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
4月8日，诞生于广东省三水县塱东乡石湖洲邓关村。名钰云（一作玉云）。
1885年（2岁）
父邓文高病逝。
1890年（7岁）
入本村邓氏宗祠私塾上学，名配安。
1894年（11岁）
因交不起学费辍学，在家跟随其母黄带务农。
1897年（14岁）
沦落天津，在德泰机器厂当学徒。不久，改名邓配。
1900年（17岁）
从天津德泰机器厂出师，考入北洋官铁路局唐山修理厂（1908年后改名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俗称南厂），当旋床工匠。改名邓培。
1902年（19岁）
在三水故里，与西村女子陈梦怡结婚。
1908年（25岁）
在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广东籍工人中组织广东帮，被推为首领。后来在广东会馆中担任职务。
从三水故里迁妻、女至唐山居住。
1910年（27岁）
参加同盟会，为孙中山捐助革命经费。
1912年（29岁）
4月 发起组织唐山工党。
8月 参加华民工党，担任理事。
9月 在唐山接待孙中山来访。
1917年（34岁）
领导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北机房工人，要求废除大包工制。
1919年（36岁）
6月 参加五四运动。6月上旬，领导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建立爱国组织同人联合会，担任总干事。同时，组织救国十人团，领导进行抵制日货。
12日上午，唐山镇举行公民大会，庆祝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被免职的胜利。发动唐山各厂矿工人参加大会，组织唐山制造厂工人团参加大会。下午3时下工后，组织全厂工人在火车站旁矿地进行宣传讲演。
24日，唐山镇召开第二次公民大会，要求北洋军阀政府拒签“和约”。领导唐山制造厂3000名工人，举行罢工，参加大会，在会上发表讲演。
7月6日，唐山各界联合会成立，代表工界参加成立大会，并当选为评议部评议员。以后，在唐山各界联合会领导下，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学生联合进行抵制日货的斗争。
8月28日，被选为唐山各界联合会第三批请愿代表赴京请愿，要求北京政府严惩镇压爱国运动的济南镇守使马良。在天安门前，与各地代表全力保护天津学生代表马骏。
9月21日，唐山各界人民为赴京请愿而牺牲的代表郭友三举行追悼大会，组织唐山制造厂工人参加大会，并发表讲演，会后参加游行示威。
12月23日，唐山镇召开第三次公民大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福州惨案”。领导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参加大会，提议焚烧日货，并参加游行示威。
1920年（37岁）
3月13日，在唐山各界联合会开会，反对山东问题中日直接交涉。
4月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派罗章龙至唐山，开始建立联系，并在家中建立了秘密联络点。
5月1日，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指导下，组织唐山制造厂工人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
11月 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派湛小岑至唐山，建立了联系。
12月底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指导下，把爱国组织唐山制造厂同人联合会改组为近代产业工会，担任会长。
1921年（38岁）
3月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派李树彝常驻唐山，帮助进一步健全唐山制造厂工会组织；担任唐山制造厂职工同人会委员长。
春 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7月6日，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帮助下，与李树彝领导建立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9月赴上海列席参加中共中央局召开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工人运动问题。会后参加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工作。
秋 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10月下旬 赴苏俄伊尔库茨克，准备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在11月—12月等待开会期间，与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的劳动。
1922年（39岁）
1月 在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报告了中国的工会、铁路和冶金工人罢工情况。与张国焘、张秋白一起受到革命导师列宁的接见。
3月 由苏俄回到唐山。
4月 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委员会，担任书记。
在唐山制造厂和唐山大学发展党员。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领导建立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地方支部），任书记。
担任唐山工人图书馆主任干事。
领导建立开滦矿务局林西矿工余补习社。
春 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通讯会员。其后，经常赴京参加活动，受到李大钊接见。
6月 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委员会改建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唐山组干事会，任书记。
在开滦矿务局唐山矿工人中建立大同社。在开滦工人中发展党员。
7月 举办唐山铁路工人补习夜校。
8月 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将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改建为唐山制造厂支部和开滦矿务局支部，并在这两个支部基础上，建立中共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担任委员长。同时兼任唐山制造厂支部书记。
9月 领导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和华新纺织厂工人，参加劳动立法运动，组织唐山劳动立法大同盟。
下旬，领导建立开滦五矿工人俱乐部。
10月13日，领导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3000名工人，为改善待遇和争取承认职工会举行罢工，担任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坚持8天，取得重大胜利。
23日，领导开滦煤矿五矿和秦皇岛经理处3万余工人，为改善待遇和争取承认工人俱乐部，举行同盟罢工。后亲自率领开滦、启新工人代表请愿团，赴京弹劾镇压罢工的直隶全省警察处处长杨以德。罢工坚持27天。
28日，领导唐山洋灰公司8000工人和华新纺织厂工人举行同情罢工，坚持20天。
11月 支持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的斗争。
12月 在唐山领导建立京奉铁路职工总会，当选为委员长。
1923年（40岁）
2月 以京奉铁路职工总会名义通电全国，声援京汉铁路工人斗争。“二七”惨案发生后，领导唐山制造厂工人怠工4天。16日，召集京奉铁路代表会议，向北京政府提出善后办法6条。
4月 派人去山海关开展工人运动。
6月 赴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就北京、唐山地区的铁路工人运动状况发了言，与何孟雄、冯菊坡、项英、刘尔崧讨论起草了《劳动运动决议案》，获得大会通过。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9月 领导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担任委员长。秋 在交通部唐山大学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发展团员。
1924年（41岁）
1月 去东北沟帮子、皇姑屯和营口等地指导工人运动和开展建党工作。
领导建立唐山大学青年团支部。
2月7日—10日，赴北京参加全国铁路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报告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状况，领导成立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春 在唐山华新纺织厂建党。领导华新工人为改善待遇举行罢工。
3月—4月间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领导建立国民党唐山临时委员会，担任主任，负责国民党改组工作。
5月底领导建立国民党唐山大学区分部。不久以后，领导建立国民党唐山制造厂区分部。
秋 领导建立国民党唐山区党部，担任负责人。
10月 领导全国铁路总工会援救“二七”以来被捕入狱的工会领袖。
11月 领导唐山制造厂的两千名失业工人进行复工斗争，取得了胜利。
12月 中旬，推进国民会议促成运动。参加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团赴天津慰问病中的孙中山，表示支持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
1925年（42岁）
1月 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分工驻唐山代表。继续兼任中共唐山地委书记（原委员长改称书记）。
2月7日—10日，赴郑州参加并主持全国铁路工人第二次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2月 领导唐山华新纺织厂工人为改善待遇举行罢工。
领导成立唐山国民会议促成会。
3月 赴北京代表全国铁路总工会参加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抵制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
4月 领导恢复建立京奉铁路总工会，继续担任委员长。赴广州，代表全国铁路总工会参加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5月1日—7日，在广州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担任主席团成员。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副执行委员长。会后在广州检查粤汉、广九、广三等铁路工会工作。
6月 上旬，在广州与刘尔崧、杨殷等领导粤汉、广九、广三、潮汕、新宁等线铁路工人，支持广东革命政府平定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的叛乱。
中旬，由广州赶回唐山，领导唐山五卅运动。15日，领导唐山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召开市民救亡大会，举行游行示威。进行抵制英、日货的斗争。
9月13日，参加领导开滦赵各庄煤矿工人为要求改善待遇而举行的罢工，坚持两天。
10月 脱离生产成为职业革命家。离开唐山去北京，专任全国铁路总工会领导工作，不再兼任唐山地委书记职务。
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员会委员。
冬 领导全国铁路总工会先后发表了《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对时局的通电》、《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为反对日本出兵满州事通电》、《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为最近上海孙传芳秘密枪毙刘华、赵恒惕无故逮捕刘少奇、汉口烟厂工人遭英人屠杀事通电》。
1926年（43岁）
2月7日—15日，在天津参加并主持全国铁路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领导全国铁路总工会发表了《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为英帝国主义封锁广州通电》。
3月 根据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决定，赴广州筹备建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广东办事处。
5月1日—12日，在广州参加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15日，领导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广东办事处。16日，召开全国铁路总工会广东办事处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作了全国铁路工人运动情况的报告。担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广东办事处主任。
7月 领导全国铁路总工会通电全国，支持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发动广东铁路工人支援北伐战争。
领导建立粤汉、广九、广三三条铁路工人武装纠察队，保卫工会。
8月 发动广州铁路工人支援省港工人罢工，率领铁路工人代表团到省港工人罢工委员会献旗慰问。
9月 发动广州铁路工人抗议英国军舰侵入珠江。
26日，领导广九铁路工人为要求改善待遇举行罢工，取得了胜利。
10月 发动广州铁路工人支持石井兵工厂工人的复工斗争。
秋 与杨殷一起领导成立新宁铁路总工会。
探望故乡石湖洲。帮助成立邓关村农协社，制定新乡规12条。
1927年（44岁）
1月 领导广州铁路工人纠察队，打退了反动武装对粤汉铁路总工会和广三铁路总工会的多次袭击，巩固了各铁路总工会。
2月 领导全国铁路总工会广东办事处与中华海员工人联合会等8个团体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反对国民党右派压制工农运动。
16日—21日，赴汉口参加并主持全国铁路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
4月15日，广东新军阀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广州被捕。
22日，在广州英勇牺牲。
二、关于邓培生平若干问题的考证
对邓培的研究一直存在资料不足的困难。邓培同志生前没有留下自传材料，文字记载很少。解放后研究邓培生平，主要靠一部分老工人、老党员的回忆材料，由于时隔久远，说法不一，有些材料属于误传，如果不作进一步鉴别研究，就轻易引用，难免以讹传讹。笔者就多年来所得资料，对邓培生平的若干问题作一些考证，提供党史研究工作者参考。或有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关于邓培的名字和化名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九卷《邓培》的文中说：“邓培又名配，字少山，化名唐凤鸣、邓少铭、钰云。”这些说法不完全正确。据邓培的次女邓国英、长子邓国强说：钰云不是邓培的化名，而是他出生后最早用的名字。邓少铭是否邓培的化名，也值得进一步研究。1927年4月17日《申报》载：4月15日，广州“共产党员被捕六百余人，在南关戏院收容，首要为刘尔嵩、邓少铭、雷荣甲、谭其镜、毕磊、肖楚女、沈春雨。”这里的“邓少铭”指邓培无疑，但说是邓培的化名并无旁证。
据邓国英、邓国强以及邓培的堂弟邓玉安、邓培的大女婿袁兰祥（1925年中共党员）提供的材料，邓培未使用过“邓少铭”这个化名。1926年至1927年，邓培在广州主持全国铁路总工会广东办事处工作时，用的名字是邓培和邓少山。这段时间在广州和邓培一起从事铁路工人运动的黄寿、傅文波、李甫、曾伟赞等人提供的材料，也没有说用过“邓少铭”这个化名。因此我认为《申报》报道的“邓少铭”系“邓少山”之误，不是邓培的化名。另外这里要补充一点，邓培还用过一个名字叫邓配安，他后来叫邓配和邓培与这个名字有密切关系。据邓玉安说：邓培稍长上塾学时，起名配安，“安”字是族中排辈的字（他的本家兄弟有利安、柏安、近安等），后来邓培去掉了“安”字，用单名配。1900年到唐山做工后，改用“配”的谐音字“培”。
（二）关于邓培的诞生时间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九卷《邓培》的文中说：邓培生于1884年（清光绪十年），月日未详。《冀东革命史》、《八十春秋》（唐山机车车辆工厂史），以及前些年来见到的所有关于邓培的传记文章都是这样说的。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关于邓培的陈列材料也说是生于1884年。经过考证，这个时间是错误的。
根据邓培的母亲黄带的回忆，邓培生于1883年（清光绪九年）4月8日。黄带于1949年逝世，生前曾叫她的孙女写下她们全家三代十口人的生辰时间，这大约是抗日战争以前的事。这些生辰时间后来又由邓培的长子邓国强抄在另一个本子上，保存在身边。本子上明确写道：“父邓培生于元前二十九年四月八日（三月初二辰时）”。1983年7月31日，笔者到广州访问邓国强，抄下了这篇《三代生辰记载》（原文附本书《邓培生平资料选录》二）。其中记：“父配（培）少山、钰云，生于元前29年（1882年）4月8日（三月初二辰时）。”这段文字把民前29年误算为1882年，是因为计算者误认为民国元年是1911年，从下面记述可知，如“国强，生于元年（1911年）九月初一巳时（新历10月10日）”。元前二十九年即中华民国元年前二十九年，是公元1883年。经过查对紫金山天文台编算的《新编万年历》，公元1883年4月8日正是农历癸未年三月初二。如果说是1882年或1884年，其阳历的月日与阴历的月日都不相合，因而是不可信的。
为什么邓培的诞生时间这些年来一直传为1884年呢？这是由于邓培的大女婿袁兰祥曾经在1960年给广州市民政局革命烈士传略编写组，写过两封信，信中说：“邓培烈士生于1884年4月8日”。他的依据是：邓培1927年“牺牲时是45岁”，他说：“这是按旧法算的，改按整岁算应是1884年生。”（见广州市民政局档案资料）其实袁兰祥并没有算对，1927年虚岁45岁，周岁则是44岁，正是生于1883年。
（三）关于邓培的家庭情况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九卷《邓培》的文中说：邓培的“家境贫寒，祖父是产业工人，父亲和伯父、叔父都因生活所迫，去美国旧金山做苦工，最后葬身异国。”这些说法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
我们曾于1983年8月到邓培的故乡广东省三水县石湖洲，访问了邓培的堂弟邓玉安和本村老人邓本忠，他们提供了邓培家庭的详细情况。邓培的家境确是贫寒，但祖父不是产业工人。他的祖父邓善书兄弟4人，原来都是农民。后因生活所迫，邓善书离开家乡，飘泊到美国旧金山，在一家种植园中做苦工。邓善书苦干了好多年，后来经营一个果园，但不久，因遭大雪，果树全部冻死。邓善书在破产的打击下，又返回故里，继续务农，后来在贫病中死去，埋葬在家乡草头坩布。邓培的伯父幼年夭亡，根本没有去过旧金山。邓培的父亲邓文高，起初以种田为生，后来到广州当了雕花木工，邓培出生一年多邓文高就病死了，他也没有去过旧金山做苦工。只有邓培的叔父邓文坚在邓善书离国数年后，去了旧金山，邓善书回国时，他仍留在那里做工，若干年后，失去音信。邓培的父亲去世以后，家中只有三亩沙田和一间旧房，寡母黄带艰难地带着邓培靠种田和织鱼网度日。
（四）邓培在五四运动中去过北京见到李大钊同志吗？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九卷《邓培》的文中说：“五四运动期间，邓培曾到北京会见李大钊，细说了唐山工人的状况。李大钊向他指出，工人过着骡马不如的生活，原因在于老板的剥削，并提出要多办劳工教育。使邓培受到很大教益和影响。”这样说究竟有什么根据呢？
我们曾在广州市民政局见到1960年11月25日袁兰祥写的一封长信，谈到邓培“五四运动中与李大钊、陈独秀联系，读马列的书，组织了包括铁路工人和交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后来广州市民政局革命烈士传略编写组，编写了《邓培烈士传略》，他们未进行核实就根据袁兰祥提供的材料写道：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邓培同志认识了李大钊同志，受到他很大的教益。”这篇传略收入《广州革命烈士史料选辑（草稿）》，1963年铅印成册。以后这样的说法就传开了。我们见到中央党史研究室《革命烈士传》编辑组：《编辑简报》第2期《1919年至1927年部分烈士名单》对邓培的介绍也有类似的说法。这种说法恐怕不能够成立。
