你的学问，吕氏定然待之如上宾，如国士，那你就是范雎、张仪一流的人了。当时可以衣锦还乡，后世的声名可就要大打折扣了。

    张先生说，不一定在秦国，有周一代，直到战国，哪个国家我都可以找到工作，还是体面的工作。位列朝班不敢说，在卿大夫的家邑中，谋点事做，还是有把握的。那些国家的文字，我都能辨认书写。比如一个寿字，我一看就知道，是山东地区古代齐、鲁、薛哪一国的文字。有的字，还能分出是古齐所用，还是后来的姜齐或是田齐所用。这都是年轻时下的功夫，现在不过是假其余威而已。年轻时，真是下了大功夫。别人是珍惜寸阴，我是连分阴也珍惜。看到年轻人白天睡午觉，体育活动，都认为是堕落。

    我说，你这一生，真是个奇迹，年轻时用了功的，后来都见了效，没有白下过的功夫。比如，年轻时本是学篆刻学会的篆字，后来用来辨识钟鼎文字，年轻时因为藏书太少而只能读先秦典籍，后来做古史考证，秦汉以下原本也就没大用处。可说是，看闲书都没白看了。就连你当小伙计受的训练，说起来是个耽搁，可想想解放后严酷的斗争，没有当小伙计屈了性子，练下委曲求全隐忍不发的功夫，由着从你妈那儿遗传下来的烈性子，解放初不出事儿，五七年准出事儿。你那方闲章，“皇天生我意何如”，是感慨自己生不逢时，命途多舛，要叫我说，真该改为“皇天为我费苦心”才是。

    张先生说，或许是因为不堪造就，上苍也就弃之不顾，让我自由自在地成长了。庄子说，樗木以不材而自全其身，此之谓也。我如果有一点长处的话，就是仔细，认真。那套《中文大辞典》（说着指指旁边的柜子），台湾学者编的，大陆翻印了，一套几十本，都说编得好。我接触的古文字学界的人，都夸精确无误。可我刚拿到手，不经意地一翻，就看出了一处错误，不是手民误植什么的，是编的人写错了。你把那本拿过来，就是第一册。

    扭身从旁边的书架上将书抽出奉上。

    张先生翻到二二三页，指给我看：你看“三武”一词的释文：“北魏之道武，北周之武帝，唐之武宗，皆禁佛，令僧尼还俗，佛家称为三武之厄。”你再看我批的这几个字：“不是道武帝（拓跋珪），而是太武帝（拓跋焘）”。

    我说，你该给他们去封信，让改过来。

    张先生说，嗨，不止这一处，要指出就该全指出，可我没那个精神了。再说，咱们这个本子，本来就是八十年代的盗版，说了还丢人败兴。有的事，该说的我会说。比如古文字学界，不知听了哪位高人的高论，对《汗简》一书评价普遍偏低，认为字体不规范，出处不明确，我不这么看。经过几十年的使用，我觉得《汗简》中的字，大体都还是规范的，出处也是清楚的，即便有误识的地方，一点也不比别的字书多。因此上，八十年代中华书局问我，该先出什么古文字典籍时，我就推荐了《汗简》，他们很快就出版了《汗简·古文四声韵》，书末所附古文《碧落碑》还是我提供的。

    说到兴头上，张先生两颊泛红，额上沁出细微的汗珠。

    我忽然正色言道：张先生，咱俩访谈，已有多半年了，对你的性格，我一直在考虑，总也把握不准，你究竟是个谦虚的人，还是个孤傲的人，进一步，究竟是个真诚的人，还是个虚伪的人。学术是学术，品格是品格，这么说你不会生气吧。

    张先生一错愕，很真诚地说：我有什么让你怀疑的吗？韩：不是，是有些我难以理解的东西。

    张：具体点，我听听。

    韩：比如对那些伤害过你的人，对历次运动中受到的冲击，公开场合，或是跟不很熟悉的朋友谈话时，你总是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群众运动嘛，谁能没个头脑发热的时候。你很大度，原谅了那些在运动中整你，甚至打你的人。可是我看，实际上你没有忘记，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阶级敌人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时刻刻妄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

