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笔者研究邓培开始于1958年。

    1958年冬，我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三年级时，学校根据中央精神，文科大学生要参加社会实践，我们全年级80多名同学一起来到唐山、山海关等地的厂矿，进行社会调查。我和谢永生、李碧、周港村、朱扬桂、葛凤花、傅燕生等七八个同学被分配到唐山机车车辆工厂（今中国北车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每周1天下到各车间跟班参加生产劳动，5天进行工厂史资料调查，编写工厂史。工厂史定名为《八十春秋——唐山机车车辆工厂史》，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应邀题写了书名。该书以相当篇幅叙述了邓培的革命活动。1960年交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于1963年出版社印出清样稿。但不幸由于印刷厂遭遇洪水，冲走了全部字版，拖延到1966年“文化革命”爆发，一直未能正式出版。至今只能在唐山机车车辆工厂的档案室中见到《八十春秋》清样稿。

    我在调查工厂史资料和编写《八十春秋》的过程中，开始接触邓培的生平资料，了解邓培的许多历史贡献。他那报国为民的担当精神，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深深感动了我。邓培14岁时从广东走来，17岁时从唐山铁路工厂奋起，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了25年。他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人，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奋进之路，在中国产业工人队伍中树起了一面红旗。他对唐山的民主革命事业和中国的工人运动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唐山许多革命工作是他第一个做的，许多革命组织是他第一个建的，许多革命领导职务也是他第一个担任的。他的革命活动影响教育了一批人，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邓培是继李大钊之后，在唐山革命斗争中产生的又一个杰出的人物。他是唐山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英勇的革命先锋。他用满腔的热血浇灌革命之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最后连他的遗骨也没有找见。邓培在我的心中树起了一通丰碑。

    我心系先烈千秋业，未曾扬鞭自奋蹄。怀着崇敬的心情，产生了撰写邓培、宣传邓培、教育后人的强烈使命感。1958年以后几年搜集到的邓培十多万字生平资料，不幸经“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灾害，损失几乎殆尽。1978年以后，重新到唐山有关单位搜集邓培的生平资料。为了研究地方革命史和邓培传，我前后查阅了唐山档案处的几十卷档案，访问了100多名老工人、老干部、老党员，作了十多本笔记。我十次到北京，两次去武汉，四次下广州，又先后去天津、石家庄、长沙、兰州、峨眉和三水等地。邓培的故乡广东三水我去了三次，最后一次是2011年8月（时年76岁）。50年间我访问了邓培的儿子、女儿和孙女、外孙女两代人共13人次。1983年7-8月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派我与冀东烈士陵园的谷宝勤同志前往广州和三水调查，在对邓培的的堂兄邓达进行采访时，我因多日劳累，犯了心绞痛，没有药，硬是挺了过来。谷宝勤不幸在广州街头遭窃，所携钱物皆空，幸得三水政协刘克洪主任慷慨接待，提供食宿条件。接下去还要去四川峨眉西南交通大学（原唐山交大）调查，因路费不足，商定谷宝勤暂留广州，我一个人继续前行，绕道贵阳、重庆、成都，到了峨眉。这时西南交大正放暑假，资料室闭馆，经反复恳求，因视远道而来，照顾开放。我完全无心观赏天府之国的神奇风光，一个人坐在屋中，翻阅原唐山交大的档案资料。时值大暑，天气闷热，挥汗如雨，汗水一滴一滴流淌在我的笔记本上。中午为了节省时间，只吃两个烧饼充饥。但是每当我从档案中发现一条唐山地方史的新材料，解决了一个疑问时，就兴奋不已，似乎感受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样的喜悦。几十年来，《邓培传》多次修改补充文稿，陪伴我的是群书和孤灯。近年来我两眼昏花，多病缠身，但我收获了快乐。丰润作家张金池先生2012年曾题词赐我：“船过水无痕，但船的执着和投入，忧伤与欢乐，只有大海才知道。”我觉得是这样的。

    本书全面系统地叙述了邓培同志的一生历史外，在《附录》中又收录了《邓培生平大事年编》和《关于邓培生平若干问题的考证》，同时选录了邓培一部分生平资料编入《附录》中，目的是供研究者参考。

