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慎思顽强，冷静机敏
成大事的人，不一定都经历过困难，但艰难困苦的确能锻炼一些有潜质的人，使他们非同寻常。挫折是人生中的不幸，然而，挫折于懦弱者会磨损意志，于坚强者会愈挫愈勇。
特殊的家庭环境造就了皇太极顽强的性格，每当遇事时他总能冷静思考，并且做事具有全局的观念，仅此就深得父亲的信赖。
明万历二十年，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出生。皇太极出生那年，父亲努尔哈赤34岁，生母那拉氏18岁。据清代官书记载，太极音同台吉，台吉前有黄、红等颜色覆盖。而汉族把皇位继承人叫作皇太子，也同皇太极音相似。所以说，皇太极应该是一个显贵的名字。
少年时代的皇太极得到了父亲的喜爱，过着十分优越的生活。皇太极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在努尔哈赤的妻妾中很受努尔哈赤的恩宠。因此，她所生的儿子皇太极也得到了努尔哈赤的疼爱。由于家境条件好，皇太极从小便受到了一定的文化教育。他天资聪慧，善于独立思考，很多知识一学便通。这个时候的学习，为他以后的成长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当他长大从戎的时候，努尔哈赤军中众多的战将几乎没有几个人识字，只有皇太极够得上一个比较懂文墨的人。
皇太极少年的时候，正是他的父亲征服四方的年代。由于皇太极年龄小，不能出征作战，只能在家里主持家务。努尔哈赤拥有众多的妻妾、子女、奴仆、财产，而且当时家事与国事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楚，两者常相互混杂。面对繁杂的家政，皇太极的天赋表现了出来，干得颇为出色，把每件事都做得井井有条，根本无须父亲指点，努尔哈赤对皇太极的表现和能力非常满意。
不过，皇太极并非命运的宠儿，12岁时便失去了母爱，这使他的心情抑郁。
皇太极的母亲从结婚到患病、逝世，建州同叶赫部一直敌对。古勒山一战中，她的堂兄布斋贝勒的战马在厮杀中被木墩绊倒，努尔哈赤将布斋的遗体劈作两段，将其一半归还。从这个时候起，建州与叶赫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经常交战。当皇太极的母亲病危的时候，她要求见生母一面，于是努尔哈赤派人去叶赫迎接，但叶赫贝勒没有答应，她临终前也未能见到生母。
皇太极少年丧母，也没有同母的兄弟姐妹，可以说是孤苦伶仃。而政务缠身、不断征战的努尔哈赤又无暇给予他太多的照顾和体贴。作为一个大家族，皇太极有4个叔父，穆尔哈齐门下就有11个堂兄弟，舒尔哈齐门下有9个堂兄弟，阿敏贝勒门下有6位侄子、济尔哈朗贝勒门下有11位侄子。而且皇太极的7位同父异母的兄长中5位是福晋所出，这5位福晋都是建州人，只有他的生母是叶赫部，而叶赫又同建州有难解的深仇。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少年皇太极不得不开始摆脱对父母的依赖，在孤独的环境生活，遇到了过多的艰难与困苦，这磨炼了他的独立性格与顽强意志，开始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急流。
明万历四十年秋，皇太极首次跟随父兄出征作战，参加了对乌拉部的征伐，这年他已是21岁。在作战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命令部下四处焚毁敌人粮草，并不直接与对方短兵相接。皇太极对此不理解，努尔哈赤给他做了个比喻说，在砍伐大树的时候，必须用斧子一下一下地砍，才能渐渐把树砍断。对付乌拉部这样的强敌，也要渐渐消耗它，只有将其周围所属羽翼攻取，最后才能灭亡它。这一策略果然奏效，第二年，努尔哈赤就吞并了乌拉部。
对乌拉部的胜利，使皇太极受益匪浅。在以后他独自征战的时候，基本上沿用了削弱对方旁枝的策略。
努尔哈赤生前为了巩固权位，先幽死胞弟舒尔哈齐，又杀死长子褚英。
褚英是皇太极的兄长，一员疆场骁将，每临战场总是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努尔哈赤也非常赏识他，晚年曾有意培养他作为自己的继位人。但褚英也有致命的弱点，他心胸狭窄，为人傲慢，拥权自重，经常对自己的兄弟和群臣百般欺凌，引起了义愤。皇太极等人忍受不过，把详细情况禀报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听后非常震怒，下令监禁了褚英，从此改变了对褚英的印象，后又将其处死。
