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在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的通告中，就“决议以全力组织全国铁路工会”，并具体要求“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唐山、南京、天津、郑州、杭州、长辛店诸同志，都要尽力于这个计划”。邓培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在唐山曾作了不懈的努力。
1922年11月20日，全国各铁路工会代表32人于北京香山卧佛寺集会，讨论并产生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邓培为成员之一，积极参加此项筹备工作。他在短期内领导建立京奉铁路职工总会，就是一个重要贡献。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本拟于1923年3月召开，后来因发生“二七”惨案，北方工人运动遭到严重破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时间便拖下来。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劳动运动决议案》中，再次提出筹备建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大会以后，邓培等人进一步推动了筹建工作。
到了1924年，全国各线铁路工会力量有了一定集聚，如京汉路工会各重要车站尚有数人至数十人之秘密组织，领袖人物为姚佐唐、刘文松等；京奉路唐山工会秘密存在，工会基金有1000余元；京绥路车务工会有会员1500余人；正太路工会依然存在；粤汉路工会亦秘密存在；津浦路浦镇有5000余人的秘密组织；株萍路工会如旧，新生势力胶济路工会会员发展到1500余人等。北京《工人周刊》依然秘密出版。
经过一年多艰难的筹备，在“二七”惨案一周年之际，全国铁路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4年2月7日—10日在北京秘密召开。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全国11条铁路40多个代表，代表全国有组织的铁路工人4.48万余人。京奉铁路职工总会和唐山分会派邓培和邓开泰、陈官榜3人为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代表京奉铁路有组织的工人8000余人。邓培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他在会上报告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状况，并总结了经验教训。这次大会是在“二七”以后出现的困难情况下召开的，为了防止军警当局的搜捕和破坏，会议地点每天变换一次，今天在东城开，明天移到西城开，而且尽量开短会。《向导》周报曾为此发表评论文章说：“在此严重压迫下，全国铁路代表40余人，秘密聚集一处至4日之久，颇非易事。即此一端，足见铁路工人势力之存在，办事之周密，殊有不可轻侮之处。”[152]
在邓培等同志主持下，大会讨论通过了两个历史性文件——《全国铁路总工会章程》和《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宣言》，全文如下：
《全国铁路总工会简章》
1.本会由全国各铁路工会组织之，定名为全国铁路总工会。
2.本会宗旨之宗旨如左：
一、谋生活之改良，地位之向上，及全体铁路工友之福利。
二、实行感情之联络与互助，消弭地方上及职业上感情之隔膜，排除从业员相互间之纷争，俾促工会之统一。
三、促进智识之间向上及劳动者阶级之自觉。
四、协助各铁路从业员所组织之各种总工会，并与全国各业之工会及世界各劳动团体结密切之关系。
3.本会之地点由全国铁路总工会常年代表大会及执行委员定之。
4.本会每年举行大会一次。遇有特别事故发生时，得由执行委员会召集临时代表大会。各路工会派遣参与代表大会人员之人数，由执行委员会按比例法决定之。
5.每年由代表大会选举执行委员。执行委员会每六月开会一次，但临时会议得随时召集之。
6.正委员长一名，副委员长三名，由执行委员会互选之。任期一年。但委员长如因重大事故不能执行职务时，执行委员会得改选之。
7.由执行委员会选任总干事、秘书各一名，并各部主任及干事，而组织一干事局。干事局中设调查、庶务、组织、交际、财政、教育、宣传等部。执行委员会得聘请顾问编辑等人员。
8.代表大会与执行委员会得选任人员，而组织各种特别委员会。
9.本会之代表大会，为本会之最高顾问机关，审议本会之预算、决算及一切重大事件。
10.除在代表大会开会中不计外，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其职权如左：
一、预算案之决定；
二、大会决议事项之执行；
三、议决代表大会一切未决定之问题
四、会费之征收；
五、对外交涉之处理；
六、审查各路工会之章程、组织及行动，且促进各铁路之组织。
11.除在执行委员会之开会时，一切重要事务均由正副委员长及总干事部会议决定之，且得执行代表大会及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案。
12.干事局受执行委员会或委员长、总干事合议之指挥，而执行一切事务。其执行细则，由执行委员会另定之。
13.本会与各路工会应保持密切之联络，各路工会应按时将该会之业务及进行状态报告本会，本会则与以相当之指导。
14.各铁路如有罢工事件发生，须先得本会之同意，然后本会及各铁路组合始能与以援助，否则不得举行罢工。
15.本会之经费由各路工会征收之。各路工会应以每月经常收入之百分十纳充本会之经常费。若遇特别事故发生，经本会执行委员会之决议，得向各路工会征收特别经费。
16.本简章经代表大会之通过后，宣布施行。如经次回代表大会过半数之通过，得修正之。[153]
《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宣言》
“前年十月间开滦五矿罢工时，全国各铁路工会代表曾于北京集会，除计议援助开滦矿工外，并产生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之正式成立。自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进行极为顺利，本拟去年三月间召开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不幸“二七”事变发生，京汉工友大遭屠杀，京汉和各路工会多被捣毁封禁。筹备委员会及各路重要分子，死伤的也有，监禁的也有，逃亡失业的也有，那么一来，进行就极为困难，因此一年之内，除救济死伤失业被害者外，简直没有余力去精密的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幸赖筹备委员会和各路领袖都具热忱毅力，所以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事宜，没有停顿，这不能不说是不幸中之大幸！
我们经过这一年多的艰难筹备，直至如今，我国全国各路工会代表，才于本年二月间集会，正式宣告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章程制定好了，机关也设立了，负责人员也推选出来了。那么全国铁路总工会，便形成而实具了。全国铁路总工会之成立，简直是我全体铁路工友于痛苦不堪之中得到一颗光芒万丈的救星。
全国铁路总工会怎么是我全体铁路工友的救星？我们只要看总工会的宗旨，便知道了。总工会的宗旨是什么呢？
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铁路工人之福利；
二、联络感情和实行互助，化除境遇界限，排解工人互相争端；
三、提高知识以促成工人阶级的自觉；
四、帮助各路工人组织各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界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关系。
这四条宗旨，写得多么明白，那一字一句，不是为我全体铁路工人谋幸福呢？
总工会既然有了宗旨，办法又怎样呢？我们要谋得幸福，首先便要有团体，所以这次成立大会已经制定了全国铁路组织计划，务使已经组织好了的各路工会，团结更加严密，各路工会被封禁了的，设法恢复，还有没有组织的，从速成立团体。死伤被扑的失业工友，总工会当力图救济；各路工会互相关系，总工会当力谋密切；从前各路罢工已要求到之条件，总工会当力争实行；并决定加入万国运输工人联合会，实行全世界联合之目的。我总工会既系全体铁路工友的机关，当然以谋全体铁路工人之利益为第一要义，但工人亦国民一分子，所有救国救民、以及反抗军阀官僚之横暴和外人之侵略等国民运动，亦当视能力之所及，参加而促进之。我工友若参加此种国民运动，必首先提出争自由和恢复工会等要求。如有为恢复工会而斗争者，吾人必同情之。
这些办法，如果能够一一做到，不但总工会的宗旨实现了，我全体铁路工友的幸福也就不小了。
总工会既然有了很好的宗旨和办法，最可注意的，还有各路工会代表的精神。各路工会代表都抱定坚强的志愿，牺牲的魄力，大家约定非实行互助不可，非组织坚固的总工会不可，非奋斗以解除痛苦谋到幸福不可。这种全体代表一致的精神，便是铁路工人万众一心的表示，也就是总工会团结坚固之表证。如果我全体铁路工友能以代表之精神为精神，那我们前途的希望，就很远大了。
全国铁路工友们！全国铁路总工会是代表我们全体铁路工友的，我全体铁路工友务必拥护我们的工会，务必依照总工会的宗旨和办法做去，并须在总工会指挥之下，一致团结起来奋斗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除痛苦，获得幸福哩。全国铁路工友们！我们的总工会已经成立，从此一致团结，一致奋斗，并一致庆祝全国铁路总工会万岁！”[154]
在邓培等同志主持下，大会为全国铁路总工会制定了全国铁路组织计划：（一）使已经组织好了的各路工会，团结更加紧密，各路工会被封禁的，设法恢复；还没有组织的，从速成立团体。（二）死伤、被捕、失业诸工友，总工会当力图救济；各路工会互相关系，总工会当力谋密切。从前各路罢工已要求之条件，总工会当力争实行。（三）加入万国运输联合会，实现全世界工人联合之目的。（四）所有救国救民以及反抗军阀官僚之横暴及外人之侵略等国民运动，当视能力所及，参加而促进之。
最后，大会选举产生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邓培当选为委员长，[155]王荷波、孙云鹏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任总干事。办事处设在北京铁匠营21号。
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以后，邓培积极贯彻执行全国铁路组织计划。铁总属中共北京区委领导，邓培经常由唐山至北京开会，向中共北京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报告请示工作，得到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
在全国铁路总工会和邓培领导下，全国各线路的工会运动为之一振。如胶济铁路会员大为增加，京绥铁路车务工会会费能够收齐，正太铁路工会组织加以整顿等。但1924年5月间，武汉发生了工人领袖6人被捕事件，牵连铁总北京秘密会所也被抄封，工会干部张国焘、彭礼和、李斌等同时被捕。不久，孙云鹏在石家庄被捕。胶济铁路工会被查封，领袖被开除，受通缉。铁路工人运动再次受到挫折。直到10月以后，才出现转机。
