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颔传-巧释“索达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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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三日星期三

    下午。上次谈地方史,意犹未尽,这次去了又接着谈。

    韩:《学术文集》里,那么多地方史研究的文章,你知道我最佩服哪一篇吗?

    张:你说。

    韩:那篇《“索达干”解》,真是篇妙文,可谓地方史研究的典范之作。如果从事地方史研究的人都有这样的研究水平,或者都有这种精神,这种学风,地方史研究该是何等景象。

    张:快打住,我脸倒不红,只是心跳得快了些。这么一篇普通考证文章,怎么会让你这么青眼有加。又唠叨了,你说吧。

    韩:本来是你讲的,倒成了我讲了,待会儿我再说,你先说说怎么想起写这么一篇文章。

    张:山西吕梁地区,现在叫吕梁市了,有个村子叫“索达干”,在临县境内,当时还是公社所在地。一九七七年春天,记不得是在临县开会去碛口参观路过,还是专门去那儿看个古墓葬遗址什么的,记得还在公社食堂吃了顿饭,待客很热情,什么上来都是一大盆。粉条山药炖肉最有特色,做法跟别处不一样,别处稀汤寡水,那儿稠糊糊一大盆,吃得你直冒汗。村子就在黄河岸边,过了河,陕西那边是吴堡。我对这个村名很感兴趣,吃饭时好几次问公社的人,他们说不清,炊事员是本地人,上了年纪,还叫进来问了,总想弄清这个村名的来历。陪我的人,当地的人,都不知道我为什么对这个村名这么感兴趣。我跟他们说,这个村名不像是汉族的村名,弄清它的来历,说不定可以弄清这一带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不是什么大题目,只是觉得有意思。可惜的是,当地人什么也说不上来,只说这儿祖祖辈辈就叫这么个名字。心里记着这个事儿,后来看书就多了个心眼,有什么先记在卡片上放起来。

    韩:这是个好习惯。

    张:为这事还跟一个朋友闹了点不愉快。是谁就不说了,也没有坏心,只是急了点。大约一九八七年,去索达干十年之后,就在太原,一次学术会议休息的时候,几个人在院子里闲聊,正好有个人是临县的,我又问起索达干,还是个不清楚。我就把自己这十来年看书得到的材料,还有自己的大致思考说了,说索达干很可能是突厥语,这个村子很可能是唐代西突厥一个部落的聚居地,或是一个武装集团的驻扎地。没想到的是,有个听的朋友,过后写了篇短文,给了报纸发表了,说了我的不成熟的意见并加以发挥,说我认为索达干是突厥语言中的“虎”字。读报后,我非常惊愕,给他打电话,希望他赶紧把“虎”字的说法纠正一下,说我认为是突厥称谓的看法是个不成熟的意见,以免贻笑大方,贻误读者。后来据这位朋友说,他把纠正意见送交报纸编辑,但未见刊出纠正。这事儿让我多少年来耿耿于怀,愧疚难安。有次偶然翻捡读书卡片,从中抽出几则有关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发现,我原来认为“索达干”是突厥名称的想法,竟是受这些资料的影响,在脑子里形成一种模糊的印象。又过了几年,积攒的卡片多了,觉得索达干作为突厥名称的想法,还是可以作为一个见解正式提出来的。

    韩:你说又过了几年,就是从一九八七年起又过了几年,写文章到了什么时候?

    张:该是一九九二年或是一九九三年,大致就在这个时候。这篇文章写了没发表,当时正在编我的学术文集就放到文集里了。你说这篇文章好在什么地方,我听听。有时候毛病是无意的,自己不知道;有时候优点也是无意的,自己也不知道。

    韩:我佩服的,一是你这种小处着眼,随时发现选题的学术敏感。这没什么,对你来说已经习惯了。再是你的论证方法,既是穷举法,又是递进法。穷举法好说,陈寅恪、钱锺书做学问惯用这种办法,什么小事,一举证就是十个八个,多的时候一连举二十几个,能把人吓死,不免给人炫耀博学的感觉。当然这也是大本事,不佩服不行。你也用穷举法,不给人排山倒海的恐惧,只给人见好就收的乖巧。这不难做到,难的是,你在举例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证据之间的逻辑力量,看似几个平列,实则逐一递进。待到你要说出结论时,读者早就喉咙痒痒得要抢答了。文章做到这个地步,怎能不说是奇文,妙文,又是用在地方史的研究上,怎能不说是典范之文。

