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借风使船，借力成事
太极功夫的最高境界是借力打力，最主要突出了一个“借”字。干大事如果单打独斗，恐怕很难成事，这时不妨动动脑子，在“借”字上下功夫。正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闰三月初一，朱元璋投靠郭子兴，被守城将士误以为元军的奸细，绑去见郭子兴。身强力壮、气度不凡的朱元璋往那儿一站，就把郭子兴吸引住了。由于朱元璋内外透着精明，郭子兴便留他做了帐下亲兵。朱元璋不负子兴的重望，苦练武艺，听从指挥；并且处事沉稳，计虑周详，仗打得漂亮，且能独当一面，是个难得的人才。由此，郭子兴就把他当作知己，时常把他叫到内宅议事，信宠有加。
此时，郭子兴身边有个养女，她是郭子兴的老友马公的独生女。马公夫妇死后，所留下的小女就由郭氏夫妇收养。马姑娘勤劳贤惠，深得郭氏夫妇的喜爱，将其视为己出。此时，马姑娘已是待嫁的年龄，郭氏夫妇决心把她嫁给一个有出息的人物，以了却自己及死去的老友的心事。朱元璋的到来，使郭子兴眼前一亮，郭夫人也很喜爱朱元璋，征得了马姑娘的同意后，就择日给他们成了亲。马姑娘与朱元璋结婚后，夫妻感情一直很好，对朱元璋的事业也很有帮助，后来成了明朝的开国皇后。
出身低微的朱元璋，投军时间不长，能与大帅的养女结亲，自然是身价百倍。人们对他不得不刮目相看，官兵们也不直呼其名了，而尊称他为朱公子。但朱元璋的好运，却惹恼了郭子兴的二位公子。这郭氏二兄弟，心胸狭窄，嫉妒心强，突然出现的朱元璋，眼见着地位一天比一天高，如今又做了郭家的乘龙快婿，与自己称兄道弟，感到心里很不舒畅。于是，兄弟两个三天两头到父亲郭子兴面前搬弄是非，说朱元璋的坏话，说他讨你的好，听从你的指挥，实际上是要夺你的兵权，等等。起初，郭子兴对此不以为然，还斥责他们胡说八道。久而久之，不免对朱元璋也起了疑心。终于，有一天，郭子兴把朱元璋关进了禁闭室。郭氏二兄弟见阴谋得逞，又商量着如何将朱元璋置于死地。他们的阴谋首先被马姑娘察觉，告知了郭夫人。郭夫人一听，大怒，立即找来郭子兴和两个公子，把他们骂了个狗血喷头，逼着他们说出实情。两个公子眼看隐瞒不下去，就把他们的所作所为一五一十地道了出来，并认了错。郭子兴听了，非常惭愧，感到对不起朱元璋。从此后，郭氏一家对朱元璋更加厚待，朱元璋也通过这件事品尝到了做人的艰难，逐渐成熟起来。
不久，队伍里又发生了内讧事件。当初，郭子兴与孙德崖、俞某、鲁某、潘某等一起举事，倒也能协同作战，相安无事。当取得胜利后，在立名号、排座次的问题上，却各不相让，相互猜疑。当时，元帅郭子兴与歃血为盟的副帅孙德崖因意见不和发生了冲突。孙遂设下圈套，将郭子兴骗到家中，想秘密处死他，自立为帅。朱元璋出征归来闻讯后，即带领亲兵追到孙家，拔剑而指：“敌人逼近城下，副帅不去杀敌，却要谋杀主帅，这是什么道理？”遂指挥兵士砍断锁链，救出郭子兴。有此救命之恩，郭子兴对朱元璋更加宠信和厚待了。
通过这个事件，朱元璋对时局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他们五人（包括郭子兴在内），都不是能成大事的人。为了自己的地位、排名，他们互不服气，互不支持，内耗太多。长此下去，不是自己把自己打败，就是被元军消灭掉。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还得靠自己。但目前自己手下无兵，如何能树立起自己的威望呢？于是，朱元璋就说服了郭子兴，让他批准自己回家乡招兵。1353年春天，朱元璋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十几天的功夫，就拉起了一支七百多人的队伍。郭子兴喜出望外，当即升任朱元璋为镇抚，并把这七百多人的精壮部队交给他率领。这是朱元璋独自带领的第一支队伍。
朱元璋手握兵权，再也不愿待在多事的濠州，他决心独自打下一片天地。经郭子兴的允许，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正月初一，朱元璋带领着精心挑选出来的24名士兵，离开濠州向南奔向定远。这些精兵强将是他从700名士兵中挑选出来的，其余的全部留给了郭子兴。这24人是：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张赫、张铨、周德兴。他们都曾经是受尽苦难的穷苦庄稼汉，此次南行，使他们成了朱元璋打江山的骨干。后来，他们3人封公、21人封侯（其中，耿再成和花云在开国前战死，公与侯为追封），全都成了有明一代名垂青史的开国功臣。
南下定远后，第一仗是智取驴牌寨，收编了3000多人的地主武装，朱元璋拥有了一支名副其实的武装部队。
这时，定远县同其他混乱地区一样，兵匪如蝗，军寨林立。有的是游兵团聚，有的是财主结寨自保。收降这些散兵游勇，是壮大势力的途径。朱元璋看准了这一点，凭着自己手中的3000人马，说降了盘踞豁鼻山的秦把头，得部众800人，又乘胜夜袭拥兵数万余众的元朝义兵元帅缨大亨。缨大亨睡梦中慌忙迎战，因摸不清对方的虚实，士兵伤亡惨重。无奈只好率领所剩下的两万多人投降，归顺朱元璋。收编了这支人马后，朱元璋的队伍迅速扩大，威名大震，四方归附。
这时候，冯国用、冯国胜兄弟邀请朱元璋共商大计。冯氏兄弟，是两个20岁上下的青年。他们靠着祖上留下的一些产业，专好习弄刀箭，攻读兵书，钻研攻防计略，结交天下豪杰，成为远近闻名的文武全才。元末，群雄并起，他们也拉起了队伍。他们知道朱元璋智取驴牌寨，义说秦把头，夜袭缨大亨，很是佩服，便有投靠之意。朱元璋见冯家兄弟举止得体，温文尔雅，知道是读书之人，心里非常高兴，便向他们请教取天下的大计。国用回答：“书生有六字相告。”元璋急忙请教，国用说：“‘有德昌，有势强。’建康（今南京）虎踞龙蟠，帝王之都，拔而取之以为根本，成有势之强。然后命将出师，倡仁义，收人心，不贪子女玉帛，则为有德之昌。而后天下可定。”听到这番议论，朱元璋顿开茅塞。自打从军以来，朱元璋接触的都是些莽汉，还没有听见过这样清晰明白、高瞻远瞩的谈话，第一次感到了读书人的高明。于是，就将冯氏兄弟留在了身边，作为他的幕中参谋，为他出谋划策。
2.借助贵人成大事
所谓贵人就是对你事业有帮助的人，而且这种帮助能决定你事业的成败，可以说得一人得天下，失一人失天下。“汉初三杰”是刘邦的贵人，诸葛亮是刘备的贵人。朱元璋也同样碰到了贵人，因而他能成就帝业。
李善长，原名元之，祖籍安徽歙县，生于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比朱元璋大14岁。少时曾在家闭门苦读。他喜欢文案书牍、兵家法家著作，善于推测人们的心理活动，预见某些事物的发展与结局。他因不满元朝的腐朽，而弃文经商，遂成了定远一带有名的大财主，但他仍然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变化，等待着大显身手的时机。对韩山童、郭子兴等，他都感到不能成大器，而不轻易出头。眼下，朱元璋的出现，使他看到了希望，仿佛看到了“真龙天子”的幻影。他当机立断，把家稍做安排，就急急忙忙去追赶朱元璋的队伍。
