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稳操胜券方出手
武林高手过招，都不急于使出绝招，而是先稳住阵脚，试探对方的实力。在康熙与鳌拜的对决中，康熙自知势不及人，一直采取隐忍的策略，稳住鳌拜，为自己争取时间和培养实力，争取做到不出手则已，出手必中。
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即1655年4月24日，爱新觉罗·玄烨出生，他就是未来的康熙帝。玄烨是个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的孩子，经常读书至深夜而不知倦怠。玄烨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又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逐渐地，他被锻炼成一个多才多艺、文武双全的人才。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二十四岁的福临突然病逝。初九日，年仅八岁的玄烨正式即帝位，改年号为康熙。
玄烨即位的时候，才刚刚懂事，还没有能力处理繁重的国家政务。由顺治安排的以索尼为首的四辅臣，实际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各项大政方针，皆出自他们四人之手，但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实际上，四位辅政大臣是在代行皇帝的职务。四大辅臣都是功勋卓著的元老重臣。索尼，姓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他就随父归附了后金，其父硕色、其叔希福都在文馆任职，是清的开国元勋。由于政绩卓著，到皇太极时，索尼已成为其心腹之臣，负责办理蒙古事务，日值内院，深得皇太极的信任。皇太极去世后，诸王争嗣位，出现了权力的纷争，索尼坚持立皇子，这使得多尔衮欲谋帝位的企图最终破灭。清入关后，多尔衮独揽大权，索尼与其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由于与多尔衮意见难以统一，为多尔衮所嫉恨，最终找了个借口，把他赶出朝廷，发配到沈阳看护皇太极的陵寝。多尔衮死后，福临亲政，索尼才被召回京城，恢复原爵位，并擢升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事务，为辅政大臣之首。
苏克萨哈，姓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在努尔哈赤创业初期归附，他的父亲苏纳被招为额驸。早年在多尔衮的部下，受了多尔衮重用。但多尔衮去世的时候，他转而揭发多尔衮的谋逆罪，被擢升为领侍卫内大臣，并加太子太保。
鳌拜，姓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从皇太极时开始，他就是一员勇猛的战将，军功最多，为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受到多尔衮的排挤，福临亲政后，受到重用，被授为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
遏必隆，姓钮祜禄氏，属镶黄旗人。遏必隆的父亲额亦都是努尔哈赤的五大臣之一，被招为额驸。遏必隆出生在战争年代，由于他作战勇敢，屡建战功，以军功升至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保。
索尼等四人都是元老级的重臣，而且同属皇帝自将的上三旗，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崇高。因此，福临遗命以索尼等四人为辅政大臣，毫无疑问是很合适的安排。
自康熙登基后，他们开始辅政。在执政的最初几年里，他们遵循誓言，同心协力，为清政权的巩固和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四辅臣联合辅政的局面并未维持很久，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公开而激烈。
康熙六年六月，索尼因病去世。这一年，十四岁的康熙帝举行亲政大典。但是鳌拜却不愿归政，企图继续把持朝政，如此一来，鳌拜同辅臣之间的矛盾逐渐发展成与康熙帝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个时候，主张政务应归皇帝的苏克萨哈与鳌拜矛盾愈深。鳌拜由于专权受阻，便怀恨在心，后借机诬陷苏克萨哈，准备灭苏克萨哈的门族。当时，康熙帝认为处分太过，没有答应鳌拜。但鳌拜非常无礼，他上前，抓住康熙的手臂，康熙无奈，只好将苏克萨哈改判绞刑。
