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今天去得早了些，跟往常一样，坐定后先闲聊几句。腿脚不便，老人很少参加外面的活动，耳目闭塞，难免寂寞，虽有电视报纸，总是隔了一层，没有闲聊这样亲切自然，听来真实可信。格于性情，他不会像有的老人那样，一见面就说，有什么新鲜事给我说说。总是关切地问，最近忙不忙，又去了什么地方。他知道我常外出。这回知道我前段去了外地，就问去做什么，说某地一个文化机构请我去演讲，又问讲什么，说谈写作，也谈做学问。
张：演讲要看对象，你跟什么人讲，又谈写作又谈做学问。
韩：是当地图书馆组织的，听众不受限制，老中青都有，各行各业都有，举办者说了，一个特点是共同的，就是都爱好文学写作，有的写诗，有的写散文，还有的写小说。还有的做学问，也是写作。
张：这么多人，要有针对性可不容易，讲题是什么？
韩：《一个写作者的一生该怎样安排》。
张：这是个讨巧的办法，一生，老中青都有了，只怕泛泛而谈，难切实用。
韩：那是你没听我讲，讲的还是切乎实用的。我说，一个爱好写作的人，应将自己的人生分作三个阶段，青春作赋，中年治学，老年研究乡邦文献。青春作赋，就是年轻时要从事文学创作，诗歌散文小说，喜爱什么写什么，把自己的文学才华发挥出来，把自己的激情尽情地宣泄出来。到了四十左右，中年了，写作上还没有大的建树，就该掉转身选一门学问做做。到了五十大几，要是学问上还没名堂，就该退而求其次，研究本地的乡邦文献。这样到了七八十岁，至少可以给孩子们讲讲家乡的历史故事。虽说一生没有什么大成就，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文化人，人生还是充实的。最可怕的是，都五六十了，还在写“小鸟在唱歌”这样的诗。
张：有道理，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韩：这还用想吗？历代文人大致就是这么个路子。最常见的说法是“青春作赋，皓首穷经”，“中年向学”也是成说，只有“晚年研究乡邦文献”，多少有点新意，实际上也是不用多想就能想到的。全是成说，我不过把它们排了一下顺序。
张：我会不会也是这个路子。年轻时在晋西写过小说，抗战胜利后回到太原写过诗，当时不到三十岁，该说是青春作赋了。一九五八年三十八岁到了考古所，可说是中年向学。只有晚年研究乡邦文献对不上，我这该说是“皓首穷经”吧。
韩：我看也一样的。你的《学术文集》前面有中华书局编辑部写的“出版说明”，说你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古文字学的研究，尤其是战国文字的研究，这是指侯马盟书的考释，古币文字的研究；再一个，是对山西地方史的研究。书中文章目录也分作两大类，只是没有明确标示，中间空了一行。前面一部分，是对古器物的考释，包括《侯马盟书》的两个丛考，后面一部分，就是对山西地方史的研究了。研究地方史，就可说是研究乡邦文献。你是大学者，有时是请托，有时是工作，只能说你是不自觉地进入了这一领域。
张：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学术界也一样。不过，对山西地方史我一直有兴趣。最初或许不是兴趣，是一种义愤，说义愤有点过了，该说是一种不满，见许多地方，许多人因循旧说，无视历史真相，觉得自己有责任给指出来。
我是搞考古的，山西各地有不少古迹，这个庙呀，那个墓呀，按说该重视了，搞考古的都知道，最不敢信的就是这号古迹。这些古迹，地方志中都有记载。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一般不愿征引地方志的资料，就是因为这类资料多不可靠。我给你说说，你看这些记载多不靠谱。