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部将冯玉祥从前线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驱逐了直系军阀势力，成立了国民军，开始倾向革命。国民军占领了北京、河北、河南、察哈尔（今河北省北部和内蒙古南部）、绥远（今内蒙古西部）一带地区。这种情况为工人运动的复兴提供了便利条件。邓培利用这个时机，首先领导全国铁路总工会，进行援救“二七”以来被捕入狱的工会领袖工作。在李大钊帮助下，争取了国民军的同情，使保定、北京、天津及其它各处被捕的一批工会干部获释，如京汉铁路总工会副委员长史文彬、正定铁路分工会委员长康景星、全国铁总副委员长孙云鹏，以及李振瀛、张国焘等，都恢复了自由。
其次，邓培又领导全国铁路总工会，争取恢复“二七”以来各铁路失业工人的工作，同时设法募集捐款，交汉口救济委员会，抚恤遭难工友及其家属。1924年11月间，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2000失业工人，经过斗争实现了复工的目标。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勾结在一起，加重了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京奉铁路局机务处长英国人詹姆森，总工程师纽麻赤，强制工人为英帝国主义走狗吴佩孚赶造车辆，并以全厂工人两个月工资给吴佩孚作军饷。吴军溃败后，京奉路局秉承英帝国主义分子旨意，借口材料缺乏，无法生产，大批裁减工人。从10月中旬开始，陆续裁去工人2000多名，使得直接间接仰仗唐山制造厂生活的1.5万多人断了生机。当时战争仍在进行，交通阻塞，市面萧条。被裁工人犹如高楼失脚，江心翻船，谋生无望，痛苦异常。
1924年11月间，邓培召集党的会议，讨论工厂裁员问题，一致认为“不能眼看工人们饿死，要去天津请愿。”领导被裁工人进行复工斗争。邓培领导被裁工人成立了斗争委员会，程帝钦等人被选为委员。印发传单，宣传呼喊，召集被裁工人在扶轮小学广场开会，申张正义要求。最后选出邓开泰（中共党员）、程帝钦（青年团员）、李银宝（中共党员）、孙宝琛（中共党员）4人为代表，在上级党组织派来的代表李振瀛率领下，迅速赶赴天津京奉铁路局请愿。
这时由于军阀战争，客车不能通行，代表乘坐装马的铁棚车到了天津东边的军粮城，然后步行到天津。4位代表来到了天津英租界张庄大桥义庆里40号（今南京路义庆里21号），这里是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和天津市党部机关。中共天津地委在两党部掩护下，也在此秘密办公。中共天津地委书记于方舟，派人帮助起草了请愿书，递交京奉路局局长。请愿书写道：
“工人以工作为生，停工即毙，复工乃苏。自来工厂有减工之例，未闻全部免工有二千人之多，吴佩孚摧残成性，自知失败，犹逞余凶。当此，车辆急待修缮之际，竟于上月中旬迫令唐厂二千余工人同时停止工作。届此天寒地冻，交通阻塞，借贷无门，哀乞无路，只有株困绝境，束手待毙。犹坚忍不散，以践大局稍定，立即恢复全体工作之前约。惟今厂中当局，狼狈为奸，二千工人失业，数旬仍视若无睹，反营利受贿，虽有工作，竟不使复职，工人等来自异乡，尚有不远千里而来，若长此以往，不铤而走险，亦必为异乡之鬼矣！”[156]
工人代表坚决要求路局撤回裁员的决定，表示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11月19日，全体失业工人又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了宣言。“我们两千多工友失业了……，金融恐慌之际失业了，饿死就在眼前了，只有希望各界的援助和我们自己的努力。在这次战争开始的时候，京奉路局机务处长英人詹莫森、总工程师纽麻赤，为帮助直系成功计，屡次增加工人，赶制车辆，到吴佩孚失败，退回天津时，洋处长立刻下令停止大部分的工作，我们两千多名工友就这样失业了。失业的消息传出，我们曾向洋处长要求无代价地替厂工作，不停工就感激多多了。这个小小的要求，给厂里白工作竟被拒绝了。于直接间接恃南厂维持生活的一万五千人都无法生活了。洋人之残酷有如此者，狠哉！我们只有团结起来向帝国主义者詹姆森、纽麻赤开始进攻以自救的一条路。我们一日不恢复工作，一日就有生命的危险。我们为生命计，为反抗帝国主义者鱼肉中国工人计，只有结结实实地团结成一个，向洋人进攻。
詹莫森、纽麻赤的罪状：
（一）帮助吴佩孚。在战争未了时一小时的工也不准停，为的是赶制车辆，助直成功。吴失败后，多数车辆，正待修理，反倒裁去工人两千多名，显系帮助他们英国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吴佩孚。
（二）狠毒残酷。停工后，即不设法安插工友……
（三）使用私人，裁去两千余工人，尚复添用洋监工多名。
（四）贿赂公行。停去大部分的工作，反恢复大包工制，非贿赂不令复工。”[157]
这是一篇声讨帝国主义罪行和争取工人生活权利的战斗檄文。宣言说出了失业工人的辛酸和苦痛，表示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的援助。宣言发表以后，各界人民均表同情，也得到国民军的同情。经过请愿代表十几天的斗争，京奉路局不得不答应工人的要求，2000多名被裁减工人准予在11月底全部复工。工人齐集唐山火车站，热烈欢迎胜利归来的请愿代表。
复工斗争是北方工人运动在“二七”之后，经过短期消沉开始复兴的表征。复工斗争的胜利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以后唐山秘密工会的活动又活跃起来。
同时，邓培又领导全国铁路总工会进行恢复各铁路工会的工作。时间不久，京汉、津浦、正太、陇海、胶济、京奉、京绥各路工会，或全部恢复，或恢复一部分，到1925年初，差不多都恢复到“二七”以前的局面。如京奉铁路唐山工会会员多至4000余人，胶济铁路工会及京汉铁路总工会均能渐次恢复原状，郑州分会会员达700人，彰德分会会员有200人。
二、发展唐山党、团力量和革命统一战线组织
邓培自1924年2月担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以后，仍然继续担任中共唐山地委委员长。他兼任的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党支部书记的职务，自2月以后改由阮章担任。在邓培到外地从事全国铁路总工会工作时，中共唐山地委委员长的职务也由阮章代理。
1924年间，邓培领导的唐山地方工作主要有三项：（一）在华新纺织厂建党，并领导华新工人罢工；（二）加强地方青年团组织的建设，在工厂、学校和农村广泛进行革命宣传工作；（三）帮助建立唐山国民党组织，发展革命统一战线。
华新纺织厂的全称是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工厂，俗称华新纱厂。1919年由北洋财团巨头周学熙和资本家李希明2人创建，至1922年7月1日正式投产，是私有企业。有工人近3000人。华新女工张玉兰，广东人，是邓培的交通员。1924年3月经邓培介绍入党，是华新纺织厂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以后邓培通过张玉兰的介绍，又发展该厂工人张凤尧、刘志成等人入党，并在华新纺织厂建立了中共党支部。秘密集会地点在广兴里实胡同4号张玉兰家中。
华新纺织厂的工人地位低下，童工尤苦。每天工作12小时，不仅工资极少，工头稍不称意，即行罚跪，或非刑拷打，纱丝断线时，用藤笞手背尽破。1924年7月，华新纺织厂摇纱车间新字班童工300多人，因不堪忍受资本家的剥削和虐待，在邓培和中共华新支部的领导下举行罢工。影响到全厂2000多工人停工停产。资本家派工头董学信出面调停，因未接受工人条件，工人继续坚持罢工。第二天，细纱车间工人也举行罢工，罢工人数达到800人，资本家转而采取威胁手段，抓走了1名工人代表，开除了2名工人代表。童工们在中共唐山地委的支持下，到陆家街唐山工人图书馆门前集会，决心团结一致，与资本家斗争到底，并于会后举行游行示威。童工的罢工影响日益扩大，资本家的损失也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资方被迫让步，答应了童工增加工资和不打骂侮辱童工等要求，被抓走和开除的工人代表也回厂复工。罢工取得了胜利。工人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
1924年初以来，唐山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邓培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4月13日，青年团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欧阳胡同小楼召开团员大会。邓培派阮章代表中共唐山地委出席会议并讲话，提出以后团的工作应以学生工作为重点，并建议以唐大团支部为主，组织唐山团的领导机构。会议便按此意见进行改组。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唐山地方委员会，升格为区执行委员会，下设唐山大学和唐山制造厂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由唐大和唐山制造厂两个团支部改组成立。共有团员50余人。唐山大学地方执行委员会由区执行委员会代行其职务。会议选举武怀让为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冯亮功任秘书，田玉珍、梁鹏云为国民运动委员，郝其夫、徐炳恒为青年运动委员，方乃西、邹元昌、赵椿年、容昌、李福庆为候补执行委员。其中唐大学生占6人，唐山制造厂工人4人，开滦煤矿工人1人。
但不久于4月23日，又按团中央局通知，青年团唐山区执行委员会改组为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8月20日，团中央决定唐山地委由武怀让任秘书，田玉珍任组织部主任，冯亮功任宣传部主任，柳克述任学生部主任，梁鹏云、孙宝森任农工部主任，由秘书和四部主任组成执行委员会，并由秘书总理团务。以上人选除农工部2个主任外，皆唐大学生。团地委下设唐山大学支部和唐山制造厂支部。1924年4月23日，青年团中央任命梁鹏云为农工部主任，但梁鹏云在唐山一直未能到职视事，7月10日以后由李求实代理。
青年团唐山地委改组后，在工厂、学校和农村，积极开展各项革命宣传工作，颇有成效。
在工厂方面，一是组织读书会，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二是建立工人补习学校，作为唐山制造厂的宣传机关，教员大半由唐大学生担任。三是整顿和扩充旧有的工人图书馆。1924年1月21日，苏联人民的领袖列宁逝世，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最沉痛的损失。3月23日，天津各界40多个团体举行列宁追悼大会，京奉铁路邓培应邀派唐山工人代表参加会议，唐山工人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大会散发传单，要求迅速恢复中俄邦交，承认苏联政府。5月1日，纪念国际劳动节，唐山党团组织进行了宣传活动。留下了当时的一张传单，深刻揭露了工人的疾苦，抨击了社会的不平，在当时工人中达到了启发阶级觉悟的鼓动作用。传单内容如下：
纪念“五一”节传单
我们同资本家都是一样父母生人啊，为什么我们一天要做十几点钟毫无休息的工作，我们只做牛马、机器的生活，我们的命运是如此吗？只不过资本家想多得几个红利，所以尽力的压迫我们多工作罢了。
我们同资本家都是一样父母生的人，为什么我们除做牛马、机器的工作外，不能求一点知识，不能得一点人生真意味？难道我们除去听人指挥而外，便当一无所知吗？只不过因为资本家的压迫无暇读书罢了！
一天一天早起听得汽笛响了，便赶紧入工厂，在煤气熏人的工厂中，或在暗无天日的矿坑里，辛辛苦苦做十几小时的牛马工作；下了工，我们还得有个人家庭的私事，一天二十四小时所余还有几何？休息的时间能够几何？一天如此，天天如此，就是钢打铁铸的人也得折磨坏了，休息不足，劳动过度，是一定要生病的。我们工人的死亡率比他们资本家要多若干倍，难道我们生命便如此的不值钱吗？我们为要减少工作时间，要求知识，要充分的休息，所以应当向资本家提出下列的要求：“工作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八小时。”