    张:哦,是这个意思呀。穷举是有点,递进先前倒没想过。可能是有个由远及近,由浅入深的考虑,在你看来就是一种递进之术了。

    韩:且看你的论证过程。先从史书上找见“达干”这个名字,用在什么地方。

    《新唐书·突厥传》上说,突厥汗国的国君“可汗”,下设诸大臣有二十八等,但是在文字中按次序只排列了九个名称,即叶护、屈律啜、阿波、俟利发、吐屯、俟斤、闫洪达、颉利发、达干。其中“达干”列为第九等。这些大臣皆为世袭而无限员。由此可见“达干”是突厥可汗下属一个层次的头领名称。

    这个第九等的官员,或者说是可汗下属的头领有多大呢?仍是《新唐书》里的材料。唐永淳元年(公元六八二年)载:“绛骨啜禄……遂以为阿波达干,悉属以兵……遂攻并州。”长安三年(公元七〇三年)载:“突厥遣史者莫贺达干请进女,妻皇太子”;“伊然可汗立八年……可汗幼,其母婆匐与小臣饫斯达干乱。”上述史料中有三个达干名称。沃斯达干虽为“小臣”,但也是“大臣”中的第九等,应该是小头领一类的人物,否则是不可能与可汗之母相乱的。其他两个达干,阿波是带兵官,莫贺是遣唐使臣身份,皆非卑微者。

    疑心是突厥地名,到《突厥传》里找材料,这是常规做法,没什么可称道的。接下来的论证就不然了。这么个居于九等的官,若是个朝臣,又怎么会在黄河边的黄土高坡上留下历史的痕迹呢?接下来才是你惯用的扒皮抽筋的手段,从各种史籍上,一连举了五六个例证,说明“达干”这个职务,除了前面所说为部落首领、牧主而外,同时也是带兵的头领。

    至此,这个索达干,既可是部落首领,又可是带兵将领,就可以满世界地跑了,就有可能跑到黄河东岸后来成了临县的这个地方了。这就又要说到突厥与山西的关系,如果突厥与山西没有关系,索达干再是部落首领,再是带兵将领,再能跑也跑不到山西的黄河岸边。噢,停住停住,我说得太快了,“索达干”三字,前面只解决了“达干”二字,还有个“索”字没有惊动,这个问题不大,对你来说费不了什么力气。几乎像个枪法高明的枪手,就像你的《西里奥维》里的那位神枪手,抬手一枪连准也没瞄,就打了个正着,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

    我国古代称异族辫发者为“索头”,恶称“索头虏”、“索虏”。突厥族是否索头?据《北史·突厥传》称:“其俗被发左衽……”好像非辫发者,但大业三年(公元六〇七年)隋阳帝幸巡榆林等地时,突厥启民可汗在宴会上“奉觞上寿”,杨广在情绪激奋的情况下即席赋诗,诗中有“辫索擎膻肉,韦韫献酒杯”之句(见《隋书·北狄传》)。唐圣历初,突厥默啜请和,被唐册封为“立功报国可汗”,使者司宾田归道上言中有“解辫削衽”之辞,均为形容当时突厥人为索头辫发者。这些记载从词气分析,也可能是对西北民族的泛指,不一定是指突厥而言者。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北史·突厥传》中说“突厥之先,出于索国……”的一条记载。这很可能是“达干”称“索”的一个因素。

    张:这就是你说的扒皮抽筋的手段?我觉得还是平实的叙述。

    韩:下面还有。你习惯了,不觉得好,我看了却是另一种感受。《水浒》的好汉里有个索超,原是官军的将领,祖上会不会像杨业一样,是北汉或辽国的降将,赐了个索姓?《百家姓》前一百个姓氏里头没有索姓。

    张:不会吧?《元和姓纂》里就有索姓的记载。商朝的王公贵族有七支,形成七姓公族。商亡周兴,武王就把周公旦的长子伯禽分封在鲁,建立了鲁国,并把殷商七族中的六族迁徙到鲁国,这六姓分别是徐、条、萧、索、长勺和尾勺。武王伐纣,索姓出力不少,定居鲁国后成了名门望族。历史上,索姓出了不少人才。西晋时有个大书法家叫索靖,能文能武,擅长草书,得到大书法家张芝的亲传而又有发展,笔力劲迈,素称“银钩虿尾”。有《章书状》传世,搞书法的人都知道。

