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自己有事,没顾上来张府。昨天打了电话,今天下午来了。一个多月没见,算是看望,不打算定什么题目,随意聊聊就行了。桌上放着一份《参考消息》,像是刚才还在看着。
前几天山西出了大事,襄汾县新塔矿业公司尾矿库发生特大溃坝事故,死亡二百余人。中枢震怒,上任不及一年的省长孟学农辞职,分管安全工作的副省长张建民免职,县乡两级多人撤职。到了哪儿,都会谈及此事。我以为张先生不会关心这类事件,不料寒暄几句之后,张先生主动提起此事,说在山西当官可不省心啊。我听了想笑,辞职和免职的省长们,此时肯定度日如年,追悔莫及,网上评论也是“晋官难当”,他老先生倒好,用了“不省心”三字,像是在责怪一个当家而出了娄子的晚辈。
接着这个话头,我说起这些年,山西接连出事,加上水资源污染,地表污染,工农业生产又没有大的起色,外地人对山西的观感也大打折扣。张先生说,近来他也考虑过这个问题。觉得这些年来,山西在全国的地位下滑,连带得山西人在世人的眼里也跌了价儿,无论是山西还是山西人,甚至不及三十年代在全国的地位。原因很多,怕与单一强调煤炭生产不无关系。实际上,山西可利用的资源不止煤炭一端,不知当局为何智不及此,虑不及此。说着拿起床边的一本叫《天下山西名人》的杂志(内部发行),手里掂了掂,对我说,地上的山西人掉了价儿,可在天上,山西人还是很吃得开的。
我问此话怎讲,张先生说,他说的是天文学上的事儿。天上的恒星,那几个大的自古就有专名,像金星、木星,还有一些恒星,也有专名,起名的方法有多种,其中一个就是用地上的人名给天上的星星命名。古代着录的人名只有三个,这三个都是山西人。你先看看这个。说着起身,让我看旁边桌面上玻璃板下压的一幅大图,上面标的名称是《古代天象图》。指指这儿,指指那儿,说了起来。
张:一个是傅说(读悦音)。他是商朝高宗武丁时的宰相。《尚书》中《说命》三篇是专门记载傅说的文章。大意是说,傅说初以囚徒的身份隐于傅岩,负版筑墙,用杵夯土,被武丁访得举为相,从而国家大治。历史上称为贤相、圣人,并奉为天星。《晋书·天文志》载傅说一星,在尾宿(尾宿为二十八宿第六宿)之后。《庄子·大宗师》上说:“傅说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也就是说此人后来成了天上的星宿。
傅说版筑的地方叫傅岩,在虞国和虢国之间。张其均所着的《中国五千年史》上说:傅说之故居在今山西省平陆县东二十五里。《山西通志辑要》平陆县山川部分说:“傅说在县东二十五里隐贤社圣人涧。”即傅说版筑之处。该县志古迹部分说:“圣人涧有傅说之祠。”
第二个是造父。《史记·赵世家》载造父是我国历史上周穆王的御者,就是驾御车马的能手。《晋书·天文志》上说:“传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周穆王西狩时,所乘的马车即造父所驾御,曾至西王母之国乐而忘归。闻徐偃王反,又乘造父所驾之车日驰千里,大破徐偃王。周穆王即赐造父以赵城之地,今山西的赵城即是造父当时的封邑。《赵世家》正义上说:“晋州赵城县即造父邑也。”造父即晋国赵氏之始祖,在此基础上赵氏日益壮大,以至与韩、魏三卿瓜分晋国,此后中国的历史由春秋时期进入战国时期。
第三个是王良。春秋时晋人,一名邮无恤,以“善御”而成名,是赵简子(赵鞅)的御者。历史上对他驾御的技术有“控缰、揽辔”等神化般的记载。《史记·天官书》上说:“汉中四星曰天驷,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马车骑满野。”《索隐》上说:“王良,主天马也。”《正义》上说:“王良五星,天子奉御之官也。”《韩非子·外储篇》《淮南子·主术训》《吕氏春秋·审分篇》以及《说苑》《论衡》等典籍中都有对王良事迹的引证,特别是《孟子·滕文公》中说:“王良死,而托于驷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
这三个历史人物的籍望,都在今天的山西地区。再说一下他们在星球上所处的位置,据伊世同所编的《恒星图表》记载,“傅说”是一颗单星,赤经多少度,赤纬多少度,都有明确的记载。“造父”由五颗星组成,第一星为四等星,其他四星都在六等以上。“王良”也是由五颗星组成,第一星为二等星,其他四星亦在六等以上。
韩:这些星星,普通人晚上能看到吗?
