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22年，素有“中华劳动纪元年”之称。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以后，至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期间，全国出现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香港海员罢工以后，上海、广州、汉口等地先后发生工人罢工。8月以后，全国罢工形势更加高涨，长辛店铁路工人在北方首举义旗。八、九月间，全国掀起了劳动立法运动。
1922年8月，北洋军阀吴佩孚政府为了沽名钓誉，宣布在北京召开国会，酝酿制定宪法。中国共产党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开展劳动立法运动，以弥补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没有针对已经出现的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制定一个斗争纲领的缺陷。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拟定了劳动立法四项原则和劳动法大纲19条，作为这次运动的指导原则和奋斗目标。劳动法大纲的内容有：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权，承认劳动者有同盟罢工权，承认八小时工作制，给工人劳动保险、休假和受教育的权利等。8月中旬，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正式通告，号召全国各地工会开展劳动立法运动。根据邓中夏所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记载：最先响应劳动立法运动的是唐山各厂矿工人。唐山由此形成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唐山工人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下，没有任何民主自由的权利，工会组织始终没有被法律承认，罢工斗争也屡遭警方干涉，因而深切感到争取自由权利的重要。劳动组合书记部制定的劳动法大纲反映了唐山工人的心声，受到唐山工人的拥护。8月下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亲临唐山指导运动。在中共唐山地委委员长邓培等同志组织下，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今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职工会于8月下旬以全厂3000名工人名义通电国会参众两院和全国人民，要求北京国会以劳动组合书记部所拟的19条劳动法大纲为最低限度条件，通过劳动法案，同时希望各界人士支持工人的斗争。通电全国人民的电文先后于9月1日北京《晨报》、9月3日天津《益世报》全文刊出。内容如下：
“各界同胞钧鉴：国会议员是代表人民意志的，人民是国家主体，是希望每个人都得到同样权利的。这次国会制定宪法，看它（能）不能本齐民众治精神，以适合我们人民的要求。如果他仅制成保护一阶级——有产阶级的权利，谋少数人幸福的宪法，那就失掉了人民大多数的同情，社会必因此就纷乱起来，全国人民永远的幸福固属得不到，暂时的安乐也梦想不到，这是我们全国工团、农人、兵士、学生会、各界同胞，都要注意预防的一桩事，是关系我们子子孙孙利害的一桩事。我们亲爱的指导者劳动组合书记部所拟的劳动法案大纲，既得了一部分表同情的议员先生提出，我们当这个时候，更应加努力去奋斗，一面作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后盾；一面长表同情议员先生的气焰，誓必达到劳动法已列入宪法了，劳动法已完全采纳劳动组合书记部所拟定的劳动法案了，那我们才能休止。不然，我们以后也不是人的生活了，变做了奴隶生活了。何必不当在这个时候，就相率来都，以求速死，倒还痛快！工友们，伙伴们，伟大的人间，光辉灿烂的世界，在在都是我们一锤一斧造成的，血与汗换来的，我们贡献社会的功劳，可说比天还要大，还得不着些小权利，尚要被寄生物——资本阶级戏弄如猿猴，对待若奴隶，说来真堪痛心，实为社会上大不平等事。当这制定宪法的时候，我们除一面致电议员，要求制定劳动法外，尚望各界人士以及报界诸公多多帮忙，多多指导，我们是感激万分了。”
与此同时，邓培又领导唐山制造厂职工会致电国会议员。电文说：“你们职在代表民意，理应变成群众的化身才对。我们劳动人数为最多，因此就有注意之必要。想本全民政治达到共同幸福起见，尤应当从我们劳动群众着想。”“劳动组合书记部所拟的劳动法案大纲，是我们最低限度的条件，务必要条条如愿以偿。我们要求制定劳动法，是要以法律来保护我们利益，不是以法律限制我们的利益，这是要请两院议员先生千万注意的。倘此次制宪，我们尚不能得到法律上的良好保障，那我们也再不愿意这种奴隶生活了，将会相率来京，以求速死。”[72]
通电对各地工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同情。北京《晨报》9月5日曾以称赞的语气对此事作了报道。
接着，邓培领导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会发起组织唐山劳动立法大同盟。他们派出代表分赴开滦矿务局、启新洋灰公司和华新纺织厂进行联络，在各厂矿散发了几十份传单，说明开展劳动立法运动之紧要。又在唐山制造厂门前贴出了一张方丈的大字报，动员各厂矿工人联合起来斗争。大字报的标题是《生死关头的一桩事》，其文如下：
“最亲爱的工友们、伙伴们，大家都知道国会正在那里制定宪法吗？大家又知道我们最亲爱的指导者劳动组合书记部所拟的劳动法案大纲吗？伙伴们，大家要提醒，这个劳动法大纲是关系我们生死关头的一桩事。有了这个劳动法，就能够得最大的幸福；没有这个劳动法，我们就会永久的被铁锁练（链）锁着颈，过那压在第十八层地狱的奴隶生活去了。因为如此，我们应当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做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后援，努力向国会去争，要争得国会已将劳动法列入宪法了，劳动法已都采用劳动组合书记部所拟的劳动法案大纲了，那我们方才放心。如这个目的没达到，那我们将来也活不成了，就活也不是人的生活了，何必不就当这个时候，和国会斗他一个你死我活，在社会上扰他一个轰轰烈烈的示威运动啊！”[73]
大字报贴出后，观者人山人海。大字报的内容激动人心，推动了唐山劳动立法运动的发展。
8月30日，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会代表与开滦矿务局、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织厂工人代表联合召开了唐山劳动立法大同盟筹备会议。不到3天的时间，各厂矿工人就广泛发动起来了。
9月3日晚，在中共唐山地委和邓培领导下，正式成立了唐山劳动立法大同盟。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唐山四大厂矿的代表将近50人。邓培也出席了大会。唐山制造厂职工会委员刘玉堂被推选为临时主席。这个青年工人意气风发地致词说：
“庄严灿烂的世界，新奇闪耀的文明，在在都是我们劳动者一锤一斧造成的，血与汗换来的，我们贡献社会上的功劳，堪可夸说比天还要大，因此，我们应享受国家权利之必要。唐山为北方无产阶级大本营，久为四方工友们所瞻仰，偶有举动，足以风化社会而上悸当局。因此，我们具有实力要求国家权利之可能，当此国会制宪时候，我们努力去争到法律上的保障，开我们将来光明的道路，谋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74]
他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热烈欢迎，“鼓掌如雷，震动屋瓦。”接着唐山制造厂职工会副委员长陈文海和秘书王麟书相继发言。会场气氛极为热烈，一致表示要团结奋斗到底。大会推选代表16人，组成执行委员会，负责办理交际、业务、宣传、书记等事项。最后为筹措活动经费而自愿捐款，也十分踊跃。会后大家吃了茶点，尽欢而散。
但是，北京军阀政府并无诚意要实行制宪民主，在他们操纵下的国会，当然不会做出有利于工人的事。最后，劳动组合书记部所提出的劳动法大纲没有被通过。虽然如此，这次劳动立法运动的意义还是巨大的。
首先，劳动立法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同北京军阀政府进行合法斗争的一次成功尝试。通过劳动立法运动提高了工人群众的觉悟，使广大工人进一步懂得了政治自由与经济利益的关系，如果没有政治自由，则经济利益就无保障。同时使广大工人深刻认识到，靠当时的统治者来保护劳苦工人，是永远不会有希望的，因而进一步促使他们觉醒。
其次，推动了唐山罢工高潮的到来。唐山广大工人受劳动立法运动的锻炼，革命斗争情绪非常高涨。劳动立法运动刚过，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就在中共唐山地委领导下，于10月13日举行罢工，接着开滦3万余矿工于10月23日举行罢工，启新洋灰公司和华新纺织厂工人于10月28日举行罢工。从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唐山出现了罢工高潮，近5万产业工人实现跨产业联合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约占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中罢工总人数（30多万）的1/7以上。从而推动了全国罢工高潮更加汹涌地向前发展。
第三，由于党组织在劳动立法运动中的广泛宣传，使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的19条劳动法大纲深入工人心中，成为后来罢工斗争的纲领。
二、领导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
1922年10月，邓培领导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3000名工人举行了8天的大罢工，取得了重大胜利。推动了唐山工运高潮的发展。
提出要求
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长期处于英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政府统治之下，处境非常悲惨。工人的工资很低，特别是众多的担负繁重体力劳动的小工，每日工资只有两角，徒工每日工资1角4分（当时可买3斤玉米）。1922年直奉军阀发生战争，使北方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物价高涨。1922年的粮价较1916年大约涨了五成，但工人的工资却分文未增。反动军阀为了筹划军饷，巧立名目，加重税收。工人啼饥号寒，生活痛苦不堪。工人在政治上一直没有任何权利，也没有任何劳保福利，终年没有假日，星期日工厂停工，不发工资。伤、残、病、死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因此工人急切地要求改善待遇。
1922年8月24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举行了两天的罢工，取得胜利，成为北方罢工高潮的先声。这极大地鼓舞了唐山制造厂工人。
8月下旬，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到唐山发动劳动立法运动时，停留了一个星期。邓中夏（1894-1933），原名邓隆渤，字仲懈，湖南宜章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很早接受李大钊的革命影响。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组织者之一，并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
在中共唐山地委委员长邓培陪同下，邓中夏会见了唐山各厂矿代表，讲了全国罢工形势，勉励唐山工人团结起来斗争。邓中夏讲话感情充沛，深入浅出，很能激发工人斗志。他讲团结必要性的名言：“五人团结一只虎，十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像泰山，谁也搬不动！”使唐山制造厂和唐山其他厂矿的工人进一步受到教育和鼓舞。邓中夏临走时，开滦矿工满怀深情地把几十个雪梨送给了他。他于9月上旬回到北京后，与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同志们一起专门召开了一个雪梨会，感谢唐山工人的革命情谊。
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十分重视北京以东地区的工人斗争。9月11日，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罗章龙带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代表王俊、须永德到达唐山，会同邓培及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原驻唐山的特派员彭礼和、吴先瑞、李树彝等人，一起研究了唐山制造厂的罢工问题，随即决定成立以邓培为首的罢工领导机构，准备罢工。邓培召集工厂各场、房工人代表开会，代表们说：“我们要吃饭，要自由，要和各地工人一样，立即起来斗争！”于是纷纷提出了各种改善待遇的要求。
9月13日，邓培代表全厂工人向厂方和京奉铁路局提出了改善生活待遇的5条要求，限3日内答复。同时在报纸上发表了宣言，要求各地工人声援。其宣言内容如下：
“我们在黑暗地狱的唐山制造厂工作，迄今十有余年。悠悠岁月，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终日精疲力竭，执奴隶牛马之役，为的是资产阶级繁华富丽。到而今，个人的生活，竟至辗转沦落，每况愈下。呻吟憔悴，限于求生不能，求死不甘的状况。我们心酸泪落，怀着无限悲愤，到此万不能隐忍了！所以于今日提出最低限度条件五则（列后），向路局交涉，限期答复。我们认为这些条件，是起码的要求，只有全部允许，决无磋商余地。现已全体公决，誓非达到目的不止。素仰贵处工友热心，敢为我们工人阶级争利益，祈本互助之谊，与以实力援助，则我们感激万分了。今将所提条件五则列后：
（一）星期及各种假日，须照常发给全薪。
（二）工人有入厂十余年或七八年未加薪者，应即日加薪。按月薪十五元以下者加三成，十五元以上者加二成，五十元以上者加一成。
（三）以后每年应加薪一次。
（四）此次直奉战争工人所受损失，应照车房例同样发给恤金。
（五）关于待遇平等，包含下列各项：
（1）三年须有两月例假；
（2）每年须有两星期例假，假期中发给全薪；
（3）病假须给全薪；
（4）工人向厂方买物及购煤，与员司受同等待遇；
（5）每月发给五路乘车免费票一次。”[75]
9月14日，工人代表邓培、王麟书等4人往见京奉铁路机务处副处长兼唐山制造厂副厂长（副总管）孙鸿哲，他大摆官架子，迟迟不愿接见。工人代表等了半天，他才踱着四方步子，懒洋洋地出来接见。他瞪圆双眼，开口便恶狠狠地说：“你们工人不好好干活，又‘有人偷厂方东西’（？），我看有一半工人要予以开除。现在你们还要求增加工钱，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接着他又厉声指斥工人代表说：“你们工人办事，不合手续。要上厂方禀文，须由你们工人呈上工头，再由工头呈上监工，然后由监工交给我。并且须要每个场、房各写一份禀文，这才合法。你们是工人，我是总管，你们哪有资格来找我麻烦呢？”
工人代表非常愤怒。邓培、王麟书先后据理辩争。他们向孙鸿哲进一步申述了工人要求，催促早日作出答复。
孙鸿哲很不耐烦，用教训的口气对工人代表说：“20年前我曾到英国留学，知道欧洲国家工人是没有八小时工作制度的，你们切莫误听了！”
邓培挺身反驳说：“总管你平日不看报吗？分明是法国维尔萨和会议，国际劳动会议，已将八小时案通过。以班格孟沙那样顽固，也不说个‘不’字。你没有看见吗？”
这位赫赫大总管一下子被问住了，他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脸上发烧。接着又装腔作势，发了一通胡言，然后劝工人代表退去。
9月14日下午6时，邓培在工厂门前空场召开大会，全厂3000余工人皆到会，秩序井然，“旁观拥挤甚众，颇极一时之盛。”邓培向工人群众报告了连日来与当局交涉情况。邓培说：“昨天向机务处长提出要求，限3日答复。今日面见副处长交涉，未得允准，我们应取何种态度？”工人群众异口同声回答：“以最后手段——罢工——对待！”然后邓培先后请长辛店和山海关铁路工人代表登台演说，长辛店铁路工人代表王俊在会上介绍了他们的斗争经验，山海关铁路工人代表佟恩荣在会上表示要联络一起，“向资本家奋斗，誓达最后胜利”。最后全场工人三呼“劳工万岁”而散。[76]
会后，邓培率工人代表百余人，赴庆合园饭庄举行宴会，欢迎长辛店的2位代表和山海关的3位代表。邓培首先致辞表示欢迎。接着长辛店代表王俊讲话。他说：“现在我们中国各处工友，有一种顶不好的现象，就是分什么南方、北方、某省、某地的界限。诸位亲爱的工友们，我们要认清楚我们都是卖力气、赚工钱的人。我们整天做工，还要受饿。假若一天不做工，就会饿死。现在要觉悟过来，不要受资本家和他的走狗煽动，分什么南北省地界限。我们都是一家，都是无产阶级，我们不要自己和自己争斗。”山海关工人代表佟恩荣说：“打虎需要亲兄弟。”他表示，要与唐山制造厂工人联合作战。最后，邓培讲话，要求在斗争中注意策略。全体工人同仇敌忾，斗争情绪十分高涨。宴会至晚11时方散。这次聚会加强了三地工人的团结，王俊的演说内容对于增强唐山制造厂工人内部团结起了很好作用。
军警当局看到工人集会情况，非常惊恐，慌忙贴出布告说：“集会结社，有干禁例”。工人怒不可遏。邓培于9月15日组织了大示威活动。当天午后2时，全厂工人齐集工厂门口，连同旁观群众共有四五千人。人丛中设演说台，四面排列纠察队。首先由工人代表揭露厂方在交涉条件时蛮不讲理的态度。然后工人自由演说，“尽情将工人苦处反复发挥，声泪俱下，掌声震天，三呼‘劳工万岁’而散。”军警当局见此情况，也不敢作声。孙鸿哲赶忙托人向工人说好话，要求千万不要暴动，拆他的房子，“至于条件自有商议的余地。”[77]
为了消弭罢工，孙鸿哲与厂方英国头目策划，指使工头于亮找到邓培和王麟书进行收买活动。于亮首先假献殷勤，当面吹捧说：“你们2位真是难得的人才啊！”然后他狡猾地说：“我们处长说啦，加薪条件可以答应，但其它条件你们就不要坚持了。我们处长很想跟你们2位交个朋友。厂方交际费很多，你们可以随便花。吃饭可以到养正轩饭馆立帐。”邓培非常鄙视这些言行，立刻回答说：“条件是大家提出来的，要减少条件我们两人作不了主。我们是工人的代表，要为工人办事。既不吃你们的饭，也不用你们的钱！”于亮继续厚颜无耻地说：“二位还是应该三思后行啊！只要你们和我们处长交上朋友，今后的好处可就多啦！当个像我这样的工头是没有问题的。”邓培坚决回答说：“我们工人人穷志不穷。我们两人不想做官，也不想发财，告诉你们处长，赶快死了这条心吧！”于亮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京奉铁路局迫于当时全国罢工的形势，于9月底贴出布告，答应了工人提出的一部分要求。工人对此甚为不满。
准备罢工
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罗章龙在由唐山返京后不久，于10月1日再次来到唐山。由罗章龙（中共北京区委代表）、王尽美和邓培3人组成最高党团，负责领导唐山和山海关两地工人的罢工斗争。彭礼和、吴先瑞、李树彝等同志为特派员，常驻唐山指导斗争。
王尽美（1898-1925），原名瑞俊；曾赋诗述怀：“尽美尽善唯解放”，于是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尽美”。山东莒县（今诸城）人。1920年在济南领导建立山东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2年时担任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山海关铁工厂工人俱乐部领导人。曾有“革命中上上人物”之誉。
10月初，罗章龙与邓培到山海关，与王尽美一起研究了山海关和唐山两地举行罢工的时间问题。起初，王尽美建议唐山制造厂与山海关铁工厂立即同时罢工。邓培分析了唐山制造厂的情况，认为立即举行罢工的条件还不成熟；两地同时行动，相互支援也有困难。后来一致同意，山海关铁工厂工人首先罢工。那里的罢工一结束，唐山制造厂立即接着罢工。以后再发动开滦矿工罢工。
罗章龙曾赋诗记此次山海关之行：“风雪榆关道，同君到海隅。地掀千嶂起，波涌片帆孤。海岳兼形胜，天人辟坦途。叮咛五矿事，喜汝建良图。（同游者邓培与尽美）。”[78]
10月4日，山海关铁工厂（今山海关桥梁厂）工人宣布罢工，消息传到唐山，唐山制造厂工人斗志更加昂扬。邓培一方面派人到山海关对那里的斗争表示支持，一方面领导唐山制造厂职工会加快了罢工的准备工作。邓培派党、团员和职工会委员，到工人群众中进一步作思想发动工作。他们在工人中传播各地罢工消息，对工人说：“厂方根本不想答应要求，咱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机器转！”“对！咱们要像长辛店和山海关的工人一样，罢工！”经过党、团员和职工会委员的鼓动，大多数工人都有了罢工的要求，一致表示：“一定听从邓培的决定！”