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七月，42岁的李善长在去滁州的途中求见朱元璋，元璋大喜，立即请李善长上座叙谈。二人越谈越投机，善长特别生动详细地叙述了出身微贱的汉高祖刘邦取天下的故事，使元璋听得入了迷。你问我答，整整谈了一天，晚饭后，秉烛对坐，谈兴更浓，不知不觉中，又聊到了天亮。李善长特别指出：“主公祖居沛县；正同汉高祖同乡，山川王气，正应在主公身上。”元璋强作镇静，缓声说道：“照先生看，这四方战乱什么时候可结束？”李善长略作沉吟，回答道：“汉高祖虽然出身布衣，然而豁然大度，知人善任，不贪图眼前的富贵享乐，不烧杀抢掠，五年就成就了帝业。今日的时局，与秦末有些相似。只要主公效仿汉高祖，天下很快就会平定的。”李善长的一席长谈，不但鼓起了朱元璋的雄心，而且对他今后的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看来，李善长的到来，就是萧何转世，来帮他成就大业的。于是，当即任命李善长做记室（秘书官），一切机密谋议都认真听取他的意见和建议。果然，李善长不负众望，为朱元璋筹划了安定天下的大计，并且做了开国宰相。
朱元璋还遇到了一个贵人，就是刘基。此人的智慧与诸葛亮不相上下，可开宗立业、安邦定国。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生于1311年（元至大四年），刘基的祖上在丰沛，后随南宋南迁，落脚浙江青田。刘基的祖父做过南宋的太学上舍，博学多智，通晓天文地理，为人正直仗义，曾经组织过反元起义。
浙江自南宋以后教育文化十分发达，才杰俊秀迭出，素有“千山千水千秀才”之称。刘基的家庭在当地算是一个较有名望的家族，受家庭的熏陶，刘基自小就树立了建功立业的大志，也造就了他正直仗义、疾恶如仇的性格。
刘基自幼聪慧，尤其他的博闻强记，实在令人吃惊。他家附近有一家书店，刘基上下学经常路过。一天，他看到一本天文方面的书，随手翻阅了一遍，第二天再来读书时，竟能将前一天读过的那本天文书背诵下来。店主人惊讶不已，十分赏识他的聪明，要把那本书送给他，可刘基却说：“书已在我胸中矣，再要书何用！”这个故事可能有些夸张，但却说明刘基的确很聪明。
刘基17岁时，离开了府学，跟随当时的名士郑复初学习“二程”的理学，在这一时期，他更积极地博览群书，包括正统经史子集之外的杂家著作，医农术数、天文地理无一遗漏。这为他以后在政治和军事领域驰骋纵横做好了知识上的准备。
满腹才学的刘基也走了科举入仕的路子，他于1333年考中了进士，其后被授为江西高安县丞。官没做几年，刘基就辞官回家了。刘基虽然身在元朝吏籍之中，但他已经看透了元朝的腐败，他不愿像那些贪官污吏一样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因为他有一颗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心。所以，刘基于1340年回到青田老家，做起隐士来。这时候的元朝已是风雨飘摇了。元朝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为了反抗残酷的统治，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在这种情况下，有识之士或是心怀观望，寻找时机以图起事，或是干脆投入起义军中，再没人愿为元朝的统治者卖命了。
在刘基40多岁时，明主终于来了，正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
郭子兴死后，朱元璋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由于他纪律严明，爱民如子，所以建立了崇高的威望。同时，朱元璋接受了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正确建议，避开了蒙古人的锋芒，迅速壮大起来。不仅如此，朱元璋每到一处，都十分重视访求当地的贤达，罗致帐下，以为己用。占据处州以后，朱元璋得知刘基的学问人品，便专使往请。刘基虽早已听说朱元璋的名声，但毕竟缺乏了解，再加上他多年做官的坎坷经历，不愿再出山，所以，他拒绝了朱元璋的第一次邀请。朱元璋并未就此罢休，事隔多日，再次派人邀请，朱元璋备以聘礼书信，极言求贤若渴之情，再加上来人对朱元璋的雄才大略、鸿鹄之志的一番描述，刘基终于答应了来人的邀请。他对来人说：“我过去辞官后，闲住在西湖，见西北方向有异样云气，我知道那是天子之气，而且天子之业当在金陵。现在朱氏创业兴旺，又礼贤下士，应天顺人，这恐怕是天意吧！”就这样，刘基经过朱元璋的真诚邀请，终于出山了。
刘基针对当时天下的情况，为朱元璋提出了他的所谓“时务十八策”，朱元璋听了，兴奋不已，认为刘基未到军中，就已看透天下大势，实在是不世之才，立即下令修建礼贤馆，待刘基为上宾，引为心腹知己。
当时的情况是，朱元璋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两支军队的势力都比朱元璋强大，而且都虎视眈眈，想消灭朱元璋，因此，朱元璋一直处在东西夹击的危险境地，如何彻底铲除张士诚和陈友谅的威胁，就成了朱元璋的当务之急。如果拿不出一个有效的策略，朱元璋就有可能被张、陈两支军队吃掉。
就这个问题，朱元璋虚心向刘基请教，他说：“我本想推翻元朝的暴政，但是局势不利于我，请先生指教我，我该怎么办？”
刘基说：“您占据了金陵，已得地势之便，但东南有张士诚，西北有陈友谅，多次骚扰侵凌明公。如此看来，要想取得天下，必先除此二人！”
朱元璋正在考虑这一问题，却十分犯难，不知如何是好，就皱着眉头对刘基说：“他们的势力都很强大，该如何剿灭呢？”
刘基说：“抵御强敌，贵在得法，权衡缓急，用兵应当有先后次序，明公应当先对付陈友谅，后收拾张士诚。”
朱元璋说：“用兵之道在于先弱后强，张士诚弱小而陈友谅强大，先生何故舍弱而图强呢？”
刘基说：“如今之势，不可拘泥于兵法。要从两个人的性格和野心来区分对待，张士诚胸无大志，只求自安，不愿多事，这说明他只是一自守汉罢了；陈友谅野心最大，企图扫荡群雄，他没有一时一刻忘记称帝，况且他占据长江上游，可以顺流而下。因此他才是目前最主要的敌人。如果你集中力量攻击陈友谅，以张士诚的性格也不会乘虚攻金陵。如果你集中兵力进攻张士诚，陈友谅定会趁虚而入，如此明公还有退路吗？如果先灭陈友谅，再对付张士诚，何愁大功不成呢？然后西攻陕西，北上大都，这样天下不就大定了吗？”
这番话，不亚于诸葛亮的《隆中对》，把朱元璋说出了一身汗。此后，朱元璋就按照刘基定下的这一策略，平定了天下，建立了明朝。
李善长、刘基是朱元璋的贵人，正是依靠二人的谋划，朱元璋才夺得天下。
3.好钢用在刃上，人才用在劲上