张:地面上的山西人抬起头,能看到天上山西人的身影,会觉得格外亲切。“王良”和“造父”在天球上的纬度较高,都在北纬四十度的北极圈中,相当于北斗星的高度,在太原很容易看到,但也有一定的难度,比如“造父”第一,虽为四等星,但它系明暗不定的“变星”,很难捉摸,而“王良”就非常显眼,它在北极紫微垣的边缘处,附有横跨银河的“阁道”五星。特别是“王良”的附近还有一颗叫“策”的单星,由于它和“王良”的关系,古占星家把它看作是王良所鞭策的马。由于“策”星也是“变星”,所以用它的明暗来象征地下的军事灾异,故有“王良策马,车骑满野”之谚。“傅说”一星的纬度较低,在赤道之南四十度,在夏天观察很容易看到,因为它处于“尾宿”的尾部。尾宿的八、九两星是比较显亮的星,与“傅说”非常贴近,容易判别。
这三个人的星,都在六等以上,在太原地区不需要用望远镜都能看到,俗称“肉眼星”。一九七五年前后太原的天空很清朗,我经常在夜间观星,就等于读书。
说到天上的山西人,还有一个是活着的,席泽宗先生,山西垣曲人,中科院院士。去年,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日《山西晚报》要闻版上有篇文章,叫《山西籍院士星空留名》,文中说:“国家天文台十七日宣布我国一九九七年六月九日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席泽宗星’。现年八十岁的席泽宗是自然科学史家、天文学家,该行星发现之日恰逢席先生七十寿辰。”席泽宗先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这次发现的CCD小行星“席泽宗星”,其国际永久编号为第85472号。
韩:以前听你说过,你的一个什么天文观测,还得到席泽宗先生的赞扬。
张:这也是我值得自豪的事儿。是一九七三年底,天文界都传说明年春节前后,太阳表面上会有异常活动,各地天文台都在作监测的准备。我知道了这事,跟我家崇宁说,咱们也测一测。第二年从一月下旬到春节前后,我们连续十几天都监测,最后写成监测报告送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过后收到席泽宗先生的来信,说“今年一月二十日到二十八日春节前后,您在日面上观测到的现象,的确是黑子,这几天,只有云南天文台和北京天文馆有观测记录,您就是第三家了,实属难能可贵!有些观测资料可补两台之不足”。我们用自制的仪器测天象,能与国家天文台的监测吻合,与历史记载吻合,我和崇宁着实高兴了几天。
韩:你可真是个天文学家了。
张:不能说是天文学家,现代天文学我不是很懂,懂的是古代天文学。古代天文学的特点是,虽不太精确,但对天象的运行,有自己独特的解释。与现代天文学互相发明,难说谁对谁错,就像农历与公历,是两个历法系统一样。我们可说公历纪年更准确些,却不能说农历纪年是错的。
韩:那就叫你古代天文学家了,怎么听着别别扭扭的,好像你是个古人似的。
张:什么学家,只能说是古代天文学的爱好者,研究者。古天文学也可说是星象学。
我问张先生,这一手是什么时候学下的。是不是当了考古所所长之后,为了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才自学了古代天文学。张先生说,早先在樊城当学徒时,就读过一本叫《高厚蒙求》的书。说罢,过到北边的书房里,取来一函《高厚蒙求》,清嘉庆十四年云间徐氏刊本,一函四册。着者徐朝俊。
张:徐朝俊是徐光启的五世孙,清代松江府人,生性聪慧,精通天文算学。创制“龙尾车”,灌田功效很高;又自制多种仪器及钟表,为松江地区早期造钟表者之一。嘉庆十四年(公元一八〇九年)着成《高厚蒙求》,包括《天学入门》《海域大观》《中星表》《天地图仪》《自鸣钟表图说》等九种。
不久前看过一篇文章,四川有人拿上书中的古星图求教流沙河先生,流沙河很兴奋,指着图中北斗七星旁一颗叫“辅”的星说:“古代罗马人招考士兵时,就叫他们用肉眼看这颗星,谁能看到并指出其方位,就算是眼睛好,合格了。”流沙河还告诉这个人,中国古代一般是不准私学天文的,统治者认为天文即天机,所以天文知识一般为古代的大祭师或是国家专门机构如钦天监掌握。在古代,查出你私藏这两幅星象图,会吃官司的。
我信手翻看《高厚蒙求》,里面全是图谱,让人眼花缭乱。我惊奇地问:在樊城当学徒的时候,你就能看懂吗?
