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同志以北京大学为基地，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团结了一批革命的知识分子，于1920年3月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些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开始把视线萦注于劳工运动，到工人中寻求革命的依靠力量。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灌输到工人中去，使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经过研究确定首先到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长辛店、丰台、南口和唐山四处开展工人运动。
长辛店是京汉铁路北段的一个总站，有铁路工人3000多人，距北京仅40里，地位重要，联系方便。唐山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大工矿区，工人更为集中，有煤矿、铁路、水泥企业工人近5万人；且开滦煤矿为中英合资企业，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为英国控制的企业，工人斗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政治影响大。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李大钊决定派邓中夏等人去长辛店开辟革命据点时，也派罗章龙到唐山开辟革命据点。经过他们一段时期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唐山、长辛店成为中国近代工人运动的发源地。[20]
唐山地区是李大钊同志的故乡。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18年后，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学教授。在中国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10月领导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名重当世。
李大钊很早就著文论述唐山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历史作用。1919年3月9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无情揭露开滦英国资本家利用封建把头包工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对煤矿工人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与关注。五四运动以后，曾亲自到唐山进行过社会调查，他访问了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并和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邓培等工人谈过话。他又去开滦林西矿进行调查，和矿工王瑞来、李景春等人亲切交谈。李大钊这次来唐，给唐山的工人和学生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力量。这是原唐山制造厂工人程帝炳和原开滦林西矿工人李景春在解放后分别提供的回忆材料。可惜李大钊同志与邓培等工人的谈话内容，未能留存下来。
早在1920年1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之前，罗章龙就到唐山进行过社会调查。罗章龙（1896-1995），湖南浏阳人。又名文虎，学名璈阶，解放后用名罗仲言。1918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预科班，两年后升入本科班。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组织者之一，1920年10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1月以后，北京大学等高校十多名师生，在李大钊提出的“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和知识分子要“作民众先驱”的思想主张影响下，陆续到唐山进行社会调查。北大学生罗家伦（笔名“志希”）撰写了《唐山纪游》一文在北京《晨报》发表，揭露了矿工的悲惨生活。北京大学文学预科学生罗章龙等3人，利用寒假期间深入到唐山开滦煤矿、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和启新洋灰公司，了解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写出了《唐山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后来以笔名“无我”在《新青年》第7卷第6号上发表。
罗章龙1960年回忆说：“我第一次到唐山时，在街上碰到了一个广东人，他是个木工。我们就攀谈起来，从他的谈话中知道唐山有个广东会馆，有些势力，一部分广东籍工人技术较高，也有文化。我回到北京以后，经过研究，决定首先在唐山工人中找几个思想先进、技术高、在工人中有威信的人建立联系。后来我到南口去联系工作，又遇到一位广东籍的工人，我和他提起唐山的事。他说：‘你们想到唐山去吗？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有我的一个朋友，叫邓培，也是广东人，和我一起做过工，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我叫他陪我们去趟唐山，他说不好请假，他可以给邓培去信。这个工人很热心，他接到邓培回信后，亲自到北京，告诉我们说：‘邓培很欢迎你们去。’”[21]
在这期间，罗章龙又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学生许元启那里了解到：“邓培为人正派，思想开朗，手艺好，技术高，带有几班徒弟，在工人中很有威信，是事实上的领袖。”罗章龙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几个从事工人运动的同志，都感到满意，决定立即与邓培建立联系。
罗章龙通过那个南口工人的介绍，在与邓培有了约定以后，于1920年4月25日（星期日）第二次到唐山。这天晚上，罗章龙在印度房头条胡同1号（解放后为刘屯新民后街7号）邓培家中见到了他。罗章龙回忆说：“第一次见面，谈了一些学生方面的情况，在场的还有唐山制造厂两个广东籍的青年工人，对学生很器重，谈学生的事还谈得来。”[22]初次见面，邓培给罗章龙的印象是：“人很精明，头脑反应快，谈吐大方。”邓培对罗章龙说：“北大的学生是好样的，我钦佩。”他向罗章龙询问了北京学生开展爱国活动的情况，又询问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他们交谈时，有些词语邓培不会用普通话表达，而用广东话讲，罗章龙听不懂，邓培就用英语来表达。罗章龙后来回忆说：初次见面，“彼此感到很投缘”。[23]邓培热情表示愿意与北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建立合作。从此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唐山的联络点就在邓培家中建立起来了，这里成了唐山近代工人运动的策源地。
不久，“五一”国际劳动节快要到来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给邓培寄来了许多传单和小册子，有《五一运动史》和《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等，要求邓培组织唐山工人进行纪念活动。这是邓培在北京的革命知识分子领导下进行的第一个革命活动，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唐山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实践，也是一个里程碑。对于唐山广大工人和邓培本人的教育作用都是巨大的。
《五一运动史》是李大钊撰写的。文章详细介绍“五一”劳动节的来历和各国无产阶级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的历史。邓培读了，感到内容非常新鲜。李大钊期望“中国的劳工同胞”，“认今年‘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在文章的结尾写道：“起！起！！起！！！勤劳辛苦的工人，今天是你们觉醒的日子了！”[24]李大钊的话，深深打动了邓培的心，他感到非常振奋。
五月一日那一天，唐山制造厂的工人虽然没有能够休假，但邓培利用休息的时间，集合了几百人，开了一个纪念会。邓培根据李大钊写的文章内容在会上发表了讲演，同时宣读了《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宣言写道：
“我们亲爱的劳工朋友啊！今天是五月一日，是美国工党同盟罢工争得‘每天八小时’的纪念日，全球的工人到了这一天，都是相率罢工，举行示威运动。但是我国的工人，还有很多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所以我们来告诉各位：自从今天起，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凡不做工而吃饭的官僚、政客、资本家、牧师、僧侣、道士、盗贼、乞丐、娼妓、游民，一律驱逐，不准他们留在我们的社会里来剥削我们。所以我们大家都要联合起来，把所有一切的土地、田园、工厂、机器、物资，统统取回到我们手里，这时候谁还敢来压制我们呢？我们劳工的朋友啊！快快起来，休业一天，大大的庆祝一下！
五月一日万岁！
劳工万岁！”[25]
这篇宣言切实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奋斗目标和工人求解放的道路，表达了千万被压迫工人群众的心声。邓培读完宣言，会场情绪激昂，工人高呼：“五一万岁！”“劳工万岁！”“资本家的末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口号。纪念活动使邓培和广大工人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在工人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新青年》杂志于5月1日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7卷6号），除了刊登李大钊写的《五一运动史》外，还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以及署名“无我”和许元启的两篇《唐山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许元启在调查报告结尾说：“制造厂方面的报告，大半从邓培君处来的；矿务局的报告大半是从董恩君和矿工刘某君处来的，这几人都很热心的。”邓培很快从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那里得到这期杂志，就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并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周围的工人阅读。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中，明确规定了不劳动者不得食和人人都有工作权利的社会主义原则，说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工人各方面利益的保护和照顾。这是邓培和广大唐山工人对社会主义社会最早的了解。邓培和工人们读了以后，对比自身的处境，感慨万分，开始向往社会主义。
以后，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代表就经常来到唐山，他们对邓培不只是谈爱国，而且开始谈到了自己的阶级。他们向邓培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用通俗的语言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对于这些革命真理，邓培感到非常亲切和需要。他开始懂得了工人贫困的根源和工人求解放的道路，逐步树立起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他怀着无限敬佩的心情，把那些向他进行启蒙教育的共产主义者尊称为“北京来的先生”。
北京的共产主义者还把《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共产党》杂志以及一些通俗的进步书刊，送给邓培。邓培把这些书刊看成是无价之宝，常常阅读到深夜。他又以补习英语为名，把工厂中的一些先进工人和练习生阮章、陈洪、陆振轩、梁鹏万、许作斌、王麟书等召集到家中，组成马克思学说研究小组。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一起学习这些书刊。通过这些先进分子，又把革命道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
李大钊发表在《每周评论》（第12号）上的文章：《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大声疾呼：“这个炭坑，彷佛是一座地狱。这些工人，彷佛是一群饿鬼。”“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李大钊尖锐地指出：“唐山煤厂的工人，约有八九千人，这样多数工人聚合的地方，竟没有一个工人组织的团体”，因而发动的罢工，“没有效果。”[26]邓培读了这些扣击心弦的话，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启示，理解到组织工人团体的重要性。
李大钊发表在北京《晨报》的文章：《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邓培读了以后，也引起了深刻的思考。李大钊提出：现在世界上最悲惨的人就是那些劳动的人，所以“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然后“大家一起消灭痛苦的原因”。[27]邓培感到这正是多年埋藏在心里的话。“五四”以前他多方寻找解放的道路，就是为了消灭这苦痛的原因。如今才找到了指路的明灯。
李大钊同志那种“唯知跃进，唯知雄飞，唯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28]和“不敢辞其辛苦，瘅精瘁力以成之”[29]的奋斗精神，在邓培心中树起了高大的形象。他决心要以李大钊同志为榜样，投入到变革中国社会的伟大斗争中去。
这个时期，邓培除了接受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革命教育以外，又从赴俄归国的华工那里接受了许多革命宣传。
远在五四运动以前，有个华工叫陈友茹，从俄国回到了唐山制造厂。他曾经在1905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和俄国工人一起战斗过。他经常热情地向工人讲述那次革命的经过和列宁的斗争事迹，所以，邓培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了列宁的名字。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滦煤矿有2633名矿工被英国资本家骗卖到帝俄的煤矿做工。他们后来亲身经历了十月革命，有的人参加了苏俄的工会组织，有的人参加了苏俄红军，与苏俄的无产阶级共同保卫过苏维埃政权。1920年春，这些华工陆续回到了开滦煤矿，他们把在苏俄“工人国”的见闻讲给乡邻和工友们听，宣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以后这种宣传逐渐扩大到唐山制造厂工人中间。他们说：“俄国资本家压迫俄国工人，俄国工人就和他们斗争。他们的方法是罢工。罢工前先响汽笛，工人们就从四面八方集合到广场上，有领导人在台上讲话，对工人说：‘资本家住高楼，坐马车，咱们工人的血汗都叫他们喝去了，咱们要团结起来打倒资本家。’”“革命后的俄国，赶走了资本家，工厂归工人管理，咱们进行斗争，也可以那样。”“德国不德，美国不美，俄国不饿（一说“俄国不恶”），今天等明天盼，盼的是俄国一样天！”邓培听了这些话，受到莫大鼓舞，向往“工人国”，决心要学俄国无产阶级在中国进行革命。