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运动；要得运动，必须有大团结，朋友们，团结起来呀！
同志们：今天是五月一日，今日是我们神圣工人的纪念节，我们今日当如何欢欣鼓舞啊！我们纪念这一天的来历，然后我们才能知道他的价值，我们才知道我们还不能够欢欣鼓舞！五一纪念日换句话说就是工作八小时的日子！一八八四年十月七日在美国芝加哥地方所开的国际的并国民的八大联合会，决议以每年五月一日举行要求一日八小时工作的示威运动，并决定示威的方法，是全国罢工。第一回运动的日子是一八八四年五月一日。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到了，美国工人都停工举行了空前绝后的示威运动，结果有二十万工人得到工作八小时的目的。一八八九年在巴黎所开的万国社会党大会，也决定采用这一天为欧洲各国的劳动纪念日，在那日实行工作八小时的运动。一九一二年日本劳动界在东京也举行五一纪念会，从此以后的五月一日便成了游行示威。一九一三年中国广州地方也举行五一纪念会，从此以后便成了劳工纪念日了。五一纪念日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每年世界各处都有很剧烈的运动，在此日与资本家冲突流血而死的已不知有多少万人，但是成绩是非常小，世界上的劳工只有一小部分达到工作八小时的目的。（在唐山）除南厂而外，洋灰窑、纺织厂、矿务局那个不是十几点钟的工作！
奋斗啊！奋斗啊！要想得到最后的胜利，必须踩着前人的血迹，不断的奋斗啊！记住我们的目标：“工作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八小时。
一九二四年“五一”[158]
学校方面，一是发展唐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1924年4月中旬，已有会员50多人，占全校学生1/4，从中吸收团员。二是主办各年级级刊。级刊是各年级学生手抄的壁报，大约两星期出一期，学生自由发表各种意见，在学校言论上很占势力。全校共有3个级刊，其中2个为团组织掌握，经常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成为团组织的机关报。三是办书报贩卖部，在校内代售进步书刊。四是通过学生会组织学生参加有益的政治活动和团员分组进行个别谈话。1924年5月7日“国耻日”（北京民国政府袁世凯与日本政府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日子），唐山大学党团员组织了部分学生和各小学校的学生，顶着霏霏细雨，举行集会，结队上街游行，散发传单，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抵制日货，唤醒国民的爱国热情。1925年1月21日唐山大学学生和部分产业工人，举行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大会，给与会者发了列宁遗像。
在农村工作方面，由于唐山各厂矿工人大半来自农村，故农村工作受到团组织的重视。唐大学生会办有平民夜校，有学生100多人，学生除少数是铁路、煤矿工人外，多半是郊区的农民。团组织派团员担任平民夜校教员，一方面教授文化知识，同时宣传革命思想，成为很好的宣传机构。以后平民夜校扩充为平民学校，由团组织主办。新石庄农民赵印发通过参加平民夜校的学习，提高了政治觉悟，加入了青年团。团组织指导他在本村建立了“少年进德会”，作为宣传机构，很快发展农民20余人参加，又进一步组织了农会。
工厂方面的工作大半是由党、团员共同进行的，由邓培直接领导。学生方面的工作，由学生团员独立进行，但也要靠邓培领导。当时党、团组织不分，青年团的事务概向中共唐山地委和邓培请示。在团地委负责人给团中央的报告中曾谈到：“交大支部干事会，小组，每次由邓（培）召集，非他不可。”“秘书：召集开会、分配工作，同邓培等，委员无此权力。”[159]邓培是工人，但在大学生中威信很高。田玉珍在解放后曾回忆说：“邓培同志组织力量非常强，看的书很多，与学生也能谈一套。”[160]黄轩回忆说：“关键都在邓培身上，当时交大较大活动都是邓培指导的。”[161]邓培是唐山大学学生的革命启蒙者和亲密朋友。
由于邓培和广大党、团员的努力，使团的队伍进一步壮大起来。1924年6月7日，团中央在北京召集北方各地方代表会时统计，唐山共有团员70余人，其中除少数几个矿工和农民外，铁路工人和唐山大学学生各半。不过团的活动仍有很大困难，主要是开滦煤矿英国资方与警察局的防范和镇压甚严，开滦近5万矿工，仅有团员2人，显然是太少了。
再谈一下帮助建立国民党组织，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的情况。1924年1月20日—30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确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以便帮助各地国民党改组或重建。参加会议的北方共产党人李大钊和于方舟，分别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会后于方舟受李大钊的委托，在天津组建了国民党直隶临时省党部，并着手筹建直隶各地国民党的地方组织。
三四月间，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关于合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帮助国民党改组或重建的指示，中共唐山地委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唐山地委，联合成立了唐山国民党临时委员会，邓培任主任。其后，邓培即向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党、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或重建，并通过国民党开展共产党工作的指示。交通部唐山大学20多名团员，首先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全部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给国民党注入了新的血液。以后又由唐大的青年团组织，在唐大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员，同时在本科四年级学生中，找到了一个姓许的老国民党员。
经过1个多月的筹备，邓培于5月底在唐山大学召开国民党员大会，正式建立了国民党唐山大学区分部。邓培以中共唐山地委书记的身份，同时以唐山国民党临时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出席大会，并讲了话。宣布凡登记手续完备的都是正式国民党员，党证待以后补发。这时，唐山大学共有国民党员30多人，其中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占60%以上。
不久以后，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也在邓培领导下，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并由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在工人中发展一批国民党员，共有三四十人，然后成立了国民党唐山制造厂区分部。
1924年秋，两个区分部在邓培领导下，于欧阳胡同小楼召开国民党员代表大会，成立了国民党唐山区党部，邓培是负责人。区党部的执行委员全部是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唐山区党部受由中共党员控制的直隶省党部领导。
国民党唐山区党部成立后，在邓培领导下，对林西、唐山、马家沟各矿区和唐山制造厂的100多名老国民党员进行严格审查，坚持入党条件，清除了不谙思潮反对劳工运动的分子，使领导权掌握在左派手中。以后又在华新、开滦等厂矿发展国民党员，并逐步建立了区分部。唐山国民党区党部公开挂出牌子。中共唐山地委和邓培利用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开展革命工作。在共产党不能公开出面的情况下，便打着国民党的旗帜去公开组织工、农、学生运动。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的组织活动得到掩护。原唐山大学团员田玉珍、黄轩等人回忆说：当初唐山大学的团员每隔三四天开一次会，大多是利用晚上教室无人时开，不点灯，或趴在课桌底点着小蜡烛，开会研究工作和学习文件。田玉珍说：“到1924年国共合作以后，交大团组织的活动由桌下转到桌上，开会也就公开在课堂上召开了。”[162]共产党的组织得到了扩大，常常是先从群众中发展国民党员，然后再在国民党员中发展左派分子加入共产党或青年团。共产党的活动经费也增加了新的来源。由于唐山国民党组织的领导成员和党员成分，都以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主体，所以唐山国民党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国共两党合作，推动了唐山和京奉铁路革命运动的发展。这是邓培坚决贯彻中共中央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
这个时期中共唐山地委的工作，受到中共北京区的肯定。1924年5月在中共中央第三届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京区报告》中说：“唐山现有党员八人（皆工人）；候补二人（系交大学生）。石家庄有党员七人（工人）。唐山、石家庄皆早已成立地委。唯石家庄现因缺人主持，有等于无。唐山情形颇好。”[163]这也是对邓培工作的肯定。
三、担任中共中央驻唐山代表和领导召开全国铁路工人第二次代表大会
当1925年来临以后，邓培的革命工作更加繁忙了。
1925年1月11日—22日，中国共产党为了准备和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在上海虹口区一幢三层石库门房里（原址在1932年1月日本侵华战争的炮火中被毁，即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址）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培是中共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但由于未得准假离厂，故未能作为“四大”代表出席会议。邓培向中共北京区委推荐中共唐山地委委员、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助理员阮章作为中共“四大”代表赴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等20人，代表当时全国各地的994名党员。会场布置成课堂，前面放着黑板，每个代表座位前放着一本英语教科书，以防备军警突然来查。大会着重讨论了中国无产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以及为了参加这一运动，党在组织上和群众工作上如何准备的问题，并通过了各项决议案。阮章回唐山后向邓培和唐山党员作了传达，深受鼓舞。
大会最后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等9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等5人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邓培虽然没有出席大会，依然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64]1月2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了中央执行委员的分工。邓培为驻唐山代表。会后，邓培继续担任中共唐山地委书记（根据“四大”决定，地方党委委员长职务改称书记）。