    张老笑了，说：有那么严重吗？

    我说：现在看，当然没有那么严重，要是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有那么严重了。

    张先生说：具体点，具体点嘛。

    韩：我说了，你可别嫌。你给自己起了一个室名叫“不扫堂”，一个号叫“二堆居士”，都还刻了闲章，不就说明你对“文革”中遭受的屈辱念念不忘吗？

    张：这意思别人也能看得出来？“不扫堂”一般人会以为是“一室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意思吧。

    韩：换个人用了“不扫堂”作书斋名，别人会想到“一室之不扫，何以扫天下”，意思是不拘小节，志在天下。你用了可就不一样了，谁会认为这么一把年纪的大学者，冒充愣头青？再说，你的这两个名号常连用，想到“二堆”是什么，马上就会猜出“不扫”是什么了。

    张：二堆不就是二堆黄土吗？

    韩：你给别人可以这么说。我第一次听二堆，就想到了，这二堆呀，一堆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另一堆当时没想到，过后也想到了，是“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两句最后一个字都是“堆”，此二堆之由来也。二堆明白了，“不扫”也就明白了。两句起始的两个字，一个是“不”，一个是“扫”，此“不扫”之由来也。出处相同，用意无二。还有你写的那些对联和诗，明眼人一看，其用心就不打自招了。

    说到这儿，我取出复印的《长甘诗存》，翻了几下，指着一副对联说道：你看这副——

    毛公语录天天斗，汤子盘铭日日新。

    张：这是纪实。汤子铭盘，是有名的东周彝器，上面刻的铭文中确有“日日新”三字。毛主席说过，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天天讲还不是天天斗吗？

    韩：即便是纪实，一摆在一起，反讽的意味就出来了。借用“文革”时期的语言说，可谓“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好了，不说对联了，说这首诗吧，叫《界限》，也是纪实吗？你听：

    界线一缕若游丝，苍狗白云作幻姿。

    美人琵琶迷绝塞，将军骅骝失雷池。

    匠师草草费绳墨，辩士滔滔饰壮辞。

    不才驽马多俗步，愧无华藻释君疑。

    张先生笑了：不是我狡辩，真的是纪实，还有典故呢。“文革”期间，有个部队的朋友，来我家里聊天，说他怎么也明白不了“界限”这个词儿。今天跟这个划清界限，明天又跟那个划清界限，划到后来连自己都糊涂了，保不定哪天把自己也划进去了。他要我给他解释，我也解释不清，便写了这首诗送他。过不久他调走了。又过了一年，他们单位的人来外调，原来他出事了，在他的笔记本上发现了这首诗，以为是他写的，他没办法，只好说是我写的。我那时正在“牛棚”里，就坦然承认了。

    韩：不会这么简单，这首诗够恶毒的了。将军、匠师，都该是有所指的，辩士滔滔饰壮辞，什么叫壮辞，不就是毛主席语录吗？壮辞二字就是讽刺。

    张：你要用这种“敲骨吸髓”的办法钩索诗义，牵其强而附其会，我只有低头认罪了。

    韩：张先生，逗乐到此结束，今天你还是说说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事吧。只有实话实说，我才能知道你那些谐趣对联，和幽愤之诗，是小叩而大鸣，还是大叩而小鸣，抑或不叩自鸣。

    张：哪用你绕这么大的弯子，一上来就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就老老实实全交待了。提起“文化大革命”，真是让人心寒。运动我也经过几场，哪一场都没有这场这么荒唐，这么残酷。这就不叫个运动，叫什么呢，叫灾难都轻了，该叫炼狱，把你老祖宗的底儿都翻了，把你心里的底儿全翻了，把你的尊严和自信全打掉了，然后呢，还说你心不红志不坚，掌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权，接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班。几年的事，扯起来没个完，还是简单点说吧。

    运动刚开始，我还在原平搞“四清”，不在工作队了，在检查组。到八月份，全国都乱了，四清搞不下去了，我们工作团的好几个头儿，都叫本单位揪回去批斗。检查组附设在团部，干部级别相对低些，倒还没有乱，但也无工作可做。正当彷徨无依的时候，我们单位来了几个人，也是文物系统的造反派，把我揪回来了。一回到单位，就赶上揪斗走资派，因为文物工作委员会是一个单位，我只是个副职，以为不过是陪斗，没想到，一上了批斗会，矛头全对准了我。这才知道，别人只有个走资派的头衔，我还多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名头，斗起来说辞多些。