1920年初，几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欧洲参战的华工，回到了唐山制造厂做工。如欧阳强，1913年入唐山制造厂当徒工，他是广东香山县（1925年改名为“中山县”，今中山市）人，很快与邓培、梁鹏万成为亲密的朋友。1917年欧阳强被北洋军阀政府派往欧洲参战，他去过俄国、法国和英国。1920年初回到唐山后，他和一同归来的华工向邓培等工人介绍了在欧洲的见闻，宣传了欧洲各国的工人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情况，以及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情况，对于邓培的觉醒也起了促进作用。
二、建立唐山第一个近代产业工会
1920年在李大钊、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时，就确定了在北方“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的方针。[30]
1920年10月，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在李大钊提出的“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横的组织，以对抗富权阶级、资本阶级”[31]思想指导下，加强了在唐山建立工人团体的实际活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北京大学经济系学生罗章龙曾到唐山与邓培讨论了组织工会的问题。邓培说：唐山在民国初年，就有人来组织过工党，当时参加的人不少都是技术工人。这些工人受到英国工党的影响，想在中国组织工党，加入的条件是技术工人。当时已有了个雏型的组织。但因中国没有建立工党的条件，人数又不多，还没有形成组织，就很快消失了。以后，陈翼龙在北京、天津组织社会党，也派人到唐山组织社会党支部。后来袁世凯下令封闭了北京社会党总部，并将陈翼龙下狱处死。自此以后唐山工人中再没有人来组织政党活动。邓培对罗章龙说：“现在你们来组织马克思主义的工会，我是赞成的，但鉴于前两次的失败，你们要作充分的准备。”[32]他表示愿意参加此项工作。
唐山早期的工会运动，还受到共产国际在天津的联络人的关注和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指导帮助，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唐山传播的另一途径。
天津距离唐山不过120公里，比北京离唐山更近一程。民国初年唐山与天津同属直隶省，五四运动中，唐山人民与天津人民曾联合开展反帝爱国运动，联系密切。唐山无产阶级一直受到天津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张太雷等人的重视。
据有关史料记载，1919年前后，苏俄共产党人鲍立维、缪勒、布尔特曼、斯托扬诺维奇等人先后来华，他们都曾住在天津俄租界，秘密从事推动天津和中国其他地区革命活动的工作。鲍立维和布尔特曼1920年前后在天津分别会见过李大钊。他们首先与天津的一些大学生建立了联系。北洋大学学生张太雷，最早与他们接触，关系密切。
张太雷（1899-1927），原名曾让。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1916年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学习。很早就是天津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1918年上半年，张太雷受聘于北洋大学法科教授福克斯主办的《华北明星报》，担任兼职编辑。不久，又被俄共（布）党员鲍立维聘为英语翻译。鲍立维是共产国际派驻天津的文化联络员，俄籍犹太人，会说汉语。受鲍立维的影响，张太雷开始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他重视工人运动，曾在国际刊物《工人世界》1920年9月号上发表介绍中国工人生活状况和工人运动的文章。1920年10月，参加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受命组织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
由于在苏俄的华工向这些在天津的苏俄共产党人提供了部分归国华工的地址，通过这些归国华工的介绍，使他们与天津的纺织工人和码头工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进行组织工会的工作。1920年夏秋之际，张太雷和共产国际派到到中国的联络员、俄共（布）党员鲍立维，又通过天津的先进工人与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邓培建立了联系。他们萦注唐山工人运动。[33]张太雷曾到唐山对工人阶级状况进行调查，开展工人运动。
1920年10月，原天津北洋大学学生谌小岑在北京见到了李大钊，李大钊派他到天津找张太雷建立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10月上旬，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团员共7人，有北洋大学学生张太雷、谌小岑、吴南如3人，南开中学学生2人，京奉铁路职员2人，张太雷任书记。决定开展工人运动，学习工人品德，是一个很有革命朝气的青年组织。
不久，共产国际的联络员鲍立维，派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谌小岑到唐山进行联系。谌小岑，1897年生，湖北安化人。1917年入北洋大学特别班，参加过觉悟社。鲍立维指定他要会见3个人：1个是邓培，1个是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1个是铁路工人。鲍立维能够指定会见唐山的3个人，说明他对这3个人是有联系并有一定了解的。
11月7日，谌小岑到达唐山，邓培在他家中接待了谌小岑，详细介绍了唐山制造厂工人生活状况。在场的还有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3个学生。谌小岑与邓培讨论了如何组织唐山工人的问题。谌小岑在1919年4月间，曾经到过唐山实习，去过唐山煤矿，看到煤矿工人生活很苦，因此这时他对邓培说：“你们应该做煤矿工人运动。”邓培说：“不行。煤矿工人是很多，很苦，但是成分复杂；要先做铁路工人运动，然后做启新洋灰公司工人的工作，把两个厂的工人组织起来，然后再进一步做煤矿工人的工作。”谌小岑听后，认为符合实际情况，很赞同邓培的见解。那一天是星期日，唐山制造厂停工，邓培陪同谌小岑参观了工厂。谌小岑1983年5月回忆说：“第一次见面，我感到邓培很有头脑，其妻是贤妻良母，家中收拾很干净，我的印象很好。我们的谈话，决定先在南厂（唐山制造厂）组织工会。这是我第一次到唐山去的结果。”[34]谌小岑从唐山回到天津后，把了解到的情况，写了一份报告给鲍立维。
其后，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张太雷进一步加强了与唐山工人邓培等人的联系。他们把《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共产党》等书刊寄给邓培，在唐山工人中秘密传阅。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编辑出版了《劳报》，因遭军警当局查禁，1921年1月4日改名《来报》出版。“来报”与英语“劳动”一词谐音，又有“面向未来”之意。《劳报》和《来报》以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治经济变革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己任，同时登载反映长辛店、南口、唐山等地工人生活和斗争的文章。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谌小岑按期将报纸寄给邓培，再由邓培分发到唐山工人中去。这种通俗的革命报刊，启发了唐山工人的觉醒。直到1921年1月张太雷离开天津赴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大会，会后留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工作，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才暂时停顿下来。
1920年11月底，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张国焘到天津，要求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谌小岑陪他到唐山去找邓培。张国焘（1897-1979），又名特立，字恺荫。江西萍乡人。1916年入北京大学学习，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
12月下旬，张国焘和谌小岑2人到达唐山，住了3天。在邓培家中和邓培、梁鹏万、王麟书3人，一起讨论了把唐山工人运动的重点放在唐山制造厂，并进一步确定首先在唐山制造厂建立工会问题。[35]这次讨论成为唐山工会运动的直接推动力量。在这之后，邓培立即对在五四运动中建立起来的爱国组织同人联合会进行整顿和改组，把它转变为由产业工人组成，谋求工人利益的工人群众组织。
邓培首先建立了新的领导核心，由他担任会长，修配场刨床工匠王麟书担任秘书，还有南场房的工人崔宝罗，3人是最早的领导核心。以后加入领导核心的有生铁房工人刘玉堂和李福庆等人。集会地点在邓培家中。邓培确定新的工会组织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明确的政治方向，决不为资本家和反动政客所利用。决定清除原来同人联合会中的工头，通过秘密串连，在工人中重新发展会员。暂不发展员司为会员。注意打破工人中的同乡帮派观念，把增强工人团结，唤起阶级觉醒，领导工人进行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作为新的工会组织的宗旨。这样，在1920年底，一个崭新的体现阶级自觉的近代产业工会——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同人联合会在邓培的组织领导下诞生了。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工人群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标志着唐山的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发生了质的飞跃。
开始，工会的名字仍叫同人联合会，或称同人职工会，但是这个组织与“五四”时期的爱国组织同人联合会是有重大区别的。后来改称为京奉铁路机务处职工会，也叫京奉铁路唐山工会。
1920年11月和12月，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上海机器工会和上海印刷工会先后成立，是中国最早的近代产业工会。邓培领导建立的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会紧随其后，是唐山地区建立的第一个产业工会，也是中国北方最早建立的近代产业工会；比1921年5月建立的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会稍早些。
1921年3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团员李树彝常驻唐山，指导唐山制造厂建立工会工作和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李树彝（1899—1932），又名李却非，曾用笔名舒意、介痴等。湖南省酃县水口镇人。出身农民家庭。1919年底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后来工读互助团解体，李树彝成为北京大学的旁听生。1920年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10月，北京政府交通部设立了铁路职工教育筹备处，准备在四大铁路开办职工学校。同时在北京举办职工教育讲习会，招聘知识分子入会讲习，经4周讲习毕业后，分派各线路担任教育职务。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李大钊同志趁机派李树彝应聘参加讲习。京奉铁路在丰台、唐山、山海关各办一所职工学校，李树彝毕业后被分派到唐山任教。
1921年3月11日，交通部举办的京奉铁路唐山职工学校在唐山扶轮小学开学，招收唐山制造厂职工入学，学员不收学费，书籍和其他学习用品由学校供给；共有教员三四人，李树彝在唐山的公开身份是这个学校的数理教员。
其后，邓培在李树彝的帮助下，进一步健全同人联合会的组织。决定实行委员会制，由邓培、陈文海、王麟书、崔宝罗、梁鹏万、许作斌、刘玉堂、李福庆、罗占先等9人组成工会委员会。邓培担任委员长，油漆房工人陈文海为副委员长，下设秘书、财务、宣传、外交四股，王麟书担任秘书，许作斌、崔宝罗负责财务，梁鹏万、李福庆负责宣传，刘玉堂、罗占先负责外交。这些积极分子经过工会工作的锻炼，以后大都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或共产党员。
新的工会建立了比较严密的组织，订出了工作规章，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工会的基层组织是十人团，每10个会员编为一团，选一个团代表；各场房根据会员人数，设总代表二至四人不等。当时工会组织，基本上处于秘密状态，不便于召开全体会员大会，主要通过团代表会议和总代表会议推动工作。工会会员必须服从团代表、总代表和委员会领导，完成工会交给的任务和保守工会内部秘密。这种代表会议制度，使全厂工人在严密的组织下，团结一心，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1921年5月，邓培在扇面街5号秘密召开了一次工会代表会议，有工会委员、总代表和基层团代表共30多人参加。这是1920年底工会组织秘密建立以后召开的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有些团代表是初次见面。邓培在会上首先讲了成立工会的意义。他指出，工人要想成功地进行反抗斗争，必须团结起来，成为什么也攻不破的营垒。工会就是这样的组织。他还说：“我们要打破同乡观念，不分南方人、北方人，都是一同受苦的兄弟。我们不能要工头和狗腿子参加，因为他们和我们走的不是一条道。”他要求每个会员要广泛团结工人群众，在工人群众中发挥酵母作用，帮助工人群众提高觉悟，积极参加工会组织。此后，唐山制造厂工会便在邓培和李树彝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
李树彝时年20岁，工作很勤奋。邓培虽比李树彝年长，但很尊重这位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思想感情相通，工作配合默契。李树彝经常帮助唐山制造厂工会和邓培起草文件，做文书工作。因李树彝是湖南人，熟悉广东方言，联系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和开滦矿务局中众多的广东籍工人比较方便。他住在永安路陆家街梁家房1号工人家里，时常帮助工人写信读报，接近群众，和工人联系十分亲密，工人都很喜欢他。当工人知道他是自愿放弃大学学业来唐山任教时，更加尊重这位“北京来的先生”。
李树彝和邓培研究决定，要利用职工学校这个讲台向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李树彝在教数理课时，增加了社会常识课内容。他从劳动创造世界讲起，讲到工人受压迫不合理，应当团结起来，进行反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家的斗争。他还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从猿到人的进化和人类社会发展史，宣传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工人听了都为之动心。邓培和工会委员也常到学校听课。李树彝在京奉铁路唐山职工学校的宣传教育，帮助许多工人加入了同人联合会。
北京政府交通部在唐山开办职工学校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对抗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长辛店举办劳动补习学校的影响，但是由于李树彝和邓培巧妙隐蔽的工作，使这所官办的职工学校变成工会控制下教育工人的阵地，其作用与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是一样的。李树彝在这所学校工作了1年多。