    韩:还是说索达干吧,你说好了。

    张:今天山西省临县还保留着“索达干”这样一个突厥称号的地名,说明临县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军事头领“达干”,在这个地方建立过牙帐,或者是这个地方当初就是突厥的一个部落的所在地。这样看来,“索达干村”是以突厥官名作为称号的地名。类似的情况在山西汉族地名中亦是常见的,如“杨千户河”、“萧官人河”(皆在右玉县),“秦王堡”(绛县),“葛伯寨”(闻喜县),“韩侯岭”(灵石县)等皆是。

    韩:还是我说吧。如果只考证出索达干是突厥语,是一个以突厥官名作为称号的地名,意义也有限,只能说明是你的小小的学术兴趣。这篇文章的好处是由此扩展开来,展现了突厥在山西地面上活动的历史画卷。其中隋代所举的事例最为精彩。仅举两例,以概其余:

    大业十年(公元六一四年),隋炀帝北巡雁代,曾被突厥数十万围于雁门,史称“雁门之厄”。解围后,隋炀帝杨广逃奔太原。其明年,突厥又寇马邑(今山西朔县)。在双方和好时则遣使往来不绝于途,当时突厥前后“入朝”者竟达“三百七十余辈”。甚至上表称隋皇帝为“大隋圣人莫缘可汗”。当时山西的代州、朔县一带便是与突厥交往冲突,最为密切敏感的地带。

    在隋代有一个突厥人叫“特勤大奈”的,随同曷罗那可汗归于中国,此人曾从隋炀帝征讨过辽东,并赐姓史氏。入唐后又随李渊在太原起兵。因为他在唐朝建国战争中立了大功,官至右武卫大将军,封窦国公,为凌烟阁图形二十四功臣之一,成为我国历史上的名将。他原来所辖领的突厥部落均散居于楼烦之地,隋代的楼烦郡即在山西省静乐县一带。

    上世纪七十年代,山西新设了一些县,太原有个娄烦县,好大一块地方是从静乐划出来的,当时还觉得这个县名怪怪的,看来还是其来有自。

    张:从历史地理上说,有根有据。还说唐朝与突厥的关系吧。这一时期,唐朝与突厥的战和之事很多。突厥的活动地区从边塞云朔一带,推进到晋阳(今太原)和石岭关以北的忻州,阳曲(今山西定襄县)一带。归附唐朝者被册封为“归化可汗”,其从臣皆授予显官。敌对者仍“乘月犯边”、“弯弓报怨”。唐武德三十年,突厥处罗可汗与刘武周曾进据并州(今山西太原)。

    总括起来说,突厥自从西魏、北周入侵太原开始,直到唐肃宗至德年间,突厥衰落为止,在军事、文化等方面,与汉族政权交往凡二百三十多年,可见山西地区当时是汉族和突厥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纽带地区。直到晚唐及五代时,曾帮助唐朝镇压黄巢起义的晋王李克用,是西突厥沙陀部族人,他的势力也几乎遍及山西整个地区。他本人先后担任过大同军防御使、云中守护使、代州刺使、忻州兵马留后、领河东节度使等要职。他的儿子李存勖,五代时建都于太原,当了后唐的开国皇帝。建都于太原的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也是西突厥沙陀部族人。从以上史实中,不难看到突厥族在山西地区的深厚基础。有这样的历史渊源,在今天山西省地区内,发现有突厥称号的地名是丝毫不足为怪的。

    韩:山西别的地方,还有突厥族遗迹吗?