    前面几次批斗，图了热闹，戴个纸帽子，弯腰屈背，站上两个小时，衫子都湿透了。大会批斗，听起来可怕，实际上只能说是可笑，真正厉害的是小会批斗，俗话叫“拼刺刀”。记得当时还有个歌儿，就叫《拼刺刀》，有这么两句我还记得：拼刺刀，拼刺刀，看谁的刺刀硬，看谁的刺刀红。可怕吧，就是要刀刀见血，才是英雄好汉。

    我们单位的小会，一般都在机关的会议室开。革命群众坐在下面，我们几个人站在上面，有人上来发言，也有人在下面乱喊，不管是发言的还是乱喊的，说要你回答，你都得回答，不回答或是回答得慢了，就有人领着喊口号：“张颔必须老实交待！张颔不交待，就砸碎他的狗头！”

    对我的批斗，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出身，我一直填的是工商业者。他们就说，既是工商业者，就是开商店的，要我交待家里有什么浮财。这也怨我，刚解放时，组织上动员我回介休参加土改，若回去，给我家划成分肯定是贫农，还能分房子分地。我嫌麻烦没有回去，觉得自己都参加革命了，要房子和地做什么。实际上，哪是什么工商业者，我是店员，跟雇农一样的。再一个是党员问题，说我假党员。我说，我是北京解放前夕入的党，关系在北平城工部。单位还真的派人去北京调查，一查我确实是城工部的关系，他们就没话可说了。

    最可笑的是，说我利用给孩子起名字这个事儿，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记得是一九六八年秋天，军宣队进驻了文物工作委员会，歇息了一年多的批斗会，突然又开张了。一次机关开批斗会，军宣队的一个连级干部主持。忽然有人在下面喊：张颔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给他的两个孩子，一个叫狗狗，一个叫毛毛，这不是反对伟大领袖又是什么！我早就怀疑他的用心！

    他说是毛毛，实际上我的孩子叫的是猫猫。狗狗，猫猫，我喜欢这些小动物，就给孩子起这么个贱名。要说我这两个孩子，大的和二的，名字都还挺革命的。老大叫张纪林，解放前出生，一直叫狗狗，解放后到了一九五三年，幼儿园上完，要上小学了，这才想到该起个学名。当时正遇上斯大林死了，全国人民都在悼念，我就顺便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张纪林，意思是纪念斯大林，把革命进行到底。老二叫张立茂，奶出去没接回来，机关的人不知道，以为老三就是老二。老三就是崇宁，意思是崇拜列宁。这也是一时偷懒，老大纪念斯大林，老三干脆崇拜列宁得了，就叫成崇宁。两个名字，都属于听起来文雅，追究起来还时兴的那种。

    军代表听了下面的喊声，要我老实交待，我只好实话实说。那种会，不管你说什么，下面都是喊：“张颔不老实！张颔在狡辩！”

    批斗完了就办“学习班”。原来的“牛棚”，是群众专政，现在的学习班是组织行为。群众闹不清，还叫牛棚。实际上，学习班比牛棚厉害得多。记得刚办班那天，军代表说，这儿是决定你命运的地方。旁边办班的造反派跟上说，好好交代，否则叫你走着进来，躺着出去。我当时心想，真是小人得势，过去看你敢对我高声说话嘛。后来才知道，真是小看了这些人，人不厉害，拳头厉害。

    韩：不说这些伤感的事了，说说“文革”中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张：感触最深的是，自己读书，追求进步大半辈子，怎么到了这个年纪反而成了反革命分子。有时夜里睡不着，就想，毛主席啊毛主席，我跟上你干革命干了这么多年，他们这么虐待我，糟践我，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了你管不管？我感叹，自己这几十年，真可说是：旧时代的新先锋，新时代的反革命。到了后来，慢慢地就想通了，不是群众要把我们怎么样，是他老人家就要这么着——防修反修，怕下面变成修正主义分子。不管这些人心里怎样受苦，身体怎样受苦。这道理一想通，也就无所谓了。大好江山，人家都不珍惜，我们还有什么好冤枉的。那时候，什么都不求，只求能活着出了学习班。