这时，四辅臣就剩下遏必隆和鳌拜了，鳌拜更加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他在朝廷内外广树党羽，安插亲信，他的弟、侄都占据了重要的职位，实际上，鳌拜已经完全控制了国家的军政大权。他的弟弟穆里玛担任满洲都统，康熙二年被授为靖西将军，后被升为阿思哈尼哈番。他的另一个弟弟巴哈，顺治时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鳌拜的一个儿子被封为和硕额驸，另一个儿子那摩佛担任领侍卫内大臣，后袭封二等公，加太子少师衔。那时候，凡是朝中大事，鳌拜召集他的亲信，就在家中做出决定，即使康熙帝不同意，他也强行贯彻执行。他曾强行颁布“圈地令”，致使数万人失业。另一方面，他规定了种种严刑苛法，动辄就实行酷刑。鳌拜一面培植死党，一面不择手段地排斥异己。许多官员因为违背他的意愿，被鳌拜找借口处死了。朝廷之中人人自危，无人敢说“不”字，即便在康熙面前，鳌拜也毫无顾忌，恣肆妄为，他的权势已经威胁到了皇帝的绝对权威，他的行为引起了康熙帝和孝庄太后的警惕。
尽管康熙帝还小，但颇有心计，时刻关注朝政，并认真学习处理朝政的方法。对于鳌拜的为所欲为，他时时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同时也对鳌拜的错误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和反驳。
康熙帝从亲政开始，就有意识地逐步摆脱鳌拜的控制，每当他亲临乾清门听政理事，总是直接召见满汉大臣商讨，如此一来便使鳌拜的权势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康熙帝认为，长期任鳌拜胡作非为下去，将难以控制，于是他开始考虑如何除掉鳌拜集团了。
康熙帝想除掉鳌拜，但鳌拜势力非常大，没有十足的把握，不敢贸然行事，否则，将会激变成乱，危及自己的统治。
为了稳操胜券，康熙首先迷惑鳌拜。他下令封赏辅臣，把鳌拜授为一等公，鳌拜的二等公爵位，由他的儿子那摩佛承袭。后来康熙又加封鳌拜为太师，他的儿子那摩佛加封太子少师。
为了有张对付鳌拜的王牌，同时又能掩人耳目，康熙召见他的亲信侍卫、索尼次子索额图进宫秘密策划。计议决定后，康熙帝下令挑选身体强健的少年进宫做扑击、摔跤等游戏活动，陪他娱乐。每次练习的时候，康熙都在一旁观看，即使鳌拜进宫，也不回避。鳌拜认为康熙喜欢和少年嬉戏，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少年将会威胁到自己。
为了削弱鳌拜的羽翼，增加成功的几率，避免发生意外，在采取行动之前，康熙以各种名义将鳌拜的亲信派往外地，然后，他决定行动了。
康熙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康熙帝召集众少年，问道：“你们都是我忠诚的卫士，你们敬畏我还是敬畏鳌拜呢？”众少年同声回答：“我们都敬畏皇上！”康熙帝随即公布鳌拜所有的罪恶，并授计捉拿。当鳌拜被宣召进宫时，他毫无思想防范，康熙帝命令所有少年上前将鳌拜捉住。鳌拜还以为这是在游戏，并未在意，但看到康熙严肃的表情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顿时慌了手脚，不过为时已晚，这群少年已将他生擒。
康熙帝将鳌拜逮捕后，马上清剿鳌拜党羽，以鳌拜为首的政治集团迅速瓦解了，主要党羽都纷纷束手就擒。
康熙帝命和硕康亲王杰书等审查鳌拜及其党羽所犯罪行，列出了大罪三十条，其中包括欺君擅权，引用奸党，结党议政，杀苏克萨哈，擅杀苏纳海，更换旗地等，按法判处其死刑，没收其家产，其子纳穆福也被处死。
这时的鳌拜乞请再见皇上一面，康熙帝赐恩准见，鳌拜脱下衣服，露出为清朝多年血战留下的无数伤痕，恳求从轻发落。康熙帝动了恻隐之心，考虑到他为国家建树的功勋，不忍加诛，改死刑为拘禁，其子免死，同鳌拜一起监禁。
遏必隆被列罪十二条，议政大臣会议提出应拟革职立绞，妻子为奴。但康熙做了宽大处理，仅仅革去了遏必隆的爵位。
为了稳定大局，康熙帝对鳌拜的党羽没有赶尽杀绝，而是做了不同处理，对班布尔善等人及鳌拜弟、侄数人均处死，对于那些谄附而无大恶的多数党羽，如尔马、阿南达等人，都予以从轻处置。与此同时，给苏克萨哈平反昭雪，恢复原官职及世爵。
在这次权力顶峰的博弈中，康熙施展了非凡的政治谋略，他所采取的方针、策略是稳妥而明智的，因而取得了完全的成功。纵观这次行动，有惊无险，可为后人借鉴者有以下几点：其一，在制订擒鳌拜的策略时必须保密，不能走漏一点风声，一旦走漏风声后果不堪设想。其二，整个擒拿过程不能出现一点疏漏，一旦打虎不成必被虎伤。其三，在处理鳌拜同党的过程中不能过激，也不能过纵，该杀的必杀，该放的就放，以稳定政局。整个行动过程，都在康熙的掌握之中，真正做到了事无胜算不出手。
