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给自己树立威信
有了威信才能服众，才能驾驭群臣、统领百官。那么如何才能服众，却大有学问。这就要因人而异、见机行事了。但有一点要牢记：抓住一切可以为自己树立威信的机会。
赵匡胤即宋太祖，是宋朝的开国皇帝。传说他出生时有红光绕室闪烁，有异香盈室，经久不散。
赵匡胤的父赵弘殷，是后周的一员高级将领。少年的赵匡胤不但学习成绩不错，而且同父亲一样，在习武方面也表现得相当优秀，“学骑射，辄出人上”，没过几年他已经是一个骑射非常娴熟并小有名气的骑手了。
但是，赵家在赵匡胤长大的这十几年中却渐渐地衰落了下去。早些时候，赵弘殷是后唐庄宗李存勖所宠爱的战将，然而后来自李存勖发动兵变被杀后，赵弘殷受到了连累，开始受到冷落。这期间，赵家又添了二男二女，家境也日益艰难。
因此，赵匡胤只读了几年的书，无力继续深造，另一方面，赵匡胤本不喜欢“子曰诗云”，倒是极爱枪棒，又兼生来力大无比，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习武上。他在二十一岁时娶妻，因见跟着父亲仕途无望，毅然离家外出，决心独闯天下。
离家后，赵匡胤先是去投奔几位从前的好友。但由于家境衰落，他领略到了什么是世态炎凉，他不但没有从这些有权有势的前辈那里得到关怀和帮助，反而受了他们的白眼和冷遇。
赵匡胤到处投亲靠友，屡屡失望。在外面的流浪生活虽然是艰难痛苦的，但赵匡胤并没有被困难压倒，相反，他的意志和性格磨炼得更为坚强，眼界也变得开阔，自己也对未来充满了更大的希望。
这一天，赵匡胤已是身无分文，他来到汉水边的重镇襄阳，不得不住进了一家寺院。寺院的主持见赵匡胤虽然显得比较寒酸，但却气度不凡，在与赵匡胤谈论天下形势的时候，认为赵匡胤是一位可塑之才。他告诉赵匡胤，汉水以南的各个政权比较稳定，只有北方战乱不断，正所谓乱世出英雄，所以主持劝赵匡胤应该北上，寻求机会，而不应南下。这位主持向赵匡胤“厚赠”了金钱，作为盘缠，让其北上。
几经辗转，赵匡胤来到了河北邺都。由于受那位主持的指点，他投靠在后汉枢密使郭威的手下，做了一名士兵。赵匡胤来到的第二年，郭威就发动兵变，灭亡了后汉建立起后周王朝。在拥立郭威的过程中，作为禁军中的一员，赵匡胤作战表现十分突出。赵匡胤被提拔为东西班行首，当了一个中级禁军军官，从此有了安身立命之地。
赵匡胤通过这次事变知道了禁军对于一个要成为皇帝的人是多么重要了。在以后的几年里，赵匡胤借助了郭威的势力，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每当外出征战，他都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加之他机智聪明，为后周立下了汗马功劳。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大将柴荣表现得非常忠诚，逐渐取得了柴荣的信任，这对他以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显德元年，周太祖郭威病逝，柴荣即位称帝，成为周世宗。周世宗的即位，对赵匡胤来讲，十分有利。由于赵匡胤是柴荣的亲信将领，毫无疑问将受到重用，为他施展才华和抱负创造了极好的政治环境。
柴荣即位后，立即调赵匡胤到中央禁军任职，这个职位对赵匡胤来说求之不得。这个职位是禁军的最高首领，和郭威当年在后汉所处的位置是完全一样的。
柴荣即位的第二年，北汉对后周发动了进攻，这时赵匡胤受命随周世宗前往迎敌。对于这次战役，双方都高度重视，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双方部队在高平（今山西晋城东北）展开激烈的较量。
战斗开始不久，北汉军队就明显占据了上风，而这时的后周大将樊爱能、何徵不但没有想办法御敌，反而临阵逃脱，一时间后周军队阵脚大乱，情形十分危急。面对危急时刻，赵匡胤很冷静，他立即建议周世宗将身边的禁军分为二部，一部由张永德指挥，抢占制高点，居高临下，用箭矢压住敌人的进攻；另一支由赵匡胤率领，从左翼冲杀敌阵。这一策略非常有效，北汉军队锐气被压了下去，同时也受不住突如其来的袭击，纷纷败退，后周军队终于转败为胜，击溃了北汉的军队。