    韩：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

    张先生略一沉吟，便说了起来：是一九六七年农历十月六日，阳历哪一天记不得了，十月初七是我的生日，所以我记得这个日子。当时我正在机关挨批斗，根本记不得具体的日子，只知道星期几，因为批斗会一说就是星期几上午，星期几下午。那天正好是星期四，为什么能记住星期四呢？说完你就知道了。中午回到家里，坐在饭桌前等着雨湖夫人端饭，这些日子，几乎天天是面条，不是西红柿面就是炸酱面。我爱吃这面条。等了一会儿，雨湖夫人端来醋碟儿，还有捣好的大蒜，我也没在意，以为她闲在家里没事，顺手剥了几瓣蒜捣了。又过了一会儿，饭端上来了，不是西红柿面也不是炸酱面，是一盘热腾腾的饺子，一闻就是猪肉大葱的，真香啊。看了一眼没吃，瞅瞅雨湖夫人，没说话，意思是今天又不是节庆，又不是我俩谁的生日，为啥吃饺子呢？

    雨湖夫人说，吃吧，明天是你的生日呀。我说，明天才是，今天吃个什么味气？这时，雨湖夫人的眼睛潮了，泪花流出来了，忙撩起围裙抹眼泪，哽咽着说，你真的不知道？明天一大早，人家就要押上你去侯马上批斗会呀，侯马工作站造反派的人都来了。我说，我怎么不知道？雨湖夫人说，这号事人家还会告诉你？到时候让你带件衣服就上火车了。她是听机关某某的夫人说的，院子里见了，避过人悄悄说的，说明天上午的火车，快给张所长准备件厚点的衣服，别到时候拳打脚踢的受了罪。

    我放下筷子，心里难受得吃不下去。真没想到，这些人，不管是保皇派也好，造反派也好，过去都算是我的下级，不说下级了，也是同事吧，就是要上批斗会，事先打个招呼有什么不好？雨湖夫人以为我是害怕吃不下饭，劝我还是多吃些。我说，我不是害怕，是寒心。几十年为这个为那个，一遇上个什么事，老是担心别人心里会不会受委屈，有什难事都自己一个人兜下来。现在才知道，全是瞎操心。你有天大的承担，不如社会清明一点点。社会不清明，人心就往暗处走，黑处走，最终是你毒我恨，灰天黑地。常见批斗会上，一把就把人推得趴下，一拳就把人打得鼻子流血。平日无仇无冤，一有人放话，就下得了那么重的手。

    那天我记得我吃了十六个饺子，喝了一碗面汤。雨湖夫人劝我再吃两个，最少也要再吃一个，我说十六是命定的数字，人力不可拗也。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十六是命定的数字，再加一个十七就不是命定的数字。再吃一个，就是奇数了，于出行不利？反正当时就说了那么一句。后来应验在什么上也没在意，一个月后平安回来了。

    果然第二天就去了侯马。侯马工作站的两个年轻人押着我去的，也还客气，路上还给我买饭吃，我说不用了，我带着钱。去了才知道，不是侯马工作站开批斗会，是侯马市开全市批斗走资派大会。大会是星期六上午开的，就在火车站前面的广场上，批斗对象，头一个是市委书记，第二个就是我。我这个级别，在省里算不上什么，在侯马就是大官了。批斗会就是那一套，喊口号，念批斗稿子，照例先是喷气式，过一会儿，只要低头弯腰站着就行了。

    这就明白了，我为什么能记住吃饺子那天是星期四。那是我“文革”中参加的规模最大的批斗会。广场上花里胡哨一大片，这个单位，那个单位，都打着旗子，后来听说有五万人呢。过去看史书，看到“旌旗蔽日”，总觉得是夸饰之词，不可能，多少旗呀，能遮住日头。那天我才知道，古人说的“旌旗蔽日”是可能的。

    从批评发言和喊的口号中，我明白了我的罪行，是“黑文化部阎王殿的黑小鬼，黑省委的黑干将”，侯马工作站是张颔“复辟资本主义的基地”。

    批斗完了，又押到工作站，再开批斗会。规模小多了，全是工作站的人。

    韩：我去过你们的侯马工作站，大前年。

    张：那还是不一样的。现在一进门是一个四层的办公楼，那时候全是平房。西街上，大门朝南，现在盖了楼房的地方，是两排平房，第一排是办公室、研究室，第二排是库房、厨房。大门东侧那座金代墓葬，当时就有了。