邓培在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几个特派员的帮助下，起草了罢工宣言，并研究了罢工的组织领导、罢工纪律、罢工期间工人的生活问题和各厂矿工人的相互支援问题。工人赤贫如洗，一天不做工就没有饭吃。为了解决经费问题，邓培把工会会费全部集中起来，又募捐了一部分钱款，准备罢工时用。职工会的委员们带领一批积极分子秘密地为罢工准备了旗帜和纠察队用的木棍、臂章、胸章。他们兴高采烈地期待着大罢工这个盛大节日的到来。
罢工的准备工作是在邓培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邓培沉着、坚定，虽不多说话，但很有主见。计划安排，多出自他那里。
10月10日，唐山制造厂职工会在工厂门口搭了大席棚，扎着彩旗，召开了群众大会。邓培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这次集会名义上是庆祝“双十节”（辛亥革命11周年），实际上是为了扩大山海关铁工厂工人罢工的影响，动员唐山制造厂工人起来斗争。群众大会以后，邓培又召集各厂矿工人代表开会。邓培报告了山海关工人的斗争情况以后，他请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吴先瑞以《远东日报》记者身份，对工人代表讲了话，号召工人团结起来斗争。这天晚上又举行了提灯会。邓培手提一个大灯笼，上写“引导”二字，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后面是交通部唐山大学学生、唐山制造厂工人和开滦煤矿工人三个大队，声势浩大，盛况空前。这是唐山工人阶级力量的一次检阅，也是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前的一次誓师游行。
到了10月12日，厂方仍然拒不答应工人的要求。这一天传来了山海关铁工厂罢工胜利的消息，为了接连不断打击军阀政府，中共唐山地委和邓培根据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意见，决定唐山制造厂于10月13日举行罢工。
10月12日晚，中共唐山地委在唐山扇面街5号召开了唐山制造厂各场、房代表和工会积极分子的紧急会议。邓培说：“我们工人没有吃，没有穿，又没有地位，但是团结起来就有力量。厂方不答应条件，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机器转！”会议通过了罢工宣言，决定成立罢工事务所。选举邓培、陈文海、王麟书、刘玉堂、许作斌、阮章、李华添、李福庆、罗占先等25人组成罢工委员会，并推邓培为委员长。罢工委员会下设组织、宣传、文书、总务、财务、护厂、外交、募捐等股，任命32名工会积极分子担任各股干事。会议议定了罢工委员会的规约：
（一）本会一切事务，由委员会议决后，委员长执行；（二）本会人员一律服从委员长指挥，如无命令，不得私自行动；（三）本会各职员应遵守职责任事。
罢工委员会决定以十人团为骨干，组织了1000多人参加的纠察队，任命了50名积极分子担任纠察队长。北场的工人纠察队由阎福林负责，南场的工人纠察队由王彦文率领。共产党员刘玉堂担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纠察队的任务是：纠查外奸，保护工厂，维持罢工秩序。邓培说：“罢工时要有秩序，不能让坏人钻空子进行破坏。”
罢工委员会又决定组织调查队，任务是侦察厂方、路局和军警当局的行动，到邮政局、电报局了解外地发来的声援的电信和捐款情况，防止被反动当局扣留。
罢工委员会还决定组织守望队，任务是保护工人家属，防止坏分子乘机报复。
邓培又向共产党员布置了任务：一要坚持到底；二要组织队伍；三是对厂方不能屈服；四是向工人宣传“团结力量大。”
一切都准备妥当，各场、房代表和积极分子欣然离开会场。邓培回到家中，继续盘算着明天的斗争；这一夜他几乎彻夜未眠。
“山洪暴发”
10月13日，晴天霹雳一声，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的3000余工人，在邓培的领导下宣布罢工。长年饱受压迫的奴隶，昂起了头，直起了腰，向着吃人的剥削制度宣战，向阶级敌人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
凌晨5时，工人纠察队就在工厂门口布岗。上午7时40分，全厂工人按时进厂。邓培派年轻的罢工委员刘玉堂用20分钟的时间跑遍全厂，向工人群众宣布罢工委员会的决定。各场、房工人立即将场房门锁好，窗户上贴上封条，然后在各场、房代表的带领下走出工厂。
京奉铁路机务处长兼唐山制造厂厂长（总管）、英国人詹姆森和厂务经理撒克敦，被吓得手忙脚乱起来。詹姆森当即瘫倒在沙发上。孙鸿哲正在家中吃饭，从窗口瞥见工人出厂的队伍，饭碗顿时失手落地砸坏了痰盂，惊呼“出乎意料”。撒克敦赶快追到门口，对着工人队伍吼叫。孙鸿哲的狗腿子于善敏也到工人队伍中阻拦。但是谁能阻挡得住呢？山洪已经暴发，暴风雨已经来临，管你什么洋人大官，一切的阻挠都是枉然，愤怒的人群像潮水一样涌向厂外。
“滚你们的吧！蠢猪！”——这就是工人的回答。
撒克敦狼狈逃走了，于善敏只好回话他的主子，无力尽责。平时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的监工、工头，威风早被横扫干净，一个个像乌龟一样缩在住房里不敢出来。驻厂的美国兵也躲在营房里不敢吭气。纸老虎的本质毕露。
扇面街5号罢工事务所的门口，挂起了带有锤子和镰刀的红旗，在金色的阳光下迎风招展，分外夺目。邓培在罢工事务所的墙上贴了一副对联：“沙场日鏖战，虎帐夜谈兵”，增强了战斗的气氛和必胜的信心。
工人纠察队身带胸章或臂章，手持木棍，封锁了工厂的大门。除英国管理人员可进出外，其他人不经罢工委员会允许，不得入厂。纠察队20人为一小队，共50小队，分为5班，昼夜轮流站岗放哨，防范坏人乘机破坏工厂。
100多个调查队员也行动起来，分头侦查厂方的活动。守望队也走到自己的岗位上。
这时，工人忽然发现厂内第一锅炉房在冒烟。邓培立即派纠察队长王彦文和阎福林带领纠察队员进厂搜查。发现厂方头目指使30多个工头正在生火。纠察队员冲进锅炉房，把不参加罢工的工头捆绑起来，逐出了工厂，并将锅炉房的火熄灭。
工人扬眉吐气，正式的战斗就这样开始了。
工人出厂以后，到附近的马家坟集合。邓培派罢工委员会委员王麟书向工人群众报告了连日来与厂方交涉的结果。他说：“厂方一直拒不答应要求，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不等王麟书接着说下去，工人一致义愤填膺地说：“罢工！”王麟书大声宣布说：“对，我们全厂工人今天开始实行罢工。我们要团结一致，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复工！”
接着他宣布了罢工委员会制定的4条纪律：（一）罢工期间本会人员应听从罢工委员会的命令；（二）罢工期间本会办事人员每日应集合到一定地点；（三）罢工期间本会人员不得三五成群在街上乱闯；（四）罢工期间本会人员未得罢工委员会正式上工通告，不得私行上工。全体工人热烈鼓掌表示赞成，齐声高呼“劳工万岁！”以后工人每天都按时到马家坟集合，罢工委员会每天点名两次，工人严格遵守罢工纪律。上海《申报》在报道罢工消息时，也承认工人罢工秩序良好。[79]
工人开始罢工以后，邓培派罢工委员会委员刘玉堂向厂方递交了《罢工宣言》，共两份，一份是用中文写的，一份是用英文写的。同时给工厂的英国监工，每人发了一封公开信，说明工人罢工的正义性。接着罢工委员会向北京政府吴佩孚和京奉铁路局局长水钧韶共发出5封快邮代电，申述工人的正义要求。同时向京奉、京汉、京绥、津浦等地铁路工会发出20封快邮代电，报告罢工情况，以求支援。
邓培又派人把《罢工宣言》寄往各地报纸发表。《宣言》写道：
“全国工友们！同胞们！
我们从九月十三日向当局提出最低限度条件五则，谅大家早已看过了。当局苟稍具体恤工人生活艰难之心，理应立即完全允许，今竟不然，对于所提条件，没一条答复得圆满。我们加薪是要求普遍全体加薪，他竟分出学徒的区别，年龄的限制，并有两条一字不提的。我们因此大不满意，当向当局连续上三次禀函，均被当局置之不理，殊属藐视我工人团体。我们因劳苦终日，不得温饱，才向当局要求，当局不独不体恤我们的苦处，且故意藐视我工人，愚弄我工人，更欲置工人于死地。现在我们为争生存计，为争人格计，不得已才出此最后罢工的手段。全国工人们！为本阶级利益起见，我们已开往前线决战，请你们迅速来作后援军啊！那我们就感激到万分了。除前提五条外，罢工后提出条件如左：
（一）铁路当局应当承认职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限。
（二）以后厂中雇用和开除工人，须经过职工委员会通过。
（三）铁路当局应在适当地点建筑工人居住房屋和工人俱乐部，并须设备自来水、电灯。
（四）工人因公受伤或年老不能工作时，须养其终身，并照常发给原薪。工人死亡，工作一年须发给两个月工资恤金；工作两年，发给四个月工资，余此类推。
（五）消灭大包工制度。
（六）罢工时间照常发给工资。”[80]
补充的第一、二两条内容，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从而把这次斗争从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使斗争达到了新的水平。
顶住武力压迫
唐山制造厂的工人罢工以后，在厂方和工人之间立刻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罢工与反罢工的斗争。
京奉铁路局在接到厂方的头目报告以后，当天就贴出布告，污蔑工人是“破坏工厂”和“扰乱治安”的“暴民”，如不赶快复工，就要“拘拿惩办”。接着直隶警察厅从天津派出300名保安队员分驻开平、唐山待命，实行弹压。
10月14日，驻防滦县的陆军第十五师师长彭寿莘奉命从芦台调出一营军队赴唐，加强“防卫”。这一营军队由第十三混成旅旅长董政国率领，在当天晚上到达工厂。他们荷枪实弹，诬指工人“破坏工厂”，气势汹汹地叫嚷着要开进工厂，发电照明。遭到工人纠察队的阻挡。几百名士兵一窝蜂地拥到工厂门口，和工人纠察队对峙起来，情况非常紧张。
邓培在罢工事务所和罢工委员会的几个委员一起分析了当时的情况。邓培说：“军方的武力压迫，我们一定要顶住。长辛店工人的罢工能够胜利，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怕武力压迫。告诉工人群众，要沉住气，不要慌！”
董政国带着十几个卫兵，挺着肚皮，来到罢工事务所，邓培勇敢沉着地迎击军方的挑战。董政国蛮横无理地威逼邓培立即宣布复工，邓培坚决予以拒绝。
邓培陈述了工人罢工的原因，严词驳斥了京奉铁路局和董政国对工人的污蔑。他说：“吴大帅（吴佩孚）‘保护劳工’，通电全国，国人皆知。工人兄弟生活痛苦，要求改善待遇，三次向厂方提出条件，但厂方拒不答复，工人忍无可忍，才决定罢工。这完全是正义的举动。工人每天仍然按时到工厂门外集合。纪律严明，秋毫不犯。电力房停了电，各场、房锁了门，工厂大门口有工人纠察队日夜站岗保护。厂里的机器设备没坏一件，材料不少一个螺丝。为什么要说我们是‘破坏工厂’和‘扰乱治安’的‘暴民’？！”
邓培这一番话，使董政国由原告变成了被告。董政国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转而面带奸笑地说：“先复工吧，别的条件好商量。”
邓培完全洞察其奸，立即斩钉截铁地说：“工人要求先答应条件，后复工。”
董政国指着邓培说：“你一天一块多钱工钱还不够花！为什么还领着罢工？”
邓培说：“大家选我当代表，我就要为大家办事！”
董政国大声吼道：“你们这样做是造反，如果你不宣布复工，我的枪炮就要说话！”
但是邓培毫不畏惧，仍然坦然地坐在那里，冲着董政国淡然一笑。然后慷慨陈词：“时至今日，工人兄弟不过是为了能有碗饭吃罢了！为了争取起码的生存条件，工人宁死不屈！”这坚定的话语，字字铿锵，响彻夜空，给了反动势力以沉重的回击。
董政国欲压服而不能，欲下手而不得，十分狼狈。邓培接着警告说：“工厂的一切由我们工人纠察队负责。董旅长还是把队伍撤走为好，免得发生麻烦，双方都不好看。”
董政国脸色阴沉，无可奈何，说了一声“回头见！”就像一条丧家之犬，夹着尾巴逃走了。
这一场舌战，邓培有理有力，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对方，充分表现了中国无产阶级一往无前、万难不屈的英雄气概。
当时军阀政府迫于全国罢工高潮的形势，害怕激起更大反抗，所以不敢下令镇压。吴佩孚那块“保护劳工”的遮羞布，暂时还没有下决心彻底撕掉。所以第二天，董政国就接到命令，把军队撤走了。
但是厂方并未罢休，詹姆森和孙鸿哲又向军警当局请求，结果调来了唐山的商团和开滦煤矿的缉查队，还有天津警察厅的警察，他们也在工厂门口站岗，与工人纠察队对峙。工厂警务段的打手，骑着马，整天绕着工厂横冲直撞，威逼工人上工。这时邓培和罢工委员会的委员们一起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坚定大家斗争的信心。邓培说：“我们要取得斗争胜利，必须有敢死队的决心，对于警方的武力压迫，我们决不能屈服。”工人表示：一定听罢工委员会的指挥，不达目的，决不复工。
工人罢工以后，罢工委员会派出代表分头去京奉、京汉、京绥和津浦各线路工会联系共同行动问题，引起了厂方的惧怕。他们勾结军警当局，千方百计侦察工人代表的行踪。派往丰台进行联系的代表罗占先，于10月13日夜离开唐山，14日拂晓到达丰台，完成任务以后，又赶赴北京。根据邓培的要求到中老胡同向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报告了唐山制造厂的罢工情况。邓中夏听后，给邓培写了一封信，交罗占先带回唐山。当天下午，罗占先由京返唐，当火车行至丰台时，罗占先被军警逮捕。[81]他急忙又十分机警地把邓中夏写给邓培的信放到嘴里嚼碎吐掉。后来罗占先被押至天津直隶全省警察厅，以“煽动工人罢工”的罪名被关押起来。罗占先在押解他的火车厢里，以扔下自己的名片方式报警，天津铁路工人拾到他的名片，知其被捕，立即报告唐山工人，引起工人的激愤。邓培发动全厂工人签名抗议，并举行游行示威。在原来所提的11条要求外，又增加一条：“立即释放代表罗占先。”
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
厂方勾结军警当局进行的武力威胁失败以后，被迫坐下来谈判。10月15日，京奉铁路局派庞士清等3人来工厂谈判，罢工委员会派邓培、王麟书等7名代表参加谈判。邓培对工人代表说：“我们要慎重，要提高警惕，他们不答应条件，我们绝不能同意复工。”庞士清毫无答应工人要求的诚意，邓培坚持不让步。庞士清进行了无耻的恫吓。
庞士清声色俱厉地说：“如果谈判不成，我们将要采取办法！”
邓培针锋相对地回答：“你们有办法，我们更有办法；如果你们不答应条件，我们就是不让车轮转！再不答应，我们就叫全京奉路的车轮不转。先停小快车，再停慢车！”
“你们罢工数日，生活怎么办？”
“我们有唐山各厂矿工人兄弟的支援！有全国工人兄弟的支援！”
“如果继续延长下去怎么办？”
“还有全国人民的支援！有南洋各国华侨兄弟的支援！”邓培坚定地回答。
一场舌战，邓培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了对手。庞士清无话可说，只好答应把条件带回去研究研究。邓培警告说：“你们拖延一天，我们就要增加一个条件！”
厂方和路局并不想答应工人要求。他们找来了天津警察处长吴大挺、陆军十五师副官邓家魁、唐山警察局局长姚彤章，以“调停”为名，继续胁迫工人复工。邓培等工人代表坚定地回答说：“所提条件必须答复，不达目的，罢工就一直坚持下去！”
粉碎分化瓦解的诡计
谈判不成，厂方又施展种种阴谋诡计，企图分化瓦解罢工队伍。詹姆森和孙鸿哲用提级长薪的手段，收买了火车房的两个领班和20多个工人不参加罢工。并散布说：“谁复工，给谁涨工钱。”邓培召集罢工委员会开会，决定严厉制裁这种背叛行为。邓培命令工人纠察队封锁了火车房，那些背叛者在里面得不到饭吃。英国监工千方百计想把食物偷带进去，都被工人纠察队查出扣留。最后詹姆森和孙鸿哲吩咐用小火车头向火车房送饭，又被工人纠察队发现。1000多名工人赶来，将火车房包围起来。邓培闻讯后，及时赶到现场，指挥斗争。工人纠察队喝令开火车的司机停车，那个工贼不理。工人愤怒极了，纠察队总队长刘玉堂一声呼喊，一大片工人立刻躺在铁轨上，接着又围上一大堆人，把小火车头围得水泄不通，他才不得不停下来。工人纠察队立刻冲上车头，搜出食物，全扔到地上给狗吃了，背叛分子照旧饿着肚皮。以后他们也就无法再去上班了。“咱们的铁牛（刘玉堂又名“铁牛”）一声喊，吓倒英国监工和内奸”，在工人群众中传为佳话。
这时，詹姆森和孙鸿哲吓破了胆，连忙向厂里的美国驻兵求救。美国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赶到火车房把工人驱散，工人更加激愤。邓培派人致函美国兵营，提出严重抗议，不准他们干涉中国人的事。并警告说：“如不及早撤退，则激出暴动，当由贵长官负责。”[82]罢工委员会又发表了第三次宣言，控诉了厂方的种种罪行，要求全部开除破坏罢工的人。罢工队伍仍然保持着团结。
一计失败了，又来一计。厂方派出爪牙分化南北方工人的团结。他们吓唬工人说：“广东人参加罢工，以后全部开除；如果北方人不参加罢工，以后要提级增薪。”但是在党组织的教育下，工人早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邓培说：“天下工人是一家，南北方工人都是受压迫的兄弟。”因此团结得更加紧密。唐山各厂矿工人闻讯表示：“如果铁路工厂敢于开除邓培，唐山全体工人将举行罢工。”
厂方收买分化不成，就在工人和家属中散布要关厂和另招工人的空气，企图以失业和饥饿威胁工人复工。一帮狗腿子配合行动，扬言“再不开工就把你们全家饿死”。撒克敦在厂门口按了两个大喇叭，整天对着工人狂吼乱叫。这时，由于罢工坚持数日，有的工人家庭生活发生困难，少数工人产生了动摇情绪。邓培及时通过职工会十人团在群众中进行思想教育，提出“决不虎头蛇尾”、“一定坚持到底”的口号。在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以后，首先收到开滦煤矿和启新洋灰公司工人200多元捐款和许多粮食。接着收到长辛店、山海关、秦皇岛、郑州、济南等地铁路工人和香港海员工人的大批捐款，罢工委员会及时把这些捐款分发给工人。又发动工人同舟共济，互相帮助。邓培等共产党员发扬了高度的舍己为人的精神，把自家的粮米，送给有困难的群众。工人和家属的情绪又安定下来，罢工斗争继续坚持着。
工人罢工时，邓培团结全厂员司（职员）一道参加斗争，罢工委员会中也有员司的代表，但个别人经不起厂方的威胁和利诱，这时表现动摇。邓培觉察后，及时提醒罢工委员会：“这样的人思想不稳定，要注意，要做教育工作，重要的会议暂不要找他们参加了。”由于邓培防患于未然，结果没有影响大局。
厂方无可奈何，就派狗腿子在工人中制造谣言，说什么有人复工了，他们当着这部分工人说那部分工人复工了，当着那部分工人又说这部分工人复工了，企图搞乱人心。撒克敦领着几个英国监工到锅炉房生火，企图等烟囱冒出烟后，厂外的狗腿子就叫嚷工人复工了，以瓦解工人斗志。但是党组织早有准备，在罢工前邓培就叫工人把锅炉里的水放干，他们一烧火，保险堵就漏了，撒克敦等人被烧得焦头烂额，狼狈逃跑了。党组织再次告诉大家，没有罢工委员会的统一命令，任何人都不会复工。
邓培智斗狗腿子
厂方的种种软硬手段失败以后，又去收买邓培。詹姆森和孙鸿哲的爪牙对邓培说：“如果你下令复工，厂方可以给你涨工钱，也可以叫你当工头。”邓培非常气愤，立即义正词严地说：“我是工人，不想当工头。要涨工钱，你们就给大家涨！”并且马上在工人中揭露了厂方这个阴谋。
詹姆森和孙鸿哲恼羞成怒，勾结唐山军警当局阴谋逮捕邓培。又指使工厂的警务段，终日侦察邓培的行踪。邓培机智灵活，凭着共产党员无比的忠诚和勇敢，在群众的掩护帮助下，安全地躲过了各种危险。
有一次，邓培和王麟书正在研究工作，忽然来了几个贼头贼脑的人找邓培。王麟书挺身而出，说：“邓培不在唐山，去天津了。”站在旁边的邓培提起一把水壶走出门去。那几个人不认识邓培，也就被瞒过去了。
邓培为了躲避军警当局的搜捕，常常一夜搬几次家。有一天下午，军警当局去搜查邓培的家，邓培早有准备，由工人李银宝租了一辆“洋车”（黄包车），停放在同兴里胡同里，邓培换了衣服装作拉“洋车”工人，躺在车上，把帽子往脸上一盖，在睡觉哩。
有一天中午，邓培正准备去宋谢庄王麟书家中，在路上发现身后有人跟踪。他当机立断，走进王麟书家对门的一家棚铺里，脱下外衣，装作扎纸工人，蹲在墙角糊纸马。便衣侦探进门就问：“刚才进来的人哪里去了？”邓培从容回答说：“从后门走了，快追！”那个家伙连忙从后门追出，当然没有追上。不一会又转回棚铺，问邓培叫什么名字，邓培糊弄他说：“叫孙信”。那个家伙叫邓培给他送情报，并“监视邓培和王麟书”。同时留下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孙信有事随便出入”几个字。邓培心中暗笑，也就将计就计，收下了名片。以后在一次军警当局搜查工会活动地点时，邓培就是利用这张名片跑出来的。
厂方的一切阴谋诡计都没有达到目的，孙鸿哲又收买工厂附近的同兴酒店掌柜安品卿大耍流氓手段，在罢工结束之前，演出了一场令人作呕的丑剧。原来，在罢工开始时，孙鸿哲就收买了安品卿伪装同情罢工，请罢工委员会的人们在他的酒馆开会，假意殷勤招待，乘机从中“调停”，但这些圈套很快被邓培等人识破。他进一步赤膊上阵，叫他两个儿子，每天举着两块牌子，一块牌子上写着“工能致富”，一块牌子上写着“平安是福”，在工厂附近游行，企图瓦解工人斗志，但也无人理睬。安品卿实在穷极无聊，就在罢工的第八天下午，把自己的嘴巴用大铁钉钉在职工会门口木桩上，对工人大叫：“你们罢工占了我的房子（？），我活不了啦！我叫你们上工是诚心为你们好（？），你们不相信我的话，我要死了！”原先布置好的几个狗腿子，站在旁边装作着急的样子说：“再不复工就要出人命了，那时你们要顶着！”邓培得知以后，对工人说：“不用理他，他死了与我们无关。”工人们对他这种无赖行为都很气愤，告诉他说：“你就是死了，也是活该！”厂方指使安品卿贩卖苦肉计，是为了找个进行镇压的借口。真是心劳日拙，黔驴技穷。直到今天，这个恶作剧还被工人们当作笑料。