    笔者对邓培同志生平资料的搜集和研究，虽然断续经过了50多个年头，但仍感资料不足。由于时隔久远，知情者对邓培同志生平的回忆说法不一，也增加了研究困难。同时限于作者的水平，本书的缺点、错误一定不少。欢迎广大党史工作者给予批评指正。

    二

    40多年间，笔者在搜集邓培资料和撰写此书的过程中，得到唐山机车车辆工厂（今中国北车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开滦矿务局、唐山市档案局、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冀东烈士陵园、唐山市社科联、西南交通大学、广州市民政局、政协三水县委员会文史组、中共三水县委党史办公室、政协唐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佛山市三水区档案局、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的大力协助。

    罗章龙教授先后在武汉和北京多次接待笔者，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邓培的二女儿邓国英于1961年和1983年先后在广州和石家庄两次接待笔者，邓培的长子邓国强于1961年和1983年在广州两次接待笔者，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1983年7-8月，笔者与冀东烈士陵园的谷宝勤同志，受中共唐山市委党史办公室的委托访问了三水，受到三水县委党史办公室主任刘克洪特别热情的接待。他派植汉坤同志陪同我们到石湖洲邓培故里（陪同者还有高丰公社主任张耀洪），参观了邓培故居和邓氏宗祠，并访问了邓培的堂弟邓玉安（邓达）和本村老人邓本忠；他们提供了邓培家世的许多情况，又去村头看了邓培父亲邓文高的墓地。期间，笔者还在广州结识了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有成就的学者何锦洲同志，一起交流了邓培的研究情况，对他的热情帮助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于以上所有单位和同志给予的帮助，还有姜廷玉、石忠、冯寿祥、吴国栋、王友明、王树信、王晓广、王素华、胡庆余、杨磊、刘力勤、魏兆环、王长胜、戴昊天、孟庆海等同志给予的支持，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2001年11月，笔者再次访问三水市委党史研究室，受到热情接待，梁秀红等同志并陪同笔者敬谒了邓培铜像和参观了经过修葺的邓培故居。在广州，笔者又受到了邓培的孙女邓世芝、邓铁英、邓玮，孙女婿余志群、刘立的热情接待。邓世芝、邓玮提供了其父邓国强留下的有关邓培的生平资料、毛泽东主席签发的邓培烈士家属“光荣纪念证”，以及1927年邓培在广州大新中路283号美术磁像馆所作的画像。在此之前，笔者还收到现住北京大学的邓培外孙女林京辉提供的一些资料。对于以上同志的热忱帮助，谨致以深深的谢意！

    2003年4月，邓培烈士诞辰120年时，佛山市三水区档案局与政协唐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内部出版了《邓培烈士传》，三水区档案局卜映芬局长、曾德威副局长以及彭沛冰、何绮芬、郑东乐等同志，在编辑、校对、排版技编等方面付出了很多心血，作出了贡献。

    2011年8月，笔者再次访问佛山市三水区档案局，受到卜映芬局长、梁秀红等同志热情接待，并陪同笔者再次敬谒了邓培铜像和参观了经过修葺的邓培故居。在广州，笔者又受到了邓培的孙女邓世芝、邓玮，孙女婿刘立的热情接待。

    本书的公开出版得到中国北车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和唐山师范学院的经费支持。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郝树青同志热情为本书作序，企业文化部曹国伟部长和吴宏道同志给予帮助。唐山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李卫中、院长范永胜、副院长客绍英、科研处长赵光峰、副处长郭海莉等同志给予了热情支持。同时得到佛山市三水区档案局、唐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的支持，以及唐山市历史学会会长曾文友、秘书长闫永增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对此书出版工作给与支持和帮助的所有同志，一并致以由衷的谢忱！

    最后还要对中国文史出版社殷旭同志和唐山汇通印刷厂同志的帮助表示感谢！

    让邓培烈士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我前进，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史研究工作发挥余热！

    著者

    2014年4月8日于唐山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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