让人才发挥出他的真正作用，才是合格的领导。人们常说“好钢用在刃上”，就是这个道理。
当初朱元璋听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和李善长论述的平定天下之道，颇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他初步看到了一条通向未来的光明大道，也深深地认识到了读书人的重大作用，此后，便特别注意网罗人才，向他们垂询问计，请他们出谋划策。他曾对人说：“予思英贤，有如饥渴。”这话绝非是他的自我标榜，而是他招揽英才的真实写照。
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七月，攻占滁州以后，儒士范常到军门拜谒，朱元璋热情款待，留置幕下，有了什么疑问就向他讨教，范常也尽心尽责，只要朱元璋有问题，他必然会详加剖解。龙凤元年（公元1355年）六月，朱元璋渡江攻取太平后，耆儒李习、陶安率父老出城迎接。朱元璋次日召见他们，谈论天下大事。陶安献策说：“当今四海翻腾，群雄并起，攻城夺邑，互争雄长。然皆好子女玉帛，无拨乱救民之心。将军您若能一反群雄所为，不烧杀掳掠，顺天应人，民心悦服，必能平定天下。”朱元璋又问陶安：“我想攻取金陵，您以为如何？”陶安回答说：“金陵是古代帝王建都之所，龙盘虎踞，又有长江为天然屏障，若攻取以为根据地，然后出兵四方，定当战无不胜。”朱元璋对陶安的话十分赞赏，将他留在自己的幕府中，对他特别地厚待，遇到什么事就和他商量，十几年后，当朱元璋帝业已成，还逭念他的功德。李习也受到重用，被任命为新建立的太平府知府。
龙凤二年（1356年）三月占领应天后，朱元璋马上宣布：“贤人君子有愿意跟随我建功立业的，我都尊礼重用。”消息传开，夏煜、孙炎、杨宪等十几个儒士前来谒见，朱元璋均加以录用。他听说曾担任元朝江南行台侍御史的洛阳名儒秦从龙（字元之）隐居于镇江，便在命徐达率军去攻打镇江时，特地嘱咐说：“镇江有一个秦元之，才器老成，你要寻找到他，转达我希望见到他的心愿。”徐达在攻克了镇江以后访得秦从龙，朱元璋立刻让自己的侄子朱文正和外甥李文忠带着重礼前去拜望，秦从龙抵达应天时，朱元璋亲自到城门外将他迎入，与他朝夕相处，向他咨询军政事务。此后，朱元璋命将出征时，经常让他们寻访、推荐当地的名儒名贤。
龙凤三年四月，邓愈率军进入皖南，他听说徽州名儒朱升学问渊博，于是特地向朱元璋推荐此人。朱升，字允升，学者称枫林先生。他是休宁人，后移居歙县，早年曾拜著名学者陈栎为师，刻苦好学，至正四年参加科举考试，登乡贡进士第二名，曾出任池州学正，后见天下扰攘，便弃官回到家乡，隐居于石门山，闭门著述。朱元璋对朱升早有耳闻，现在听了邓愈的介绍，知道朱升果有才学，便效仿刘备三顾茅庐，登门拜访朱升，向他请教平定天下的大计。朱升虽身在山中，却一直关注着时局的变化，心中有所谋划。
他被朱元璋的诚意打动，遂进言三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头一策是让他加强根据地建设，巩固后方；第二策是让他发展生产，积蓄经济力量；第三策是让他韬光养晦，不过早地树立目标。这三策言简意赅，为朱元璋经营江南指明了方向，朱元璋牢记于心，作为自己一个时期内奉行的基本方针。他把朱升请回幕府，参与密议。
龙凤四年（1358年）十二月，朱元璋亲征婺州。他知道婺州是理学中心，一向有“小邹鲁”之称并拥有大批富有学问的儒士，把这些人拉拢过来，不仅有助于稳固对当地的统治，也可以扩充自己的智囊团。所以，攻克婺州后，朱元璋迅即召见了儒士范祖干、叶仪，询以治道，接着又聘请许元、叶瓒玉、胡翰、吴沉等十三名学者为他讲解儒家经典和历史书籍，并把范祖干、王冕、许瑗等纳入幕府，让他们参议军国大政。他还下令开设郡学，礼聘名儒叶仪、宋濂为五经师，戴良为学芷，吴沉、徐原为训导，恢复了因战乱久已废毁的教育体系，深受当地士人欢迎。
龙凤五年十一月，胡大海攻占处州，派人向朱元璋推荐刘基、叶琛、章滏。刘基，字伯温，青田人，元统年间考中进士，历官高安丞、江浙儒学副提举、处州路总管府判等，因才学不为上司赏识，无法施展平生抱负，弃官归隐，读书著述。叶琛，字景渊，丽水人，协助石抹宜孙守处州，授官行省元帅。章滏，字三益，龙泉人，曾组织乡兵抵抗农民起义军，授官浙东都元帅府佥事，推辞未受，退隐匡山。朱元璋接到胡大海的推荐后，当即派人前往礼聘，叶琛和章滏表示愿意出来，但影响最大的刘基却不愿为他所用，不肯出山。朱元璋命人再三去敦请，陶安和宋濂也分别写信劝他应聘，刘基不得已，只好勉强应允。
龙凤六年三月，刘基与叶琛、章滏、宋濂四人一起到达应天，朱元璋喜不自胜，命人在自己的住宅西边建了一所礼贤馆，让他们居住。朱元璋向他们征询对天下局势的看法。
网罗到的人才越来越多，朱元璋很注意发挥他们的特长。他曾形象地比喻说：“锋利的宝剑可以刺穿犀牛和大象，但用它砍斫石头必会缺损；骐骥可以奔跑千里，但让它拉犁耕田必将趴倒。”
朱元璋特别强调随才使用。刘基、宋濂、朱升等是博治经史、长于谋略的人，留在幕府，让他们发挥智囊团的作用；胡深等是精通兵法、骁勇善战的人，任为将官，让他们统兵征战四方；汪广洋、叶琛、章滏等是饶有智计、善于办事的人，则派往各地担任行政职务。
随才所用，可以使大家都能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干，朱元璋的事业自然也就蒸蒸日上了。
4.大事之前要精密策划
高明的人善于用头脑指挥手脚，愚蠢的人善于用手脚指挥头脑。用头脑指挥手脚的人，做事之前，就已筹划好了，用手脚指挥头脑的人做事之前没有充分的准备，而是遇见问题再想办法。二者比较，孰高孰低立见分晓。
与朱元璋同时起兵反元的陈友谅也是一位英雄，出身渔家，沔阳玉沙县（今湖北沔阳西南沔城）人，原姓谢，因祖父入赘陈家，改姓陈。自幼武艺高强，力大如牛。
他小时候曾读过几年书，懂得一些文史，在衙门中曾做过一段帖书，后来聚众起义，迫于官兵的追剿，投奔了徐寿辉，因功升为领兵元帅。
徐寿辉原是一名布贩，又名真逸亦称真一，人缘好，结交了不少江湖朋友。他身材高大魁伟，相貌出众，后来加入了彭莹玉领导的弥勒教，被推为首领，彭说徐乃是弥勒佛下世，应为人主。1351年（至正十一年）八月，他们起兵反元，九月攻占蕲水和黄州路，在蕲水称帝，国号天完，年号治平，定都蕲水。然后，起义军兵分两路，一路由邹普胜、倪文俊率领，攻取汉阳、武昌等地，另一路由彭莹玉领导，攻占江州、饶州等地，起义军纪律严明，不烧、不杀、不掠，所到之处，深受百姓爱戴。不久，起义军就占领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南部和浙江北部大片领土，彭莹玉在与元军的斗争中不幸阵亡。彭莹玉一死，徐寿辉迁都汉阳，大权被倪文俊掌握，后倪文俊被元朝诱降，并想谋杀徐寿辉，失败后逃到陈友谅的辖区，被陈杀死，倪的队伍也尽归陈友谅，于是陈友谅自称平章。