工会成立以后，工人都觉得自己有了靠山，有了出气伸冤的地方。每天下班后，常有工人跑到邓培家中或是秘密集会的地方报告受害情况。邓培接到报告后，就召集总代表讨论对付办法。邓培为人正直，总爱替受委屈的人说公道话。遇到包工头扣发工人工资或花红，邓培就组织大家找包工头说理，还发动过几次小规模的罢工。有的工人生活太困难，邓培就发动大家进行帮助。邓培是最乐于帮助人的，他是工匠，工资比帮工、小工和徒工要多些，见到自己的伙伴生活有困难，就慷慨解囊。工人遇到伤亡事故，工人家属总是请邓培用英文代写一份向厂方申请抚恤金的报告。
1921年“五一”劳动节的时候，邓培再次组织工人参加纪念活动。4月中旬，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派该团书记张国焘和团员李实2人至唐，联络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数名进步学生，一同筹备组织此次纪念活动。纪念会是5月1日晚上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礼堂举行的。邓培率领唐山制造厂工会代表王麟书、刘玉堂、朱怀瑞、许作斌、阮章、梁泰、李福庆、赵武、王玉亭、程禹民、徐炳恒共12人参加，开滦矿务局工人代表只奎元和启新洋灰公司代表杜玉田，以及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几十名学生一同参加了纪念会。
张国焘和李实于4月下旬返京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又于“五一”前夕派两名代表至唐，他们在会上发表了讲演，散发了《五月一日》和《工人的胜利》两种小册子。《工人的胜利》上登有津浦铁路机务处17个工人致全国各线铁路工人的一封信，提出“组织全国铁路工人团体”和涨工钱，减少工作时间，增加花红，放假日不扣薪，星期日休息不扣薪，增添卫生设备，改良待遇，各路平等，八项要求。号召“诸位伙伴们！赶快醒过来，赶快联合起来，咱们同携着手，向光明的道上走去吧！”邓培和与会工人读了，一致表示赞成。邓培带领工人、学生高呼“五一万岁！”“劳工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学生向唐山制造厂工会赠送了一块横匾，黑绒镶边大红地，上书“劳工神圣”4个大字，使纪念会达到了高潮，会场上洋溢着工人和知识分子团结战斗的气氛。
“五一”纪念会照亮了工人求解放的心，也吓破了反动当局的胆。唐山军警当局派了大队荷枪实弹的警察，封锁了学校四周。散会后，邓培带领工人好不容易冲出了封锁钱。这次纪念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唐山工人的思想觉悟。
唐山制造厂工会成立以后，很快与开滦煤矿工人和启新洋灰公司工人建立了密切联系。邓培通过同乡关系深入到那里进行革命宣传，唐山制造厂工会实际上成了唐山总工会。同时，邓培开始深入京奉铁路沿线组织工人，唐山制造厂工会又成了京奉铁路工人运动的核心。对于各地工人的斗争，不管多么遥远，邓培都领导工会设法支援。唐山制造厂工人与外地工人联系最多的是京奉铁路山海关工人和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三者如同兄弟，代表往还，络绎不绝。1921年5月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邓培曾派代表前往祝贺，并交流了组织工会的经验。长辛店和唐山组织工会的经验对各地有很大影响，1923年邓中夏在上海举办沪西工人俱乐部时，就提出要学习长辛店、唐山组织工会的经验，让没组织起来的工人赶快组织工会。
三、创建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成立后，不断发展组织，除了发展大中学生入团，也吸收工人为团员。1921年3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李树彝常驻唐山，除了指导工会工作以外，还担负发展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任务。
李树彝到唐山以后，首先发展邓培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同时通过职工学校教育和个别谈话培养入团对象。这项工作不仅在唐山制造厂工人中进行，也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学生中进行。
1921年4月中旬，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张国焘和团员李实，到唐山筹备组织纪念“五一”劳动节活动时，与李树彝、邓培研究了唐山的建团问题，进一步推动了唐山的建团工作。
5月间，上海、北京等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缺乏领导骨干和团员成分复杂，致使观点分歧，组织涣散，于是宣布解散。因此，李树彝原定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唐山组织的计划便不能实行。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树彝征得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意，决定单独建立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
李树彝在邓培支持下，仿照原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稍有更改，订立了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1921年7月6日，正式成立了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36]第一批团员共有7人，除发起人李树彝和邓培外，有阮章、梁鹏万、许作斌、陈洪、陆振轩。[37]关于成立时间和第一批团员名单，有当时的文献资料可资证明，因而是可信的。
阮章（1902—1926），字炳文，原籍广东，出生于上海。唐山制造厂机械房练习生（练习生是具有学生资格的人考取，经4年练习后，派到各厂房充当助理员）。出身工人家庭，其父阮耀初是唐山制造厂翻砂工。阮章1920年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高中部，先至开滦矿务局任职，这时刚入厂不久。朝气蓬勃，奋发向上，富有革命热情。
梁鹏万，又名梁稿，1898年生于唐山，原籍广东省香山县（1925年改名为“中山县”，今中山市）。天津南开中学毕业。1912年入唐山制造厂，曾随邓培学过徒，是旋盘工匠。五四运动中担任唐山各界联合会评议员。人称唐山工会活动“四大炮之一”。
许作斌，1878年生，广东省香山县（1925年改名为“中山县”，今中山市）人。唐山制造厂老资格的机器匠。曾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以来一直热心于爱国事业和工人运动。
陈洪，广东省人，唐山制造厂练习生。入团1个月，即赴法国留学。
陆振轩，广东省人，唐山制造厂练习生。入团1个月，赴法国留学。
此时尚未建立团的委员会，暂由李树彝代理书记。
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时，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开始就扎根于工人之中。第一批团员中，除李树彝外，均为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的工人或练习生。旋床工匠邓培是团组织的核心人物。
第二，第一批团员中，除李树彝外，都是广东人。当时工厂中的广东籍工人相当多，约占工人总数的1/4。在邓培的周围很早就团结了一批广东籍工人，他们有革命要求，文化水平也比较高。邓培最初发展团员时，首先利用同乡关系，从最了解情况和关系最密切的广东籍工人中选择对象，这样工作较易进行，但也反映了初期团组织发展工作中的局限性。后来团员的发展对象才趋于广泛。
第三，入团没有年龄限制。李树彝、阮章、梁鹏万、陈洪、陆振轩等人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人，而邓培时已38岁，许作斌则是43岁的中年人。据原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罗章龙回忆说：那时加入青年团，并没有年龄限制。比如1921年下半年，山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将近40岁的王翔千也加入了，说自己是“特别团员”。
第四，注意政治质量。所有团员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没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痕迹，保证了团内思想统一。发展团员实行候补制，即首先把发展对象列为候补团员，经过一段时期考察，由团常会讨论批准，正式吸收为团员。
第五，初步建立了团的工作机构和组织生活制度。团内实行分股办事，设书记兼文牍、教育、宣传、调查、会计五股。“凡团员都得在一股办事”，以发挥团员的作用。“团常会每月一次，股常会无定。”“无常费，自由认捐”。[38]在活动经费方面常常遇到困难。
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河北地区最早建立的团组织，也是全国最早建立的17个地方团组织之一。1921年5月至11月，各地青年团组织处于停顿和解散时期，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却异军突起，于1921年7月6日庄严宣告成立，并一直坚持进行组织活动。这是唐山青年运动的突出成就，也是李树彝、邓培这些青年运动先驱的历史贡献。
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成为唐山地方党组织建立前领导唐山工人运动的核心力量。
1921年11月，共产党员张太雷受中国共产党和少年共产国际的委托，重新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各地团组织才又相继恢复，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即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地方组织之一。
四、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消息传来，邓培十分兴奋。他向北京党组织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北京党组织对他作了进一步考察。
邓培自1920年4月在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后来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已经1年多了。他得到北京共产主义者的热忱帮助，共产主义觉悟迅速提高，对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表现了极大的忠诚。1921年春，他加入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以后，他参加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使他在政治上更加成熟。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为了组织工人运动，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1921年9月，中共中央在上海新闸路三元里召开中央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工人运动的问题，邓培作为北方产业工人的代表列席了这次会议。[39]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当时党中央负责人陈独秀、张国焘及共产国际的代表。各地的代表有：北京方面为罗章龙，武汉为白昊，上海为李振瀛、袁达时，山东为王尽美（王瑞俊），湖南为毛泽东，广东为冯菊坡等，共计十多人。这次会议共开了5天。邓培在会上听取了共产国际代表关于工人运动的报告和各地代表关于当地工人生活情况的报告，参加讨论制定了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工作计划。大大提高了邓培的思想水平。
中央扩大会议以后，在北京成立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范围包括华北、东北和山东、河南、陕西、甘肃等12个省、16个大城市，以后，又兼管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工作，地域辽阔，任务极为艰巨。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是共产党员罗章龙（对外使用的名字为“文虎”），副主任是共产党员王尽美。邓培和北方各地的工人运动领袖人物，如京汉铁路的史文彬、正太铁路的孙云鹏、津浦铁路的王荷波、京绥铁路的张汉清、胶济铁路的傅书棠、陇海铁路的王符坚等，都先后被吸收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成员。[40]以后，邓培肩负的工作担子更重了，而他能够结识各地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互相学习，从而大大增长了领导才干。
罗章龙在中央扩大会议结束后，向中共北京区委和李大钊同志作了报告，并讨论了开展北方工人运动的工作方案。提出“把长辛店、南口、丰台、唐山、洛阳等处作为工作重点”；同时提出“在铁路、矿山、城市建立党与团的组织。”这样在唐山的建党问题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当时，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要求全体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严守下列公约：（一）献身革命工人运动，百折不回，誓为实现真诚无欺的民主自由而奋斗，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二）不争夺地位荣誉，万众一心为革命，时时站在最前线战斗。（三）胜则相让，败则相救，牺牲个人利益。（四）廉洁奉公，生活朴素，重视劳动，尊敬妇女，不嫖不赌，不捧脚，限制谈恋爱，禁绝一切败坏道德行为。邓培严以律己，模范遵守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的公约，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他在唐山数万产业工人中树起了一面红旗，在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内赢得了良好声誉。
北京党组织讨论了邓培的入党问题，认为：“邓培家庭出身好，祖父、父亲和本人三代都是工人；他对政治很关心，对参加党有认识，对他讲共产党，讲十月革命，接受较快；他为人诚实而直爽，肯于牺牲个人利益，在工人中有威信，并在广东会馆里负些责任；他思想进步，为我们提供许多材料，并愿意为工人革命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41]邓培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表现都达到了共产党员的标准。
1921年秋，中共北京区委批准邓培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那时入党没有很多手续，由北京党组织把邓培找去谈一次话，宣布党组织的决定，就是入党了。邓培是唐山和河北省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很长时间以来，关于邓培入党的时间，说法不一。曾长期和邓培一起从事工人运动，了解邓培入党情况的罗章龙，于1986年11月10日致函中共唐山市委党史办公室说：
“来函所询关于邓培同志入党的确切时间，由于年代久远，我已不能详忆，大致可作如下回答：
一、邓培入党是在1921年，是最早的一批工人党员，大致与史文彬同期。
二、如更详细些，大致在党成立后（7月）和年底他去参加远东民族大会之前。
三、他入党是由团转党还是直接入党或在次年底转正等，已不能准确回忆了。”[42]
罗章龙信中所提关于邓培“入党是团转党还是直接入党或在次年转正”问题，是不言自明的。如前节所述，有文献资料证明邓培确于1921年7月以前加入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他是由团转党，并继续兼为团员的。