孝义县原有魏文侯墓，这个墓葬远在唐朝的《元和志》里，就有记载，开元年间还有碑石刻记，发掘之后，实为汉墓。曲沃县城内，有晋国太子申生的墓，发掘了也是汉墓。介子推是东周时的人物，颇具传奇性，不只介休有传说的遗迹，沁源有介子推的墓葬，灵石县也有介子推的墓葬。你们晋南的万泉县，现在跟荣河合在一起叫万荣县了，也有个介子推隐居处，还有绵山，县志上说那儿的孤山也叫绵山。曲沃有介休墓，并说介休是介子推的儿子。更奇的是，太谷有妬女祠，所祀之神说是介子推的妹妹。原平有个石虎庙，庙里有地狱的小塑像，碑文中说石虎神是介子推，塑像是个黑面阎王。最可笑的是，原荣河县南三十里天兴村有诸葛亮墓葬。原安邑县有陶朱公范蠡的墓葬。叫我看，这些荒唐无稽的古迹，大致都是一些好事的地方俗吏和闾里夫子，或盲信传说，或附庸风雅的结果。
韩：桐叶封弟的事，有可能是真的。我在山西大学历史系念书的时候，教我们《历史文选》的是郝树侯先生，说给的是桐叶为什么封号为唐，是读音转了，桐、桐、桐，读下去就是唐了。郝先生也算是有名的地方史专家了，写过《杨业传》《太原史话》等书。
张：树侯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在一起开会，常开玩笑的。他是老山西大学毕业的，四几年我们就认识，还是个书法家，右手残疾，用左手写字。树侯先生这样解释，下面还面临着一个唐如何变成晋的问题，就复杂化了。总不能说唐、唐、唐读下去，就成了晋吧。这个问题，我考虑多年了。各地学者，差不多都会遇到本地的学术难题。司马迁是不是河津人，就是这类问题，在太原，“桐叶封弟”也是这类问题。这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事儿，到时候就会有人问到门上，不想研究也得研究。
研究是个认真的事，不能想当然耳。桐叶封弟这个故事，秦汉以前不见经传。晋国封土建国的详细情况，到东周时连晋国的主君、卿大夫们都说不清了，这才是几百年的事情。《左传》昭元年（公元前五四一年）记载：晋平公病了，子产代表郑国到晋国来问疾，在跟晋大夫叔向谈话时，对唐叔为什么名“虞”，为什么封于“唐”，讲了一段神话般的传说。大意是说，叔虞的母亲叫邑姜，是周武王的后妃，怀孕时天帝对她说，我命你的儿子名“虞”，并给以唐地。后来儿子出生，果然手纹上有个“虞”字，便名为“虞”。成王灭了唐国，就把唐地封给叔虞了。晋平公对子产这些神话很是欣赏，称赞子产为“博物君子”。这段记载说明了两点，一是当时晋国的上层人物对其开国的故事已茫然无知，二是叔虞未出生时已经由梦中的天神预定了封地。当时并没有什么“剪桐”、“削桐”之说。晋国有个世掌史籍的人叫籍谈，也不知叔虞封唐时的情况，赴周天子穆后丧礼时出了笑话，周景王嘲笑他“数典忘祖”，这事在《左传·昭五年》上有记载。可见“剪桐”、“削桐”之说，当是后起的事。
《左传·定四年》有一段文字，涉及周王朝建立时对各诸侯国授土、授民、分器的情况，是这么说的：“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姑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索戎。”其中难解的字词，看看《左传·昭十五年》的记述，可得以补弃与阐明。关于晋国始封较为可靠的史料，就是这么一点少得可怜的记载。一般讲，无论在《春秋》《国语》《竹书》《史记》中关于晋国史事，只有“靖侯以来”才有“年记可推”，这是《史记》晋世家里的说法。从曲沃武公以旁支夺宗之后，才有了较为翔实的记载。
《史记》晋世家里关于“削桐封叔虞”的说法，像一个断线的风筝，没有根源和线索可寻。直到战国时期，这个故事才有流传，最早是在《吕氏春秋》里。这书不是史籍，其中多有杂记，“桐叶封弟”便是其《重言》篇里借用的一个传说故事。