2.处乱不惊，从容应变
处乱不惊、从容应变也是稳健的表现，这种“稳”体现出了良好的心理素质，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就无法胜任任何工作。年仅20岁的康熙，面对来势汹汹的三藩之乱，非常沉着冷静，制定了相应的策略，表现了政治家的从容和气魄。
顺治初年，东南沿海及两广、云贵，是当时抗清斗争的主要活动地区，情况错综复杂，危及到清的统治。为了适应当时政治和军事斗争的需要，汉官名将吴三桂受命以平西王的身份镇守云、贵，尚可喜以平南王的身份管理广东，耿精忠以靖南王的身份统辖福建，当时，并称“三藩”。可以说，三藩的设置，并不是出于清政府的主观愿望和要求。
当东南地方安定下来后，清政府的统治集团认为，只有以吴三桂等威名素著的军事将领镇抚这些地区，才能长治久安。因此当定南王孔有德要求解职欲引退北归时，顺治帝一再挽留，以南疆未平为理由，没有批准请辞。另外，尚可喜于顺治十年、十二年也两度申请北归，顺治帝则以广东刚刚安定，许多事务需要处理加以挽留。
随着时间的延长，三藩的势力不断增长，拥兵自重，形成了一股与中央抗衡的强大力量。
在兵力上，耿精忠、尚可喜各有八旗汉军十五佐领、绿旗兵六七千人，这仅仅是他们的嫡系部队。其中以吴三桂的兵力最强，他有五十三佐领，上万余甲士，绿旗兵一万二千人，还有前、后、左、右抚剿四镇，总计人口十余万。到了顺治十七年，吴三桂拥有七万人的强大武装力量。三藩掌握重兵，实际上已形成了与中央政权相对立的军事割据状态。
顺治帝在建藩初期，为了安抚他们辅弼皇室，赐予三藩政治上的种种特权，他们以此不断扩充各自的实力，不断壮大。耿精忠利用海运同荷兰及东南亚各地进行贸易，所得全部归为己有。尚可喜则在广州私自征收苛捐杂税。
吴三桂比尚、耿两藩享有更多的特权。顺治十六年，他总管云南军民一切事务，康熙元年，索尼四辅臣又命吴三桂兼辖贵州，总领其境内的一切人事财政，当时云、贵两省成了吴三桂的独立王国，一方面，他把自己赏识的人从外省调至云南，以充实实力。同时，又把自己的亲信派往他省任职。不仅如此，他还采取各种手段聚敛财富，征收重税，牟取暴利，扩充自己的力量。
另一方面，三藩的财政开支已成为清朝经济上的巨大负担。三藩不但把其在藩镇所得，都窃为己有，而且还从朝廷索取大量饷额和经费。顺治十七年，据户部统计，清政府全国正赋只有白银一千七百余万两，而云南一省就需要九百万两，为了减轻负担，朝廷曾多次计划裁减三藩军队，但三藩寻找各种借口予以抵制，最终未能实施。
在索尼四辅臣执政时期，为了利用三藩的力量对付南明、农民军余部，及其他抗清的力量，朝廷对三藩采取笼络、包容之策，如此一来，更助长了三藩势力的迅速膨胀。
随着三藩势力的日益增长，与清廷的矛盾也更加尖锐。康熙皇帝在亲政之初，就把三藩同河务、漕运列为三件大事。他把解决三藩列为必须解决的三件大事中的第一件事，时刻思虑裁撤的时机与办法。
虽然康熙帝早就有了撤藩的意向，但由于三藩实力强大，不便贸然采取行动，以防不测。康熙十二年三月，已经看出朝廷意图的尚可喜首先提出撤藩，上疏朝廷，请求归老辽东。这为久思撤藩的康熙帝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良机。康熙帝顺水推舟，立即批准，并对他大加赞誉。尚可喜本来的意图是自己回东北以保善终，让儿子尚之信留镇广州，承袭自己的位置。但康熙认为撤藩必须彻底，不能留下后患，于是拒绝了他的要求。尚可喜无奈，只好服从了命令，开始准备迁移。
吴三桂得到尚可喜被撤藩的消息后，非常震惊。这时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从京师派人驰书给吴三桂，要他依计而行。吴三桂经过反复思忖，只好也上疏请求撤藩。但吴三桂认为自己势力大，而且功劳多，朝廷不会撤去他的位置。与此同时，耿精忠也给朝廷上了一份撤藩奏疏。
康熙帝认为这是难得的机遇，准备一概批准奏疏。但对是否撤藩吴三桂，朝臣中产生了不同意见。只有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等人赞成康熙帝的决策，大多数朝臣持反对意见，大学士图海、索额图等大臣担心引发兵变，反对让吴三桂撤藩。这个时候，康熙帝令议政王大臣会同户、兵两部讨论，但始终没能取得统一意见。而康熙早就考虑详熟了，他明白三藩蓄谋已久，不早撤，必然养痈成患。康熙帝力排众议，正式做出撤藩的决定。
于是康熙帝下诏给吴三桂，在肯定他的巨大功绩之后，便以吴三桂年事已高等允准了他的奏疏。他向吴三桂保证，撤藩后，可使吴三桂永保荣誉，共享太平之福。
但是，由于吴三桂申请撤藩并非出自真心实意，当撤藩的诏旨送到云南后，他震惊、失望，更气恼。吴三桂立即与其党羽密谋起兵，并开始为起兵做准备，调集人马，断绝邮传，封锁消息，暗令境内只许入而不许出。