褚英失势，为年轻的皇太极提供了一个发展的机会，他冷静机敏的个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并不断受到重用。
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称汗，在反复考量后，选定皇太极与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为四大贝勒，佐理国家政务。按照规定，四个人按月轮流负责处理机要事务。
在处理军机要务期间，皇太极毫不懈怠，积极参与政务、军事的谋划和决策，成为努尔哈赤的得力助手。皇太极的才能在万历四十六年初露锋芒。当时努尔哈赤为了复仇，公开向明朝宣战，准备进兵攻打抚顺。皇太极巧设计谋，他建议努尔哈赤预先派军卒扮作贩马商人混进城内，然后在夜晚带领大军攻城，发炮为号，里应外合。努尔哈赤非常赞赏他的意见，并决定付诸实施。结果，这一策略使明的守将措手不及，后金很轻松地攻下了抚顺城。
皇太极在对内辖制和对外征服的过程中能够挫败群雄，是同他挫折长智慧、困厄磨意志的特殊家庭环境和人生经历分不开的，而他善于慎思、冷静机敏的个性也成为他以后发展的重要资本。
2.从实际出发，长于心计
成就大业的人，不仅有雄才大略，而且更有从实际出发的魄力和勇气，做一切事情都从长计议，并不操之过急。
皇太极登基汗王位后，就以一个政治家的胆略，对国家的制度规章、政策法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创建、调整和改革。在集权的过程中，他采取了隐忍等待机会的策略，最终削弱了其他贝勒的权力。
天命十一年八月，68岁的努尔哈赤去世。诸兄弟子侄经过共同协商，一致推当时已经是众望所归的、35岁的皇太极即汗位。
在皇太极登位的时候，由于连年对外战争和繁重的兵役负担，民不聊生，对战争充满了恐惧和厌倦，怨言四起。另一方面，后金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也不稳定，充满了勾心斗角的矛盾斗争。在所有的矛盾中，满、汉民族矛盾相当尖锐，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这一隐患从努尔哈赤时代就开始了。
努尔哈赤一生南征北战，艰难创业，为后金大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他晚年在取得辉煌军事胜利的同时，也犯下了严重错误。特别是在向辽沈地区推进的过程中，他坚持“诛戮汉人，抚养满洲”的政策，大肆屠杀和奴役汉族百姓，将俘获的大量汉人分给满族官兵做奴隶。大量迁民，按丁编庄，清查粮食，强占田地，满汉合居，遭到辽东汉民的反抗，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后来迫于形势，为了缓和一些矛盾，努尔哈赤在建国后实行了“计丁授田”、“编应授田”等封建化措施，但仍不彻底，没有解决实际问题。悲惨的生活迫使辽东地区的汉族人民奋起反抗，汉人有的向饮水、食盐中投毒，有的拦路击杀单独出行的满人，有组织的武装暴动也此起彼伏，使得统治者恐慌不安，岁无宁日。当时的形势非常混乱，努尔哈赤曾经要求女真人出门不得单人行走，必须10人以上结伴同行，否则要受罚，从中可见那时民族关系的紧张程度。
尽管如此，努尔哈赤依然没有停止对汉人的奴役和屠杀，继续执行高压政策。结果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大量人口逃亡，丁壮锐减，田园荒芜，饿死的人不断，寇盗横行。
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形势，皇太极没有继续实施高压政策，即位后总结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大胆地冲破祖宗法度和传统习惯的约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中实行全面改革和调整。