朱元璋自从渡江占领太平后，其地盘就和陈友谅辖区接壤，1357年（龙凤三年）十月，常遇春夺取了原属徐寿辉的池州后，与陈友谅发生了冲突，双方为了争夺池州，展开了拉锯战，为了确保应天安全，朱元璋决定攻取安庆。当时，安庆由赵普胜镇守，此人英勇善战，难以对付，徐达等攻了许久也毫无进展，对此，朱元璋详细分析了陈友谅与赵普胜的情况。陈友谅猜忌、多疑，怕赵普胜超过他，又怕赵普胜和朱元璋合作，而赵在实力与名望方面，并不输于陈友谅，资历比陈也深，于是陈把赵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朱元璋利用这一点，使用离间计，使陈友谅误认为赵普胜想投奔自己。九月，陈友谅以会师为名，亲至安庆，杀死了赵普胜，朱元璋轻而易举地除掉了陈友谅的一个重要帮手，但安庆仍没有攻克，1356年（龙凤二年），陈友谅率军欲取池州，朱元璋设计斩杀敌首万余，生擒三千，使得陈友谅难以前行。后陈友谅挟徐寿辉进攻太平，又攻占了采石，在采石，他杀死徐寿辉自称皇帝。国号大汉，改年号大义。陈友谅弑君称帝后，派人约张士诚一起进军应天。当时群雄之中，陈友谅实力最强，他的水师是朱元璋的十倍，他拥有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和江海整等一百多艘大舰，战舸数百条，应天的文武官员听说陈友谅要来攻取应天，不少人都惊慌失措，有的主张投降，有的主张上钟山据守，也有的则主张放弃应天，保存实力，再做计较，还有的主张主动出击太平，牵制陈友谅的兵力。面对诸将的议论，朱元璋没有理睬，而是将曾建议他先攻陈友谅的刘基请进密室，向其请教退敌之策，刘基仍建议，集中兵力先击陈友谅。两人仔细研究了东西线形势，决定实行战略转移，集中兵力向东北和西线出击，并与刘基一起制定了一个诱敌深入、设伏歼敌的作战方案，一场保卫应天的战役打响了。
朱元璋知道，陈友谅骄傲轻敌又求胜心切，于是设计诱其从速进兵应天。朱元璋命李善长连夜把江东桥拆掉，改成石桥；命赵德胜修建虎口城，驻兵把守；令常遇春、冯胜、华高等领兵三万埋伏于城东北的石灰山（今南京幕府山）侧；令徐达率军列阵于南门外雨花台一带；令张德胜、朱虎率舟师在城西北的龙江关外（今南京兴中门外）设伏；朱元璋亲率主力埋伏在城北的卢龙山（今南京狮子山），并规定敌人进入埋伏圈后，举红旗为号；举黄旗时，伏兵出击。
闰五月初十，陈友谅率舟师东下，直奔应天，当他赶到江东桥时，发现木桥变成了石桥，呼“老康”不应，方知中计，想撤回已经来不及了。此时，朱元璋在卢龙山顶居高临下指挥战斗，下令擂响战鼓，举起黄旗，于是，伏兵四起，杀声阵阵，常遇春、冯胜率伏兵冲向龙湾，徐达也领兵从南门杀到，会同张德胜、朱虎的舟师，将陈友谅的兵马团团围住，分而歼之。
看见从四周杀出的众多伏兵，汉军将士心里一阵恐慌，争相登舟，想着赶紧离开。不想，正值退潮时期，战舰全部搁浅，汉军被杀死、淹死的不计其数，二万人被俘，陈友谅乘小船才侥幸逃脱，朱元璋此战大获全胜，并缴获上百艘巨舰，数百艘战舸，陈友谅主力尽失。
张士诚原打算发兵，见陈友谅大败，便按兵不动了。
应天保卫战，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朱元璋能寻找机会，抓住机遇，变被动为主动，精心设计并导演了这次战斗，充分显示了他驾驭战争的能力。这次战斗进行的每一步都在朱元璋的预料之中，显示了他的军事天赋。朱元璋抓住陈友谅骄傲轻敌的弱点，诱敌上钩；又借助应天地理形势复杂的有利条件，将陈友谅巨舰引入狭窄的河道；巧妙准确地掌握江水涨潮退潮的时机，使之搁浅，逼敌军弃舟登岸。避开敌军擅水战之长，发挥了自己擅陆战的优势，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使应天转危为安。
降将张志雄所奏，安庆守将此次倾巢而出，大部已降，安庆空虚。朱元璋根据这一信息，立即派徐达元帅率军攻占安庆，不久，胡大海夺占了信州。袁州守将对陈友谅杀害徐寿辉深感不满，便献城投降了朱元璋，其他徐寿辉的部下，也因不满陈友谅的行为，而与之断绝关系，陈友谅自食恶果，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
陈友谅对此次失利很不服气，七月，他命张定边又夺回了安庆，派重兵把守，朱元璋一时难以拿下，刘基向朱元璋建议，他说：陈友谅以重兵守安庆，后方必然空虚，可先取陈友谅老巢江州。朱元璋接受了刘基的建议，率师直捣江州，守长江天险小孤山的将军傅友德、丁普郎率众投降。陈友谅仓皇逃往武昌，江州被攻克，朱元璋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南康（今江西星子）、东流、蕲州、黄州、广济、兴圉、抚州相继被攻克。接着，建昌（今江西南城）守将王溥向朱元璋投降，王还派人招降了南丰州及临川等八个县城，就连陈友谅的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也派人向朱元璋请降，朱元璋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第二年正月，朱元璋亲往龙兴受降，并将龙兴路改为洪都府。不久，苦安、龙泉的守将也归附朱元璋。至此，江西各州县和湖北东南大部全都纳入了朱元璋的管辖范围。
从应天保卫战到洪都受降，双方的军事力量仅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弱变强，朱元璋已经具备了和陈友谅一决雌雄的实力。1362年（龙凤八年）二月，朱元璋返回应天，他召集诸位将领研究下一步的战略，对东西两个敌对势力比较分析之后，他指出：“友谅剽而轻，其志骄，士诚狡而懦，其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若攻士诚，友谅必空国而来，使我疲于应敌，事有难为，先取友谅，士诚必不能逾姑苏一步，以为之援。”
经过这几次的战斗后，朱元璋强调：今后的战略仍是先攻陈友谅，后灭张士诚。
正值朱元璋与陈友谅在江南一决雌雄之际，江北的军事形势发生了逆转，红巾军连连失利，形势非常危险。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朱元璋不得不停止与陈友谅的战事，将精力投向了江北。北方的顶梁柱是刘福通，刘福通意志坚强，胆识超群，他令三路大军同时北伐，取得了显赫成绩，但也暴露了他的失误和弱点：三路北伐军不能很好协调，各自为战，很容易为元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而中路军和西路军长年流动作战，缺乏后援，孤军深入，很难坚持长久。再者，起义军中缺乏远大志向、纪律涣散、有令不行的现象比较严重，甚至还有互相攻击、投降变节等问题，这些均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元朝政府正是利用起义军的这些弱点和失误，调来察罕帖木儿等数支大军，向起义军进行疯狂的反扑。