奏凯
唐山制造厂的罢工坚持了8天，铁路局在经济上遭到不小损失，恐旷日持久，损失更大，终于被迫让步。最后由唐山警察局局长姚彤章和京奉路局总稽查彭寿华出面谈判，与罢工委员会达成复工协议9条：
（一）罗代表在津急速放归。
（二）工人年龄加薪，应准一律加薪；惟在年龄二十一岁以上，以三角六分为标准，学徒以两角五分为最低。
（三）每年两星期例假工资一节，用记假办法，应给两星期的工薪，年终发给。
（四）特别加薪，另案处理。如十余年未加薪者，应普遍加薪等，斟酌办理在案。
（五）建筑俱乐部，须俟本路局财政充裕，或由该工匠等自行成立，路局酌量补助之。
（六）旧包工制度不善，要求照前薛（序镛）总管课工包工办法，查明核办，候商同外人，缓为筹办。
（七）裁减人员，并无事实；如无过失，当然不得借故开除。
（八）罢工薪水一律照给，但须承认开工。
（九）开工期限，定于即日照常开工，先放自来水、电灯，至迟不得过晚五点钟。[83]
10月20日，邓培赴天津，代表罢工委员会与路局签订了复工协议。并探望了被捕的罗占先代表。10月21日，工人正式复工。工人齐集车站，在喧天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中，迎回了自己热爱的代表罗占先。厂方被迫答应鸣汽笛20分钟，又请来了当地驻军的军乐队，在工厂门口奏乐，欢迎工人回厂复工。工人扬眉吐气，笑逐颜开，欢庆罢工的胜利。
虽然反动当局不承认职工会，职工会还是公开成立了，职工会门口挂出了大牌子。在斗争过程中，职工会在工人中的影响扩大了，工人争着参加自己的职工会，会员很快增加到2000多人。罢工斗争中的几个骨干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也壮大了。
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罢工的胜利，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邓培的杰出的组织才能。
第一，在罢工前对工人进行了充分的思想教育工作。通过职工会和工人图书馆，把群众团结在一起。到罢工时机成熟时，利用全国工运高潮的有利时机，立即提出了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并领导群众进行斗争。
第二，建立了严密的罢工组织和骨干队伍。罢工委员会领导坚强，真正成为斗争中的最高指挥部。组织了纠察队、调查队和守望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邓培不仅紧紧依靠中共北京区委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而且他团结了一批优秀分子协助他工作。如王麟书才智出众，罢工时主持对外联络工作和参加谈判，团结自己，舌战群敌，是邓培的得力助手。刘玉堂英勇果敢，担任纠察队总队长，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是一员敢冲敢闯的虎将。在工人中流传着“刘玉堂的腿，王麟书的嘴”这样的赞语。阮章年轻有文化，罢工时主持宣传工作，收效显著。许作斌沉稳坚定，常与邓培参议决胜之策。他们都与工人群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是有威信的共产党员。全体共产党员和职工会干部，在邓培率领下，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不动摇，不背叛，不分裂，自觉地、勇敢地、奋不顾身地维护着全体工人的利益。这是斗争胜利的一条重要原因。
第三，运用了灵活的斗争策略。工人在斗争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进行有理有利的斗争。邓培从实际情况出发，集中了众人的智慧，及时采取了适当的对策，终于战胜了军警的武力压迫，粉碎了厂方种种分化瓦解罢工队伍的阴谋。
这次罢工的胜利，不仅改善了工人的待遇，而且锻炼和教育了广大工人群众。正如邓中夏所说：“它激动了每个工人的心胸，数千年麻痹自卑的劳动者到此时的确逐渐觉醒起来了。”[84]毛泽东称赞铁路工人“特别能战斗”。[85]这次罢工的胜利，对于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开滦煤矿五矿同盟大罢工的爆发有着直接影响。
这次大罢工是第一次全国工运高潮中的一朵灿烂之花，表现了中国无产阶级伟大的青春力量，在中国工人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罢工以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邓培的名字，在工人群众中广泛流传。
三、指挥开滦煤矿工人同盟大罢工
邓培领导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的罢工取得胜利以后，接着又在中共北京区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开滦煤矿五矿3万余工人同盟大罢工，把全国的罢工高潮推向顶峰。
矿区革命形势的发展
开滦煤矿是开平、滦州两个煤矿区的总称。开平煤矿创办于1878年，是我国最早用机器开采的煤矿之一，1900年被英帝国主义掠夺；滦州煤矿创办于1907年，1912年被英帝国主义吞并，然后成立了开滦矿务局。总局设在天津，袁世凯之子袁克定担任督办。开滦矿务局为中英合办企业，实际上为英国资本控制。
开滦煤矿包括唐山、林西、马家沟、赵各庄和唐家庄5个矿，1922年时共有矿工3万余人。他们长期处于英帝国主义统治之下，饱受压迫剥削之苦。英国资本家成立了矿区保安队，又利用包工大柜，控制工人，剥夺工人的所有自由权利。其生活之悲惨，更是举世罕见的。这些挖煤的苦汉，穿着腻垢破烂的衣服和木头底的鞋，开口露出雪白牙，抬头现出锅底似的脸，被称为“窑花子”。矿工终日牛马般劳动，但所得工资甚少，并且十几年分文不加。据开滦煤矿档案资料记载，1918年至1928年间，井下采煤工人每日工资只有0.28元—0.42元，而井下拖运的骡马饲料费每日为0.35元—0.5元。工人这点工资，吃上两顿玉米面粥和抽两合纸烟，也就两手空空的了。井下采煤工人在煤洞里劳动，虽是隆冬，也热过盛夏；空气不足，窒闷欲死。常有土方塌陷，或煤石下坠，压成肉饼。开滦煤矿平均每月伤亡4人，多者十几人至几十人。每死一人矿方仅发抚恤金40元，而当时一匹马价值180元，工人的生命不如骡马。矿工们住的房子，叫“锅伙”，狭窄污秽，臭气熏人，矿工有睡在土炕上的，有睡在地上的。盖麻包片，枕半块砖。锅伙是包工头办的，为矿工提供伙食，橡子面加臭咸菜，进行盘剥。有一首歌谣说：“资本家赛阎王，包工头似虎狼。矿工一进毛子（指英国人）窑，他们立刻全围上。阎王吃肉又喝血，虎狼啃骨还熬汤”。开滦矿工处于这种非人的地位，有强烈的革命要求。
在中共唐山地委成立前后，共产党员邓培不断深入矿山，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发展党员，并于1922年8月间领导建立了开滦矿务局党支部。在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的影响下，开滦矿工的革命斗争情绪日益高涨。
中共北京区委早有计划，要在唐山地区“组织一个铁路、矿山、工厂——水泥厂和玻璃厂（其后又有交通大学）的联合总行动，即‘唐山地区同盟罢工’”。“罢工的斗争对象是矿山和京奉路的英帝国主义企业和官僚资本企业的资本家。同时连带的还有反交通系的问题。”[86]
中共北京区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先后动员了一批同志有十几个人，到唐山进行组织工人的工作。第一批有彭礼和、吴先瑞、李梅羹、李树彝、王仲一等七八人，后来还有高君宇、何梦雄等。邓培和他们一起深入矿区，教育和组织群众。当时唐山工人主要分为南北两大帮派。南派以广东人为主，工程技术人员居多。北派分为河北和山东二帮，大多为井下工人。北派人数较南派要多。来自其他地区的工人较少，附属于附近地区帮派。各帮派之间常因就业问题或语言隔阂发生争执，闹不团结。邓培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同志，对他们晓以革命大义，使他们团结携手，共同组织工会。
9月中旬，在邓培领导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向铁路局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以后，以唐山制造厂职工会的名义，致函开滦矿务局林西机器厂工人，鼓励他们组织团体，起来斗争。信函原文如下：
“机器房列位工友：
我们此次举动，虽说没得到圆满结果，但证明团体力量足以谋共同利益。要团结得好，千万彼此连成一片，才有力量，才可与有产阶级奋斗。近闻你们工友中正在活动时期；井下工友正在努力进行。快快都起来干干。不要骇怕，也不怕损失什么。只要组织得成，不论什么利益都可以得到。你们生活也太苦，何不起来干干呢？你们有举动时，决计派人前来帮助一切。我们经过此次风潮，也知道一点团结组织的方法了。特此奉告，敬祝努力。
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会启”[87]
林西机器厂工人接到信后，立即印成传单，散发给各矿工友。9月21日，该厂工人又在邓培指导下，散发了《致开滦工友书》，呼吁开滦工人仿效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组织团体，进行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原文如下：
“诸位工友们呀！现在机会到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劳动工人各处都结合团体喽。现在，仅我们开滦的工友们仿佛像一盘散沙一样，所以屡次要求加薪，都被上司侮弄与压迫。如今京奉路已结成团体了。须要晓得，我们工人系同舟共济，休戚相关的。我们应该同他们联合一堆，结合成一个工人总团体，将来凡事有了后盾，方不至受资本家苛待与压迫。诸位工友们呀！快快醒来吧！大家组织仿效吧！敬此奉告，恭候努力。”[88]
随后，唐山矿工人首先秘密建立了工会，仿长辛店铁路工会的叫法，称工人俱乐部。接着，林西、马家沟和赵各庄三矿也秘密建立了工会，同时，秦皇岛经理处码头工人建立了工会，皆称工人俱乐部。分别成为各矿（处）工人利益的代表和凝聚工人群众的核心力量。五矿（处）工会以唐山矿工人俱乐部为总部，称开滦矿务局工人联合会，对外称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成立的时间为9月25日前后。[89]租用了唐山铁路南道门南面的旅社华宾公寓楼为总部办公地点。邓培从南北各派工人中，挑选革命意志坚强和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工人，担任各矿（处）工人俱乐部的领导人。唐山矿45岁的老木匠、共产党员只奎元担任五矿工人俱乐部主任。许多在唐山工人图书馆、大同社和林西工余补习社学习过的工人，如李星昌、孙家耕等人，成为各矿工人俱乐部的骨干力量，也是罢工中的中坚分子。
以上情况表明，在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之前，中共唐山地方组织和邓培已在开滦矿工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为开展群众性斗争打下了基础。
10月10日，邓培利用庆祝“双十节”（辛亥革命11周年）的机会，在唐山制造厂召开了唐山各厂矿工人积极分子会议。介绍了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胜利的经验，报告了山海关铁路工人罢工的情况，号召唐山各厂矿工人也起来斗争。这次会议在开滦工人中起到了动员作用。开滦矿工迫不及待地要求罢工。
10月13日，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的工人开始罢工以后，邓培于15日代表中共唐山地委，召集唐山各厂矿工人代表开会。从下午6时开到9时，研究了如何广泛发动群众起来斗争的问题，同时对各厂矿在斗争中互相支援、共同对敌的策略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开滦五矿大罢工的实现。
请愿与准备罢工
开滦五矿工人代表回矿以后，立即酝酿组织罢工。在南道门黑水沟南的新华金店后面一所院落里，召集五矿工人骨干开会，讨论确定了请愿书的内容。他们选出代表8人，有唐山矿的张瑞峰、李星昌，林西矿的刘河、刘宜美、孙家耕，赵各庄矿的刘忠、葛定东，秦皇岛经理处的廖鸿祥。随后在10月16日向开滦矿务局递交了请愿书，提出了改善生活待遇的要求6条。
开滦五矿工人联合请愿书
为恳体恤劳工，恩加薪金，并乞准予平等待遇事。窃工等服务贵局，虽非一律旧人，然综大小工算，其间多有从贵局创办以迄于今，历三十余年者有之，二十余年者有之，卜昼卜夜，终岁勤劬为贵局争厚利，冀厚待有加，生命有托耳。当今百物腾涨，价值倍增，以工等平日所藉之薪资，断非今日所能支持家计。工人工薪按岁增加，各处工厂均有定例，乃我辈有作工十余年者竟未得加一文。甚如我工人与员司同为贵局服务，论理待遇应持平等，乃贵局故持轩轻，遏抑工人，如煤条、慰劳金两事概可想见。事之不公，容有甚于是乎？至于星期日、年节假，以当日贵局开辟之初，尚可给回原薪，年尾偿金尤能恩给一月。在当时贵局每岁不过仅赢余百万，尚能援欧西各国之通例；今每岁已有数千万之赢余，反不若当年之体恤，使我工人感受种种之痛苦。今我工人于生活上万分困苦，共同提出最低条件六则，敬恳我矿师默察时艰，顺应潮流，即慨然允许，则工人等感佩鸿恩，永矢弗谖。临禀不胜急切待命之至。谨呈矿师台前钧鉴。
兹将请求条件附左：
（一）请求加薪，分为三等：十五元以下者应加三成；十五元以上者应加二成；五十元以上者应加一成。
（二）工人年尾应照庚子前给回一个月偿金。
（三）工人每月四星期日及年节停止工作，应援庚子前给回工资。
（四）工匠煤条及慰劳金，应与员司一律偿给。凡工人每月有十二元薪金者，应得享此条件。
（五）工人在局有过二十五年者，应给养老费，并须照原薪支给；倘无大过，不得借端革除。
（六）工人因公受伤，应给回工资。倘遇公致命者，应酌给恤金。该恤金须照月薪计，最少补至五年，应作一次补足。
开滦矿务局林西、唐山、赵各庄、秦皇岛、马家沟五矿工人联合公禀
十月十六日
附：五矿工人请愿代表名单：
唐山
张瑞峰井下看守人 五十岁
李新章铸工 三十八岁
林西
刘河 骡夫 三十五岁
刘宜美骡夫 四十一岁
孙家辽机器匠 三十二岁
赵各庄
刘忠 机器匠 三十三岁
葛定东井下机器匠 四十五岁
秦皇岛
廖鸿祥机器匠 二十五岁[90]
这6条要求，全系改善生活待遇的经济要求；这些权利不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早已争得，而且有一些（如第二、三项）是煤矿中英合资前工人就曾享有过的。完全是合理的要求。
8名代表与矿务局进行交涉，限3日内答复，否则以罢工对待。总矿师杜克茹（比利时人）问工人代表是谁派来的？工人代表说，他们是由在三星期前组成的开滦矿务局工人联合会派来的。杜克茹十分恼火，蛮横地对代表说：劳资双方不能处在平等地位上谈判，矿方也不承认工人联合会。在矿工代表据理驳斥后，杜克茹表示，要请示在天津的开滦矿务局代理总理杨嘉立（英国人）后再作答复。
10月19日，3天限期已过，矿方仍然没有答复工人要求。为了公开领导开滦工人斗争，当晚，邓培在南道门华宾公寓楼召开各矿、处工人代表会议，公开宣布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成立。并决定立即准备发动罢工，成立了罢工领导机构——开滦五矿同盟罢工委员会。成员有：中共北京区委代表罗章龙（文虎）、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王尽美（王瑞俊）、中共唐山地委代表邓培和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代表共20多人组成。唐山矿的工人代表有只奎元、李星昌、马凤山、刘长顺等人。林西矿的工人代表是李灿、杨福盛、孙家耕、赵玉庭、郭润航等人。马家沟矿的工人代表有郭春伶等人。赵各庄矿的工人代表是刘忠、阎玉顺；职员代表是刘玉之。决定在罢工期间，对外仍用五矿工人俱乐部的名义，总代表是五矿工人俱乐部主任只奎元。特派员彭礼和（化名黎和）驻会工作。这次大会进一步为开滦五矿罢工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在谋划罢工期间，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召集会议，专门研究开滦罢工经费问题。决定成立罢工经费募捐组、保管组和监察组。募捐组由几个主要的铁路工会负责；保管组由开滦煤矿只奎元负责；监察组由开滦工人俱乐部代表3人和唐山铁路工会代表2人组成，并决定以邓培为主任。邓培对罢工经费贪污舞弊问题，先事预防，因此做到经手累万的现款和物资一清二楚，直至罢工结束，的确难能可贵。
李大钊同志对开滦罢工十分关怀。在罢工前，他曾亲自同工人代表谈话，研究情况，决定如何进行斗争，使邓培等人很受鼓舞。
开滦总矿师杜克茹于10月17日匆匆赶往天津，与杨嘉立谋划。他们担心工人罢工，各矿定遭水淹，因此同意给工资在30元以下的工人增加工资10%，企图消弭工人罢工。同时面见直隶警察处长杨以德，要求增派警察，加强矿区的警戒，阻止和破坏罢工，得到杨以德的支持。10月19日，在杜克茹由天津返回唐山时，有200名保安警察随同他到达矿区。10月20日早晨，矿方贴出了答应给工资在30元以下的工人增资10%的布告。并威胁工人不要受人鼓动，“若是听他们的话，将来出了乱子，可没人管。警察一定要严办的。到那个时候，后悔已经晚了。若是依靠本局，安心工作，本局一定极力保护尔等。”[91]矿方答应的条件与工人所提要求相距甚远。开滦矿工完全不听那些胡言，对矿方极为不满。
10月22日晚，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在林西召开五矿代表联席会议，商量对策，不料为矿务局侦知，派保安队前来驱散，并抓去表示抗议的6名代表。工人闻讯后，无不怒发冲冠。五矿工人俱乐部主任只奎元向罗章龙和邓培报告情况。经过他们认真分析以后，认为罢工应该立即发动。一是山海关铁路工人罢工的胜利，特别是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在10月21日取得了重大胜利以后，开滦工人受到极大鼓舞，工人摩拳擦掌，工会干部跃跃欲试，纷纷要求赶快组织罢工。势成弦箭，一触即发。二是开滦各矿工人已经初步组织起来，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进一步团结工人群众，壮大工会组织。如果待矿方进一步采取限制和防范措施再发动，则对工人不利。于是罗章龙、彭礼和与邓培、只奎元当机立断，一致决定，从次日起，开滦五矿举行同盟总罢工。
当晚，在罢工委员会领导下，组成了强大的执行机构罢工指挥部。由罗章龙担任中共党团负责人兼指挥部主任。邓培也是罢工指挥部的主要领导人。中共北京区委指示邓培脱产，全力参加指挥部工作，邓培即以回广东老家探亲为名请假离开工厂，转入地下活动。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王尽美和特派员彭礼和、吴先瑞、李树彝、李梅羹、王德周、梁鹏万，以及唐山制造厂工会的王麟书、阮章等人也先后参加了指挥部工作。
罢工指挥部下设纠察部和调查部。纠察部的任务是“纠察外奸乘机入厂毁坏厂中重要物件。”纠察部设纠察部长，决定组织2000人的纠察队，由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派来的学过军事的同志率领。要求“所有纠察队员尽力纠察，听从部长调派，不得擅离职守，最注意维持自己秩序。”[92]
调查部的任务是：“调查内外奸细，如遇有破坏本会进行事宜，应即报告调查部长，再由部长传达委员会。”[93]调查部设调查部长和调查员若干人。
邓培领导制订了罢工指挥部工作规约，强调全体人员必须遵守职责任事，服从命令听指挥，不得私自行动。
邓培根据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罢工的经验，制订了罢工纪律4条：（一）罢工时间本会人员应听众罢工委员会的命令；（二）罢工时间本会办事人员应每日集合一定地点；（三）罢工时间本会人员不得三五成群、交头接耳在街上乱闯；（四）罢工时间本会人员未得罢工委员会正式上工通告，不得私行上工。邓培强调指出：只有铁的纪律才能保证罢工胜利。
当夜，由林西矿工人代表，分头通知各矿及秦皇岛经理处工人俱乐部同盟罢工的命令。
五矿同盟罢工的爆发
10月23日是开滦3万余矿工盛大的节日。当天早晨6时，林西、唐家庄、赵各庄、唐山四矿工人和秦皇岛经理处码头装卸工人，按照罢工指挥部的命令同时举行罢工。除锅炉房、绞车房、水泵房和电厂等要害部位工人外，其余所有井上、井下工人一律离开岗位。唐家庄矿正在兴建，几十名工人与林西矿工人一起行动。秦皇岛码头工人停止搬运，电灯熄灭，火车瘫痪在铁道上。马家沟矿工人由于受到矿方便衣警察的严密监视，暂时未能同时行动。各矿工人纠察队，手持木棍，身戴红臂箍，举着黄白色的旗帜，旗中央有镐和榔头交叉在煤块上的黑色图案（镐代表井下工人，榔头代表井上机器厂、木厂、铆工厂、打铁厂、电厂工人），威武雄壮地把守在矿厂门口和各交通要道，执行自己的任务。到处都有工人集会、呐喊，数万矿工斗志昂扬，罢工秩序井然。阶级敌人感到震惊与害怕。赵各庄矿的头目惊呼：“现实在赵各庄，实际上就是一个苏维埃政府！”[94]开滦矿务局总矿师杜克茹承认：“这个一致行动，说明各矿罢工者的组织是多么卓越，甚至于唐山警察大队长一点也不知道。”[95]