皇太极首先抓住了主要的矛盾，着手解决尖锐的满汉民族矛盾问题。他强调，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先安抚民众，因为民是国家的根基，并且有针对性地把安民的重点放在安抚汉人上。为了改变历史上女真人与汉族的对立情绪，他改女真族为满洲族，从而使这一对立的矛盾得到了缓解，从此满洲族（简称满族）的名称正式出现在中华和世界的史册上。同时，他又颁布法令宣布，对满人、汉人一律公平对待，两者享有同样的政治、经济权利，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由于努尔哈赤的民族歧视政策，辽沈地区存在着许多奴隶制庄园。为了缓和对立的情绪，皇太极对庄园中农奴的人数进行了裁减，规定每个庄园只能拥有8个农奴，其余的汉人则从庄园移居出去，编为民户。这一政策的推行，使大批汉人农奴重新获得了人身自由。崇德三年，皇太极下令解放农奴，使他们成为独立生产的个体农户。由于大量的农奴获得了自由，他们投入到生产劳动中，这对后金的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对逃跑的汉人实行了严厉的惩治措施，规定不管是逃跑被逮还是谋划逃跑而被逮住，没有任何余地，一律都要处死。皇太极的策略则更为灵活和宽大，他规定：以前有私逃的，或是与明朝暗中来往的，一概不予追究。只对在逃而被捕获的人处死；虽然想逃，但未行动的，不予以治罪。
皇太极区别于以往的新规定得到了汉人的支持，随着形势的发展，皇太极又进一步放宽了“逃人法”，汉人逃走，也不再治罪，但逃到明朝统治地区便不许再返回来。
皇太极实行的宽松的民族措施，使大量汉民摆脱了农奴身份，取得了比较自由的身份地位，缓和了满汉多年的矛盾，在更大的范围内解放了生产力。
皇太极还改变努尔哈赤时期对待汉官及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
原来汉官从属满洲大臣，自己的马不能骑，自己的牲畜不能用，自己的田也不能耕种，如果官员病故，其妻子要给贝勒家为奴。皇太极以此为突破口，优礼汉官，作为笼络汉族上层人物的一项重要政策。他规定，对归降的汉官给予田地并分配给马匹，同时进行赏赐，委任官职。皇太极重用汉官，对他们量才录用，其中对范文程、鲍承先、宁完我、高鸿中等富有政治经验和统治才能的授予高官，以安抚他们。另外，对汉族自动归降的予以封王。这些措施的实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扩充了皇太极的统治基础，稳定了辽东汉族人心。
皇太极在选拔人才上，听取了汉官的建议，在天聪三年，第一次开科取士，参试的主要有满、蒙、汉各族的读书人。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皇太极下令，那些为奴的生员参加考试，各家主人不得阻挠，结果得中者共二百余人。他们从原来为奴的身份，通过考试被提拔，获得自由，得到一定的奖赏，并加以重用。这项举措，反响强烈。在以后的开科中，皇太极吸收了大批汉族知识分子，而且在政治上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和拥护，这对巩固其统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满族善于征战掠夺，但对农业却了解很少。由于长年的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对此，皇太极多次训诫贵族子弟，让他们改变观念，要认清耕织生产的重要性，不要只看重绸缎锦帛之类，应当适应形势的需要，他多次重申了抓紧农业生产的重要性。皇太极吸取了努尔哈赤在位期间大兴土木，使得民怨沸腾的教训，特别注意珍惜民力，保证农民足够的生产时间。
为了更快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皇太极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一系列法令。禁止滥杀牛、马、骡、驴，禁止牲畜践踏农田，牲畜闯入农田损坏了庄稼，必须追究牲畜主人的责任，而且由牲畜主人赔偿损坏的庄稼。
上行下效，皇太极深深地懂得这个道理，为了加强护农法令的贯彻，他以身作则，亲为表率。在行军出猎的时候，他从不践踏农田。
在皇太极的积极努力下，满汉的民族矛盾得到了极大缓和，后金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粮食逐渐充足。
皇太极采取务实的民族和经济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后金逐渐摆脱了经济萧条，人民生活得到了较大的安定，国力稳步增强，为其对外扩张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
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之后，皇太极开始扩编八旗，他充分利用了蒙、汉归附和被掠人口这个优裕的兵源。在满族八旗之外，他正式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并且严明军纪，为他的对外扩张积极做准备。