高平之战，是中原政权由乱而定、转弱为强的开端，颇为后世史学家所称道。这场关系到后周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使赵匡胤更加得到周世宗的赏识，周世宗感到，赵匡胤不只是一介武夫，仅有匹夫之勇，更是一个智勇双全、具有战略眼光的将才。于是，不但破格提拔他为殿前都虞候，成为后周禁军的高级将领，而且还委以整顿禁军的重任。赵匡胤手中掌握了一定的兵权，终于可以大张旗鼓地干一番事业了。在他的主持下，首先将禁军中不能冲锋陷阵的老弱残疾者调离出去，又从其他军队中调来了一批身强力壮的勇士充实其中，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一支殿前司诸军。这样一来，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
在整顿禁军的过程中，赵匡胤也开始在军队中扶植自己的势力。他利用主持整顿禁军的机会，将自己的生死之交罗彦环、郭廷斌、田重进、潘美、石守信、张琼、王彦升等安排在殿前司诸军中任领军，便于控制整个禁军。同时，又以自己高级将领的身份，与其他的中高级将领密切来往，并同其中的石守信、王审琦、韩重斌、李继勋、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政忠、杨光义等结拜为兄弟，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赵匡胤为核心的势力圈子，军中从上到下，无人敢与之争雄，为以后的称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条件不成熟绝不出手
有经验的猎手在碰到强壮、凶狠的猎物时，会考虑如何使猎物中计，然后如何下手，如果一枪不能使猎物倒地，一旦把它激怒，自己反会有性命之虞。
殿前都虞候这一职务在后周，并非是禁军的最高统帅，还远远地排在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以及四五位正副都指挥使之后。但是，赵匡胤控制、结交了禁军中的一大批中级以下的少壮派将领，使得他在禁军中有很大的活动能量，特别是在指挥禁军作战方面，远比他的上司们得心应手。显德二年，周世宗派兵攻打后蜀，先是派大将王景、向训率领罗彦环、潘美等部前往，但受到后蜀军队的顽强抵抗，一直拖了很久，军队及装备都消耗很大，也没有一丁点儿胜利的迹象。赵匡胤见此，心里非常着急，按捺不住，积极向世宗请战。开始时，周世宗考虑到他官职低微，怕派他去不能服众，后来见局势越来越危急，于是就改派他前往观察战局，相机行事。赵匡胤来到前线后，经过对敌我双方情况的分析，及时调整了禁军的部署，有针对性地向敌军发起了猛攻，结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举夺得了后蜀的秦、风、成、阶（在今甘肃成县、武都等地）四个州的大片领土，赢得了周世宗以及朝廷上下的一片赞扬。
从显德三年到显德五年，周世宗对南唐前后发起过三次进攻，逼迫南唐将江北15州的土地割让给了后周。在整个战役中，赵匡胤表现得最为突出。这除了他足智多谋、身先士卒、勇猛善战外，部下的拼死效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制服南唐以后，周世宗论功行赏，大拜群臣，赵匡胤被提升为忠武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这样一来，赵匡胤就集权力、位置于一身，成为后周王朝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早在10年前赵匡胤四处流浪时，曾在河南商丘的高辛庙里占了一卦，卦上说他有“大吉”之相，将来能成为天子。当时他对此并未放在心上。随着地位的提高、权力的不断增大，他越来越相信那一卦是真的，必然能变成现实。自此以后，他在处事待人上都与以前大不相同了。以前，他只注重在军队中结交武将，现在对文人也比较重视了。赵普、王仁瞻、楚昭辅、李处耘等人，都是在这期间被他团结在麾下而成为心腹幕僚的。除此之外，他自己也开始留意经史，一改从前那种不喜诗书的草莽武夫作风。攻打南唐时，他曾在敌人手中收集到了数千卷史书，令专人携带在身边，供他随时阅读。周世宗对赵匡胤的这些变化也颇感惊讶，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受皇上信任，常感力不从心，所以要多学多闻，增加见识，以不辜负皇帝的重托。”世宗听后，不但不起疑心，反而大加赞赏。与此同时，他除了对以往的朋友更加拉拢外，还通过他们，更大范围地结交朋友，以至于那些资历较深的老牌将领、节度使、当朝宰相以及宗室贵戚等，都成了他的座上宾。