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代表全体矿工在报纸上发表了《总同盟罢工宣言》。内容如下：
“全国工友们！同胞们！父老兄弟姐妹们！
我们矿务局被压迫的苦工人，现竟被洋资本家视若匪徒，昨天无故任意在林西扣留我们六名代表。在局中，我们原来是酷爱和平，不愿铤而走险。谁料洋资本家这样故意来挑衅我们，我们逼迫得万不得已，才于今日（二十三日）举行这悲惨、最后的罢工手段。
工友们！同胞们！开滦矿务局平时对待工人，不说没奴隶的身价，连一匹骡马尚比不上呢？往往井下发生了危险，洋人只问死伤了多少骡马，人是不介意的。因一匹骡马死了价值二三百元，一‘头’工人苦命，不过仅给百元就是了。工人因公受伤，就立刻逐出局外去，不顾你的死活。工人伤牲口，不独受罚，连工作也干不成了。其余那些污辱我们工人人格，草菅我们工人性命事实，是千言万语说不尽的。用言词也是说不出来的。真是人间地狱啊！现在我们正在打起精神，拼命奋斗，不达到圆满目的不止。望全国工友们，同胞们，快快来援助啊！”[96]
《宣言》最后重申了10月16日致矿务局请愿书中所列6项条件。
罢工委员会同时以五矿工人名义，致电北京政府吴佩孚，说明矿工正当要求，希望“保护劳工”，给以援助。
在邓培的领导下，各矿（处）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各矿（处）工人俱乐部负责领导工人斗争，由会长、副会长和委员若干人组成领导核心，并从工人中选拔一部分勇敢分子，担任工人俱乐部干事，负责办理具体工作。工人群众组成若干牌。根据1922年11月14日《大中华商报》留下的资料，某矿第11牌组织情况如下，有正副代表各1人；调查员长1人；调查员10人；共辖12个十人团，每团设团长（十人长）1人，团员11人，有的团是14人。各矿（处）工人俱乐部和各牌都在五矿罢工委员会统一号令下行动。
为了防止矿方和军警当局的破坏，邓培和罗章龙、王尽美研究决定，罢工的指挥系统实行分散隐蔽。罢工指挥部设在群众掩护条件较好的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附近，有时迁至唐山大学办公。建立了内部交通接头处。宣传机关分设在各矿住在郊区的可靠工人家中。掌管罢工基金的财务机关设在比较安全的山海关铁工厂工人俱乐部附近。又决定在天津租界设立罢工事务联络站，由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李梅羹等人负责联络，所有关于罢工的文件和公告，都在天津租界内秘密印刷后发布。在斗争中，邓培充分依靠群众，他把唐山所有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工会积极分子都组织起来，参加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和工会会员。在斗争形势瞬息万变的情况下，始终临危不惧，表现了杰出的指挥才能。
1984年罗章龙回忆说：“在开滦罢工过程中，罢工指挥部工作的同志，所有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都一无例外地参加战斗。他（她）们坚守罢工阵地，艰苦卓绝，积极战斗，负伤不下火线，在敌人严密通缉，可能逮扑入狱，重刑拷打的情况下，仍然奋不顾身，如五矿八代表，北方书记部干部，唐山大学的党、团员和唐山地区的干部等，他们以身作则，带领群众，前仆后继，奇情壮采，尤为不可胜纪。”[97]
罗章龙还说：“书记部同人都很年轻气盛，在认准其重要意义后，就不计成败，努力去做，务求有一结果。事后回顾，虽有考欠周的地方，但毕竟通过实践，收获是不小的。主要是锻炼了干部，增长了才干，扩大了党的影响，涌现了一批工人出身的革命领袖”。[98]
开滦煤矿的同盟罢工，比起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的罢工规模要大得多，情况也复杂得多。开滦矿工的对手，是凶残狡猾的英国资本家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官僚所控制的华北财团。英国有很多的工矿业，工人罢工也多，英国资本家有比较丰富的对付工人罢工的经验。矿务局代理总理杨嘉立（英国人）提出对付工人要用两手。在他就“应如何对付工人的问题”致函开滦矿务局秦皇岛经理处代理经理寇伯里（英国人）说：“应以对待小孩的方法来对待他们。我们的策略等于让他们看到一手持棍，另一手持糖。当你要使用棍子的时候，你应该采取适当强硬的腔调；当你施展用糖的手段时，你可以随时装出柔和友好的面孔来”。[99]他们和北洋军阀政府官僚相勾结，千方百计破坏五矿同盟罢工。一是调动军警，武力镇压；二是经济围困，逼工人就范；三是进行收买和利诱，分裂罢工队伍。英勇的开滦矿工不信邪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邓培和他的战友们领导广大矿工，及时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向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由于京绥铁路工人斗争的需要，罢工指挥部主任罗章龙在开滦煤矿罢工发动起来的次日，就按照中共北京区委的指示离开唐山，前往南口。待京绥铁路罢工结束后，罗章龙才于10月底赶回唐山。在上述这段时间内，邓培的领导责任就更重了。1979年罗章龙回忆说：“唐山地区的工作，邓培是起了很大作用的。”[100]
不断发动攻势和“十·廿六”的喋血
开滦工人罢工的第二天，工人在罢工指挥部的领导下，进一步发动攻势。10月24日，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致函开滦矿务局总经理，表示“决意斗争到底”。除10月16日联合请愿书所提6条要求外，针对矿方不承认工会，又向矿方提出了4条补充要求。
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致开滦矿务局总理函
我们现在的情况实在十分困难。因为物价高涨，正如总矿师的布告上所说的一样。但是总矿师仅办理矿务局的利益，而不考虑我们的困苦，相反的还污蔑我们，并把我们的要求看作不合理。他的评述才是真不合理。我们提出要求，单纯的为了我们的工资微薄，不足以维持我们的生活费用。我们没有一点别的企图。现在，总矿师在他的布告里，污蔑我们受了别人的煽惑，这是完全无根据的。总矿师也打算用警察来镇压我们，对此，我们非常愤恨。然而我们仍保持忍耐，因为我们全酷爱和平。设若不是因为我们的六位代表被他扣押在林西，我们可能再向他递一呈文，以期达到互相谅解。现在我们完全失望。逼迫我们万分不得已才举行总罢工。这个纠纷是总矿师造成的，你不能归咎于我们。现在我们决意斗争到底。我们现在所提出的要求是最低的，除非接受全部要求，我们决不恢复工作，也不进入你矿。我们宁愿死。我们现在诚恳地把罢工的目的及决心通知你。实在是矿局激起我们走向极端，这真是违反了我们的原意。我们要求你将我们现在的情况予以考虑，提出办法以便早日解决。
我们的要求如下：
除十月十六日联合请愿书所提的六条外，再增加以下四条：
1、开滦矿务局应承认五矿工人俱乐部有权力代表全体工人。
2、以后矿中雇用工人及开除工人，须经职工会委员会，即工人俱乐部通过。
3、罢工期间工资照发。
4每年应给工人两星期假日，每三年应给予两个月的假日，当休假时应发付全部工资。
开滦矿务局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秦皇岛工人俱乐部全体会员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101]
此函第一、二两条内容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从而也把这次罢工，从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
这一天，赵各庄工人计划中午召开大会。总矿师杜克茹得知后，当即派出50名警察，拟去赵各庄封闭会场，破坏工人集会。赵各庄矿矿师接到通知，派煤师梅尔麦德开着花车（一种高级客车厢）去古冶车站接警察，中途被几十名工人纠察队员阻截。纠察队员劝梅尔麦德停止这种破坏罢工的行动，他傲慢不理，被纠察队打伤，只得弃车逃回赵各庄。到达古冶车站的警察，不见有人来接，只好步行赶到赵各庄。这时，工人的集会已经按计划开过了。
同时，赵各庄和林西两矿断绝了矿方粮食给养的来源，粮食给养车被罢工工人截留在古冶车站不能进矿。给矿方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杜克茹慌忙向天津总经理求救。当晚22时许，直隶全省警察处应矿方要求，从天津派出200名保安警察到达唐山，并立即开往林西，以便控制全矿区的命脉林西电厂。25日清晨，又从天津调来英国分遗队（库克斯来福枪队）100名印度雇佣兵，至唐山未下火车，就由杜克茹亲自带领运往古冶，以镇压林西矿工人斗争。
林西矿工人俱乐部从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会那里得到这个消息后，根据邓培指令，立即组织了以工人纠察队为骨干的3000人的敢死队，赶赴古冶桥头阻截运兵的火车。工人大军挥旗呐喊，向进站的兵车发出停车信号，但兵车不理，继续鸣笛前进，工人代表一声令下，全体敢死队卧轨阻截。开车的中国司机见此情景，赶紧刹车，跳下机车，加入罢工队伍。工人的欢呼声顿时响彻云霄，他们奋身而起，冲上前去包围了兵车。杜克茹慌忙打开车门，斥责工人“无理取闹”，并令印度兵鸣枪示威。工人敢死队齐声呐喊，要揪下杜克茹。这时随车同来的京奉铁路副总管、英国人葛利尔，从后面车厢跳下来爬上机车，继续开车向前。工人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家！”宁死不退。在这危急时刻，有工人非常机智地用石头塞住道岔，使机车落辙脱轨。火车终于停下来了。愤激的工人敢死队光着膀臂高呼：“冲呀！”于是一起蜂拥而上，用石块、砖头砸毁了机车的风门和车窗玻璃。葛利尔也被砸伤。随后，林西警察赶来接应，杜克茹率队徒步由田野间穿行去林西。这次古冶桥头的阻击战，共经两三个小时，充分表现了开滦矿工“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
矿方为了破坏罢工，于10月26日从天津英国工部局等处借调来100多名技工，在警察的护卫下乘火车前往赵各庄矿，企图利用这些技工控制生产要害部门。罢工指挥部和邓培获悉后，立即指示赵各庄矿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阻截。赵各庄矿4000多工人英勇战斗，使7名警察负伤，火车被迫返回古冶。打乱了矿方的行动计划。
唐山矿工人自罢工以后，在罢工指挥部和邓培的领导下，表现了巨大的革命热情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性。《京津泰晤士报》报道说：
“开滦矿工之俱乐部，定名工友俱乐部，所定章程极佳。自罢工之日，部中极为严整，每日点名三次，轮流派出值岗，每岗三五人。此外又派出纠查员，并查工友，如有故犯会规者议罚之，如嫖赌等事，均在其列。尤有令人钦佩者，即矿局内之原有各处更夫，均由会派员，轮流值班。”[102]
《河北日报》记者也曾作过详细报道：
“记者踯躅道上，过矿工俱乐部前，见人山人海，万头攒动，蚁聚俱乐部门首者，均矿工也。部前墙高数仞，粘贴各地工团及其他团体捐款纸条几满，所书均系某团体捐款若干，特此鸣谢语。细察工人虽多鸠形鹄面，衣冠不整，然精神焕发，与平日工作时大异。彼等据邻近一小隙地，为露天场，即就其地领取食物，每天上下午各有讲演大会，轮流讲演，内容无非是激动大家，坚持到底，求得最后胜利，及报告各地往来函电援助等事。每一次讲演，至三四小时，鼓掌喝采之声，不绝于耳。彼等更组织纠察队，遍地设岗守望，或巡行街市，甚至排解纷争，代行警察职务，其纪律之严，俨然节制之师，殊令观者惊赏不置。闻该部除公开所外，尚有秘密办事处数处，虽同属会中执行委员，彼此所居之地，尚不互相知道，故其发号施令，灵敏迅速，不可捉摸。”[103]
10月25日，唐山警察局无理逮捕了唐山矿几名巡逻的工人纠察队员，工人集会商讨营救办法，并扣留了前来扰乱会场的2名警察。后来警察当局不仅抢走了2名警察，又在10月26日上午，逮捕了到街头演讲示威的7名工人纠察队员。罢工指挥部和邓培决定，组织唐山矿全体工人游行示威，前往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捕工人，要求矿方答应工人要求的条件。于是唐山矿的工人扛着带有代表矿工图案的黄白色的旗帜，举着木牌，拿着镐把、斧子和白蜡杆，喊着震天的口号，浩浩荡荡地走上街头。高举的木牌上写着：“除非接受我们全部要求，我们宁死也不复工！”
当工人游行队伍途经广东街（今新华东道）时，预先埋伏的全副武装的保安队截住了去路，鸣枪威胁工人解散。工人没有退缩，高举大旗继续前进，19岁的工人刘佐敞开胸膛说：“有胆量你往这儿打！”保安队竟然向工人开枪。当即有3名工人倒在地上。工人高良玉高擎大旗喊道：“工友们不要怕！他们打不倒大旗，大旗不倒就往上冲啊！”随着震天动地的呼喊声，工人队伍迎着枪弹继续向前冲。“一时商铺关门，行人断绝。枪声、叫喊声、马蹄声、棍棒声，和成一片。……枪声愈响而工人愈多。”[104]双方搏斗，相持3个小时，当场打死工人6人，打伤57人。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唐山矿务局西门前的喋血。是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中，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血腥的联合镇压，向无产阶级反攻的开始。
喋血惨案发生以后，邓培召集矿工代表开会，议决向矿方提出三项要求：（一）此次被打死的工人，须按照西人被中国人打死的身价，同等赔偿；（二）受伤残废终身不能工作者，须永给全薪，养其终身；并须另给医疗费500元；（三）保安警察须立即撤退，并须向工人谢罪。随后发表了第二次宣言，呼吁全国同胞主持公道，给以援助。
开滦五矿同盟罢工第二次宣言
全国各工团体、父老兄弟姐妹们：
我们开滦五矿，因为生活困难，受迫不过，才起来向当局要求加薪，当局苟具人道主义，就应当体恤工人的苦衷，允许所请。不想他们丧尽天良，视工人如牛马，大施压迫手段，调来保安队数百名，严拿工人，任意殴辱，工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才于二十三日全体罢工。不料二十六日早八点，保安队全体出发，武装严厉，向工人示威，百般欺侮，工人只有隐忍不言，彼等想工人为可欺，先用枪刺横穿，继而全体向工人连放排枪数十次，计受重伤数十名，命在垂危待毙者二十余名，悲号惨目，血肉横飞，有心人不忍足睹。我工人对此惨剧，唯有请全国同胞们，主持公论，加以援助，以救我们三万余苦工人于水火之中。现在全体工友益加激奋，非达目的不已。各界同胞们，报界诸君们，主持人道呀！我苦难工友们那就感激万分了。
唐山开滦五矿全体三万余工人同启[105]
唐山矿的工人，在矿务局门前的斗争，表现十分英勇，但喋血惨案发生以后，也有一些胆小怕事的人，心生恐惧。军警当局趁机散布谣言，制造恐怖气氛，一时人心惶惶。邓培及时召集工人俱乐部代表讨论，要求保持镇静，不可示弱。并派出救护队，尽心援救受伤工人。又派出宣传队，到街头发表讲演，劝慰大家不要自相惊扰。工人纠察队继续执行巡逻任务，罢工秩序很快恢复安定。
邓培十分重视利用舆论工具，作为对敌斗争的武器。10月28日，他以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会的名义，发出致全国各团体、各工团通电两则，历数开滦矿工之痛苦，揭露英国资本家和中国军警当局的残暴，呼吁各团体“速速予以援助！”[106]
同日，邓培又领导启新洋灰公司工人俱乐部、华新纺织厂工人会、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会，京奉铁路火夫临时会议等四团体，联名发出通电，声援开滦工人，表示要与矿工们“同生同死”，要求各地工友支援开滦工人。[107]几份电文在报纸发表后，在全国各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海关工友俱乐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粤汉铁路总工会、津浦铁路机务同人联合会津镇分会、上海各工团、广州海员工会、汉口工团联合会、萍乡矿工会等工人团体纷纷在报上发表通电、快邮代电、告同胞书或发来声援电，抗议反动军警镇压罢工的暴行。各地工人及各界人士还在经济上积极援助开滦罢工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香港海员工人，以及南洋烟草公司工人等都捐助了巨额钱款，接济开滦矿工。
李大钊主持的中共北京区委发动各方面的力量声援开滦罢工。李大钊利用与《晨报》的交往，以及在该社当编辑的两位共产党员，以报社的名义在该报的头版发表社论和罢工消息。还通过路透社向英国传发新闻稿，揭露开滦矿务局英方资本家的罪行，以影响英国国会和工党政府。李大钊还帮助一个名叫伊藤武雄的日本友人到唐山，直接了解罢工的情况，借助他的影响以获得国外人士的支持。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区委还向国际工会请求帮助，也曾电请党中央筹集解决经费。在李大钊指导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了北京开滦煤矿罢工经济后援会，组织了10个募捐队，上街劝捐。北京各团体捐款总数达到3800元。到罢工结束前夕，各地工人以及各界人士捐款共达3万多元。对于开滦罢工工人来说，真是雪中送炭。
罢工指挥部主任罗章龙将喋血惨案发了一个西文急电（sos）报告上海党中央，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马林从上海专程到天津与罗章龙会面，反复商讨五矿斗争的策略。共产国际为此还专门拨给了一部分经费。罢工后共产国际代表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先后到唐山视察过。
抗击武装镇压
10月28日以后，罢工形势继续发展。当日，启新洋灰公司8000名工人，在邓培和杜玉田领导下，举行罢工。华新纺织厂工人也在邓培领导下同时举行罢工。启新和华新工人罢工是为了争取改善自身待遇，同时也是声援开滦煤矿工人的同情罢工。启新和华新工人罢工与开滦罢工相呼应，壮大了开滦罢工的声势，鼓舞了开滦工人的斗志。使军阀政府处于唐山工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紧张形势之中。
在这样形势下，开滦矿方大为恐慌。总经理杨嘉立和督办袁克定，急忙向直鲁豫巡阅使曹锟、直隶省长王承斌和直隶全省警务处发出函电，要求加派重兵镇压工潮。10月29日，驻滦县的陆军十五师师长彭寿莘和驻芦台的第十三混成旅旅长董政国，奉命派军队进驻唐山、林西、赵各庄矿区，共计1600多人。直隶警务处处长杨以德先后派来的保安队（包括警察工人）有1090人，连同开滦矿警队共计1440人。此外，还有驻开平的蓟榆镇守使殷本浩的军队，连同英国的雇佣军和根据《辛丑条约》驻唐山的美国军队，各处参加镇压罢工的反动军警有四五千人。形势十分紧张。
面对各方面前来镇压的武装力量，邓培召集罢工委员会，讨论对策。大家认为反动武装力量并非铁板一块，驻军董政国与警方杨以德有矛盾。由于北京曹锟、吴佩孚政府尚未揭去“保护劳工”的幌子，故军方希望矿方与工人谈判解决问题。唐山的地方官殷本浩和唐山警察局长姚彤章，同杨以德争权夺势，也有矛盾。殷本浩不满意杨以德从天津到他管辖区内逞威。于是邓培制定了争取驻军和当地军警保持中立，集中力量打击杨以德的保安队的斗争策略。一方面派人到第十三混成旅的官兵中和唐山的警察中进行政治宣传，说明工人罢工出于生活贫困，说服他们不要和工会对抗；对外籍军队也极力作争取工作；另一方面对杨以德的保安队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分化瓦解的策略很有效果，董政国和殷本浩部许多官兵都表示决不向工人开枪，一个英国军官也表示不介入罢工事件。
10月30日，第十三混成旅旅长董政国乘车抵唐，没下火车就提出要与工人代表谈判。邓培和罢工指挥部的同志们研究决定，趁机作董政国的工作，但为了防止他扣押工人代表，组织了100多名工人持旗护送工人代表参加谈判。工人代表向董政国递交了罢工宣言，仗义执言，争取他对工人的同情，坚决要求矿方答应工人要求。董政国只得连声表示，把工人要求转交矿方解决。
11月1日，直隶全省警务处长杨以德，带领50名保安警察到达唐山。他接受了开滦英国资本家的贿赂，对总矿师表示“支持对煽动者抵抗到底的策略”。随后便进行策划镇压开滦罢工的罪恶活动。
但是开滦工人并未屈服。11月1日下午2时，马家沟大部分工人，在邓培和五矿工人俱乐部的领导下，冲破矿方的阻挠，举行罢工。工人豪迈地说：“我们今日罢工系对杨以德来唐山之表示。”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的局面终于形成。斗争的形势继续高涨。国内和国际舆论都对工人有利。
11月2日，杨以德会同董政国、殷本浩和启新洋灰公司经理李希明，召集开滦和启新工人代表在火车厢内进行谈判。邓培指示工人代表进行坚决斗争。杨以德蛮不讲理，他对矿工代表说：“日本给你们运来的粮食，不然你们罢不起来。你们说，你们是亲日派，还是过激派？”会场沉寂了一会，林西矿工人代表刘学诚回答说：“禀告大人，我们有个派头。”杨以德问：“什么派头？”刘学诚厉声回答说：“我们是穷党急派！”杨以德火冒三丈，大声吼道：“拉到山里去，给我枪毙！”这时工人代表向车厢外一挥手，原来由邓培组织的工人护卫人员立即围了上来，杨发德见形势不好，被其部下架走了。