这个故事写得原原本本，有声有色，是这样说的：“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桐叶以为圭，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曰，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遂封叔虞于晋。”细看这个故事，就会发现，真是矛盾百出，如故事说，“与唐叔虞燕居”，在叔虞尚未封唐时，史笔是不能称之为“唐叔”的，又说“遂封唐叔于晋”，在叔虞封唐时并没有晋国这个名称。还有“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邪”，周公当面对成王的这种称谓，也是谬于史笔的。从《书·洛诰》中可以看到，周公与成王对话的一段记载。成王对周公称“公”，周公对成王称“王”，不称“天子”。这些完全可以说明，《吕氏春秋》里记载的这个故事是后人的拼凑之作，只能当神话与传说看待。
说这些，只能揭露“桐叶封弟”故事的虚假，对故事的成因尚缺乏考察。我认为这种传说一定有其来龙去脉，不会无缘无故的凭空想象。以我的看法，这传说的形成，是由于对个别文字的误识而造成的。
古代文书都书于简牍，而简牍经常卷舒，文字易于磨损，字迹往往漫漶不清，于是常发生鱼与燕、马与为相混淆的误读误识，人们常说，“书经三写便鲁成鱼、帝成虎”，就是指这种情况。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所谓“削桐”、“剪桐”当为“削唐”、“剪唐”之误。
先要知道，削、剪（古书作翦）二字都有灭和分割的意思。《尔雅·释言》说：“翦，削也。”《战国策·齐策》说：夫削地而封田婴。高诱注：“削，分也。”这样说来，晋国始封当以成王灭唐、剪唐、削唐而封叔虞的辞义为正。
接下来就是唐字为什么能讹为桐字呢？这完全是唐、桐二字，在古文字中字形相似的缘故。唐字不用说了，是这样的。而桐字，《汗简》把从木的偏旁移到同字的下面，成了这样。古文字中，从木偏旁之字，木字不但可以下移，也可以上移的。《金文编》着录的桐字有四个，木字偏旁均在这个字的上部，成了这样。把古文字中的唐、桐二字作一比较，其鲁鱼亥豕相混之迹，便一目了然。
因简牍文字“削唐”、“剪唐”有所漫漶，唐、桐二字混淆，便有人将“唐”误为“桐”，错释成梧桐叶子，从而敷衍出“桐叶封弟”的故事，煞有介事地传播开来。这个故事的编造与传播，时间大致是在战国时期并盛传于秦汉之际。
韩：你老人家是高兴了，解决了山西地方史上一个大疑难。可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么一个有人情味的故事，也就永远破灭了。
张：这就是历史学家的罪过嘛。真实不一定是美丽的。韩：这些你说给郝先生了吗？
张：山西大学历史系就这么些人，不定开个什么会就遇到一起了。记得六几年在海子边招待所开会，会上会下谈的，全是山西地方史上的问题。树侯先生有句名言，叫“司马迁不能迁，介子推不能推”。
韩：什么意思？
张：司马迁是哪儿人，山西省的河津跟陕西那边的韩城，都在争。史学界倾向于韩城，因为人家那边有司马迁的祠堂墓葬，史书记载是龙门韩城人，明明确确，山西这边就不必争了。还有我们介休的介子推，史学界对是否有这个人，持怀疑态度，因为无论是时间，还是事件，都与晋国挂不上钩，权当是传说中人物算了。树侯先生不同意，力主司马迁是河津人，介子推于史有据，这就是“司马迁不能迁，介子推不能推”的来历。一次开会，又说起这事，有人说树侯先生可封为“关内侯”，都笑了。意思是学术上搞地方主义，跟阎锡山的“守土抗战”一样，不管外面怎么说，山西的利益一点也不能受损害。只能说忠勇可嘉，难说是严肃的学术态度。别的且不说，我是介休人，对介子推的事，很早就关注。我还不想介休有这么个忠义之士吗？可是翻过多少史书，想过多少时辰，怎么都不敢说实有其人，实有其事。
韩：这么严重，还真没有想到。
张：你想听吗？
韩：你说的我都想听。
