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放纵对手是为自己制造机会
有经验的猎人发现猎物的踪迹时，不急于放出猎犬，而是继续跟踪。原因是没有真正见到猎物，就无法确认猎物的大小、凶猛程度，无法采取相应的对策。权力的角逐也是如此，在无法确认自己的能力能否胜过对方时，不妨给对方一个放纵的机会，待时机成熟时，再一举除之。
秦庄襄王死后，13岁的秦王政即位。少主临朝，在战国时，按社会的惯例通常由母后主政，例如史家所说的“战国四后”：秦昭王即位其母“宣太后自治”；齐王建即位“国事皆决于君王后”；赵孝成王即位其母“太后用事”；韩国“以一女子奉一弱主”。按此习惯，秦王政即王位时，其母太后赵姬主政也是必然。赵姬主政，依靠的人是吕不韦，因为在谋取秦国之政时，就是吕不韦一手设计和进行的，其中，赵姬是参与者之一。所以，嬴政把吕不韦尊为相国和仲父，都是出自于赵姬的情愿。
赵姬做了太后，依然难以割舍与吕不韦的旧情，但是当时的形势绝不是从前了。而吕不韦也自有他的难处，不应承太后之召不行；应召，他将无法把握自己，自己多年的心血就可能毁于一旦。但是，吕不韦毕竟也是人，他既不能像孔孟说的“逆取顺守”修己以齐人，也做不到“知难而退”洁身以自好，唯一解决的方式只能是与“太后时时窃私通”。
另一方面，吕不韦也是一个有长远眼光的人，他深深懂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至深道理，并以此时时提醒自己。吕不韦心中清楚，与太后私通一旦暴露就会身败名裂，而且秦王嬴政逐渐长大，形势已经不容他有再多的考虑。于是他当机立断，决定从困境、险境中拔出双脚。自经商和从政以来吕不韦形成了一种常常引以为得意的信念，那就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他都认为途径和办法总是会有的。
后来，吕不韦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嫪毐，于是他立刻形成了一套方案：诈称嫪毐施了腐刑，然后让他以“宦者”身份在后宫侍奉太后，自己便可从太后那里解脱了。
嫪毐很讨太后的喜欢。不久，太后怀孕，生下腹中的胎儿，为了避人耳目，太后找了个借口便前往秦国的故都雍城，居于雍城中的大郑宫内。
太后暂居雍城的一段时间内，生下一男后，不久又再次怀孕。嫪毐备加受宠，从此咸阳城内太后宫中的大事小情以及有关国家政务的一些大事，都由嫪毐决定。这样一来，嫪毐手中的权势日益膨胀，豢养家僮数千人，很多人见嫪毐权势日盛，都争着做嫪毐的“舍人”。不仅如此，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嫪毐被封为长信侯，并赐给山阴地，以河西太原郡作为嫪毐的封国。
嫪毐由于受到太后的宠幸，在秦国的权势很快便发展到与吕不韦不相上下，并且嫪毐也日益骄横。
嫪毐本是一个无知的人，他空虚、狂妄、头脑简单，根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规划未来，对形势的发展也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的所作所为，纯属小人得志的一类。他只是用自己简单的思维，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无休止地攫取权势并乐在其中，用荒淫无耻的生活，填补精神上的空虚。
有件事可以说明嫪毐的无知与狂妄，同时也拉开了他自取灭亡的序幕。有一次，嫪毐与秦王的侍臣饮酒博戏，酒醉后彼此发生口角。嫪毐自恃太后撑腰，便信口开河：“我是秦王的‘假父’，你竟敢对我无理？”秦王侍臣见嫪毐怒睁圆眼，高声斥骂，气焰十分嚣张，便忍气吞声地离开了。回到王宫，侍臣就把嫪毐所骂的恶言秽语向秦王做了详细的禀报，秦王政是一位个性很强的人，天生刚愎自用，他听后非常恼怒，决心待机除掉嫪毐。
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秦王政22岁，按照秦国的礼制应加冠亲政。
就在秦王举行加冠礼前夕，他的亲信得到消息：长信侯嫪毐并非是宦者，经常与太后秽乱宫中，并生有两个男儿，都藏匿在民间，长信侯与太后并有密谋，一旦秦王政驾崩，便立长信侯与太后所生的儿子为秦王。
秦王政听后非常震惊，立刻密令官员调查，结果情况皆属事实。因为加冠礼举行在即，秦王并没有立即下令逮捕嫪毐，而是采取“欲擒故纵”的计策，照常前往雍都举行冠礼，并做好了一切部署。
秦王要调查“宫闱秽事”的消息，很快便传入嫪毐耳中，这时他才感到恐慌，急忙与太后商议对策，密谋在秦王去雍都举行冠礼时乘机杀掉他。
当秦王政下榻蕲年宫的时候，嫪毐便按照事先的密谋，征发县卒、卫卒、官骑以及门下舍人，向蕲年宫进发，企图一举推翻秦王政，另立新君。
面对危机，秦王政绝非等闲之人，他对嫪毐一伙的密谋早有察觉和防范。当嫪毐发兵举行叛乱时，秦王政立即派相国昌平君、昌文君率兵镇压，嫪毐兵败逃走，秦王发兵追击，斩嫪毐于好峙。这样嫪毐的叛乱很快便被平息了，而参与嫪毐叛乱的大臣一律枭首并车裂示众，灭其宗族。嫪毐门下的舍人也都被处置。
从平定嫪毐叛乱那天起，秦王政事实上已在秦国亲临政事，成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年轻帝王。
除掉嫪毐后，秦王政恨由中生，不仅恼怒于母后的淫乱，更恼怒于母后私生二子，还打算立他们为王。秦王政对这两个私生子非常敏感，盛怒之下，他派人把太后所生二子装入口袋中扑杀，并将太后迁于雍城居住，以示惩罚。
秦王政杀弟迁母之后，怒气仍不能平息。他痛定思痛，想来想去，认为乱事之根、罪魁祸首应当是仲父吕不韦。他决心除掉吕不韦，但是朝中许多人都为吕不韦说情，讲述吕不韦的功劳。秦王想到自己10年临朝之事，的确是吕不韦一直尽心竭力扶持自己，忍不下心来对吕不韦执法。那时的秦王政确实不知道对吕不韦该怎么处置，也没有一个十分恰当的理由。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饶。于是罢免了吕不韦的相国职务，待形势变化再做处置。
吕不韦在朝中的势力非常大，虽然他不做相国了，但影响力却不减。吕不韦被罢相不久，秦王政就把他撵到河南的封邑。就在吕不韦被逐至封地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门下的宾客仍然接连不断地从河南前往咸阳，向秦王诉苦，为吕不韦说情。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企图使吕不韦回到咸阳，重新执掌国政。那么多的宾客穿梭于洛阳与咸阳为吕不韦说情，令秦王政深感不安，也使他更加觉醒，吕不韦的势力太大了，于是下定决心，正式赐书给吕不韦，这既是给吕不韦宾客们的答复，又是为了让吕不韦死了再掌权的心。秦王政在赐书中直接质问吕不韦：