张:那时候我只对天文学感兴趣,别的不看。天文学部分,也只是大致懂得,深一步的道理也不懂。“文革”期间住牛棚,一住就住了七年多,除了《毛选》,别的不让看,时间长了,看管我的两个人,见我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反而对我起了同情心,只要我不寻死,他们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看什么书都行。于是我就细细地研究起《高厚蒙求》里的天文学部分,还找了些其他书籍参照着看,那时候太原的天空还没有后来那样污染,夜里观察星象,只要没云,许多星宿肉眼都能看到。
为了便于观察天象,我还用《毛选》的硬壳盒儿,制造了一个观测仪。夜间观看天上的繁星,在我来说,跟读书一样有滋味。后来管得松了,能回家了,在家里我有一套观测天象的仪器,用起来很方便。当年太原城里,怕是个人拥有的最高级的观测天象的仪器了。我的高倍望远镜,是法国货呢。一九七三年出牛棚以后,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八日,还观测过“月掩角宿”的情况。
观察天星最好的时间,古人有个粗糙的标准,就是“始昏”和“大昏”。太阳刚一落山叫始昏,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黄昏,西天还有太阳的余意,就是所谓的一抹黄色,再过一会儿就是大昏。观察天象最好在大昏时刻,这时天上的星星出全了。现代西洋天文学上叫“晨昏蒙影时刻”,其标准是太阳落到了地平线下六度以后,民间在室外不用照明设备还能工作,叫“民用蒙影时刻”,相当于中国的始昏;太阳落到地平线下十八度时,正是捕捉天象的好机会,叫“天文蒙影时刻”,相当于中国的大昏。
我观察天象,选在大昏以后,这时天空摆上了第一道菜,就是咱们太阳系的成员,即行星,如月亮、金、木、水、火、土,有时看不全。恒星中只有最亮的强一等星和一等星,就是心宿第一、毕星第五、天狼、大角、参宿第四第五等星星。第二道菜是二、三等星,最后第三道菜就上全了,凡肉眼星,就是六等星以上者,都能看到了。
大致从一九八〇年以后,太原的天空便逐渐灰暗下来,乌烟瘴气,夜间的天空几乎连一等星也很难看到了。前几年我曾用古代上梁词的体例,写了一首描述我宿舍四周及上下的氛围,第五段的辞句为:“儿朗伟,抛梁上,青空漫被乌烟障。夜来无计读天章,从使老夫气凋丧。”奈何!
我问张先生,学会古代天文学,或者他说的星象学,有什么用处。张先生说,还是有用处的。对考古的用处,就很大。比如你说现在的包头以北的长城遗址,是赵武灵王时修的赵长城,有什么依据?如果历史记载里有赵人在什么季节,看到了天上的什么星宿,你要是精通古代天文学的话,就可以推算一下,这个星宿,只有在包头以北这个地方才能看到,别处看不到,那就证明赵国的疆域确实到了这儿,也就可能证明这段长城为赵长城了。当然,这只是一个小例子。最近国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其中一个重要的时间标志,武王伐商的日子,就是靠了古代天文学与现代天文学结合才勘定的。我解脱之后,研究侯马盟书时,也运用了古天文学的知识,勘定了一条盟辞的具体日子。这可不是推测,而是确证,谁都得服气。
我跟张先生正说着,张先生的学生薛国喜来了,彼此点点头,国喜站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对古天文学的事,我总有些听不懂,希望能有个更切实的例证,我说了这个意思,张先生对国喜说,以前复印过的《新莽嘉量铭文跋》在哪儿放着,找出来给韩先生看看。国喜熟练地在柜子下面取出一个纸袋,三两下就翻出一张复印纸,是张先生手书的一篇跋文。见我要抄,国喜说不必了,就把这张拿上好了。张先生将考证的道理说了一遍,我仍似懂非懂。且将此文抄录于后。相信看过这篇小文的人,会对张先生古天文学的造诣会有新的理解。