我们研究了袁兰祥给广州市民政局的长信，认为他提供了不少可贵的材料，但也有误传。“五四”时期，袁兰祥尚未成年，不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他说的情况找不到任何佐证。根据唐山机车车辆工厂和原唐山铁道学院（今西南交通大学）调查到的历史资料，邓培在五四运动期间并没有见过李大钊同志。五四运动的参加者、“五四”时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负责人之一罗章龙，1983年5月30日回忆说：“邓培在‘五四’时期没有见过李大钊，他见到李大钊是以后的事。”我认为袁兰祥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后来据此编写的那些传文，也就是以讹传讹了。
（五）关于邓培的入党时间
关于邓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党史界有不同的说法。笔者对于这个问题曾进行长时间的调查和考证。
1960年11月，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张星北、王桂荣到湖北大学，访问了原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罗章龙，他认为邓培是1922年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罗章龙说：“邓培通过参加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就已经创造了入党条件。他实际上也为党作了些工作，同时像邓培同志这样工人代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早已注意了他。但那时入党没有入党仪式、介绍人和审查等严格手续，就是提个名，大家研究一下，再经过一段考验；再研究一下，就把邓培同志叫到北京正式谈一下，就算入党了。至于邓培入党和唐山建立党组织的具体时间不记得了，较有把握的是：在召开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以前他不是党员，他是从苏联回来，还经过一段时间才入党的，但时间也不会太长。另一个是在1922年唐山的大罢工以前就有了党的组织，首先是在京奉路建的党，而且以唐山南厂为最早，而唐山建党以前，邓培同志是最早的党员。”（唐山革命史档案）
在这以后不久，我们看到原唐山铁路工厂工人、曾随邓培学徒、后来成为邓培大女婿的袁兰祥提供的回忆材料说：邓培是在赴苏参加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期间入党的，“参加了第三国际东方局中国支部。”袁兰祥与邓培关系密切，他记忆力过人，这个情况会不会是邓培生前告诉他的呢？他的回忆材料值得重视，但找不到佐证材料。
1961年4月，笔者带着这个问题和唐山机车车辆工厂的石忠又一次到湖北大学访问了罗章龙。罗章龙仍然认为邓培是1922年参加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回国后入党的。他说：“1921年冬天，我们叫邓培同志当东方民族大会代表时，就打算吸收他入党了。以后我不断地将他的工作情况汇报给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春邓培从苏联回国后不久，就入了党。因为当时我和他联系较多，他在东方民族大会上表现很好，唐山要建党，我就向李大钊谈了他的情况，决定吸收他。首先我们把他请到北京，征求了他的意见。你们说他在苏联入党，我不知道。可能当时张国焘和他谈过入党问题，但党籍问题是在回国后才解决的。他刚回国时，我还没有得到‘同志’印象。当时第三国际有东方局，但东方局都是苏联人，没听说有中国支部。”（唐山革命史档案）
20世纪60年代初年，我们编写的《八十春秋》（唐山机车车辆工厂厂史）和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冀东革命史》，关于邓培的入党时间，就是根据罗章龙的说法写的。
但是，后来罗章龙改变了这种说法。“文化大革命”过后，罗章龙接受各处同志访问，他自己也写了不少回忆录，都说邓培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比如：1980年2月，他在《亢斋回忆录》中说：“北京共产主义组织开始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和李梅羹等，随后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加入，但旋又退出了。后来加入的有邓培、缪伯英、邓康、高尚德和史文彬等。”（《回忆李大钊》第38页）1982年5月，笔者写信给罗章龙，提到他近年的回忆材料与1960年11月和1961年4月的说法有异，询问邓培究竟是不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6月1日，他复信说：“邓培是第二批加入中共北方小组的成员。”
1982年9月，笔者又到北京访问了罗章龙。他承认“关于唐山的情况，和许多人谈过，可能有不一致的地方。”关于邓培的入党时间，他表示应该以现在发表的回忆录为依据。
1983年5月，笔者和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王树信、张亚兴再次访问了罗章龙，他仍然认为邓培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是中共“一大”召开以前的党员。5月30日，他进一步认定邓培是1921年春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
但是，罗章龙的上述说法没有其它材料可为印证。原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两处涉及邓培的入党时间问题。第4篇谈到邓培参加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的情况时说：“铁路工人代表以邓培为首，他是唐山老资格的广东籍机器工人，后来加入中共为党员。”（第一册第184页）“后来加入中共为党员”，指什么时间，不够明确。在第2篇第5章中，谈到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情况时，张国焘写道：“唐山铁路工人中有邓培、梁鹏万两人参加北京小组，是较早的工人党员。”（第一册第124页）但在第2篇第2章《北京小组的形成》中，他列举了1920年11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5个成员中的11个人名单，没有邓培。如果联系1921年7月张国焘在中共“一大”会议上所作的《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载《“一大”前后》（三）第1—9页）内容来考察，邓培不可能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国焘在报告的开头就说：“同志们，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在10个月以前才有的。此外，加入这个年轻的组织的，只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多半缺乏革命经验。”这就是说在中共“一大”以前，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都是知识分子而没有工人。应该说1921年7月留下的张国焘的这份报告，较之1971年他写的内容含混的回忆录，更值得我们重视。
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包惠僧，1978年8月回忆说：“当时在‘一大’会议上曾报了一下各地的名单。我记得一共是30人左右。”他列举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名单只有7人，没有邓培。（见《“一大”前后》第374—375页）
1960年，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曾经访问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个成员朱务善。他说：“我认识邓培大概是1921年底，当时邓培同志已是党员。谁介绍入党的不知道。”（唐山革命史档案）也没有肯定邓培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60年代初，原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刘仁静，以及吴雨铭等人的提供材料，对邓培是不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问题都说不清楚。（唐山革命史档案）
因此，关于邓培在中共“一大”前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说法是不能确立的。罗章龙本人经过进一步思考和回忆，后来也放弃了这种说法。
1984年9月，罗章龙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他撰写的《椿园载记》一书中说：“1921年，经我提出，最后经过北京区委的讨论研究，决定发展邓培为中共党员”。（第190页）北京区委是中共“一大”以后成立的，也就是说，邓培的入党时间是在中共“一大”以后。
1986年11月10日，罗章龙给中共唐山市委党史办公室写了一封信，对这一点说得更为明确。该信全文如下：
“中共唐山市委党史办公室：
来函所询关于邓培同志入党的确切时间，由于年代久远，我已不能详忆，大致可作如下回答：
一、邓培入党是在1921年，是最早的一批工人党员，大约与史文彬同期。
二、如更详细些，大致在党成立后（7月）和年底他去参加远东民族大会之前。
三、他入党是由团转党还是直接入党，或在次年转正等，已不能准确回忆了。
以上各节，仅供参考。
此致
敬礼！
罗章龙
1986年11月10日”
罗章龙关于邓培入党时间的说法不够准确，又几次有变化，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困难。但是，罗章龙是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派到唐山和邓培联系的人，又是邓培的入党介绍人，1921年—1926年间，他长期与邓培在一起从事铁路工人运动，因此关于他的回忆材料不能不加以重视。笔者认为，在没有其它文献资料提供证明以前，关于邓培的入党时间只能以罗章龙最后确认的时间为依据了。
罗章龙说：邓培大致在党成立后（7月）和年底他去参加远东民族大会之前入党的。已知邓培于1921年10月下旬离国去苏俄参加远东民族大会的，而1921年9月，邓培列席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扩大会议时，还不是党员。（1982年6月1日罗章龙致王士立的信；1982年9月26日王士立访问罗章龙记录）因此，邓培的入党时间大致是1921年9、10月间，即1921年秋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的。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本文不厌其烦地引用一些材料，目的在于说明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经过，以供有关同志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六）关于邓培参加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时间问题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九卷《邓培》的文中说：1920年3月，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派罗章龙到唐山开展工人运动，把邓培作为研究会在唐山地区的联系人。“不久，邓培被吸收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不久”是指何时，没有说清。但从下文叙述来看，时间是比较早的。作者在下文接着叙述了1920年5月1日邓培组织唐山工人纪念“五一”的情况；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派人赴唐山与邓培联系的情况；1921年5月邓培组织唐山工人第二次纪念“五一”情况；1921年春邓培领导建立唐山第一个工会组织的情况；1921年7月邓培加入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写到这里，这一节就完了。从这样的叙述来看，文章作者大约认为邓培参加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时间是1920年，或者至晚是1921年7月以前的事。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
据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罗章龙回忆说：研究会于1920年3月成立，只有19人，皆北大学生，这时组织并不公开。至1921年11月7日才在《北大日刊》上登出启事，公开招收会员。罗章龙说：公开后“第一次开会时，我们的会员只有四五十人，后又大量征求会员，北京国立8校和北京以外的，也可以通信加入，还征求了工厂方面的同志参加。我记得第一次统计时，有会员118人，那时我们还注意在工人中发展会员，其中工人就有23人，即：李宝成（津浦路工人）；梁鹏万（京奉路工人）；邓培（京奉路工人）；……”（见《回忆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文）这里说得很明确，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征求工人入会是1921年11月研究会公开以后的事。邓培从1921年10月下旬即赴苏俄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至1922年3月才回到唐山，因此邓培参加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只能是1922年3月以后的事。
（七）关于邓培领导建立唐山第一个产业工会的时间问题
唐山第一个产业工会是邓培领导建立的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会。它是何时成立的呢？《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九卷《邓培》的文中说：“邓培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指导和帮助下，对唐山制造厂原有的‘职工同人会’加以整顿，于1921年春，建立起唐山第一个工会组织——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会。”这种说法是引自《八十春秋》。
但是这个时间并不准确。六十年代初我在编写《八十春秋》时，见到张国焘写的《“二七”前后工会运动略史》一文中说：“五四运动的时候，京奉铁路唐山南厂（即唐山制造厂——引者）工人即开始组织职工同人会，……做种种爱国运动。后来爱国运动渐渐消沉下去，职工同人会的色彩也渐渐改变，直到民国十年，遂变为纯粹的工会组织了。”（见《新青年》1925年第2期）民国十年，即1921年。故而《八十春秋》采用了“1921年春”这个时间，这实在是不得已的说法。
经过近年来的考证，我认为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会是1920年12月底成立的。不久以前，我们从中央档案馆发现原唐山制造厂工会委员、共产党员王麟书1925年在莫斯科学习时写的《个人情况报告》中说：“1920年（在）京奉铁路职工会被选担任秘书职务”。这个时间应该是可信的。这就是说京奉铁路职工会（即指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会）在1920年间就成立了。究竟是哪一个月呢？王麟书的《个人情况报告》没有说清楚。
现在我们分析一下：
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1920年4月派罗章龙到唐山与邓培建立了联系。据罗章龙说：开始见到邓培，谈的是组织爱国运动的问题，以后谈到了十月革命，大约半年以后，才谈到组织工人的问题。（见1961年4月《访问罗章龙记录》）这就是说，唐山制造厂组织工会是1920年10月以后的事。
据当时的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谌小岑1975年回忆说：1920年11月，他曾来到唐山见到邓培，当谈到应该如何组织煤矿工人的时候，邓培说：煤矿工人成份复杂，唐山的工人运动应该首先成立铁路机车厂工会，第二步再组织启新水泥厂工会，然后才能进行组织煤矿工人的工作。（见《我在工人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一文）可知1920年11月，唐山制造厂工会尚未成立。
谌小岑后来又回忆说：1920年12月底，他曾陪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国焘到唐山，和邓培等人讨论唐山工人运动和组织唐山制造厂工会问题。（见《李大钊先生与觉悟社》一文）唐山制造厂工会即成立于张国焘此次来唐以后，因此王麟书的《个人情况报告》才有1920年担任职工会秘书的内容。
1920年12月底建立的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会，是中国北方建立的第一个产业工会，比1921年5月建立的长辛店铁路工会要早一些。
（八）关于中共唐山地方组织创建的时间
中共唐山地方组织，究竟是何时创建的？由于史料不足，这个问题和与此密切相关的唐山第一个共产党员邓培的入党时间，都是唐山地方党史研究中的难题。
1958年，唐山机车车辆工厂党委宣传部和南开大学历史系1956年级学生合作，编写唐山机车车辆工厂史《八十春秋》（主编王士立，现存河北人民出版社1963年清样稿），记述了唐山早期建党的历史，该厂（即原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邓培于1922年春入党，唐山最早建立的党组织是1922年夏建立的唐山地方委员会。当时有几种革命史内刊稿，也是这样记述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说法有了变化。据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等三部门组织编写的《中国共产党河北省组织史资料》（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所记：邓培于1921年春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4月建立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亦称地方支部），受北京地方支部领导。
90年代以后，又有新的说法。中共唐山市委组织部等三部门组织编写的《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唐山市组织史资料》（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出版）记述：“唐山早期中共地方组织”是“天津共产党组织唐山站分部”，建立的时间是1920年底至1921年4月以前。“关于唐山站分部负责人和该分部沿革情况不详”。文中指出“邓培是唐山最早的共产党员”，入党时间存疑。以后于1922年春夏间建立了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地方支部），隶属北京支部。
1993年6月，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冀东革命史》，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该书写道：“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帮助下，唐山在1921年5月以前，就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中共天津组织唐山站分部。”接着在下文又写道：1922年4月间，“在唐山制造厂建立党的委员会，邓培任书记。这是唐山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组织。”