中共“四大”以后，邓培于1925年2月赴河南省郑州，领导召开全国铁路工人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有全国12条铁路工会代表共46人，代表全国铁路总工会领导的3.58万名路工。2月7日下午1时，铁路“二大”正式开幕；2月10日结束，共开会4天。据当时记载说：“大会前后4日中，各路代表精神十分振作，每日开会多至12小时以上，超过平时劳动之时间，但秩序整严从容，充分表现了‘二七’的遗留精神，由各路工人群众交付各代表带到这会议席上来。”[165]
正式开会前，邓培和与会代表及郑州工人、市民共2万余人，在车站后广场举行了追悼“二七”遇难烈士大会。
全国铁路工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议程有：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报告、各路工会代表报告、劳动阶级与中国现状报告、全国铁路总工会现在进行方针报告、全国铁路总工会与赤色职工国际之关系报告等15项。邓培在会上报告了京奉铁路工会状况。
京奉铁路工会在全国铁路工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二七’事件以前之状况，业于第一次代表大会有所报告，兹不再赘。“二七”以后至于今日，尚未组织完全之总工会，则吾人甚觉遗憾者。各地分工会业经组织就绪，北京、山海关间各大站几均有之。其后又于开滦矿工协同设立工会，然未几即归失败；盖因开滦大罢工之际，工会无充分之准备也。然吾人竟能使该次罢工持续至二十日之久，亦深觉痛快之事。卒因此而招外国资本家无限之愤恨，彼辈与军阀勾结对吾等百般压迫，所遣密探极多，致工会不得不秘密进行。如丰台及天津分工会，即均未公开也。
当“二七”事件时，唐山总工会，未能援助京汉工友，实深惭疚。然此并非不肯援助，实因电报局扣押全国铁路总工会之命令，至接第二次来电时，已失援助之时机矣。此后吾等在严重监视之下，屡遭军阀及外国资本家之陷害，因团结巩固，终未坠彼等之毒计。去年奉直战争，吾等所受之痛苦与困难，更难言宣。曹吴军阀夺用铁路基金以充军饷，机器工场因之停工，外人则谋裁撤吾等，以节经费。吾等虽预谋对抗之策，然因开会不得自由，且工友内部又不一致。铁路当局因将多数职工断行开除，致吾等蒙巨大之打击。曹吴失败之后，吾等召集露天大会，向铁路当局要求将开革工友复职。更代表至天津请愿。其后虽获容纳，然其间迟延时日颇久，盖因外人之反对也。
外国资本家盘踞中国一日，即中国劳工之奴隶生活延长一日，吾等为谋劳工之解放起见，势非将彼等打倒不可。
京奉工会之章程极为简单，盖因预料将来全国铁路总工会必颁布统一之章程，现无订立详章之必要也。工会经费，完全由会员征收，每月每人会费，纳一日工资之十分之一。工会代表之组织系每四十人选举一人。”
山海关分工会，以前曾有相当之活动，其后少数愚工甘受工贼之指使，致工会为工贼所操纵。彼等私结当局，驱逐有力工友数人，工会进行因被阻碍。现有为之工友也已着手恢复工会。奉天以前曾有二小工会，系利用劳动者与工头之冲突而乘机组织者。然亦因党派分歧，致碍统一之进行。吾人今后当以过去之种种经验为鉴，作大规模之运动。同时并恳望全国铁路总工会与以指导援助。
决议案，联络车务、工程、及机务各处之车首、火夫等，使之尽行加入工会，俾从速组织总工会。并进行组织关外各分工会。[166]
大会通过了《工人阶级与中国现状之报告及决议》等10几个决议和大会宣言。《宣言》说：“我们所受的压迫越大，我们的精神越焕发。……这是历史的教训，鼓舞着我们无限的勇气。我们的工会运动，从此又到一个新时期了。”[167]在邓培主持下，大会通过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工作方针的决议。有10个方面：（一）恢复“二七”以来被军阀政府封闭的工会；（二）统一工会，各铁路只设立一总工会；（三）建立工会的经济基础；（四）解决失业及救济问题；（五）保持以前用罢工或交涉方法既得的条件；（六）增进劳动者最切身的利益；（七）以持久的勇气力争言论、集会、结社、罢工、出版的自由；（八）训练教育工友群众；（九）以主人翁资格参加国民会议；（十）实行国际联合。
大会选举了邓培、王荷波等18人为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再次当选为委员长，王荷波为总干事。铁总会址设在郑州。
邓培参加了铁路“二大”以后，于2月中旬回到了唐山。继续肩负全国铁总和中共唐山地委两副领导重担。他积极贯彻中共“四大”决议和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工作方针。他广泛组织工人群众，把职工运动和民族革命运动结合起来，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依靠全国铁路工人和唐山无产阶级的支持，在工人斗争、恢复和建立工会、发展党、团组织以及推进国民会议运动方面都取得了成绩。
一是领导唐山华新纺织厂工人罢工。1925年2月17日，华新纺织厂百余工人因细故遭工头员司毒打辱骂，激起公愤。摇纱间全体工人200余人首先发难，举行罢工；接着全厂1500余名工人也随之关车出厂。厂方调厂警武装向工人示威，并声言将工人全数开除，另雇新工；且派出密探多人，监视工人行动，但工人没有退却。邓培接到华新党支部报告后，当天带领中共唐山地委的同志赶到工厂，与华新党员商议斗争计划。
在邓培指导下，罢工工人于2月18日齐集一山坑内，公举委员数人，领导罢工。公决发表宣言，通告全国，提出要求6项：（一）不准厂内有打骂工人之惨无人道行为。（二）工人因事告退或被革时，以前所工作之工资，应照数给清，不得充公。（三）要求加薪，摇纱由1角2分10车，增加到1角5分；细纱每日每人加工资5分，粗纱加2成，不得无故克扣；并须体恤童工。（四）请厂长破除畛域的意见，待遇应一律平等。（五）罢工时工资，应照平常数目充分发给。（六）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六项条件派人递交该厂经理。罢工工人组织了纠察队、交通队和演讲队，演讲队到街市演讲，冀求社会各界支持。工人散会后，厂方便衣侦探抓去工人代表3人，背缚吊于梁间，私刑拷打。接着又捕去一报信工人代表。罢工工人更加激愤，斗志弥坚。罢工坚持数日，厂方被迫答应部分条件，工人复工。华新工人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
二是恢复建立京奉铁路总工会。“二七”惨案发生以后，京奉铁路职工总会和各站分会，遭到军阀政府不同程度的破坏，唐山、天津、丰台等地分工会虽仍然存在，但也不能公开活动。邓培积极贯彻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工作方针，经过努力工作，各地分工会都组织就绪，于1925年4月间恢复建立了统一的京奉铁路总工会。邓培继续担任委员长。工人入会须经该会执行委员查核，发给会员证书。全体会员每月捐助半日工资作为工会会费。
在邓培领导下，京奉铁路总工会组织统一，纪律严明，有明确的宗旨和斗争目标。由该会所发会员证书所载内容可知。现照录如下，以留后人，不忘先辈的革命足迹。
“会员须知：全国铁路工会，只有一个，没有两个。京奉铁路总工会也只有一个，没有两个。工人入会，即主人一份子。会员若尽了会员应尽之义务，定能享受会员应享之权利。必须服从一切命令，更须努力谋公共之幸福，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共济则皆生，分裂则俱死。会员倘有破坏工会者，不但他失去会员之资格，且变为工会同人之仇敌。
会员应守之诫约：（一）应守厂规路规；（二）严守工会的纪律；（三）不做宗法社会式的工会对人问题；（四）不私斗；（五）不为一切伤生耗财之娱乐；（六）不作反工会利益的行为；（七）不行地方的界限；（八）宁可饿死，不与官僚政客、资本家作密探或走狗；（九）不得借工会名义，在社会上招摇拐骗；（十）工会开大会时不得不到会；（十一）不可有在工会内争权夺利之举动。
会员应享之利益：（一）会员入会一年，不幸死者，由本会给回半月工资；两年者给回一月；如此类推；（二）会员热心会务，因劳致疾，经会员证明无钱调理，由本会给回恤金，由代表会临时定之；（三）会员因病不能作工，亦无医药费，贫苦无依，经委员会调查确实，有二人担保，得由本会借贷，痊愈后还回，不取利息；（四）会员不幸身死，家计萧条，得由本会介绍会员，随意捐助；（五）会员因公失业，得由本会代谋职业，并维护一切路费。
此外，集会结社之自由权，言论出版之自由权，同盟罢工之自由权，最低限度工资之规定，废除包工及罚工制，八小时工作制之规定，工厂卫生之改良，节令日、各纪念日及星期日休假给回工资，工人死伤保险费之规定，工人补习教育之实施，工人失业之救济，限制童工工作之时间，女工产前产后之优待条件，工人住所设施及卫生改良等项，亦均为本工会力争之标的。”[168]
三是发展唐山党的组织和其他革命力量。中共“四大”有关决议指出：“在现在的时候，组织问题是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决定在全国范围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并提出发展党组织的重点地区，除上海和广州外，要特别注意唐山、天津等地。邓培领导中共唐山地委，坚决贯彻决议精神，派出干部深入唐山各厂矿，开展工作，使唐山党组织由点到面，由市内扩展到外矿，队伍逐渐扩大。如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马云清、程帝炳，赵各庄煤矿工人杨春霖等先后入党。在1924年5月时，唐山有党员8人（皆工人）；候补党员2人（系交大学生）。至1925年10月邓培调离唐山时，有党员39名，增加了29名。中共“四大”以前，唐山的基层党组织，有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支部、开滦唐山煤矿支部和华新纺织厂支部。“四大”以后，邓培又领导建立了赵各庄煤矿支部和唐家庄煤矿支部。
这段时期，党组织的发展工作虽然有明显成绩，但仍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党中央对此表示不满意。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京区报告的决议案》指出：“尤其是唐山，乃是北方第一个大工业区，至今我们只有39名党员，这是应该立即纠正的错误。”[169]至1926年以后，中共唐山地委又先后领导建立马家沟煤矿[170]、林西煤矿、唐山大学和新石庄等处基层党组织，党的队伍进一步扩大。
中共“四大”以后，唐山青年团的组织也有发展。1925年1月26日—3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梁鹏云代表唐山团组织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大会经济斗争委员会委员。大会决定动员全体团员贯彻党的“四大”决议，强调要大力发展团组织，并提出唐山、安源等处“应特别注意青年工作”，以“扩大工厂支部”。根据大会决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会后根据新团章的规定，梁鹏云由团地委秘书改为书记。
唐山有煤矿、铁路、水泥、纺织四大厂矿，工人约5万以上，青年工人占40%，邓培对团“三大”提出的“扩大工厂支部”的意见十分赞同。梁鹏云回唐山后，在中共唐山地委和邓培支持下，积极发展团组织。1925年1月团“三大”前，唐山有团员47人，至5月，有团员将近60人。设立两个支部：唐山大学支部，有团员20人，分为6个小组；唐山制造厂支部，有团员30人，分为4个小组。另外有农民团员9人，为一小组。由于团组织不断扩大，工作任务繁重，邓培、梁鹏云等党、团干部皆系在业工人，不能适应需要，团中央于5月间派彭振纲来唐山接任团地委书记，专任团的领导工作。