为了进一步推行和调整政治机构，皇太极即位不久，开设了一个文馆，并任用了很多汉官在文馆里当职。
天聪五年，皇太极依照明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由一名贝勒总理部务，六部与汗王之间，以文馆为枢纽。
也许是为了互相牵制，努尔哈赤晚年制定了八旗旗主联合共同主政、社会财富也由他们平均分配的体制。但是，随着形势发展，这种政治制度已经严重地阻碍了后金的发展。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大多数时候，彼此间互相掣肘，降低了办事效率。
对于这种局面，皇太极决心改变，但为了稳定，他谨慎地、从长计议地开始了集权的努力。
尽管皇太极登上了汗位，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还一直保留着四大贝勒并坐大政殿，同受群臣朝贺，按月主政，实际上成了轮流执政。
由于皇太极极力推行改革，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重大阻碍，面对许多棘手的问题，可他却缺乏足够的权力。无论对国家还是对皇太极本人，这都是不能不解决的问题，这种局面经常困扰着他。
皇太极是一个心机非常深的人，不能容忍这种局面长期存在，所以从即汗位之日起，他就在积极筹划收回权力，削弱权贵们的势力，为自己大展抱负扫除路障。皇太极极力笼络优待四小贝勒，尤其是拥有两白旗的多尔衮、多铎兄弟，从而增强与三大贝勒抗衡的力量。
另一方面，皇太极长期保持着对三位兄长的谦恭和礼敬，长期维持着与三位兄长并坐受朝贺的御殿之礼。但是，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目标，即位后不久，他便向每旗派设了一名掌管旗务大臣，规定其有参与国政的权力，同时有稽查旗内一切事务的权力，直接向汗王负责，这实际上起到了监视的作用。后又规定，所有贝勒都参与议政，与此同时，每旗还增派三名议政大臣，这样就打破了八旗旗主对国政的控制。天聪三年，皇太极免去三大贝勒按月分掌国事的旧例，代之以诸小贝勒。
皇太极是一个沉着冷静，聪睿而又坚韧的人，他善于隐忍不发，工于心计，等待时机。
阿敏是舒尔哈齐的二子、努尔哈赤的亲侄、皇太极的堂兄。当年舒尔哈齐想要自立时，阿敏曾积极地追随。后来，努尔哈赤杀掉舒尔哈齐的长子和三子，囚禁了舒尔哈齐，当时由于代善和皇太极诸兄弟极力求情才使阿敏免遭杀身之祸。
为了建功以赎罪，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战争中，阿敏英勇作战，冲锋陷阵，获得了努尔哈赤的谅解。在后金立国的时候，努尔哈赤任命阿敏为四大贝勒中之二贝勒，其权势非同一般。
但阿敏内心深处始终无法抹去对皇太极父子的积怨，这一不满情绪在皇太极即位以后，充分地流露了出来。当皇太极即位的时候，阿敏就曾以“出居外藩”作为拥立条件，但皇太极拒绝了，阿敏内心不悦。
阿敏经常与皇太极推行相左的政策，天聪元年，当阿敏受命入侵朝鲜时，朝鲜国王已经遣使请和，达到了皇太极的战略意图，阿敏却执意要进兵，但被同行的岳托和阿敏之弟济尔哈朗阻止。后他又准备拉拢与舒尔哈齐一样获罪而死的褚英之子杜度一起留在那里。他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想组成与皇太极对立的联盟。但是岳托、济尔哈朗、杜度等坚决拥戴皇太极，许多人都反对阿敏的做法，才使他的企图未能得逞。
对于阿敏的所作所为，皇太极看在眼里，记在了心上。
天聪四年三月，阿敏接替济尔哈朗守永平，并且以大贝勒的身份，统辖京东四镇的后金兵马。但是在短短的时间里，四镇尽失，阿敏不但大肆杀降，而且在撤退时，又将永平、迁安的官民屠尽，造成了严重后果。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妄自尊大的阿敏也不得不服罪了。
但是，皇太极只革去了阿敏大贝勒和旗主贝勒之称，将其终身幽禁，并没有处死他。为了笼络其弟济尔哈朗，皇太极把阿敏的财产都划归了济尔哈朗，并使他继为镶蓝旗主。济尔哈朗感恩戴德，对皇太极的忠诚至死不渝。这样，皇太极就牢牢地控制了镶蓝旗，其汗权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莽古尔泰也是个英勇善战的人，他为统一女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为人凶暴、蛮横又不免粗鄙，在诸兄弟之中并无很高威望，与诸兄弟的关系也不融洽。做了大贝勒后，他更加肆无忌惮，暴躁粗鲁，经常对皇太极口出狂言。