1998年11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唐山革命简明读本》（主编周志远、王昆津），在叙述唐山建党历史时写道：“早在1921年5月前，北京及天津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太雷，就在唐山建立了隶属于天津共产主义组织的唐山站分部”。在以后的文中又写道：1922年4月间，邓培“在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建立了党的委员会，邓培任书记。这是唐山最早的中共地方委员会。”该书也认为邓培是唐山第一名共产党员，入党时间是1921年10月下旬，赴苏俄参加远东民族大会之前，“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已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根据以上几种党史、革命史所记，关于中共唐山地方组织创建的时间大体有两种说法，一为1921年4月以前建立的天津党组织唐山站分部；一为1922年4月建立的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隶属于中共北京区委。邓培是唐山第一名共产党员，这是公认的。1922年4月建立的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邓培是负责人，这也是公认的。但是邓培的入党时间说法不一。
关于1922年4月建立了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这一点，是原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许多老党员回忆材料提供的，后经长期领导唐山工人运动的罗章龙认定，这一点可以确认。所以本书采取了这一说法。
关于1921年4月以前建立的天津党组织唐山站分部，这一点是根据张太雷的一份报告所言，是否能够确认呢？
《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5期最早发表了张太雷1921年6月10日《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后来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他的报告共分9个部分，其中第八部分谈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文中说：“截止今年5月1日止，中国共产党已经有7个省级地方党组织”，即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广州、香港、南京。
关于天津党组织，张太雷的报告中写道：“天津组织及其唐山站分部，该分部的成员是津浦铁路上这个最大车站的各铁路修配厂的工人。党特别重视唐山地区，因为它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1）京奉铁路各修配厂共有2500名工人；（2）启新水泥厂有200名工人；（3）开滦煤矿公司的矿山有1400名工人。我党在这个地区正竭力通过开办工人学校、工人俱乐部以及建立工会的发起小组的办法来巩固自己。我们在这里除了共产主义组织外，还有两个小组，一个是五金工人小组，另一个是铁路工人小组，在它们周围团结了一批有关的工会。”
张太雷的报告确是一份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新材料，应该受到重视。但是他的报告也留下了一些疑问。天津党组织究竟成立于何时、成立经过、组织成员，这些问题虽经天津的党史工作者研究多年，但仍然不清楚。同样，唐山站分部究竟成立于何时、成立经过、组织成员，也不清楚。
历史研究往往就是这样复杂，也许本来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由于缺乏文字记载，使人们知之甚微，无法呈现其本来面目；或者因为是孤証，使人不得不对其有所保留。比如南京市和江苏省的党史部门同志，由于在当地找不到可以印证张太雷的报告中所说关于南京党组织情况，而没有按照他的报告改写南京的党史。张太雷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存在7个省级地方组织的说法，与公认的上海、北京、济南、武汉、广州、长沙6个共产主义小组的说法不同，1991年8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权威党史著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也没有认同张太雷的说法。
张太雷是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在他1921年1月赴苏俄担任第三国际远东局中国科科长职务以前的一段时间，在天津从事革命活动，他对天津共产主义组织情况应该是清楚的。因此不能否定“天津党组织唐山站分部”曾经存在过，但是由于对其成立的具体时间、成立经过、组织成员及以后的变化都不清楚，也没有材料可以印证。关于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历史研究只能靠史料说话，只好留待来日再作定论。我们期望能够发现新的材料进一步印证张太雷的说法。
根据天津的同志研究，张太雷所说的天津党组织存在的时间不长。1921年1月以后，张太雷离开天津，到苏俄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科长职务，其他成员先后赴法国勤工俭学或转到外地工作，使天津党组织的活动出现了停顿，天津党组织没能像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那样存在下来。其后唐山站分部的组织情况也不清楚。
从1920年4月至1921年上半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唐山的革命活动卓有成效地进行着。1921年7月6日，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派到唐山工作的李树彝的直接领导下，建立了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有据可查的。邓培是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人之一，他并于1921年秋赴苏俄参加远东民族大会前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转为党员。曾长期领导唐山工人运动的原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罗章龙关于邓培入党时间曾提供了几种说法，后于1986年11月10日致函中共唐山市委党史办公室，最后确认为上述时间。在没有其它文献资料提供证明之前，只能以罗章龙最后确认的时间为依据了。
1922年1月，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梁鹏万在莫斯科出席远东民族大会期间，经张国焘同意转为中共党员。1922年3月，邓培自苏俄归国以后，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李树彝、阮章和许作斌也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转为党员。4月间又发展交通部唐山大学学生田玉珍入党。1922年4月7日，梁鹏万因参加远东民族大会超过原来向厂方请准的“回广东探亲”假，被厂方开除，前往上海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唐山党员还有5人。4月间建立了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地方支部），邓培任书记，隶属于中共北京区委。以后，邓培在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和开滦矿务局继续发展党员，有王麟书、刘玉堂、李华添、李星昌、只奎元等。1922年8月，根据中共北京区委指示，在唐山制造厂和开滦矿务局两个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推举委员3人，邓培任委员长。这些历史情况基本上是清楚的。
从1920年4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在唐山传播马克思主义，至1922年8月中共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这段时间是中共唐山地方组织的创建时期。1922年4月间，唐山第一个共产党员邓培，在中共北京区委领导下建立了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在当时是全国建立比较早的地方党组织。在今河北省区内，唐山是最早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地区。张家口（1922年6月建党）、石家庄（1924年4月建党）、保定（1924年5月建党）、邢台（1925年8月建党）、沧州（1927年2月建党）等地区都居其后，河北省的地方党史要从唐山建党写起，这是唐山地方党组织的光荣。
（九）1922年1月前后邓培究竟在哪里？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九卷《邓培》一文有的地方不够认真，以至出现了明显的自相矛盾的情况。比如一方面说：邓培作为唐山地区产业工人的代表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另一方面又说：“1921年11月，北京劳动组织书记部领导陇海路工人举行大罢工。邓培在唐山制造厂以‘职工同人会’的名义，发出了声援电，坚决支持陇海路工人的罢工斗争。”“1922年1月，香港海员工人举行大罢工。邓培又领导唐山制造厂的工人发出声援慰问电，并带领工人和学生上街宣传，募捐了几百元现款，以实际行动支援海员工人的罢工斗争。”
我们知道，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是1922年1月21日在莫斯科正式开会的。据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张国焘说：1921年10月中下旬起，我国各地代表陆续出发，11月初到达伊尔库茨克，1922年1月间赴莫斯科开会，2月2日大会闭幕。2月下旬以后，中国代表分批回国。（见《我的回忆》第一册）邓培是1921年10月下旬离开唐山前往苏俄赴会的，1922年3月才回到唐山。前后共半年时间不在唐山。1921年陇海路工人罢工，发生于11月20日，唐山制造厂职工同人会于11月25日致电声援（见《工人周刊》第20号），这时邓培根本不在唐山，致电之事怎能说成是邓培办的呢？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时，邓培正在莫斯科开会，他又怎么能带领唐山工人、学生上街宣传和募捐呢？
（十）邓培是否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第一册中曾写道：1922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推举黄焕廷、林伟民、谭平山、邓培、谢伯英等五人为主席团。”（第224页）《伟大的开端》书中也说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有京奉铁路工会代表邓培。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邓培没有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请看以下史实：
第一、1921年下半年，共产国际决定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北京区委、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和李大钊同志指派邓培作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代表参加了中国代表团；同时指派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的另一名工人梁鹏万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出席大会。1921年10月下旬，他们以回广东探亲为名，向厂方请了3个月假，一起秘密前往苏俄。1922年1月21日，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2月2日闭幕。3月间，邓培和梁鹏万才回到唐山。由于超假，梁鹏万被厂方开除了。而邓培因为是手艺高超的旋床工匠，没有被开除。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培怎么可能在1922年4月间又离开工厂前往广州，参加5月1日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呢？
第二、我们从中央档案馆查到1922年4月21日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邓培和阮章致上海青年团总部代理中央机关方国昌（即施存统）的一封信，报告了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将派出代表赴广州出席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信中说：“唐山代表是树彝先生。他去的时候，不足旅费完全由我们向债主借来，一切困难是不用说了，只希望你们能允再寄10元以上的款子为好，因为我们是借了20元的。”此信可以证明，1922年4月21日时，邓培尚在唐山为李树彝赴粤筹款，没有提到他要去广州开会之事。
第三、据1922年5月24日上海《新申报》载《全国劳动大会之所闻》明示：“唐山京奉路机务处同人联合会代表李树彝”。可进一步证明代表唐山铁路工会参加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不是邓培。联系上文，邓培、阮章在信中所陈述的经济困难情况，可以推论李树彝既代表唐山铁路工会出席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同时又代表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了1922年5月5日在广州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十一）关于邓培领导的1922年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罢工和开滦煤矿罢工的时间和人数
邓中夏同志所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说：1922年“9月4日京奉铁路山海关机器厂工人的罢工，……计罢工8日”。“与山海关约定同时并举的有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因准备不及，延于11月罢工，火车并未停，参加者2000余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8—29页）这里所说的京奉铁路山海关机器厂应是山海关铁工厂。“9月4日”罢工，系“10月4日”之误。（见天津《益世报》`1922年10月7日）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的时间是10月13日—20日，不是11月，参加人数是3000人。（见北京《晨报》1922年10月17日、10月23日）。
邓中夏同志所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又说：开滦煤矿于“10月23日首由唐山、赵各庄、林西、唐家庄四处同时罢工，26日马家沟亦罢工。”（第81页）但据开滦煤矿资料记载，10月23日与唐山、赵各庄、林西、唐家庄四矿同时罢工的还有开滦矿务局秦皇岛经理处码头工人。马家沟矿工人由于受到矿方便衣警察的严密监视，未能同时行动，延至11月1日才参加同盟罢工。
胡华同志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中说：“10月23日，爆发了著名的开滦煤矿3700多工人的大罢工。……罢工的人数后来增加到两万多人（包括开滦五矿工人、秦皇岛码头工人、唐山铁路工厂工人、京奉铁路工人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9月版第85页）上述说法不够准确。据开滦煤矿、唐山机车车辆工厂、启新水泥厂的历史资料记载：10月23日，开滦矿务局所属唐山、赵各庄、林西、唐家庄四矿和秦皇岛经理处码头工人同盟罢工，人数远远超过3700人。11月1日，马家沟矿加入同盟罢工后，五矿一处罢工工人人数达到3万多人。10月28日，启新洋灰公司工人为支援开滦工人举行同情罢工，参加者8000人。至于唐山铁路工厂工人是在10月13日—20日罢工的，10月23日以后并没有举行罢工。
（十二）邓培是不是出席中共“四大”的代表？
20世纪60年代见到唐山的早期党员袁兰祥的回忆材料说：邓培曾于1925年1月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80年代访问罗章龙他对此未表示异议。以后许多文史沿用此说。上世纪90年代我撰写的《邓培烈士传》也采取这种说法。直到2003年11月才弄清楚邓培并没有出席过中共“四大”，出席中共“四大”的唐山党员代表是阮章。
2003年初，经党中央批准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决定筹建中共“四大”陈列室。中共“四大”是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召开的，出席代表20人。有19名代表能够确认，另一名代表是不是邓培存疑。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同志发现中共“四大”代表之一，原天津地委书记李逸（又名李秋生）出版的回忆录：《中共四大回忆锁忆》中提及“唐山代表阮济出席了中共四大”。他说：大概在1925年新年刚过不久，即和唐山地方党组织代表阮济（广东人，唐山京奉铁路工厂工人）结伴搭乘太古公司一艘客轮，由天津前往上海。他和代表李维汉、尹宽、阮济共4人同住在会所。
上海虹口区党史办同志多次打电话到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要求协查，但没有查到阮济，只查到阮章。阮章（1902-1926），原籍广东。1920年在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当练习生，后任助理员。1921年7月加入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4月转为中共党员；后任中共唐山地委委员。1924年后曾任过中共唐山地委代理书记。是中共唐山地方组织早期领导人邓培的亲密助手。阮章是唐山早期党员，祖籍和工作单位与李逸回忆录中所说的唐山代表阮济都相同，阮章与阮济可能是同一个人，但没有资料证明。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上海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李惠芬和虹口区有线电视台长汪国梁于2003年11月4日专程到唐山作进一步考证。我与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张俊岭副主任等同志一起参加了讨论。在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1991年编纂的《唐山革命史资料汇编》（第七辑）中发现了唐山早期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干部梁鹏云于1962年6月30日的回忆材料明确提到：“1925年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阮章代表唐山党组织出席了大会。”（见该书第72页，1991年12月编印）。出席中共“四大”的唐山代表只有一人，因此可以认定阮章与阮济是同一个人。阮济可能是阮章的化名。从而解决了这个长期有争议的悬案。2005年在上海建成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陈列馆”，阮章已列入中共“四大”20名代表名单。邓培虽然没有出席中共“四大”，依然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有1925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通告第一号为证。
（十三）关于邓培是否担任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职务？
唐山的学者在1961年见到曾任全国铁总委员长的袁兰祥在1960年致广州市民政局革命烈士传略编写组的信，他说：“1925年5月，邓培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我看过铅印文件，说邓培是全总副委员长。”如前所述，袁兰祥原是唐山铁路工厂工人，曾随邓培学徒，后来成为邓培的大女婿，与邓培的关系密切，了解邓培的许多革命经历。他的记忆力过人。因此他的话曾引起我们注意。但是一直找不到其他佐证，我们没有轻易认定。
邓中夏于1930年著有《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解放后重新出版。该书说：1925年全国二次“劳大”选举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25人，邓培是其中之一。执行委员会推举林伟民为正委员长，刘少奇、刘文松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森为组织部长，孙云鹏为经济部长（人民出版社1953年11月北京第2版第170页）。1957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历次劳动大会文献》出版，该书也说：1925年选出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是林伟民，副执行委员长是刘少奇、刘文松，邓中夏是秘书长。邓培是25个执行委员之一（见该书第31页）。关于副委员长人选可能是受了邓中夏所记的影响。有了这两本文献作依据，我们便否定了袁兰祥的说法，以后许多年都认为邓培只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执行委员。