在结交亲朋好友的同时，他还注意打击敌对势力，除掉异己分子，如，逼死与其相对立的宰相王朴，借助周世宗杀害与之有利害关系的殿前都点检张永德等，彻底扫清了自己登上权力顶峰的障碍。
显德六年六月，周世宗因病去世，其7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是为恭帝。后周政权随即出现了“主少国疑”的局面。这时的赵匡胤，从殿前都虞候到殿前都点检，掌握军政大权已达6年的时间，威望极高，基本上达到了“一声令下，余者皆从”的程度。眼下后周这种“主少国疑”的局面，自然为不甘寂寞的赵匡胤取代后周统治提供了极好的机缘。
但是，赵匡胤并没有马上采取行动。世宗之死，比较突然，在诸多环节尚未认真研究、部署的情况下仓促起事，必然遗留后患。再者，作为上任时间不太长的最高统帅，尽管赵匡胤威望很高，但毕竟根基不太牢固，如果匆匆夺权，也许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但很可能引发兵连祸结、相持难下的局面，这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考虑到以上问题，赵匡胤在周世宗去世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没有轻举妄动，而是抓紧时间整顿部队，把一些主要将领都换成了自己的亲信，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积极密谋策划，研究制定夺权的步骤和对策，以防出现任何不利的局面。当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新政权的大幕便徐徐拉开了。
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一，后周朝廷上下正在庆贺新年，突然接到赵匡胤派人提供的假情报：北汉、契丹联兵南下，攻打后周。宰相范质、王溥借小皇帝之名，令赵匡胤统率禁军北上抵御。正月初二，赵匡胤领兵出城。当大部队行至离首都开封40里的一个叫陈桥驿的地方，因天色已晚，赵匡胤便令军队驻扎下来。
大军扎营之后，士卒们东一伙、西一堆地窃窃私语着。有人说：“皇上年幼，我们冒死为国抵御外敌，又有谁知道？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再北征。”又有人说：“军队出发时，京城里的不少人都在谈论要改朝换代，点检就要做天子了，这是上天的安排，我们不如迎合天意、民意，就立他做天子吧。”士卒的这些话，也把一些将领们的情绪煽动了起来，纷纷要求拥立赵匡胤。一直在幕后观望的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见此情景，心中大喜，便走到将士们中间，激将说：“改朝换代，虽说是上天有命，实则还在人心，这才是成败的关键。只有万众一心，才能共保富贵。”于是，大家更是群情激昂，颇有些迫不及待。幕僚赵普见时机成熟，便派人连夜返回京城通知赵匡胤的亲信、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候王审琦，让他们在京城做好准备，以便策应。
此时的赵匡胤心情非常激动，他对外面所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而流连于帐中，思考着如何应付即将发生的事情。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众将领弓上弦、刀出鞘，威风凛凛地围在赵匡胤的帅帐四周，齐声高喊：“诸将无主，愿立点检做天子！”一遍又一遍，不绝于耳。赵匡胤装作吃惊的样子，披衣起床，刚打开帐门，就见一个将领，手拿象征皇权的黄袍，大步上前披在赵匡胤身上。这时，门外的将士齐刷刷地跪了下来，一边向赵匡胤磕头，一边高呼：“万岁，万岁！”