君何功于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
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
与此同时，秦王将吕不韦及其家属迁徙蜀地，以彻底清除吕不韦的势力。
通过秦王政赐书中的质问和举家迁蜀的命令，吕不韦终于省悟，不再抱有幻想了，秦王政采取的是步步紧逼的策略，自己只有一死才能解决问题。
吕不韦自杀后，他门下的宾客数千人私自将吕不韦葬于洛阳北芒山，参加送葬的人非常多，场面很大。秦王政闻知此事后非常气愤，认为那些人是借给死人送葬向他示威，于是便下令对参加送葬的人都给予惩罚。
秦王政除掉了嫪毐、吕不韦后，为自己掌权扫清了障碍。从此，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在法家理论的指导下，缔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大帝国。
秦王政在处理吕不韦、嫪毐专权的这件事上，使用了正确的策略，如果处置不当，不要说王位，恐怕连性命都得搭进去。他最终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果决出手，成功地铲除了威胁王权的两大障碍，为自己掌权铺平了道路。
2.关键时刻斗智不斗力
人在危急时刻往往容易失控，一味的猛冲。其实，越是关键时刻越要冷静。秦始皇不但有统一天下的雄心，更有统一天下的大智慧。关键时刻，不露声色的借赵王之手杀掉了阻碍秦国大军东进的名将李牧，使赵国失去了真正的“长城”。
秦王政理政后，任用尉缭、李斯为相，开始部署统一全国的战略和策略。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以坚强的毅力和刚柔相辅的手腕，用军事攻打和政治分化的谋略，从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以气吞山河之势，先后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最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
秦王政亲政后对赵国发动了一系列的军事进攻，虽然有两次被李牧打得大败，但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对赵国的进攻实际上已经拉开了秦军相继灭亡六国战争的序幕。那时的秦王政，傲视群雄，开始了兼并六国的战略部署。
韩国的领土最小，辖有现今山西省的东南部、河南省的中部。由于韩国地处秦军东进的要冲，是“天下之咽喉”，而韩在山东六国中又实力最弱，所以，秦灭六国时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就是韩国。
在秦惠王时期，张仪便提出了“下兵三川”、“挟天子以令天下”的首先灭韩的主张。司马错则主张应当首先攻取巴蜀，这样就可起到“广地”、“富国”、“强兵”的效果，结论是“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
当时秦惠王认为司马错的主张更合情合理，于是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公元前316年派司马错带兵攻取巴蜀，后来又建成都江堰工程。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当年秦惠王放弃首先伐韩而攻取巴蜀的战略决策是非常正确的，对于后来秦的富强和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蓄，到秦王政亲政的时候，秦国的实力比秦惠王时期更加强大，而韩国的实力比当年更为衰弱。两国实力对比相差十分悬殊，在这种实力对比下，秦灭韩国是轻而易举的事。
为了减少更多的麻烦，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秦王政在大举发兵吞并六国之前，决定首先给赵军以重创，以免灭韩后促成赵、楚、魏等国联合攻秦，因此采取了“合韩攻赵”的战略，以攻赵并削弱赵国军事实力作为歼灭六国战争的序幕。
正是在这种战略的选择下，秦王政集中全力多次进攻赵国。尽管秦军曾两次被赵国名将李牧打得大败，但是当秦王得知赵军确已遭到重创，“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时，认为既定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
公元前231年，魏国被迫向秦献地，韩国被迫把南阳土地献给秦国，秦派内史腾任南阳假守（郡级行政长官），秦王政认为发兵逐一歼灭六国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韩国首遭灭亡的厄运终于降临了。公元前230年，秦王政下令内史腾率秦军就近灭亡韩国。在秦兵压境、危亡在即的形势下，昏庸无能的韩王安惶惶不可终日。秦军将士作战勇猛，在几乎没有遇到什么严重抵抗的情况下，迅速攻入韩都新郑，韩王安成了秦军的俘虏，韩国宣告灭亡，秦国把攻占的韩国土地建置为颍川郡。
战国七雄中，赵国是仅次于秦国的强国，名将辈出，赵曾多次同其他诸侯国合纵，重创秦军。所以，秦国君臣都把赵国当作最大的敌人，不敢掉以轻心。
为了打好对赵国的战争，秦王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和研究，了解到赵国除了君臣隔膜、将士不睦以外，还与东北邻国燕国不能相容，经常兵戎相见，相互攻伐，即使在休战时期，也是貌合神离、互相倾轧。
秦王政三年（前245年），赵悼襄王上台，大将间矛盾激化。亲信大将乐乘，想要取代廉颇。廉颇一怒之下，率所部打跑了乐乘，自己也投奔魏国去了。两年后，赵与燕又发生了战事。
秦王政十一年（前236年），在咸阳的秦王得到消息：赵、燕两国关系又趋紧张，赵国派庞煖将兵攻燕，连克燕城数座，而且继续向燕腹地推进。秦王判断赵国内必然空虚，认为灭赵的时机已到。于是决心利用燕赵的鹬蚌之争使秦国得利，遂果断决策，派王翦等以救燕为名，率秦军攻赵国。
赵国正忙于对燕作战，对秦军的攻袭没有充分的准备，国内兵力又严重不足，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王翦很快攻占了阏等城市。另一路秦军也占领了赵国的河间六城。不久，又攻占了邺（今河北磁东）和安阳（今河南安阳），赵的上党郡和漳河流域已完全为秦军所控制。