20世纪80年代以后，见到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工会工作手册》，其中提到1925年时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副委员长有刘少奇、邓培、刘文松（见该手册第120页、第956页）。因此关于邓培的任职问题再次引起我们的注意。
1995年四五月间，有两位工运史的专家先后给笔者来信，一位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唐玉良研究员，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明逵研究员。他们都指出：关于1925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人选，过去有讹传。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误将刘文松记为副委员长，而漏记了另外两名副委员长：邓培和郑泽生。其依据是：《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18日第六版一则报道：《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后之进行》，其中说：“……于五月七日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互选林伟民君为正执行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泽生三君，为副执行委员长。”又说：戴卓民任全总秘书部主任，邓中夏任宣传部长。这是事隔仅11天当地最权威的报纸报道，应该是可信的。而邓中夏的书是事隔5年之后在莫斯科根据回忆和不完全的资料写成的，难免有错误。比如据有关专家研究，他对二次“劳大”选出的全国总工会25名执行委员只写出17个姓名，其中7人是错的；另列了4个人的姓，其中3个是错的。在这类具体史实方面，邓中夏的书显然不如当时当地的新闻报道可靠。《广州民国日报》所载，是1960年袁兰祥的说法有力的佐证。我们可以认为1925年邓培担任了全国总工会的副委员长。
（十四）邓培究竟是何时领导广州铁路工人支持平定杨、刘叛乱的？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九卷《邓培》的文中说：邓培于1925年5月1日在广州参加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后，留在广州检查了粤汉、广九、广三等铁路工会的工作。“‘五卅’惨案发生后，邓培从广州返回唐山，领导各界民众两万余人在车站广场集会，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紧接着，又组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并举行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正义斗争。”“6月，邓培再赴广州开展铁路工人运动。这时驻粤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搞军事叛乱，……邓培和广州工代会顾问杨殷、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刘尔崧等人，领导粤汉、广九、广三、潮汕、宁阳（江门至台山）等铁路工人进行反抗杨、刘叛乱的斗争。”这些史实在时间上完全搞颠倒了。
杨、刘叛乱发生于1925年4月。5月，叛军威逼广州。6月，广州危急。广东革命政府撤回了东征的黄埔军校学生军平叛，6月12日叛乱被平定。（见陈志凌：《新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史稿》）唐山的“五卅”反帝运动是6月中旬形成高潮的。6月7日，唐山各界民众两万余人在车站广场集会，声讨帝国主义罪行。6月15日，全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举行第二次群众大会，并举行游行示威。（见唐山革命史资料）按照该文作者的说法，邓培是在唐山领导了这些斗争之后，又赴广州领导铁路工人进行反对杨、刘叛乱的斗争的，可是这时杨、刘叛乱早已被回师的东征军平定了。因此那样的叙述是不可信的。事实是邓培在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以后，在广州检查了粤汉等铁路工会工作，正赶上杨、刘叛军威逼广州，他即留在广州，领导铁路工人支持平定杨、刘叛乱的斗争。待叛乱将平定时，由于唐山反帝斗争的需要，邓培于6月中旬迅速赶回唐山，领导了唐山后一段的五卅运动。
（十五）关于邓培牺牲的时间
邓培于1927年4月15日在广州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不久就被杀害了。但牺牲的具体日期一直不详。询问邓培烈士的亲属，他们也不清楚。广州铁路工人曾伟赞曾回忆说，是被捕后两天（4月17日）被杀害的，并不准确。1927年9月3日出版的《醒狮周报》第146—147期，发表了朱忱薪的文章：《中国共产党运动之始末》（续），写道：
“广东为共产党之大本营，其牺牲最重，政府当局于4月15日下令搜捕共产党，即由军警机关捕获二千余人，22日之夜，将重要分子秘密执行枪决，外间已晓之姓名如下：
一、刘尔崧，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工人部长，广州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二、李森，中华全国总工会驻粤办事处主任。
三、肖楚女，黄埔政治军事学校体育主任。
四、何耀全，省港罢工委员会执行委员。
五、毕磊，广东中山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
六、沈春雨，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秘书长。
七、刘剑雄，缉私卫商处巡辑队主任。
八、邓培，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驻粤办事处主任。
九、容保辉，广州公安局政治指导员。
十、李浚，黄埔入伍生政治宣传员。
十一、陈辅国，同右（即同上，原文为竖排，故曰“同右”——引者）。
十二、熊锐，同右。
十三、邓子超，黄埔入伍生第三营营长。
十四、雷鸣甲
十五、胡超”（该刊第19页）
据此可知，邓培是1927年4月22日在广州遇难的。从而解决了一个多年的悬案。这是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九卷《邓培》作者的研究贡献。
（1994年初稿，2013年修订补充）
三、邓培生平资料选录
（一）邓玉安回忆邓培家庭情况
邓培是我的堂兄。他出生在三水县塱东乡石湖洲邓关村。他年幼时，父亲邓文高给他取名邓配安，后来又有人叫他邓配。在唐山活动时改名邓培。在广州活动期间曾用名邓少山。
据父亲生前对我讲，邓培祖父有四兄弟一个妹：祖父邓善书、祖母陈氏；二叔公邓怀书、三叔公邓赞书；四叔公邓进书、四叔祖母陆氏（南边陆坑人，即我祖父、祖母）；姑婆邓定，嫁给隔塱姓钱的男子。
邓培祖父邓善书生有三子一女：长子生下不足岁便夭折，没起名；次子邓文高（即邓培父亲）；三子邓文坚；女邓俭，嫁给高丰村姓何的男子。
在我未出世前，因贫困所迫，邓培祖父邓善书和我祖父邓进书远涉重洋，到美国旧金山谋生，听说在那里一家果园种果树。二叔公邓怀书在广州以打铜煲铜盆为职业。三叔公邓赞书在广州濠畔街做花梨（即酸枝台椅铺的木雕工）。邓文高在家读完私塾后，由邓赞书带去广州濠畔街做花梨。邓文高在广州打工期间，回乡与宝月墟黄局村（现属南边街道办事处）女子黄带结婚，婚后生下邓培一子。
有一年，邓善书从旧金山回乡准备带邓文高、邓文坚两个儿子去旧金山。由于邓文高已结婚，故只带与李沙女子曾添订下婚约的文坚同往旧金山。有一年，美国旧金山特别寒冷，连降暴雪，把果树全部冻死。邓善书、邓进书两兄弟走投无路，迫不得已返回故里。邓文坚不知什么原因留在旧金山，与当地人结了婚，生得两个孩子，大子叫邓志成，小子叫邓志生。由于邓文坚离家已近10年，家里人就用公鸡、谷种将其未婚妻曾添接过门。
邓培的二叔公邓怀书，生得二子，名叫邓文金（化名金仔）。邓文金在广州娶了妻子，生子名叫邓柏安。邓文金的妻子嫌他平日好吃懒做，在柏安七八岁那年，离婚远走。我仍在读书时，邓柏安到新加坡锡矿开抽水机。抗战前夕，他被抽水机断了的皮带打死。邓文金自妻子出走后，到处偷抢人家的东西，结果被人打死。邓培的三叔公邓赞书无子女。邓培的四叔公邓进书（即我祖父），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邓文升，19岁左右在西南读大馆（大一些的书馆）时病逝；小儿子邓文生，生得二子四女，大子邓玉安（即我），乳名邓达；二子邓近安。
在邓善书、邓进书未去旧金山前，邓善书几兄弟在本村余庆里仅有祖屋一间，只一房一厨房（抗战时被日寇烧掉，现夷为平地），全家生活极苦。他们去旧金山后，辛勤劳动，积攒一笔款寄回家，建了一座大屋和买了十亩、八亩沙田。邓培母亲黄带，其丈夫邓文高在外打工，收入甚微，极难从经济上支持家庭，她携带儿子邓培，依仗四五亩沙田和一间瓦房艰难度日。黄带的几亩沙田的犁耙活，全靠我父亲邓文生帮助。
邓培两岁时，他父亲邓文高染上重病，从广州回家乡邓关村医治，不久病逝，埋葬在距村一公里外的草头坩布。从此，邓培一家生活更加艰难。黄带艰辛地抚育邓培成长，靠双手劳动收入，在他七八岁那年，勉强送他上设在本村祠堂的私塾。这间私塾，每年每个学生要交付2斗米、4-5两白银作为学费。邓培品性纯洁，文静，不大爱说话，学习非常用功。为了避开吵闹，他时常躲在安静的地方看书。由于他自幼聪明过人，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深得亲友称赞。放学后，邓培主动回家做饭，料理家务。
有一年，读完4年私塾已经十多岁的邓培，因家境贫困，无法供学，由外公（或大舅父）带他上北方铁路当学徒工。他上北方铁路工作四五年后，回家乡与西村姓陈的（梦怡）女子结婚。以后几年，他先后两次回乡探望妻子和母亲。邓培在爱人生下长女邓国珍、长子邓国强之后，把母亲黄带、爱人及子女全部迁上北方，同时把同村兄弟邓明、邓伯祥、邓明基等也带上北方做工。
邓培爱人陈梦怡在北方生下次女邓国英、三女邓国芬、次子邓国兴、四女邓国华后返回广州居住。邓培的六个子女，按辈数排列为“祥”字辈。由于子女出生在外，他们不知家庭辈数，所以全部改为“国”字排。1930年前，陈梦怡久患重病，骨瘦如柴，不幸病逝广州。
解放初期，邓培的母亲黄带在邓关村病逝。
（1983年8月6日，王士立、谷宝勤、植汉坤、张耀洪访问邓玉安、邓本忠记录。）
（二）邓国强回忆邓培出生时间
我父亲邓培，是广东三水人。老家住的地方地势低，是锅底，年年发水，人民受穷。我父亲小时生活很苦。他是独子，是祖母带大的。
我父亲生于1883年4月8日，农历是三月初二。我有一个本子，上有《三代生辰记载》，记下了我家三代十口人的生辰。这是我姐姐在抗战前，根据我祖母黄带说的时间记下来的。原本在我大姐处，后来我又抄了一份。《三代生辰记载》的内容，你们可以抄下：
“祖父邓文高，生于元前55年，
祖叔文茂（文坚），
祖母黄带，生于元前49年10月6日（农历8月24日辰时），病逝于1949年8月9日。
父配（培），少山，钰云，生于元前29年（1882年）4月8日（三月初二辰时），牺牲于民国十六年4月15日。（访问者注：民国元年前29年，不是1882年，是1883年；1882年4月8日不是农历三月初二，1883年4月8日是农历三月初二。牺牲日期不是4月15日，是4月22日）
母陈梦怡，生于元前27年10月6日（农历8月28日子时），病逝于1928年（民国17年）12月16日12时（农历11月5日）广州市立医院。
大姐国珍，生于元前5年3月10日（农历正月26日巳时）。
二姐国英，生于元前2年10月25日（农历9月23日丑时）。
国强，生于元年（1911年）9月初一巳时（新历10月10日）。（访问者注：民国元年是1912年，1911年10月10日不是农历9月初一；1912年10月10日是农历9月初一）。
四妹国芬，生于1914年（民国三年）8月4日（农历6月13日11时）
六弟国兴（纪敏），生于1917年（民国六年）12月31日（农历11月29日申时）。（访问者注：年代有误，经查对1918年12月31日是农历11月29日）。
七妹国华，生于1921年（民国十年）6月28日，农历5月23日未时。”
我是排三，我母亲生的第五个孩子早年夭折。
我父亲邓培是1927年4月15日在广州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走的，开始不知关在哪里，有个亲戚在广州河南南石头监狱当职员，从他那里打听到，我父亲被关在南石头监狱。不久被杀害了。解放后我们曾去找他的遗骨，一直没找到。有人说尸体被扔到大海里了。
（1983年7月31日王士立访问邓国强记录）
（三）邓国英回忆邓培早年生活情况
父亲邓培从14岁起就当了童工，在天津德泰机器厂当学徒工。15岁考入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俗称南厂）当了技术工匠，后来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唐山的第一名共产党员和工人运动领袖。
我们的老家是广东省三水县塱东乡石湖洲邓关村。父亲邓培在1908年把我母亲从南方接到了北方，在唐山安了新家。我家搬来唐山后，就一直住在离南厂东面不远的印度房西头条胡同1号，这处房子是我父亲从一位上海籍的妇女那里租来的（每月租金2元）。上房有东西屋两间，中间一间是过道房，大门两边各有一间小厢房，院内还有两棵槐树，是一个独门独院。我们这个家，后来就成了父亲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场所。那时父亲与同志们时常在家里开会，大都是在工厂下班吃晚饭前后的时间里来人商量事情。有时父亲在家里开会，为了安全还让弟弟国强守在门口，或爬到院内槐树上观察外面的动静，为他们瞭望放哨。
父亲邓培是一个性情爽快而又乐观的人，他为人正直，见义勇为。他幼年因家里穷没能读几年书，进工厂后深感没文化之苦，所以坚持自修，最爱好看书学习。早年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在附近的一个英文补习班里学英文，这个英文补习班的地址，是在我们住的印度房东北边一处用石头垒起来的房子里，当时人们都管它叫“石头房”。父亲很聪明，学的英文既能说又能写。我记得有一位和我们同住在一条胡同的工人死了，父亲曾在一天的深夜里，用英文代他的家属写了一份申请书，向资方要求发给抚恤费。因为那时南厂、开滦都由洋人管，办事都得用英文。我父亲还时常唱英文歌，显得很活跃。由于他勤奋好学，很快在厂内成为一名技术高超的工人。
父亲邓培一心为革命，自从他从事革命活动后，白天上班做工，下班后就忙于工会和党的工作，很少有时间顾家务事。我们兄弟姐妹共7人，我是行二，于1910年生，最小的七妹国华于1921年冬生，当时7个孩子主要是靠母亲来抚养。就在我七妹刚刚出生，母亲还在有病的时候，父亲接受了党的派遣去莫斯科参加东方民族大会，便毅然离开家庭出国。过了几个月父亲回来后，为了照顾病重的母亲和婴儿七妹，只好请邻居的大妈，带着她自己的孩子到我们家里住，帮助我们料理家务。这时，我父亲又投入了更加繁忙的革命工作。他在从苏俄秘密回国的途中，沿途丢掉了一些苏俄朋友送给的纪念品，机警地躲避了车上军警的搜查，待他回到唐山家里时，只剩下一个柳条包，里边装着吃的、用的和旧衣服，还有苏俄同志送给的一个望远镜，这就是唯一的一件纪念品。这个望远镜后来保存在我弟弟国强那里，可惜在抗战时，他把东西转移到农村老家后，遭到一场火灾被烧毁了。
那时，父亲还特别注意对子女的教育和督促学习，家庭生活虽然很苦，但他省吃俭用，攒钱供姐弟们上学。我和大姐邓国珍是在1924年前后考入天津直录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在天津读书期间，我参加了团组织，经常在学校的更衣室内开团会，研究工作，开展活动。我父亲邓培为了革命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他在1925年秋被调到北京，专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的工作时，便欣然放弃了他在南厂每月可拿五六十元工资的职业，离开了唐山。去北京后又去广州从事革命工作。父亲离开唐山后，母亲正患膝盖骨关节炎，领着我弟妹4人在家里。那时，党组织每月只能给5元钱，所以家里生活也就越来越艰苦了。
我父亲邓培在唐山的故居，解放后1951年由唐山市总工会的负责人刘立国同志主持进行了重建，我们曾先后两次回唐山看望过父亲的故居。头一次是在1950年。第二次是在1956年，趁我弟弟邓国兴从兰州出差到北京的机会，我和妹妹邓国芬，同弟弟一块到唐山老家又看了看，我们3人还在经过修建的父亲故居大门口照了张相片。
（1983年王士立访问邓国英记录）
（四）罗章龙回忆邓培
唐山建党是从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又称唐山大厂，俗称南厂）开始的，我们在唐山工人中发展的第一名党员是南厂工人邓培。我是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早找邓培的，在五四运动以后，通过唐山交大学生和南口广东籍工人的介绍，我得知邓培是南厂广东籍工人的领袖，是个有名的人。在我们有了约定之后，我便于1920年4月的一天到唐山，在邓培家中同他见了面，记得当时在场的还有南厂工人阮章和梁鹏万。他们都是广东籍青年工人，对学生很友好，我们交谈了一些北京学生爱国活动的事情，彼此感到很投缘。从此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便与邓培取得了联系。以后，我常在星期六晚上到唐山去，又见了他好几次，他很喜欢同我谈工人运动的事情，我对他也逐渐有了了解。后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吸收邓培和梁鹏万入会为会员。
邓培是广东三水县人，祖父、父亲都是产业工人，他进过技术学校，能看图纸操作，还懂得英文，并能讲点英语。我们交谈有时他不会讲普通话，说广东话，我听不懂时，他就用英语来表达。邓培为人正派，思想开朗，手艺好，技术高，带有几个徒弟，在工人中间很有威信，是事实上的领袖。他曾对我讲过：唐山在民国元年，就有人来组织过工党，让他去参加，他没有参加（本书作者按：邓培于1912年4月曾发起组织唐山工党，见《大公报》1912年5月3日）。当时参加的人，不少都是技术工人，这些工人受过英国工党的影响，想在中国组织工党，加入的条件是技术工人。当时已有了个雏型的组织，但因中国没有建立工党的条件，人数又不多，还没有形成组织，就很快消失了。以后，陈冀龙在北京、天津组织社会党，公开活动，也派人到唐山组织社会党支部（当时宋教仁从日本回来，想在中国搞议会道路，陈翼龙原系日本留学生，可能是受了宋的影响，到唐山来组织社会党）。后来袁世凯下令封闭了北京社会党总部，并将陈翼龙下狱处死。自此以后唐山工人中再没有来组织政党活动。所以邓培说：“现在你们来组织马克思主义的工会，我是赞成的，但鉴于前两次的失败，你们要作充分的准备”。并表示他愿意参加此项工作。
1922年1月，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团团长是张国焘（中共代表），团员有国民党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工会代表等，北方区去的代表有高尚德、何孟雄等十几人，其中有两名工人，一是邓培，另一个是长辛店的王俊。邓培在会上表现很好，还在会议上讲了话，并且受到了列宁的接见。邓培通过参加莫斯科会议，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回来后工作更加积极了。那时，他经常在星期六的晚上去北京，就住在马神庙北大西斋。为了防止被人发觉暴露了自己的行动，每当他去北京联系工作时，都是找人替他做活，从来不向厂方请假。后来他的行动不太方便了，就派人和北京联系，在1922年唐山工人大罢工以前，唐山去北京联系的人是来往不断的。
邓培入党后，北京区委又先后吸收了南厂工人梁鹏万和阮章、王麟书等人入党，加上北京区委派去唐山工作的李树彝、彭礼和、吴先瑞等人，一共不到10个党员，组成了唐山地方委员会，邓培任书记。从此以后，唐山南厂就成为京奉铁路和唐山工人运动的中心，成为党所领导的北方工人运动最早的核心之一。到1922年10月大罢工以前，交大和开滦都有了党的组织，交大支部负责人是董宏猷、许元启，开滦唐山矿支部负责人是李星昌、只奎元。
1921年9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央扩大会议。这是陈独秀从广东回上海主持党中央工作后，第一次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发展工人运动。当时党中央负责人，仅有陈独秀、张特立及国际代表。各地出席这次扩大会议的有：北京方面为罗章龙、邓培，武汉为白昊，上海为李振瀛、袁达时，山东为王瑞俊，湖南为毛泽东，广东为冯菊坡等，合计有代表十多人。
第一次中央扩大会议开了5天，会上由国际代表作关于工人运动的报告，各地代表作当地工人生活与问题的报告，经过讨论，制定了一个工作计划。调整了北方书记部的组成人员，确定了北方书记部的工作范围。
当时（1921—1923年）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组成人员：