关于时间，邓培是1921年10月由唐山至北京，然后去苏俄参加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详见后节），因此，罗章龙的信中所言“年底他去参加远东民族大会之前”，应为“10月他去参加远东民族大会之前”。笔者曾于1982年9月26日上午去北京前门西大街罗章龙的家中，访问过罗章龙（在座者有其子罗平海），他说：“邓培1921年9月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扩大会议时，不是党员”。把这条材料与上引罗章龙的信，结合起来研究，邓培的入党时间大致是1921年9、10月间，所以本书认为邓培是1921年秋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的。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进行研究。[43]据党史界多数同志研究，长辛店铁路工人史文彬是1921年秋入党的，这个时间与罗章龙上述信中“与史文彬同期”的说法相吻合。
邓培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他从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新的起点。邓培从少年时代就有革命要求，但是他长期在黑暗中摸索和苦斗。自从他与北京的革命知识分子建立联系，特别是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进行革命工作以后，他才找到了革命的正确道路，看到了光明和希望。邓培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铁路工人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他积极向上，不断追求真理的结果。他一直战斗不息，直到为党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伟大光荣的称号。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五、出席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谒见革命导师列宁
1921年上半年，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为了对抗帝国主义加紧对东方被压迫民族的侵略，组织国际统一战线，决定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又称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其他民族革命团体派代表参加。少年共产国际书记处，也要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派代表出席会议。中共北京区委和李大钊同志决定派共产党员邓培作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代表和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梁鹏万作为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参加了中国代表团。
1921年10月下旬，邓培和梁鹏万以回广东老家探亲为名，向厂方请准3个月假，去北京通过罗章龙见到李大钊。李大钊发给路费，并指示出国日期。[44]然后随同北方的其他代表高君宇、于树德等人，从北京乘火车启程，途经奉天（今沈阳），到达哈尔滨。因为没有出国护照，只能由满洲里偷越国境，边境线上军事设防很严，偷越是十分危险的。邓培等人由满洲里坐扒犁越过边界，躲过边界哨所的枪弹，历尽艰险，于11月初到达西伯利亚的重要城市、共产国际远东局所在地伊尔库茨克。中国代表团共44人，代表性相当广泛。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是张国焘，国民党的代表是张秋白，有工人团体、文化团体、妇女团体的代表，高君宇、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瞿秋白、林育南、任弼时等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分别以各地区、各团体代表的资格赴会。
这次大会，为了对抗美、英等帝国主义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原定在华盛顿会议召开的同一天，即1921年11月12日在伊尔库茨克召开，但由于多数代表未能按期到达，故决定延期举行。到12月下旬，当大部分代表陆续到达后，考虑到便于列宁和共产国际就近指导，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于12月25日又决定改在莫斯科召开，从而使大会具有更为重大的政治意义。中国代表团在伊尔库茨克停留了近两个月。在此期间邓培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起应邀参加了当地举行的苏维埃大会和联欢会，主动参加了苏俄人民正在开展的“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劳动，不顾严寒，到森林里搬运木材，或是到车站附近扫除积雪。尽管由于战争和反革命叛乱的破坏，当时的苏俄还存在饥荒和其他种种困难，但是，苏俄人民那种获得解放的喜悦和忘我的建设祖国的精神，给了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邓培，极其深刻的印象。当邓培亲眼看到一个普通农村工人担任当地苏维埃大会主席的时候，他感到特别振奋，从那里他看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未来。
12月10日，中国代表团负责人张国焘和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组织代表团中的共产主义者，讨论《中国共产党宣言》。邓培参加了讨论。这个文件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讲“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者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共产主义者主张废除政权，如同现在所有的国家机关和政府，是当然不能存在的”；“共产主义者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没有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这三个方面，概括起来就是要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共产主义者的理想。
文件第二部分是讲“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
文件第三部分是讲“阶级斗争的最近状况，着重指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无产阶级的胜利，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选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这种建设法是由无产阶级选出来的代表——最有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中之一部分——所制定的”。[45]
通过参加《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学习和讨论，使邓培这个入党不久的党员，受到一次系统而深刻的共产主义理论教育，提高了思想觉悟。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梁鹏万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学习和讨论。不久，在莫斯科，经张国焘批准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2年初，中国代表团一行44人，和蒙古、朝鲜、日本等国的代表团同乘一列专车，前往莫斯科，沿途受到苏俄仪仗队的欢迎。大约经过9天的时间，代表们抵达赤都莫斯科。在巍峨雄壮的莫斯科车站，代表们受到盛大的欢迎。邓培在激昂的《国际歌》乐曲声中，迎着无数面飘拂的彩旗和男女欢迎群众的亲切笑脸，走下火车。在以后的几天里，邓培随同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参观了克里姆林宫中的历代帝王的陈迹，革命博物馆和其它各种博物馆，以及革命时代的地下工作处所，使邓培进一步了解了苏俄的历史和革命传统。又应邀到莫斯科大剧院观看了大场面的歌剧和参加各种欢迎会，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当时莫斯科的粮食和其它物品都十分缺乏，苏俄政府还是为代表们提供了较好的三餐食品以及香烟、糖、内衣、毛巾和肥皂等。邓培和代表们沐浴在苏俄人民伟大的国际主义情谊之中。中国代表团有人提议把代表吃的白面包捐给苏俄儿童吃，得到了邓培等人的赞成。
1922年1月21日，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正式开幕。参加大会的有中国、朝鲜、蒙古、日本、布里亚特、卡尔梅克、雅库特、印尼、印度等远东国家和民族的代表共148人，其中有表决权的131人，有发言权的17人。中国代表有表决权的39人，有发言权的5人；中国代表中知识分子20人，工人9人，农民9人，其他1人；有共产党代表14人，国民党代表1人，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11人，无党派代表13人。[46]美国、匈牙利等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应邀参加了大会。
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原第三国际档案馆）里，保存有邓培和梁鹏万出席大会的代表《调查表》和唐山铁路工会对邓培的委任状。
邓培的《调查表》填写的是：“邓培、1895年5月6日、私塾八年、机器、铁路工厂工人、唐山铁路职工会、共产党、铁路工会、1921年11月5日、赴伊尔库茨克会议、没有（到过俄罗斯）”。邓培的签名。表后，有唐山铁路工会的委任状：“本会委任邓培君出席伊尔库茨克全权代表”。有会长邓培、书记梁帝林的签名。
梁鹏万的《调查表》填写的是：“梁鹏万、1898年3月25日、11年天津中学毕业、机器工人、工界、没有（委任状）、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唐山职工会、11月1号到俄边18里站、赴伊尔库茨克会议、粗通英语、没有（到过俄罗斯）”。梁万鹏的签名。[47]
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会场充满了远东各国人民团结战斗的气氛。主席台正中上方是马克思的半身塑像，台额及廊柱间悬挂着用中、日、朝、蒙等国文字书写的巨幅横联：“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解放东方劳动者！”非常醒目。大会由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宣布开幕。推举列宁、托洛茨基、片山潜、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等5人为名誉主席。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萨发洛夫和美国、印度、匈牙利等国的共产党代表以及远东各国的主要代表共16人被推为大会主席。片山潜代表共产国际和大会主席团向到会代表致欢迎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N·N·加里宁向大会致贺词，C·A·洛佐夫斯基代表赤色职工国际向大会致贺词；中国、日本、蒙古、荷属印度、印度、美国劳动者代表，中国妇女代表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先后致贺词。
大会期间，共举行了12次会议。邓培和代表们首先听取了季诺维也夫代表共产国际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华盛顿会议结果》的报告，随后据此通过了《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及远东形势》的决议。接着听取了远东各国代表团关于本国形势的报告。大会的第三项议程是听取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萨发洛夫所作的题为《共产党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及其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的报告。共产国际的报告指出了远东各被压迫民族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有效途径，系统地阐述了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思想，回答了远东各国革命运动中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使邓培受到了很大的教益和鼓舞。各国代表的报告，介绍了远东各国的阶级关系、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妇女的状况等，内容丰富，也引起了邓培的极大兴趣，学到了革命斗争经验。
中国代表张国焘、邓培、于树德、张秋白和黄碧槐（女）等5人，先后在大会上就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奴役；中国的工人运动，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中国劳动者的严重状况；中国政治斗争的历史概述；中国妇女的状况等5个问题分别作了报告或发言。邓培代表中国产业工人在大会上报告了“中国的工会、铁路和冶金工人罢工情况”，[48]讲述了上海、唐山、长辛店、九江等地和津浦铁路工人的斗争，受到了与会代表的重视。中国工人罢工的情况传到了全世界，受到普遍关注。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因健康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大会，也没有直接针对这次大会的讲话，但他始终关注大会的进行。在会议期间，邓培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朝鲜代表金奎植一同受到列宁的邀请在克里姆林宫接见，这是邓培终生难忘的光荣而又欢乐的时刻。列宁与中国、朝鲜代表讨论了两国的特殊问题以及涉及整个远东的问题，他着重强调了将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的各国革命力量联合起来的必要性。列宁指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光明的前途，勉励中国无产阶级团结其他革命群众，推动中国革命前进。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第1册）一书中，对于列宁的这次接见有如下记述：
“开会后几天的一个晚上，施玛斯基偕同共产国际的一位英文翻译爱芬（此人后来任斯大林秘书），邀请张秋白、邓培和我三位中国代表以及朝鲜代表金奎植一同去克里姆林宫。经过两次卫兵岗位的查询，由施玛斯基出示通行证件，向之说明来意后，我们的车子就停在一座办公大厦的门口。约9点钟时，我们被引到一个小客厅里，施玛斯基这才说明此来是应列宁的约见。
须臾，列宁从隔壁的办公室过来接待。他出现时朴实无华，毫无做作，完全是个普通人，很象中国乡村中的教书先生，绝对看不出是手握大权的革命最高领袖。经过施玛斯基的一番介绍之后，谈话便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