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杀死云南巡抚朱国治，逼使云贵总督甘文焜自杀，同时扣留了康熙的使臣折尔肯等，正式起兵反清。为了笼络民心，他脱下清朝王爵的穿戴，换上明朝将军的盔甲，打起了为明王朝报仇雪恨的旗号。当吴三桂起兵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清廷上下为之震惊。
吴三桂的叛乱，早在康熙皇帝的意料之中。刚刚20岁的康熙，与久经沙场的吴三桂对峙，初期不免有些紧张。但他很快就冷静下来，着手从容应对。
康熙帝首先杀死在京的吴三桂的儿子，以坚定削藩抗吴的决心，同时增派八旗精锐前往咽喉要地荆州固守，并通知广州与福州，两藩停撤，以孤立吴三桂，另一方面，将散布各地的原属吴三桂的官员一律赦免，以利大局稳定。
吴三桂挥军北进时，清政府在军事上还没有充分的准备，所以吴军进展很快，福建耿精忠举兵攻略江西、浙江等地时，吴三桂的前锋已抵长江南岸，与清军形成了隔江对峙的局面。仅一年的时间，吴三桂就占据了江南。与此同时，四川、山西、陕西、甘肃诸省也发生了叛乱。
面对复杂的形势，康熙帝处乱不惊，运筹帷幄，指授方略，决心赢得战争的完全胜利。
战争发展到康熙十四年，吴三桂军的战略进攻达到了顶峰，形成了耿精忠控制的福建、浙江、江西为一面；四川、陕西、山西、甘肃为另一面，特别是陕西提督王辅臣的叛变对京师的威胁最大。在这种形势下，康熙制定了明确的战略方针：清军以荆州为战略立足点，与湖南战场的吴军主力周旋，不攻；决定先解决耿精忠、王辅臣两股势力，然后再集中兵力同吴军决战。
王辅臣，山西人，强盗出身，骁勇善战。顺治年间就曾反叛过清廷，后来归降，到了吴三桂手下当差，吴三桂待他不薄。
但是王辅臣却对吴三桂不满。一次酒后，王辅臣骂了吴三桂的侄子吴应麒。吴三桂让人捎话责备王辅臣，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惹得别人笑话我，说我吴三桂平日对王辅臣爱如亲子，现在却如此放肆，岂不贻笑天下！再也不要说这种话了。
王辅臣听后不以为然，就找机会离开了吴三桂，到陕西任提督。吴三桂对此很理解，还送给他两万银子做路费。
吴三桂反清后，极力拉拢王辅臣，王辅臣感念吴三桂的旧恩，又回头上了吴三桂的贼船。根据这一情形，康熙认为王辅臣虽然是第二次叛变清朝，但叛心不坚，假如再度宽容，相信能招抚成功。为此他专敕慰勉，最终感化了王辅臣，使他重新归顺了朝廷。
继西北招抚成功之后，福建耿精忠也被招抚归降，闽、浙相继平定。十六年四月，后叛的尚之信也被招抚归降。同年六月，康熙向各地统帅、督抚部署：凡在贼中文武官员兵民，悔罪归正，前事悉赦不问，仍照常加恩。如果有擒杀贼者，投献军前，或者以城池兵马归抚者，仍论功奖赏。依此形成制度，每到战役关键时刻，康熙帝都发招降敕书，由专门负责招抚的人掌管送达，可以说是攻心战。
康熙帝采取的又一项重要政策是重用汉兵汉将，他们为平叛发挥了重大作用。吴三桂在失去耿、尚两藩支援后，处境孤立，匆忙于康熙十七年三月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八月，七十四岁的吴三桂得病暴亡。吴世璠即位，但他根本无力统领军队，吴军纷纷大溃败。康熙则有条不紊地指挥，命令各路军队，乘胜追杀。
这时，清军已进入湖南，将长沙之敌包围，并从水陆两路进攻岳州。在派兵几路围讨的同时，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康熙采取了恩威并施的策略，劝诱叛军投降。他给叛将写了招抚的谕旨，争取他们投诚，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康熙二十年十一月，清军终于打破昆明城，吴世璠服毒自杀，其党羽四散。这场历时八年的三藩叛乱，以吴三桂的覆灭而告终。
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中，康熙沉着冷静，从容应对，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康熙取得这次胜利的原因有二。其一：舆论优势，清朝到康熙朝时，天下已定，人心归附，百姓不愿再起战争，想过安定的生活，所以，吴三桂起兵反清并不得人心。其二：策略得当，擒贼擒王，康熙知道，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的总根子是吴三桂，只要将吴三桂打败，其余二藩不战自溃，所以调重兵对吴三桂予以痛击，果然迅速平叛。
3.非常时期决不能手软
做大事会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如果一味地采取怀柔政策，恐怕难以达到明显的效果，因此，有时还需要采取一些“非常”的手段。玄烨深知“民生安危视吏治”，贪官污吏的勒索和压榨是激起民变的直接原因，因此他十分重视整饬吏治，并且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作为一个领导者，必须提高警惕，严厉惩治贪官污吏和歪风邪气。