罗章龙（主任）、王瑞俊（副主任兼秘书）、邓培（唐山大厂党书记）、史文斌（京汉路长辛店工会主席）、孙云鹏（正太路工会主席）、唐鸿景（京奉路沈阳工会主席）、王荷波（津浦路工会主席）、只奎元（开滦矿工会主席）、张汉清（京绥路工会主席）、傅书棠（胶济路工会主席）、伦克忠（青岛四方纱厂工会主席）、王符圣（陇海路工会主席），等等。
当时，北方书记部的首要任务，为开展北京以东地区铁路、矿山工人联合大罢工。我遂于1922年10月1日前往唐山，以北京区委的名义，与北方书记部副主任兼京奉路特派员王尽美和唐山地委书记邓培组成了罢工的最高组织——党团（由我负主要责任），具体领导了京奉路与开滦五矿的罢工。
10月4日，先是京奉路山海关铁工厂工人举行了罢工，抗议封建把头、总管赵璧无理开除工人俱乐部成员佟惠庭和景树庭，1000多名工人排队卧轨，坚持斗争9天，于10月13日胜利复工。就在山海关铁工厂举行罢工之前，京奉路唐山制造厂在王尽美与邓培的领导下，早已开始酝酿如何响应和迎接全国铁路罢工高潮的到来。在此期间，北方书记部又派李梅羹、王仲一、吴先瑞、彭礼和、李树彝等人到唐山协助工作。等山海关工厂罢工胜利后，唐山大厂的罢工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程度。这时，邓培同志既是唐山大厂的工人领袖，担任着工会主席和厂党委负责人，同时又兼任中共唐山地委书记的职务，威信是很高的。当唐山大厂罢工准备就绪时，邓培同志代表全体职工，向工厂当局提出了关于改善工人经济条件的基本要求，厂方迟不答复。10月12日晚，在唐山扇面街5号召开了中共唐山地委会议，有北京区委及书记部主任和在唐山的人员参加。这次会议通过了罢工宣言，决定成立罢工事务所，选举邓培、王麟书25人组成了罢工委员会，决定唐山大厂举行罢工。
当10月13日山海关铁工厂罢工胜利结束时，唐山大厂3000名工人即正式宣布罢工。这次罢工，就组织准备来说，做了十分缜密的安排，所以罢工开始以后，厂内秩序井然。厂方的各种阴谋破坏活动，在工人罢工委员会的严密防范下，均未得逞。嗣后，厂方勾结反动当局，威胁工人复工，从天津警察署派去300名武装警察，从临榆等地又调动军队，以加强防卫为借口进行干预，企图实行镇压。但敌人的阴谋在罢工委员会的不断揭露下，全厂工人群众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在全国各地工人的大力声援中，被彻底粉碎。唐山大厂的罢工斗争坚持了8天，于10月20日以厂方答应复工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并宣告罢工胜利结束。
京奉路山海关、唐山两个工厂的罢工胜利，导致了更大规模的唐山开滦煤矿五矿矿工的同盟大罢工。在五矿罢工的前夜，我和邓培同去山海关与王尽美共同商量五矿罢工事宜。
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是当时国内一次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它揭开了北方工运大规模斗争的序幕。整个罢工斗争都是在北京区委、北方书记部和唐山地委的大力支持下，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首先在1922年10月16日，组织五矿工人选出8名代表，向开滦矿务局提出改善生活待遇的几点要求；接着便于19日在唐山华宾楼（旅馆）成立“五矿工人俱乐部”，即罢工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部成员有：文虎（即罗章龙）、王尽美、邓培、梁鹏万、阮章、彭礼和、吴先瑞、贾行青、王宝任等20余人；参加总指挥部的矿上工会负责人有：刘国才、常振庸、刘明达、邓扬、只奎元、白天柱、刘玉堂、罗占先、阎福堂、李显廷，还有唐山交大党支部的董宏猷、许元启等人参加。总指挥部成立以后，便具体组织林西、唐家庄、赵各庄、唐山等4个矿和秦皇岛开滦码头等处工人，于10月23日同时进行罢工，于11月1日又组织马家沟矿工人冲破重重封锁，也宣布罢工。五矿同盟罢工形成后，五矿工人俱乐部便发表了《开滦总同盟罢工宣言》，通告全国，历述矿工被外国资本家残酷剥削之苦，以唤起国内工人兄弟的同情和支持。宣言发表后，各地工会团体函电纷飞，均表大力声援，一时舆论界给予五矿罢工以很大同情，一致谴责英帝国主义对开滦工人的剥削和压迫。
唐山工人罢工的声势越来越大，反动军警在11月5日也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活动。在杨以德的指使下，他们搜查了五矿工人俱乐部，逮捕了北方书记部特派员彭礼和同志，并封闭了开滦五矿俱乐部和启新工会。在整个罢工期间，我们的牺牲是重大的，死了几个工友，负伤达100多人。因此，到11月15日，当开滦矿务局被迫公布同意“增加工资10%和罢工期间发给7天工资”等部分条件后，罢工委员会便决定各矿于16日开始复工。这次开滦五矿第一次同盟大罢工坚持了25天，虽然没有完全胜利，但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轰动了全国，震动了全世界，在世界工运史和中国工运史上，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唐山革命史档案：1983年5月王树信、张亚兴访问罗章龙记录）
（五）王彦文、李辅祥回忆邓培
1900年，邓培同志来到唐山南厂。他整天省吃俭用，从不浪费，省下一点钱就买书。邓培晚上回家后，就在小油灯下看书。时间不长，厂里工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有技术、有见识、头脑清楚的青年。谁家里有了事，总愿意去找他，请他出主意想办法。
那时候，工人们的生活真比黄连还要苦。大包工头骑在工人头上，一手遮天，看谁不随心就把谁赶出厂。工人们都提心吊胆，担心自己的命运。邓培时常对大家说：“大头子们天生就该骑在咱们脖子上拉屎吗？咱们做工的天生就该受苦吗？”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带来了马列主义。邓培的心亮了。邓培常说：“要和俄国工人一样，咱们大伙拧成一股劲跟他们干。”从这以后，邓培便成了大伙的知心朋友。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南厂工人听说帝国主义强盗们要瓜分中国，气愤极了。6月12日，唐山市各界人民在车站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南厂厂长孙洪哲不让工人参加。下午一开工，工人们再也忍不住心头的怒头，把工具扔下不干了。这时，南半厂由刘美智带领要冲出厂去，当走到厂门口查工处时，北半厂的工人也来了。邓培代表工人和厂长交涉。带领大家冲出厂门，奔去参加大会。大会之后，邓培领导南厂工人游行示威。
以后，每天早晨开工前，在邓培的机床周围总是围满了人，听邓培讲革命道理。这天，邓培说道：“帝国主义从咱中国抢去原料，做成东西，回来再大价卖给咱们，咱们能买他们的东西吗？”大家齐声说：“不买！”邓培说：“光咱们几个人不买还不行，咱们要让大伙都不买。”几个工友说：“咱们使啥法子让大伙都不买呢？”邓培说：“这不难，我们分10个人一队，由大家去宣传，另外还有交通大学的学生和我们一块去。我们这个队的名称就叫‘爱国十人团’。你们看这样干行吗？”邓培刚说完，工友们异口同声地说：“只要你在前头领，我们大伙一定跟你走！”
邓培通过同人联合会，在全厂组织起20多个爱国十人团。从这以后，大街小巷和附近的村庄，到处都有十人团和交大学生讲演、散发传单。日本商店门口贴满了红红绿绿的传单，日本洋货再也不吃香了。
1920年时，每到星期一早晨，工人和往常一样按时进厂上班。可是谁也没干活，大家都知道监工和把头们这时都还睡懒觉。邓培的车床前早已围满了人。他小声跟大家说：“别看咱们都是穷人，除了两手啥也没有，可咱们工人的两只手能造机器、能挖煤、能开火车，整个世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然而我们整天拚命干活，却得不到温饱，我们创造的财富都叫帝国主义、资本家，把头们剥夺了。现在俄国革命成功了，工人、农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工厂归工人管理。俄国革命为咱们指出道来了。”从此，每天早晨，邓培都跟工友们讲一阵，每逢星期一讲得更多。慢慢的大家就知道了，他总是星期日去北京，从北京带回革命的书报来，带回大家喜欢听的消息来。
1921年冬天，工人们长时间没看见邓培，心里闷得慌。大家天天盼着邓培回来。1922年春，邓培回来了。邓培跟大家讲了许多新鲜事，有俄国工人斗争的，有俄国工人生活的，邓培对大家说：“将来我们也能和俄国工人一样，自由自在地干活，下了班舒舒坦坦地休息，再也没人打骂我们。不过，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要向俄国工人学习，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晚上，邓培在家中向几个贴心的工友介绍这次出门的情形：“我从这里坐火车到东北，没有火车就步行，出了国境就是苏俄了，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俄国，一直到莫斯科。在那里开了大会，见到了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学到了很多东西。要想争人权、争自由，必须所有的工人都团结起来斗争……。”邓培还讲了苏俄共产党如何领导苏俄人民推翻沙皇，列宁如何关心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革命；以及中国也要建立共产党等等。大家很受鼓舞。
（唐山机车车辆工厂厂史档案：1959年王士立访问王彦文、李辅祥记录）
（六）邓伯长回忆邓培
到1922年4月，直奉大战又起，奉军每日总有兵车进关，我们每天看天津《大公报》，主要的是看战事。有一天我同王麟书在一块看报纸，报上说奉军开到了津浦马厂。这时邓培到南机器房来，他看见我们正看报，就站到我们一处也看起报来。他对王麟书说：“王师傅，中国连年打内战，何时才能太平呢？”王麟书说：“我看中国早晚非这样不可，……”邓培说：“你说的对，可是中国哪找像列宁那样的人来领导呢？”王麟书说：“你别那样看吧！孙中山不是把满清推倒了吗？中国的能人是很多的，早晚会出来的。”由这天起，邓培经常找王麟书谈话，由王麟书又介绍出崔保罗来。这时王麟书只知道厂内就是他们3个，有一个小组织。在邓培团结刘玉堂和李福庆时，也没有说还有别人。邓培费了半年工夫才组织了一个工会的人数，在9月邓培通知大家，在老车站庆合园楼上请客，大家才见了面。由这一天起才算公开。有了事开筹备会，王麟书的书记，崔保罗的分队，刘玉堂的外交，李福庆的宣传，邓培为会长，以后要求福利等。
（唐山机车车辆工厂厂史档案：1959年访问邓伯长记录）
（七）齐景林回忆邓培
我原是唐山南厂的工人。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入厂，在修车厂当小工，每天工资2角左右，生活很苦。那时，邓培在厂内爱替别人说公道话，我爱接近他，我们2人关系很好。我参加了1922年南厂罢工，1923年3月经邓培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做党的交通工作。1925年末被派去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7年回到唐山原三区（即东三矿）搞工运工作，同年调顺直省委工作。
邓培，广东人，原来在天津学徒，期满后到唐山南厂当工匠。他办事有主见，善于团结人，在群众中有威信。因此，他领导工人群众向资本家和军阀进行斗争的号召力很大。当时南厂管理机构分为办公大楼和办公小楼两个地方，大楼是“高级员司”办公地点，京奉路机务处就设在大楼上。当时机务处处长兼南厂厂长英国人詹姆森和副处长兼副厂长孙洪哲等人都在大楼内办公。厂内一般小职员都在小楼内办公。1922年前后正处在军阀混战和军阀统治时期，有一个时期工厂专给军阀吴佩孚制造和修理军车，铁路也以为军阀战争服务为主。所以南厂资本家勾结军阀统治者，克扣工人的工资，进行残酷的剥削，工人的生活极其痛苦。当时，小工每天工资是2角6分左右，学徒工每天工资2角2分，工匠的工资每天4角至6角左右，最高的工资是1元左右，邓培是1元2角。小职员的工资也很低，他们的月薪只开15元至18元，大多数还携家带口，生活也很困难。当时工人的工资少，而且工作时间还很长，一般都要工作10小时以上。因此，“提高工资，改善生活，改善劳动条件”，就成为南厂职工的普遍要求。这就是南厂工人运动和1922年大罢工的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时，南厂工人参加过斗争，开展了“抵制日货”的活动，受到新的教育和启发，改变了原来单纯要求改善生活、增加工资的想法，开始有了政治上的要求，如成立工会，不许厂方随便开除工人，反对军阀战争等。记得当时南厂工人参加“五四”游行到厂北门口集合时，副厂长孙洪哲见到工人们都停止工作，他就跑到厂门口问：“你们不上工，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工人们回答说：“我们为了反对卖国二十一条约，要去游行示威！”孙洪哲说：“那是国家的事你们管不着。”工人们不理他，他就威胁说：“你们不上工，就不给工资。”这时，邓培同志在大家面前对孙洪哲说：“我们要国家，可以不要工资。”有好多人异口同声地说：“对！对！我们要国家，可以不要工资！”一下子就把孙洪哲顶了回去，接着南厂游行队伍就出厂去了。
五四运动后不久，南厂邓培就组织了爱国十人团，进行抵制日货，反对卖国条约等活动。十人团就是以10个人为一个团体组织起来，其中选出一名团长。但是十人团不一定就是10个人一团，有多也有少，主要是根据各单位具体情况，大单位就许是十多个人一团，小单位也许只7个人为一团，不论人多少，统称“救国十人团”。当时不仅在工人中有十人团，在小职员中也有十人团，这个组织为后来组织工会和进行1922年大罢工打下了组织基础。
1922年春，南厂就有了工会的秘密活动。当时是由邓培、王麟书、刘玉堂（铁牛）、李福庆、阮章等共几十个人。每人2角，摊钱买些书报、杂志，在新立街南头义字7条租了间房子，办起一个图书馆。图书馆公开负责人是阮章，管理员是何顺。当时到图书馆去阅读书报的人，不仅限于南厂工人，也经常有开滦工人到那里去。通过图书馆向工人群众宣传一些进步思想，启发工人阶级觉悟。
当时，交通系的叶公绰为了收买人心，提倡铁路系统办业余学校。南厂就在扶轮小学办了一个业余学校，但入学的人不多。这时邓培便和我们大家研究，决定借这个机会找个地方也办一所职工业余学校。后来在新立街南头合乐馆，找到房子办起了夜校，教员是上边派来的李树彝。李树彝讲过社会发展史，猴子变人等，他与我们相处关系很好。不久，他回北京去了。阮章是李树彝走后的教员，他教的是英语、算术。当时在夜校学习的人有：梁鹏云、陈官榜等百十人。那时图书馆和夜校都受工人欢迎，起到了团结教育工人的作用。
南厂罢工是1922年10月开始的。这次罢工组织很严密，事先开过好几次积极分子会和代表会，罢工前一天晚上又召开了骨干分子会，由邓培布置任务，进行分工。组织纠察队和调查队，印了许多标语口号和传单等，并且给每个监工写了一封公开信，向他们说明罢工的理由，提出罢工的条件，要他们支持。罢工以前，邓培和王麟书拿着罢工条件去见孙洪哲，当时孙洪哲不肯答复条件，所以在第二天一清早就宣布罢工了。
1922年大罢工，由于思想准备充分，组织严密，罢工的秩序很好。罢工开始后，纠察队把各场的门锁好，并设岗哨把守。各场的罢工负责人组织好队伍并带到厂门口集合，厂内昼夜有纠察队值班巡逻，任何人都不得随便入厂，罢工领导人昼夜办公，邓培曾几夜不眠。
资本家和军阀统治者，对罢工也曾采取了种种破坏和镇压手段，但由于罢工组织严密，大家团结一致，使他们的阴谋均未得逞。在罢工进行到四五天时，南厂资本家勾结军阀，从开平调来一营兵，由一个营长率领，在南厂西门外驻扎。邓培和王麟书就与这个营长进行交涉，说明罢工的目的。这个营长看到罢工的秩序很好，对工厂保护的也很严密，感到出师无名，于是就撤走了。
当罢工进行七八天时，直隶省当局派来的调解人出面讲和，坐下来与我们的工人代表邓培和王麟书等人谈判。通过谈判，资方对我们提出的条件，绝大多数都答复了，只是对于成立工会、盖宿舍和开除工人必须经过工会同意等条件未完全答复。工人代表认为罢工已进行了七八天，按最初提出的罢工斗争条件多数已经答应，基本上达到了目的，于是便宣布罢工胜利，在第二天便复了工。
由于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南厂参加工会的人越来越多了，缴纳会费的人也多了。罢工后每人主动捐献了一天的工资，工会活动的经费也就充足了。办图书馆的经费也用不着我们几个人掏腰包了，夜校的经费也解决了。罢工胜利后，工会正式挂起了牌子，当时是叫“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会。”从此以后，南厂的工人运动一直很活跃。
1923年京奉路开始成立总工会，唐山是邓培、王麟书、刘铁牛等人代表参加的，邓培被选为委员长，王麟书是秘书长，我任秘书工作。京奉路总工会的成立会，是在欧阳胡同小楼上开的。
南厂罢工的胜利，对开滦、启新等厂矿工人的影响很大，紧接着就是开滦同盟大罢工。当时开滦井下工人很苦，罢工的斗争性很强，罢工一直坚持了20多天。以后，启新洋灰窑、启新磁厂以及后来的华新纱厂，也都有过罢工斗争。总之，从1922年南厂大罢工开始，到1927年我离开唐山时止，唐山的工人运动始终没有停止。并且自唐山有罢工运动那天起，就有党的领导。如1922年南厂罢工时，党派王尽美来指导和帮助邓培制订罢工计划，提出罢工条件。开滦罢工时，党派彭礼和与邓培去作领导工作。后来每次罢工都有党的负责人到唐山参加领导。南厂罢工时，还有一个以《远东日报》记者身份出现的吴先瑞常驻唐山，他经常到图书馆去找邓培、王麟书和阮章等人研究工作。王尽美在唐山时穿着很朴素，他的打扮与工人一样，很少引人注意，他经常在工人中活动。
我是1923年3月份在唐山欧阳胡同小楼上入党的，入党仪式是由邓培主持的，当时是与陈官榜、甘雪露等9人同时举行入党仪式的。我入党以后，每月开两次生活会，当时学习有党的刊物《向导》报。1924年邓培派我做交通联络工作，1925年末派我到莫斯科去学习。1927年初我回国后，组织上就把我分配到唐山三区（即东三矿）去做工运工作，这时邓培已经调走了。在三区与我一起工作的左志（保定育德中学的学生）、吴佑斌（湖北人），我们的任务是组织东三矿工人起来斗争。不过那时工人运动已经很不好做了，正是处于低潮时期，因此也没有什么大的斗争。主要是搞恢复工作，准备下次运动。
唐山去苏俄学习的人很多，先后派了三四批：第一批是1923年，有刘玉堂；第二批是1924年，有王麟书、甘雪露；第三批是1925年冬，有我和张保仁、程胜（程泽福）、阮华珍（阮章弟弟）。阮华珍到苏俄以后在中山大学学习，当时未回来，程胜也未回来，不知他们现在何处；第四批也是在1925年，有武湖景、曾涌泉等交大学生。
（唐山机车车辆工厂厂史档案：1959年访问齐景林记录）
（八）程帝炳回忆邓培
我是1921年7月2日入南厂机械房学徒的。1921年下半年，中央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李昂（李振瀛）、袁达石、吴先瑞等人（都是大学生）来到唐山，住在梁家房子，地址在永安路陆家街西段一家3间北正房。李昂等同志到唐山以后，首先找到邓培同志，因为邓培同志在工人中威信很高，在民国元年就当过华民工党的代表，又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李昂对邓培的影响也很大，使邓培坚定地靠拢了共产党。以后邓培和李昂经常研究工人运动。同年9年，阮章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回到唐山，入南厂在机械房当学徒，并与邓培取得了联系。时间不长，阮章等人成立了工人图书馆，地址在西新街2号。馆内挂有列宁照片。图书馆的委员有李昂、阮章、邓培、梁鹏万、李华天等。他们都不公开出面，公开出面的只有阮章。图书馆实际上是工会组织。图书馆的主要工作是：培养与训练罢工积极分子，组织工人读报和学习，宣传革命道理，讲解工人如何受压迫、受剥削等。图书馆还发过两本小册子。图书馆吸收会员，入会的会员每人每月交两毛钱会费，作为图书馆的经费，购买书籍和订阅报纸等。后来，图书馆还雇了一个人，每月8元左右，连房租等共需要20元开支。这样经费就不够用了，所以积极分子们就把不足部分包了起来，尤其是邓培同志拿的会费更多。为了补足经费的不足，还号召工人捐书籍、杂志等。
1922年初，图书馆搬到广意兴对过老天顺当铺的旧址。1922年7月份，图书馆成立了工人夜校。教课的是阮章，表面上是教英文（学徒工人学习时，需用英文记机械的零件），实际上是逐段讲《向导》和《新青年》这两个革命刊物。
在1922年初，大约三四月份，在智字5条的一个小楼上成立了共产党。成立时叫“中国共产党唐山地方委员会”，书记是邓培，组织委员李华天，宣传委员梁鹏万，党员有李银宝、许作斌、陈袍等。后来又发展了崔保罗、黄德林、王麟书、罗占先、刘玉堂等为党员。
这些党员和图书馆的积极分子，都是大罢工的骨干。在大罢工以前，邓培就经常召集积极分子开会。每天晚上，邓培都到梁家房子去与李昂研究工作。在罢工以前我给邓培当通讯员，有时邓培写条子叫我给李昂送去。
1922年南厂大罢工是在10月开始的。记得那时南厂是4号开支，罢工是在开支以后开始的，共罢27天。
关于罢工的起因有3个：首先是当时帝国主义与封建把头对工人们的压迫与剥削很厉害，工人们生活十分困苦。原来每一个木工每天挣1元4角，南厂实行包工制以后，每天工钱降到1元或8角。而且还时常无缘无故地开除工人。工人为了争饭碗，只好托人向工头们送礼。虽然这个包工制很快被工人反掉了，但是工人是非常愤恨的。南厂当时没有医院，工人有病要到开滦医院去治，病假不给工资，工伤假只给一半的工资。另外，还没有火车免票等福利。
其次，这次罢工的历史原因是，在民国三四年间，南厂曾经大批解雇工人。失业工人无吃少穿，流离失所，要求复工。在民国初年孙中山到唐山时说：英国有个工党，中国也需要有个工党。当时，南厂曾成立了一个华民工党，入党的每人发一个银牌，上边写着“华民工党”4个字。会长是周元泰，理事有邓培、何其标、陈定瑞等13名。陈定瑞当书记（文书）。华民工党还创办了《华民工报》，陈定瑞为主编。这个报纸曾和天津铁路站长麦左之进行过斗争，揭露过麦左之的丑恶面目，所以当时对群众影响很大。早在民国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天津铁路局局长麦左之，为了对华民工党和工人进行报复，借故没材料，下令解雇工人，先把13名理事解雇了10名。并且公布：对这10个人今后铁路永不许录用。接着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解雇了3000名工人（南厂共有5000多人）。此事虽然过去了几年，但是工人们对外国资本家的仇恨是很深的。所以一旦有人组织，工人就会很快起来向资本家进行斗争。