在围攻大凌河的战场上，为了各旗兵马差遣调动的问题，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发生了激烈的口角。当时失去理智的莽古尔泰，突然把佩刀从身后转到前面，手按刀柄怒视皇太极，后在周围人的推脱下才被迫离开。
一旁的德格类大喝一声：“你这举动大悖，谁能容得！”说着挥拳殴打莽古尔泰，就手把他推开。
莽古尔泰的行为太愚蠢，引起了众怒，不久就被议为“酒醉后御前露刃”罪，革去大贝勒名号，降为一般贝勒。这样，正蓝旗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在两大贝勒被革职后，代善在诸多压力和暗示之下，主动表示，他和莽古尔泰侍坐两侧。
皇太极自然愿意接受大贝勒代善的好意。这样，自他登基以来才真正南面称尊。这虽是一种形式上、名义上的改变，但更是人们观念上的一次突破。从那时候开始，皇太极汗王独尊的地位、集权的努力真正得到了承认。
皇太极的成功取决于他自身的素质，他善于从长计议、审时度势、抓住机会，并适时地采取对策和手段，渐渐地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3.精于谋略，以柔克刚
方向比行动更重要，如果方向走错了，再好的行动也将是南辕北辙，做大事者更是如此。皇太极在征服对手的时候，深谋远虑，制定了完全正确的战略方向，在具体的实施中又采取了灵活多变的策略，刚柔并用，最终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奠定了大清事业的根基。
皇太极继承汗位的时候，后金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当时的形势是：东邻朝鲜，北接蒙古，西面则是明朝。由于后金多年的扩张活动，使得明朝、蒙古和朝鲜都对后金有很深的敌意。
当后金逐渐壮大后，为摆脱险恶的处境，皇太极首先确立了在分化破敌中扩张的策略。经过反复权衡与思考，皇太极认为他的主要敌人是明朝，对它应该采取议和的策略，先争取时间，再图大举；先解决蒙古和朝鲜的威胁。
多年来，朝鲜一直是明朝的忠实盟友。当后金崛起后，明朝方面打算利用朝鲜对后金实行牵制，明军毛文龙部就驻扎在朝鲜境内，得到朝鲜的物质资助，经常对后金出击骚扰。为了征服朝鲜，天聪元年一月，皇太极命二大贝勒阿敏等率军东征朝鲜。阿敏统率大军，过鸭绿江，占领平壤。三月，双方在江华岛杀白马、黑牛，焚香、盟誓，定下“兄弟之盟”。但是，当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大典时，朝鲜使臣不跪拜。这深深地刺伤了皇太极，他认为这是朝鲜国王对清的蔑视。同年十二月，皇太极亲自统率清军渡鸭绿江，当朝鲜国王李倧逃到南汉山城时，皇太极也率军追至南汉山城。第二年初，李倧不得不请降，向清帝朝贡。对朝鲜战争的彻底胜利，解除了皇太极南攻明朝的东顾之忧。
在后金西北的是蒙古。明清之际，蒙古分为三大部：漠南蒙古即内蒙古、漠北蒙古即外蒙古、漠西蒙古即厄鲁特蒙古。其中，漠南蒙古地处明朝与后金之间，位置尤为重要，成为明与后金争夺的重点。为了抵御后金，明朝每年拿出大量钱财，送给漠南蒙古各部。
漠南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后裔。他势力强大，自称是全蒙古的大汗。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恃强自傲，倚仗明朝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坚决与后金为敌。皇太极即位后，西向三次用兵，主要目标就是察哈尔部的林丹汗。林丹汗对属下各部的统治十分残暴，到处攻掠，滥施淫威，经常向其他各部索取财物，挑起争端。天聪二年，皇太极利用漠南蒙古诸部的矛盾，同反对林丹汗的喀喇沁等部结盟，统大军进攻林丹汗，获得胜利，共俘获了一万余人。四年后，皇太极再次率军远征林丹汗。天聪八年，败逃的林丹汗在青海死去，他的部众纷纷逃散。天聪九年，皇太极命多尔衮等统军三征察哈尔部。林丹汗的儿子额哲率部民千户归降，并献上传国玉玺。从此，漠南蒙古完全被皇太极所控制，明朝失去了蒙古一线的屏障。
努尔哈赤统治期间，黑龙江下游地区已经被统一，但黑龙江中、上游地区仍在其控制范围之外。皇太极即位后，不断向黑龙江中上游地区发展势力。皇太极的策略是：“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继续推行努尔哈赤招抚与军事征服相结合的策略，偏重于招抚。皇太极的策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众多的部落纷纷归附，纳贡称臣。崇德年间，皇太极两次发兵索伦，征讨博穆博果尔。双方在黑龙江上游雅克萨等地遭遇，经过激战，清军获胜。到崇德七年时，东自鄂霍次克海滨，西至贝加尔湖的广阔地区都被纳入了清的版图。