严惩贪官
康熙特别注重惩治贪官污吏，他认为，对那些被纠劾出来的贪官污吏，决不能姑息，务须严惩。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二月，他在召见晋京官员时，特别强调指出，“摈斥贪残”，“重惩贪酷”。有一次，康熙在与大臣们讨论审人犯的时候，指出：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从他的话中可以发现，他对贪官污吏是非常痛恨的。于是，他当场就勾圈了一批贪官正法。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刑部会审山西巡抚穆尔赛一案，康熙毫不徇私，在批示中指出：穆身为封疆大吏，犯贪酷之罪，秽迹显著，不用重典，何以示惩，应立即处死。据历史记载，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到康熙四十五年，近25年的时间里，玄烨惩办的总督、巡抚一级贪赃的地方大员，就多达26人。在玄烨严格执法的形势下，各级在任的官员，不得不有所收敛。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把察吏安民的重点放在反对横征暴敛、激变百姓上。为此，他深入民间探访，在探访中，康熙发现山西蒲州府发生民变，百姓逃入山中，康熙急忙派人招抚；同时，将山西百姓极为痛恨的巡抚温保及布政使甘度改职，严拿赴京，交刑部治罪。并在朝廷上说，今噶尔丹已平，天下无事，唯以察吏安民为要务；朕恨贪官污吏，更过于噶尔丹。
同年七月二十三日，康熙又将甘肃巡抚郭洪革职，交付刑部问拟枷责，后发黑龙江当差。短短半年时间，康熙两次西巡，将山西、陕西、甘肃三地巡抚及部分布政使、按察使予以撤换，以惩私派，安定民生。他为此指出：“州县之私派，皆由督、抚、布、按科派所致。若止在州、县官，则所害者不过一州一县。巡抚与布政使通同妄行，则合省俱受其害矣。此等人，朕断不姑容。”
汉军正白旗人蔡毓荣任湖广总督，后被授绥远绿旗兵总统。蔡毓荣同定远平寇大将军贝子彰泰，在攻下云南省城昆明时，将吴三桂家财侵吞归己，并大量馈送贝子及其他大臣、官员等。此事康熙早有所闻，曾对工部官员说：“蔡毓荣军前用兵时，每天销算估计营造等事，多行浮冒侵渔入己，云南军前官员少有不得其财者。”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十月，蔡被改调兵部侍郎。十二月，云南侍卫纳尔泰等人首告蔡行贿，康熙帝得此证据，即传谕，将蔡毓荣及其子蔡琳革职拿问，详加严审，但因蔡行贿范围颇广，牵连甚众，不便一概论处，因而也无法重处蔡毓荣。结果是：蔡毓荣从宽免于处斩，籍没家产，著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并发往黑龙江。刑部官员因不能“秉公研讯，律拟失当，显系徇庇”，分别受到革职、降级等处罚。
另一方面，玄烨在惩治贪官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挑选行为端正、能体会皇帝心意的官员，特别是对督抚、布政使等省一级的大员，玄烨更是精挑细选。他曾对大臣们说：督抚清廉，下面的属员就会交相效法，皆为良吏。
对于各地官员的实际政绩考察，玄烨并不是一味看折子。他通过派遣到外地去的钦差大臣，或借外官升迁调动、来京朝觐等机会，向他们打听各地督抚等官的表现。
玄烨认为，为官之人“德胜于才，始称可贵”。为了选拔好官，他曾多次训谕臣下，要向朝廷多荐举清官。同时，他自己也常表彰清官，据不完全统计，经他亲口称赞的清官就有几十人。
在玄烨大力整饬吏治的形势下，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至四十年（1701年）中，贪风有所抑制，官场也比较清明。
抑制挟私报复之风
自古以来，官吏因一己之私诬陷诽谤之事层出不穷，以致小人得志、忠良遇害之事常有。康熙对此严加明查，除恶扬善，故能开一朝正直之风。
康熙末年，江南总督噶礼贪婪而骄横，尤其喜欢诬陷别人。当时，苏州知府陈鹏年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常与噶礼意见相左。噶礼由此怀恨在心，千方百计欲置陈鹏年于死地而后快，屡屡未能得逞。康熙觉得陈很有才学，便将陈鹏年调到京城编修图书。噶礼仍不肯罢休，又密奏康熙，说陈鹏年写过一首“游虎兵”的诗，诗中有对康熙怨恨不满的情绪，宜从重整治，并将原诗密封附上。
康熙仔细阅读了陈鹏年的诗，并没有发现陈鹏年诗中有任何对自己怨恨悖谬之心，再细读噶礼的密奏，看出噶礼完全是深文周纳，挟嫌诬陷。