在三路北伐军中，毛贵领导的东路军是最有作为的一支。1355年（龙凤四年），东路军挺进河北，然后进入山东等地。毛贵在占领区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军事和经济措施，稳定了山东的局势。他还随时注意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并且选用元朝的官吏分守各地，实行田制，解决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后因与赵均用意见不和，被其暗害杀死，使大宋农民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察罕帖木儿乘机围攻大宋都城汴梁。刘福通率领红巾军奋力拼杀，也没能冲散敌人的包围。没过多久，起义军内部开始互相仇杀，山东大乱，察罕帖木儿抓住这一时机，率军猛攻汴梁，结果，破城而入，汴梁失陷。刘福通保护小明王，退守安丰。此后，义军又失多处郡县，一些胆小之辈也倒戈投降了元军。
朱元璋对江北军情这种急转直下的变化，深感焦虑。汴梁失守，山东大部分失陷，这使得朱元璋北方的屏障全线崩溃。朱元璋很清楚，这几年来，全靠大宋红巾军在北方做掩护，他才得以在江南地区从容发展。如今局势急变，安庆万一失守，朱元璋就会受到元军的直接进攻，他思考再三，认为和元军主力直接交锋，他的实力还不够，时机不成熟，于是他两次派使臣去见察罕帖木儿，并给他送去重礼和亲笔信，要求通好“结援”，希望能够先稳住对方。元顺帝得知朱元璋有和察罕帖木儿通好的意思，还真有招降朱元璋的意思，并决定授予朱元璋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他派户部尚书张昶、郎中马合谋等带着御酒、八宝顶帽和宣命诏书走海路到了方国珍处，方国珍两次派人告诉朱元璋元朝使臣已经到来的情况。因为北方的战局还未明朗，朱元璋便假装不知此事，没有理睬。后来，察罕帖木儿被田丰等刺死，其外甥扩廓帖木儿继为统帅后与元朝另一大将军孛罗帖木儿为争夺地盘，打得不可开交，双方没有一方有让步的意思，这样看来，元军暂时还不会南下，而且张昶一行已经到达应天，元朝先前扣留的朱元璋使臣现也被送回应天。于是，朱元璋改变了当初想和元朝通好“结援”的想法。
张昶是元朝的一位老臣，做官多年，官位甚高，对元朝的朝章典故、名物制度都非常的熟悉，朱元璋爱他是个人才。白天，下令将他和其他人一起捆绑起来，夜里，将张昶一人留下，用一死囚做替身，将他们斩首于聚宝门外。几天后，任命张昶为侍中书省都事，并对刘基、宋濂讲：“元朝送一大贤人与我，尔等可与之议论。”
当初张昶带着元朝的官诰到应天招降的时候，叶兑上书劝朱元璋不要接受元朝的册封，应该自创局面，立基业，并且还为朱元璋拟定了平定东南和两广的策略和步骤。他指出，在北面与察罕帖木儿断绝；在南面兼并张士诚；招降温、台；夺取闽、越。定都建康，进一步可以越过两淮北征，退一步也可划长江自守。叶兑的奏折深得朱元璋的重视。朱元璋觉得，叶兑的这一攻取战略很有见地，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就想把他留在身边，但叶兑执意不肯，朱元璋只好作罢，但他决心采用叶兑的建议，立足江东，逐步实现叶兑的战略步骤。
扩廓帖木儿继任主帅后，加紧围攻益都，刘福通见形势紧迫，便亲率大军前去援救，不料却大败而归。1362年（龙凤八年）十月，益都失陷。大宋政权在山东的据点全部丧失。益都失陷，安丰孤立。第二年二月，张士诚派兵十万帮助元朝进攻安丰，刘福通率军拼死保卫，弹尽粮绝，不得已，向朱元璋请求支援。朱元璋了解到安丰已危在旦夕，随时可能失陷，因此决定出兵救援，但刘基等人极力反对。刘基讲：如果大军出救安丰，张士诚、陈友谅势必乘虚来攻，就会进退无路，陷于被动。即便救出小明王，又如何安置。放在应天，就得听他调遣，自找没趣；不放在应天又放到何处？朱元璋力排众议，他认为安丰失守，应天就失去屏障，救安丰就是保应天，这才是关键，是大局，其他均好解决。
于是，他不顾众人的阻拦，亲自出征，命徐达、常遇春率军急赴安丰。没想到等他们到达安丰时，刘福通已经阵亡，朱元璋率军激战，击败元军，安丰围解。朱元璋将小明王迎至滁州。并为他建造宫殿，厚加供养，并用自己的心腹替换掉了原来的侍从，这样，实际上大宋政权已名存实亡了。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宣告失败，但他曾率领义军主力，适时组织了三路大军北伐，吸引并消灭了大批元朝主力部队，从根本上动摇了元朝的统治。刘福通作为元末农民战争的领导者，他的功德是不能抹杀的，也可以这样说，没有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的英勇奋战，就没有江南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更不会有朱元璋代元建明的这一结局。因此，刘福通是元末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功在后代。
1363年（龙凤九年）三月十四日，小明王在滁州下谕：封赠朱元璋三代：曾祖父朱九四为资德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司空、吴国公；曾祖母侯氏为吴国夫人；其父朱五四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太尉、吴国公；母亲陈氏为吴国夫人。从小明王的封赠中，我们不难看出，此时的朱元璋应是大宋政权中书右丞相了，权力之大，恐无人能及，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陈友谅得知朱元璋率主力部队前去安丰救援时，认为朱元璋后方空虚，便想乘虚而入，于是，他下令加紧赶造巨型战舰数百艘，同时他还在其辖区湖荆等地大量地征集民夫和壮丁，以此来补充兵源，1363年（龙凤九年）四月，陈友谅亲率水陆大军六十万，携带大小家眷及文武百官，全国出动，顺江而下，直逼洪都。
再说洪都，它位于赣江下游，北接鄱阳湖与长江相通，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它西南紧靠赣江，陈友谅前番可以夺取此城，完全是借涨潮之时，水涨船高，从船上直接攀墙而入。朱元璋夺取洪都后，认为城墙离水太近，不利于守备，于是下令将原城墙拆除后移三十步。洪都地理位置重要，是抗拒陈友谅的前沿，“非骨肉重臣不可守”，于是朱元璋特命亲侄子朱文正统领虎将赵德胜、邓愈以及其他诸将镇守洪都。四月二十三日，陈友谅率军抵达洪都城下，却发现城墙已经远离江面三十步远，战船根本无法靠近，看来原来的办法是行不通了。陈友谅便下令登陆，用云梯攻城，但是这样的话，人多的优势发挥不出来，大部分人都闲在一旁使不上劲，而城内，朱文正亲自登城，指挥众将士日夜守在各城门，他亲率精兵两千居中机动策应。陈友谅也亲自上阵指挥，一度曾毁坏城墙三十多丈，城内将士拼死保护城池，竖起木栅，掩护筑城。全城官兵奋勇抵抗，边打边修筑，竟在一夜之间又重新修好城墙。洪都被围数十天，陈友谅用尽了攻城之术，朱文正也绞尽脑汁使绝了御敌之策，战斗非常激烈。陈友谅曾多次攻破城墙，朱文正又多次指挥将士击退汉军，护住城墙，一座洪都孤城坚如磐石，陈友谅竟然寸步难行。朱文正及诸将士坚守洪都长达八十五天仍未被攻破，从士气上压倒了陈友谅，也为朱元璋赢得了反攻的时间，为消灭汉军创造了难得的战机。