张秋白首先要列宁对中国革命作一指教。列宁很直率地表示，他对中国革命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的革命领袖，但也不了解孙先生这些年来做了些什么，因此不能随便表示意见。他转而询问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张秋白并未多加说明即作肯定表示：国共两党一定可以很好的合作。列宁旋即以同样的问题问我，并希望我能告诉他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况。我简单地告诉他，在中国民族和民主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又指出两党合作的进程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正在学习着进行各项工作，当努力促进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团结，列宁对于我的回答，似乎很满意，并没有继续问下去。
接着他又询问金奎植有关朝鲜革命运动的情况。……
告辞的时候，列宁以亲切的态度紧握着邓培的手，用英语向我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大的作用。请你将我的意思说给他听。’邓培这个朴实的工人领袖，听了我的翻译后，张口大笑，点头不已，作为对列宁盛意的回答。列宁睹此，也露出乐不可支的笑容。
这次谈话因为翻译的费时，花去两个小时以上的时间，谈话的内容却很简单。我们一行4人，对于这次晤谈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晤谈时那种友爱亲切的气氛，使大家事后称道不已”。[49]
对于列宁这次接见的情形，邓培回到唐山后，曾对一些工人传达过。原唐山制造厂工人、曾随邓培学徒的袁兰祥，1960年曾回忆说：“据邓烈士对我谈，这次会议虽不是列宁主持，但由于列宁对中国革命的重视，特别接见了中国代表。在会见时，经介绍邓培是直接参加生产的铁路工人时，曾特别热烈地作较长时间的握手，并问了他一些有关他生活的话。”[50]
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接见，使邓培受到了莫大的教育和鼓舞，增加了敬仰之情。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邓培以中国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份，谒见了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和领袖，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光荣，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光荣。
远东民族代表大会的闭幕式，是应彼得格勒（后改称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苏维埃的邀请在彼得格勒举行的。邓培随同中国代表团，从莫斯科乘坐用木材作燃料的专车，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于2月2日到达彼得格勒。下车后即赴市内乌里茨基宫大剧院参加闭幕式，这是第12次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彼得格勒苏维埃、党、工会、妇女、青年组织的代表。俄共（布）彼得格勒省委代表、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和彼得格勒妇女代表向大会致祝词和向大会献旗，中国、朝鲜、日本、蒙古共和国和远东妇女的代表以及法国、美国共产党和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致答词，情绪极为热烈。会议听取了季洛维也夫的闭幕演说。最后，大会通过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完成了最后一项议程，胜利闭幕。
《宣言》揭露了帝国主义华盛顿会议的罪恶阴谋，号召远东各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日、美、英、法“四国条约”。《宣言》痛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残暴罪行：“日、美、英、法的强盗们正抢夺着四百兆人民的中国，以中国人民的血泪来造成他们生活的甜适。”“中国的苦力——世上最受富人们掠夺和压迫的奴隶——迫而为这些强盗们勤苦一直到死。……”《宣言》指出：“我们要对英、美、日、法和其他的世界强盗们宣布一个‘死生以之’的战争，我们要对剥削中国的军阀宣战，我们要对日本武人和官僚宣战，我们要向诡诈式的美国帝国主义和贪婪的英国投机家宣战，我们不得胜利，誓不休止！”[51]《宣言》对帝国主义这样痛快淋漓的揭露，表达了邓培内心深处的悲愤；这样勇敢坚决的宣战，正是邓培多少年来的决心。所以当邓培读到以上那些内容时，他热烈欢呼远东民族大会最了解中国被压迫民众的心！
《宣言》最后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并宣布“将我们远东受压迫群众不可破分的联盟确立在共产党国际旗帜之下”。邓培表示坚决拥护。当时，中国代表团中一部分国民党代表和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共产国际的领导，对共产国际的号召表示保留或反对。邓培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代表一道，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表达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原则立场。
这次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斗争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远东各民族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次会议明确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问题，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英、美、日、德等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军阀制度和封建土地制度。具体帮助了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革命纲领的制定。
大会闭幕以后，邓培又随同中国代表团访问了彼得格勒这座英雄的城市。参观了帝俄时代沙皇的冬宫以及富有历史意义的十月革命起义总指挥部所在地——斯摩尔尼宫。不管走到哪里，都受到好客的苏俄朋友的热情接待。
邓培这次赴苏，一共停留了3个多月。他亲眼看到了十月革命后苏俄国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地主、资本家被打倒，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争得了主宰自己命运和建设自己国家的权力，人们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正在用顽强的劳动清除帝俄时代遗留下来的垃圾，建设着社会主义的乐园。这一切正是邓培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他从那里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和未来。虽然时间不长，但邓培觉得亲眼看到的比原来在书本上看到的和从同志们口中听到的要丰富、生动得多了。中国除效法苏俄外，别无他途可循——这就是邓培赴苏归来时的结论。
1922年2月中旬，中国代表团开始分批启程回国。邓培带着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的教导和苏俄人民的深厚情谊，告别了苏维埃土地。他化装成商人模样，乘火车至满洲里。经过许多曲折，才于3月初回到唐山。离苏前，苏俄朋友赠送了许多礼物，有革命书刊，一架小望远镜，还有香烟和糖果等。为了纪念苏俄朋友的友情，后来邓培一直把那架小望远镜珍藏在身边。
邓培回国后，首先在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常会上，传达了远东民族大会的内容，然后去北京向中共北京区委详细汇报了赴苏开会情况，中共北京区委对邓培在远东民族大会期间的表现很满意。
邓培回到唐山后，他家中生活非常困难，几个月没发工资，无钱购买粮米，孩子们嗷嗷待哺。妻子重病，无钱请医治疗。第四女国华刚出生不久，其妻不能喂奶，只得求邻居大妈带着自己孩子到她家住，帮助喂点奶水。并且由于3个月假期已过，厂方要开除他和梁鹏万。但这一切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都算不了什么。他整天想，如何按照列宁的教导，使多难的祖国变成和苏维埃俄国一样。因此，他更积极地进行工作。他经常用俄语小声唱着从苏俄那里刚学会的《国际歌》。后来厂方把梁鹏万开除了。邓培托人说情，厂方考虑到他手艺高超，又在工人中有很高的威信，才允许他复工。
远东民族大会的号召，武装了邓培的思想。亿万东方人民反压迫的呼声，通过莫斯科的讲台，再经过邓培，传到了唐山工人兄弟心中。邓培把《宣言》中的思想告诉工人说：“我们一定要争得解放。我们要战胜压迫我们的人，来建设一个公平的制度；我们要将土地和工厂从不劳而食的人手中收回，将权力握在我们工人和农民的手里。”“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都是一家人。我们要团结起来！”[52]
1959年，唐山机车车辆工厂老工人王彦文、李辅祥曾深情地回忆：1921年冬天，工人们长时间没看见邓培，心里闷得慌。大家天天盼着邓培回来。1922年春，邓培回来了。邓培跟大家讲了许多新鲜事，有俄国工人斗争的，有俄国工人生活的，邓培对大家说：“将来我们也能和俄国工人一样，自由自在地干活，下了班舒舒坦坦地休息，再也没人打骂我们。不过，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要向俄国工人学习，团结起来进行斗争。”[53]这些话鼓舞了工人弟兄们。
解放后邓培的侄子邓伯长曾经回忆说：“我于1922年3月从汉口到唐山铁路工厂做工，那时邓培刚从国外回来。他见到我就对我说：现在中国的有钱人吃喝吹拍，作威作福。穷人没饭吃，我们要打倒压迫者。要向苏俄工人学习。他教育我不要胆小怕事，要敢斗；如果唐山呆不了，把名字改一下，到别处还可以参加革命。看得出他当时的革命情绪非常高，后来我知道他到苏俄参加了远东民族大会。从那以后，我就立志跟随邓培参加革命斗争。工厂中的许多工人也在那时接受了邓培的教育，投入了革命斗争。”[54]
六、建立中共唐山地方组织
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向全党各地区发出了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的通告。在邓培于1922年3月自苏俄归来赴京报告参加远东民族大会情况时，北京党组织根据中央局通告精神，指示他在唐山发展党员，建立唐山地方党组织。
1921年7月建立的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共唐山地方组织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事实上第一批团员就是党的预备队伍。邓培和梁鹏万已先后转为党员，陈洪和陆振轩赴法国留学。李树彝担任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驻唐山的特派员，他和阮章、许作斌3人在革命工作中都表现出色。特别是1921年10月至1922年3月在邓培赴苏俄参加远东民族大会期间，他们3人承担了领导青年团和工会的工作，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很有成效。
李树彝写了《开滦矿务局之实行包工制》一文，以笔名“舒意”发表在2月5日出版的《工人周刊》第28号上，揭露了开滦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号召工人团结起来斗争。建立唐山工人图书馆的工作，也按事先与邓培商定的意见在积极进行。对外地工人的斗争及时进行声援。1921年11月20日陇海铁路工人为驱逐洋总管若里举行罢工，李树彝和阮章领导唐山制造厂工会于25日写去了声援的信，并在《工人周刊》第20号发表。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罢工后，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李树彝和阮章领导唐山制造厂工会致信长辛店工人俱乐部表示支持，并发动工人捐款支援海员工人。2月5日《工人周刊》第28号刊登京汉铁路郑州机务处工人为驱逐总管陈福海，呼吁铁路工人声援，李树彝和阮章获悉后，立即领导唐山制造厂工会复函表示竭力援助，并在2月12日出版的《工人周刊》第29号发表。李树彝和阮章这样做，不仅援助了外地工人兄弟，也扩大了唐山制造厂工会的影响。邓培自苏俄归国后，对于李树彝、阮章和许作斌3人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22年4月以后，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李树彝由团员转为党员，阮章和许作斌也转为党员。同时，发展交通部唐山大学（原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田玉珍入党。
田玉珍，曾化名田真。1901年生，山西运城人。他原在山西太原第一中学上学，有个同学叫王仲一（原名王振翼），经高君宇（原名高尚德，山西静乐县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为北京大学旁听生，在中共北京区委工作。1922年4月，王仲一来到唐山，带领田玉珍到邓培家中和他相识，田玉珍经王仲一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仲一与邓培研究决定，由田玉珍负责唐山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的书信、文件转递工作，后来又负责党和团的刊物转递工作。
1962年11月田玉珍回忆了唐山早期党组织情况，可为参考。
“我于1921年暑假后考入唐山交通大学{以下简称交大}。1922年4月，王仲一同志由齐景林带领到交大来找我，他当即带我到印度房铁路宿舍邓培同志的家里和邓培相识，并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入党没有履行什么手续，经介绍人这样一谈，就算入党了，而且也没有候补期。王仲一原名王振翼，我们原是太原第一中学的同学。1921年的暑假一起到北京报考大学，我考上了交大，他报北大未考上。就在这个期间，王仲一经高君宇介绍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在北京专门从事党的工作。
我入党时，在交大没有党员，也没有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王仲一当时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负责上级与唐山组织的通信转递工作。这个工作我担任了一段时间，到1922年秋组织上在唐山市内有专人负责时，我才不担任这项工作了。
我入党后，过了一段时间，在一次小楼会议上，，阮章叫我担任宣传工作，他强调宣传工作的重心，应放在发展交大团的组织方面。那时，由上海党中央寄来的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和团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以及上级来的材料、文件等，都直接寄给我，我将一部分交给阮章，一部分留在交大由我传给进步同学阅读。记得当时每期《向导》都是寄来一卷，有二三十份。”[55]
唐山的第一批党员是邓培、梁鹏万、李树彝、阮章、许作斌和田玉珍等6人。1922年4月7日，梁鹏万因参加远东民族大会超过假期，被厂方开除，前往上海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唐山党员还有5人。4月间，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建立了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地方支部），邓培任书记。[56]
唐山制造厂的早期党员程帝炳在回忆录中写道：“在1922年初，大约在三四月份，在智字5条的一个小楼上成立了共产党。成立时叫中国共产党唐山地方委员会，书记是邓培。”[57]这是至今掌握的有关唐山地方委员会成立的唯一材料，特录此。材料谈到建立的组织名称叫“唐山地方委员会”，符合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第7条：“有5名党员的地方可建立地方委员会”的规定。关于建立的时间，3月份邓培才从苏俄归国，待去中共北京区委汇报，接受了组建唐山地方党组织的任务并组建完成已是4月了。智字5条的这个小楼叫醉月楼，以后一段时间是党的活动地点。