皇太极对征服地推行旗籍管理。他把民众都编入旗籍，并且设了官员管理当地事务，征收赋税。到这个时候，皇太极已经完全肃清了自己后方和侧翼的异己力量，可以集中全力对付明朝了。
1628年，明天启帝死，崇祯皇帝即位，这时皇太极已经没有了后顾之忧，因此，皇太极认为攻击明王朝的时机来到了。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亲率大军，避开山海关，绕道内蒙古，进攻北京城。大军从喜峰口越过了长城，攻陷了遵化等城，—直打到北京城下。这时的袁崇焕已被崇祯帝重新起用为兵部尚书、蓟辽督师。鉴于当时的形势，袁崇焕曾奏报，辽东防守坚固，敌军不容易通过，但蓟镇一带防务空虚，应当予以重视。而朝廷对袁崇焕的奏报未予重视。袁崇焕在山海关巡视的时候，得到皇太极进攻京师的军报。袁崇焕急率不足一万的骑兵，日夜兼程，前来救援北京。
袁崇焕驻兵在北京广渠门外，在粮草不足的情况下，他白天作战，夜间露宿。袁崇焕身先士卒，与清军展开了激战，互有伤亡。最终袁崇焕连获广渠门和左安门两捷，京师转危为安，皇太极遭遇强手。
皇太极看强攻不行，就智取。为了除掉袁崇焕，皇太极在激战中巧施反间计。他给一个被俘的太监假露风声说，袁崇焕与皇太极订有密约，准备共成大事，然后又故意放跑了这个太监。太监回去后如实禀告，多疑的崇祯帝得到报告，心中顿生猜忌。崇祯帝以议军饷为名，命袁崇焕到紫禁城。当时，北京城戒严，袁崇焕坐在筐里，被吊到城上。当袁崇焕到了紫禁城平台时，崇祯帝立即下令将他逮捕。袁崇焕被下狱问罪，第二年被凌迟处死。
当时京城上下都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很少有人同情他，都误认为袁崇焕“通敌”。一直到清朝修《明史》，在满文档案中才看到当时的真相。事过一百多年后，袁崇焕的冤案才由乾隆帝给予平反。
皇太极智借崇祯帝之手除掉了一个劲敌后，即率军击溃满桂等人率领的明朝各路兵马，连克永平、遵化、迁安等城。面对胜利的形势，随征的将领们纷纷要求皇太极一举攻下北京城，但皇太极却有他的谋略，他说，北京城虽然可以集中力量攻下，但明朝国力尚未倾颓，灭亡明朝不能做一朝一夕的打算。这个时候不如加紧整顿军队，等待时机。于是，他安排了永平、迁安等城的防守后，返回了沈阳。
为了最终消灭明王朝，皇太极一面假意求和，积极备战，一面不断向明进攻，以消耗它的国力。从1634年起，皇太极又先后四次出兵进入明朝内地。腐败的明朝，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后金兵在历次征战中往来驰骋，如入无人之境。1634年，皇太极亲统大军，蹂躏宣府、大同一带。1636年，皇太极命阿济格率军入塞，到延庆，取昌平，逼京师。接着，阿济格统军下房山，破顺义，陷平谷，占密云，围攻明都。56战皆捷，共克16城，俘获人畜17万。1638年，皇太极派多尔衮和岳托等人又率领清军打进了明朝内地，他们转战了半年，攻克了70余处城池，俘虏人畜46万有余。1642年，皇太极派阿巴泰率军入关，横扫山东一带，俘获人口36万、牲畜32万余头。
皇太极反复进兵征伐，震撼了明王朝的统治，达到了极力削弱明王朝的目的，但是也给内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皇太极对明朝边打边谈，使后金的实力慢慢地强健起来。随着形势的变化，皇太极因势利导，最终抛弃了对明朝议和的幌子转为彻底的武力征讨。
皇太极在给崇祯皇帝的信中开始采取强硬的口吻：宣称天道的变化循环往复，帝王应当是轮流做的。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松锦大战在1639年爆发了。
锦州是关外明军防御体系中的坚强堡垒，明朝在那里驻有大批兵力。在锦州的周围，分布着松山、杳山、塔山等城，是锦州的附翼。1639年，下定决心的皇太极发动了攻打锦州的战役，首先对松山发动了强攻。清军围困锦州，明守将祖大寿告急。崇祯帝派洪承畴为总督，率8位总兵、13万步骑前去解锦州之围。洪承畴采取“步步为营，且战且守，待敌自困，一战解围”的战略，两军初战，经过反复争夺，清军一度失利。消息传到盛京，关键时刻，皇太极带病急援，亲临战场指挥。皇太极部署了伏兵，截敌退路，断敌粮道，阻敌援兵，经激战，终于化险为夷，扭转了战局。在最后的10天决战中，明朝13万大军损失殆尽，洪承畴率领1万多残兵败将困守松山城。1642年，松山城中的明朝副将夏承德降清，清军攻破松山城，洪承畴被俘。接着，锦州守将祖大寿献城出降。历时两年多的松锦战役，以皇太极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皇太极完全控制了关外的局势。