于是，康熙召集众臣，在朝堂上当众宣布：“噶礼惹是生非，苏州知府陈鹏年稍有一点声誉，他就想方设法加以诬陷，居然密奏陈鹏年的‘虎兵诗中有怨恨悖谬之心’。我细读之后，见诗中根本没有这种意思，这不是诬告，又是什么？凡卑鄙猥琐的小人，其手段伎俩大都是这样的，我岂能受这种小人的欺骗？”
康熙说完，将噶礼的密奏和陈鹏年的虎兵诗公布于众，让各位大臣们传阅。噶礼自讨没趣，窘困之极。
康熙给噶礼的当头一棒，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之效，使那些心术不正、好嫉恨、诬陷别人的臣下心生警惧，不得不有所收敛。从而使各位大臣为国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再无事生非。
康熙在其统治时期，采取的一些严厉手段可圈可点，从整体上来讲，它对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原则问题决不让步
凡事有个尺度，不论是谁都要遵循这个“度”，才有一定的秩序，这个“度”就是原则问题。康熙帝在面对沙俄的侵略时，放眼长远，立足大局，坚持原则，有理有度地与沙俄斗争。最终既打击了沙俄的侵略，又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领土完整。
从明朝末年开始，沙俄就开始了向东方的扩张。明崇祯九年以后，沙俄政府不断派遣远征军，对我国黑龙江地区进行肆意掠夺。
当顺治元年清兵进关开始夺取全国政权时，沙俄侵略势力已达黑龙江沿岸。这些殖民侵略者，执行沙俄的扩张政策，无恶不作，所到之处，烧杀淫掳，以掠夺土地、黄金及财物为目的，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他们从黑龙江上游到中下游，并且入侵到松花江与牡丹江，严重威胁着边境的安全。
为了打击沙俄的嚣张气焰，从顺治十一年起，清军曾在松花江口、呼玛尔诸处及古法坛村等地，击退沙俄。当时虽然基本肃清了黑龙江中下游的俄军，但没有彻底根除。而沙俄的对外扩张政策没有改变，仍以尼布楚、雅克萨等处为巢穴，筑城盘踞，经常侵扰黑龙江上游地区。沙俄政府为配合武装侵略活动，不断向中国派遣外交使节，以访问为名，收集各方面的情报，对清政府进行威胁和讹诈。
康熙帝亲政后，了解到了沙俄的险恶用心，开始关注东北地区的局势，已经为反击沙俄做好了思想准备。但当时爆发了吴三桂发动的大规模武装叛乱，他无力北顾，为了全力用于平叛，还把黑龙江等地驻防清军南调。这就给了沙俄有利的可乘之机，在中国局势动荡的时候，加紧对中国北疆的侵略。他们调集了大批枪炮、物资到尼布楚和雅克萨，不断派遣人员分路出击，蚕食扩张，同时还策动当地少数民族叛乱，以达到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的目的。
康熙帝对沙俄坚持采取和平外交的方针。从康熙六年起，在十余年间，他用满、蒙、俄三种文字致信彼得一世，派官员送给雅克萨的沙俄军队，要他们立即送还根特木儿，从中国撤兵。康熙阐述了清朝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正立场，呼吁沙俄停止侵略，交还逃人，和平的解决争端，但沙俄不予理睬。
他们不但无视康熙帝的一切和平努力，相反，继续扩大侵略活动，不断地挑衅，窜至黑龙江中游的精奇里江各处筑室盘踞。
沙俄的野蛮无理和侵略行径，使康熙帝忍无可忍。他着手积极备战，大力加强东北边防。康熙十五年，康熙帝决定把宁古塔将军衙门移至吉林市，并增加满洲八旗兵二千人，另一方面也开始建造战船，屯积粮草，并营建水师营。
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把解决东北边患问题提上了日程。为了掌握实际情况，康熙不畏艰辛，于二十一年二月，亲自从北京出发东巡，经盛京，出柳条边，到吉林的乌拉，登舟巡行松花江。在吉林期间，他还接见了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等高级将领，听取他们对防务的看法和沙俄入侵的最新情况。通过这次巡视，康熙帝下决心对沙俄发动强有力的反击。
康熙帝返回北京后，曾同廷臣讨论征剿沙俄的事。当时许多大臣对反击沙俄持消极态度。康熙帝列举了沙俄的种种罪恶，他力排众议，当即做出反击沙俄的战略决策。他派遣副都统郎坦等人，深入到雅克萨地区侦察沙俄入侵军的情况。
同年底，郎坦等顺利完成侦察任务，回报康熙帝说，反击沙俄，只须发兵三千。康熙帝深谋远虑，他认为不能操之过急，要等条件成熟后相机行动，进攻雅克萨，争取一战成功。他调取乌拉、宁古塔兵一千五百人，并携带大炮，由宁古塔将军巴海、萨布素率领至黑龙江。当清军至驻地后，进行屯田耕种。康熙帝又令开辟辽河、松花江与黑龙江的水陆联运，这样就保证了粮饷供应不断，从而保证了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康熙的这一措施，从长远看，对开发东北也有重大意义。