邓培领导建立的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是唐山地方党组织。有的史稿认为它实际上是唐山制造厂的党支部，这种说法不够准确。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不是一个工厂的党组织，而是唐山地方支部，是唐山地方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党员也不只是唐山制造厂的党员，还有唐山大学的党员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派驻唐山的特派员。
中共唐山地方组织的建立，是唐山近代革命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从此，唐山人民的革命事业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在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的领导下，唐山的革命运动掀开了新的篇章。
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是河北省第一个建立的地方党组织，也是全国较早建立的地方党组织之一。在今河北省区内，张家口（1922年6月建党）、石家庄（1924年4月建党）、保定（1924年5月建党）、邢台（1925年8月建党）、沧州（1927年2月建党）等地区都居唐山后，河北省的地方党史要从唐山建党写起，这是唐山地方党组织的光荣。
1921年11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登出启事，大量征求会员，不仅限于学生，也征求工人参加。邓培为了提高理论水平，以适应党的工作需要，自苏俄归国后不久，即加入该会为通讯会员。[58]
此后，邓培更加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他的生活十分俭朴，不喝酒，戒了烟，也不看戏和电影，积攒下来钱就买书读，在他家柜子里，收藏了许多革命书刊。平时工余时间他最爱养花和养金鱼，因为学习马列书籍，他常常忘了浇花和给金鱼换水。他每到月终即赴京参加讲演会，有时周末去京参加讨论会。每次归来，都把许多振聋发聩、鼓舞人心的革命道理，带给唐山工人群众。他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
邓培为了做好唐山地方党、团和工会的领导工作，经常以“学催眠术”为名去北京，向中共北京区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报告工作和接受工作任务。他常常是星期六晚上乘车赴京，住在马神庙街北京大学西斋学生宿舍，星期日一整天，不知疲倦地和战友们讨论工作，然后乘夜车返回唐山，星期一早上照常到厂上班。有时工作需要在京停留数日，他便事先委托他的徒弟上班时代他摘工牌和挂工牌（厂方规定的制度，记工以工牌为凭，每天工人上班时要从工厂门口牌底处摘下工牌挂到生产场房），并代他把活干了，以避免引起厂方的注意。
在这个期间，中共北京区委李大钊同志和邓中夏同志接见过邓培。马神庙街北京大学西斋学生宿舍，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场所兼图书馆，称“亢慕义斋”，意为“共产主义小屋”，“亢慕义”是德文“共产主义”的音译。李大钊经常到这里工作，在这里接见过邓培。李大钊同志接见时，非常温和亲切地询问邓培的思想和工作情况，对他分析当前的形势，提出革命任务，论述斗争策略，使邓培得到许多教益，因而邓培能够卓有成效地进行革命工作。李大钊同志春风化雨般的教诲，对于邓培的成长进步起了巨大的作用。李大钊这个30岁刚出头的北大教授，知识渊博，风华正茂，平易近人，在比他年长6岁的邓培眼中无疑是令人仰慕的革命导师；邓培常对别人谈起他对李大钊同志的崇敬之情。而李大钊也很赏识这个来自中国南方的中年铁路工匠，是一个有理想、有超凡的实干精神和组织才能，可以信赖的工人运动基层领袖人物。邓培与李大钊在6年的革命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七、创办唐山工人图书馆、林西矿工余补习社和大同社
唐山工人图书馆在北方的早期工人运动中有很大的影响。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的第三部分，谈到了当时中国劳动运动的发展情况，列举了北京方面情况：“设立长辛店铁路工人学校及俱乐部、唐山铁路工人图书馆、天津工人补习学校”。[59]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唐山工人图书馆是当时北京党组织领导的几个最重要的团结、教育工人群众的基地之一。
唐山工人图书馆，是1921年10月由邓培和李树彝着手创办的。1921年9月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拟定的工作方案中，要求唐山建立工人补习学校，帮助工人学习文化知识，同时灌输革命思想。邓培和李树彝研究决定，先在唐山建立工人图书馆。
原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王彦文，在1960年4月11日回忆说：“五四运动以后，邓培常向我们工人宣传说：‘工人不团结起来反抗，祖国是永远翻不了身的。’他又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说明了工人团结起来就能打倒反动派’。我问邓培怎样做？他说：‘得有严密的组织，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家出些钱，组织阅报室’”。[60]
清朝末年，唐山工人曾组织过阅报公会，为一部分有文化的工人，提供了学习时事的条件。民国初年，唐山工党组织过公益社，办阅书报社和工余夜课。五四运动以后，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和开滦矿务局的工人又办过阅报室，对于传播文化知识，联络工人群众，起了很好的作用。邓培和李树彝注意到这些情况，所以决定创办工人图书馆（包括阅报室）。采取这种形式，不仅为工人群众所需要，也减少军警当局的注意，在军警当局看来，不过是由来已久的阅报室又恢复了。
邓培和李树彝、阮章等人一起议定了唐山工人图书馆的宗旨、组织管理和经费来源等问题，由李树彝整理成《唐山工人图书馆简章》、《唐山工人图书馆阅览规则》、《借书规则》和《唐山图书馆干事会议简章》等规章。是90多年前留存下来的宝贵文献。
《唐山工人图书馆简章》内容如下：
（一）本馆以增高工人知识，联络工人感情为宗旨组织。
（二）本馆由热心工人教肢和工人滄织之人，为本馆会员。
（三）会员每半月开一次馆务会议。
（四）本馆遇有重大事故，经会员十人以上提议通过，本馆干事会得召集临时会议。
（五）本馆全体会员会议时，选举干事人员及会议重大事故。平时一切事故，由干事会议解决之。而各干事有执行会员会议及干事会议认可各条件之权。
（六）本馆设干事五人，并于五人中推定两人为正副䰻任干事，余3人为文牍、庶务、管理等职。
（七）凡入本馆为会员者，须有会员两人以上之介绍，经干事会认可，并得填具志愿书，方能入会。
（八）凡不守本馆章程、违犯本馆教条以上者，或借本馆名义在外招摇撞骗者，经干事会议证实，得取消会员资格。
（九）本馆经费分三种：
（1）特别捐（由热心工人教育者或赞成人捐助之）。
（2）会员每月会费贰角。
（3）经干事会议通过通知会员，得由干事人员，用本馆名义向各处募捐。
（十）本馆图书由图书馆专则规定之。
（十一）本简章自图书馆第一次会议议决实行之。
（十二）本简章有会员十人以上之提议，得于全体会员会议时修改之。
《唐山工人图书馆阅览规则》内容如下：
（一）凡属工人皆可入览，
（二）所置书报等，不得毁坏，不得带出。
（三）凡入览，不得在览室高声谈笑。
（四）要阅何项书籍，可持阅书条写明自己姓名及职别并书名，交于管理人，由管理人交出。阅毕交还管理人。
（五）在阅室不得高声朗诵，不得任意玩笑。
《唐山工人图书馆借书规则》内容如下：
（一）本馆会员才有借书权。
（二）本馆会员概发借书证，惟不准转借别人。
（三）本馆书籍单本者及新出版书，不能借出。
（四）本馆书籍借出不能过一星期，到期须亲自送还。
（五）会员借书务必加以保护，不准用笔或刀勾画剪裁，如有上项事故或遗失，须照原价赔偿。
（六）如有三次过期不还，得取消借书权。
（七）借书须将借书证交管理人收存，待把书交还，始得退还借书证。
（八）借书只许借一部。
《唐山工人图书馆干事会议简章》内容如下：
（一）干事员由全体会员会议选举之（复选法）。
（二）任期以一年为限，惟可连任。
（三）职责：
（1）正主任干事，管理全馆一切事务，有对内对外各种权限。
（2）副主任干事，帮助正主任干事，如遇正主任干事告假，得代执行正主任干事之职责。
（3）文牍兼书记，掌理本馆一切文件、布告及收发各种书、报、杂志，并于每月底造一报告。
（4）庶务兼会计，掌理本馆一切出入经费及购置、修缮等事，并于每月底造预算及报销各一份。
（5）管理兼指导，掌理本馆一切设备及整理并执行等事，并于每月底造一报告。
（四）会期每月一次。
（五）有召集临时会议之权。
（六）干事员之权利与会员相等，无物质之报酬。
（七）凡干事员有不尽责者，其他干事均有劝导之义务。如该干事员实不能负责或故意不负责者，得通告全体会员另选之。
（八）本简章由干事员三人以上之提议，得于干事会议修改之。
1921年10月下旬，邓培赴苏俄参加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前，邓培又和李树彝、阮章就工人图书馆的租房、募集图书和捐款、发表启事、安排工作人员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此后工人图书馆的筹备工作，便在李树彝和阮章的领导下继续进行。
李树彝和阮章在唐山西中新街2号（另有记载为中新街4号，待考）租了两间平房，经过紧张的筹备，唐山工人图书馆于1921年12月正式开馆，接待读者。
李树彝以唐山各厂矿工人邓培、阮章、王麟书、刘玉堂等31名发起人名义，起草了一份《唐山工人图书馆启事》，刊登在1921年12月18日出版的《工人周刊》第21号上。《启事》说：
“我们工界朋友们：大多数因为家境贫穷的缘故，在小时候读书的机会很少，把各种自然智慧和能力几乎埋没了。所以除做工外，对于常识无暇来讨论。至于社会生活、人生乐趣那就不用说，概无机会来研究的。想起来我们一个完全的人，真同聋、哑、痴、盲一样，唉！真是伤心人啊！现在工业日益发达，机械日益昌明，社会愈进于文明。像我们工界朋友，如聋如哑如痴如盲，先前既缺少取得基础知识，无法应付环境。现在仍不能找到读书的所在，纵有千百个热心肠想读书，终久是枉然的。像这样，我们怎能在这样竞争的社会上生存，怎能不受人家淘汰。
所以有一个顶好的法子补救这种困难才是。我们已经结合一些同志来筹划些钱，购买书设立一个图书馆，为的是凡我工人都可自由去阅览，这是我们工界最好求学的法子，也是工界的一颗夜光珠。
图书馆里应要的书报等等，我们竭力的置办，如该出版部有赠送，我们便函请赠送，谅他们也很乐意的；如没有赠送例的，我们就寄钱去买。无论如何，我们总使各种书报杂志，一一充满。这个图书馆的目的，是使凡工界朋友都能够享得这种增加知识的利益。开始的时候是小的，慢慢扩充起来，想我们工界朋友都能表同情，都能愿意保护这颗夜光珠，愿大家一齐起来啊！”
李树彝又起草了两份募捐书款的《通启》，分别刊登在1922年1月23日出版的《觉悟》和1922年2月5日出版的《工人周刊》第28号上。并在《工人周刊》第28号上，全文刊登了《唐山工人图书馆简章》、《唐山工人图书馆干事会议简章》、《唐山工人图书馆阅览规则》和《借书规则》。这样唐山工人图书馆，便在北方工人中出了名。各地工人和各界人士，常寄赠图书和捐款。
《唐山工人图书馆募捐》文（载《觉悟》）
热心人类幸福的朋友们：
你们抱着指导群众趋向光明路走去，你们抱着伟大的毅力来冲碎一切障碍物，你们的精神长此伸，长而且永远继续，你们创造出来的光明高耀于全社会。我们感受了你们的引力，我们并不敢多谈一声：“多谢！”我们只能努力跟从你们大步的走去。
但是少数人走得太没有兴味了，而大多数人向隅也未免不公平，所以，我们要组织一个工人图书馆，收集各种书报和杂志，以期同享，现在我们都是家无宿粮的可怜人们，起手动作总是缺乏秩序又缺少经费，正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虽承各地的热心朋友帮助，无奈车薪杯水，路遥力驹。我们处于这种情景之下，欲进不能，欲退也不甘愿，想你们闻之亦必生怜。
我们素来是对不起你们，现在我们正在意于对不起你们的中间说一个对不起。我们的意愿是如此，前途有如何的障碍，那是不管的。你们是我们的好老师，你们是我们的良友，谅你们都很愿帮助我们，使我们有成。如有书报和杂志赠送我们，那就是我们的大幸运了。
即此顺祝你们康健！
唐山工人图书馆
《唐山工人图书馆通启》（载《工人周刊》第28号）
工友们：你们看过那工人图书馆的缘起，谅来可以明白我们的意思了。但是我们还得再向诸位声明：你们也能想到自己没有求知识的地方，也没有什么书报给你们看，你们自己的经济又不充足，所以求知识一层总不能圆满解决的，这实在是痛苦得很。我们这个工人图书馆，就是每人出少许钱，可以得到许多书、报、杂志来看，并时有专人在那儿，任你们随意阅看，那是多么好呀！但是初创的时候，一切经费等项都很困难的，虽有各处的热心的工友们来帮助，总是力量很薄弱。所以我们希望你们有热心的牺牲，有点遂意的捐助，来维持这个凡是工人都有利益的工人图书馆！
唐山工人图书馆
1922年3月，邓培从苏俄回到唐山以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唐山工人图书馆的领导。他领导建立了干事会，并担任主任干事。具体工作由李树彝和阮章主持，而大多由阮章出面办理。李树彝原任京奉铁路唐山职工学校教员，由于政局变动，交通部当局易人，1922年春以后，铁路职工教育陷于停顿，李树彝不再担任职工学校教员。他专任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主持唐山工人图书馆工作。工人图书馆聘用了一位管理员叫何顺，是李树彝从北京带来的。工人图书馆的经费主要靠会员会费，除了购买书刊和订阅报纸以外，还有房租和管理员的薪金，每月约需20元。经费常感到不足，于是党团员和工会积极分子，就把不足的部分包下来，尤其是邓培捐献的经费最多。
唐山工人图书馆是中国工人最早成立的工人图书馆之一。对于唐山工人学习文化知识和党、团、工会团结教育工人群众，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真不愧是“工界的一颗夜光珠”。
首先，工人图书馆为唐山工人提供了读书看报的场所。图书馆中有书刊室和阅报室，陈列着《民国日报》、《益世报》等几种报纸和《东方世界》、《小说世界》等大量书刊。“凡属工人皆可入览”。工人图书馆还为阅览工人备有茶水。工人每天下班以后，成群结队地到那里阅览。除了唐山制造厂的工人以外，也常有开滦煤矿的工人来。在工人毫无文化生活的年代里，工人图书馆的建立，受到唐山工人的热烈欢迎。
唐山工人图书馆又是党领导下的一个公开的工人群众组织。唐山工人图书馆章程规范，干事会组织严密。根据《简章》规定，工人图书馆发展工人为会员，“须有会员2人以上之介绍，经干事会认可，并得填具志愿书，方能入会。”会员接受干事会领导，每半月要参加一次馆务会议。又规定会员每月要交会费的义务。会员主要是铁路制造厂的工人，王麟书、刘玉堂、李华添和唐山矿的李星昌等一批工人成为骨干。如同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是工会的代称一样，在唐山，工人图书馆也一度成为工会的代称，工人图书馆会员实际上就是工会的会员。
到1922年夏天，唐山工人图书馆发展会员200多名。邓培和李树彝利用每半月一次的馆务会议，向会员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是用浅显的语言向工人阐明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的秘密，论证旧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二是向工人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代替的社会发展趋势，帮助他们认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三是向工人宣传团结战斗和争取自身解放的途径。
邓培和李树彝从过去讲到未来，从中国讲到外国，讲十月革命，讲罢工，讲列宁，讲李大钊，讲《工人周刊》，讲《先驱》，……讲呀，讲呀，常常讲到深夜。邓培对大家说：“别看咱们都是穷人，除了两手啥也没有，可咱们工人的两只手能造机器、能挖煤、能开火车，整个世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然而我们整天拼命干活，却得不到温饱，我们创造的财富都叫帝国主义、资本家、把头们剥夺了。现在俄国革命成功了，工人、农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工厂归工人管理。俄国革命为咱们指出道来了。”邓培说：“要想争人权，争自由，必须把所有的工人都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他进一步告诉大家：“俄国人民能够求得解放，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咱们中国也有了共产党啦！”[61]革命真理犹如春化化雨，滋润着工人的心田，而工人们的心里，正是春潮澎湃，在准备着未来的斗争。