松锦之战标志着明清辽东军事冲突的结束，这也是皇太极征服四方谋略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从此，清军转入新的战略进攻，为定鼎燕京、入主中原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4.解决难题从根本处入手
解决问题就好像在捋顺一团乱糟糟的麻，找不到头，会越弄越麻烦，要找到头，就好办了。尤其是关系到自己成败的大事，一定考虑好，想出万全之策，不然先别动手解决。
皇太极登基汗王位后，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好这些问题关系到自己的统治是否稳固。他经过深思熟虑，找到了问题的根本，然后制定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皇太极登极后，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皇太极多次训诫惯于征战掠夺、轻视务农的满族贵族，让他们认清耕织生产的重要性。他一再重申“出兵征伐，目的在于掌握土地、人口，作为立国的根本。并非只为了贪图财物”。皇太极吸取了努尔哈赤在位期间大兴土木、困扰百姓的教训，特别注意珍惜民力，保证农民有足够的时间耕种。
为了保护农业生产，皇太极制定了一系列法令。第一，对大牲畜实行保护政策，禁止滥杀牛、马、骡、驴。第二，禁止牲畜践踏农田，一旦牲畜闯入农田损坏了庄稼，牲畜主人要赔偿损坏的庄稼，同时追罚牲畜主人的银两。为了使护农法令有效的贯彻执行，皇太极以身作则，每当他行军出猎的时候，总是吩咐把自己的营帐扎在野外，即便是隆冬也不例外，唯恐惊扰了百姓或毁坏庄稼。
皇太极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农业生产较快地摆脱了不景气局面，粮食逐渐达到了可以自给的程度。到1639年时，清国一年在酿酒方面的用粮就达数十万石之多。
皇太极非常重视手工业的发展，皇太极即汗位之前，后金的手工业尚处在萌芽阶段。布匹、铁器、船只等都远远无法满足需要，大量的物资必须从明朝、朝鲜等进口。皇太极即汗位后，为了改变这种窘境，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他大力提倡种植棉花，派遣技艺出众的纺织工匠在境内四处推广纺织技术，取得了极大的成效。
在矿业方面，皇太极鼓励开矿冶炼，冶炼业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兵器生产。从天聪五年（1631年）开始，后金已能够成批生产极有威力的“红衣大炮”。“红衣大炮”在对明、朝鲜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经过皇太极10多年的励精图治，人民生活安定，国力增强，为进一步扩张和统一天下建立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
对外扩张作战不仅需要坚实的经济后盾，更主要的是离不开强大的军事实力。皇太极积极扩编八旗，就是要保持雄厚的军事力量，确保对外战争的胜利。
努尔哈赤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利器是一支英勇善战的八旗劲旅，但满族人口有限，并且在战争中满族八旗不断减员，这就造成了兵员匮乏，皇太极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把蒙古人和汉人也收编在内，在满族八旗之外，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为了在汉人心目中留下好的印象，每次出征之前，皇太极总要详细申明军纪，坚决杜绝八旗军以往烧杀抢掠的行径。他宣布不得杀害降民，不能离散降民父子、夫妇，不允许奸淫妇女，不准践踏禾苗等等。如果士兵违犯了军纪，不仅本人受罚，领兵的将官也要受罚。战事结束后，要认真总结，举报各种违纪行为，对违犯者一律严肃处理。
皇太极即汗位不久，就开设了文馆。文馆的职能有二：其一，翻译汉文典籍，进行文化交融；其二，记录本朝政事，协助皇太极处理往来书信及奏章，还可以参政议政。这是皇太极的重大创举。文馆表面上是办事机构，实际上是国家内阁的雏形。在文馆里当职的大臣有很多是汉官：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高鸿中等。