战争的考验和为政的实践，使年轻的秦王很快成熟起来。通过对赵国的战争表明，秦王比较注意分析敌我双方的运动态势，善于利用六国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主动而迅速地捕捉战机。
秦王政十三年（前234年），秦军势气正旺，赵国兵势不振，秦王再做决策，派将军桓沂攻赵。桓沂行动迅速，指挥秦军快速东进，将武城（今河北磁县西南）和平阳（今磁县东南）两城包围起来，发起猛攻。平阳和武城皆位于赵都邯郸之南的漳水边上，一东一西，扼邯郸南大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情况万分紧急，赵王急调10万精兵，派扈辄为将前去救援。双方在平阳外围展开了激战，战争相当惨烈，结果，赵军全部被歼，扈辄也战死。
平阳之战是秦统一前最大的一次战役，在这次战役中，赵国的有生力量再次遭到沉重打击。秦王接到捷报，兴奋不已，为了鼓舞士兵的士气，立刻起身离开咸阳，前往距前线不远的河南督战，决心一举灭赵。
第二年，桓沂又奉命攻赵，从上党出发，翻越太行山，向赵进攻，夺取了赤丽、宜安（今河北藁城西南）。
秦王此次出兵的目标主要是攻占邯郸以北的要塞，与在邯郸以南的秦军遥相呼应，形成南北合击的态势，为最后灭赵创造有利的战略条件。
赵王十分清楚秦军的战略意图，漳河失地已无法夺回，如果邯郸的背后再丧失，那么赵国就危险了，只有尽快击退秦兵，稳固后方，才能摆脱危险的境地。在这关键时刻，必须选任一员文韬武略齐备，而又忠心为国的大将为帅，才有可能获得成功。赵王仔细地分析了所有的将领后，决定唯有急调“北边良将”李牧出征，才可解燃眉之急。因此，冒着匈奴乘机进犯的危险，任李牧为大将军，领兵击秦。
李牧军进击宜安，与桓沂指挥的秦军在肥（今河北晋县西）展开了激战。几年以来，秦军所向无敌，睥睨六国之兵尽如草芥，经此一战，秦军始遇强手。桓沂虽多方组织秦军抵御赵军进攻，但是其在战术指挥上仍然略逊李牧一筹，被李牧打得大败。桓沂侥幸逃脱性命，想起自己是近年来第一个遭到如此惨败的秦国将领，不敢再回到秦国，遂狼狈投奔燕国去了。
李牧对秦军的胜利，使赵国暂免灭顶之灾，虽然成功地破坏了秦王南北合击的战略布署，但是，秦军的有生力量并未受到决定的影响，战略主动权仍然牢牢地掌握在秦王手中。
秦王政十五年（前232年），秦王兵分两路，企图再次形成南北合击邯郸的战略态势，一支攻到了漳水流域的邺，另一支到达太原，并由此向邯郸后方的番吾（在今河北省灵寿县西南）发动猛攻。
在此危难时刻，赵王再次命令李牧率军迎敌。李牧没有辜负赵人的厚望，领兵直驱番吾，同秦军展开了血战，第二次打败秦军，暂时免除了邯郸的腹背之忧。
面对战局的不利，秦王政决定放弃临时制订的先行灭赵的计划，恢复执行既定的先行灭韩，剪除秦腹心之患的战略方针。同时，寻找时机，除掉李牧这个劲敌，以确保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
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赵国发生了大地震，国家处于混乱之中。秦王政认为这是天赐的灭赵良机，决定向赵国再举征伐。
秦王政十八年（前229年），秦军派重兵大举攻赵。秦军兵强马壮，士气高昂，由王翦率上党秦军由西向东，直下井陉（今河北省井陉），再由北而南，威逼邯郸；杨端和率河内（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秦军由南而北，两路攻入赵境，兵锋直指赵国心脏——邯郸。
此时的赵国，已是岌岌可危。赵王派大将军李牧和将军司马尚带兵在邯郸外围拼死抵御。李牧和司马尚竭尽心智，精心筹划，团结全军，全力以赴，成功地将两路秦国大军挡在邯郸外围达一年之久，秦军想尽了各种办法，但收效甚微。
秦军三次攻赵，前两次遭到惨败，这一次又遭到了顽强的抵抗，无法实现既定作战目标，而给秦军造成巨大障碍的竟都是李牧。
秦王政在心里暗暗佩服李牧的才能：提百万之军纵横沙场，攻必克，守必固，百战而不殆者，李牧足以称之，秦军将领无人能及。
因此，秦王有了新的计划，他认为铲除李牧是当务之急，军事强攻不行，唯有智取。于是他派人潜入邯郸以重金贿赂郭开，行反间计，声言李牧和司马尚在此国难当头之际，不为君王着想，不为国家尽力，欲谋叛赵国而去。愚蠢的赵王在此国家危难时刻，竟不做任何调查，轻信了郭开的报告，派赵葱和颜聚两个无能之辈取代李牧和司马尚。李牧以国家利益为重，抗拒王命，不交兵权，继续率兵抗秦。糊涂的赵王迁派人秘密捕杀了李牧，而司马尚则被临阵免职。
秦王政略施小计，便拔掉了使几十万秦军都束手无策的对手，扫除了灭赵的一大障碍。
李牧死后，秦军上下非常高兴，在王翦及杨端和的指挥下，重新发动了猛烈的攻势。在不足3个月内全歼赵军并杀死赵葱，攻占了邯郸，并生俘了赵王以及颜聚。只有赵公子嘉逃往代郡，后来自立为代王。这样赵国基本上灭亡了，秦王政在以邯郸为中心的地区设立了邯郸郡。
秦灭赵后，兵临易水，对燕国构成直接的威胁，燕国危在旦夕。
国家危亡关头，燕太子丹派荆轲入秦刺杀秦王政，刺杀未遂。秦王政立刻下令前线秦军大举进攻燕国。
王翦和辛胜指挥的秦军于当年在易水之西大破燕、代联军。秦军很快占领了燕都蓟城（今北京市）。燕王喜和太子丹慌张地退保辽东郡（郡治在今辽宁辽阳市），秦将军李信领兵继续追杀。为摆脱困境，代王嘉建议燕王喜杀太子丹以讨好秦王，以退秦国之兵。燕王喜走投无路，无奈之下派人杀死藏在衍水（在辽东郡）的太子丹，欲将其头献与秦王，以求秦退兵。但是，秦军根本不予理睬，李信继续挥师猛攻。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在辽东生擒燕王喜。旋即回师攻代，将盘踞此地六年之久的代王嘉俘虏。至此，燕、赵彻底灭亡。
在秦王政灭韩、灭赵后，魏已纳土称臣，归顺效命，但对秦王政来说，这还远远不够，他不会就此罢休，他的雄心是统一天下。
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年），派王翦之子王贲率兵攻魏。而魏早已在秦的囊中，王贲按智伯说的“水可以灭人国”的办法，阻断故渠，引黄河、大沟的水东南流出，淹灌魏都大梁城三个月，魏王假向秦军请降后，被秦杀。这样魏也灭亡了。
按照秦王政的战略部署，当秦军于公元前225年灭亡魏后，中原地区已尽入秦国之手，攻楚时的后顾之忧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秦自公元前230年灭韩以来，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气势正盛，处于上升时期。所以，当秦攻占魏都大梁之后，秦王政便立即下达了对楚国发动全面战略决战的命令。