    张:有还不少,仅我所知就有好几处。介休县张壁村有“可汗王”庙(《介休县志·古迹考》民国十九年版),这个庙里有清道光十二年树立的石碑,碑文中称之为“罕王”,当地群众称该庙为“鞑王庙”,现在这个庙还保存完好。孝义县城西一百六十里,殿山上也有“可汗庙”(见《孝义县志·胜迹》乾隆三十五年版)。又据一九八五年七月间,汾阳县刘守覃先生来函见告:“汾阳县阳城村,有可姓,是一大家族。巩村有‘可汗庙’即可姓之宗祠,今已缺如……”过了几年,当时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刘永生同志,在汾阳巩村调查时发现有一座龙王庙,残破不堪,殿壁上有残存壁画,其内容非关龙王故事。当地群众都说殿内原有可汗的塑像,年老者还能表述一二。这很可能就是刘守覃先生信中所说的“可汗庙”。

    韩:至此,这篇考证文章,就可说完满了。但你心有未甘,又预设了一道防线,因为搞地方史的都知道,唐代活动在山西一带的,除了突厥还有回纥,回纥与突厥关系密切,索达干这地名,也有可能是回纥语,是回纥一个部落的名字。

    张:你说得对,我确实有这个考虑。降大任给我的这种写法叫“多重设防”,跟你的意思一样。他说的是求证之后的提防,也可说是堵塞漏洞。所以文章最后,谈谈回纥在山西的兴衰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唐自肃宗朝始,突厥势力开始衰落,代之而起的便是回纥。回纥本匈奴的苗裔,先为铁勒部落臣属于突厥,一切制度受突厥影响很深,官职名称都和突厥相同,“署官号皆如突厥故事”(见《旧唐书·回纥传》)。唐肃宗朝平息安史之乱,曾得到回纥军的大力帮助。从那时起唐朝的外族关系,便由突厥转换为对回纥的关系。正由于回纥继承突厥的官职称号,所以一些高级官员也有多称“达干”者。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七六〇年),“回纥九姓可汗使大臣具陆莫达干朝奉起居”。当时回纥族宰相称“达干”的例子也不少,计有“磨咄莫贺达干”、“揭拉裴罗达干”、“海盈阙达干”等。回纥族在山西活动的史料远远不及突厥丰富。肃宗宝应元年(公元七六二年),“回纥毗伽阙可汗以唐大臣仆固怀恩之女为可敦(王后),故相随前来太原参拜岳父”。大历十三年(公元七七九年),“回纥寇太原,过榆次、太谷”。又:太原尹鲍防与回纥战于阳曲,代州都督张光晟与回纥战于羊武谷(今山西原平市阳武村西)。那么“索达干”村是否为回纥的遗迹,而非突厥者?我以为如前面所述,突厥在山西活动的历史长达二百三十余年之久,与山西的历史源远流长,而回纥只是从唐朝肃宗时才开始活动于内地,到德宗时其势便衰,唐朝与外族接触关系,主要转向对吐鲁番的交往。此后,回纥虽然也有骚扰,但已“如手足之疥”,微不足道了。回纥在唐朝时的活动不过三四十年,远不及突厥的时间久长,关系更不及突厥深厚。况且回纥“达干”的称号也是承源于突厥的习俗,所以“索达干”地名的由来,应首先考虑其为突厥的因素。

    韩:你这个结论虽是以商讨的口气说的,但是层层递进,步步踏实,至此也可说是泰山难移了。

    张:历史考证,我还是有几分自信的。我也知道,有人在盯着,总想抓住个什么把柄,说不是科班还是不行。因此我写起文章来,总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方史考证上也不敢掉以轻心。

    韩:这个是你的深层心态,外人看不出。我看到的,只有你做学问的浓厚的兴趣。梁启超说过:“把我梁启超烧成灰作化学分析——也只有一点为学的兴趣。”看你的文章,我也是只看出一种为学的兴趣。

    张:不敢攀附梁先生,为学的兴趣还是有些的。

    韩:也许是年龄大了,这些年我觉得研究地方史,也是蛮有意思的。没有人做地方史研究,中国的历史就很难落到实处,细处。比如突厥在山西的活动,通史上就那么几条,要看分布,谭其骧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想来会有。可是,没有索达干这样的地名,没有你这样详实的考证,总觉得隔膜了些,遥远了些。你这么一考证,这段历史马上就活了起来,成为可以亲眼看到,亲手触摸到的东西。

    张:也是的,可惜做地方史研究的人太少了,有梁启超先生那种“为学的兴趣”的,就更少了。

    韩:对许多一辈子做文化工作的人来说,晚年转到乡邦文献也就是地方史的研究上来,是最好不过的。年龄大了,有积淀,有时间,说不定真能搞出点名堂。

    张:地方史常常是扑朔迷离,疑难重重,要搞得下大力气。韩:这也正是地方史研究的魅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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