工人图书馆除了陈列一般书刊外，还秘密藏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新青年》、《工人周刊》、《先驱》等许多革命书刊。工人图书馆把这些书刊秘密地借给会员阅读。实践表明，唐山工人图书馆，成了中共北京区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团结唐山工人的重要纽带。
同时，唐山工人图书馆对党和秘密工会的活动也起到掩蔽作用。工人图书馆的前屋摆的是报刊，后屋就是党和工会秘密集会的场所，党团员常以借书看报为名，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和接受任务。上海、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来信、文件都先寄到工人图书馆。有代表来唐山传达指示和布置任务，也到工人图书馆接头。反动军警虽然常来巡查，但由于邓培、李树彝等同志的周密安排，他们没能发现这些秘密。
后来，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又先后派吴先瑞、彭礼和来唐山主持工人图书馆工作。唐山工人图书馆在西中新街办了将近1年，又迁到义字5条2号继续办下去。
为了团结教育开滦矿工，邓培于1922年4月间领导开滦林西矿工人建立了工余补习社。郭润航担任代表，朱金华担任副代表；参与发起建立工余补习社的还有孙家耕、赵玉亭等工人，均为井上技术工人。他们从传授技术入手，组织工友读书看报，议论时事，倡导团结，研究如何改善待遇，是又一个对工人进行革命启蒙教育的群众组织。
工余补习社在原来的天津馆对门，是两间筒子形平房，原是作买卖的小铺口，门向东开，房东是开滦工人卢炳正。
1958年朱金华曾经回忆说：“工余补习社的任务是团结工人，研究如何改善工人生活。……工余补习社是在邓培影响下办起来的。邓培常和我们谈话，说应实行三八制，休礼拜。开滦没有礼拜，每天工作10小时，不合理。还说世界上没有劳工是不行的。邓培叫我们团结起来，所以我们就成立了工余补习社。”[62]
1961年11月，开滦林西矿工人孙家耕对工余补习社的建立经过和活动情况，有更详细的叙述：
“邓培和郭润航是同事的，通过郭润航的介绍，我们和邓培认识了。后来邓培来过两次：头一次，我们一起到老南门喝茶聊天；第二次我们请邓培下馆子‘吃公嘴’（意即大伙请一人）。开始时大家只是朋友关系，随便谈谈，后来邓培又叫我们组织起来。一方面是团结，一方面也可以学点什么。我们觉得工人该有个集会的地方，同时也觉得小徒弟们，在厂里学不到啥东西，应当叫他们在工余时间学点真正的技术。我们几个老工匠一合计，就成立了工余补习社。郭润航是在铣床上工作，赵玉亭在8号车场修车，我在平台画线，常在一起商量怎么个成立法。当时我是各车间的代理总管，我说话很顶事，我一发动，工余补习社就成立起来了。
工余补习社来的大约几十人，都是井上各厂的，没有井下工人。这里每天晚上活动，工友们到这里来下棋、看报（大概有《大公报》、《晚报》等），说说笑笑很有意思。还请了陈哲鑫、房隆胜、刘起云等几个老工匠，负责教给技术。开始到这里来的人，只知道到这里学技术，或是玩一玩，后来我们通过工匠们常向工人讲：‘外国人欺负咱们，说咱们是一盘散沙，咱们得争口气，团结起来，不受欺负。’每天大伙散了之后，我们几个人还不散，研究研究有啥情况，怎么组织工人，天天得到十一二点才能散。
工友们都把‘社’当成家，有啥事大伙都这么说：‘社里见吧！’”。[63]
邓培通过唐山工人图书馆经常向工余补习社寄送党、团的宣传材料。1922年4月25日，唐山工人图书馆向青年团中央发出专函，要求为工余补习社提供阅读材料。林西矿工余补习社，在开滦煤矿1922年10月罢工前的两个月时间里，对于团结教育林西矿工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林西矿工人在邓培领导下建立了工人俱乐部（工会），工余补习社的成员便都参加了工人俱乐部，工余社习社的组织也就结束了。
1922年6月，邓培又派人在开滦矿务局东隔壁小广东街（今新华东道）孙家大院租了3间房子（小木楼）办了工人夜校大同社。大同社是以参加唐山工人图书馆的那些开滦工人为骨干建立起来的。他们找了几张长桌子，又找了几块木板，下面垫上砖，就开学了。晚上点煤油灯，学员出钱买灯油。大同社取“社会大同”之意。大同社和唐山工人图书馆相似，备有革命书刊，如《新青年》、《向导》、《劳动周刊》等，供工人阅读；办夜校，组织工人学习文化和政治。到这里学习的都是开滦唐山矿工人。邓培派从法国留学回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陈洪担任教员，后来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又派李振瀛（化名李昂）帮助工作。这样邓培和党组织通过大同社在开滦矿工中联络感情，培养工会骨干分子和共产党员。大同社不但是团结教育开滦矿工的基地，而且成为开滦党组织诞生的摇篮。唐山矿工人李星昌、只奎元、刘长顺等人都到大同社学习，不久经邓培介绍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建立了开滦第一个党支部。大同社只办了3个月，因经费困难交不起房租，被迫停办了。
1922年7月，邓培又在新立街（今解放路）南端合乐馆租房，举办了铁路工人补习夜校，附属于唐山工人图书馆。经常参加夜校学习的有唐山制造厂的工人1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年工人。邓培派共产党员阮章担任教员，李树彝和唐山大学的进步学生也在夜校讲过课。
夜校里开设英语课、制图课、算术课和社会学识课。每天晚上上课两小时。阮章根据邓培的要求，不仅帮助工人学习文化知识，还要进行革命思想教育。阮章经常逐段逐句给夜校工人讲解《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还有《工人周刊》和《先驱》，也是夜校常用的教材。
阮章在铁路工人夜校中讲过许多问题：从劳工神圣，工人受压迫，一直讲到团结斗争和组织工会。阮章说：“工人是伟大的。你们想想，铁路是谁修的？机器是谁造的？咱们工人不盖房，谁也没有住处。工人不织布，谁也没有衣服穿。世界上哪个人离开工人也不能活。这不是工人的伟大吗？北京大学的李大钊先生曾对郑州的工人说过，‘工人’加在一起就是‘天’啊！”阮章又说：“工人为什么受穷呢？这不是命里注定的，因为受洋人、官僚、资本家和包工头的剥削，我们工人整天流汗还受苦，那些官僚、资本家在工人的血泪之上，建筑起自己的欢乐，踩着工人的尸骨去攀登天堂，这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事情。”他告诉大家要团结起来斗争，像俄国工人那样。他说：“团结就是武器，咱们工人虽然赤手空拳，团结起来就有力量了！”[64]这些话使工人感到亲切和需要，象和煦的春风一样，渐渐吹散了工人心中的乌云，使他们看到了无限光明的未来。
邓培又叫阮章教这些青年工人唱《国际歌》，使工人知道“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还教唱一首英语歌：“我们是建设者，我们建设万物，这万物的世界，是我们的手造成的……。”原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派到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宣传群众的教员编的一首歌谣，也传到了唐山，邓培叫阮章把这首歌谣讲给工人听。歌词写道：
“如今世界太不平，重重压迫我劳工，
一生一世做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
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
只要我们团结紧啊，冲破乌云满天红。”[65]
歌词深深打动了工人的心，使他们在茫茫黑夜之中看到了未来希望的曙光。许多工人经过工人补习夜校的教育，提高了觉悟，参加了工会，工人补习夜校成了工会会员的预备学校。
创办唐山工人图书馆、林西矿工余补习社、唐山矿大同社、铁路工人补习夜校，以及对交通部京奉铁路唐山职工学校的利用，是唐山地方党组织早期团结教育工人群众的5个基地。利用这些形式来团结教育工人群众，开展工人运动，体现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和邓培等共产党人的智慧。工人图书馆、工余补习社和工人补习夜校等形式，文化色彩比较明显，政治宗旨比较隐蔽，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专制统治下，容易争取合法存在。通过这些文化形式，也容易联络工人群众，使他们在听课、娱乐、阅读书刊的活动中，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提高无产阶级革命觉悟。在工人中发现和培养骨干，为发展工会和党团组织，发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从而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创造了马列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最有效形式，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成功实践。特别是唐山工人图书馆在北方有很大影响。唐山工人图书馆不仅培养了一批工会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党团员，也培养锻炼了邓培、王麟书、阮章、刘玉堂、李华添、李星昌等一批工人运动活动家。1922年8月以后唐山的罢工运动出现了高潮。与1922年8月以前党组织利用工人图书馆、工余补习社、大同社、工人补习夜校等形式，宣传组织工人群众，播下的革命火种是有密切关系的。
八、发展壮大青年团和工会组织
1922年，唐山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1922年9月爆发了劳动立法运动，10月至11月间，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和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织厂工人相继举行罢工，交通部唐山大学学生举行罢课，形成了唐山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和“五四”以来唐山第二次学生运动高潮。9月以前，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同人联合会，在邓培领导下，艰苦奋斗，勇敢向前，通过举办工人图书馆、林西矿工余补习社、大同社、工人补习夜校等形式，教育组织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取得了显著成绩。为9月以后的工运和学运高潮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1922年上半年，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邓培领导下，有了发展。1921年7月，唐山青年团成立时，有团员7人。同年8月，陈洪、陆振轩2人去法国留学，团员剩下5人。至1922年3月，发展交通部唐山大学（原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学生周树梧为团员；4月间，王仲一介绍田玉珍入党，同时兼团员。这样，团员人数又增为7人。但由于梁鹏万被厂方开除，离唐赴上海工作，团员又减至6人。此时尚有候补团员六七人，包括王麟书、梁鹏云、李福庆、刘玉堂等人。青年团于4月16日召开团常会，接纳他们为正式团员，团员人数增至十二三人。
1921年11月，各地青年团组织相继恢复以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组织切实注意青年团组织的改造，并寄发了改造宣言和章程。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因当时团员邓培、梁鹏万正在苏俄等待参加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唐山只剩团员3人，因此未能按中央要求“改造团组织”。邓培回国后，在4月16日召开的团常会上，修改了章程，并成立了委员会，正式选举邓培为书记，李树彝、阮章为委员。
1922年2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施存统（化名方国昌），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总部代理书记的名义，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青年团组织选派代表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组织正式团中央领导机构，统一全国的青年团运动。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在3月间邓培由苏俄回国后，召开了团常会，全体团员一致同意派代表出席，并于3月27日和4月10日，先后向上海青年团总部代理中央机关和施存统报告了组织情况。4月16日（星期日）召开了团常会，正式通过决定派代表参加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关于代表人选，由于当时邓培赴苏俄参加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刚刚回国，厂方因邓培超假要将他开除，因此不能去广州赴会。最后推定派李树彝为代表。李树彝随即动身去广州。当时经费十分困难。北京党组织为李树彝提供了20元旅费，邓培、阮章等又筹借了20元，才使李树彝得以成行。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5月5日至10日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25人，代表15个地方团组织、5000多名团员。李树彝代表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参加大会的15个地方组织的25名代表之一。5月5日下午1时，举行开会式。并同时举行马克思诞生纪念大会和欢迎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与会者除青年团代表外，达1500余人。大会宣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从5月6日起，连日开会讨论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决议案。团的纲领确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它的最终奋斗目标是为在中国建立“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5月10日大会选出团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高尚德（君宇）、方国昌（施存统）、张椿年（太雷）、蔡和森、俞秀松当选为执行委员，23岁的浙江金华人施存统被推选为书记。而后三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万岁”而闭会。这次大会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成为纲领明确的、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
李树彝同时还受邓培委派，代表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同人联合会，出席了5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性的空前盛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来自12个城市，共计173人，代表着110多个工会。1922年3月，邓培在苏俄参加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回国后不久，就收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邀请，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但因为向厂方请假有困难，故派李树彝代表京奉铁路唐山工会赴会，开滦矿务局唐山矿矿工邓汝明也同时赴会。张国焘在《我的回忆》第一册中曾说：邓培参加了1922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并被推举为五人主席团之一。（第224页）《伟大的开端》书中也说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有京奉铁路工会代表邓培。（第560页）可以肯定这种说法是讹传，邓培没有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详见本书附录二《关于邓培生平若干问题的考证》）