赵匡胤明白，兵变的帷幕已经拉开，登台亮相的时候到了。于是，赵匡胤缓步走到众将领面前，按照事先已经理好了的思路，镇静地宣布：“你们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如果能够听从于我则可，否则，我不能为你们的新主。”众人齐声高喊：“我们一定听从您的指挥！”这样一来，赵匡胤便按部就班地开始行使起皇帝的权力：先是发布军纪，严戒任何人抢劫公私财物，严禁杀害后周君臣和黎民百姓；派亲信潘美启程，向执掌朝政的宰相范质等人通报情况，待一切安排停当，便率军回师京城开封。早已等候在京城的石守信，率部打开城门，欢迎新主的到来，军队列队而入，井然有序，街道两旁的店铺照常营业，到处一派祥和，看不到改朝换代而带来的混乱局面。
后周君臣眼见大势已去，只好集合百官，宣读匆匆草拟的“禅位制书”，将皇位让给了赵匡胤。
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初三，赵匡胤正式宣布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封建王朝，就这样诞生了。又一个出身低微的人物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
3.恩威并重，拉打结合
“胡萝卜加大棒”是封建帝王惯用的伎俩，而且还屡试不爽。“恩”、“拉”就是给好处，以实惠和利益加以引诱，其好处无外乎高官厚禄；“威”、“打”就是示威、以武力相逼迫，使其服从。这两种办法如何使用，还具体看针对什么人，也就是说因人而异。
处理好了与后周旧臣、与拥戴过自己的功臣宿将之间的关系后，宋太祖的帝位更加巩固。他想的更多的是如何扩大自己的江山，实现统一。
当时，在割据政权并存的中国大地上，还有一个远在北方的辽国可以与宋朝相提并论，辽和宋是两个力量最强、最具备统一中国条件的政权。如果单凭经济、军事实力，辽国又比宋朝强大：宋朝建国时，辽已立国四十余年。且它幅员辽阔，“城郭相望，田野益辟”，经济实力远比饱受五代战乱之害、尚未得以恢复的宋强大；军事上，宋初禁军只有19万，并且以步兵为主，而辽有军队50万，且以擅长骑射的骑兵为主。如果在两国交界的燕山以南、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上交战，辽军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兵种上，都处于有利的地位。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若正面交手，宋军必败无疑。并且，除了辽以外，北有北汉，南有南汉、南唐、吴越、荆南等小国，也都蠢蠢欲动。要想统一全国，必须将它们一个个拿下。但是，从何处下手，先打哪个，再打哪个？却令宋太祖拿不定主意。
一天，宋太祖突然想起他一贯敬佩的后周老宰相王朴来。王朴在过去曾向周世宗献策：“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也就是主张先南后北的策略。当时，王朴并未将他的想法详细说明，周世宗对此也没有足够地重视，因此也就没有付诸行动，不了了之了。可是，王朴已经去世了，这种先南后北的策略是否依旧可行，宋太祖举棋不定。
一天夜里，大雪纷飞，宋太祖来到了最信任的幕僚赵普的府邸。同时还有他的皇弟、开封府尹赵光义。三人一改朝中的君臣礼仪，坐在堂中，围着红红的炭火，边吃着烤肉边饮酒，十分亲热。赵普的妻子和氏亲自把盏斟酒，太祖也一如称帝之前，称和氏为嫂子，仿佛又回到以前领兵打仗的闲暇之余，兄弟几个在一起小聚的岁月。赵普知道，皇上雪夜来访，绝不只是为了喝酒吃肉的，必有要事相商。酒过数巡，赵普已是颊红耳热，遂问道：“夜深雪急，陛下为何至此？”宋太祖说：“我睡不着。一榻之外，皆是他人的土地，怎么能令我安睡呢？”并用试探的口气说：“我打算先收复太原，然后再逐渐平定各地。”赵普听完，赶紧放下酒杯，严肃地说道：“太原位于我们的西、北两边，且北部又与辽国接壤。如果我们一举将太原消灭了，就为辽的南下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到时全由我们来阻挡了。倒不如暂且留下它们，等我们平定了南方诸国以后，再夺取它们也不迟。太原不过弹丸之地，对我们构不成威胁，到那时，自然也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大祖听完笑道：“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的本意也是如此，先前的话，只不过是试试你的高见如何。”