邓培支持彭振纲的工作。彭振纲根据团内存在的会议不常开、组织散漫和不执行决议案等问题进行整顿，提高了团组织的战斗力，开创了团工作的新局面。6月间，领导成立了妇女协会。7月间，创办了夏令补习学校，专招14岁—25岁的青年学生68人。8月间，恢复建立了青年俱乐部，内分演讲和游戏（含体育、音乐）两部，参加者五六十人。并派团员占领了交通部所办的职工学校的讲坛，这里的学生有400余名是青年工人。至1925年8月间，团员人数增至66人，工人团员占53%。团支部增至6个，有唐山制造厂支部，唐家庄煤矿支部，赵各庄煤矿支部，唐山大学支部，农村支部和流离支部（即团地委机关支部）。大部分团员都担任实际工作。
中共“四大”以后，唐山的国民党组织，在邓培领导下也有发展。至1925年10月前，唐山区党部在原有唐山大学和唐山制造厂两个区分部基础上，又成立了3个区分部，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其中仍居多数。
中共“四大”后一段时期，除了以上三方面工作外，邓培还参加了国民会议促成运动，又领导了五卅运动和赵各庄煤矿的罢工。这几方面的工作下面分节专门叙述。
四、推进国民会议促成运动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直系军阀吴佩孚被驱逐，产生了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三角联盟的北京政权。冯玉祥同情国民党的革命政策，于是电邀孙中山立即北上，并提出召开各派军阀首领参加的所谓“和平会议”，产生一个正式政权。段祺瑞和张作霖为了欺骗群众，也电邀孙中山赴京共商国是。孙中山接受邀请，于11月10日离广州北上，并发表了《北上宣言》，提出对内召开国民会议，谋求中国的统一；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治主张。孙中山还提出，在国民会议召集之前，先由各政党和职业团体代表组织预备会议，进行国民会议的筹备工作。
召开国民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其实质就是以人民选举的民主政府代替北京军阀独裁政府。11月19日，中国共产党就孙中山北上发表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联络各地人民团体，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以推进国民会议运动，于是全国兴起了以反帝反军阀为中心内容的国民会议促成运动。邓培一方面领导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全国铁路工人中宣传贯彻党的主张，号召铁路工人“应本主人翁的资格”加入国民会议运动；同时领导中共唐山地委，发动唐山人民投身爱国斗争。
孙中山尚未到达北方，段祺瑞电邀孙中山共商国是的虚伪性就暴露无遗。他于11月24日在北京就任临时执政政府执政，为了巩固其政治地位，他表示尊重对外条约，主张召集有各地军阀头目和官僚政客组成的御用会议——“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北上宣言》宣布的主张相对抗，这是对孙中山北上的迎头打击。
12月4日，孙中山乘海轮抵达天津，受到天津人民的热烈欢迎，邓培派唐山制造厂工人程帝钦等人，到天津码头参加欢迎会。孙中山到达天津后，不幸肝病发作。12月中旬，邓培和张国焘率领一个有几十人参加的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团，专程到天津探视孙中山。这时孙中山卧病在床，由他的秘书汪精卫代为接见。邓培和孙云鹏代表全国铁路工人对孙先生表示亲切慰问，并表示铁路工人坚决支持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汪精卫代表孙先生表示谢意，并说一俟孙先生病愈，将约期亲自接见。
孙中山于12月31日抱病到达北京。段祺瑞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于1925年2月5日悍然召开了反人民的“善后会议”。是预备会议，还是善后会议？决定着将来召开的国民会议的性质，即决定着中国政局的发展，关系着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了对抗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孙中山对此表示完全赞同。
国民会议促成运动，很快在全国形成高潮。1925年2月8日，冀东地区的玉田县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唐山各界群众团体在邓培和中共唐山地委、国民党唐山区党部的领导下，于2月间在唐山扶轮小学召开了唐山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各界群众团体代表发言，揭露“善后会议”的反人民性质，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成立大会后，邓培派一部分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合组一党团，参加促成会工作。各团体都召开会员会议，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动员群众积极参加国民会议促成运动。以后，乐亭县、遵化县也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
乐亭县国民会议促成会于3月初宣告成立，与会各界并共推王德周（李大钊派往乐亭开展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员）为出席全国总会的代表，即日动身赴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乐亭县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后，即在天津《益世报》发表宣言称：
“我国自辛亥革命以后，虽是除去了皇帝的威权，然而溥仪的事件仍然在我们耳膜里振动。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者不断的勾结国内的军阀欺扰国内，同时并进行经济侵略，变中国为其殖民地；而军阀政客又是狼狈为奸，互求利用；乡下的劣神土豪恶匪污吏，更是能作有特权统系的及有特种组织的害民事业。害民者直接霸占，祸国者增加人民之负担。十数年来所与小民的痛苦，我们大家均已领教了很多。在这时候，自然是列强专横，内政不修，实业不能发达，文化及教育几将破产，兵与匪混而为一，权利和义务分而为二……如此下去，中国现状确乎是到了国民自决的时期了，所以国民会议的声浪一经传出，全国响应。吾乐亭县合农工商学各界追诸君之后，而将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成立，暂必达到国民自决的目的而后止”。
1925年3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共200余人，代表全国20多省区的120多个地方国民会议促成会。大会推举李大钊等30人组成主席团。各地工会也派代表参加，成为会议中坚力量。邓培和王荷波、孙云鹏、史文彬等人代表全国铁路总工会，参加了这次大会，表示全国铁路工人，坚决抵制“善后会议”。大会共开了1个多月，通过了章程和议案，确定以联合全国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促成国民会议的召开为宗旨。大会选举李大钊、苏兆征等40人为执行委员。这次大会打击了段祺瑞政府，传播了革命思想，对于引导群众进一步参加民族民主革命起了积极作用。国民会议促成运动不仅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而且增强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从而促进了党、团组织的发展和各项革命工作的开展。
在大会进行期间，孙中山先生于3月12日不幸逝世。邓培代表全国铁路工人对孙先生表示深切的哀悼。唐山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员60多人，在工人图书馆集会，追悼孙中山。3月29日下午，中共唐山地委、国民党唐山区党部和邓培组织唐山各界人民3000多人，在唐山大学操场举行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隆重悼念一代伟人的逝世。会场搭有灵棚，棚内悬挂孙中山遗像，两旁陈列着各团体所赠花圈和挽联。各界代表相继演说，在悼词中说：“中山先生譬之一工程师，虽未将理想中之建筑完成，然遗吾人精美之图样与伟大之计划，此庄严灿烂之建筑成功，则在吾人之努力也。”[171]会后排队游行。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政治动员的作用。
邓中夏同志写道：“此次国民会议促成会，各地工会皆派代表积极参加，做了会议中的主干。虽然此次会议的决议，并未发生效力，而且不久因孙中山逝世，国民会议运动事实上归于停顿，但工人阶级却受了此次运动不小的影响，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做了政治舞台上的一员最强悍的战将。”[172]
五、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1925年春，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人联合会和广东工人代表会四大工会团体，共同发起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邓培代表全国铁路总工会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1925年4月，邓培以回广东老家探亲为名向厂方请假，前往广州赴会。唐山工人出席大会的代表，还有开滦煤矿的谢作先、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的李华添和华新纺织厂的女工张玉兰等人。他们先经天津乘船至上海，会同天津代表张寿禄、陶卓然等北方代表，以及上海代表陶静轩等共二三十人，于4月25日由上海乘凉州号轮船去广州。
在航途中，各地代表听说国民党领导人廖仲恺和顾问加伦将军也在船上，便请廖先生与大家见面。廖仲恺在与工人代表会见时，要求大家不断地扩大组织，实行工农联合。工农兵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建立联合革命政府。他的讲话使大家受到了很大的鼓舞。4月28日晨6时，轮船到达广州。大会会务处派人把邓培等工人代表接到越秀路的西湖旅馆下榻。
4月30日，邓培等代表出席了预备会议，讨论了大会议程。5月1日上午，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全体代表和即将同时召开的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会同广州市全体工人、四郊农民和青年革命军士，共10万人以上，举行了示威游行，隆重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全市红旗招展，呼声震天。赤色职工国际派赴广州参加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奥斯托洛夫斯基也参加了这次集会游行，他登台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地说：“工会是炮台，坚固地建立起你们的炮台，打倒资本主义制度！”邓中夏曾经评论说：“在这样的大示威的游行中，的确不仅可以看见被压迫群众形成的团结，同时使人奋发注意的是工农兵三种被压迫的群众到处都表现同一的心灵，同一的希望。的确，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工农兵大联合的表现。”[173]邓培置身于大示威游行队伍之中，深为工农兵的大联合精神所感动；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警策语句，更令邓培永记不忘。