为了取得对楚战争的全面胜利，秦王政召集秦国的著名将领，商讨作战方案，确定担任这场战争的秦军统帅。在这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秦王政充满自信地环视座前的各位虎将，说道：“诸位，此次对楚作战，需要动用多少物资和人马？”
“最多不过20万人，便可平定楚国！”李信答道。
李信不久前在追击燕军的作战中，以数千铁骑在辽东追逐燕太子丹，立了奇功。秦王心中对这位年轻将领颇为欣赏。秦王政听了李信的豪言壮语，内心无比高兴。这时，老将王翦一言不发，秦王政向王翦问道：“老将军，您看对楚作战须用多少人马？”
“非60万不可。”王翦认真地回答。
秦王政见王翦竟说须动用60万大军，充满自负的秦王禁不住笑着说：“王将军确实有些年老了。”
会议结束，秦王命李信及蒙武率20万大军南下伐楚，即日出发。王翦则告老还乡。
公元前225年，李信所统率的秦军进攻楚国的平舆，蒙武所统率的秦军进攻楚国的寝，进军之初，秦军进展顺利，两军在城父会师，合兵一处。此时，楚王命名将项燕率大军抵拒秦军。
项燕是楚国的名将，勇而有谋。项燕所率的楚军杀入了秦军的营垒，斩杀秦国的七名都尉，大破李信，秦军大败逃走，项燕统率楚军乘胜由东向西挺进。
李信的大败使秦王政大为震惊，意识到了老将王翦对形势把握的正确。为了统一大业，高傲的秦王政屈驾亲自到王翦的家乡请求其出山，由他来统率秦军对楚作战。
王翦再次郑重地向秦王提出条件，说道：
“承蒙大王不弃，一定要老臣出征，非60万人马不可。”
王翦不仅充分地估计了楚国的军事实力，而且意识到这次军事行动的特殊性，当年白起虽然攻陷楚都、重创楚军、占有楚国的部分领土，但要灭亡楚国，完成如此重大的使命，没有60万大军无法成功。60万大军对秦王的统治意味着什么，他心里自然明白，更何况秦王向来猜忌心重。在这关键时候，秦王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王翦提出的条件。
王翦与秦王政同车回到咸阳，秦王立即调60万部队归王翦统一指挥，择日出征。
公元前224年，王翦率大军抵达前线，取代李信指挥全部秦军。
王翦到达前线后，下令将士们构筑工事，坚守壁垒，不得出战，有敢违犯军令者，一律斩首。
楚军多次到阵地前沿向秦军挑战，但无论楚军如何谩骂，秦军就是不肯应战，楚军也无可奈何。
王翦与项燕都是当时的名将，秦楚大军的暂时对峙，实际成了二人智力的较量。二人各有各的计划：王翦认为，秦军远道而来，行军疲倦、立足未稳，不久前又新败于楚，故坚壁以养精蓄锐，然后伺机而动；项燕的挑战，是要趁秦军立足未稳和楚军新近获胜后的士气高涨，一举击溃王翦。
在两军相峙的日子里，王翦令士卒好好休息，常到营帐中看望士卒，与士卒吃同样的饮食。同时，王翦告诫麾下急于求战的将士，每日要加强军事训练，不可轻敌。
两军相峙一段时间后，项燕见王翦一直坚壁不出，急切之下，便令楚军向东移动，想以此牵动秦军。
王翦见项燕移师向东，认为决战的时机已到，便在楚军拔营之际下令秦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全线出击，猛攻楚军。项燕见楚军主力被歼，知道大势已去，便自杀而死。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楚国的大片土地尽落秦军手中。
公元前223年，王翦率秦军攻入寿春，俘虏楚王负刍。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王乘灭燕、代、楚三国的士气，命将军王贲率兵南下攻齐。秦军很快开进了临淄，俘虏了齐王建。
秦军兵占临淄，标志着秦统一六国之战的全面胜利。至此，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的华夏大地归于一统。秦王政在统一的战争过程中，全力以赴，没有姑息任何国家，而是坚决彻底地执行了既定的战略，为统一之战的胜利，尽心竭力，为大一统格局的开创，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3.戒除隐患和漏洞才能把事办好
木桶的度量取决于最短的那一根，事业的发展、稳定亦如此，如果在某方面欠缺了，那么就有可能发生“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祸患。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尽可能做到不留下任何隐患和漏洞。
秦始皇即位后，像踞立在雪峰上的秃鹫，傲视群峰，顾盼自雄，派蒙恬率兵北击匈奴。蒙恬不辱使命，痛击匈奴，收复河南地，驻守边关十余年，迫使匈奴退往阴山以北。为防匈奴进一步侵扰，秦始皇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部的长城连结起来，修筑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征服百越地区后，设置桂林、象郡、南海等郡。
始皇末年，秦郡数由统一之初的三十六郡增至四十余郡，其版图“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秦始皇用武力平定天下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秦始皇改变了历来的帝王称号，他让大臣们讨论他的称号，根据来自远古的传说三皇和五帝，既有主张用“帝”，也有主张用“皇”，而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劳高过了三皇和五帝，最后将皇和帝并称为“皇帝”。由皇帝来掌握全国的政权，不再像西周那样分封诸侯，各管一地，致使最后诸侯各自独立，中央无法控制。同时，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秦始皇对名称也做了规定：皇帝自称用“朕”，皇帝的命称为“制”，令称为“诏”。皇帝的印信专门用玉做成，叫作玉玺。而且只有皇帝的印信才能叫作玺。同时，皇帝的妻子称“皇后”，父亲称“太上皇”，母亲称“皇太后”。
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更体现了秦始皇加强君权的一面。他规定皇帝之下是三公九卿：三公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同时负责对文武百官的管理。太尉则是最高的军政长官，负责军事事务，但他平时没有军权，战时也要听从皇帝的命令，而且要有皇帝的符节才能调动军队，军权实际上也是掌握在皇帝手中。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是副丞相，皇帝的诏令由御史大夫转交给丞相去执行。