经过充分酝酿，宋太祖终于痛下决心，于建隆年间确立了“先南后北”统一中国的方针。宋太祖征伐的第一个目标是由高继冲盘踞并统领的荆南。荆南主要位于今天的湖北部分地区，不但“仓廪充实”、“五谷丰登”，而且“东距建康”，“西达巴蜀”，是连接南唐和后蜀的战略要地，并且是宋太祖西征南下的要冲。当时在其南部即今天的湖南省部分地区，还拥有着势力大于高继冲的周行逢集团。荆南兵力不强，民困于暴敛，不难攻取。尽管如此，宋太祖还是想师出有名。不久，机会来了。割据湖南的周行逢病死，由11岁的儿子周保权袭位，诸大将不服，纷纷起来反对。周保权一面派兵抵抗，一面向宋朝求援。于是宋太祖当即派兵，借假道荆南、援助周保权的名义，一箭双雕，乘机灭掉了这两个割据政权，取得了统一中国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平定了荆、湖以后，“水陆皆可趋蜀”，后蜀这一雄踞川中的南方大国已处于坐以待毙的境地了。后蜀在周世宗时已被封锁了北面的边境，现在宋军又控制了长江出口，就像是装在布袋里的老鼠，宋太祖下一步的指向，当然是后蜀无疑了。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十一月，宋太祖以后蜀欲勾结北汉伐宋为由，派大将王全斌、曹彬分兵两路，仅用了66天的时间，就消灭了号称“天府之国”的后蜀。
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宋太祖调兵越过五岭，灭掉了南汉。这时，江南的大部分割据政权已被平定，只剩下南唐以及定都杭州的吴越了。此时的南唐，处于三面受敌的窘势之中。南唐占据的地盘不小，但一直畏惧、讨好宋朝；而宋朝在征伐别国时，对南唐始终采取拉拢和高压相结合的原则，因此二者之间在一段时间里，倒也相安无事。现在，南方诸国或灭亡或臣服，兵锋自然就指向南唐了。这时，迫于压力，南唐已主动要求取消国号，君主放弃了皇帝的称号而改称“江南国主”。但是，宋太祖仍不善罢甘休，派重兵围困南唐。只会吟风弄月的南唐李后主，对宋朝的进攻不知所措，就派大臣去问宋太祖，为何要讨伐江南？宋太祖笑而答道：“江南无罪。只不过天下应为一家。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最后，宋军发起总攻，金陵城破，南唐自此灭亡。
灭掉了南唐，南方只剩下了吴越一国。宋太祖没有急于出兵，因为他对频繁的战争也非常厌倦，于是采用了恩威并重的手段。在南唐灭亡后的第二个春天，宋太祖召吴越王（在灭掉南唐以前，吴越政权已上表称臣，接受宋朝的官职了。因而不再称皇帝而改称王）钱俶入朝，并表示见面之后即发归，决不食言。钱俶诚惶诚恐地携带妻子北上。此时，吴越上下一片惊慌，均认为此去凶多吉少。为了祈求神明保佑钱王平安无事，臣僚们在西湖边宝石山上建造了“保俶塔”。钱俶进京后，宋太祖并没有难为他，如约将其放回，只是临走时赐给他一个黄包，让他途中拆看。钱俶打开黄包看后，才知道，这些全都是宋朝臣僚们要求捉留他的章疏，这使钱俶对宋太祖既感激又恐惧。此时的吴越，已无异于宋太祖的囊中之物，划归北宋的版图，只剩下一个仪式的问题了。宋太祖死去后，钱俶自愿地将吴越的土地献给了宋朝的继任者。南方全部统一，这无疑是宋太祖的巨大贡献。
宋太祖在南征时，念念不忘恢复汉唐旧疆，平定北汉，收复燕云十六州，故在攻灭后蜀后，曾两次出兵讨伐北汉，但均因契丹（辽朝）的增援而未成功。此志未遂，宋太祖便把平定江南诸国所得到的金帛运回了汴京，建立了专门的库房，准备贮满500万之后，向契丹赎回燕云十六州；或以此为军费，建立更强大的军队，打败契丹，夺回失地。但是，宋太祖终未能看到这一天。尽管如此，至太祖去世时，除了北汉外，宋朝基本结束了延续了几十年的分裂局面，中原和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统一起来，实现了“天下一家”，为中国的最终统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4.把隐患消除在萌芽之中