    市里开过一场批斗会，工作站也开了一次。人来了总要有住处，原来我在工作站有专门的办公室，床铺，办公桌，洗漱用具，一应俱全。那时我是文工委的副主任，又是考古队的队长，住得时间长了是从事业务研究，短了是下乡指导工作。现在成了走资派，当然不能住原来的办公室。他们也真够绝的，排房东边，金代大墓北边，有新建成的一排平房，隔成三间，刚竣工，墙还是湿的，就那样让我住进去了。侯马的夏天你是知道的，天气热，房间潮，沤热难当，身上起了痱子，痒得难受，一抠就破，破了就化脓，几天好不了。好在那个时期，“走资派”也是宝贵资源，不能由侯马工作站老占着，太原也要批，过了一个月就放我回来了。仍由接的人押着，不同处是来时两个人押，回去只有一个人押。虽说前恭后倨，礼有不周，也算是言而有信，完璧归赵。

    韩：机关的同志该客气些。

    张：客气？那个时代就没有这一说。一回来就进了“牛棚”，就在文庙后面一个小院子里。要说跟侯马那边有什么不同，都是过油过火，侯马那边是烈火爆炒，这儿是慢火细炖。今天写检查，明天写交代。没有一次的交代，写一遍就能过关，不折磨你三回五回，过不了整人者的瘾。不高兴了，文的武的都敢来。

    韩：有人打过你吗？

    张：不能这么说，是人家的手痒了。

    韩：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你还有个自号叫“二触翁”或“二触老人”，先前我不明白，问过大任先生才知道，是触及灵魂、触及皮肉的意思。除了批斗和“修理”，还干活吗？

    张先生苦笑一下，说：不干活，那不是去享福去了？每天规定的活儿是打扫院子，机关的厕所，男女厕所都要打扫。因为我原先是考古所的所长，又打扫厕所，“文化大革命”结束，问题解决以后，我还是所长，同志们叫我“老所长”。不管人家心里想的是什么，我知道我这个所长，实际上还是什么所的所长。

    前期主要是批斗，让我承认是假党员，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所谓的三反分子。不承认就打，一打我就承认，过后又不承认了，他们说我是老奸巨猾，出尔反尔。你想，这些罪行怎么敢承认，真要承认了，汇报上去，不定会给你定个什么罪名，那时候真叫枪毙了的也不是没有。后期主要是学习，学习毛主席着作。给我指定的两篇，一篇是《别了，司徒雷登》，一篇是《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要按人家的“战略部署”，前一篇是要打掉你的妄想，后一篇是让你彻底向人民投降。机关有那么几个人，平时不好好钻研业务，搞起这些鬼名堂，全是坏点子。时间长了，把人整“疲”了，也就想通了，反正就是这么回事。《礼记》上说“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既然灾难一定要降临到你头上，就挺起脖子承受吧。

    韩：最困难的时候，还动过轻生的念头？

    张先生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

    韩：有诗为证，有一首诗里，你说“冤愤曾吟绝命诗”，吟了“绝命诗”，不就是动了轻生的念头？

    张：是动过，可是不甘心，只能说是“有动机无决心”。

    韩：是不是雨湖夫人有个事？

    张：没有，没有。

    韩：我发现，一提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事，你还是有点讳莫如深的。我真不明白，都到了这个岁数了，还有什么好忌讳的。跟你交流，有时候真让我泄气。上次聊天时，我说过，我有你写的纪念王大任同志的文章，叫《是知音，也是向导》，今天又带来了。你看这一段：

    清理阶级队伍时，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及“现行反革命”、“假党员”、“特务”等等。我爱人也被关入牛棚，因受不了毒打而栽了水缸自杀，幸亏发现得早，被人救出来而未死。至于我自己就可想而知了。

    清理阶级队伍，我是知道的，在一九六九年冬天，再后来就是“一打三反”，我也住了学习班。当时山西大学“疏散”到昔阳，我就是从那儿毕业的。雨湖夫人的事，好像以前就听人说过。

    张：不说了。

    韩：你自己也挨过打。这里有一份你八十年代写的文章的开头部分，是不久前崇宁先生找出来给我的。就是这张纸，你见过吗？

    张：哦，是八十年代，文物局领导让我写个自传，我一提起过去的事，心里就麻烦，手也抖，写不下去。见我实在不想写，局里让崇宁代我写了，我在前面写了些话，算是对局里的尊重。这样的文字，你也觉得有意思？