张：那我就说说。这个问题，所以近年来又一次提起，是因为李敦愚编纂的光绪版《介休志》又一次被人提起，这是个手抄本，芜杂些，也有它的价值。以一人之力，编这么一部县志，很不容易，也很难得。人都说介休，是介子推“休矣”的地方，李敦愚是介休人，他不作肯定，也不作否定，只是每说到介子推的事，前面都加个“相传”。一个清朝的地方文人，能有这样的气度，是值得后人敬重的。他也没做什么考证，是采信了顾炎武的说法。顾是一代大师，治学严谨，每下一结论泰山难移。顾来过山西，在这个问题上下了很大功夫，根据的理由非常充分，他认为相传介子推隐居的绵上，不可能在今天的介休，晋文公时霍山以北皆为狄地，晋国的边界没有那么远。这个见解很精辟，也难撼动。
顾炎武是怎么考证的就不说了，我找见的几个材料，也能说明这个问题，也可说是对顾炎武的补充。
一是，晋献公消灭了晋国周围的魏国（芮城古魏遗址）、耿国（在河津市境内）、霍国（霍县一带）、杨国（洪洞羊舌古城遗址）之后，把北面的版图扩大到霍山以南地区。《国语·晋语》里记载着这么个事。公元前六五一年，晋献公参加齐桓公召集的“葵丘之会”的时候，在半路上遇见了周天子的使臣宰孔，也叫宰周公。宰孔对晋献公有一段评语：“景霍（指霍山）以为城，河汾涑浍以为渠……汪是土也……释其闭修而轻于行道，失其心矣。”说明当时的霍山正是晋国的边界，宰孔的意思是说，扩充了这么大的地方不去好好治理，却随便到外面去跑，这是很不正常的。这段话就表明，公元前六五一年晋国的版图，北面的界线还超不过霍山。晋国版图扩张到霍山以北是晋襄公以后的事情。
二是，晋文公元年即公元前六三六年，介子推隐绵上，晋文公以绵上田旌表，当时并没有介休这个地名。自此以后，有关历史文献上无论是春秋时期的晋国，还是战国时期的三晋，都没有介休这个地名。自从公元前六三六年介子推的事发生，经过了一百二十二年，到了《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即公元前五一四年，晋国曾分祁氏之田为七县，这些县是祁（祁县）、徐水（徐沟一带）、马首（寿阳）、盂（盂县）、梗阳（清源一带）、平陵（文水）、邬（介休），也没有介休这个地名，当时介休属于邬县。“界休”作为县名的出现，始见于《汉书·地理志》。考虑到汉初设立的郡县，所用地名基本上是因袭秦国的旧名，少部分为新建，我们把界休得名时间的上限估计得宽一些的话，可以算到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建立郡县的时候。先秦经过春秋战国四百一十五年，这样漫长的时间从来没有界休地名的记载，四百多年后方才出现了界休这个地名，并且和介子推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很明显是后人附会的产物。
三是，再举战国货币资料作为佐证。战国时代三晋的经济非常发达，货币铸有地名的“平首方足布”，绝大部分是三晋即韩赵魏三国的。现有文献中着录的平首方足布，共有六十四种，属于三晋的四十八种，地名属于现在山西省内的有二十种。其中用战国地名的，有襄垣、长子、祁、离石、霍、安邑、屯留、榆次等十种。总观战国货币中的地名，地望在晋中一带的有晋阳、祁、兹氏（汾阳一带）、阳邑（太谷附近）、中都（平遥一带）、中阳（孝义一带）、平州（介休灵石一带）、邬（介休境内）。可见战国晚期晋中县邑名称中，仍无“界休”其名。这些足以说明，介子推和界休这个地名看来是两回事，没有什么联系。跟界休没联系，介休是由界休来的，跟介休就更不会有什么联系了。
韩：你的这种说法，获得普遍接受吗？
张：有人接受，不多。没办法，旧地方志普遍存在着，爱把历史上有名气的人物和事件，硬拉到自己地区的现象。很多是既不顾历史渊源，又昧于古代地望，牵强附会，伪造古迹。遇上这样的事，是很让人头疼的。我的办法是，考证是考证，古迹是古迹，各是各的。比如前面说过的孝义县的魏文侯墓，不是春秋时的墓，是汉朝的墓，也是古迹，也可说相传是魏文侯的墓。有人要较真，那就告诉人家是怎么回事。地方上的古迹保存下来了，历史真相也弄清了。
韩：今天是不是就到这儿？
张：我也该歇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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