康熙二十四年初，条件已经成熟，作战准备已基本就绪。萨布素提出攻取雅克萨的作战计划，康熙帝又任命都统彭春为统帅，增派副都统班达尔善、马喇等参赞军务。四月二十八日，康熙命令都统彭春、副都统班达尔善统兵三千，水师将领林兴珠率兵五百，分批开赴雅克萨。很快清军包围了雅克萨，经过激战，沙俄军首领托尔布津投降，第一次雅克萨之战胜利结束。
清军撤离雅克萨后不久，沙俄又派遣侵略军再次返回雅克萨据守。
康熙二十五年初，萨布素紧急上奏，康熙得知沙俄军重占雅克萨后，当即部署了第二次雅克萨之战。萨布素率部于五月末兵临雅克萨城下，双方炮击、枪弹交加。沙俄军损失严重，其头目托尔布津被击毙。清军按康熙的部署，做好了过冬的准备，将雅克萨城团团包围，沙俄入侵军被死死地困在城中。至严冬，俄军只剩下一百五十余人。在这种情况下，康熙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沙俄派人员到达北京，向康熙呈交了沙皇彼得一世的信件。信中表示希望和清政府和谈，请求清军撤围雅克萨。同年冬天，清军撤离雅克萨。这样，第二次雅克萨之战又以清军获胜而告终。
在双方达成一致协议的基础上，康熙二十八年，双方使臣会于尼布楚谈判边界问题。
康熙帝对规定划界的原则是：以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归我国所属。中方代表是索额图、佟国纲、萨布素，俄方代表是戈洛文、符拉索夫和科尔尼茨基。谈判开始，清方代表索额图等坚持康熙帝的指示，顽强谈判，屡屡戳穿俄方诡计。
由于中方坚持斗争，军事上又做了充分准备，并且做出了让步，俄方权衡利害，终于决定撤出雅克萨。经反复磋商，康熙二十八年九月七日，双方正式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
清政府反击沙俄的侵略，是一场民族自卫的战争。从开始至结束都是在康熙帝筹划和指挥下进行的。康熙帝从全局着眼，坚持原则，又能有利有节地开展斗争，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主权的完整。
5.把学习当成头等大事
开国帝王大多起自草莽，或是前朝的贵族。只有学习才能进步，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对于普通人来说，找点时间学习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对做了皇帝的人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了，而玄烨却能做到一直学习，并且博览群书，可见作为领导者更应重视学习。
康熙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即便做了皇帝也是如此，一生好学不倦。从中国的四书五经、词章、历算等传统文化到西方的人文、地理、医学、几何等自然科学知识，无不进行研读，对儒家的经典子集更是情有独钟。
玄烨认为：在马上可以得天下，但不能在马上治理天下，如果不钻研儒家思想，不通晓“帝王之学”，便不能有效地治理天下。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即便是严冬酷暑，他都能坚持不懈地学习。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他下令将朱熹的灵牌入祀孔庙，让其进入“十哲”之列。他视理学为其制定政策、驾驭群臣、教化百姓的理论基础。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重用了一批理学名儒。他重用了理学家李光地，责成他编写了《朱子全书》和《性理精义》，鼓吹程朱“存天理灭人欲”和“忠孝节悌”等理学要义。
对于外来文化，康熙也是持积极态度的。对于自明末始传入中国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玄烨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对于西洋人，只要不犯法度又精通科技，都积极加以信用。在这一点上，康熙开创了中国帝王的先河。
他曾任用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作为自己学习天文和数学的启蒙教师。在那段时期内，玄烨学到了天文历算的基础知识，了解了当时天文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另外，玄烨还曾向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学习过几何、代数、三角等课程。他不仅自己学习，而且还积极组织数学家编写《律历渊源》和《数理精蕴》，为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做出了贡献。