5月1日晚，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礼堂同时举行开幕典礼。到会代表有1000多人。青年军人联合会及革命学生也派代表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共产党中央、国民党中央和工农两大会的代表及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代表，相继发表演说。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工农兵联合决议案》。如下：
“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广东全省农民大会代表，革命军人代表，革命学生代表，在广州举行盛大的联席会议，一致认定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解放劳苦群众的革命，只有工农兵一致团结才能成功。
全国工农兵大联合万岁！
全世界工农兵大联合万岁！
全世界革命万岁！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工农兵联合革命的思想深入邓培的心中，这种思想的确立，对于邓培以后领导革命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共277人，代表全国各地工会团体165个，代表有组织的工人54万人。邓培是大会主席团成员，参与了大会的领导工作。主席团成员刘少奇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作关于“工人阶级与政治问题议案”的报告。议案指出：“工人阶级必须作政治斗争，每个经济斗争同时一定要成为政治的斗争。工人阶级的完全解放，只有在推翻资产阶级，自己掌握政权之后。”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民族革命是唯一的出路，这个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人阶级应该参加这个革命。”这个议案被大会一致通过。大会一共开了7天。罗亦农评说：“会场的革命空气异常浓厚，工人阶级愤激的心理和再不承受现存社会制度的热情，没有一次在每个代表的演说中，不痛快淋漓地表现出来。”[174]
大会共通过了30多个决议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具有重大意义的成就就是建立了中国工人阶级全国统一的工会领导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并决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一员。5月3日，苏兆征、刘少奇、邓培、邓中夏等12人，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主席名义致电赤色职工国际：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参加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
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邓培和各产业工会、各地区工会的著名领袖共25人当选为执行委员。执行委员会互选，林伟民为执行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泽生为副执行委员长。[175]大会发表了宣言，号召“全国工人须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旗帜之下，一致团结，提携着贫农，联络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奋斗！”[176]大会于5月7日闭幕。
大会闭幕时，全体代表合影留念。铁路、海员、纺织等产业代表又分别合影留念。闭幕当天晚上，国民党中央在亚洲酒楼设宴，招待各地工人代表和广东农协代表，邓培和唐山几位代表都应邀出席。当天夜间，邓培又到广东大学礼堂参加了工人代表中的党员会议，总结二次“劳大”的成果。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开了中国职工运动史上最光荣的新记录”。[177]会后，邓培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旗帜下，率领全国铁路工人，率领唐山产业工人，共同奋斗，作出了新的业绩。
六、支持广东革命政府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闭幕以后，邓培暂留广州。代表全国总工会检查粤汉、广九、广三等铁路的工会工作。他向各线路工人作报告，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参加革命斗争。
这时，广东革命政府正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而斗争。1925年二三月间，广东革命政府对军阀陈炯明发动第一次东征时，担任左翼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和围攻惠州的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却按兵不动，他们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叛乱，阴谋推翻广东革命政府。5月间，叛军威逼广州。6月，广州危急。广东革命政府被迫从珠江北岸迁到河南。
在这紧急关头，邓培和广州工人代表会顾问杨殷、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刘尔崧等同志领导粤汉、广九、广三、潮汕（潮州至汕头）、新宁（江门至台山，原名宁阳铁路）等线铁路工人，坚决支持广东革命政府，声讨杨、刘叛乱。他们领导铁路工人罢工，人员撤到广东革命政府控制的河南，并拆下机车的主要部件藏起，使叛军的军事运输完全瘫痪。叛军得不到外援，异常恐慌。当广东革命政府决定撤回东征军主力讨伐杨、刘时，邓培等同志又组织各线路工人很快把机车组装好，及时开出列车，到东莞的樟木头、清远的源潭、三水的河口等地，将各地回师的东征军迅速接运广州。为了配合回师的东征军平叛，邓培等同志又挑选了一批强干的工人组成宣传队和侦察队，每天凌晨由洲头咀潜水过江，到北岸市区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鼓动商人罢市，侦察叛军布防情况，报告给参加平叛的东征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东征军于6月12日迅速平定了罪恶的杨、刘叛乱，使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
在平定杨、刘军阀叛乱的斗争中，邓培与东征军的指挥员、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军事部长周恩来，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叶剑英，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林伟民、组织部长李森，以及杨殷、刘尔崧等领导人，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年轻的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同志风华正茂。当周恩来看到邓培等同志出色地组织广州市工人支持广东革命政府平叛时，他说：“对叛军罢工，对革命军做工，广州的工人阶级又一次给我们做了榜样。”
周恩来含着敬意对邓培说：“老同志，我父亲今年51岁，你42岁，比我大15岁，（苏）兆征比我大13岁，我要叫你俩做阿叔。”
邓培忙说“不敢当”。
周恩来说：“从革命经历讲，你是老同盟会员，又是党的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你1921年就参加了党组织。我读过你和唐山工友们援助‘二七’惨案的通电。”
他向大家说：“邓副委员长是我们的老前辈嘛！”旁边有人说：“当然！邓叔还见过革命导师列宁呢！”
周恩来说：“我们决不辜负导师的遗教。他能领导苏俄人民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白卫军的叛乱，我们这些他的中国学生，也一定能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粉碎刘、杨叛乱！”
他征求邓培的意见：“邓叔，我们向工友、农友提出一个口号，即是列宁提出过的：‘一切为前线！’好吗？”邓培连声回答：“‘一切为前线’，好！好啊！”
邓培非常兴奋，给周恩来卷了一支南雄烟。周恩来抽了两口，品着烟味说：“邓叔卷的烟真香，敢说不亚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邓培高兴地说：“我自己还造了一个小卷烟机哩！”
周恩来根据平叛需要作出部署：“铁路工人的重点工作是切断粤汉和广九这两条铁路，决不准韶关方面的敌人靠近广州，决不准惠阳方面的敌人走过石龙大桥！”在旁的李森说：“邓叔领着工友们，已经把火车头的零件卸下来，藏到了河南凤凰岗。”
周恩来听后嘱咐说：“还得准备随时装上去！”
邓培坚定地回答说：“恩来放心。‘机器匠，机器匠，上了拆，拆了上，不怕不会只怕忘’。”
周恩来笑了，再一次对这位“老前辈”表示敬意。[178]
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叶剑英同志意气风发。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员，在平叛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领导制订了“屠蛟计划”，邓培及时开来火车配合行动。
叶剑英亲切地抱住邓培说“邓副委员长，你真准时！”
邓培也热情地抱着叶剑英说：“快装车吧，剑英同志，就看你的‘屠蛟计划’了！”
叶剑英胸有成竹地说：“倚天屠孽蛟！倚仗工人阶级啊！”
邓培为开来的装运山炮的平板车，作了精心设计。只见车沿钻有孔洞，可插进钢轨做栏杆。又准备许多沙包，可垒在车的四周。在车上铺着钢板，焊得非常结实。还有一堆三角木、枕木、大抓钉和铁链，是准备固定山炮用的。左后角有一个铁箱，是放炮弹的地方。叶剑英看了这些情况非常满意，称赞说：“邓叔，够一百分啊！”
他立即下令所部登上火车，同时将三门山炮扛上平板车固定好。邓培启动机车，向沙河方向飞驶，叶剑英坐在邓培身边。机车越过沙河，冲向梅花村，突然冒出一伙叛军叫“停车”。机车上的机枪射手立即进行扫射，邓培加大马力，风驰电掣一般向叛军辗过去。叛军的子弹像雨点样打来，机车身弹痕累累。一发子弹突然从叶剑英和邓培的座位中间穿过，嵌在车壁上。
叶剑英笑道：“这颗子弹是想把邓叔和我分割开啊！”
邓培从容地吸了一口南雄卷烟说：“它分割不成，自己倒陷进去了！”
邓培驾驶机车在水均岗向西拐弯，不一会到达目的地。装山炮的三辆平板车相继摘钩停定，各间隔50米。炮口指向白云路叛军前敌指挥部。各路平叛大军一齐开火，杨希闵叛军土崩瓦解。邓培为这次战斗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79]
事后，邓培经常谈起与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这段共同战斗的经历，对他们表达了非常崇敬之情。
七、领导唐山“五卅”反帝运动
在杨、刘叛乱将平定时，全国正掀起五卅运动高潮。由于唐山斗争的需要，邓培未等战事完全结束，就日夜兼程，于6月中旬赶回唐山。