努尔哈赤统治时期，汗王之下，有五个议政大臣，几乎谈不上什么国家体制和机构。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像明朝一样，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由一名贝勒负责各部事务。
随着后金的不断发展强大，国家机构也随着扩大。由于形势的需要，文馆改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设大学士和学士等官，由皇太极直接主政。为了便于管理和监督，设都察院和理藩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家机构。但是，皇太极的改革调整还是有限的，他没有从根本上除旧立新，这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造成的。
努尔哈赤死后，后金出现了“八王共治”的局面。军政大事由各旗旗主贝勒商议定夺，汗王不能独自决定。皇太极虽然是汗王，但一直实行着四大贝勒并坐同受朝贺的局面。皇太极即位后，遇到了一个重大阻碍，即手中缺乏足够的权力。这是一个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雄心勃勃的皇太极不能长期容忍这种局面，从即位开始，就积极筹划如何加强君主集权。
皇太极始终保持着对三位兄长的谦恭和礼敬，不过他已想好了集权的对策，没过多久，便向每旗派设了一名大臣，并赋予有参与国政、稽查旗内一切事务的权力，直接向汗王负责报告。同时，扩大议政会议的范围，所有贝勒都可以参与议政，这样，八旗旗主对国政的控制权被打破了，君主集权的模式初步形成。
天聪三年（1629年），他以政事繁杂，不应使兄长过于劳累为理由，免去三大贝勒按月分掌国事的旧例。兄弟并坐南面受朝贺的形式，竟维持了差不多6年！这对皇太极来说，实在是一种痛苦的磨砺、意志的考验。这还不是皇太极的最终目的，他还在等待时机。
机会来了，天聪四年（1630年），二大贝勒阿敏撞到了枪口上。
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兄，舒尔哈齐之子。在统一女真的战争中，阿敏英勇作战，在后金立国时，努尔哈赤封阿敏为四大贝勒之一，获得很大权势。
由于阿敏的父亲、哥哥、弟弟死于努尔哈赤之手，所以阿敏内心深处很仇视努尔哈赤父子。在皇太极即位之初，阿敏就曾以“出居外藩”作为拥立条件，被皇太极拒绝了。
天聪元年，阿敏奉命攻打朝鲜，朝鲜国王已经遣使请和，达到了皇太极的战略意图，可阿敏却执意进兵，被岳托和济尔哈朗阻止。他又提出，自己要在这里屯田耕种长驻，并拉拢获罪而死的褚英之子杜度一起留下。这显然是想组成与皇太极对立的联盟，实现自立王国、“出居外藩”的打算。由于拥戴皇太极的年轻贝勒们的激烈反对，阿敏的企图再次落空。
阿敏经常违背皇太极的旨意，还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口出怨言，含沙射影地攻击皇太极，这对皇太极来说，实在是难以容忍。
天聪四年（1630年）三月，阿敏大肆杀降、屠民。皇太极终于忍无可忍，愤怒不已，严厉斥责阿敏败坏大局。阿敏被议得十六项大罪，当处死。皇太极从宽发落，免去他大贝勒和旗主贝勒之称，终身幽禁。
不到一年，机会又来了，这次轮到了莽古尔泰。
莽古尔泰英勇善战，为统一女真立有汗马功劳。不过莽古尔泰凶暴、蛮横，在诸兄弟之中并无很高威望。天聪五年（1631年）八月，后金进攻大凌河，为了各旗兵马差遣调动是否公平的问题，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发生激烈的争执。皇太极指责莽古尔泰违犯军令，莽古尔泰抗辩皇太极差遣不公，吵来吵去，莽古尔泰竟恼羞成怒，猛地把佩刀从身后转到前面，手按刀柄怒视皇太极。
目睹全过程的大贝勒代善气愤地说：“如此悖乱，简直不如去死！”莽古尔泰的行为太愚蠢鲁莽，不久就被以“酒醉后御前露刃”罪，革去大贝勒名号，降为一般贝勒。
天聪六年（1632年）正月朝贺，只剩下大贝勒代善与汗王并坐受贺。代善是个聪明人，在诸多压力和暗示之下，他主动表示退出与汗王同朝并贺仪式。皇太极欣然接受了大贝勒代善的好意。汗王一人接受朝贺不仅是形式上的改变，更是实力上、名义上和人们观念上的彻底改变。这是皇太极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机会的两次十分成功的例证。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于四月十一日正式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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