对西医学，玄烨也注意留意学习。除此以外，玄烨对音乐、美术也很感兴趣。根据法国传教士白晋的回忆，玄烨曾经学习过西洋乐理，并且能够演奏西洋乐器。为了更好的学习，他仿效法国科学院，在宫中建立了有画家、雕刻家、制造钟表和天文仪器的工匠等人参加的科学院，他兴趣很高，还曾经举办过西方美术作品展览。
玄烨博览群书，学而不倦，在封建帝王中可谓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佼佼者。
6.稳扎稳打，以不变应万变
做事不能死打硬拼，要讲究方法，学会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这是稳中求胜的策略。
收复台湾一直是康熙的一块心病，除鳌拜、平三藩的斗争使康熙一直没有腾出手来解决台湾的事情。既然鳌拜已除，三藩已平，那么，收复台湾的问题就提上日程了。
机会终于来了，1681年春，郑经猝死，岛内政局一片混乱。郑氏重臣冯锡范杀死了郑经的长子，把郑经的次子（他的女婿）郑克塽推上了王位。康熙抓住这一机会，剿抚并用，做好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准备，同时，令福建总督姚启圣派人赴台谈判，可郑氏集团没有谈判的诚意，企图分裂祖国：“照朝鲜等外国例，称臣纳贡。”康熙闻听龙颜震怒，准备武力收复台湾。命郑军降将、有丰富海上作战经验的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谋划进取台湾事宜”。福建总督姚启圣与施琅和衷共济，保证了施琅出征的粮食和物资供应。
施琅，福建晋江人，有勇略。早年为郑芝龙（郑成功之父）部下，后随芝龙降清。郑成功将其满门杀害，施琅遂与郑家结下深仇。施琅在福建与郑氏作战多年，了解台湾情况，熟悉水师机宜及海上风涛之变幻。他一贯主张武力攻取台湾，由于他是降将，清廷不信任他，把他安置在北京闲住十三年。
熟知海战的施琅派一支精锐之师直插郑军的咽喉——澎湖。1683年6月14日，施琅率水师由福建铜山进发澎湖。第二日到达澎湖西南的猫屿、花屿和草屿等岛屿，夜泊澎湖岛，谁知遭飓风袭击，前锋船只被郑军围困，初尝败绩。
七日后，施琅整顿兵马再次出击，将水师分成左、中、右三路：左右两翼各率战船50艘，分别攻牛心湾和鸡笼屿；自己率战船136艘为中路，直插娘妈宫。对方守将是勇敢善战的刘国轩，所率兵将战船与施琅相当。两军展开激战，历时七昼夜。施琅右眼负伤，游击兰理中炮“腹破肠流出，为掬而纳诸腹，持匹练缚其创。理呼杀贼，麾兵进”（《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一·兰理传）。澎湖之战，郑军大败，刘国轩仅率31艘船逃回台湾。
澎湖失守，郑氏集团精锐尽失。此时，康熙再次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配合施琅的军事进攻。7月5日，郑克塽向清政府上表投诚。8月13日，清军兵不血刃登陆台湾岛。
在人类历史上，除了极少数君主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外，大多数明智的统治者在军事问题上，基本上秉承的是以战去战的态度，也即目的在于平息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非战的，但他们又是彻底的战争论者、国家军事论者。
其实，军事、战争虽为国家、民族的大事，但实际亦一般人情。大而言之，古人说的兵者乃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所谓自古知兵非好战；小而言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就不得不犯人。所以康熙的军事及战争思想也大抵如此。
说及战争，康熙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譬之人身疮疡，方用针灸。若肌肤无恙而妄寻苦楚，可乎？治天下之道亦然。乱到声讨，治则抚绥，理之自然也。”此言说明了战争的必要性。由此观点出发，一旦不可避免地发生战争，国家处于危难，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欲安民生，必除寇虐，必事师旅”，就是必然的了，这就是康熙对于战争与军事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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