第三，南方军阀混战，物价上涨，工人不能维持生活。同时，还用币制的矛盾来剥削工人（那时一块小龙洋钱能换一块一毛钱，但是厂方开支时，不给洋钱给毛钱，这就无形中使工人得一块钱就吃亏了一毛钱）。所以，经过酝酿向厂方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厂方置之不理，拖了1个多月，仍不答复。对此，工人十分不满，正当工人准备罢工时，恰巧有一个英国人偷东西，但厂方包庇这个洋人，这就更加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怒与不满。
在罢工的头一天晚上，邓培召开了积极分子会，组织罢工委员会，选出纠察队长，提出并决定罢工条件。选举罢工委员会时，党员不公开出面，找些在群众中有威信的人出面。经酝酿选出的罢工委员有：南机房崔保罗（积极分子），北机房许作斌（党员），制炉所荣昌（党员）、佟耀庭（积极分子），员司代表郭东潮、徐秉恒（党员），电灯房罗占先（后来是党员），组立厂黄德伦（党员），电灯房动力部代表梁灿之（积极分子），南机房代表王麟书（党员），北机房代表李显庭（积极分子）、梁鹏万（党员）、邓培（党员）、李福庆（党员）等25名，组成了罢工委员会，另外还有干事32人。罢工期间委员的分工——财政：许作斌，庶务：邓培（兼），组织：李华天，募捐：崔宝罗，宣传：梁鹏万，外交：梁灿之、陈辉容，秘书：程禹民，英文秘书：王麟书。当天晚上还组织了纠察队，共选出50名纠察队长，我担任通讯工作。
罢工的12项条件是：
（1）增加工资，1元以下加2成，1元以上加1成。
（2）年终花红发两个月的工资。
（3）每年14天例假。
（4）月煤：小工每月半吨，工匠春夏每月半吨，冬季每月1吨半。
（5）病假发全薪。
（6）免票：全免1年两张，半免1月1次。
（7）星期放假全薪。
（8）探亲假3年两个月。
（9）罢工期间工资照发。
（10）建工房。
（11）发制服。
（12）成立工会。
会议还决定了罢工工人集合的时间和地点。
第二天早晨上班后，不到30分钟的时间，工人们就列队出了北门，集合到马家坟广场。邓培讲话公布罢工条件，宣布大罢工开始。
罢工开始后，英方资本家萨格敦不让工头出来，叫他们烧锅炉维持生产。这些工头有制炉所的甘弟基，机器房的甘玉珍、陆乾初，生铁房的李书堂等共36名，罢工开始后，工人纠察队清厂时，把他们都绑起来了。这时英方资本家没办法，只好自己去烧锅炉了。
罢工开始后，南厂机务处的副处长孙洪哲企图收买邓培，说邓培如果复工，就提升他当大工头。邓培坚定地回答说：“我们是以工人利益为宗旨的，以后你还是不要再找我。”敌人的收买阴谋破产了。
在罢工期间，罢工委员会内部研究的工作，很快被厂方知道了，后来才知道员司代表郭东潮是奸细，每次开完会以后他就到厂方去汇报。发现这一情况后，邓培同志对我说：“郭东潮不稳，今后重要会议不要叫他参加。”
后来，厂方又收买了火车房代表贾香甫、张奇祥，答应他俩上工开车后给升级，全部复工后升为总管。这两个人要去开车，当即有200多名工人卧轨反对，结果他俩也没敢开车，厂方的收买活动又失败了。
在罢工期间，厂方还勾结军阀吴佩孚，派其爪牙彭寿莘率领一营军队连夜赶到唐山，从车站进抵南厂西门，企图镇压罢工。当时群众的情绪有些不稳，经罢工委员会做工作，稳住了工人情绪，坚持罢工。后来天津铁路局和厂方派出代表，在同兴饭店同工人代表进行谈判。谈到四五天时，除修建工房和发工作服问题没答应外，其余条件全部答应。这时工人代表坚持要全部答复，厂方又不让步。谈到第6天，同兴饭店经理安品清，他看双方互不让步，就出来调解。后来，邓培和李昂等同志召开紧急会议，经过研究，认为主要条件已基本答复，罢工取得了胜利，决定复工，并举行了提灯大会，庆祝罢工胜利。
在南厂罢工的影响下，同年10月，开滦、启新也举行了大罢工。
（唐山机车车辆工厂厂史档案：1959年访问程帝炳记录）
（九）邹元昌回忆邓培
我是1921年入唐山交大的。我和同学冯亮功、武怀让、熊世平、田玉珍5个人很合得来，经常在一起买新书交换着看。田玉珍是1921年入交大前，就加入青年团的，大致是高君宇介绍入团的。1923年2月田玉珍介绍我和邓培相识，邓培见到我们以后就叫我们多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时我们不知道哪一种社会主义是正确的，思想上很苦闷。邓培告诉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以后我们5人就一起读马克思主义的书。1923年邓培先后发展我们5个人为青年团员，代号SY。交大青年团支部也是在1923年成立的，书记是冯亮功。田玉珍虽是老团员，但不爱出头，所以冯亮功当了书记。
那时田玉珍一两天就到邓培家汇报情况，有事就叫团员开会。开会多在晚上，有时在交大，有时和工人在一起，开会时门外有人把门，有时爬在大树上瞭望。
1923年邓培叫我们5个人，在交大组织读书会，吸收进步学生参加，大家出钱买马克思主义书籍。读书会里也常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
（唐山机车车辆工厂厂史档案：1961年4月12日王士立访问邹元昌记录）
（十）袁兰祥回忆邓培
邓培参加革命斗争很早。辛亥革命时期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20年（按：应为1921年——引者）10月—11月间去苏俄参加远东民族大会，在莫斯科入党，参加第三国际东方局中国支部。1921年三四月间回国。归国后领导建立南厂支部。1922年7月中共“二大”以后，发展为唐山南厂和交大两个支部，成立了唐山地委组织，邓培任书记，阮章任组织委员，一个交大学生任宣传委员。1922年10月，唐山南厂罢工胜利后，邓培及时召开了京奉铁路全路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京奉铁路总工会，邓培任委员长。开滦煤矿罢工时，邓培担任指导委员。1924年2月7日，全国铁路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正式成立铁路总工会，在北京设立机关。第一届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是邓培。1925年2月7日邓培在郑州主持召开第二次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铁总委员长。郑州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的文件我都看过。1926年2月7日，第三次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后，我在天津旅馆见过他，一起交谈过。一直到1926年4月间，我所看到的和收到的全国铁总的文件都是署名委员长邓少山，总干事王荷波。我和别人谈话，听别人说邓培也是铁总委员长。1930年5月我担任全国铁总委员长时，张昆弟、贺昌都说：邓培一直到牺牲都是全国铁总委员长。1925年5月，邓培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我看到过铅印文件，说邓培是全总副委员长。1926年11月4日，邓培出席了国民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我在《民国日报》上见到过邓培是国民党“二大”候补中委的报道。1924年底或1925年初，苏兆征来过唐山，苏兆征原是国民党员，10天后他离唐时，介绍说：苏兆征是共产党员。是邓培介绍他入党的。1925年6月间，邓培同志在广州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回到唐山后，立即投入轰轰烈烈的唐山五卅运动的领导工作。五卅运动时，唐山举行罢市、罢课，在车站广场，邓培同志在市民大会上进行了讲演。
（根据袁兰祥1960年11月25日和12月14日两次致广州市民政局革命烈士传略编写组的信整理，有些内容尚待证实，录此供研究。）
（十一）《唐山工党宣言书》及《工党简章》
唐山工党宣言书
今日者，共和开幕，国体改定矣！我中华民国其从此盛矣乎？曰：未也！必也有文明勇敢之军人，足以与世界列强角逐于海陆之上，然后可以使海陆军兴矣。而无财用以养之，我文明勇敢之军人，其逆可久持于不败乎？曰：亦未也！必也大兴商务，广开税源，以供我民国军人之优养而后可。然又使商务兴矣，税源开矣，而但取外人之货物，以易我内地之金钱；我中华民国其逆可从此以富给矣乎？曰：仍未也！必也振兴工艺，改良物质，以为商战之利器而后可。然则，国之强也，强以兵；兵之养也，养以商；商之战也，战以工；则工与国家之关系亦纂重矣哉！
我大总统孙中山先生见及此也，故其宣言曰：“我将使我中华民国为二十世纪工商业最盛之邦，以放大异彩于世界。”我沪上工界诸先进善体中山先生之意而实行之也，于是，沪上之工党、共进社出；我唐山工界不敏，亦思体中山先生之意，而勉为沪上工界诸先进之后助也，于是唐山之工党会出。
工党简章
名称：本党为工界同人所组织，定为唐山工党。——俟工党统一，归并总部后，再定专名。
宗旨：（一）开通工人知识；
（二）促进工业发达；
（三）扶植工人生计；
（四）改良工人习惯；
（五）提倡工人尚武；
（六）主持工界参政，尤宜以爱护同群、融合轸域、联络工人感情为宗旨。
事业：开通知识问题，如组织工业补习所、发行杂志或日报、开通俗演讲会、设立阅报书社等是。
促进工业发达问题，如组织品物陈列所、工业赛会、工业学校、提倡工人殖边、调查内地外国之实业等是。
扶植工人生计问题，如开办劝业银行、工人储蓄银行、平均工人利权、优待工人等是。
改良工人习惯问题，如议定工作时间、工人卫生等是。
提倡工人尚武问题，如组织工团、运动会等是。
主持工界参政问题，如主持国会关于工界之议案等是。
党员：凡属工界同志，年在十六岁以上、有实业者，均得入党员。如界外同志，赞成本党者或富于工学知识之人，能补助本党者，均推为名誉赞成员。
组织：本党分设庶务部、经济部、调查部、编译部。
职员：举正代表一名，副代表一名，每部主任一人，助任一人，均由党员用记名法公举。如各厂各业举代表一人，均由各厂各业党员分别公举。各名誉党员及赞成人均有维持指导之责，并于赞成人中选定若干位，聘为顾问员。
会期：每年于三月、八月间各开全体大会一次，提议本党兴革事宜。每月首星期日开职员会一次，讨论进行方法。唯有特别事可报告开特别会。
经费：凡属党员，均应先捐出开办费一工，常年经费每季一工，交所属代表汇交经济部。临时费无定额。其有允认特别捐及赞成人乐助者，尤所欢迎，并登报以示奖励。
权利：（一）党员有选举权及被选权。
（二）有提议事件及公决章程之权。
（三）如开办新工业经费不足者，如本党经济充裕时，觅保通知本党，酌量借给资本，定期归档；过期不归，问保赔偿。
（四）如有向边地就工者，得酌量补助川资。
（五）如因年老无依，不能作工，处境困难，以及工作罹疾或惨毙者，均得酌量扶助经济。
事务所：暂借新立街集群英为事务所，择定地点再行布告。
附则：本章程为暂行草案，有所订正，开大会时公决之。幸海内同志诸君，指示一切，以匡不逮，则民国幸甚，本党幸甚。
发起人：邓玉云、冯志尧、林森湖、田文炳、邓伯坚、孙伟芳、董赞庭
（《大公报》1912年5月3日第3张第一、二版）
注：发起人邓玉云即邓培。
（十二）王彦文等人回忆邓培领导工人参加五四运动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传出了中国军阀政府外交失败的消息。5月4日这一天，北京的青年学生首先举行了游行大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和卖国贼。接着这个伟大的爱国运动，像一阵狂风由北京吹遍了全国，形成了全国工、学、商各界反帝爱国的大风暴。此后，在上海、沪宁铁路沿线、长辛店等地，先后闹起了罢工和游行。我们工厂的工人，听到这些消息后，再也止不胸中的怒火，每天三五成群的议论，要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政府卖国。当时，我们车间里有个旋床工匠邓培同志，他从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就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影响。在五四运动期间，他积极在向工人进行宣传，常向我们说“大家必须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工人们听了他的话，起来斗争的情绪就更高了。再加上工人们听到了唐山到北京请愿的郭友三代表被反动政府殴打受伤的消息，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怒火和愤恨。
当年6月间，唐山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斗争开始了。在车站附近的广场上，积聚了数千人，举行了抗议帝国主义强盗行为的群众性示威大会。我们工厂的工人，在邓培同志的领导下，出动了两千多名的工人队伍参加了这次斗争。大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在游行中，我们工厂的队伍最整齐。人人手中拿着一面小纸旗，写着口号，连一些工人戴的蘑菇式的草帽上，也写着“抵制日货”等标语。游行队伍穿过了唐山的几条主要街道，一路上，气势雄壮，斗志昂扬，接连不断地举臂高呼“千钧一发，睡狮苏醒”，“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消二十一条”，“打倒卖国贼”，“拒绝和约签字”，“誓死收回青岛”等口号，喊声震动天地。游行队伍经过日本洋行（商店）门前的时候，人们的情绪更高，喊声更大……这次游行由上午9时到下午1时结束，历时4个小时。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的怒潮，波及到唐山的每个角落。
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到1920年春天，我们工厂工人和唐山青年学生一起，还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的斗争，我们工人也是在邓培同志领导下进行的。当时主要活动是：工厂组成了“爱国十人团”（每10人为1团）和交通大学（今唐山铁道学院）的学生一起，组成宣传队，到大街小巷去粘贴标语、散发传单和讲解“抵制日货”的意义，口号是“商店不卖日货，市民不买日货”。我们除在市内宣传外，还经常扛着一面大红旗（应为白旗——编者注），跑到附近郊区去讲演。此外，还利用礼拜天休息的时间，由几百个工人和学生组成调查队，到唐山各商店搜查日货。我们对第一次查出卖日货的商贩，先提出警告；第二次再检查出来，就把全部货物没收，集中运到车站附近的广场上，当着广大市民群众的面，宣布这些日货的“死刑”，一一地把它烧掉。
为了更好地提倡国货和便利群众购买国货，在1919年秋季，由唐山工、学、商各界集股在粮市大街（今建国路）25号开设了国货公司，专卖国货。所有股份都是自愿加入的。当时我们厂工人虽然挣得工资少，生活很苦，但大家也踊跃地入了股，生活上实在困难的就几个人合着凑一股。国货公司的营业受工、学、商各界监督，我在当时还为公司做货品的推销人。国货公司从开市的那天起，生意就很兴隆，整个5间大门面，常常挤满买东西的顾客。
（《工人日报》1959年5月3日）
五四运动以后，邓培通过“同人联合会”，在全厂组织起二十多个“爱国十人团”。大街小巷和附近的村庄，到处都有“十人团”和交大学生们讲演、散发传单，抵制日货。到了星期天，大街车水马龙，人流不息，都向火车站广场流去。“爱国十人团“和交大学生，一共组织了十几个检查组，把日本商店里的日本货都搜出来了。一车一车的鸦片烟、香烟、毛巾、布匹、绸缎等，都运到火车站广场上，堆得如同小山一样。邓培登上高台，向着广大群众大声喊道：“日本人不但占领了咱们国土山东，而且又运来这么多的洋货剥削咱们，想挤垮咱们中国货。乡亲们，我们买不买日本货？”群众异口同声地回答：“不买！”“这一堆日本货是我们今天检查出来的，大家说该怎么办？”群众愤恨地吼道：“全都烧了！”熊熊的烈火，燃烧在车站广场。鼓掌声、欢呼声响彻云霄。大家高兴地说：“可出了一口气！”
（河北省总工会根据唐山机车车辆工厂王彦文、李辅祥、邓伯长等人回忆材料整理，载《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十三）唐山各界联合会选派邓培等人赴京请愿
唐山人民为北京政府拘捕各地代表事，异常愤懑，该地各界联合会派第二次代表赴京，已志前报。兹又于二十六日召集紧急会议，议决先预备第三次赴京代表四人，作第二次代表声援。当选者为高蔼轩、陆沉、吕亚候、邓少山（即邓培—本书编者）四君。又派张起祥、孙梦文、杨如山、崔静轩、李德馨、杨春元、王从龙、谭润生、谢锡三等九君，于明日动身赴京奉一带临近各地各界联合会，促速派第二次赴京代表，并预备第三次代表云云。
（天津《益世报》1919年8月29日）
唐山各界联合会第三次赴京代表出发报告云：唐山各界联合会预备第三次代表赴京事，已志前报。昨接在京第二次代表快邮称，请愿尚未遂。因于昨晚开评议会。议决第三次赴京代表立即首途。昨夜三点，吕亚候、邓少山两代表已搭车赴京。其高蔼轩、陆沉两代表，于今日（二十八日）下午首途。随后犹将开紧急会议，再预备第四次赴京代表，人数当在二十左右云。
（天津《益世报》1919年8月30日）
（十四）谌小岑谈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会的建立
1920年冬，李大钊叫我到天津同张太雷建立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然后再到唐山去。我到天津后，第三国际派到天津的代表鲍来温叫我先到唐山去一下，这是1920年11月初。他指定我到唐山会见3个人：一个是南厂的邓培，一个是交大的学生，一个是铁路工人。我去唐山那天恰恰是礼拜天，南厂停工。邓培领我参观了一下南厂。因为我在五四运动以前曾经到过唐山，看见煤矿工人生活很苦，所以我对邓培说，你们做唐山工会运动，应该做煤矿工人运动。邓培说不行，他说煤矿工人是很多，很苦，但是成分很复杂，要先做铁路工人运动，然后做启新洋灰工人的工作，把这两个工人的工作组织起来了，然后再进一步做煤矿工人的工作。当时我很佩服他这个见解，因为我与铁路工人有接触，认为他这个见解很对。我们的谈话，决定先在南厂组织工会。这是我第一次到唐山去的结果。我从唐山回到天津，11月9号天津S·Y正式成立了，张太雷任书记，先办一个报纸，名叫《劳动》。这是一个真正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刊物。
1920年12月底，不记得是二十几号，张国焘到了天津，要我陪同他到唐山去。我们还是第一个找到邓培，在他家里谈的，他介绍了两个工人，一个叫王麟书，还有一个工人不记得名字了。这次我们专门谈了把唐山工人运动重点放在南厂。这一次谈话，进一步明确在南厂成立工会。
《劳动》后改《来报》，1921年2月，《来报》被封，我回到了北京。以后唐山工人运动都是张国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邓培领导。后来又到上海去了，唐山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唐山革命史档案：1986年5月王树信、王士立等访问谌小岑记录）
（十五）前苏联学者索尔金记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摘要）
中国代表团有来自以下组织的代表组成：中国共产党，北京、上海、广州、四川等地的共产党组织，国民党，山东复兴会，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汉口互济工联组织，汉口和山东、安徽等省的教师联合会，山东、安徽、湖南等省的学生联合会，山东、湖南、湖北等省的报界代表联合会，中国妇女联合会，湖南和浙江、广州的机械工会，京汉铁路产业工会，广州建筑工会，（浙江省）杭州印刷工会，湖南和浙江的农民协会等。在中国代表中有瞿秋白、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柯庆施等这样一些著名的活动家。
“……中国代表团中有5人发言，他们的报告题目是：1、论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奴役；2、中国的工人运动，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3、中国劳动者的严重状况；4、中国政治斗争的历史概述；5、中国妇女状况。
中国代表在报告和发言中讲述了中国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以及中小企业主所受到的帝国主义日益加重的政治、经济压迫。报告人普遍强调，这种压迫为组织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广泛战线创造了条件。一位代表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北洋政府的政策：“坐车兜风，殴打学生，向外国人借钱，这就是它的全部活动，其余管理国家的问题都交给了外国人。”报告人详细讲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严重经济状况，它所受到的骇人听闻的剥削和因此而不断高涨的不满情绪。中国代表还讲述了上海、唐山、长辛店、九江等地和津浦路一线铁路工人的光荣战斗，1921年的上海起义（原文如此——译者），以及全国职工运动的发展情况。他们说：“我们要利用俄国革命的榜样，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贫穷国家联合起来，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应当首先联合起来，一旦我们联合起来，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与我们相对抗。”