三公的下面设九卿：奉常，掌管宗庙礼仪；郎中令，负责传达皇帝命令，以及皇帝的警卫；卫尉，就是宫廷的警卫首领，负责皇帝住所的日常守卫；太仆，主要工作是负责侍从皇帝，掌管皇帝的车马；廷尉，掌管全国的司法事务，负责审理重案要案；典客，负责国家的外交事务，同时负责内部少数民族的事务；宗正则是专门管理皇室事务的官员；治粟内史，管理中央财政，并负责全国的税收工作；少府是皇帝个人的财政官员，管理归皇帝私有的山泽湖泊和宫廷手工业。
在地方，实行了郡县制。这是地方政治体制的历史性变化，代替了原来的分封制。设置郡县，由皇帝亲自任命官吏进行治理，罢免权也操纵在皇帝手里。这样就能使天下长期稳定，政权永远掌握在皇帝的手里。
秦朝对于官吏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制定了很多处罚官吏的法令。官吏犯法，一改西周那样享有特权，即“刑不上大夫”，而是加重处罚。这样可以使秦朝的吏治非常清明，政府的办事效率也有了相当的提高。同时，对于官吏个人要求很严，必须通晓法律。
在政治体制改革外，秦始皇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巩固集权统治。其一，修造长城，秦始皇下令将原来六国的首都和各自修造的长城拆毁，然后统一修造抵御北面匈奴的长城，期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其二，为防止天下人作乱，没收天下的兵器，然后熔化铸成12个、每个有24万斤重的巨大铜人。其三，修建官道，即弛道。以咸阳为中心，共修成三条，一条向北通到了内蒙，叫作直道。一条通向东面的河北和山东，直到海边。一条向南，通两湖和江苏。弛道的建立，大大缩短了信息传播的时间，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政令的及时传达。其四，为了杜绝先前六国后裔的反叛行动，秦始皇将贵族后裔连同富豪迁到咸阳，以便监视。
秦始皇为加强统治，不择手段，由于实行严酷法律，最终引起了士人的不满，纷纷指责秦始皇。
这时丞相李斯主张严厉镇压这些胆大妄为的士人，他给秦始皇写了一封奏疏，要求进行焚书。除了《秦记》之外的所有史书一律烧毁，全国百姓和士人私自收藏的经书和诸子百家的典籍，也全部由官府统一烧毁。敢违抗命令，议论政事的人一律处死。如果官吏知情隐瞒不报，也和藏书的人同等治罪。
秦始皇出于稳固统治的目的，同意了李斯的意见，下令全国进行焚书，除了少数史书之外，其他的最后只留下了关于农业、卜筮和医药的书籍。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清洗，与秦的法律一样是秦朝暴政的集中体现。
但是，烧掉书籍并不能堵住士人的口，反而激起了更大的反抗，百姓和士人对秦始皇的暴政怨愤异常。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勃然大怒，派出御史到全国各地追查，最后抓到四百六十多人，秦始皇下令一齐押到骊山的山谷中，全部活埋。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儒生，后人称秦始皇的行为是“坑儒”。
秦始皇的种种加强君权的政策，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许是当时的客观形势使然，谁不想让自己的江山更稳呢？
4.留住人才就有了成功的资本
人才是一切生产力的核心，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才越发显得突出重要。缺乏人才就像没有汽油的汽车，哪怕再豪华也无济于事，等于废铁一堆。由此可见，人才是一个集团乃至一个国家核心的竞争力。
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战国七雄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才争夺战。各国不拘一格的任人方式激励着有才能有抱负的人才周游列国去展示自己的才华。战国后期，人才流动十分频繁，竞争更加激烈，被各国委以重任的杰出之士，其对一国兴衰起着巨大的影响力。各国中又以秦国最敢于也最善于利用他国人才，这也是秦能最终胜出的重要原因。其中在秦王嬴政时期比较著名的人才就有李斯、尉缭、顿弱、王翦、蒙恬等一批人才。
在秦王制定了统一战略后，着手攻打韩国，韩国在秦国的攻伐下，感到危急，为了残喘延命，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于是派出了一名叫郑国的人到秦国去做“内间”。根据史书记载，郑国是一个从事水利工程建设的人才，他到秦国的目的就是想要让秦国把人力物力投入到兴修水利工程上去，借以削弱秦国的国力，使秦国无力东伐。
但是当吕不韦失势后，郑国作间的事被发觉了，这时秦人的排外情绪更高了。秦国上下为之震惊，许多宗室大臣议论纷纷，并向秦王政进言说：“诸侯国的人来秦做事，都是为他们自己国的君主来游说离间秦国的，长此下去，秦就有危险了，现在应当把他们驱逐出去。”
秦王政又想到了吕不韦曾经的威胁，同时又看到那么多的诸侯国人在秦国，于是就同意了驱逐宾客的意见，发下了逐客令。正是在这种氛围里，秦国进行了一次大搜索行动，凡是诸侯国来的人，一律驱逐出境。
李斯与《谏逐客书》
“逐客令”的下达，把一人推上了历史发展的前台，这个人就是李斯。
“逐客令”公布的时候，客卿李斯就认为此举纯属荒唐而极力反对。李斯出身南方的楚国，他拜著名学者荀子为师，学习“帝王之术”。
李斯认定在七个强国中只有在秦国干事才有前途，于是离开故乡楚国前往秦国。他先在吕不韦门下充当舍人，后成为秦王政的客卿。
由于李斯只是客卿，又与吕不韦有关系，自然也要被列在被驱逐的名单上。
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李斯展示了他的政治才华和长远的战略眼光，他向秦王政上了一封书信，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在这篇文章里，他用热情洋溢的语言和严谨务实的文风表达了自己的真知灼见。他说：“秦下逐客令是错误的举措。从前，秦穆公求纳四方贤士，从西得到了西戎的由余，在东得到了百里奚，请到了宋国的蹇叔，晋的丕豹、公孙支。这五个人虽然都不是秦国生的，但却使秦国能够兼并二十多个国家，从而才称霸了西戎。秦孝公因为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得以富强；秦惠王采用张仪的计谋，打破六国的合纵联盟；秦昭王得到范雎，使王室权力增强，抑制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而这四位国君都是以客卿来为秦国建立功业的。”