    韩：很有意思。你没有写过“文化大革命”的总结，这就算是一个。只有几百个字，大题目叫《孜孜汲汲五十年》，小题目叫《正文前的说明》。我给你念一下：

    建国五十年了。国家发展到现在这样大好的形势很不容易。反躬自问我呢，年事进入八十，能看到今天国家兴旺的景象也确为平生幸事。至于自身在工作中尽其匹夫之微力，做出丁点之所谓的成绩，实在不值一提。

    机关领导想让我写点关于自己五十年来工作的情况。本来拙口笨舌，要让我写自己如何如何，弄不好便陷于罗列条款形如记账，如果加形象笔墨又免不了附加佐料，吹嘘自己。我最怕写个人材料，这同我怕开会发言，怕填个人履历表，怕外人来调查采访是一样的。遇到这些事，心里就发慌，脸就发烧，血压就升高。这是“文革”的后遗症，受到的毒打和折磨就不必说了。

    记得在一九八四年，某刊物要我写自己的传略，并说，活人自己写，死了的别人写。我当时就婉拒说，我不够他们所要求的资格，如果一定要写，等我死了，他们写吧。后来过了一年多，我还没死，他们等不得了，只好请另外一位编辑同志写好刊载。这就是我目前所保存的唯一传略（见《张颔学术文集》所附者）。我的文集出版时（中华版），我自己也没有写序言，也没有请别人写序言。是好是坏读者自会品量，何必自我张扬！

    我对写这种文字确有一定的困难处，所以领导同志又让我的孩子崇宁捉笔代写，崇宁跟我在一起工作了几十年，他可以说既是同行，而且受我的濡染不小，我的工作情况他都知道，就由他来写吧。这个材料是他从有关我工作历史的档案中整理的。标题是我后来加的。下面就是他写的文字了。

    韩：你这么一说，我知道了，那个刊物是《晋阳学刊》，让你写的是高增德先生，当时他是主编，这位编辑是降大任先生。后来出了书，叫《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十本，我家里有这套书。在我看来，那么长的一篇传记，也不如这篇文章有价值。看起来轻松，实际上很沉痛。还有你写的那些诗，也是心里话。

    张：诗里写的，确是那个时期的真实感受。

    韩：想到抗战胜利后，办《工作与学习》时，你写的文章多么轻灵，多么张扬，而“文革”后写这样的文章，却这样艰涩，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可是一写学术论文，又来劲了。我看呀，你写“文革”的诗中，最沉痛的该是刚才提到一句的这首《无题》：

    回溯十年劫难时，凶蝥挂网密盘丝。

    灾罹恶煞魂出窍，兵构红卫血染旗。

    非刑苦炼荒唐狱，冤愤曾吟绝命诗。

    精气摧伤元气损，此身合着薜萝衣。

    诗中能看出，你是伤心透了，也大彻大悟了。“此身合着薜萝衣”，薜萝衣乃隐者之衣，意思是无心用世，退隐山林。对一个年轻时就以身许国的人来说，还有比这更沉痛的吗！你没有寻死，真是万幸。

    张：唉，那年头，想到过死的不是我一个，还有多少人说死就死了。对我来说，死了什么都不说了，而没有死还苟活于世，最大的悲哀就是诗里说的，“精气摧伤元气损”。你想想，正是四十几岁到五十几岁年纪，可说是大好时光，如果没有那些年的耽搁，能做多少事，做多少研究，写多少文章。“灾罹恶煞魂出窍，兵构红卫血染旗”，想起来都让人害怕。

    韩：真是首好诗，看韵脚，跟鲁迅那首《无题》诗很像。

    张：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这里头也有个典故呢。这首诗不是“文革”中写的，是过了好几年才写的。大约是一九九二年吧，余振先生从上海回原平老家探亲，路过太原住了两天，来我家里看我。从上海来时，就带了几首诗，有鲁迅的《无题》，还有郭沫若一九三七年从日本归国时步鲁迅原韵写的诗，胡风写的和鲁迅的诗，说我懂音韵，会写诗，该也和上一首。余先生走了之后，我就认真构想，掂掇词句，写了这么一首。自认为也还妥贴工稳，配得上鲁迅的原诗，至少不在胡风的和诗之下。