当日下午，杨以德在火车站前旷地，召集开滦矿工开会，要求工人赶快复工，否则采取强制手段。保安队令工人举手表示赞成，但工人无一理睬。杨以德气急败坏，他对开滦总矿师咬牙切齿地说：“与其中国亡了，也不让工会成立。”11月3日，杨以德令保安队将聚集唐山街头的罢工工人围困起来，驱使工人进矿复工，但未能如愿。
11月3日，马家沟矿工人到开平举行示威游行，矿方勾结开平镇守使殷本浩，派军警进行镇压。11月4日，反动军警查封了马家沟矿工人俱乐部，拆毁了罢工工人办的粥厂，警察到工人家中强制工人上工。罢工工人面临巨大的压力。
11月4日，杨以德在唐山进行疯狂镇压。当天下午他指使保安队，查抄了启新工友总会，抢去经费数百元。当晚8时，他又命令保安队占据了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逮捕了13名工人代表，并抢走了各地援助罢工的经费、物资和文件。11月5日晨7时，反动警察搜查和封禁了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会和唐山工人图书馆，逮捕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彭礼和。各厂矿的工会干部受到严密监视。
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邓培领导开滦工人坚持斗争。从11月5日起，罢工指挥部转移到唐山郊区，秘密指挥各矿斗争。为了传达罢工指挥部的指示，邓培派工人通信员骑自行车在矿区进行穿梭似的联络。有时又叫工人化装成叫花子，胳膊上挎一个小桶，手里拿一根小棍，到唐山和林西等地送信。有一天，邓培、只奎元和罗章龙等罢工领导人到唐山来，刚进街，迎面遇到一队武装警察，他们不问青红皂白，把邓培等人全部逮捕，并戴上手铐。邓培与罗章龙2人被铐在一起。正在这十分紧急的时刻，忽然从远处跑来几百名开滦工人，他们全都赤膊，不顾一切冲上前去，从警察手中夺回了邓培等人，搀扶他们渡过陡河，飞速送往安全地方。警察追了很长时间，还是一无所获。
声势浩大的“驱杨”斗争
杨以德镇压罢工的罪恶行径，引起了唐山工人的极大愤慨。工人骂他“柳木掏的杨梆子”。11月4日，邓培以开滦五矿及秦皇岛经理处3.7万工人的名义，致电参众两院，要求“将杨以德提出弹劾，免职惩办。”同时，又以开滦五矿及秦皇岛经理处、启新洋灰公司5万工人的名义，致书全国工友和同胞，控诉军警当局和矿方罪行，呼吁援助。两份电信分别在11月5日和6日《京津泰晤士报》上发表，震动国内外。
开滦五矿及秦皇岛工人致参众两院急电
参众两院诸公钧鉴：十万急，为请愿事。杨以德残杀工人，媚外贪财，请即提出弹劾，依法惩办。窃工人等受经济之压迫，不得已而出于罢工，提出八条，本是最低要求，生活程度所迫，不得不尔也。奈矿务局不顾我工人等之经济即是我工人等及家族之生命，甘心以巨款与国贼杨以德及帝制余毒之保安队，而彼等竟敢甘受之以媚外，于是残杀工人六名，受轻重伤者五十七名。又失踪已查知者三十一名。失踪而未知者尚不知若干也。工人等早已受武力之压迫，众不欲生，此等情形，谅诸公已见诸报端，无须工人等再陈也。然杨以德倒行逆施，变本加厉，复于本月二日，对我工人等宣言，强迫工作，是伊之宗旨，万无更变；如唐山大街有工人三五成群，交头谈话者，均按军法从事。杨以德本一天津警察厅长而已，岂有所谓军法者，且伊之军法何以行使至唐山？更何以行使至于无罪之工人！且秦皇岛并未在世，何以残杀工人至于此极？念议院诸公，既负有人民代表之重责，岂能忍数万工人受武力之压迫，以死而不救耶！抑工人等遭此大害，公等尚未有所闻耶？谨此电陈，望诸公早日将杨以德提出弹劾，免职惩办，否则，工人等绝不受国贼武力之压迫，外国资本家之束缚而不得不自争人格及生活也。是以众志所向，意外之事不免发生，如果流血惨剧愈演愈烈，则工人等绝不敢负此重责也。临电不尽流涕。谨此电陈。
唐山开滦五矿及秦皇岛三万七千工人同叩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四日[108]
开滦矿务局、启新洋灰公司全体工人呼吁书
工友们！同胞们！
我们确实是因生活困难，工厂主洋矿师给的钱太少，不够食喝，迭次哀求他多给几个钱，不惟不准，反压力横加，逼得我们走投无路没别的法子想，只好大家相率不干。不干也是我们的自由，犯不了什么罪。谁知道保安队对我们就如同土匪，任意开枪，任意残杀，演成十月二十六日早之惨剧。谅大家早已从报端得悉详情了。我们赤手空拳的劳动者，当然只好任他官厅怎样压制，坐以待毙以了这奄奄欲死的苦命罢了。幸喜社会上还有人说几句公道话，警告官厅，帮我们说出种种的苦情来。因此我们这几日来，心中虽有许多说不出来的苦，尚还精神很好，团结的非常坚固，盼望资本家早日来与我们了结。并且同时以为官厅容纳了社会上一般舆论，决议出来做第三方面调解人，定不得来肆意干涉。唉！谁知道近来官厅变本加厉，硬用强迫手段，突于四日晚派警将我们俱乐部占据，同时抓去我们的代表，并掠去会中大宗的银钱什物。这样无理横压起来，将来不知道又要把我们逼到什么地步？！苦呀！苦呀！我们五万余行将待毙的苦工人，平日被洋人待遇比牛马还不如，到现在简直是以亡国奴待我们，毫无公理可说处。工友们！同胞们！这是什么事，中华民国能够这样强权不说公理吗？现在我们已处在九死一生的地位，已经被压迫得都不能吐一口气。望全国同胞们、工友们，共伸敌愤，快快前来援助啊！
开滦五矿及秦皇岛、启新洋灰公司全体五万余人泣告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四日[109]
邓培和罢工委员会认为，为了争取罢工的胜利，必须铲除帝国主义的走狗杨以德，于是领导进行“驱杨”斗争。当即选派了开滦和启新的11名工人：董宏猷、常振庸、梁鹏万、伍有临、万安全、白天柱、刘国才、刘明达、曾子才、邓扬、萧渊（其中有的是化名）为代表，组成请愿团，由邓培率领，赴北京弹劾杨以德。
在邓培参与下，由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同志拟定了呈文。原文如下：
具请愿人开滦五大煤矿、秦皇岛及启新洋灰公司四万六千工人代表董宏猷等为请愿事。唐山煤矿及洋灰工人，前以不堪矿局及公司虐待，为自身生存起见，请求当局改善待遇，未蒙见允，遂至先后罢工，以促对方之反省。此中经过情形，京沪各报载之甚详，谅在我大总统洞鉴之中。罢工以来，于今十有五日矣，工人等既感衣食之困难，复受矿局之虐待，艰苦万状，不言可知。不意处兹悲惨之厄运中，更遭天外飞来之奇祸，上月二十六日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无端嗾使保安队袭击工人，当场击毙工人六名，轻重伤五十七名，追逐失踪者无算。本月四日杨复令该队拘去工人八名，非刑拷讯。并抢劫五矿总工会、洋灰工人俱乐部及铁路职工会三工团，除所有文件、籍据、什物荡然无存外，共劫去洋合计六百元。窃念工人亦国民一分子，唐山亦国所及之处，杨为国家官吏，竟弁髦法令，草菅人命，形同盗匪，至于此极。此不独唐山近来空前之剧变，亦可谓国内各地未有之怪现象也。道路传闻，杨之为此，系为公司贿赂所驱使，虽事无佐证，然观其一意孤行，甘心犯法，不为无因。工人等现处荆天棘地之中，实受人生未有之痛苦。伏念我大总统胞与为怀，必不忍吾数万工人葬身于杨以德一人贪壑之中，用敢掬诚请愿，迅恳将杨以德即予褫职，并治以杀人抢劫之罪，则水深火热之工人，将同庆更生，感戴靡涯矣。此呈大总统。
请愿人：开滦五矿总工会及启新洋灰公司工人俱乐部代表董宏猷、常振庸、梁鹏万、伍有临、万安全、白天柱、刘国才、刘明达、曾子才、邓扬、萧渊。[110]
请愿团于11月9日下午4时到达北京，代表们手执白旗，上书：“开滦五大煤矿罢工工人代表请愿团”、“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罢工工人代表请愿团”、“四万六千工人请命”、“同胞们！国贼杨以德受贿媚外枪杀我们呀！救！救！救！”、“同胞们！外国资本家压迫我们呢！救！救！救！”等字样。请愿团首先至新华门总统府，次至国务院、参众两院和内务部，皆借口时间太晚，不予接见。11月10日晨，请愿团复至总统府，答以由国务院总理接见。代表们至国务院等了1个多小时，有总理秘书接见，答应将所有请求转达总理。请愿团又到内务部，等了两个小时，才得到内务总长接见。请愿代表递交呈文后，又面述罢工之经过和杨以德受贿纵兵之横蛮。强烈要求“将杨以德即予免职，并治以杀人抢劫之罪。”内务部长一方面表示杨以德的行为不当，一方面又推说要求罢免杨以德职务，非现政府所能做到，可向直隶省长提出要求。参众两院接见的议员则表示，不日在国会正式提出讨论。
工人的请愿行动，遭到了矿务局和警方杨以德的仇恨，他们策划逮捕邓培及其他罢工领导人。11月9日，杜克茹向杨嘉立献策说：“唐山真正的罢工首脑，是唐山铁路工厂所雇佣的广东机器匠邓培。……我认为你应该通知警察当局，使他们监视这个人。”[111]11月10日，杨嘉立复函杜克茹说：“杨以德已经知道邓培这个人领导煽动的活动。他已在监视中，他们正尽力搜集充分证据，作为逮捕邓培的正当理由。”[112]11月12日，杨以德下令逮捕邓培和只奎元，并对赴京请愿的开滦、启新11名工人代表发出了缉票。但是，并未得逞。
后来，军阀政府虽然没有答应工人要求将杨以德罢官，但请愿团的行动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全国声讨杨以德的通电如雪片飞来。在李大钊同志的联络下，国会议员胡鄂公等30人，张汉章等21人，江浩等28人分别联名向政府提出质问书，质问如何处置，并限期答复。山东省国会议员王者塾、于均生、于恩波等3人，致电直隶省长王承斌，要求“迅撤杨氏，交法庭查办。”
（一）议员胡鄂公等为开滦矿务局沟通军警残杀工人案，提出质问书，其原文如下。
为质问事，窃查开滦五大矿工人总同盟罢工风潮，早已发动多日，乃当局不思设法调处，冀求解决，反用武力压服，以至迁延至今，愈趋险恶。近更据北京各报登载唐山通讯，谓开滦五大矿工人总同盟罢工风潮，日形扩大。事缘本月二十四日，林西矿务局洋人以风潮尚未平息，乃设计破坏工人团结行动，私买少数工人到局工作，旋被罢工工人制止。虽经杨以德派来之保安队在场弹压，仍无效果，于是该洋人复往马家沟雇来百余人，用火车装载，向林西开来。此时工人等相率横卧铁轨之上，以要求停车。保安队便令火车司机人开往，该司机因不忍残害自己同类，遂停车不进。此时车上马家沟工人，亦不愿再往林西，并令原车驶回。旋即在马家沟召集全体大会，议决于二十五日举行同盟罢工。二十六日唐山启新洋灰工人，亦有同一之举动。而唐山铁路及纺织两处工人，现亦拟罢工援助，共同呼吁。故罢工风潮之范围愈扩愈大。又谓先是路局方面，见风潮发动，异常着急，于是议决采用武力对待手段，遂輦（敛）大宗现金，送给当地保安队及天津杨以德，请以其兵力干涉，以至演出此次横杀工人大背人道之惨剧。据实际调查，该路局用重利利用马家沟工人以破坏工人罢工团体之政策，已归失败。而附近各地工人又复纷纷响应援助，遂不惜倒行逆施，故有此举。事缘二十六日晨六点钟，该地罢工工人自行组织之罢工纠察团，是日适在西大街守望，路局方面即令保安队驰赴驱逐工人，工人不允，保安队即不问理由，立即举枪施放，计当场击毙工人二人，纠察团亦被捕拿。事后调查，除当场击毙二人外，受伤重者八人，失踪及轻伤者尤不计其数。并当肇事时，全市秩序大乱，行人断绝，商店闭户云。以上各节是见诸京内各报所登载者。而鄂公复询诸该地来京之人，据其所述亦大致相同。彼此参证自属实情，且同欲在该地罢工人数达五万有余，因变起仓卒，毫无准备，路局对之既同仇敌，而工人又因横受压迫，宁死不屈，自下聚处旷野，饥寒交迫，呻吟待毙，惨不忍闻。惟稍有热心志士，代为奔走呼援，而杯水车薪，补救匪易。忖思我国近年以来，因灾祸之洊臻，以至物价之暴涨，即素属中产之家，亦莫不觉生活之困难，而专以劳力作商品之贫困工人，尤其特别感其痛苦。故年来各地工人罢工风潮虽连续不辍，然查其内容，无非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以图谋生存耳。尚不能说及如欧美劳动运动间有为政治作用而牺牲者也。无如我国当局匪独不体恤下情，反遇事操之过激，往往因区区之劳资争执问题，而至演出流血之惨剧。如上月之粤汉铁路及此次之开滦五矿其尤酷者也。不思社会因产业之进步而生活增高，工人因生活增高而感受痛苦，以至于万不得已，乃出于同盟罢工，此固是正当之举动，而亦事势之必至，情理之当然。故欧洲产业最发达之国，首推英国，至工人同盟罢工风潮亦以英国为最多。然每次罢工风潮，政府亦只立于仲裁地位，从未闻有对待手无寸铁之工人，如临大敌，而施以横暴之行为者。况查开滦五矿创办，悉起自国人。闻当时矿局管理尚称妥善，且开办伊始，无甚把握，而工人待遇反比优良。自开平矿局改隶英国，继滦州公司与之合作，所有大权尽移外人，彼只知饱其私欲，何计害及我国同胞。是以该局规章所定工人生命之价值不及一驴价值之高，其贱视我国工人，可以概见。又据该局近年报告，年出良煤二千五百余万吨，实获纯利金三百余万。试思此每年之三百余万纯利金，何以非现在惨被杀伤及横受摧残之五万余同胞出生入死，自亲牛马之役，甚至牺牲性命所得之结果耶？在矿务当局，不念工人之勤劳，对于工人区区之要求，犹靳不与，既属出乎情理之外；彼军警当道，利令智昏，不惜率兽而食人，尤为国法所不容。即同属雇用之林西矿局工人，恃势而企图破坏工人团体行动，亦殊属非是。方今国会重开，法律彰明，究竟政府对于保护劳工，有无诚意？矿局沟通工人，毒杀矿工，是否合法？地方行政长官，动辄派兵残杀工人，究属根据何项法律？洋人破坏工人团体行动，是否契约规定？否则，立请政府一面先行派兵驰赴该地，抚绥工人；一面对于杨以德，开滦矿务局及该局洋人等，任意纵兵杀人，公然破坏工人团体，皆属目无法纪，均应一并严行查办，分别惩撤，而此无告之数万工人，庶不至旦夕辗转于沟壑也。谨依法提出质问者，限三日答复。
提出者：胡鄂公、蒲伯英、骆继汉、林长民、王宗尧、尚镇圭、高旭。
连署者：欧阳成、马骧、谢翊元、刘彦、董继昌、杜成铭、汤用彬、陈国玺、萧汝玉、范熙壬、袁麟阁、窦奉璋、彭溪道、范鸿钧、王友兰、李载庚、郑人康、张曙、易次乾、蔡达生、冯振骥、白逾桓、罗家衡。[113]
（二）参议院议员张汉章为开滦五矿工人罢工，杨以德以警兵枪杀工人事，昨向政府提出质问，其质问书如下。
为质问事，接到本院印布开滦五矿及秦皇岛三万七千名工人等急电请愿一件，阅之不胜骇愤。查此次风潮，缘于工人受经济之压迫，提出条件，要求矿局。乃洋员不能开诚劝告，而反施以暴力，以致群情愤激，风潮扩大。然充其量仅至同盟罢工，并非有叛逆之行为。何物杨以德，竟敢令保安队开枪射击，死伤多人，哀哉工人，离乡背井，不惜胼手胝足，累日穷年，为洋人服务，奴隶牛马之役，而其结果饱暖未得，饮弹惨死。孰非人子，谁无室家，天下惨目伤心之事，宁有甚于此者乎。夫以同盟罢工，此事在外洋视若寻常，即我国近年亦数见不鲜，何有罪名之可言。前此各部职员罢工索薪，未曾开枪射击，何一属劳工，即不得享中华民国人民之权利乎。且即曰有罪，罪亦不至于死，杨以德据何法律，而敢处工人以死刑，是其滥用职权，已构成刑事杀人之罪。京畿近地，竟发现如此暗无天日之惨剧，实难缄默。试问政府，究竟如何处置，依法提出质问，限五日答复。提出者张汉章，连者署周振麟等二十一人。[114]
（三）议员江皓等28人，亦提出质问书如下。
为质问事，直唐山罢工事件，波连数处，延至浃旬，各方损失甚多，工人困苦已极。观察情形，尚无解决征象。多方调查，此次工人之要求，确为生计问题，理由不为不正，罢工后亦无出轨行动，当局正宜审慎疏解，初无高压之必要。乃必调集兵警，围困逼迫，在当局或无残杀之意，而工人兵警既未受完全教育，又复旨趣相反，使之紧凑接触，其冲突岂能幸免。冲突结果，又岂是各方之福。今年以来，国内国外罢工风潮数见不鲜，威压方法屡试屡败，侥幸一时，一部稍得平复，不旋踵间，同地或异方，又复爆发。不求根本解决，徒以专制故套，希图了事，夫何能得。除矿局毒杀，及兵警残杀若干工人，违法行为，如果属实，必须另案办理外，江皓等甚愿当局，勿用武力解决，现在处理至何程度，并有无正本清源办法。谨依院法，提出质问，希于三日内答复。提出者江皓，联署者胡庆雯等二十八人。[115]
一时杨以德成了众矢之的，声名狼藉。杨以德煞气大敛，不得不从唐山潜回天津。
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彭礼和，化名黎和，原来以开滦工人俱乐部的“听差”身份为掩护，参与领导开滦罢工。在11月5日被杨以德的保安队逮捕后，于11月13日押送天津，受到杨以德的严刑审讯。杨以德企图从彭礼和那里获得罢工指挥部内情，但彭礼和只承认自己是听差，对罢工的事一无所知。杨以德下令用皮鞭抽打，逼迫彭礼和挽起裤子，露出膝盖，跪在两个倒放的茶碗底上。又逼迫彭礼和用双手举着一根15斤重的铁棍，进行折磨。进一步暴露了杨以德的残暴本性。但彭礼和“不作声”，始终没有暴露党的机密。在威武不屈的共产党员面前，杨以德又失败了，彭礼和为唐山工人阶级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彭礼和被捕后，邓培发动各方面力量全力进行营救。
顶住经济围困和分化蚕食，团结工人内部
在军警当局和矿方对罢工进行猖狂军事镇压同时，矿方又采取饥饿手段，企图逼迫工人复工。10月30日，开滦矿务局总矿师杜克茹，下令给各矿包工头，立即解散“锅伙”的集体伙食。10月31日，各矿包工头皆听命照办，致使许多工人无处就餐。他们又串通商家，不再赊卖给工人粮食，甚至连农村往矿区运粮的渠道，也被警察切断。邓培和罢工指挥部的同志们，决定把全国各地工会和群众团体的捐款分发给各矿工人俱乐部开办粥厂，每日两餐秫米粥或小米粥，工人凭证免费就餐。邓培又发动唐山制造厂工人，到唐山矿附近帮助搭席棚，埋锅造饭，开办粥厂。这项工作对罢工的坚持有很大的意义。供应几万工人吃饭，这是一件十分繁重的工作，由于邓培等同志的精心组织安排，供食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工人们满怀信心地说：“包工停锅伙，工会办粥厂。咱们有吃的啥也不怕，坚决和资本家斗争到底！”矿方曾派人捣乱，砸粥厂，工人纠察队进行保卫。在罢工结束前，粥厂一直没有断炊。外地来采访考察的人，看了都非常感动。
但是，由于罢工时间拖长，工人的生活越来越困难。邓培除继续向全国各界及海外华侨募捐外，也发动唐山工人捐款支援。他领导唐山制造厂工会会员每人献出3天的工资，唐山制造厂工会共捐助大洋1000元。11月12日，邓培又派唐山制造厂职工会委员王麟书和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代表董宏猷，到交通部唐山大学报告情况，要求唐大学生设法援助矿工兄弟。唐大学生当天议决，成立“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并于13日结队上街向唐山商界进行募捐。后来又组织了20个募捐小分队，分赴天津、北京、长辛店、京绥路一带，以及上海、汉口，劝募捐款，联络各校学生声援。给了唐山矿工很大鼓舞。
在矿方实行武力镇压和以饥饿手段进逼时，又加紧对工人进行欺骗宣传和收买活动，企图分裂罢工阵线。这便是开滦矿务局代理总理杨嘉立所施展的“一手持棍，另一手持糖”的策略，狡猾地“装出柔和友好的面孔来。”
11月8日以后，矿方唆使唐山天主教神甫薛礼渊（荷兰籍），以慈善家和救世主的面目出来调解。他拉拢工人代表交朋友，施以小恩小惠。又劝告工人要安分守己，“要听上帝的，不要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误入歧途”，在工人中制造思想混乱。由于工人生活困难，各矿都有少数工人复工。马家沟矿有较多的工人复工。秦皇岛经理处运输处长李克碑（英国人），也用钱收买了一部分工人脱离罢工队伍。对于矿方这种蚕食破坏行动，邓培领导罢工指挥部指示各矿（处）要进行坚决的回击，以维护罢工阵线的统一。赵各庄矿工人纠察队严厉教训了破坏罢工的人，又在工人中开展了强大的宣传攻势，揭露薛礼渊之流的伪善面目。秦皇岛经理处李克碑的破坏活动也被工人纠察队制止。工人纠察队进一步加强防范工作，努力使罢工队伍保持一致。唐山矿的工人纠察队，把几个为虎作伥、破坏罢工的工头，从他们家中抓到罢工工人集会的场所山东会馆，进行批判斗争。又致信矿内受蒙蔽的复工工人，晓以大义。第二天唐山矿就有200名工人、工务员、监工不再去上工了。
11月11日，又发生矿方分裂罢工阵线的事件。当日，五矿工人俱乐部总代表只奎元出席工人大会，被矿方收买的工贼煽动少数工人围攻，有的要求他赔偿罢工期内损失，有的要求他将募捐款项按人均分。此时有工贼报告警察局，警察来捕只奎元。但未去几步，众多工人齐至，从警察手中夺回了只奎元。以后又发生工贼煽动工人，包围只奎元索要捐款事件，造成了思想混乱，只奎元无力应付，遂前往东郊越河村躲避。
邓中夏所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在叙述开滦罢工情况时写道：“屠杀发生以后，罢工指挥机关不能在市内生存，乃移至附近农村，同时罢工领袖发生恐惧，甚至罢工总领袖不久便卷款潜逃，因此，罢工失其领导。”[116]其中关于“罢工总领袖卷款潜逃”一说属于误传。据开滦煤矿当年参加罢工的工人说：罢工开始后，工人生活遇到困难，罢工指挥部每天贴出纸条，公布收到“××地区工会捐款××元”、“××地区华侨人士捐款××元”，数额甚大。罢工期间收到各地捐款是确实的，但并非如同公布的数额那样多。主事者夸大数额的用意在于稳定群众情绪。这和当时北京《晨报》的报道是一致的。1922年12月31日北京《晨报》刊登的唐山通讯员佩寰的文章：《唐山开滦五矿罢工始末记》说：“时俱乐部为唤起精神，乃大书曰某处捐十万元，某处捐二百元，实则伪也”。后来由于罢工时间拖长，工人生活越来越困难，少数工贼趁机煽动工人要求均分捐款，只奎元被迫暂时潜往越河躲避，并非“卷款潜逃”。以后，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派王德周担任五矿工人俱乐部总代表，协助邓培领导开滦工人继续斗争。
邓培及时领导罢工指挥部，印制传单，在矿工中广泛散发。号召工人继续团结奋斗，坚持到底。传单内容如下：