1363年（龙凤九年）七月初六，朱元璋率舟师二十万，统领徐达、常遇春等诸勇将，儒士刘基、陶安、朱升也随军出征。七月中旬，朱元璋的部队没有受到任何阻拦，顺利到达鄱阳湖北口。陈友谅听说后，撤洪都之围，转兵东出鄱阳湖，就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鄱阳湖之战拉开了帷幕。朱元璋率军进入鄱阳湖后，告诫众将士，在双方交战中，要做到“两军相斗，勇者胜”，“诸将士要奋勇杀敌，只能前进，不许后退，消灭陈友谅就在今日”。
七月二十日，两军水师首战在康郎山（今江西鄱阳湖内廉山）拉开序幕，从两军力量来看，陈友谅兵多、舰大，地处上游，而朱元璋则人少，舰小，且在下游，明显处于劣势，但是朱元璋懂得团结将士、士气旺盛，战斗力较强。他把自己的战舰分成十小队，每队武器配备齐全，而且每舰又分几层次，遇到敌军大战舰时，先发火器，再射弓箭，等到靠近之后，再短兵相斗。第二天，战斗异常激烈，双方短兵相接，徐达身先士卒，率部击败敌前军，军威大振，士气倍增。湖面上，“喊杀声震天动地，箭如雨点，炮声如雷，刀光火光飞舞，江水似波涛，百里之内，杀得连湖水都红了”。朱元璋水军威风凛凛，连连发炮击毁敌舰无数。战中，朱元璋指挥的“百海”号，突然搁浅，陈友谅部将张定边乘机命汉兵把朱元璋困在中央，朱元璋部下宋贵、陈兆光英勇战死，正在危难之时，牙将韩成上前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臣子理所当然的，臣愿代死，以报厚恩。”请求换穿朱元璋的衣冠。朱元璋不愿如此，眼看敌舟呼声渐近，无奈之中，只好如此。韩成换好朱元璋的衣服，投入水中，敌兵以为朱元璋死了，于是，攻势缓了下来，但仍然不肯撤退。就在这时，常遇春率舰赶到，箭射张定边，敌舰撤退，朱元璋获救。朱元璋虽然打赢了这一仗，但打得特别艰苦，陈友谅损失将士六万多人，朱元璋也战死将士七千多人，还损失了程国盛、宋贵、陈兆光、韩成等一批骁将。
战斗进入第三天时，朱元璋仍亲自指挥，双方打得天昏地暗，朱元璋的几名勇将壮烈牺牲，大军被迫后退。郭兴建议用火攻，于是，朱元璋即刻令常遇春征调七条渔船装满芦苇、火药等易燃物，乘着黄昏起风的时候，将这些渔船点着，冲进陈军大寨，熊熊大火将陈友谅的几百艘战舰烧着，顿时烈火冲天，湖水尽赤，死者大半。朱元璋率将士乘势猛攻，斩敌二千，陈友谅的弟弟陈友仁阵亡，他骁勇善战、有智有谋，失去他，陈友谅等于失去了一条臂膀，心情非常沮丧。
为了摆脱不利战局，陈友谅利用自己人多、舰大的优势，紧紧相逼，不后退一步，不给朱元璋喘息调整的机会，仗越来越难打，战斗进入白热化。这时，朱升向朱元璋建议：“陈友谅此次倾国兵而来，人多但粮少，不能持久作战，我军应结营于南湖嘴，以断绝敌人的进出之路，等待他粮食用尽、人马疲惫、进退两难之时，我军再前后夹击，必克敌制胜。”朱元璋认为他的建议是正确的，于是，令常遇春、廖永忠统舟师截住鄱阳湖口，而他移师在蠡（今江西都昌西北），然后移师湖口。
在与陈友谅激战的日日夜夜中，朱元璋亲自指挥战斗，几次身边的卫士全部战死，他仍不离其位，激励着将士奋勇向前。他与将士们战斗在最前沿，使部队始终保持着激昂旺盛的斗志。决战后期，他下令将汉军俘虏全部释放回家，深得军心、民心、人心，与陈友谅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是他能够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
陈友谅被困鄱阳湖，此时粮草已断，山穷水尽。八月二十六日，他亲率百余艘战舰突围，与朱元璋在湖口展开生死搏斗，激战中，陈友谅想察看一下外面的战况，谁知刚把头伸出窗外，被敦莫发现，一箭射中他的头部，当场毙命。主帅一死，汉军溃不能战，纷纷举戈投降，张定边等用小船载着陈友谅的尸首和儿子陈理，连夜逃回武昌，不久立陈理为帝。鄱阳湖之战后，朱元璋回到应天，诸将在总结战胜陈友谅的原因时请教朱元璋，朱元璋回答说：“你们听过古人讲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吗？陈友谅虽然兵多势强，但人心各异，上下猜忌，内部不团结，加上连年用兵，又总打败仗，不能积蓄力量，又抓不住战机，一会儿打东，一会儿打西，劳而无功，军心涣散。要明白，用兵要得时，得时则威，威则胜。我军得时，将士一心，以一当百，如鸷鸟搏击，巢卵全覆，得了人和，所以我能取胜。”朱元璋总结获胜的原因，认为有三条：第一，上下团结一心，即人和；第二，能抓住战机，即兵贵神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谋划得当、战略正确。
消灭了陈友谅，朱元璋夺取天下的决心更大了、信心更足了。
5.以威立法，不徇私情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于封建王朝而言，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说的话是口谕，写的字是圣训。因此，他们享有法律之上的特权，在如此大环境下，能够做到不徇私情者寥寥无几。
朱元璋做了皇帝后，怎样巩固政权就成了他的当务之急。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他意识到必须严厉限制宦官的活动，因为汉、唐两朝的祸乱都是宦官所为，对此，朱元璋非常重视。
有一次，朱元璋和几位知己的大臣讨论如何防止宦官为害天子后代的办法时，朱元璋说：“这种人虽然在宫廷里是必不可少的，但只能让他们洒水扫地，奔走效劳。而且人数也不能过多，更不能用他们做心腹。驾驭的办法，要是让他们知法守法，唯有如此他们才做不了坏事。同时也不能让他们建立功劳，否则就难于管束了。”
朱元璋说完后，刘基就接着说：“陛下吸取历史教训，对宦官严加约束的想法，十分可贵，这是国家之幸、百姓之福啊！但臣以为，陛下的子孙没有经过创业艰难的磨炼，很多事情还不能体会到，未必能理解陛下的良苦用心。如果能够定下条规，令后世永远遵守，那么各种事情就好办多了。”
朱元璋听后，深表赞同，随即与大臣商讨就订下了限制宦官的几条“家法”。
第一、宦官都不能够读书识字。这样就可以防止其中的奸诈狡猾之徒祸乱政治。
第二、不许宦官兼外朝的文武职衔，不许穿外朝官员的服装，做官品级不许过四品，使他们永远相当于中下级官吏，无法掌握大权。
第三、外朝各衙门不许和宦官有公文往来，如此一来就防止了他们相互勾结，内外串通一气情况的出现。