一个人最容易从自己身上看到别人，赵匡胤夺走了后周孤儿寡母的江山，现在他最怕的就是他手下的将领效法自己，夺取江山。所以他要做的就是如何稳固自己的江山，于是，历史便上演了“杯酒释兵权”的一幕。
通过“陈桥兵变”，赵匡胤创建了大宋王朝，登基帝位，并不是人人都信服的，特别是后周朝廷中的老臣，由于事情来得突然，没来得及选择就成了新天子的臣民，难免心中愤愤不平，甚至有反抗心理。对此，赵匡胤是心明如镜，再清楚不过了。
但是，由于五代时期是一个军阀混战、势力角逐的年代，怀有帝王野心的本来就大有人在，而周世宗去世后所出现的那种“主少国疑”的局面，无疑又刺激了这种野心。特别是手握军权的人，在陈桥兵变之前，也想像赵匡胤那样，积蓄力量，发动军事政变实现自己的帝王梦。赵匡胤捷足先登，使有这样野心的人失去了一次机会，但却没有打消他们的野心，仍在等待观望，希冀再起。
面对这种局势，宋太祖和赵普等人认为，目前的首要任务是稳定京城局势，因而必须暂时笼络住后周旧臣，使他们保持稳定，然后再寻找解决的方法。为此，宋太祖对后周旧臣实行了官位依旧、全部录用的政策。并在重大决策上征询他们的意见，使他们基本上消除了戒备、不安的心理，很快就成为了新王朝积极的拥护者。
为了保证对后周旧臣笼络和收买的成功，对于那些恃势欺凌旧臣的新贵们，宋太祖则毫不留情地严加处理。京城巡检王彦升，是当时兵变入城的先锋，自恃拥立有功，便横行不法。一天半夜，他以要见宰相为名，去敲宰相王溥的门，吓得王溥全家惊恐不安，以为大祸临头。他却让王溥摆酒为他宵夜，并乘机敲诈了一大笔银子。宋太祖知道此事后，立即将王彦升贬为唐州刺史。宋太祖的这些做法，对稳定后周旧臣的情绪，缓解他们对新王朝的疑惧，使他们放心地为新王朝服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后周旧臣都能被笼络、被“感化”。特别是那些自己也抱着帝王野心而又握有一定兵权、拥有一定地盘的大藩镇，宋太祖的这种优待笼络的政策就较难奏效。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四月，昭义节度使李筠举兵反宋。李筠是周朝宿将，自称与周世宗情同兄弟，以昭义节度使驻守潞州八年，领有泽、潞、邢、洛、卫等州，跨有河东、河北两个富庶的地区，是当时势力最为强大的一个地方藩镇。五月，后周太祖的外甥、驻守扬州的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也举兵反宋。这一南一北二李的反叛，看似气焰嚣张，却很少有支持者。看准了这一点，宋太祖毫不手软地率领大军向二李发起猛烈进攻。五月，宋太祖亲自率军北上，过黄河，上太行，大败李筠主力部队于长平；六月，攻占了泽州。李筠走投无路，自焚而死。经过短暂休整，十月，宋太祖又亲率大军南下，征服了扬州的李重进。
就这样，宋初的“二李之乱”被平息了，新建的宋王朝与后周旧臣之间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此时的宋太祖应该是高枕无忧、坐享胜利果实了吧。可是，不久，新的矛盾又出现了。
随着与后周旧臣矛盾的解决，宋太祖与拥立他当皇帝的新贵之间的矛盾，又显得突出了。作为一名军人，宋太祖亲自参加过拥立后周太祖郭威的行动，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又被废除而被别人拥立。现在，他结盟的义社十兄弟以及其他曾同他一起冲锋陷阵的兄弟们，威望并不比他低且又拥有重兵，已经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一旦举事，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产生了收其兵权的想法。但是，一想到他们曾同他结成生死之交、为了他的理想共同奋斗过，出生入死，情同手足，把他们赶下台去，或干脆置其于死地，颇重情谊的宋太祖还是有些举棋不定。