“工友们！我们明明知道洋资本家压迫我们狠毒的手段，他起初收买杨以德枪杀我们，想把我们几枪几刀，胁迫俯首听命去上工。现在见势不行了，于是他一面把一点小小的饵利，欺骗我们工人去上他们的大当；同时收买天津的报纸，造一些谣言，来破坏我们工人的团体，想我们早早上工去受他们的掠夺。工友们！他们的诡计，我们都把他揭穿，切不要上他们的当呀！我们一天不去做工，洋资本家一天就损失三四十万，现在他已损失数十百万了。我们再坚持几天，他马上就会屈服呀！工友们！你们看全国的工友们如何的热烈援助我们呀！我们有我们数万人的团结，更有我们全国的工友们做后盾，我们切不要害怕，向前去干呀！现在是我们与资本家决胜负的最后五分钟了，我们要坚持到底，不战胜资本家誓不反弋呀！”[117]
在罢工期间，邓培和罢工指挥部又妥善处理了工人内部的两个问题。
一是短牌工人闹事问题。开滦矿务局由于生产的需要，经常招募季节性工人，数以万计，但名不在工册，叫做短牌工人，即临时工。他们没有组织在工会内，也没有组织他们参加罢工斗争。因此他们对矿工会和罢工委员会不满。有一派以绰号铁牛为首领的短牌工人，听说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各地工会团体，以巨款援助开滦罢工，就想寻机绑架书记部负责人，进行勒索，以泄私愤。此事被罢工委员会调查部侦知后，便报告邓培，邓培当即要求罗章龙要多加小心，注意防范。有人主张派出纠察队，以武力制服铁牛。但罗章龙与邓培商量决定，对短牌工人要进行说理教育工作，以维护工人内部的团结。于是工人纠察队把铁牛请到罢工指挥部，罗章龙说：“目前罢工，工会工作繁多，实在忙不过来。许多事情考虑不全，照顾不周，请兄弟们大家互相原谅！目前我们应该首先向敌人进攻，共同一致，齐心协力，打倒洋资本家的气焰，关于工人本身利益问题，才有办法解决。”铁牛沉吟片刻，叹了一口气说：“我们也是莫可奈何！……”这时邓培正色直言说：“工会基金筹来不易，是罢工成败所关，所以专设机构严密保管，谁也不能乱用一文钱。千万不能胡思乱想。关于短牌问题，罢工提出条件中已经提出，不分长牌、短牌，统是一样。今后工会决定加强组织短牌工人积极参加罢工斗争。也可入纠察队编制。大河水涨，小河自然也水满，不必过虑！”一席话说得铁牛连连点头，他当众承认了错误。一场风波就此平息。以后铁牛组织短牌工人积极参加工人纠察队工作，戮力向前，颇多贡献。这部分短牌工人团结过来，加强了斗争的力量。[118]
二是制止了某些过激的主张。当罢工进行多日仍僵持不决，有些青年工人便产生了急躁情绪，主张采取激烈的手段破坏矿井和毁坏矿设备，以胁迫矿局让步。有人说：“与其不死不活，不如奋勇向前，宁可人头高挂，决不输掉威风！”针对这种情况，罢工指挥部召开会议，统一认识。邓培说：“罢工为了什么？是为向资本家斗争，要求组织工会，改善工人生活。要是把开滦矿井破坏了，工人们就没有生活了。”[119]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仍应遵循既定的罢工斗争途径，坚持不懈，去争取胜利。如果实行过激行动，必定有害无益。邓培等人分别找一些青年工人进行说服教育，终于达到了共识。
在罢工期间，邓培及时派人赴京，把开滦罢工情况报告给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为了激励开滦工人斗争到底，邓中夏曾破指血书，送到唐山，他在白布上洋洋洒洒写道：“亲爱的同志们：坚决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到底，争取罢工的胜利。”[120]邓中夏在京召集五铁路工会代表会议，计划发动五条铁路总罢工，以援助开滦罢工获得胜利。邓培根据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意见，沿津浦路南下，进行联络活动。
同盟罢工的结束
开滦罢工刚开始时，矿务局自恃有英国驻华使馆为后盾，有中国军警的武力为靠山，所以一直采取十分强硬的态度。英国人曾经讥讽说：“叫他们罢工吧，3天热气，长不了！”但是罢工延续了近20天以后，工人仍然斗争不懈。矿方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秦皇岛港停泊十七八艘煤轮待运，一些销售合同不能履行，正在凿建中的唐家庄矿因罢工而遭水淹没，开滦煤矿股票在国际市场急剧下跌。矿方又获全国铁路工人将以总罢工支援开滦罢工。在这样情况下，开滦矿务局于11月14日贴出布告，公布了两项退让条件：（一）工人月工资在百元以下者，一律增加10%；（二）罢工期间每人发给7天工资。矿方表示不开除参加罢工的工人，要求11月16日一律复工。直隶全省警务处也于11月14日贴出布告，限工人3日内复工。
这两项退让条件，距离工人罢工前后提出的要求相差太远。这次罢工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赵各庄矿一部分工人代表，迫于工人生活困难，尚未得到罢工委员会命令，就自行宣布于11月16日复工了。马家沟矿工人迫于矿方压力，早于11月10日已经复工。罢工委员会不得已，忍痛下令于11月17日全部复工。林西、唐家庄、唐山工人，于17日复工。秦皇岛经理处码头工人坚持到11月19日才结束罢工。工人复工时，矿方承诺矿区保安队全部撤离，释放被捕工人，并燃放鞭炮，欢迎工人进矿复工。开滦罢工前后坚持25天，宣告结束。
邓培领导的开滦五矿大罢工，虽然遭到挫折，但是这次罢工的政治意义非常重大，在中国工运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这次罢工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教育了工人阶级，动员了全国人民。开滦罢工矛头直指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官僚控制的北洋财团。南满铁路总裁日本人山本在给开滦总经理的电报中也认为：这次开滦罢工是一次“反英运动”；并且说：“今天的中国工人不像往昔时候，而是完全地变了。”[121]罢工工人面对英国军队和中国军警的联合镇压，坚决斗争，使矿方经济损失74.6万元。杨嘉立在1923年2月仍然承认“正规的营业计划受到障碍。直到目前，由于罢工的影响，我们仍在实际上遭受一定限度的损失。”[122]同时由于工人增薪要求的实现，开滦每吨煤的成本永久增加0.1125元。这次罢工也无情地揭露了军阀政府“保护劳工”的虚伪性。几十家中外报纸，都以显要栏目报道开滦罢工的消息，动员了全国人民，严厉谴责了英国资本家勾结中国军警当局镇压工人的罪行，从而在全国掀起了反帝反军阀的怒涛。开滦矿务局督办袁克定向直隶省长惊呼：“此次罢工风潮，其主旨并非经济问题，不独与本矿有关，实与全国实业、全国治安均有莫大之危险。”[123]同时引起世界舆论之重视。在英国引起了很大震动，英国国会和政府讨论了这一事件。
参加领导1922年开滦五矿大罢工的罗章龙在1984年回忆说：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为了解开滦罢工详细经过曾来到北京，当他聆悉关于开滦罢工全部情形后，郑重发言说：“象这样大规模的罢工，在老奸巨猾的英国资本家与野蛮的中国军人面前，居然坚持相当长时期的斗争，这在欧洲国家也不是常见的事。”他勉励大家鼓勇再来，不要斤斤计较眼前一时的得失。会后，国际代表问我在罢工中花费了多少钱，我以实告。国际代表聆言笑道：“太节约了（biliger），若在法国，虽十倍于此数目还办不到呢。”后来职工国际专文叙述开滦五矿斗争时说：“中国唐山开滦五矿罢工虽没有象当时铁路工会斗争一样取得预期的胜利，但是由于这次罢工人数众多，时间延续颇久，在罢工中又表现出工人具有强大组织能力，引起世界舆论重视。因此开滦大罢工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实具有极重大的政治意义。”[124]
（二）这次罢工反映了开滦工人新的觉醒，标志着开滦的工人运动进入自觉斗争的新阶段。开滦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斗争由来已久，但长期处于自发斗争阶段。这次罢工之前，除了在五四运动中举行过爱国性质的政治罢工外，历次罢工都只限于经济目的。这次罢工是在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和唐山地委的领导下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不仅提出了具体的经济要求，也明确提出了政治要求。第一次实现五矿一处同盟，规模巨大，组织严密，表现了新的斗争风貌。是开滦工人由要求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向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的标志，反映了开滦工人新的觉醒和工人运动水平的提高。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第8期，刊登中共中央委员高君宇的评论文章说：“这次唐山矿工罢工实代表着劳动者团结起来操练他们组织力的意义。”3万余矿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冒险犯难，流血牺牲，与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坚持斗争达25天之久，这在中国工运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曾盛赞开滦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这次罢工充分表现了中国无产阶级伟大的青春力量。
参加领导1922年开滦五矿大罢工的罗章龙回忆说：“这次罢工，指导这次罢工，北方区委和北方书记部派人亲临指导，设立指挥部有效地指挥和领导了斗争的开展，使斗争取得了一些成果，这是不容否认的。尤为重要的是，从斗争中，我们学会了组织和领导大规模的工人斗争，经验是极为宝贵的。指挥近5万产业工人，面对强大的敌人，坚持25天的激烈鏖战，历史上并不多见。这一点，为当时的中央会议和共产国际代表所一再肯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仅1年多时间，在其领导下，显示了我国工人阶级团结的巨大威力，以使阶级敌人胆战心惊，认识到工人革命力量不可轻侮。这次长期的大规模斗争对于北方工人阶级来说，也是继陇海铁路大罢工后又一次创举，其业绩足使青史留辉。”[125]
（三）这次罢工掀起了北方工人罢工高潮，进一步推动了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的发展。开滦五矿罢工罢工是继香港海员罢工以后又一次大规模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人斗争。1922年的北方工人罢工运动，至开滦罢工达到了高峰。唐山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大军中一支庞大的和有力量的队伍。中共中央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曾在北京召集会议进行研究，认为这次罢工关系到“北方工运的前途。”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热情赞颂：“开滦五大煤矿罢工，更是光芒万丈”。[126]他指出，开滦罢工“是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中最重要的罢工之一个”[127]，使第一次全国罢工高潮“达到最高峰”[128]，从而成为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先导。
在开滦煤矿罢工中，又一次显示了邓培的顽强的奋斗精神和杰出的组织才能，他的名字和“光芒万丈”的开滦罢工一样，光照千秋！
但是，这次罢工也有一些教训。开滦罢工结束后，邓培和其他领导人，集合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对这次罢工的经验教训，曾进行了认真的总结。
开滦罢工最后遭到挫折，大部分斗争目标未能实现，其客观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相勾结，进行残酷镇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没有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按照民国北京政府1912年颁布的《暂行新刑律》，凡“从事同业务之工人同盟罢工者”，将以“妨碍秩序罪”惩罚。英国资本家正是利用了这种情况，动用北京政府的正规军、直隶全省警务处的保安队和英国、美国驻华军队，肆无忌惮地进行武力压迫和血腥屠杀。1922年10月26日开滦矿务局门前的喋血惨案，成为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遭屠杀的“二七惨案”的预演。
同时矿方老奸巨猾，有应付工人罢工的经验。煤矿要害的岗位，一直被矿方严加控制。在唐山矿，由于矿方预防的结果，迫使一小部分技术工人，继续留在要害岗位上工作。欧洲人员也被分派轮流担任主要工作，常常连续工作20多个小时。矿方又临时雇用一些苦工帮助烧锅炉、卸炉灰。矿务局又从天津雇来了20多名电机师、机械师和机器匠担任工作。其它各矿要害岗位也为矿方控制，水泵照常工作，为各矿供电的林西电厂，在矿方和警方的严密控制下照常发电。罢工对矿方没有造成致命的威胁，矿区的基本工作仍然照常进行，因此他们能够和工人长期僵持。
另一方面，就工人自身来说，也有值得记取的教训。
一是干部不足。由于唐山地方党委刚建立不久，开滦煤矿的党员人数比较少，还没有来得及选拔较多的干部和培养大批的骨干分子，因此领导力量显得不足。开滦五矿范围数百里，工人三四万，没有足够的干部力量，是很难领导斗争取得胜利的。
二是经费准备不足。工人赤贫如洗，又届寒冬，缺衣少食，没有足够的经费支持，就要挨饿受冻，罢工便难以长期坚持。
三是没有能够与农民结成统一战线。罢工领导机构，只注意联合青年学生和争取城市各界人士的同情支持，却未能广泛发动市郊和邻县的农民支持，特别是在粮食方面的支援；更没有发动农民进行协同斗争。工农联盟这个革命致胜之宝，尚未被认识，这是由于当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
邓培等罢工领导人深深懂得，革命斗争的教训和经验一样，也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宝贵财富。正如恩格斯所说：“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斗争中去。”[129]
开滦罢工结束以后，军警当局继续通辑邓培。邓培非常机智，一连搬了好几个地方，和敌人进行“游击战”。反动军警实在跟得太紧了，他就步行到胥各庄然后乘车到天津隐蔽几天。风声稍微平稳一些，又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唐山，坚持斗争。他一上街，身后经常有便衣警察跟踪，邓培足智多谋，三个胡同一转，就把“尾巴”甩掉了。有一次，一个便衣警察在街上盯上了邓培，邓培从容地走进一家熟识的卖旧衣服的商店，脱下了外衣，往衣架上一挂，然后又不慌不忙地走出来，便衣警察跟踪追进商店，连人影也没看见，气得他像只木鸡，呆立无言。工人笑话这些便衣警察说：“咱们的邓培是抓不去的，有神仙保护着他。”在广大群众的保护下，军警当局始终未能抓住邓培。
开滦矿务局总矿师杜克茹在12月23日致杨嘉立的一封信中无可奈何地供认：“著名的罢工首领，铁路罢工的领导者与开滦罢工的实际组织者邓培，现正在唐山铁路工厂工作。”“杨以德长期地用最大力量要逮捕这个人，虽然经过不懈地努力和详密的侦察工作，至今未能探索着他。”[130]
事隔多时以后，北京军阀政府对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和开滦煤矿工人罢工的沉重打击记忆犹新。一次，吴佩孚由北京乘火车去秦皇岛，路过唐山车站，坚持要停车看一看邓培是个什么样的人。唐山制造厂的工人怕出意外，派了几十名工人把邓培护送到唐山站台上，吴佩孚从车窗口看到了唐山工人爱戴的领袖。他无限感慨地说：“就是这个小个子，把唐山闹得天翻地覆，真是大闹天宫啊！”[131]他微微苦笑，摇头，接着是叹息……这位吴大帅对于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始终不大明白。
四、率领启新洋灰公司工人罢工
邓培在领导开滦煤矿工人进行罢工的同时，领导了唐山启新洋灰公司8000名工人的罢工，继续推动了唐山1922年工运高潮的发展。
启新洋灰公司原名细绵土厂，创建于1889年，是我国最早兴办的水泥工业。但因经营不善，于1893年关厂。1906年由北洋财界巨头周学熙恢复重建，次年定名为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启新”寓重新办厂之意）。是私人资本企业。1922年时有里工4600人，加上外工约8000人。启新工厂生产的“龙马负太极图”牌水泥称冠全国，垄断水泥市场，为资本家赢得了高额利润，但工人的生活痛苦不堪。工人每天通常工作10小时，但工资低微。尤其是占工人大多数的小工，每日工资只有0.22元—0.5元，难以养家糊口。工人的劳动条件极差，人称开滦工人为“黑面人”，启新工人为“白面人”。洋灰末终日弥漫在空气里，工人吸入鼻腔喉咙，干得难受；日久天长，影响肺部健康，威胁生命。启新工人政治上的不自由情况，与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开滦煤矿工人是一样的。启新工人有很强的革命性。
发动罢工
启新洋灰公司工人的境遇，受到邓培的关心。他很早就深入该公司工厂，联系工人群众，启发工人觉悟。1922年8月中共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后不久，邓培发展启新洋灰公司工人杜玉田入党。杜玉田是机器匠，开平谢家胡同人，为了组织工人运动，他卖了自家的房子和田地作经费。他在邓培领导下，团结启新工人，筹备建立工会组织。
1922年10月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的罢工和开滦煤矿的罢工，对启新工人产生了影响。但由于资本家的恫吓和严密控制，启新工人仍未发动起来。开滦煤矿工人罢工以后，邓培三次派代表与启新工人联系，并以开滦矿务局和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全体工人名义，致函启新工人，鼓励他们勇敢起来斗争。杜玉田联络一批有觉悟的青年工人，秘密建立了启新洋灰公司工友总会领导核心，由杜玉田任会长，化学房小工王占一（王九奎）任副会长，加紧进行罢工的准备工作。
10月28日，开滦煤矿罢工已有5天，为了壮大开滦罢工的声势，接连不断打击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中共唐山地委和邓培决定启新洋灰公司工人立即举行罢工。
当天中午11点半，杜玉田率领全厂8000名工人罢工出厂。罢工工人高举大旗，聚集在大洪桥旷地开会。会上首先宣布启新工友总会正式成立，杜玉田为工人总代表。接着工人争相发表演说，情绪慷慨激昂。工人振臂高呼：“打倒资本家！”“改善待遇！”“过去是牛马，现在要作人！”等悲壮口号。
大会一致通过了《启新洋灰公司全体工人罢工宣言》。全文如下：
工友们，同胞们！
被资本家压迫得气息都不能多出一口的洋灰公司底苦工人，起来开始与资本家奋斗了。世界上第一种的苦工人，要算我们洋灰公司的工人。终日牛马一般干活，流尽了血汗，弄得蓬头垢面如鬼，得来的资本大多数不过二三毛，遑说养活家眷，就是连自己这条苦命，想和资本家拚命去干，也快没有命可干了。我们不忍家中老的、小的天天啼饥号寒，白白冻死、饿死。曾于前年不约而同的和资本家宣战，结果因太没组织，终归被资本家威力压服了。到现在重整旗鼓，结合团体十分坚固，敢与资本家再决一死战。我们明知免不了为资本家走狗陷害死，我们明知免不了为资本家赎买的警察枪毙死，但因现在以这样不生不死的生活，将会要冻死饿死，倒不如奋斗以死。所以，我们八千余人，毅然决然，万众一心，共同加入战线去。工人们，同胞们！这样走投无路，死里求生的悲惨事，我们愿做吗？实在是迫于万不得已，没有别的法子想，才举行这种最悲惨的罢工举动啊！悯恤我们一片苦衷，快快前来援助啊！
唐山洋灰公司全体工人启
十月二十八日[132]
杜玉田和工友总会以12牌（生产车间）全体工人名义向启新总办李希明递交了呈文，提出条件9条，限公司24小时圆满答复，“绝无退让调和之余地”。所列条件如下：
（一）普遍全体加薪。每月十元以下工资，每日应加薪两角五分；每月十元以上、二十元以下者，每日应加薪两角；每月三十元以上，每日应加薪一角五分；最低工资每日四角五分。
（二）每年花红应与员司冲办，一半分给工人，一半分给员司。此条若难办到，加双倍给年赏亦可。
（三）因公致病应给全薪，并须另给医药费。
（四）公司应承认工人有组织团体之权限，并承认工人团体有代表工人之权，以后公司上人、革人均须通过工人团体。公司以后每月应给二百元交工人代表办工团。
（五）工人因公受伤给全薪；受伤甚重终身不能工作时，给全薪养终身。工人曾在公司作工过二十年者，不能作工时给全薪。受伤身死应给回抚恤金一千元。
（六）礼拜应休息给全薪，如不休息发给双薪。各项纪念节等日一律发给全薪。
（七）每日上班，须要响号后逾十五分钟方许关门。出入须从大门行走，上午有事不能上班，下午准许上班作工。
（八）包工所做之价值应加一倍。使用之家具应由公司拨给，不得扣钱。
（九）旧历九月初一日起至正月初一日止，必须抽钟一点，不许抽薪。
十二牌全部工人呈
民国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133]