这几条家法立下之后，朱元璋还觉得不够，还要让人经常看得见，于是他又让人铸一块铁牌立在宫中，上面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以此时时警告宦官们。
朱元璋立了家法，并不是把它当作形式，而是严格执行。洪武十年五月的一天，一个跟随朱元璋多年的宦官，倚仗自己久侍内廷，有功于朱元璋，便在朱元璋面前言政事。朱元璋听后大怒，当天就将这个宦官遣返回家，不再录用。朱元璋还就此事教育群臣说：“这些人整天跟随左右，他们的小忠小信，虽然可以取悦君心，但时间久了，就会弄权干政，自古祸乱天下的事太多了。我所以要遣返这个宦官，就是为了让其他人有个借鉴，避免重蹈覆辙。”
朱元璋不仅对宦官有家法限制，而且对外戚干政的限制也很严格，他也曾定下了后妃不许干政的家法。
洪武元年三月，朱元璋命令翰林学士朱升编写《女诫》一书，他告诉臣下说：“要治天下就应以治家为先，而正家的途径应从严格夫妇之间的界限开始。从历史上看，历代不明之君，对后妃恩宠有加，是造成她们骄恣犯法、上下无序的主要原因。而明君却能防患于未然，使她们不会得逞。你们修纂《女诫》，应将古代贤慧后妃的事迹整理出来，也好让后代子孙效仿她们，让她们知道应该怎么做。”
《女诫》规定：皇后只能管宫中嫔妃的事情，宫门之外的事一律不能干预；宫人不许和外边通信，犯者处死；皇帝不接见外朝命妇；皇族婚姻须选配良家女子，有私进女子的不许接受；外戚只给以高爵厚禄，做地主，不许参与政事；等等。
在历史上，宦官和外戚干政往往是王朝政治走向衰败的原因之一。作为开朝皇帝的朱元璋能吸取历史教训，为子孙后世严立家法，是非常有远见的。朱元璋统治的几十年里，当朝的宦官小心守法，谨慎行事，宫廷与外朝隔绝，是比较好的时期，这与朱元璋制定的法律制度是分不开的。
洪武三十年六月的一天，朱元璋亲自发布一道圣旨，将自己的女婿欧阳伦处死。
欧阳伦是朱元璋的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官封驸马都尉，是地道的皇亲国戚。一直以来，欧阳伦倚仗着自己是皇帝的女婿，经常违法乱纪，从不把法度当一回事。特别是，他在西北地区从事私茶贩卖，横征暴敛，牟取私利，引起当地人民的极大不满，许多人纷纷告发他。
欧阳伦依靠自己手中的权力，每年都要派亲信押运从江浙和四川巧取豪夺来的大批茶叶，由陕西一带出境。陕西和边境上的各级官吏畏惧他的权势，不但没人敢阻止他，而且有的为了讨好他，还大开方便之门。欧阳伦越干私欲越膨胀，后来竟强迫陕西一带地方政府派车出人，为他运送私茶，这已经严重地违犯了当时颁布的不准贩运私茶的禁令，而欧阳伦却有恃无恐，继续明目张胆地走私茶叶。
明朝初年，为了加强对西北边疆地区的防卫和作战能力，明政府派兵在那里戍边。当时戍边部队所用的马匹主要来自西北游牧民族聚居的地区，当地的少数民族过着游牧生活，饮食以肉类和奶类为主，茶叶是他们生活中少不了的东西。但西北地区并不产茶，这样就给中原商人制造了机会，他们不畏艰险，经常偷运私茶到西北地区换取马匹、皮革、金银，然后再把这些内地极缺的货物运回，从中牟取暴利。
由于走私茶叶泛滥，造成了茶价降低和马价的大幅度提高，严重地影响了明政府控制的茶、马贸易。为了抑制走私活动，洪武三十年二月，朱元璋发布禁令，严禁私自贩运茶叶，违者一律处死。
欧阳伦虽然知道明政府刚颁布的贩运私茶禁令，但他以为自己是皇亲国戚，依然我行我素，没把禁令当一回事。同年四月，欧阳伦在陕西强迫地方政府为他从民间征集几十辆大车，满载私茶，让家人周保押运去西北地区贩卖，可谓是浩浩荡荡。沿途官员知道是欧阳伦的车辆，都不敢拦阻。那天，当贩运茶叶的车队走到兰州河桥上的时候，河桥巡检司的一个小官吏挡住去路，坚持要检查车上的货物。周保等根本不把这样的小吏放在眼里，命人将桥吏一顿毒打。并要挟他说，当地的最高官员都敬他三分，你要告，就到皇帝那里去告吧，如果你那样做，你的全家都要被灭族的！
这位桥吏回到家里后，坚决要告欧阳伦的违法乱纪行为，他不顾家人的劝阻，冒着巨大的危险，直接向朱元璋上了一份紧急边报。同时详细列举了欧阳伦多年来大规模走私茶叶的事实，并报告了他欺压地方官吏、多次打伤巡察官吏的事实。
这个边报五月份送到了京师，朱元璋见是紧急边报，以为边境上出了大事，马上打开，没想到竟是报告欧阳伦违禁私贩茶叶的情况。朱元璋看到自己的女婿竟然无视国家法度，违犯刚刚颁布的严禁私贩茶叶的法令，十分震怒。朱元璋想，欧阳伦虽然是自己的女婿，如果姑息，就会带来无穷的祸患。因此，朱元璋没有犹豫，拿笔做了批示：欧阳伦身为皇亲国戚，竟目无国法，触犯禁令，骚扰地方，殴打官吏，赐死。与此同时，朱元璋对兰州河桥吏不避权贵，严格执法，勇于报告的行为，给予了嘉奖。六月，在朱元璋派出的专使监视下，欧阳伦被处以死刑。
朱元璋的执法可谓严厉，虽然是自己的女婿，依然秉公执法，实在值得后人敬佩。
6.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
在封建社会，权力和地位是一体的，权力就是一切。作为一个统治者，第一要做的就是集权，因为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才能发号施令。朱元璋重威重法，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决不允许大权旁落，把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公元1368年正月，40岁的朱元璋在文武百官的欢呼声中正式登上皇位，国号大明，年号为洪武，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同时，册封马氏为皇后，长子朱标为太子；任命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刘基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至此，一个出身农家、横笛牛背的牧童，经过奋斗，终于成了中国历史上继刘邦之后的又一位出身布衣的开国君主。
朱元璋一向遇事冷静，越是打了胜仗，越是办事顺利，他的头脑就越清醒，就越是能从中捕捉到可能发生的隐忧隐患。现在当了皇上，实现了多年的愿望，他自然处在极度的兴奋当中，不过他很快就从激动的情绪中平静下来。即位第二天，他就告诉身边侍臣，说：“你们知道，创业之初是怎样的困难，而不知道守成会更加困难。”第三天，在奉天殿内外大宴群臣时，他又专门讲了保持忧患意识的重要性，说：“处天下者，当以天下为忧；处一国者，当以一国为忧；处一家者，当以一家为忧。身担天下国家之重，不可顷刻忘却警畏。”朱元璋登基以后，每天天不亮就开始批阅奏章，接见大臣，一直忙到深夜。他兢兢业业，一心想着如何巩固统治，使大明的江山、朱家王朝得以万世长存。