……
中国女代表讲述了中国妇女的严重状况及其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完全无权地位。一位代表说：“共产主义的呼唤传到中国时，我们受压迫妇女听到这个呼唤，完全像是一只正在沉到水底的船，听到了前来救援它的轮船的汽笛声。我们的状况要求我们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我们的任务同你们的任务一样，我们的目标同你们的目标一样，彻底摧毁资本主义。”
与会者接受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邀请：到彼得格勒举行闭幕式。1922年2月2日大会的第12次会议在乌里茨基宫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除会议代表外，还有彼得格勒苏维埃、党、工会、妇女、青年组织的代表。俄共（布）彼得格勒省委代表、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和彼得格勒妇女代表向大会致欢迎词，中国、朝鲜、日本、蒙古共和国和远东妇女的代表以及法国、美国共产党和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致答词。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大会致远东劳动者宣言。
列宁因健康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大会的各次会议。在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中，也没有他直接针对这次会议的讲话，但是有理由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关注这次会议。片山潜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片山潜后来写道：列宁由于健康原因未能出席大会，但他曾邀请大会代表去他家里。“列宁同志同每个代表团讨论了其国家的特殊问题以及涉及整个远东的问题。他着重强调了把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的各国革命力量联合起来的必要性。”
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斗争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总结了亚洲各民族争取人权斗争的成果，并本着列宁的提纲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拟定了组织被奴役民族争取独立的任务。大会对苏俄各族人民的英勇斗争表示钦佩。在给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的致敬信中说：“远东各国劳动者知道，俄国工人和农民走过怎样艰难的路程。首先他们为自己争得了主宰自己命运和建设自己国家的权利，每位代表心里都有这种感觉。他们要把这种感觉带回自己国家，转告给自己国家的工人和农民。”
……
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著名中国历史学家胡华写道，这次会议“明确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问题，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英、美、日、德等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军阀制度和封建的土地制度。会议期间列宁还接见了中国产业工人的代表，指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无限光明的前途，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团结其他革命群众，推动中国革命前进。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代表，不久后回国参加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的这次大会，具体地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革命纲领的制定。”（见胡华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1959年北京版第65-66页）
综上所述，这次会议是远东各民族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索尔金：《远东各民族代表大会》，马贵凡译）
（十六）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李树彝、邓培、阮章致团中央的信
（1）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给代理团中央的信报告建团情况
上海青年团总部代理中央机关诸君：
函悉一切。派代表赴广出席，本团常会尚未议决，一因团员很少，一因旅费无着（由唐赴京的费用可以筹得）。究应派否，尚希速为示知。
今将本团的情形简报如下：
本团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六日。
原有团员七人，八月间陈、陆两君赴法，本月加进一人，现有六人，尚有候补人六七名，拟下届常会正式加入。
章程如京之旧章，稍有更改（新章尚未提出，候下届常会可决）。
无常费，自由认捐。
分股办事，如书记兼文牍、教育、宣传、调查、会计五股。
凡团员都得在一股办事。
团常会每月一次，股常会无定。
上述是本团成立至今的情形。去冬本拟修改章程组织委员会，广集同志，进行一切，旋因派去代表二人，剩余只三人，只得照旧代理执行。现二人已归，只开过一次常会，代表报告一切，改组事也曾提及，因无时间解决。现正在起草改章，候代理书记予京追悼会后即开会施行，届时再将情境报告不误。
应派代表赴广出席否，本团有上述困难，须俟诸君复知，再为取决，惟上次常会，各团员都赞成派人。
此上，即颂
春祺！
唐山青年团代理书记舒意上
廿七日
注：“舒意”乃李树彝的化名。发信时间应为1922年3月27日
（2）李树彝向上海青年团总部代理中央机关施存统报告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名单
国昌兄：
4月5日来函收到了，敬悉一是。
此地派人赴广出席与否，须候本星期日开会表决，只是旅费一层，不知你那里办到了何程度，如旅费有着，定即派人前去。
兹将团员姓名……等项列后：
邓培男唐山制造厂机器匠住印度房头条1号
阮章男唐山制造厂练习生住电报局旁
梁鹏万男（已赴沪）唐山制造厂机器匠住欧阳胡同
许作斌男唐山制造厂机器匠住制造厂旁
周树梧男唐山交大学生住校
陈洪男唐山制造厂练习生（已赴法）
陆振轩男唐山制造厂练习生（已赴法）
树彝 住梁家房1号
尚有候补团员六七人，暂不录。
梁鹏万已于7日动身去沪谋生，希设法安插在沪。
此致
安好
弟彝上10日
注：国昌，即方国昌，施存统的化名，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党中央委托上海青年团兼行使临时团中央的职权，筹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彝”即李树彝，发信日期应为1922年4月10日。
（3）邓培、阮章给施存统的信
国昌兄：
前接来函云向京方面领取30元旅费，为唐山代表赴粤之用。兹接京复函，只付20元，树彝曾函追寄。现蒙复函云：“我们前收上海共计80元，分给唐山、北京、张绥、长辛店四处代表，每一代表应给20元。”
唐山代表是树彝先生，他去的时候，不足旅费完全由我们向债主借来，一切困难，是不用说了，只希望你们能允再寄10元以上的款子为好，因为我们是借了20元的。
梁鹏万家的费用，如何办法，请示知；再者梁鹏万的粤通讯处，亦请示知。《劳动周刊》来的太少，实无法支配。
敬祝健康！
邓培
阮章上
4月21日
注：发信日期为1922年4月21日。
（以上三封信载中共唐山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唐山革命史资料汇编》第6辑，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十七）邓培领导建立开滦矿务局大同社
1922年2月，唐山工人图书馆成立了，到这来学习的工人，各厂矿都有，但多一半是南厂和开滦的。开滦工人中李星昌、刘长顺、只奎元等人最积极，学的最好。
图书馆成立几个月后，来学习的工人一天比一天多，邓培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研究后又成立了一个“大同社”。这是专门给开滦工人成立的，到这里来学习的全是开滦工人。
大同社的地址，在矿务局东隔壁，小广东街大院。这个大院里有两三间房子空着，工友们就凑钱租了下来，找了几张长桌子，找了几块木板，下面垫上砖就开学了。
大同社对外和唐山工人图书馆一样，都是学习知识，联络感情，实际上是教育工人，培养骨干和党联系工作的地方。
在社负责的有陈宏和李昂，邓培和书记部的同志也有时候来。陈宏和李昂都是上边派来的，穿长袍马褂，象教书先生。学习内容有报纸和《向导》、《新青年》、《劳动周刊》等。
李星昌、刘长顺等一些老学员在邓培培养下参加了共产党。
开滦罢工前夕，大同社关门，学员各回原单位，做组织发动工作。大同社学员李星昌、刘长顺、只奎元等都被选为罢工委员会的代表，成了工人斗争领袖。
（开滦矿史资料：开滦矿矿史编写组1959年根据程帝炳等人回忆录整理）
（十八）罗章龙记邓培领导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始末
是年（指1922年——编者注）秋天，京汉路8月罢工胜利后，一次我与邓培，尽美三人同登山海关，会见了山海关俱乐部和党的负责人佟惠庭，共同研究山海关的形势问题。时适山海关俱乐部发动撵走工头赵某后，其余党陈宏经怂恿路局无端开除俱乐部委员佟惠庭和景树庭2人，肆意破坏工会，工人十分义愤。在此情形下，究竟应采取何种对策。大家分析后，决定趁此开展一个大规模的抗议斗争，以求彻底解决增加工资的问题，并做好罢工斗争的准备。这一工作由王尽美会同俱乐部负责人佟惠庭主持。与此同时，唐山也开展经济斗争，准备必要时发动罢工，与山海关相策应。由邓培准备，我赞襄其事。
唐山制造厂有3000多人，因邓培是制造厂工会负责人，又是中共唐山地区的负责人，他对唐山地区情况很熟悉。唐山罢工决定由邓培主持。长辛店八月罢工的胜利，对京奉路各站鼓舞很大，工人为改善工资待遇也跃跃欲试，9月11日，我偕长辛店工会代表王俊、须永德到唐山后，见到邓培，了解当地情况后，建议他立即组织罢工委员会。主要成员有：邓培、王麟书、刘玉堂、阎福堂、罗占先、李福庆、李显廷、梁鹏万等。罢委会组成后，讨论了向厂方提出的条件和要求，并推我执笔，写了一个简短的宣言，提出所议的五项要求。宣言历数了工人的苦况。其文如下：“我们在黑暗地狱的唐山制造厂工作，迄今十有余年。悠悠岁月，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终日精疲力竭，执奴隶牛马之役，为的是资产阶级的繁华富丽。到而今工人的生活，竟至辗转沦落，每况愈下……我们怀着无限悲愤，到此万不能隐忍了！所以于今日提出最低限度条件五则，向路局交涉，限期答复。我们认为这些条件，是起码的要求，只有全部允许，决无磋商余地。现已全体公决，誓非达到目的不止。”
接着提出了如下条件：
星期及各种假日，须照常发给全薪。
工人有入厂10余年或七八年未加薪者，应即日加薪。按月薪15元以下者以下者加三成，15元以上者加二成，50元以上者加一成。
以后每年应加薪一次。
此次直奉战争，工人所受损失，应照车房例，包含下列各项，（1）三年须有二日例假。（2）每年须有两星期例假，假期中发给全薪。（3）病假须给全薪。（4）工人向厂买物及购煤与员司受同等待遇。（5）每年发给五路乘车免费一次。
9月13日，向厂方正式提出上述要求，并限3天答复，厂机务处未予理会，我与邓培商议，认为有必要召集全厂工人大会，讲清情况；同时进行宣传鼓动，要作立即罢工的准备。会上可请长辛店工人代表介绍8月罢工斗争胜利的经验，以壮士气；同时可联络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工会派工人代表出席。于是，于14日午后，全厂自动停工，举行群众大会。会前我们做了充分的组织动员，结果全厂3000工人都出席了大会。主席邓培宣布开会的意义后，首由长辛店工会代表王俊演讲，大意谓：唐山工人旧有南北界线，大家要明白这是旧社会坏习气，工人应不分南北，团结起来为本阶级的利益进行斗争。继续发言的是长辛店工友须永德，介绍长辛店八月罢工的经验。随后有山海关代表佟惠庭演说，唐山与山海关工人应密切联合，一致奋斗，互相支援，“打虎需要亲兄弟”，只有团结起来才可以很快达到目的；并报告了山海关正在做罢工的准备。大会后，全体工人敌忾同仇，战斗精神大为提高。遂于次日再次派代表向机务处交涉，厂方仍一味拖延，迟迟不予答复，直到10月初，工人忍无可忍，乃举行大会示威。厂方才不得不商量对策，经路局同意，答应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工人坚持必须承应全部的条件，否则于10月13日一律罢工。厂方未予答复，于是酝酿1月之久的罢工，遂于13日凌晨爆发了。
罢工开始以后，全厂各门派人把守，纠察队长刘玉堂带领近千人的纠察队伍，巡行维持秩序，工人个个精神焕发，与平日大异。厂方这时见工人组织纪律严明，非同小可，十分惊恐，请求警察厅出兵保护。保安队逮走了一些出外联络的工人代表。工人闻讯，积愤愈烈。罢委会随即组织群众游行示威，抗议厂方扑我工人，要求立即释放被扑工友。
罢委会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路局用大量金钱雇买工人来破坏罢工。纠察队就一面查获破坏事件，一面揭露敌人用金钱收买工人的阴谋，劝告受蒙蔽的工人，不要轻易上当，自相残害。路局吁请当地美国驻兵出来镇压，纠察队就沉着应战，并致函美国兵营，质问他们是否明白国际法，如无视驻在国主权，激起暴动，就应由兵营长官负责，所以美兵也不敢妄动。
罢工坚持近8日，当局无法制止，厂方怕殃及周围厂矿扩大事态，不好收拾，乃不得不做出让步，答应所扣的工友放回，并与俱乐部商议办法，基本上答应了所提各项条件，于是在10月21日复工。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91-194页）
（十九）王彦文谈邓培领导唐山制造厂罢工情况
1922年南厂举行大罢工，是邓培领导的。罢工前我们在礼字5条7号楼上成立了秘密工会，程帝钦、梁鹏万、王麟书、袁兰祥、刘玉堂、陈开芝、邓开泰、李银宝、李福庆、阮章等都参加秘密活动。在罢工之前我们就提出条件呈上去，并选出罗占先为代表去京汉铁路联络。可是我们提出的条件被孙洪哲压下了，当我们问他的时候，他们总是说上边还没批下来。孙洪哲还叫于亮找过邓培，于亮向邓培说：“你不就是挣钱吃饭吗？领头干这做啥？”邓培说：“我是受大家的委托。”最后他和邓培谈崩了。罗代表因爪牙告密在丰台被扑了。罗占先被扑后，邓培就召集大家开了一个会议，当时就想罢工，但为了开支，等了几天。在罢工前还选出了纠察队维持秩序，约有一两千名纠察队员，20人为一队，我首先报名担任了纠察队长。当时邓培对大家说：“我们要想参加斗争，就要有敢死队的精神。罢工还要有秩序，不要叫敌人钻空子，遭到他们的破坏。”邓培还写了10多封快邮代电，发往京汉、津浦、京绥、京奉各铁路大站请求声援。我们还专门派纠察队员到邮局查看来往信件，以防被扣押；派纠察队员检查大街上闲游的工人，组织他们到厂子附近的集合地点统一行动。
罢工开始后，听说孙洪哲当时吃完早饭，正在端着茶碗喝水，他看到工人罢工了，吓得他手一抖把碗掉在地上摔碎了。听说英人加姆斯在家里一听说工人罢工了，吓的立刻倒在沙发上。吴佩孚得到南厂罢工的报告后，他马上下令，由开平镇守使于当日晚间开来了兵车，直奔南厂的西门外。那时我们在西门值班，大家正在烤火时，发现兵车来了，我一看事不好，就告诉大家不要动，我上前同他们交涉。有一名军官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保卫工厂的。他怀疑地说：“还保卫工厂？”我说：“我们正在罢工，怕有人破坏我们的机器。”他又问：“你们有领导没有？”我说：“有，在罢工事务所。”他要我领他们去。于是我就领他们到事务所去见邓培，邓培一看是他们来了，便急忙让座。邓培把罢工的原因和要求向他们讲了以后，他们也感到无可奈何，于是便表示愿意作调解人给从中调解。
在罢工当中有一个叫安品清的，他在南厂门外开了一家同兴酒店。他还给我们说合过，没说好，他就把嘴巴子钉在一个木头桩子上，他说：“我可活不了啦！”工人们对他这种无赖的行动都很气愤。当时邓培对我们说：“不用理他，他死了与我们无关”安品清这个人是个两面派，后来因厂方看他为资本家效劳，给他安插了一名全路稽查的差事。
南厂罢工胜利后，地方当局要抓邓培，但由于邓培很机智，结果几次都没有被抓住。
（唐山革命史档案：1960年4月访问王彦文记录）
（二十）阎福林谈邓培领导唐山制造厂罢工情况
1922年10月开始的罢工，前5天开了一次会，是在工人图书馆召开的，决定选出代表组织纠察队，北厂纠察队长是我，南厂是王彦文。在罢工头一天，我们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布置纠察队的任务。在扇面街5号还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对外交涉都由邓培和王麟书负责，他们就在罢工委员会的里间工作。在会上，王麟书宣布罢工以后，有邓培向大家讲话，告诉大家罢工的意义，说我们是为了争取待遇平等和改善生活才进行罢工的。罢工工人离厂后，我们在厂外见厂内第一锅炉房还在冒烟，就立即告诉了邓培，邓培就叫纠察队进厂搜查，于是我和王彦文就带着队员进厂了，发现有监工耿义和、石玉奎和工人赵周友、王俊恒，在薛总管的监督之下正在生火，我们便把那些人绑起来，驱逐出厂，将锅炉房的火也扑灭了。另外，还有工贼贾相甫、张其祥破坏罢工未出厂，也被我们轰出来关在一个大铁棚里。那时，做长日班的工人有的住在厂里，他们同开滦联系好，用小火车头给他们往厂内送饭吃。当开滦工人告诉我们这一情况后，我就带着30多人，把小火车头给截住了，并把车里装的饭菜都推到地上去了，终于迫使在厂里值班的这些工人也参加了罢工。到了罢工第4天，晚上8点钟左右，当地驻军开来了一连兵，三辆车顶到厂门口，架上了机枪，托着大枪。这时我们派在车站看守的纠察队员回来向邓培报告，邓培说他没空，叫王彦文去查看情况。王彦文在半路上碰到了我，他又叫我去看，于是我就带着纠察队去了，同军队的负责人接上头，他问我：“你们为什么罢工？”我说：“为了生活，要求增加工资。”他说：“增加工资是可以的，你们没有破坏工厂？”我说：“工厂都有工人纠察队员站岗，还怕别人破坏吗！”最后，我陪同到工厂看了看，完了以后就走了。
当时还有陈子正、刘开芝、刘子灰、李中和等四大绅士出面说合，他们同邓培商谈过。由于厂方拖延不答应工人最初提出的4个条件，我们又先后两次提出8条补充条件，前后共计12条。后来驻军王怀庆亲自到会馆找邓培说合，他们交谈了两个多小时。第二天上午，邓培召开了全体工人大会，向大家报告了王怀庆给调解的情况，并说答复了12条。大会决定第二天就复工，让厂方鸣汽笛，由军队吹洋号，打洋鼓，迎接工人进厂上班。
（唐山革命史档案：1960年4月访问阎福林记录）
（二十一）李辅祥回忆唐山制造厂罢工中的邓培
我记得在罢工期间敌人用尽了各种花招骗工人复工，工人总是这样说：“没有罢工事务所的命令，我们坚决不复工。”敌人没办法又想起最后一招，他们知道邓培同志是罢工的头目人，就派庞士清到罢工事务所去用卑鄙可耻的手段来拉拢引诱邓培同志，一开口先赞扬邓培同志一番，没笑强笑，他这样说：“老邓啊，今天我找你有件事和你商量一下，如果这不方便的话，咱们可以找个地方谈谈。”邓培一看是他，知道狗嘴吐不出象牙来，就对他说：“有话你就在这儿说吧。”庞士清鬼鬼祟祟看了看四外说：“没别的事，我是想和你谈谈闲事，你家有几口人哪？”邓培回答的很冲：“4口人，你想怎么样？”庞说：“甭说你一定有两个小孩喽，好哇，照说你一天挣一块七毛钱够过了，何必你还领导工人罢工呢，难道你不知道这是危险的吗？我劝你还是叫大家复工吧，再说，复工对你还有好处哪，说不定还要给你加薪。”邓培同志定了定神，当时没有说话，庞以为这回可以把邓培同志说动了心，又接着说：“要复工赶紧下命令吧！”邓培把脸一变，哼了一声说：“我早知道你来的用意，想收买我是办不到的。今天如果你们不答复我们条件，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明天还要再加三条。”庞士清抹了一鼻子灰，还不肯罢休，又用威胁的手段说：“好吧，既然肉包子往嘴里塞你不吃，那我们有办法。”邓培同志很愤慨地说：“早知道你们有这一招，你们有办法，我们更有办法，让车轮不转。”庞士清见势不妙，就缩头缩脑地溜走了……
邓培同志在罢工斗争中，精神始终不懈，敌人采取的手段越来越毒辣，任凭他们怎么镇压恐怖都没有吓到邓培同志，罢工斗争这一潮流在邓培同志领导下，终于胜利了。给工人增薪，并建立了自己的工会，除住房、制服等三项没有同意外，样样答复。
（唐山机车车辆工厂厂史档案：1959年访问李辅祥记录）
（二十二）罗章龙记邓培领导开滦煤矿工人罢工
为了领导好这次罢工斗争，中共北方区委与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力以赴，组成强大的五矿罢工指挥机构。决定让邓培脱产，以全部力量投身于开滦罢工斗争，让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王尽美参加指挥部。这些都是北方区委所采取的重大步骤。同时我也参加了罢工委员会，任中共党团组织负责人兼指挥部主任。……