启新工人在邓培领导下和唐山制造厂、开滦煤矿工人一样，不仅提出改善待遇的经济要求，也提出“承认工人团体有代表工人之权，以后公司上人、革人须通过工人团体”的条件，从而使这次罢工也具有政治罢工的意义。
杜玉田租用会馆，为罢工工人议事之所。他按照邓培的要求，在启新工人中组织了罢工团，10人为一团，举团长1人，团长襟前悬挂白布条为标志；10团为一队，设队长1人，手执白旗为标志。全厂共组成45队。同时推举罢工总代表6人，纠察员10余人。并组织工人纠察队，手持木棒，分组把守工厂大门，各厂门均配置100—200纠察队员，以防止有人破坏罢工和维持罢工秩序。罢工期间，工厂铁门紧锁，大洪桥旷地人山人海，攘往熙来。后来又改在花椒寺（兴国寺）集合。罢工团每天早晚总点名两次，不到者要受处罚。纪律严明，外地来唐采访的记者为之惊叹。
英勇斗争
启新工人罢工当天，公司总办李希明就派人去天津启新洋灰公司总事务所报告情况，公司总事务所于次日早晨急忙召开董事会，策划对付工人罢工的办法。在董事会授意下，李希明实行“枪打出头鸟”，首先宣布开除工友总会会长杜玉田的厂籍，同时收买利诱工友总会其他领导人妥协。
杜玉田向邓培报告情况，邓培指示他要团结工人对资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0月30日，杜玉田以工友总会名义，向公司补充提出8条要求。原文如下：
启新洋灰公司总理处：
代表会本全体工友的公意，议决八条，呈当局照准，列下：
一、开除赂贼杨秀龙，因收贿对待工友人不公平，管其度日米面者有五工贼：翟森、梁世珍、赵申之、王玉棠、王德。
二、开除野蛮贼谢萝鱼，因工友人偶有小过，非打则骂，罚跪虐待手段，类如要牌说错号码，实属混帐。
三、开除帮狗吃屎翟森、梁世珍，因非打则骂虐待工友人。贪贿赂赵申之，因偷盗公司煤油等，天上亮就提灯笼，为的是煤油，他人不准，只是他这工头可行。
四、各牌小工仿照制造厂、开滦局之例，每工三毛六分，其余每月工资十五元以下者加三成；十五元以上加二成；五十元以上加一成。冬季抽点不抽工资。每年加工一次。礼拜放工照样有工资。年终上工足六个月得有一个月双支，不足者半个月。因公病假须发给全工资，并须酌给医药费。因公受伤至重终身不能工作，须酌给工资养其终身。工人因公致命照工资给恤金三个月。工人曾在公司工作二十五年外，年老不能工作时，须酌给恤金养其终身。包工各种请加增包价十分之五；包工人作里工工资至少三毛六分；包工里工所有家具并电力，应由公司供给，免收工人费。
五、工资在足三十元并以上者，仿照员司准在公司购煤，并照员司给价；冬季五个月每月准购一吨，其余七个月每月半吨。
六、工人上班，须汽笛落声后十五分钟，方能关门。
七、已开除之杜玉田工友人，照样上班，并要发给全工资。
八、所有停工之工资，无论几日，均请照给全工资。
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工厂工友总会
中华民国十一年十月三十日禀[134]
资方仍然不让步。杜玉田于11月4日在工厂东门外召开工人大会，工人代表由棺材铺租来了一口棺材，放在会场，发出誓言说：“用着给全价，用不着给半价。”表示要与资本家决一死战。同时，组织了一两千人的纠察队，在工厂各门把守，不准任何人进厂复工。员司犹如狂风，亦要求加入罢工队伍。
启新资本家勾结军警当局，残酷镇压启新罢工。11月4日，直隶全省警务处长杨以德，同第十三混成旅旅长董政国、蓟榆镇守使殷本浩聚集在李希明家中，策划取消唐山各厂矿工会团体，瓦解罢工组织。当天下午，杨以德指使保安队首先查抄了设在新立街三条胡同的启新工友总会，捣毁了工友总会存款的商号天庆德布铺，将总会的文件、传单、会员名册和账目及存款600余元掳掠一空，并将工会司账员高朗照（三牌石头坑工人）拘留在警察局中。接着查抄了唐山五矿工人俱乐部和唐山制造厂职工会。11月7日，启新资本家又贴出告白，企图瓦解工人斗志。告白说：“长钱不长钱权在我们，作工不作工权在你们，两不能相强”。胡说“诱惑你们之人说推倒资本家，不再作牛马。果将资本家推倒……连作工之处都无有，与你们有何好处？穷人不作牛马，岂能在家闲坐”。[135]
启新工人不信邪说，继续斗争。他们和开滦五矿及秦皇岛码头工人联合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声讨杨以德镇压罢工、迫害工会团体的罪行。并派出代表与开滦矿工代表一道，在邓培率领下，于11月9日赴北京请愿，进行“驱杨”斗争。
由于驻军第十三混成旅军官的调停，工厂总办李希明于11月10日与工友总会杜玉田等10余名代表举行谈判，但是资方答复的条件不能使工人满意，罢工继续坚持。
11月13日以后，军警当局加紧对启新工人的镇压，工友总会被迫把集会地点迁至东郊区越河、八里庄等地，继续与军警周旋。启新资方又施展诡计，一方面贴出告示，声言“本公司因罢工停工”，企图以失业威胁罢工工人。一方面宣布自14日一律发放工资，以引诱工人进厂复工。工友总会在各厂门口加派工人纠察队，严加把守。同时发表《告全体工友同胞书》，揭露资本家一半利诱、一半恐吓的伎俩，号召工友不要上当受骗。
但是，由于罢工僵持时间太长，在入厂开支复工问题上，工人内部出现了分歧。11月15日和16日，在工厂各门外和各道口仍有工人纠察队把守，坚持不入厂开支，但都被军方守备队驱散，有一些工人便自行入厂开支。在这样局势下，工友总会与资方再次进行谈判，争取资方更多让步，同时准备有组织地复工。
忍痛复工
经过反复交涉，资方终于答应了工人的部分增资条件；同时应允发给每个工人3元钱，作为对工人所提罢工期间工资照发要求的答复。11月17日，厂方贴出了酌加工资的布告。全文如下：
“一、二牌小工自两角四分起码，凡到厂满一年者各加四分。
六牌小工自两角四分起码，凡到厂满一年者各加四分。
五牌瓦木匠自三角起码，凡到厂满一年得力者，加至四角五分，特别好者至多不过七角。在新工程处作工者去留查视另议。
三、九牌包工，由本月起加价十分之一。
十、十二牌包工，由本月起加价二十分之一。
七、十二牌及机匠等，由该管人分别拟议酌加。
本年年赏照旧章办理，惟除去五月及九月半至十月半不计。
冬日照旧作工不抽点。
阴历年假三十日至初五日，五月初四、五两日，八月十五及阳历一月一日，十月十日，必须到班者皆照双工计；在此期间不作工者，年赏不算脱班。
自此布告之后五日内须全数到班，有不到班者即行开除。凡入厂安分作工不再入党会者，不因此次罢工开除。
以上各条自本月十七日起实行。”[136]
启新资方所答应的条件，距离工人罢工时所提的要求虽然甚远，但工友总会鉴于开滦罢工已遭挫折，罢工难以坚持，便忍痛决定复工。11月17日下午1时，工人整队来到工厂东门，由军方士兵在前引导，工厂总办和职员排列在厂门两侧拍手欢迎，在鞭炮声中进厂复了工。
启新罢工和开滦罢工一样，由于军警当局的镇压，遭到挫折。但是全体工人在中共唐山地委和邓培领导下，奋不顾身，英勇战斗了20天之久，表现了新的斗争水平，在唐山工运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启新数千工人和邓培等人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李树彝、彭礼和、吴先瑞等同志，长期驻唐山指导工人运动，贡献殊多。李树彝在唐山工作近2年，1923年5月以后，他先后在济南和安源等地从事革命工作；1928年10月，担任湘赣边区特委委员，1932年在安仁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吴先瑞1922年后在阳泉、湘南等地从事革命工作；彭礼和1922年后在上海、天津等地从事革命工作，都为革命事业献身。他们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五、支持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的斗争
开滦煤矿工人罢工以后，一直受到交通部唐山大学学生的关注。在邓培领导下，唐山的工人和学生结成了巩固的统一战线。唐山大学校友许元启、茅以升、周树梧、钟升荣等人在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上创办了《唐山潮声》，不定期出版。1922年11月9日出版了第1期，前后共出版6期，不断发表声援开滦罢工的评论、感想和消息，给工人以同情和勉励，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11月12日，开滦煤矿工人罢工已坚持20天，启新洋灰公司工人罢工已坚持15天，工人的生活发生困难。当日，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收到唐山大学学生送来捐款200多元，无异是雪中送炭。是日为星期日，当晚，邓培派罢工指挥部代表王麟书（唐山制造厂职工会秘书）和董宏猷（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代表）至唐山大学，向学生致谢，由最高年级班长李鸿斌接待。王麟书和董宏猷同时向学生报告了开滦、启新罢工情况，并散发传单，请学生设法继续给以经济援助。
工人代表走后，唐大学生即议决成立“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募款之举，学生取名“赈工”，而不称“工人后援”等流行名词，以示与罢工之事无关，原意为了防止校方和警方节外生枝。于是当场推举干事数十人，分头办事。时唐山大学专设土木工程一科，学生分本科4班，预科3班，共有300多人。学生赈工会公推本科最高年级班长李鸿斌为总干事，张剑鸣、蔡牖为书记，干事多数也是班长，如方刚、马汝邴、耿承、陈嘉宾等。学生赈工会写出传单说：“我不替矿工伸冤，谁替矿工伸冤？我不为矿工后援，谁为矿工后援？当仁不让，责无旁贷。”[137]同时发表了《为开滦五矿工人乞援书》。全体学生于11月13日向教务长请假1天，当天午后结队上街游行，沿途散发数万份油印的传单，并向商界募捐，得现洋200余元，悉数转交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对开滦矿工鼓舞很大。
当时，中共中央委员蔡和森在《向导》杂志上发表了《唐山学生援助罢工之模范》一文，高度评价唐山大学学生的行动。他写道：“近在咫尺的唐山学生对于罢工同胞之态度怎样，乃为中国人民是否还有民族感情和义愤的试金石”；“这样的消息，不但在劳动运动史上为重要，在民族运动史上尤为重要，而是中国知识阶级到了真正觉悟的路上之明证。全国压在国际帝国主义下的知识阶级和学生们，都要学唐山路矿大学学生的模范呀！”[138]
11月14日以后，唐山大学学生照常上课。学生上街募捐时，唐大校长俞文鼎正在北京，他接到学监急电后，于15日晚赶回学校。翌日早晨贴出布告，以“荒废学业”和“与过激党结合”的罪名，令学生赈工会总干事和干事李鸿斌、方刚、马汝邴、耿承、陈嘉宾5名学生退学，即日出校，不准在唐山逗留。
这个布告张贴以后，立刻引起全校大哗。学生年裕厚当即将布告撕毁，全体学生走出教室，涌向校长住宅，质问俞文鼎。俞文鼎蛮不讲理，并且大言恫吓，于是学生们便紧急集合，决定自16日起罢课驱俞，不获全胜，誓不收兵。当即致电北京政府大总统、国务院和交通部次长，要求立即撤换校长。随后全体学生发表了《驱俞宣言》，列举俞文鼎摧残教育、任用私人、放弃职守、滥施威权、酗酒纵恣、昏庸成性等十大罪状。宣言表示“协规同力，共除巨奸”；“泰山可移，此志不懈。”
俞文鼎张皇失措，赶紧勾结军警当局镇压学生。11月17日，驻军第十三混成旅旅长董政国带领140多名士兵，连同唐山警察局长和便衣侦察多人来到学校，监视学生行动。俞文鼎集合学生，由董政国“训话”，劝学生即日上课，学生表示“校长问题未解决前万难上课。”董政国大怒，威胁学生：“如此行为实属暴动，尚何了得！”全体学生愤而退场。
11月18日中午，保安队警察和董政国部步兵共300余人冲入唐山大学，他们荷枪上刺，排列步哨于学生宿舍及教室门外等处，监视学生。随即张贴校方布告，称“学生勾结矿工酿成罢课”，奉交通部命令将被令退学的5位代表拿送天津警察厅看管，其余学生概行解散，立即离校，不准在唐山逗留。军警人员四处搜寻李鸿斌等5位代表，但未能捕获。其余学生在军警叱咤下收检书物，被赶往车站。200余名学生和千余件行李装进2辆客车。当夜12时，挂于运煤车之后，由军警押解，开往天津，至翌晨8时方达。学生被赶出车厢，受尽煎熬。11月19日，李鸿宾等5位代表，也被逮捕，押解到天津警察厅看守。后经托人周旋方得保释。
军警当局用武力解散唐山大学，更加坚定了唐大学生“驱俞”决心。他们克服种种困难，赶赴北京请愿。全体学生发表了第二次宣言。11月25日，学生代表至交通部面递呈文，要求收回解散成命，派员究查，撤换校长俞文鼎，并将被捕5同学立予释放复学。11月27日和28日，学生又向总统府请愿。11月29日全体学生200余人又到国会众参两院请愿。唐大学生的请愿行动引起了国内舆论的广泛同情，国会一部分议员表示支持学生，咨请政府妥善办理。
1923年1月，盛传津、洛两系军阀内部不和，内阁将改组，洛系交通总长高恩洪将倒台。唐大学生趁此机会又积极进行“驱俞斗争”。不久，内阁改组，新内阁由外交总长王正廷代理总理，高恩洪下台，交通部参事陆梦熊代理部务。王正廷上台后，立即令陆梦熊派专车将唐山大学学生送回唐山上课，并将俞文鼎撤职。持续半年之久的“驱俞”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油头滑脸的政客俞文鼎，由于开除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5名学生代表，引发了“驱俞”风潮，结果被撵出学校，这是他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场斗争始终得到中共唐山地委和邓培的支持。当时唐山大学尚未建立党组织，党员只有1人，没有能够公开出面。邓培主要通过联系和影响唐大的进步学生，使斗争坚持到底。开始是邓培派人发动唐大学生声援工人罢工斗争，后来邓培发动工人声援唐大学生。当唐大学生被军警当局押送离唐时，受到了由邓培发动起来的唐山铁路工人的保护，帮助学生打扫车厢。工人与学生结成联盟，共同战斗，这是1922年唐山工运高潮中一条宝贵的经验。
唐山大学的学生遭到这场浩劫和备受艰辛以后，思想觉悟有了提高。那些原来主张“科学救国”的学生，转而认识到必须“革命救国”了。《新青年》杂志曾发表过陈独秀的名言：“你不问政治，政治要问你。”唐大学生从亲身感受到反动军阀的迫害中，接受了上述观点。在这之后，中共唐山地委和邓培加紧了革命宣传工作，把唐大学生进一步引向革命的道路。
六、领导成立京奉铁路职工总会和“二七”前后的斗争
开滦煤矿工人罢工期间，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曾发起召集全国各铁路代表会议，商讨援助开滦矿工办法，但至11月20日，各铁路代表至北京开会时，开滦罢工已经结束。于是讨论了筹备建立全国铁路总工会事宜，会议决定全国各线铁路于最短期间成立各路总工会，然后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
会后，邓培积极筹建京奉铁路总工会。在1922年10月，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罢工期间，曾得到山海关、锦州、沟帮子、皇姑屯和营口等地的铁路工人捐款支援，罢工胜利后，邓培派出工人代表前往上述各站致谢，同时联络各站工人成立工会。沟帮子、营口等地铁路工人也派出代表到唐山制造厂学习工会工作经验。彼此加深了阶级感情。在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胜利以后，厂方为了分化工人队伍，借口支援关外新建厂站，把一部分工会积极分子（14人）调到锦州、沟帮子、皇姑屯、营口等地做工，邓培要求这些工会积极分子到各地后尽快发动工人建立工会组织。他亲自与调到沟帮子工作的欧阳强，调到皇姑屯工作的罗占先、吕文贵和去营口工作的邓福林等人谈话，布置任务。他说：“到那里后组织工会，等以后从北京到奉天（今沈阳）都成立工会，我们就可以联合起来。”[139]这些工人到各站后，对当地工会组织的建立发挥了作用。到1922年12月，在唐山制造厂职工会的影响和帮助下，京奉铁路自北京前门、丰台、天津、山海关，至沟帮子、皇姑屯，以及营口支线，都建立了基层工会。
1922年12月，邓培召集各地工会代表到唐山开会，在特派员安体诚的指导和帮助下秘密成立了京奉铁路职工总会。[140]邓培被选为委员长，王麟书担任秘书长。总会设在唐山，联络地点在欧阳胡同小楼。各站铁路工会称为分会。
京奉铁路职工总会成立时的章程极为简单，因预料将来全国铁路总工会必定颁布统一之章程。工会经费，完全从会员中征收，每人每月缴纳一日工资的1/10为会费。工会代表之产生每40人选举1人。邓培积极培养各站的工会骨干力量，如天津铁路工会的负责人康良臣在邓培帮助下，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段时期京奉铁路的工会工作，得到中共北京区委通过京奉铁路密查员的有力支持。李大钊同志为了推动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发展，利用吴佩孚与交通系的矛盾，使他同意设立交通密查员，以监视和检举交通系的舞弊行为。1922年5月，李大钊推荐6名共产党员为特派员，分派到京汉、京奉、津浦、京绥、正太、陇海6条铁路担任密查员。6名共产党特派员以密查员身份为掩护，在各路开展工人运动。担任京奉铁路的密查员是共产党员安体诚。
安体诚（1896-1927），字存斋，河北丰润人。1922年春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他利用密查员的合法身份和免费乘车的有利条件，往返于北京、丰台、天津、唐山、秦皇岛、山海关之间。安体诚经常到唐山向邓培传达中共北京区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指示，邓培通过安体诚向中共北京区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报告工作。邓培与安体诚一同到京奉铁路沿线工人中，宣传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共产党的纲领与政策，发展基层工会组织，秘密发展党员，从而使京奉铁路职工总会能够成功建立。直到1923年春，北京政府交通总长易人，新任总长以“鼓动工潮嫌疑”将安体诚撤职。
京奉铁路职工总会成立后，对全国各路工会的斗争给予全力支持。1922年12月15日，正太铁路石家庄机器厂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承认工会。邓培领导京奉铁路职工总会致电正太铁路罢工工人，支持他们的斗争。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邓培派王麟书代表京奉铁路职工总会前往祝贺。大会横遭军阀政府武装干涉。王麟书与各路代表于2月1日晚，含愤离开郑州。临行前各路代表向京汉铁路总工会表示：“各工团势必为实力后盾”。并议决如果京汉铁路罢工问题在3天之内得不到解决，各路工会即举行同情罢工，以为声援。王麟书返唐山后，向邓培报告了情况，邓培当即决定进行同情罢工的准备工作。
2月4日，京汉铁路实行总同盟罢工。邓培闻讯后，以京奉铁路职工总会的名义通电全国。电文说：
“年来军阀专政，官僚弄权；国是日非，陷吾同胞于绝境。近闻京汉工友因欲解放政治上、经济上之压迫，已于四号开始发动，一致与黑暗势力奋斗。我等深表同情，深望商学各界予以充分援助，以后我等并愿为实力之后援，以达阶级互助之宿愿。”[141]
同时致电京汉铁路全线工友说：
“诸君首先奋起，反抗祸国军阀，力争自由，同人不胜感佩。务望坚持到底，以达完满之自由，至必要时，同人誓与诸君一致行动。”[142]
“二七”惨案发生以后，因唐山电报局扣押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命令，故邓培未能及时发动京奉铁路工人举行同情罢工。至接到第二次来电后，已失去援助之时机。直隶全省警察处派出大批军警监视工人，邓培等工人领袖不能自由行动一步。又过数日，已近阴历年，铁路局提前把工人放了年假，而京汉铁路工人又忍痛复工，致使同情罢工的壮举未能实现。为了抗议军阀暴行，邓培领导唐山制造厂工人实行怠工4天，第一天少干1小时，第二天少干2小时，第三天少干3小时，第四天少干4小时。
2月16日（农历正月初一），邓培在唐山秘密召集了京奉铁路代表会议，向军阀政府提出善后办法6条：（一）惩办击毙工人之主使；（二）恢复京汉路工会，此后不得干涉工人集会结社；（三）此后军警无故不得逮捕工人；（四）此后各路军人不准向路局送派习学司机；（五）休息病假不准扣薪；过20年者并需酌酬养老费；（六）各路工人无故不准革退。[143]并决定召开“二七”被难烈士追悼大会。会后，唐山制造厂工会捐助京汉铁路被难工友抚恤金200元。
“二七”以后，军警当局颁布了许多镇压工人运动的命令，疯狂镇压工人的革命斗争。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迫由北京迁往上海，各地铁路工会皆被封闭，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唐山地区也出现了白色恐怖的局面。在这样困难的形势下，邓培仍然坚持发展革命力量。
唐山党、团组织和唐山制造厂职工会仍然秘密存在，并有相当实力，工会基金尚有1000余元。党、团员每星期集会1次，地点在欧阳胡同一个二层小楼上（后改为礼字胡同5条7号），这个小楼对唐山革命事业是有过贡献的。当时，这个小楼外间以阅报室作掩护。
唐山早期党员田玉珍1982年11月回忆说：
“小楼名义上是图书馆，公开挂着牌子，实际上是党的一个集会的场所。小楼上一大间房子，里边一端摆着桌子，上边放着各种图书和刊物，另一端有一个小桌子当主席台，下边放着一排一排的板凳。我初次去小楼时，阮章对我说，这间建筑在车道涵洞顶上的小楼，很不容易租出去，咱们花了几元钱租了下来，办工人图书馆房东不会来干涉，这就便于我们开展工作。阮章还特意关照我，到这里来时，如果有人问，就说是来看书的。”[144]