元末明初，经过近20年的战争，人们转徙流离，或死于饥荒，或亡于战火，到处都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同时，元政权垮台后，蒙古贵族虽退居漠北，但仍然保存有一定的势力，其“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随时准备卷土重来，严重威胁着明朝边疆的安全。在明王朝内部，伴随着新政权的确立，统治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与日俱增。这一切，都危及着新王朝的统治。面对严酷的现实，他决心在幅员广阔的大明帝国建立起一套权力高度集中、运转自如的统治政权。于是，他首先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改革旧制，以建立高度发展的中央集权制。
洪武初年的官僚机构，基本上还是沿袭了元朝的建制。在实践中，朱元璋逐渐感到，现行的政治体制潜伏着十分严重的危机，特别是中书省。中书省总管天下政事，掌管中书省的丞相统率百官，对政务有专决权力，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掌握着行政大权，容易造成大权旁落，酿成军权与相权的对立。
地方政权机构也沿袭元制，即设行中书省。元代行中书省统管一省军政、民政、财政大权，便形成了枝强干弱、地方跋扈的局面。实际上，一个行中书省就是一个独立王国。朱元璋曾做过小明王的行中书省丞相。想当初，他表面拥戴小明王，实则不把小明王放在眼里。所以，他对元代设置行中书省的弊端看得最深刻了。
看到了官僚机构设置的弊端，朱元璋就着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把行中书省改为布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布政司和行中书省的性质有着根本的不同：行中书省是中书省的分出机构，布政司则是皇室的派出机构。前者是中央分权于地方，后者是地方集权于中央。布政使是中央派驻地方的使臣，负责宣传、执行朝廷的政令，秉承朝廷的意旨。同时，地方还设置了掌管军事的都指挥使司和管理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司。这三个机构合称“三司”，彼此互不统辖，既各自独立，又相互牵制，都直接听命于朝廷的指挥，达到了朝廷收回大权的目的。
实现了对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革之后，朱元璋又开始集中精力对中央政府机构，首先是总揽天下政事的中书省的改革。本来中书省在中央各机构中位置最重要，其行政长官左、右丞相又负有统率百官之责，这样君权与相权、皇帝与丞相之间的矛盾很容易激化。明初的第一任丞相李善长、徐达，因与朱元璋共同打得江山，又遇事必请示朱元璋，得到朱元璋的首肯后才执行，他们之间倒也相安无事。
但是，相位传至胡惟庸时就不同了，1373年，定远人胡惟庸被晋升为中书省丞相。他是朱元璋建国的第一号功臣李善长的亲戚，深得朱氏的宠信，于是在朝中结党营私，组成一个淮人官僚集团，且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对官员升降、生杀之事，他都自作主张，不向朱元璋请示。刘基曾对朱元璋说过：“胡惟庸是一头难驯的小犊，将来会愤辕而破犁。”极力让朱元璋罢免胡惟庸。但是，朱元璋念及李善长的友谊，又从内心里宠爱胡惟庸，就没有采纳刘基的意见。这样一来，胡惟庸更是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网罗自己的党羽，组织自己的小团体，肆无忌惮地排斥异己，妄图与朱元璋分庭抗礼，称霸天下，终于引起了朱元璋的警觉。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有人告发胡惟庸阴谋叛乱，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将胡惟庸抄家灭族，并乘机下令废除中书省，声称今后永不再设丞相一职，大臣中如有奏请再立者，处以重刑。同时，提高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的地位，由六部分理朝政，各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奉行皇帝的命令。六部分任而无总揽之权，政务由皇帝亲裁。此时，朱元璋实际上在兼行宰相的职权，封建中央集权得到了巨大发展，他成了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君主之一。
朱元璋在继废中书、罢丞相之后，对中央监察、审判机构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调整。中央的监察机关明初为御使台，洪武十五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把它改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其职权是：纠察百官，辨明冤枉，凡有大臣奸邪、小人构党，擅作威福，扰乱朝政，或贪污舞弊、变乱祖制的，都要随时检举弹劾。这实际上是些“天子耳目风纪之司”，起着为皇帝搏击异己的鹰犬作用。
朱元璋即位时，中央军事机关为大都督府，统领全国所有的卫所军队。他认为大都督府的权力太大，在废除中书省时就把它一分为五，设立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统领所辖的卫所军队。并规定，都督府只管军籍和军政，而由兵部掌握军令颁发和军官任免之权。若遇战事，调遣军队和任命将帅将由皇帝决定。只有在皇帝做出决定之后，兵部发出调兵命令，都督府长官才可奉命出为将帅，带领所调集的军队出征。一旦战事结束，将帅即要交还帅印。这样一来，军权也集中到了皇帝手里。
经过一番改革和经营，朱元璋把全国军政大权都集中到了中央，最后统归皇帝一人掌握。他认为这套严密的统治制度，是确保朱家王朝“万世一统”的最好制度，特地编订一部《皇明祖训》，要求他的子孙后代必须世代遵守，不可妄加改变。
这样一来，朱元璋的皇权确实强化了，但皇帝的政务也随之繁重起来了。过去，政务有丞相协助，现在，朱元璋一人独揽大权，事无巨细，一切事情都要他亲自处理。当时，国事待兴，政务十分纷繁，长此下去，或者要误大事，或者要把皇帝的身体累垮。朱元璋便在洪武十五年（1382）设置了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殿、东阁殿等殿阁大学士，帮助自己阅读奏章，处理起草文书，以备顾问，无丞相之名，实干丞相之事。这也是朱元璋对朝廷格局的一大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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