“从这些方面看来，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那些美女、乐声、宝珠、好玉，虽然不是秦国出产的，但大王却多方求取享用。而对于用人却不这样，不问可不可用，不论是非曲直，只要不是秦人都不用，凡是来客都要驱逐出去。这是只看重美女、乐声、宝珠、好玉，而轻视人民的举措。臣听说泰山不出让每一块土壤，所以才能成就其大；河海不拒纳每一个细流，固能成就其深；做君主的只有不遗弃民众，才能显明其德。这正是五帝、三皇能够天下无敌的原因。而如今秦却要抛弃人民，让他们去帮助敌国；辞退宾客，让他们去壮大诸侯。这实际上就是借武器给敌寇，拿粮食给盗贼的举措。”
在这篇论理充分、举例详明的文章中，李斯列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并且都是有目共睹，不容秦王政不回心转意。秦王政自有他的难处，他同意下逐客令，是因为他考虑到吕不韦的宾客党羽在朝危害他，而现在他见李斯的谏文，却没有提到吕不韦，消除了他心中的疑虑。另一方面，李斯的谏文句句在理，已经打动了他，所以他当即派人把李斯召回，恢复官职，并取消了逐客之令。从此，李斯成为秦王政的重要谋臣，为秦的统一大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尉缭与《尉缭子》
尉缭，魏国人，是战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
尉缭来到秦国的目的是明确的，他认准秦国必然要一统天下，便到这里来施展平生所学，一逞抱负，所以当他初谒秦王，就详细地提出了统一决战的具体问题。
尉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认为决战的形势对秦是极为有利的，他说，其他诸侯国同秦国的实力比较，其他诸侯势力如同郡守县令，每一个诸侯都无法与秦相抗衡。因此，尉缭最担心的是山东六国会再结联盟，合纵击秦，并且列举了秦王熟悉的历史事件，以此向秦王敲响警钟。
秦王听后，非常赞同尉缭的看法，对于如何避免合纵局面的形成，是一个关乎统一决战成败的重大问题，秦王询问了尉缭的意见。尉缭说，方法很简单，只要秦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
对于尉缭的建议，秦王感到切实可行，所以，秦王接受了尉缭这个建议，同时，对尉缭处理军事问题的能力也很赞赏，认为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战略家。
为了表示对尉缭的尊敬和重视，秦王在接见他时，坚持以平等之礼对待尉缭，不再摆秦王的架子，以此表示对尉缭的珍惜和对人才的渴望。
尉缭曾写了一部《尉缭子》，这部书内容丰富，列举了战争观、战略战术的运用、军队的训练与管理、指挥艺术等等，对当时战争的规律进行了探讨和总结。
对于尉缭的建议，秦王在统一战争过程中加以付诸实施。许多秦国使者怀揣着金银珍宝，前往各国，想尽办法贿赂收买显贵“豪臣”，离间他们的君臣关系，离间六国之间的关系，而秦则利用六国之间的矛盾，将六国各个击破，实现秦一统天下的战略目标。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一措施很奏效，由此可见，尉缭的战略性建议，在秦国的统一决战中起了重要作用。
说客顿弱
顿弱也是从其他国家入秦的游说之士，其身份类似于宾客。
当秦王政派使者通知顿弱进见时，顿弱请使者向秦王政转达说：“臣客居秦国，按理来讲，相见的时候，我不能参拜秦王。秦王如果能允许臣相见时不行参拜之礼，臣愿意奉召晋见；如果不允许，那么，臣就不敢进见了。”
使者回来后，向秦王转达了顿弱的回话，秦王政觉得顿弱有点奇怪，但出语不凡，揣想其人必有奇才，所以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当顿弱前往宫中见秦王的时候，开始就大谈“名”与“实”。他说：“天下有其实而无其名者，有无其实而有其名者，有无其名又无其实者，不知大王是否知晓？”秦王政被顿弱弄得莫名其妙，不知顿弱真正要说些什么，便只好回答说：“不知道。”
顿弱接着做出了解释，他道：“有其实而无其名的是商人，商人手不挟持农具耕田，却拥有积粟之实，所以有其实而无其名；无其实而有其名的是农夫，农夫在大地解冻后便从事耕种，于烈日之下赤膊锄草，却无积粟，所以无其实而有其名；而无其名又无其实的是国王，作为万乘大国之君，至尊至贵，没有孝敬双亲之名；用地方千里奉养双亲，没有孝养双亲之实。”
秦王政听出了顿弱是在借他将母亲从咸阳迁出的事情，说自己不孝，羞辱自己，所以面露愠色。
顿弱见自己的言语已触到秦王的痛处，便话锋一转。他向秦王说：“山东有六个强国，以大王之神威，现在重点应当放在山东六国，而非母后那里，臣私下以为大王不会采取如此之策。”
顿弱的寥寥数语，打消了秦王政的怒气，他向顿弱询问道：“山东六国可以兼而有之吗？”
顿弱回答道：“在山东六国之中，韩地处天下的咽喉，魏是天下的胸腹。大王如能出资万金，听任臣下东游韩、魏之臣，离间他们君臣，如果韩、魏的大臣事于秦，则韩、魏从秦。一旦韩、魏服从于秦，则天下即可得之。”
“寡人之国贫，恐怕难以资给万金去供游说。”秦王显得有些为难。
于是顿弱分析了天下的形势，他说：“现在天下大势非常明显，非‘合纵’即‘连横’。若‘连横’成功，则秦称帝于天下；若‘合纵’成功，则楚称王于天下。如果秦称雄于天下，就可以用天下的资财来供养秦；如果楚称王于天下，无论大王有多少财金，却无法据为私有啊！”
秦王政听了顿弱的话，点头称“是”，于是待顿弱为上宾。
从此，秦王出万金派顿弱东游韩、魏，使韩魏将相事于秦；北游于燕、赵。最后的效果非常明显，赵国名将因赵王中离间计而被杀；后齐又入朝于秦，顿弱之谋功不可没。
韩非与《韩非子》
韩非是战国时期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秦王对韩非的渴望，更富有戏剧性。
韩之先祖与周同姓，姓姬氏，后属晋，至韩武子为晋国大夫，受封于韩原（今山西芮城），因此以封地为姓。春秋末至战国初，晋国公室衰微，六家卿大夫瓜分晋国政权。公元前403年，韩与赵、魏三家通过周考烈王的册命，正式成为诸侯，晋君反而成为他们的附庸，史称“三家分晋”。到公元前376年，三家干脆灭掉了晋君。