5月1日，全国劳动大会全体代表和广州市的5万多工人举行示威大游行，游行队伍集中到第一公园，召开了空前盛大的纪念五一节大会。全国劳动大会从5月1日开始到6日结束，会期共6天。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案、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尊重劳动节及惩戒工界虎伥等10个决议案，其中有京奉铁路唐山工会代表李树彝和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代表吴海堂，共同提出《订定中国劳动歌及劳动旗帜案》，也获得大会通过。大会公开发表了《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言》，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即刻联合起来，组成一个阶级的强固的紧密的阵线，向着资产阶级和压迫阶级不断的奋斗，因为我们再不能得到地位的改良和自由。”这次大会引导中国工人阶级走上全国团结的道路，各党各派影响下的工人组织，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了。大会同意“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未建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实际上就是承认它为全国工人运动最高领导机构。
李树彝从广州参加两会归来后，向团常会和邓培作了报告，邓培肯定了他在两会期间发挥的作用。
1922年6月间，邓培根据青年团中央发出的第一、二号通告精神，按照青年团“一大”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规定，对唐山青年团组织进行改组。原来的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委员会，改建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唐山组干事会，邓培任书记，阮章等人任干事。
1922年9月以前，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的工会组织，在邓培的领导下，也有了发展。通过秘密串连，个别发展，有会员二三百人，每个场房都有一两个十人团。这标志着全厂工人已经初步组织起来了。在邓培的领导下，工会团结教育群众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
一是通过个别谈心与群众交朋友。邓培要求工会会员，要广泛与群众交朋友。每个会员交朋友3—5人，十人团代表、场房总代表和工会委员还要多交些。这样，二三百名会员和数十名代表、委员就能联系带动1500人左右，达到全厂工人之半数，这就是巨大的力量，要发动罢工斗争就比较容易。邓培和会员们利用上下班走路的时间和群众在一起谈心，从生活细事谈到阶级斗争，时间长了，彼此就成了知心朋友。邓培经常对工人兄弟说：“工人辛辛苦苦，可是我们还吃不饱穿不暖。资本家不劳动，他们住高楼，坐汽车，娶小老婆，他们挥霍享受哪里来钱？都是工人的血汗。”“北京大学有个大能人李大钊先生讲过，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必须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有饭吃。”[66]有的工人受了厂方欺压，准备转厂，工会委员就主动关心，表示同情和支持，告诉他“天下乌鸦一般黑”，如其转到它处仍然受欺压，不如留下来，和工友门团结一起进行斗争。邓培说：“当黑暗笼罩大地时，总有一线光明，这就是希望。我们要在困难的夹缝中看到未来希望的曙光。”这个工人的态度就改变了，以后紧密团结在工会的周围。
其次是散发传单。传单上印有工厂中监工和工头干的坏事，还有各地工人斗争的消息和斗争口号，如“我们不能饿着肚皮干活！”“反对压迫工人的狗腿子！”“受苦受难的人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等等。邓培和工会委员们印传单，常常忙到深夜。邓培派工会委员刘玉堂去散发传单，为了避开狗腿子们注意，常常让刘玉堂打扮成材料科职员的样子，把传单夹在伪装的材料帐本里。有一次刘玉堂在货车场散发传单，引起了狗腿子们注意。他不慌不忙地走到一个老工人面前，问道：“这个车还需要多少材料？还需要几天完工？”说着掏出本子记下了那个工人的回答，狗腿子们也就消除了怀疑。
再次是组织工人群众学习革命刊物。这种作法收效最大。革命刊物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反映了工人群众的心声和革命要求，给他们指明了前进道路。当时工人每天7点钟进厂，8点钟开工，开工前总是几个人围在一起聊天。邓培认为这是宣传群众的好机会，就布置工会委员和十人团代表，每天利用这个时间邀大家坐在一起，读《工人周刊》和《先驱》杂志上的文章。《工人周刊》是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办的周报，四开一小张，有评论、常识、劳动调查和劳动文艺，还有各地工人斗争消息报道，内容丰富，通俗生动，说服力强，深受工人欢迎。
《工人周刊》无情揭露中外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及工人的恶劣工作条件和牛马般的生活，以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如在《开滦矿务局之实行包工制》一文中写道：资本家以“豺狼心肠，强盗手段，再接再厉的去贯彻吃人的主张”。“开滦矿务局向来对待矿工是非常残酷的，简直可以说比对待牛马还要过一百二十倍。”在《工人们勿忘了马克思底教训》一文中指出：“无钱无势的劳工，怎样对待这班资本阶级一手把持的行政机关呢？也只有听从马克思的教训：‘世界劳工团结起来呀！’”给工人指出了摆脱奴役，争取解放的道路。在《京绥路六日游记》一文中向工人强调指出：“你们的胜利之母在联合，你们的生命寄在团体上面。假如一天没有团体，你们就一天没有生命。”这些革命真理像光芒四射的太阳，照亮了身处黑暗之中的唐山工人的心，推动他们走向革命的道路。
《工人周刊》还刊登当时工人斗争的基本口号，如“工人应获得罢工权”，“唯有劳动者乃能得食”，“八小时的工作，八小时的休息，八小时的教育”等，非常深入人心。邓培和工会委员常把周刊上登的劳动文艺念给大家听。《工人周刊》第29号有一首《太平歌》这样写道：
“天下要太平，劳工须团结。
万恶财主铜钱多，都是劳工汗和血。
谁也晓得：为富不仁是盗贼；
谁也晓得：推翻财主天下悦；
谁也晓得：不做工的不该吃。
有工大家做，有饭大家吃，
——这才是共产社会太平国。”
《工人周刊》第31号有一首《劳动歌》这样写道：
“天下有这样大，
人类有这样多；
没有劳工做起来供大家用，
大家都会饿，
大家都会寒，
大家都会无处宿。
如想不饿、不寒、有处宿，
一定靠劳工。
劳工哪可轻？！
万般皆下品，惟有劳工高！”
这些通俗的歌谣很受工人欢迎，在工人中流传很广。
在《工人周刊》编委会下，附设有北京劳动通讯社，搜集新闻稿件。根据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要求，邓培先后推荐唐山制造厂工人梁鹏万和练习生阮章为劳动通讯社编辑委员会成员。邓培又组织唐山制造厂工人为《工人周刊》写稿。
在1922年上半年，厂方对唐山制造厂秘密工会的工作，已经有所察觉，上报了交通部，吓坏了中国铁路上的恶霸集团交通系。他们赶紧指示厂方的副总管孙鸿哲，加紧对工人控制。孙鸿哲指示他的秘书林端甫收买了一批工头、员司、狗腿子，组织了一个员工同人会，建乐队，搞同乐活动，企图和革命工会争夺群众。狗腿子们整天鼓吹“孙总管与工人同心同德”，叫工人“不要上过激分子的当”，并用提级、涨薪等手段收买工人参加员工同人会。对于阶级敌人的挑战，邓培决定给予坚决回击。他布置工会会员在工人中揭露说：“说孙总管与工人同心同德，为什么工头压迫工人他不管？”“孙总管组织的是工头会，和咱们工人走的不是一条道！”“只有穷人才能帮穷人，咱们要组织自己的工会！”画皮揭破，也就没有人上当了。林端甫组织招牌工会的锣鼓没有敲响几天，也就无声无息了，而革命工会的影响却扩大了。
孙鸿哲不甘心失败，组织了一帮打手监视工人的行动，四处搜寻工会活动的地点。工人在邓培领导下，十分巧妙地与他们周旋。邓培有时在家中召集工会代表开会，叫他儿子邓国强爬到树上，暸望是否有外人来。开会时院墙上挂上一块纸皮黑板，桌上放着直尺、三角板，如果有外人来，就在黑板上画图写字，讲生产技术。这样，狗腿子也抓不到把柄。工会开会的地点经常换，今天在张家，明天在李家。有时在野外庄稼地里，有时跑到树林子里。有时利用星期日时间，带上胡琴等乐器和干粮，跑到郊区开平和洼里开会议事，遇到生人就吹拉弹唱起来，装作是在野游。工会经常利用晚上开会，邓培在会场周围安排许多工人放哨，如果发现可疑的情况，最先发现的岗哨就发出暗号，然后一哨传一哨，不用多久，就传到会场，立即疏散，等打手们赶到，只能扑个空。
九、领导建立中共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2年9月唐山工运高潮之前，不仅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唐山制造厂工会的力量有了发展，共产党的队伍也有了壮大。在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和邓培的培养帮助下，唐山制造厂、开滦矿务局和启新洋灰公司，涌现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地方委员会和邓培分别把他们吸收到党组织中来。
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原有党员3人：邓培、阮章、许作斌。六七月间，邓培发展王麟书、刘玉堂、李华添入党，使唐山制造厂的党员达到6人。
王麟书（1895—1930），字宝珍。唐山宋谢庄人，出身工人家庭。唐山同仁小学毕业。唐山制造厂修配场刨床工匠。五四运动时曾参加赴京请愿团。1920年底，唐山制造厂工会成立后任秘书，有口辩，对工会工作献力颇多，是邓培的亲密助手。
刘玉堂（1903—1933），又名刘铁牛、刘小曼。河北省静海县人。出身铁路工人家庭。唐山同仁小学毕业。唐山制造厂生铁房（铸铜房）工人。1920年底唐山制造厂工会成立后担任委员，阶级觉悟高，勇敢刚毅，是名副其实的“铁牛”。他曾写过一首《偶感》诗：“你既是具了（原文如此——引者）一腔的热血男儿，请将你可爱的面目转过来，不可对着伊笑，伊是我们的仇敌，更不必和伊亲密了。我们和伊亲密的就是战斗！”[67]表达了对于现实社会制度极端不满，尤其对资本家阶级的仇恨深入骨髓。
李华添，1900年生，广东省香山县（1925年改名为“中山县”）人，唐山制造厂生铁房工匠。很早就随邓培参加工会运动。
6月间，邓培在开滦矿务局工人中发展党员6人：李星昌、只奎元、邓汝明、刘长顺、谢作先、陈子云。
李星昌（1885—1942），广东省香山县（中山县）南朗镇李屋边村人，外号“广东李”。唐山制造厂工人李华添之堂兄（一说为堂侄）。唐山矿翻砂场铜房铸工。粗通文墨，一直是矿务局工会运动的骨干分子，积极参加唐山工人图书馆和大同社活动，组织能力强。他家住菜市街（今建国路）一条胡同里，是唐山党组织在北片的秘密联系据点（邓培的家是党在南片的秘密联系据点）。他家有三间平房，独门独院，比较隐蔽。为了躲避敌人搜查，李星昌在房内垒了夹皮墙。每次家里来人接头，李星昌都叫妻子带上孩子们到胡同口玩耍，担任瞭望哨。
只奎元，1877年生，时年45岁，广东省人（一说天津人），唐山矿木匠。办事果敢，有口才，是矿工斗争的带头人。
邓汝明，唐山石庄人，唐山矿井下工人。1922年5月1日曾代表开滦矿工参加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刘长顺，唐山山西刘庄人，唐山矿二号井下把勾工人（信号工）。
谢作先（1900—1954），丰润县某村（今属丰南县）人，唐山矿井下拉马工人。
陈子云，唐山矿井下工人。
1922年8月，中共北京区委指示，根据中共“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原来的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改建为唐山制造厂支部（包括唐山大学一名党员）和开滦矿务局支部，并在这两个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根据党章，推举委员3人，有邓培、阮章和田玉珍。邓培任委员长（1925年2月后改称书记），总理党务及会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长分掌职务。邓培同时兼任唐山制造厂支部书记。
中共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以后，邓培继续发展党的组织。根据各方面提供的材料，到1922年10月唐山各厂矿罢工之前，中共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所属唐山制造厂支部和开滦矿务局支部约有党员18人，计唐山制造厂10人：邓培、阮章、许作斌、王麟书、刘玉堂、李华添、李福庆、徐炳衡、王玉亭（王贺明）、黄德伦[68]；唐山大学1人，田玉珍；开滦唐山矿6人：李星昌、只奎元、邓汝明、刘长顺、谢作先、陈子云[69]；启新洋灰公司1人，杜玉田[70]（这个名单有几个人尚待进一步考定）。这样，三大厂矿和唐山大学都有了党员，仍以唐山制造厂力量最强。此外，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派驻唐山的党员特派员：李树彝、吴先瑞、彭礼和3人也参加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对外联络地点是西中新街2号唐山工人图书馆，代号：唐棣芳。后来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秘密活动地点是欧阳胡同一个二层小楼上（礼字胡同5条7号）。
1961年2月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召开党史座谈会，老党员齐景林等座谈唐山早期党组织情况，可为参考。
“唐山党最早的组织是支部，在1924年就已经是地委了，以后方改为市委的。开始党员开会在邓培家里（印度房子）。以后又在义字5条2号工人图书馆。1922年南厂罢工后，租用欧阳胡同的小楼成立了常设机构，有事接头、开会都在这里。
唐山成立党组织之后，1922年罢工以前，南厂工人中发展的党员有李福庆、王麟书、刘玉堂（即刘铁牛）、许作斌、徐炳衡、黄德伦、王玉亭、李华添等人。这些人在罢工中成为强有力的骨干，以后又发展了容昌、邓开泰等人。
当时入党要有正式党员介绍，还举行入党宣誓。早期组织生活不很正规，有时开小组会，小组会的内容一般的都是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指示，阅读进步报纸和内部刊物，或讨论发展新党员对象与布置工作等。
1922年罢工斗争以后，唐山地委每个星期日在欧阳胡同小楼上开一次会，后来又改为两周一次会议。每次开会首先都是由阮章同志作报告，报告的内容大都是讲当前形势，传达上级党的文件。邓培同志有时讲讲话。会上大家讨论当前形势、研究工作。
1922年大罢工前后，北京到唐山来的人比较多，其中有：张国焘、邓中夏、刘仁静、何孟雄、李振赢（是1922年夏季来的，直到南厂十月罢工胜利后才离开唐山）、王仲一、吴先瑞、王尽美等人。张国焘和刘仁静都在欧阳胡同小楼上作过时间较长的报告，邓中夏也做过报告，但时间较短。吴先瑞是在南厂罢工以前，有各场代表参加的一次酝酿、布置罢工斗争会议上，他以《远东日报》新闻记者身份讲过一次话，他在唐山呆的时间较长。王尽美主要是在山海关桥梁厂罢工斗争期间，来唐山与邓培同志联系过工作。”[71]
中共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建立，是唐山近代史上的大事。从此，邓培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中共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以后，立即加紧领导工人投入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使唐山地区出现了工人运动高潮和学生运动高潮。以后几十年的英勇奋斗，谱写了唐山地方党组织的光荣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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