五卅运动是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血腥屠杀引起的。1925年4月8日，美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制造了福州惨案。5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制造了青岛惨案。5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为镇压上海日本内外棉纱厂工人罢工，野蛮地枪杀了工人顾正红；以此为导火线，5月30日，上海学生和市民在租界内举行反帝国主义的大示威运动。英帝国主义巡捕在南京路上制造了更大的流血惨案。中国共产党在五卅惨案发生以后，号召全国被压迫阶级的群众起来反抗帝国主义残暴的大屠杀，坚持长期的民族斗争，动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上海人民首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罢工、罢市和罢课斗争。接着，北京、汉口、青岛、唐山、广州、重庆、哈尔滨等30多个城市约1200万群众先后起来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很快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国主义大浪潮，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
这次反帝运动，在唐山从6月初就开始了。这时邓培尚在广州，中共唐山地委代理书记阮章和共青团唐山地委书记彭振纲，根据中共北京区委的要求，于6月3日共同召开了全体党团员会议，研究部署了唐山的斗争。6月7日，召开了有两万市民参加的救亡大会，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七项要求，电促北京政府照办。并举行了游行示威。随后，唐山各团体组织了各界联合会。唐山大学学生开展了广泛的反帝宣传。
6月7日的救亡大会邓培没能赶上参加。6月中旬邓培赶回唐山时，又先后发生了英帝国主义制造的汉口惨案和九江惨案，全国的反帝斗争形势进一步发展。邓培与唐山地方党、团的负责人研究决定，继续广泛动员群众，把运动推向高潮。
6月15日，唐山人民在中共唐山地委和邓培的领导下实行三罢：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并在火车站旁草场召开第二次市民救亡大会。唐山无产阶级是这次斗争的主力军。当天清晨，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迫使厂方答应放工游行，照发当日工资。上午8时半，全厂4000多工人整队上街游行。工人纠察队在队伍两旁维持秩序并领呼口号。游行的工人沿街动员各商店关门闭市，然后直冲西马路英帝国主义分子居住区进行示威。游行队伍到达西山口时，开滦煤矿英国矿师指使矿务局保安队持枪阻挡，工人挥举拳头，喊“打”声震天。经过工人代表交涉，他们终于让工人队伍通过，但仍然派了50多个保安队警察跟在群众队伍后面，工人不断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走狗”，以示抗议。游行队伍到铁菩萨山（今凤凰山）折回，绕至广东街（今新华东道）解散。这时已是上午11时半。
下午1时，各界群众两万多人，参加了第二次市民救亡大会，其中工人最多，其次是学生。唐山淑德学校的女学生，冲破校方阻力，相率整队，参加了群众大会。大会主席宣布开会后，接着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说，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淑德学校的女生代表登台演讲，痛述爱国且不自由，声泪俱下，与会者莫不动容。邓培参加了这次救亡大会，并发表了讲演。他头戴的草帽上写着“提倡国货”4个大字。他号召唐山人民要和全国人民一道，誓与英、日等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全场群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最后大会通过四项决议：（一）致电政府当局，要求派遣军队到各城市的外国租界，保护中国居民的安全；（二）致电政府当局，要求向英国领事进行严厉交涉；（三）致电上海各界联合会，希望继续工作，直到获得满意结果为止；（四）与英国、日本经济绝交。
会后两万群众参加了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以唐山大学学生为前导，接着是唐山各厂矿工人和市民群众，形成了数里长的人流，浩浩荡荡地通过唐山几条主要街道。这一天天气特别炎热，游行群众头顶烈日，汗流浃背，但斗志极为昂扬，不断挥臂高呼：“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抵制英货和日货！”“不给外国人当奴隶！”等口号。充分表现了唐山人民反帝到底的战斗精神。游行至下午5时结束。
第二次救亡大会之后，斗争仍在进行。6月25日是端午节，邓培指示唐山团地委组织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这次活动主要以党、团员为骨干，参加的工人、学生、农民约数百人。决定分队出发讲演：农民队往刘家屯讲演，学生队在市内几条大街讲演，工人队去唐山庙讲演。以唤醒民众，起御外侮。去唐山庙的工人讲演队收效最大。这一天正是庙会，四面八方的农民都到那里。农民对工人的宣传听得入神，深受教育。这一天全市团员共散发了党、团、工会印发的各种传单八九千份。另有从广州寄来的传单1000多份，印有“农工兵联合起来”等内容，散发到士兵当中，甚受欢迎。以后唐山团地委根据中共唐山地委和邓培的要求经常组织学生、工人和农民的讲演队，深入学校、街头和农村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使越来越多的群众提高了觉悟，投入到反帝斗争的洪流中来。
中共唐山地委和邓培又领导各界代表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开展了大规模的募捐活动，以抚恤上海的遇难工人、学生家属和救济上海的失业工人。在市民救亡大会中很快募得捐款4500余元。唐山大学的学生几天之内就在校内募集捐款两千多元；唐山大学的教职员也发表宣言，支持反帝运动，主动认捐，其中有8位教授自动认捐130元。淑德女校学生组织募捐队，出发挨户劝捐，枵腹从公，常至晚九时方归；众人以其为小学女生，犹如此爱国，莫不喜形于色，慷慨解囊。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3000多名，每人捐献两天的工资。天津《益世报》曾为此报道说：“南厂（即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对于募捐上海工人一事，尤为热心。查该厂每日工资不过5角，而认捐20余元者竟达数十人之多，故不旬日已募得3000余元汇寄沪上矣。”[180]唐山妇女协会，举办了两天的游艺会，演出话剧《终身大事》和《午饭之前》，共募得捐款300多元。充分表现了唐山人民的团结互助精神。
在中共唐山地委和邓培领导下，6月以后，唐山出现了“五四”以来第二次抵制外货的高潮。工人和学生一起走上街头，搜查英、日货。他们在瑞成祥商号查到了大批英国货，当即予以封存。后来工人、学生把查到的大批英国大刀牌香烟和日本布匹，运到火车站旁草场焚烧。当时观者如山，人人拍手称快。抵制英、日货的斗争，在经济上打击了帝国主义。
这次反帝运动，持续了几个月，唐山大学的学生一直到1925年10月间才复课。
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伟大的反帝群众运动，它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统治。由于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打击，英国《邮报》曾经哀叹：“1925年英国尊严之堕落，实为中英通商200年来所未有。”五卅运动中唐山人民的反帝斗争，开展的时间早，参加的群众多，斗争的声势大，坚持的时间久，是全国反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表现了唐山无产阶级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群众的觉悟和力量，不仅打击了唐山的帝国主义势力，对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通过这次反帝运动，锻炼了唐山各阶层人民群众，壮大了唐山的党、团力量，推动了唐山工人运动的发展。在这次斗争中，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开滦煤矿和唐山大学都涌现了一批具有较高政治觉悟的积极分子，中共唐山地委从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唐山团地委从五卅运动的积极分子中发展团员13人。特别是开滦煤矿的工人运动在五卅运动的推动下进一步高涨起来，9月间发生赵各庄煤矿的反英大罢工。
唐山的“五卅”反帝运动和“五四”反帝运动有一点明显的不同，它不是学生和工人群众的自发行动，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组织的反帝革命运动。唐山的五卅运动发展如此迅速，声势如此浩大，正是由于党组织和邓培杰出的领导作用。
八、参加领导开滦赵各庄煤矿工人罢工
1925年6月下旬，中共北京区委派袁达时、马志远（即李鹤年）等人来到唐山，以英帝国主义控制的开滦煤矿为重点，利用五卅运动形成的大好形势，发动工人组织工会，开展反帝斗争。这是中共北京区委把“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引向深入，推动北方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部署。对此，中共唐山地委和邓培极为重视。经研究决定，由党、团联合组成了专门委员会，负责各厂矿工会的筹建工作。同时抽调地委委员赵玉良等人配合袁达时、马志远开展工作。首先在开滦赵各庄矿和唐山矿建立工会。赵各庄、林西、唐家庄3矿的工作由袁达时、赵玉良负责，唐山矿的工作由马志远负责。
在开滦五矿中，赵各庄矿最大，有工人万余人。袁达时和赵玉良到了赵各庄矿后，租了3间房，粉刷一新，于7月29日开办了平民学校，由赵玉良任校长。平民学校吸收赵各庄矿工人入学，利用工余时间，对工人进行文化教育和革命思想教育，发动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工会，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平民学校还备有报纸和茶水，去学习的工人受到热情接待。不久，一批工人先后填表加入工会。8月18日上午，赵各庄煤矿工会在福乐茶园召开成立大会，到会工友近两千人，邓培派京奉铁路总工会及唐山分会代表徐子权到会祝贺。大会通过了开滦赵各庄煤矿工会宣言、通电和章程，选举赵玉良为工会主任。会后，列队举行游行示威，并在街上散发和张贴工会章程。在工会会馆的大门口有两面旗帜，一面写着“开滦煤矿工会”，一面写着“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赵各庄矿工会的成立，震动了开滦矿区，工人扬眉吐气。8月20日，开滦矿务局总矿师杜克茹在唐山约见赵各庄矿工会4名委员，威胁劝诱停止工会活动，遭到工会委员严词拒绝。8月21日，杜克茹勾结直隶警务处派来的陆军上校杨济良，指挥矿区保安队到赵各庄，宣布工会“未经官方批准”应停止活动，赵各庄矿工会被迫关闭会址，转入地下活动。
此时，开滦其他各矿正筹建工会。9月5日，赵各庄矿工会派往林西矿帮助筹建工会的4名代表，被矿区保安队逮捕。9月6日，袁达时、赵玉良召集赵各庄矿工会委员和100多名工人代表开会，商讨营救被捕工友。会议遭到矿区保安队的干涉，并逮捕了袁达时、赵玉良等5人。9月7日，赵各庄矿工会代表杨春霖和刘成章赶到唐山，向中共唐山地委报告情况。