韩国最先建都在阳翟（今河北禹县），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把国都迁到了新郑（今河南新郑县），其辖境包括今山西东南部和河南的中部、南部。韩国地处天下腹心，西与强秦为邻，东与魏国接壤，南有地广人众的楚国，被诸强包围，偏偏在地势上又无险可依，所以经常遭到其他诸侯国的攻击，在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弱。
韩国最危险的敌人，是有“虎狼之心”的秦国。
秦国亡韩之心久矣，早就计划要将这块兵家必争之地夺到手中。昭王时，范睢就曾说过：秦之有韩，好像木头里有蠹虫、人的心腹有疾病一样，万一天下有变，对秦国威胁最大的一定是韩国，应当灭了它！出于同样的考虑，秦王政在制定统一六国的战略时，也是决心搬掉韩国这块挡在秦国正面的大石头，以肃清秦军东进的道路。因而，韩国的灭亡只是个时间问题。
不过，秦军此番攻韩，并非打算彻底消灭它，其主要目的在于逼迫韩王安把一个韩国“无用之人”——韩非，交给秦王。
韩非，韩国“诸公子也”，也是贵族之后。他素喜“刑名法术之学”，下了很大的力气去钻研法家的学说。韩非曾同李斯一起在楚国兰陵随荀卿学习，李斯承认韩非比他学得好，造诣很深。
韩非是个热忱的爱国者。他亲见自己的祖国积贫积弱，日益沉沦，外有强秦虎视，内有悍臣弄权，亡国之危已迫在眉睫。于是多次上书给韩王，针对韩国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现实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改变现状的意见。然而，庸懦无能的韩王不识人才，根本不理睬韩非的主张。韩非满腔的爱国热忱却被冷落，又因口吃，不善言谈，于是将其所有的悲愤和忧愁皆倾注于笔端，埋头著述。
不久，韩非的著书便流传到秦国。当秦王政如饥似渴地读完韩非的《孤愤》、《五蠹》时，不禁拍案称奇，起身感慨地说道：“嗟乎！寡人如能得以见到此人，并同他一道交游，死而无憾矣！”
这时，恰逢秦王的长史李斯入内禀事，见大王如此感慨，便向前询问何故。秦王政请李斯阅读案上的竹简，并说道：“先生博学，请看案上的书简，竟是出自何人的刀笔？”
李斯遵命披览书简，片刻间便抬起头，笑着对秦王政说：“禀报大王，此书简乃韩国公子韩非所著，韩非同鄙人曾一道受学于荀卿先生多年，故能一望而知。”
听了李斯的回答，秦王政陷入了沉思之中。
韩非到底都写了些什么，使心高气傲的秦王如此兴奋，并对他五体投地，必欲见之而后快？
韩非的政治学说，主要是在总结和吸收了前期法家思想遗产的基础上形成的；他是一位集法家学说之大成的思想家。他的文章现存55篇，收集在《韩非子》一书里。
韩非是一个君权至上论者，要求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这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他的名言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所谓“圣人”，就是中央，也即是君主。所以，若欲安国，则必须尊主。因而，韩非借鉴了前期法家的有关学说，提出了更为缜密的法、术、势相结合的专制主义理论。
韩非自觉地站在儒家思想的对立面，疾呼要以法治国，同以德治国唱对台戏。他所说的法，是指由封建官府制定和颁布的成文法。法治的对象是君主驭下的所有臣民；法治的目的是要维系封建的统治秩序，保障圣人——君主对全体臣民的绝对统治。因此，韩非主张法必须严峻，只有实行严刑峻法，老百姓才不敢犯上作乱。人们很少被火焰烧伤，是因为火焰猛烈灼热；许多人溺毙于水中，是因为水性柔弱。严刑峻法就如同一盆火焰，约束臣民老老实实地接受君主的摆布，不敢铤而走险，以身试法。
此外，韩非还鼓吹法不阿贵，赏罚严明，他认为圣明的君主设置官职爵禄，就是为了以此招引贤才，奖励功臣。所以，贤能之人应任大官，拿厚禄；功勋卓著者，应当得到很高的爵位和奖赏。有多大的本事当多大的官儿，有多大的功劳领多厚的俸禄，主张任人唯能，任人唯才，反对儒家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上的任人唯亲的原则。在当时，韩非的此项主张有其进步意义。
不过，仅有严刑峻法，君主还不能有效地主宰他的臣民，还必须有势。所谓势，是指国君的地位与权力。认为君主一日不可无势：夏桀为天子，能控制天下，不是因为他有贤能，而是因为他的权位崇高。尧当老百姓的时候，不能治三家，不是因为他没有贤能，而是因为他的权位太卑下。千钧重的东西，载在船上也会漂起来，锱铢般轻的东西，若不放在船上也要沉下去；不是因为千钧轻，锱铢重，而是由于有势与无势的缘故。所以韩非得出了结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有了势，法的威力才能发挥出来。
势既然这般重要，君主应当将其视为自己的眼睛、自己的生命。韩非以形象的语言告诫君主：觊觎君主权势的大有人在，君主一旦失势，即使求为匹夫亦不可得。猛虎依靠坚锐的爪牙能制服狗，若待虎的爪牙移到狗身上，老虎就被狗制服了。因此为君者应当像防贼一样提防所有的人，越是亲近自己的人越要注意，例如父母、妻子、兄弟等等，他们都可能构成对君主权势的致命威胁。
韩非和他的老师荀卿一样，都主张人性恶，但韩非的看法更为极端。他认为人之本性是好逸恶劳、趋利避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统统是赤裸裸的相互利用的关系，因此才会有那么多的子弑父、妻谋夫、下僭上、臣弑君。为此，君主要善于潜运权术以御臣民。
韩非将毕生的精力都放在了这面特种网的编织上，成为专制网络得以织就的关键人物之一。
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专制理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对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实践，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统一以后的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实际上就是按照韩非的理论框架建构而成的，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明确和固定了社会各等级的权利与义务，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性。可是，在另一方面，这种绝对专制的政治理论野蛮地桎梏了人之个性的发展，极大地束缚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成为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而一味强调垂直关系下的服从，使中央集权体制很快僵化，由统一走向“统死”。因此，尽管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这种理论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早已失去了进步性。