邓培和阮章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文件精神向党、团员报告形势和任务。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也曾秘密来唐山，在这个小楼上给唐山党、团员和工会骨干分子作过政治报告。到了“五一”劳动节和5月5日马克思诞生纪念日时，邓培组织党、团员开纪念会。邓培还组织党、团员和工会骨干分子学习革命书刊。
《工人周刊》第63期（1923年5月1日出版）上登有一首《赤军进行歌》，邓培称赞这首歌写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豪情，就组织大家一起学习。这首歌写道：
“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光明前进！光辉从黑暗的过去，炫耀着将来啊！
看亿万的兵丁，滔滔不绝的从幽暗中出来，直到我们的希望达到，天地澄清的时候。
兄弟们！向前进吧！兄弟们，死正在嘲笑我们：永远作奴隶以终生，抑出于神圣最后的一战！”
这首歌在唐山制造厂工人中流传很广，在革命低潮时期，给了工人莫大力量。
为了发展革命力量，邓培领导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同志会，发展唐山制造厂的工人参加。同志会的会员实行单线联系。如果到活动地点接头，规定了联络暗号：“说话不离‘本’，伸手不离三”。如说：“我‘本’想早点来，因为有事，来晚了。”同时伸出3个手指。邓培把《工人周刊》等革命刊物秘密送给同志会的会员阅读，团结了一部分工人群众。唐山制造厂中的几个先进分子如齐景林、陈官榜、甘雪露等9人，在这个时期加入了党组织，使党的队伍壮大了。
邓培又指示阮章和唐山制造厂青年工人梁鹏云、李少远、孙林宽等人于1923年初发起组织青年俱乐部，地址在唐山老广兴饭庄后边的5条胡同头一个门口。青年俱乐部是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个外围组织。开始有20多人参加，后来发展到50多人。大部分是唐山制造厂的青年工人，也有少数学生。该组织通过组织青年读书、看报、旅游、开展体育活动等方式，广泛团结青年并向他们进行阶级教育，从中培养革命积极分子，为青年团组织输送新生力量。如青年工人程帝钦就是通过参加青年俱乐部的活动，提高了觉悟，由邓培和阮章介绍入团，后来又入党的。
在革命低潮时期，唐山地方和京奉铁路原有的革命力量不仅保存下来，而且得到了壮大发展，这是邓培的一个历史功绩。
七、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年5月间，中共北方区委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决定在下月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要北方区选派代表出席。北方区在所属铁路、矿山及地区支部，经选举产生出席“三大”代表共12人，居全国各区代表人数之首位。其中有李大钊（北方区委代表）、罗章龙（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兼全国铁路系统党团代表）、邓培（京奉路总工会党团代表）、王荷波（津浦路总工会党团代表）、王俊（京汉路长辛店工会党团代表）、何孟雄（京绥路总工会党团代表）、孙云鹏（正太路总工会党团代表）等。
为安全和保密起见，代表们分批出发，尽量做到不乘同一趟车，不坐同一条船。邓培以返乡探亲为名向厂方请假，先坐火车至上海，然后乘英国轮船“怡和号”赴粤。同船的有李大钊、陈潭秋、徐梅坤、王振翼、王俊、孙云鹏等。船不能从上海直开广州，途中在香港停留一天。船到广州，在太古码头上岸。广东区委派有专人到长堤码头负责接待。当时广东区委对外的代号是“管东渠”。“三大”的事务性准备工作和生活安排，统由广东区委谭平山、刘尔嵩、阮啸仙等人负责。
1923年6月12日—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今恤孤院路3号）召开，到会代表30人。邓培作为北京区的党员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马林本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1883—1942），荷兰人，在华化名孙铎，其俄文译名的中译名为马林。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后参与建立印尼共产党。1920年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1921年起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大会正式召开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找各地代表谈话，特别是工人代表。内容主要是解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这一问题对工人代表邓培等人来说是一个新课题，过去各地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力做工人运动，对国共合作多不理解，因此马林的谈话很必要。马林还向代表谈到了下届中央的组织安排、党章和决议的准备情况。他谈话涉及的范围很广，还谈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共产国际的观点和政策。大家认为国际代表说得有理，一般都拥护。马林在1922年开滦罢工期间曾亲来北方，商讨五矿斗争的策略问题，与罗章龙、邓培过从较密，可以说是老朋友了。
“三大”会址是临时租用的，一幢两间两层砖木结构的普通居民住宅楼房。楼下南边一间是会议室，北边一间是饭厅。楼上两间是宿舍，一部分代表就住在这里。屋内灰白色的墙壁，由于失修显得很脏很旧，看上去这房子很长时间没住人了。会议室当中摆放着一张褪了颜色似带红、西餐式的长方台子，两边是一列长条凳，前后两端都是小方凳。代表们坐的就是这些长条凳和小方凳。据参加中共“三大”的代表徐梅坤回忆说：会议期间，代表们的生活是很朴素的。当时请了两个广东人煮饭，代表们也常帮助洗菜、切菜。代表们当年用铅笔或钢笔记录，开会的第一天，代表们没有本子作笔记，第二天才到长堤先施公司去买铅笔、拍纸簿（规格是64开本）。本子没有封面，第一页就能写字，里面夹有一张平滑的“马粪纸”。
“三大”会议由陈独秀主持召开，没有举行开幕仪式。壁上没有张贴或悬挂什么，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像。会议进行间，代表们不敢唱《国际歌》，怕被居住在会址对面“逵园”的人听见。
第一天上午，邓培和代表们首先听取了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接着在下午，听取了马林关于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内容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国共两党合作的意见的传达。第二天，讨论陈独秀的报告。第三天，各地代表汇报工作。第四天是大会发言。
参加中共“三大”的代表徐梅坤回忆说：“‘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开会以前就在党内有过酝酿，共产国际也作过指示。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才召开‘三大’专门进行讨论。这个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一个多星期的会议，大部分时间是辩论这个问题。”[145]据《斯内夫利特笔记（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讨论）》中所记，在讨论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时，邓培也发了言，赞同国共合作。
经过热烈讨论，最后大家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决议案明确规定：“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取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同时，要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及“在政治运动上妥协的倾向，在劳动运动上改良的倾向”。[146]
在这次大会上，邓培有机会和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陈潭秋、张太雷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讨论党的策略问题，亲耳聆听他们的卓见，大大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邓培在会上报告了北京、唐山地区的铁路工人运动状况，并与出席大会的何孟雄、冯菊坡、项英、刘尔崧等工人运动活动家一起讨论起草了《劳动运动决议案》，获得大会通过。
大会还通过了其他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最后，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下届中央要多选一些工人同志到中央来，包括长期在基层做工运工作、能联系群众的同志。他强调中央委员会组成应以工人运动领导者占多数，其中必须有产业工人。这一原则，为大会所接受，认为是进一步发展工人党的组织的重要保证。大会根据党的修正章程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9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王荷波、朱少连、项英；候补委员5人：李汉俊、徐梅坤、邓中夏、邓培、张连光。[147]在中央领导机构中有了第一批工人党员，如王荷波、朱少连、项英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徐梅坤、邓培、张连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三大”代表罗章龙说：“‘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显示了工人革命政党，阵容颇为严整，工作效能亦高，为前两届中央所不及。”[148]
大会最后一天，邓培随同大会代表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举行悼念活动，马林也参加了。由瞿秋白领着大家唱了在会议期间刚学会的《国际歌》。之后宣布大会胜利闭幕。
邓培参加中共“三大”回到唐山以后，更加积极地工作。半年多时间内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是进一步发展京奉铁路的工会力量。1923年4月以后，邓培派唐山制造厂工会委员刘玉堂赴山海关帮助开展工会运动。6月以后，又派刘玉堂和李培良在山海关老仓街租了3间民房，开办了工人业余补习学校，向工人宣传革命思想，达3个月之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23年11月召开的中共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中央局报告》中指出：京奉路“唐山、山海关、天津、丰台等工会都还秘密存在，这四处尤以唐山和山海关更好。”[149]充分肯定了唐山和山海关两地的工会工作。
邓培多次派人到京奉铁路关外主要车站开展工人运动。1924年初，他亲自到沟帮子、皇姑屯和营口等地指导工会工作和开展建党工作。原唐山制造厂党员欧阳强，调到沟帮子工作以后，受邓培的委托，在沟帮子建党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久以后，沟帮子建立了党支部，欧阳强任支部书记。原唐山制造厂工人党员邓福林在营口建立了党小组。原唐山制造厂工人党员领导建立了皇姑屯党支部。在那里的地方党委建立以前，沟帮子和营口等地党的基层组织，受设在唐山的京奉铁路党团和中共唐山地委领导。
二是发展壮大唐山地方团组织。1923年8月20日—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唐山共有团员22人。邓培派唐山制造厂工人团员梁鹏云为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梁鹏云谎称其兄在南京染病，又写了其兄的假信，费尽心血，方得准假两周去南京开会。大会选举梁鹏云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9月29日，召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因有委员辞职，梁鹏云提补为正式委员，分工驻唐山。
团的“二大”以后，团中央印发了大会决议和宣言，并通知各地在接到这些文件后，立即召开地方大会，根据新章程成立地方执行委员会。邓培接到通知后，立即按要求召开会议，正式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由邓培任委员长，阮章任秘书，梁鹏云任会计。
此时，党、团组织的活动比较困难。据青年团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会记梁鹏云1924年1月致团中央的信中说：“我们自从（开滦）罢工失败后就很难活动，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1923年“10月13日那天开罢工一周年纪念会，不过是招聚大众工友吃一餐而已，那还要招警察们的监视呢。”因此“只可在各种群众运动里指挥，如提灯会呀、救国会呀等等。只要有隙可乘，我们没有不加入的。”梁鹏云说：地方党团组织负责人邓培、阮章、梁鹏云3人“经济颇为困难”；梁鹏云“很是贫困的，过的差不多都是债中的生活”。[150]这些革命者在政治环境非常险恶，经济上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坚持革命斗争不动摇。
1923年10月10日，由唐山团地委组织唐山学、工、农、商各界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提灯会，庆祝“双十节”。邓培分配团员散发了传单，宣传了团的“二大”精神。唐山制造厂和开滦煤矿的工人高呼“劳工万岁”的口号。邓培在一个大灯笼的灯帚上写上了这样两句话：“一把毛帚扫尽天下污秽，几滴血汗唤起世界光明。”表达了无产阶级要改天换地的壮烈情怀，在提灯会上十分引人注目。
这个时期，邓培特别加强了唐山大学团的工作。1923年9月下旬，团中央二届一次会议提出，为便于各地团组织能够公开而有效地进行工作，各地应利用学生会的名义从事各种运动。唐山团地委和邓培研究了这个指示以后，决定加强交通部唐山大学的学生工作，尽快在唐大建立团组织，以取得学生会的领导权。
自从1921年7月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以后，邓培虽然也注意了青年学生工作，但不及工人方面的工作成绩显著，唐大学生中团的力量比较单薄。到1922年4月时，只有周树梧、田玉珍两名团员，后来周树梧毕业离开唐山，剩下田玉珍1人。唐大学生由于功课十分繁重，大半学生只知死读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有一些青年知识分子，长期苦于找不到正确的人生道路。有的人思想很活跃，但也十分混杂，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工团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兼容并蓄，像是茫茫大海中的孤帆，找不到哪一家之说可以作为指航的灯塔。为此，邓培从1923年秋开始，亲自做唐大学生工作。他通过田玉珍与唐大学生邹元昌、冯亮功、武怀让、熊士平等4人建立了联系。邓培为人正直，待人亲切诚恳，有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因此赢得了唐大青年知识分子的尊敬。
邓培领导他们组织读书会，学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成员逐渐增多。这些大学生，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讨论社会主义理论，树立了正确的政治观点，端正了对待人生的态度，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些年轻人对学习马列著作很热心，课余时在校园散步，也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1924年1月，邓培首先发展邹元昌、冯亮功、武怀让、熊士平等4人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接着又发展郝其夫和方乃西2人入团。同时建立了唐山大学团支部，由田玉珍任书记。邓培注重培养人才，田玉珍被认为是“极有计划、能干、勇敢作事的同志。”他前后介绍了22个同学加入了读书会。
由于邓培的努力工作，到1924年1月时，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共有团员25人，其中唐山制造厂工人和练习生15人，开滦矿务局司事和矿工各1人，唐山大学学生7人，铁路扶轮学校教员1人。扶轮学校教员史静宜是唯一的女团员。
1月27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进行改组。邓培因党的工作需要，不再兼任团地委委员长，由王麟书任委员长，阮章任秘书，梁鹏云任会计；又增选田玉珍和李福庆为候补委员。这5人中，除田玉珍是唐山大学学生外，其他4人都是唐山制造厂工人或练习生。
这时，唐山大学读书会改名为社会科学研究会，成员继续增多，“成了吸收团员的机关”。1924年2月间，唐大团支部在邓培、王麟书领导下，从中先后发展黄轩、马懋庭、曾涌泉等14名同学入团，另农民团员1人，唐大团支部团员发展到22人，支部书记改由冯亮功担任。团员熊士平、黄轩、马懋庭3人是唐大学生会的领导成员，此后，唐山党组织就掌握了唐大学生会的领导权。邓培利用唐大学生会这个合法组织，公开出面，联系唐山各界人士，开展各项革命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三是加强培养工人运动干部。为了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邓培在工作中注意培养工人运动的干部。1923年12月，根据中共北京区委的指示，邓培选派唐山制造厂职工会委员刘玉堂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派往苏联学习的第一名唐山工人。1924年邓培又选派了唐山制造厂工人王麟书、甘雪露和唐山大学学生武怀让、曾涌泉、李桂林、李特、刘继曾等人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刘玉堂和王麟书都是在邓培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工人运动干部。后来刘玉堂、王麟书回国，先后在天津、东北等地从事工人运动，贡献颇多，最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武怀让回国后，历任青岛特支书记、山东省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等职。曾涌泉回国后，坚持革命几十年，建国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
1925年留苏学生王麟书，系15组组员，留下他1924年写的《王麟书自传》，谈了他走向革命之路的动机和去莫斯科学习的志愿。
“我的家庭先前是农人，有几亩田地，现在已经是没有了，经济情况感觉非常困难，所以我的负担也就很沉重了。
我的父兄比较旧社会的分子倒是维新些，他们对于我在社会上的普通群众运动倒没有什么制止。我此次离国，家庭中生活只就我的胞兄担负了，经济的情形当然较前更恐慌了，然而也是促成我要根本解决的起发点。
我受的是高小教育，十八岁入京奉路唐山制造厂为机器厂学徒。社会上初步服务在五四救国运动，北京请愿，唐山各界联合会派去充当代表，天安门的惨剧，北洋政府的淫威，使我接受了许多的刺激。一九二0年京奉铁路职工会被选担任秘书职务。
政治的黑暗，工厂的压迫，家庭经济的困难，都是促成我走向革命路途上动机。一九二二年京奉、开滦的罢工运动是我入党服务初步参加的工作。入党起迄今在党中没有作过许多的工作，因为我的见解观察都是很薄弱的，我感觉到许多的缺点。我是一个共产党，我想得到一切工作的方法，我要了解共产主义的真意义，我希望在党中能够有点贡献。那我们不能不受一番深刻的训练，这就是我来莫京意义，也就是我来莫京志愿。”[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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