    韩：叫我看，也不在郭沫若的和诗之下。你写“文革”的诗，都是心血之作。就说你那副对联吧，“马齿徒增五十四，地球白转二千三”，虽说用语平直，实际上含着多少愤懑，多少悲伤。注里有句话，最让人感慨：“有人责余曰：没有你，地球照样转云云。地球虽然照样转，但余啥也没有干，在余身上等于白转了。”不过，我从你先前的谈话中，知道你也没有让日子真正的闲着，一是暗地里做学问，再就是，不时与三五好友，小酌一番，谈诗论文，品评时政，倒也自得其乐。

    张：是啊，也是苦中作乐，记得有李炳璜先生、林鹏先生、林凡先生，还有什么人记不得了。也就那么四五个人，隔上一段时光，总要在一起聚聚。

    韩：前些日子，我去看望林鹏先生，他还说起这事，说还有一位经常聚会的朋友，是省军区的一位副参谋长。你们也没有一定之规，隔上段时间不见了，总要在一起聚聚。到了谁家里，男人们聊天，主妇往往得想办法搞点下酒菜。那时候搞一桌酒菜也不容易，有时候实在没有了，炒盘白菜，炸碟花生豆也能对付。也不是定期定员，高兴了你找我，我找你，三五个人凑在一起更好，凑不齐两个人也能谈个痛快淋漓。什么都不图，就图个开心。

    张：确实是这样的，那时我也不过五十出头，还能喝两盅。老林他们知道得多，会说，我多半是静静地听，紧慢也说上两句。还是他们请客的时候多。

    韩：林先生说过一个小故事，说是有次他一个人来你家聊天，快半夜了，雨湖夫人还给你们一人下了碗馄饨，吃了继续聊。觉得不早了，他要回家，你要去另一个房间叫醒儿子送他，他一撩门帘说：不用了，天亮了！

    张：你这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是有这事儿。聊天喝酒，次数再多也有限，没事了一是看书，再就是写字画画。

    韩：我这儿有你两幅画的照片，一幅画的是孤灯，一幅画的是瓶梅，两幅都有落款，前者是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后者是甲寅仲夏，即一九七四年夏天，据收藏者说，这是你画作中的精品。可见那个时候，是沉浸此中，大有心得的。孤灯一画有题诗：

    孤檠秋雨夜初长，愿借丹心吐寸光。

    万古分明看简册，一生照耀付文章。

    看此题诗，当是正在整理侯马盟书的时候，也可说是一首言志诗吧。最近仔细读了你这些年写的诗文，不是指学术论文，是指平日写的那些见性情的诗词和小文章，觉得“文革”之后，你的性情还是有变化的。

    张：什么变化，说给我听听。

    韩：脱了头巾气，多了诙谐气，讽世讥人也自嘲，大体说来就这三类最好。

    张：这个我倒没有留意，心淡了是真的。八十年代初，赶着写书稿写论文，顾不上写这类小诗小文，九十年代以后写得就多了，不过你说分三类，讽世、讥人、自嘲，还是头一回听人这么说。我有一首《八十自叙》，也叫《生活篇》，说了我的一生，也说了眼下的心态。你没见过吧，我给你念一遍：

    少小孤哀，形影相吊。

    一生苦难，靡所言告。

    若云做官，不是材料。

    或云发财，不知门道。

    臭九升华，难得苦笑。

    岁月熬煎，身心衰老。

    老景如何？幸能温饱。

    知足常乐，明霞晚照。

    若说往后有什么祈求，我是只求往后人间，再没有“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

    韩：善良的人都有这样的愿望，还有些不那么善良的人，却在想着，是不是过上几年，就来上一次。我倒是觉得，我们做别的有困难，做不起来，真要有人想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不是什么难事。因此上，要想这样的浩劫，不再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不能只靠善良人们的眼泪与祈祷，没有制度上的保障，说了跟没说一个样。

    张：“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从来的维新，都是制度层面上的改革。中国的事，再不能靠“皇上圣明”来决断了。谁要再搞“文化大革命”，那真是伤天害理，天地不容。

    韩：所以你要自号“不扫堂”、“二堆居士”，时时警惕自己，也是警惕世人，接受历史教训，不要再做蠢事了。

    老人爽朗地笑了：只是个愿望。

    今天谈得很愉快。没想到这个难题，竟这样轻松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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