秦王本人专横跋扈的政治品格，固然有其个人性情的因素，然而总的来说，是由大一统封建政治决定和推动的，是历史造就了“轻食人”的秦王，尽管在统一前，他的这种品格还未发展到极致。所以，历史的需要迫使秦王采用更先进的理论武装自己。
加强君权、富国强兵、兼并天下、建立帝国，这正是秦王政日夜思念的大事。韩非为秦王日夜思念的大事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句句话都说在他的心坎上，使秦王犹如夜见明灯。既然如此，他怎能不发出“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而无憾”的感慨呢？
连日来，秦王政多次翻阅韩非的书简，读其文而思见其人。为早日见到韩非，使其为己所用，秦王政在急切的心情之下做出了决定，于公元前233年发兵攻打韩国。韩王安见秦国大兵压境，惊慌得手足无措。危难中，韩王想起了韩非。尽管以往从未采纳过他的意见，这次却决定派韩非出使秦国，让韩非劝秦王首先伐赵。
韩王哪里知道，秦王政此次发兵的目的，不是要在此时灭亡韩国，而是要借此得到韩非。因此，当韩非出使秦国时，秦国便撤兵而归。
韩非到达秦都咸阳，受到秦王政的盛情接待。由于秦王政的挽留，韩非便留在咸阳，秦王对韩非优礼有加。
在阅读了韩非的《五盘》、《饰邪》等篇之后，秦王知道韩非是很仰慕秦国政治的。而韩非自己又不见用于韩，由此可以判断，韩非必将用于秦。
然而事实却与之相反，秦王并未“信用”这位他渴慕已久的法术家。秦王发现，同韩非的其他著述不同，《存韩》不提如何为君驭民，只讲现实中的诸侯之间的纵横关系——利害关系，并且竭力要使秦王相信，作者本人绝对是站在秦国立场上的。
其后不久，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四年前，秦王喜得军事家尉缭，采纳了他的离间山东诸国关系，破坏其合纵图谋的战略性建议，曾派出不少智能之士到六国去完成这项使命，姚贾即是其中之一。
姚贾，魏国人，继其父职为监门（守门人）。曾为赵臣，后入秦。秦王曾招集臣下60人，问谁可赴六国行离间计，姚贾遂毛遂自荐，愿出使山东，绝其谋而止其兵。秦王乃予其车百乘、金千斤，派其出使各诸侯国。几年过去，姚贾不辱使命，成功地离间了各诸侯，在韩非入秦这一年，返回秦国，向秦王复命。秦王非常高兴，为了表彰姚贾的功绩，封其千户，以之为上卿。
韩非知道此事之后，很快向秦王表达了他的看法：姚贾带着巨额的珠玉金银，由南至北，出使三年，未必离间了各诸侯的关系，可是却把国家的资财花光了。这是姚贾凭借大王的权威、国家的资财，在为自己的私利结交诸侯，希望大王进行调查。
一个监守自盗的魏国大盗和赵国的逐臣，参与有关秦国社稷的决策，怎能鼓励群臣忠心为国呢？韩非忘记了，他自己也是一个被韩王推出来挡灾的韩国弃臣。多疑的秦王听了这个意见，便免了姚贾的官，并细细地盘问了姚贾一番。姚贾急忙向秦王表示了自己的忠诚：“使贾不忠于君，四国之王尚焉用贾之身？”又以太公望为齐之逐夫，文王用之而王，管仲乃齐鄙之贾，桓公用之而霸的事例，反驳韩非对自己曾为“魏之大盗，赵之逐臣”历史的讥诮，要求秦王“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勿听；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信”。秦王认为姚贾的话没有错，特别是后两句，很有道理，遂命姚贾官复原职。
工于心计的李斯，对韩非的得宠很是嫉妒。此次韩非责难姚贾，在秦王面前碰壁，被李斯视为机会，便同姚贾一道在秦王面前诬陷韩非。
秦王见李斯、姚贾讲得有道理，感到人心难测，联想到韩非入秦以来，并没有在重大问题上有所贡献，此次对出使四国有功的姚贾提出非难，而且又不在理，便听从李、姚的意见，将韩非下狱问罪。
韩非入狱后，李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他服毒而死。韩非感到冤枉，不肯服毒自杀，想要向秦王陈述自己的清白。但在李斯的控制下，韩非无法面见秦王申辩。
事后不久，秦王对将韩非下狱问罪的决定深感不妥，察觉到李斯、姚贾是在报私怨，如此处理不仅会失去韩非，而且会产生令天下贤士不敢前来秦国的严重后果，很是后悔，于是派人到狱中宣布赦免韩非。然而，传令的使者晚了一步，当使者到达狱中时，韩非已自尽而死。
秦王得知韩非死于狱中，痛失一位贤才，心中甚是悲哀，同时也对李斯、姚贾的陷害异己深为不满。然而，秦王不想为一位已经死去的人再去惩罚活着的李斯、姚贾，这无异于自砍手足，因为在兼并天下的大业中，他还用得着李斯与姚贾！秦王把对李、姚的不满深深地埋藏在心中，对韩非充满了无限的哀痛和思念。
王翦、蒙恬
在秦王政属下的众多战将之中，以王氏、蒙氏功劳最多，现简要介绍如下：
王翦。王翦是频阳东乡人，少而好兵。公元前236年率兵攻赵，取阏与等九城。公元前229年率兵攻越，次年平定赵地。公元前227年率兵在易水西大败燕、代联军，次年攻下燕都蓟。公元前224年率60万大军大败楚军，次年攻入楚都寿春，楚亡。又率军南征百越之君。
王贲。王贲是王翦的儿子，曾率军击楚，楚兵战败。王贲率大军击败楚军后，还击魏，魏王降秦，遂平定魏地。后来，王贲又与李信一道平定燕、齐等地。
蒙恬。蒙恬是蒙骜之孙，其父蒙武，其弟蒙毅，世代为秦国名将。蒙恬曾学书狱、典文学，于公元前221年因家世得为秦将，在灭齐战争中立大功，被拜为内史。秦帝国建立后，蒙恬将30万大军北逐匈奴，修筑长城。秦始皇死，赵高、李斯赐蒙恬自尽。
蒙毅。蒙毅是蒙恬之弟，深受始皇尊宠，官至上卿。
在为秦王政兼并天下立有卓著战功的诸多名将中，还有李信、桓以、杨端和等人，但以王氏、蒙氏两家族的几位名将功劳最大。
秦王政在统一中国的进程中，重视人才、利用人才成为其夺取天下的强大武器，历史也因此在秦王政的功绩中浓浓地书写了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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