这次罢工组织是相当严密的，领导罢工的机构是罢工委员会，对外仍用五矿俱乐部的名义。委员会系由各矿工会的代表和北京区委（罗章龙）、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王尽美）、唐山地方党（邓培）的代表组成。执行机构为8个指挥部，以下是各矿基层组织，全体罢工工人都组织在“十人团”中，每10人组成一“十人团”，选团长1人，负责组织和召集团内活动。指挥部还设有调查部和纠察部。调查部从事调查内外奸细，查处破坏工会的事宜，如有情况立即报告调查部长，提到罢委会中讨论。纠察部下设纠察队，共有纠察队员近2000人，分设几个大队和支队，纠察队由张隐韬等同志训练，纠察队员中有不少人是经历过行伍生涯的。他们具有战斗经验。由他们督导上阵，能做到见阵不惊，勇猛顽强，这种精神在和敌人多次枪击的激烈冲突中完全体现出来了。平日他们巡行于街市，保卫厂矿，保护矿井，维持开会会场秩序。开滦矿工的纠察队在北方的各次大型罢工斗争中，是组织得最好的，远近闻名，当年报刊曾有过详细报道。
罢工指挥部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有时设在铁路与工矿中心地区，有时改在唐山大学办公，均以取得广大革命群众的掩护与支持为条件。
罢工指挥部事前充分估计了敌人的反动本性和可能采取的手段，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指挥系统始终分散隐蔽，罢工指挥部设在南厂（即唐山铁路机车厂）附近，宣传机关则分设在各矿厂郊区工人住宅内。掌管工会基金的财务机关设在较安全的山海关铁路工会附近。在五矿罢工期间，还在天津租界设置罢工事务联络站，由宋天放、李梅羹等在联络站负责，所有关于罢工新闻公告文件等，均在天津秘密印刷发布，并开辟有内部交通接头处。同时，在开滦罢工期间党集中了唐山地区的党员，其中包括铁路机车厂（即南厂）、开滦五矿、水泥厂、秦皇岛桥梁厂、唐山大学等处的党员，组成开滦罢工中共党团，成为罢工斗争的核心机构，一些重大决策都须经党团讨论。罢工党团设在市外，以备随时转移地址。当时唐山党的力量是很强的。在罢工期间，斗争形势瞬息万变，并且多次发生武装冲突，党组织面临繁巨任务，始终保持步伐整齐，临危不乱。这些都说明唐山党组织确实具有相当强的组织与指挥能力。
……矿局对罢工采取所谓“糖、棒”政策，在一面重贿杨以德，借武力解决罢工的同时，一面又唆使唐山天主教堂神父、荷兰人薛里渊（Soherion）出面，劝告矿区中信仰天主教的工人“不要为过激派利用，或受人煽动”，企图使工人脱离罢工。他们分矿区进行破坏，以蚕食手段，分裂罢工阵线。秦皇岛经理处运输处长李克碑（Rickeyby）用钱收买一小部分工人破坏罢工，其中一些被罢委会的调查部侦知后，派纠察队制止……
罢工指挥部的干部，为数众多，如邓培、只奎元、王尽美、罗占先、张瑞峰、董宏猷、梁鹏万等，他们密切联系群众，站在斗争第一线，有勇有谋，在资方采取“糖、棒”政策时，依靠指挥部，依靠工人群众，做到了运筹帷幄，及时针对敌情做出决策，使敌人的“糖、棒”政策未能奏效。
准备罢工时，书记部在北京召集路矿联席会议，专门讨论支援五矿罢工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为罢工经费问题。矿工俱乐部代表提出报告，估计当前罢工最大限度以20天为期，按这一期限计算，工会罢工基金准备尚嫌少，大多数计日发工资的工人更须依靠工会救济，因此决定成立罢工经费募捐组、保管组及监察组。募捐组由各主要铁路工会负责人组织。保管组由罢工委员会负责人只奎元等负责（书记部人员规定不参与财物保管）。监察组由矿工会代表李兴昌等3人和铁路代表甘达等2人共同组织，以邓培为主任。同时，由北方区委报告中央，函达全国各工会就地成立开滦五矿罢工经济后援会，大规模进行支援及捐款活动。
……原来，在组织工会的过程中，最初是把力量集中在技术工人方面，借以带动一般在册工人，工会会员也主要是以上述两种工人为成员。但事实上五矿地区范围广阔，加上生产方面存在某些劳动力不均衡现象，因此矿局经常招募一批季节性工人，这些工人名不在工册，叫做短牌工人（临时工）。短牌工人系临时性质，没有被组织在工会以内。他们在工作与生活方面所发生的问题也就在客观上被忽略了。当全矿进行同盟罢工，面临巨大斗争场面时，数以万计的短牌工人没有组织在战斗系列之内，这是非常不宜的事，果然问题就在这里出现了。当时短牌工人人数既多，其中自发性的帮派组织和秘密结社习惯也是普遍存在的。在这些群众的自发组织中，有一派势力较大，共奉一个绰号为铁牛的工人做首领。这一群青年工人沾染旧社会习气颇深，平日自由放纵，游侠自喜，身藏利器，横行无忌。他们自觉没被工会吸收，有问题既无法提出，也无人理会，于是对工会渐生隔阂与误解，时时抱怨工会对他们不公平。有时工会内外双方群众甚至发生冲突。他们中还有个别人异想天开，打算绑架书记部负责人进行勒索，以泄私愤。……当指挥部部这个问题时，大家认为对短牌工人动武的办法不妥，如果这样，会造成工人内讧，影响大局。经过考虑乃决定派人把铁牛请来说理……。纠察队长从旁说道：“书记部是工人本身的组织，对书记部绑架行为无异与工人为敌，工会不能坐视。”铁牛闻言，惶恐愧怍，连称“对不起！”我安慰他说：“目前罢工工会工作繁多，实在忙不过来。许多事考虑不全，照顾不周，请兄弟们大家互相原谅！目前我们应该首先向敌人进攻，共同一致，齐心协力，打倒洋资本家的气焰，关于工人本身利益问题，才有办法解决。”铁牛沉吟片刻，叹了一口气说：“我们也是莫可奈何。……”这时邓培正色直言说：“工会基金筹来不易，是罢工成败所关，所以由专设机构严密保管，谁也不能乱用一文钱。千万不能胡思乱想。关于短牌问题，罢工提出条件中已经提出，不分长牌、短牌，通是一样。今后工会决定加强组织短牌工人积极参加罢工斗争，也可入纠察队编制。大河水涨，小河自然也水满，不必过虑！”一席话说得铁牛连连点头，他坦白承认了错误，表示今后永不反悔。最后双方商定由铁牛所领工人另成立一纠察支队，隶属总纠察队建制。短牌工人经济、生活问题由工会全面安置，同样处理，在政治、组织等方面一律平等。这样，一场风波方告平息。铁牛后来率领其徒众，亲到工会道歉，表示永不再起异心，随后纠合大伙积极参加罢工纠察队工作。他们亲眼见到工会会员万众一心，努力向前，甚为感动，对伙伴说：“书记部经手募款钜万，帐目公开，不沾分文，自老罗、老邓起，他们带头随同大伙一道喝稀粥，睡冷炕，我们如果再有歪心那就真不是人了。”把这部分群众争取过来，又加强了斗争的力量。
有一次我和邓培等正在新街开会，偶然被少数侦缉人员发现，冲进屋内，当场逮捕了几个人（我和梅羹在内），出门后适遇铁牛领纠察队巡查路过，他们人多势众，见状立即上前动武，驱逐侦缉队，夺回被捕人员。在罢工斗争期内，工人与军警双方直接斗争中，铁牛不只一次戮力向前，才使危局转安。因此多次受到指挥部的表彰。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02-219页）
（二十三）陈国祥谈邓培领导开滦工人罢工情况
开滦罢工是邓培领导的。在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了纠察队戴着胳膊箍在各门站岗，防止坏人破坏机器，和工贼坏蛋强拉工人上班。我记得当时还有过“左”的人主张把开滦矿破坏了，但受到邓培的批判：“罢工为了什么？是为向资本家斗争，要求组织工会，改善工人生活。要是把开滦破坏了，工人们就没有生活了。”
罢工游行示威是从南道门外的会馆（后来的惠中饭店）开始的，由南门出发，往西马路到西山口，奔广东街进发。开滦保安警察署刘从富（所长）率领保安队，荷枪实弹，趴在马路上妄想阻止工人队伍前进，大喊：“再往前走，就开枪了！”工人扛着大旗继续前进，刘从富下令开枪了。这可把工人惹火了，拍着胸脯大喊：“刘从富你往这儿打！”队伍仍往前冲，刘从富下令射出第二排子弹，有的工人倒下了。工友们为避免更多的牺牲，暂时退下来，半路上碰见六七个警察，工人们围上去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
罢工坚持了20天，工人一点积蓄也没有，生活有困难，有的工人思想开始波动。唐山市的党发动了捐助运动。铁路工厂捐助了四五百元，其他地区都寄了款来，如香港海员工会，还有华侨都汇来很多钱，支持开滦大罢工。当时邓培指示在西义地搭起很大很长的席棚，买了很多高粱米，单身职工住锅伙的都到那里去吃饭。
（开滦矿务局党史档案：1960年访问陈国祥记录）
（二十四）邓培领导唐山制造厂工会援助开滦罢工通告二则
（1）全国各报馆、各工团、转各团体公鉴：万恶的开滦矿务局的洋资本家，毫无心肝的唐山地方警察署，【对】开滦矿工人的种种悲惨苦楚【的欺压】，说起来真是痛哭流涕。庚子一役，英、比将矿山占为己有，不独到现在他们的工资未增分文，反连从前比较好的待遇一并取消了。试看今日的社会生活程度日日提高，就是他们想要拼命的去作工，也快没有命拼了；就是他们怎样的忍耐恶衣粗食，以维持这牛马似的生命，现在也维持不下去了。迫于万不得已，乃向当局和平要求增加工资，不惟不允，反唆使雇佣的保安队，任意将代表掳去，竟逼成五矿三万多工人总同盟罢工。资本家仍悍然敢为大恶，贿买几千名警兵，唆使唐山地方警察署长下令开枪，痛击工人，当场击毙二名。重伤命在垂危者无数。酸心惨目，血肉横飞，凡有血气者睹此，莫不发指。且该地警察署长为恶未已，竟电天津王省长指矿工为土匪，凭空捏造，真无心肝，指使警兵肆意在街上阻碍交通，非法已极。平常在唐山抽花捐，奖励赌博，使一般鲜花可爱的青年工人陷入火坑，真是为人道所不许。这种陷害无辜，为非作歹的东西，愿我同胞一致声讨。他们五矿三万多工人，被当局如狼似虎的压迫前来，已到了九死一生的地位。工人们，本工人阶级利益，快快前来援助呵！同胞们！看看恶狠狠的洋人压迫我们苦工人，请大家拿出爱国热情来，速速予以援助啊！
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会启
十月二十八日
（2）全国各工团钧鉴：开滦矿局五矿同盟罢工六天了。此次向洋资本家执理抗争而奋斗，来洗掉几十年惨暗无天日的苛待，稍具血气的人们，莫不高喊畅快而尽力援助的呀！我们职工会和全厂工人们看了他们可怜的情形，心酸落泪，用全体力量来帮助了他们，无食的矿工们拿来还当二三天之粟。众位呀！他们并不是拿罢工当儿戏的。他们的地位，是世界上没有比他们卑贱的旷工了。工作时的工资还不够衣食。他们是卖力气的猪仔，他们的性命比马还贱。烧死埋死，死而无尸。百元的葬费，死了五六百人的抚恤金还比不上矿师一人的月薪。他们资本家尤以为他们没有牛马这样驯良，请来了杨以德的走狗，如狼似虎的保安警察来强迫他们工作，在街上擅放枪弹，阻止交通，打伤了、打死了几十人。在警察以为打死了矿工，如同捻【死】了一个臭虫一样。可恤呀！可恤呀！眼看这群无衣无食的矿工们，要被资本家杀死了，饿死了。同阶级的工团们，能否给他们些援助，使他们得增进些人格，得些衣食来挡饿和饥呀！
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职工会启
十月二十八日
（《新民意报》1922年11月1日）
（二十五）王玉亭回忆邓培领导唐山制造厂工会支援开滦罢工
我们南厂罢工的时候，受到了各地的支援。罢工胜利后，就是开滦五矿联合罢工，那时我们也大力支援了他们。在听到开滦罢工以后，南厂职工会决定把会费送给他们，当时是派我送去的。我按邓培的指示，化装成一个叫花子，把钱围在腰里，挎上一个小桶，手里拿着一根小棍，这样才顺利地把钱送到古冶去。
（开滦矿务局党史档案：1959年6月访问王玉亭记录）
（二十六）开滦矿务局英国资本家与中国军警当局策划监视逮扑邓培
（1）唐山真正的罢工首脑是唐山铁路工厂所雇佣的广东机器匠邓培。不久以前他因家务请假去广东，但据各方面报告，他是在北京与煤矿罢工有关。这里罢工者说要等他回来，然后决定进一步的举动。我认为你应该通知警察当局，使他们监视这个人。我趁这次机会在此提出，人所共知的公开行动的纠纷制造者，未予逮扑，非常遗憾。这里每个人一致地说，逮扑一些人会使罢工很快地结束。
（开滦档案14.2.12/24页：1922年11月9日开滦矿务局总矿师杜克茹致代理总理杨嘉立电）
（2）杨以德已经知道邓培这个人领导煽动的活动。他已在监视中，他们正尽力搜集充分证据，作为逮扑邓培的正当理由。杨将军相信，邓培去北京的主要目的，是控告警察局在这次罢工中所尽的职责。
（开滦档案14.2.12/5-8页：1922年11月10日杨嘉立致杜克茹函）
（3）……邓培、只奎元担任鼓动全国工人，募收捐款，确为本案要犯，闻已逃往北京，正在饰探严密查缉。一面函请京师警察厅协拿务获，以遏乱萌，并研讯被扑可疑之人，一俟得有确供，再行函知，并已转呈省长外，相应先行函复贵局查照是荷。
（开滦档案14.2.13/229-232页：1922年11月11日直隶全省警务处复开滦总局函）
（4）杨以德将军通知我，由于搜集罢工者的总机关时，所获得的证据，和秦皇岛最近事件的结果，使省长深信：必须采取严厉手段，并已与军事长官拍去电报，实行逮扑。杨以德将军对于延缓启程，给了两个理由。他说，第一，在未采取更严厉手段以前，罢工者未必接受合理的条件；第二，他可以在此处很好的保证通过省长的命令而实行逮扑。他说他已下令逮扑邓培及只某（据说此人是二头子）。
（开滦档案：14.3.13/255页：1922年11月12日杨嘉立致杜克茹电报）
（5）你可能乐意知道著名的罢工首领，铁路罢工的领导者与开滦罢工的实际组织者邓培，现正在唐山铁路工厂工作。
你会记得杨以德长期地用最大力量要逮扑这个人。虽然经过不懈的努力和详密的侦察工作，至今未能探索着他。
假如在与杨以德谈话时，提及邓培已经安然回到唐山做他的旧工作，我们对他的帮助将被重视。
（开滦档案：14.2.14/48页：1922年2月23日杜克茹致杨嘉立函）
（二十七）唐继善、刘瑞普回忆邓培领导启新洋灰公司工人罢工情况
民国11年，邓培同志曾在现在的新立街广义兴的对过，设立了工人图书馆，印发传单、小册子等。并在此处发给参加工运工作的工人每天4毛钱，启新老工人每天领钱的，现已知道的有汤善继、周勋、柴春全，共领5天，工人图书馆（领钱地点）和存款商号庆大成，则被敌人捣毁了。
同年，杜玉田在邓培同志领导下，配合开滦、鉄路的罢工，要求资本家每人增加工资1毛。当时杜玉田曾由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王占一，由棺材铺租了一口棺材，用工人抬着，表示要与资本家进行决死斗争。资本家由天津清来直隶省警察厅长场以德和开平镇守殷本浩，用武装把工人赶到唐山东约三里地地方的越河、八里庄等处。以后杜玉田领导着回到兴国寺。到兴国寺杜玉田给全体工人讲话说：“我们现在又回到我们的根据地了，大家不要怕，敌人不敢把我们怎么样的，因为现在什么都长钱，为什么我们工人工资不给我们长钱呢？我们要求增加工资是完全合理的，不达到长工资的目的，我们总也不上班。”斗争的结果，工龄满1年的增加工资2分钱，满2年的增加4分钱。一般老工人对杜玉田的印象很好，因为领导工运，出卖了家中的房子和土地，以后生活曾一度非常困难。一般老工人都认为他是共产党员。王占一有的工人对他印象不好，说他被资本家利用了。
（启新水泥厂厂史档案：访问唐继善、刘瑞普记录）
（二十八）黄寿谈邓培领导广东铁路工人运动情况
我记得好象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1924年底（时间待考——编者注）邓培同志带了10多个同志从北方来到广东。初时，他曾与邓中夏、何香凝等在广三、广九、粤汉各线铁路工人中做报告，鼓动工人团结起来参加斗争，并介绍京汉大罢工的斗争始末等等。在此以前，广东铁路工运由杨章甫、杨鲍安、潘兆銮等领导。自此以后，便交由邓培和杨殷两个领导了。邓是代表党领导铁路工运，处于秘密活动，常来往各线路，时间不定，故此党团外的群众是不一定了解他的。1925年“五一”劳动节召开第二届劳动代表大会时，我任纠察队。那次大会上，邓培代表全国铁路总工会出席了大会，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1926年的代表大会苏兆征被选为全总主席，我相信邓培还是委员。因为这几年中凡是代表铁路的全总召开会议，或铁路召开的会议，他都率领广东各铁路总工会代表去参加的。
在邓培未到广东前，广东各铁路工人工会组织很涣散，有俱乐部、有工人联合会，机车工会与车务同业工会（是职员）常常发生纠纷。当时的铁路职员没有参加我们的工人联合会，邓培、杨殷、邓中夏等同志奔走宣传教育，他们极力号召工人“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号召工人、职员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中，争取工人阶级的地位。后来，职员们渐渐有了觉悟，认识到工人内部团结的好。这样，广三、广九、粤汉等三路的3个总工会，才相继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并于1926年又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驻广东办事处，总书记邓培同志，顾问是杨殷，领导广东各铁路总工会。
1925年5月（省港大罢工前）因反动桂系军阀刘震寰、滇军军阀杨希闵统治广东甚黑暗，企图反对革命，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当时邓、杨两同志代表党号召和组织广东各路工人开展了为期1个多星期的大罢工，组成反杨、刘罢工委员会（在河南龙导尾租了一家屋，作为罢委会总指挥部，邓培、杨殷两同志在那里指挥全面）。铁路工人罢工后，全省各铁路交通停顿（水路运输与轮渡海运等员工也配合罢工），使军阀军事运输陷于瘫痪状态。为了探清敌情，以便迎接黄埔东征学生军回师广州一举歼灭军阀，罢工工人退到河南凤凰岗以后，和第五军（当时李福林任军长）一起与敌人接战，每天派出一批精干同志，从洲头咀偷渡过广州河北，一部分同志向群众宣传，撒传单号召市民罢市，起来拥护革命政府，推翻军阀统治；一部分同志到处侦察敌军防御设施、驻兵地点与地形，并规定每天下午六七时返回河南指挥部汇报敌情，布置明天工作。那时候罢工工人每天可领到四毛钱生活费用。工人罢工后，把各路机车的主要零件拆散掩蔽起来，等到东征革命军回师时，广九铁路工人便在樟木头站，广三工人在三水，粤汉工人在源潭（在清远县），已经把机车装好，立即把革命军拉回广州。罢委会又组织了一批年轻力壮的工人，负责带领学生军从广州四面八方打入，由于事先掌握了敌人布防和兵力分布，所以我军很快便控制了广州，全歼守敌。经过十多天的激烈战斗，终于把刘、杨军阀打败，全部缴了械。
邓培同志是1926年任铁总广东办事处总书记后，才在工人中出面。1926年秋天，宁阳的铁路工人在办事处的领导下，酝酿组织宁阳铁路总工会。岂料，工贼李德谦闻讯后，马上派爪牙到该地勾结土匪陈式容等人们称之为“四大天皇，二至尊”，破坏和阻碍工会成立，迫得二三百人离职。当时负责筹备工作的蔡球同志走告办事处，邓、杨两同志当即组织纠察队，加上广三、广九、粤汉三线的工人纠察队，共五六百人，乘坐罢委会的那两艘缉私小舰“奋斗”号和“巩固”号两艘小舰，并拖了一艘大盐船，分两路，一路从三埠海边登陆，一路由江门登陆，杀奔公益而去。我当时在江门一路。当我们登岸向新会城进发时，半路上碰到一匪首乘一列车通过，打了一顿，被他逃跑了。当晚我们宿在新会城边的一家大公祠里，闻得当地农军送来情报说，驻当地的军阀十三师蠢蠢欲动，想缴我们纠察队的械，当时，当地农协会马上出动，五六百农军把我们保卫起来，到处站满岗哨，以备敌人胆敢来进犯时给予当头打击。晚上杨殷等同志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第二天清早，我和一些同志奉命坐车到江门车站，准备开一列车来载全队开进公益（开平县一个镇），但在车站与匪军冲突起来，他们把机车用封条封了，我们要揭封，这时匪军便想动手缴我们的械，我见寡不敌众，便退回报告。当天下午，我们全部同志只好坐十多部车，进至牛环（新会县一个镇），与另一路同志会师。
在12时入公益，便与匪敌接上了火，一直打到第二天晚上4时左右。敌匪也有数百人，枪械很好。后来我们缴了200多条枪，很多是冲锋式。敌人用一列装甲车来负隅顽抗，我们把两处铁路截断，一场剧烈战斗，终于全歼敌人，生俘匪首陈式容、鸡仔耀（绰号）等4人，当天在公益召开各界人民大会，那时候群众那股扬眉吐气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烧炮仗烧到我们的队伍无法通过，同志们的衣服很多处被撕烂了。在无数人的群众大会上，群众一致要求当场枪毙四匪的喊声，怒不可遏，终于根据群众的要求把四匪枪毙了。
（广州市民政局烈士档案：1960年10月20日访问黄寿记录）
（二十九）邓培领导广九铁路工人罢工
自广久铁路总工会提出要求条件后，因到期建设厅未切实答复，即由全国铁路总工会广东办事处下令举行罢工，该路总工会即组织罢工委员会负责办理。粤汉、广三两路工会各派纠察队驻扎大沙头站互助，并发表宣言誓为后盾，形势甚为紧张。廿六早起货车一律停开，只有工用专用车来往，全路暂由工会罢工委员会管理。……昨日经各方调停，建设厅已答允工人要求，着姚观顺辞职，承认工人要求条件，被开除之马桥暂准复职，仍候监察院审查。昨27日下午2时一律宣布复工……即由全国鉄总广办下令于昨日下午2时一律复工。在未复工以前，举行大巡行庆祝胜利，亦有广三、粤汉两路工会派出纠察队欢送该路工人复工，沿途高呼口号，散发复工宣言。
（广州《工人之路》1926年9月28日）
（三十）黄寿谈邓培遇难情况
邓培同志是“四·一五”那天凌晨被扑的。由“四·一二”以后党团内已召开紧急会议，以备万一。大家都规定了联络暗号。当时由于邓培同志没有估计到反动派的疯狂程度，所以没有及时掩蔽。“四·一五”的凌晨，据说他还在小市街办事处的会议台前，坐在首席的位置上喝早茶，突然李德谦的反动机器总工会体育队的人配合一大队反动军队来把办事处包围，捕捉了他。
（广州市民政局烈士档案：1960年10月29日访问黄寿记录）
（三十一）赖先声谈邓培在狱中情况
1927年4月15日，邓培被国民党新军阀逮扑后，关在南石头监狱。反动派审讯邓培，要他供出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共产党员和干部的名单及住址，他严词拒绝。敌人对他说：“只要你供出一个铁路工会干部，可奖100元；供出一个共产党员。可奖200元，还可以奖些美酒和丝绸衣服。你供的越多，得奖越多。”邓培回答说：“你们就是奖我1万元臭钱，我也不要。要我供出共产党员和干部是绝对不可能的”。敌人见利诱不成，就改用酷刑，先用皮鞭打，打得他皮开肉裂，鲜血淋漓。问他肯不肯招供，他怒目而视，高声说：“别说用皮鞭打，就是拿出更毒的刑具来，我也不怕！”敌人又采用“吊飞机”，把他吊起来，用刺刀刺他，他遍体鳞伤，仍坚贞不屈，怒斥敌人说：“你们听着，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你们用尽所有酷刑，我都不怕，我宁死也不投降！这就是我最后的回答。”敌人无可奈何，两天后（时间不准确——编者注）就把他秘密杀害了。
（广东《三水文史》资料：广州铁路工人赖先声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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