最后他去找赵普商量，赵普说：“并不是忧虑他们本人会背叛您。在我看来，他们都不具备您这样统御天下的才能。但万一他们手下的人要拥立他，也就由不得他了。”赵普的一番话，终使他痛下了决心。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的一天，宋太祖召来石守信、王审琦等高级将领，设便宴招待他们。酒过三巡，太祖以亲切而忧虑的语气说：“没有你们的拥戴，我不能有今天，你们的功德，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是，做皇帝也太难了，真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夜都睡不安稳啊。”
石守信等忙问：“有什么难事，让您睡不安稳呢？”
宋太祖说：“这还不明白，皇帝的位子谁不想坐？”
宋太祖话音刚落，石守信等就惊慌不已，赶紧跪下说：“陛下怎么说这样的话呢？现在天命已定，我们哪个还敢有半点异心呢？”
宋太祖说：“那也未必。即使你们无异心，你们手下的人呢？一旦他们贪图富贵，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不想当皇帝怕也不行了。”
石守信等人一听此话，吓得不知所措，赶紧叩头，请宋太祖给他们指出一条路来。
宋太祖长叹一声说道：“人生就像是白驹过隙，转眼即逝。那些追求大富大贵的人，不过是想多积些金钱，除了供自己吃喝玩乐外，也使子孙们过上好日子。我想你们也不会不这样想吧？既然这样，你们何不放弃兵权，回去当个地方官，买些好田地，给子孙们创立个永远的基业，自己还可以多置些歌儿舞女，饮酒作乐，快快活活地过完一辈子呢？我再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这样，我们君臣之间上下相安，两无猜忌，不是更好吗？”
石守信等听后无言以对，只得叩头谢恩。第二天，石守信等功臣将领纷纷称病请罢兵权。宋太祖非常高兴，对他们赏赐安抚了一番后，当即宣布免去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罗彦环等人的禁军职务，让他们到外地当个有名无实的节度使。
为了进一步“安抚”被释去兵权的石守信等人，宋太祖不但向他们赏赐了大量的钱财，而且表示要和他们结为亲戚。不久，赵匡胤把他的妹妹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赵匡胤的这些措施不仅使石守信等人在失得中获得了心理平衡，而且也避免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历史悲剧的重演，同时，赵匡胤与功臣宿将之间的矛盾终于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决，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这就是历史上被传为趣谈的“杯酒释兵权”。
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身边掌握重兵的禁军将领的军权之后，宋太祖感到这种禁军军事制度仍然是一块能够产生新生实力人物的土壤，必须加以改良，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潜在的威胁。因此，宋太祖在解除禁军将领军职的时候，有的重要职务也就从此撤销了。如在任命慕容延钊为节度使时，就乘机撤除了殿前都点检一职；在解除石守信等军职时，又撤销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一职。逐步形成了禁军由官职较低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分别统领的“三衙分立”制度，它们之间互相牵制，均直接听命于皇帝。这样一来，就限制了权力的过分集中，使那些武将们难以在禁军中形成根深蒂固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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