这时，中共北京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赵世炎，在发动天津日本纱厂工人罢工以后，来到了唐山。赵世炎（1901-1927），字琴生，四川酉阳人。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曾与张申府组织中国共产党巴黎小组。1924年回国后任中共北京地委委员长、书记，是李大钊的主要助手。
赵世炎到唐山后，与邓培和共青团唐山地委书记彭振纲一起听取了赵各庄矿工会代表汇报后，决定同意赵各庄矿工会提出的以罢工营救被捕工友和保卫工会的意见。在唐山设立了罢工委员会联络处。随后，赵世炎亲自到赵各庄组织罢工。罢工期间，有交通员与邓培进行联系。
9月12日，赵各庄矿工会在赵各庄西白道子村的福神庙，召开了工人积极分子会议，决定次日开始罢工，并组织了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和工人济难会。
9月13日清晨4点半，工人纠察队首先出动，包围并把守矿务局大门，向上6点班的工人宣布了罢工令。顷刻间，矿井上下完全停顿，矿方派矿区保安队前来镇压，被工人击退。工会代表向矿方递交了抗议书，并提出了10条要求：（一）释放被捕工会职员；（二）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三）洋人此后不得打骂工人；（四）增加工资，日工资在5角以下者加50%，在7角以下者加40%，在1元以下者加30%，在1元以上者加20%；（五）星期日做工，按双工计算；（六）罢工期间工资照发；（七）工人因病请假，不得扣除工资，因公受伤者应斟酌情形给予抚恤费；（八）工人因公废命每人应给抚恤金1000元；（九）矿局开除工人须得工会同意；（十）取消平粜局包办制度，承认由工会派人监督。但矿方认为这些要求是“荒谬”的。
9月14日，直隶督办、奉系军阀李景林应矿方请求，派杨济安率领督办卫队250人，由天津抵达赵各庄镇压罢工。他们首先驱散工人纠察队，接着逮捕了杨春霖等罢工领导人，赵世炎及时转移回到唐山，才免遭逮捕。赵各庄军警密布，迫令工人上工，一片恐怖。
赵世炎和邓培以及唐山地委的其他同志研究，认为罢工不仅面临着军警当局的镇压，而且由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缘故，开滦大量存煤未得外运，因此矿方短期内不怕停产的威胁。如果罢工长期僵持，必然挫伤工人积极性，罢工很难取得胜利。故而忍痛决定于15日复工。前后罢工共两天。
中共中央评述此次罢工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未能乘五卅运动之初起，发动罢工，而发动在全国运动低落之时，致为军阀所乘。党的指挥不得力也是一个原因。”[181]这次罢工失败以后，开滦各矿建立工会的活动也暂时停止，赵各庄矿、唐家庄矿和唐山制造厂等3个团支部也被迫停止了活动。开滦工人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继续再斗。
九、脱离生产，成为职业革命家
邓培自1920年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一直没有脱离生产。到1925年，他不仅担任中共唐山地委书记，而且兼任京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执行委员长，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革命工作十分繁忙，需要参加的会议一个接着一个，事实上他已不能坚持做工了。1925年10月，上级党组织决定他脱离生产，调到北京专任全国铁路总工会的领导工作，不再兼任中共唐山地委书记和京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中共唐山地委书记职务由中共北京区委派来的黄钟瑞接替。
邓培接受党的使命，向厂方辞去了担任了将近25年的旋床工匠工作，离开了他熟练操作的机床和长期战斗过的工厂。1925年10月的一天，由他的侄子邓伯长送到胥各庄车站，登车前往北京，成为光荣的职业革命家。
邓培在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作20多年，工厂的斗争生活哺育了他，党的阳光照耀着他。他担任中共唐山地委书记4年，在实际斗争中增长了才干。他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全国铁路工人运动的优秀领袖、坚强的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他帮助过许多人，教育过许多人，团结了许多人。他是唐山工人的贴心人，带头人，他那坚毅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革命品质，赢得了唐山工人的衷心爱戴，是人们学习的榜样。他在离开唐山之前，唐山制造厂的工人、开滦煤矿的工人和唐山大学的学生都到他的家中看望他，怀着无限依念的感情与他话别。以后，由邓培亲手培养的一批干部，继承他的革命精神，并且代代相传，领导唐山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继续战斗。
对于邓培在唐山期间的工作，党和人民给了他崇高的评价。他革命立场坚定，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中央的文件，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他工作勤奋，不知疲倦，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服务。他坚持原则，严以律己，是遵守纪律的模范。他胸怀宽广，他是老资格的党员，有人批评他有点家长作风，他能作自我批评，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他生活俭朴，粗茶淡饭，一身普通工人的打扮。1922年他在北京估衣店买了一件旧大衣，他从唐山穿到北京，穿到广州，一直穿到他牺牲。他在资产阶级花红酒绿的生活方式面前，不受腐蚀，一直保持工人的本色。他到北京工作以后，他的家仍然住在唐山印度房头条胡同1号那3间破旧的房子里，病弱的妻子带着6个尚未成年的子女，过着清贫的生活。年迈的老母依然居住三水故里，以农为生，直到1949年去世。邓培是劳动人民的忠实儿子，是唐山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战士。
1925年10月，中共北京区委改为北方区委，邓培至北京后，当选为中共北方区委委员。[182]
邓培到北京专任全国铁路总工会的领导工作以后，经常往来于粤汉、京汉、津浦、京绥诸线，积极开展铁路工人运动。
十、领导召开全国铁路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
1926年2月7日—15日，全国铁路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天津召开。到会有全国18条铁路的工会代表58人，代表着有组织的铁路工人21万人，比1925年2月召开的全国铁路工人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代表的3.58万工人来说，增加了将近5倍。邓培出席并主持了这次大会。
2月7日晚，在天津南市第一舞台举行大会开幕式暨天津各界“二七”纪念大会。全体代表和天津两千余工人代表出席了大会。由邓培主持开会，宣布开会宗旨，代表们高唱《国际歌》，全体起立向“二七”死难烈士致哀。大会期间，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到会发表了讲话，全国铁总总干事王荷波作了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宣言，号召全国铁路工人努力完成国民革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最后，大会选举邓培、孙云鹏、康景星、王荷波、史文彬、刘文松等13人为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委员，施恒清等7人为候补委员。[183]邓培继续担任委员长。铁总会址设在天津。
1925年冬至1926年春，邓培领导全国铁路总工会，就国内发生的一些政治事件，发表4份通电，表明铁路工人的立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其一，《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对时局的通电》。1925年11月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将郭松龄在滦州（今滦县）发动了反奉倒戈，冯玉祥也率领国民军反对张作霖，北方出现了有利于革命的形势。全国铁总就时局致电广州国民政府，电文说：“为今之计，我国民应于时局转变之际，急起直追”，应组织临时国民革命政府，“对内则肃清一切反动之军阀势力而解除其武装，给予国民一切自由，俾各种职业团体得派代表组织国民会议，产生正式国民政府。对外则宣布解散关税会议，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以脱离帝国主义之羁绊”。[184]
其二，《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为反对日本出兵满洲事通电》。1925年冬，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从朝鲜出兵侵入我国东北地区，帮助其走狗奉系军阀张作霖消灭反奉的郭松龄部。全国铁总的通电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尚望全国国民急起直追，继续扩大排斥日本帝国主义运动，实行与日经济绝交；一面号召全国群众对日作广大的反抗日本出兵之运动，以期根本消灭奉系军阀所赖以生存之恶势力。”[185]
其三，《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为最近上海孙传芳秘密枪毙刘华、赵恒惕无故逮捕刘少奇、汉口烟厂工人遭英人屠杀事通电》。1925年，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被军阀孙传芳枪杀于黄埔江畔；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在长沙被军阀赵恒惕逮捕；汉口烟厂工人遭英帝国主义武装残酷屠杀，震动全国无产阶级。全国铁总的电文，愤怒声讨反动军阀和英帝国主义的罪行，号召全国工友和爱国同胞，“群起团结”，“打倒一切反动的军阀”，“援救被捕的爱国志士及被难工人。”[186]后来湖南军阀赵恒惕，慑于全国舆论压力，不得不将刘少奇释放。英帝国主义在全中国人民的反对下，被迫对汉口烟厂被难工人家属作出善后安排。
其四，《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为英帝国主义封锁广州通电》。1926年2月22日，粤海关税务司英国人贝尔，秉承英帝国主义旨意，悍然关闭广东海关，妄图切断华南一切进出口贸易。全国人民愤慨之至。全国铁路总工会的通电号召“全国民众应一致奋起，与英帝国主义抗斗”。“本会愿率领全国10万有组织之铁路工人，作反吴讨张反帝国主义之先锋。”[187]随后，英帝国主义分子贝尔，在全中国人民一片抗议声中，被迫重新开放粤海关。
邓培领导全国铁路总工会发表的这4份通电，切合时宜，充分表明中国铁路工人，在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中，是一支伟大的先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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