右录新莽嘉量铭文。考以公元前十八年岁次癸卯,至公元前六十六年岁次戊辰,即自西汉成帝鸿嘉三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包括新莽积年在内,其星岁交在,属于戍率。余用旋栻,以戍率推之,居摄三年,岁次戊辰,岁星居实沈之次……故铭文中之星岁交在进属于亥率。余以亥率推之,居摄三年岁次戊辰,岁星居于大梁之次名曰启明,与胃、昂、毕三星宿同出入失次见尾。始建国元年,岁次己巳,岁星居沈实之次,名曰长列,与觜觹参二宿同出入失次见箕。与嘉量铭文之岁次在大梁、龙集、戊辰及龙在己巳、岁次在实沈之记,均密合无间。自一九六零年到二零四六年岁星交在,复入于亥率,证之今年岁次丙辰,岁星实测,恰在大梁之次,自公元前十八年到现在,岁星经过二十四次超辰,而复入于同率也。一九七五年张颔记于太原说起古天文学,张先生的兴致极高,伸出手掌,一会儿捏成拳头,一会儿叉开虎口,说:我这小指,相当于汉尺的二寸半,正是王莽货币的长度。握起拳,宽是十公分,去外地观摩什么器物,他们还在那儿看的时候,我握住拳头在那儿过一下,心里就有了确切的尺寸。看天上星象,叉开虎口就是三十度的角。
说到这里,张先生诡秘地一笑,说有个好东西你看看,随即从旁边的抽屉里,取出一叠复印纸订成的本子,上书《天文指掌图稿》。你看看,我休息一下,说罢靠在高枕上阖上眼。
我细细地读下去,说实话,大半是读不懂的,但这“大半”并不是一个平均分布的恒值,遇到能懂的地方,还是一清二楚的。且将我能看懂的部分抄录两段,其中一段解释了用硬壳做的高弧仪的使用方法,可补前面叙述的不足。
图三上用红笔画的子午线是地方子午线。因为要捕捉“中星”,就必须在星宿过子午线的时候。所以必须用地方的正南正北。用现在的罗盘是不准确的,现在的罗盘所指的南北,叫磁子午,而太阳当头照射的地方的时刻,才是正子午。比如在考古工地上遇到要测古墓的方向,和地下古遗址的方向,用现在的罗盘测绘出的,绝不是古人的方向,中间有差距。古代还没有罗盘,但有一定的规律测地方子午线,据说是用“立圭见影”、“周公测影法”……有的考古工地遇到方向问题,应该考虑到磁针与地方真子午的偏差问题。我国在唐宋时,国外还没有磁的指极知识,而中国已知道“磁偏角”了。
我有时需要测量某星某时的高弧时,是用《毛选》四卷本的硬外壳,上面沿边画了一个半圆仪,用针刺个小洞,穿条线,吊一个纽扣。当然,这同样是不科学的,因为高弧应该从地平面算起,我的身高和眼与地平的高度也不知差多少。想起来甚感无聊可笑。当时我住牛棚,完全与世隔绝,住在一个小院子里,还有两个“革命群众”监督着。当然侯、董二同志对我算很客气了。
看了这本小书,我能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对古代天文学这一套,他是真正懂得的,不是装腔作势,欺蒙世人的。这一点最让我服气。同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这时,张先生小憩之后睁开眼,朝我笑笑。我说,看了这份《天文指掌图稿》,我有个想法,就是,别人常说你是学什么会什么,这话说错了。
张先生欠起身子,脸上多少有些茫然的神态。
我说:学什么会什么,这话听起来很尊敬,说你这个人多么敬业又多么聪明,想学什么,一学就会。这是不可能的。你想学制造导弹,能学会吗?肯定学不会。但是颠倒过来就对了,你是“会什么,学什么”。此话听起来没有道理,但细一想,还是有道理的。只是这个会,不是已然“会了”的会,而是“会心”的会,就是说,你的内心里,已然有了对这门学问的“会意”,学习不过是求证,或是验证。简单点说,就是你心里有这个“窍”,学习不过是开一下这个窍罢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像天文、考古、古文字这些学问,你一学就会,一会就精通的道理。
不说对,也不说不对,张先生只小声喟叹:稀奇,稀奇!
谈的时间不短了,我提议停下来。见桌上有几个铜布(古代青铜货币),拿起来看看。问张先生可是真的,张先生说现在还不能说是假的,在南宫市场上买的,留下玩玩。国喜在一旁插话说,前一向天气好,张先生精神也好,说想去南宫文物市场走一趟。就联系了个小轿车,去了让他坐在轮椅上,推上转悠。一个摊主前,有铜布一小堆,要价三百,搞成二百全要了。还买了个铜笔架,就是这个(指指桌上)。回来张先生挺高兴,说新莽布泉(钱)在历史上很有名,市场上很难见到,这像是真的。但他又有些疑惑,到了下个星期(南宫文物市场每逢周六周日开业),张先生让我再去南宫探访一下,看那个摊位上还有没有成堆的新莽布泉。我去了一看,又是一小堆儿,跟我们前一星期看到的一模一样。
张先生接上说:造得真像,作为实物看看还是有意义的,说不定就是真的呢。
我说:今天原本想不谈正经的就行了,没想到稀里糊涂地又谈了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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