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妻子乐黛云遭受第一次人生冲击
1958年年初，正在北大中文系担任教员党支部书记的乐黛云被打成右派，这个一向朝气蓬勃、一身文学天赋的北大中文系的才女遭受了她人生中第一次最残酷的冲击，这也是在汤一介和乐黛云共同生活的道路上经历的第一次狂风暴雨。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始时，汤一介和乐黛云已经有了可爱的女儿——4岁的汤丹，那时他们的小儿子汤双还没有出生。虽然因为经常开会、学习和紧张的工作而使得两个人的生活忙忙碌碌，但他们的生活是平静、充实和幸福的。而乐黛云更是工作繁忙，不久前在北大一份名为《红楼》的学生刊物刚刚诞生。《红楼》创刊后，立刻受到了未名湖畔北大校园广大师生的欢迎，而这个《红楼》的主编正是中文系教员党支部书记乐黛云。
此时的乐黛云正在与北大中文系的青年教师积极筹备奔走，他们要办一份自己的刊物。为了办这个刊物，乐黛云不仅要组织教师们为刊物写文章，还自己动手，亲自投入大量心血和时间为刊物撰写了一篇《鲁迅的早期思想》。紧接着，几个朝气蓬勃、满怀信心的北大中文系的青年教师和他们的党支部书记乐黛云聚在一起，为他们就要诞生的刊物取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当代英雄》，以此表示他们要在这个英雄辈出的美好时代为建设自己的祖国而大显身手。
就在他们摩拳擦掌、信誓旦旦地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北京大学开始了整风“反右”运动。几个年轻人为他们的刊物进行的所有筹备工作不得不随之停止。这样，乐黛云和她的北大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们的一腔热血，连同他们梦寐以求的《当代英雄》，全都在“反右”的浪潮中淹没了。
作为北大中文系在这次运动中“深挖细找”的重要成果，《当代英雄》终于被称为“反党”的“同人刊物”而被揪出来当众批判。特别是他们为《当代英雄》精心准备的《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再探讨》与《司令员的堕落》两篇文章，更是受到了严厉的声讨。其实，那篇《司令员的堕落》是一篇小说，它的作者是人民日报派来北大中文系进修的，而且当时这位作者正担任着中文系进修教师的党支部书记，他16岁就给一位将军当勤务员，可是后来这位将军因罪判刑。因此他作为伺候了将军半辈子的勤务员，非常想把这位获罪的将军一步步堕落的过程写出来，以资他人借鉴。但这样美好的初衷却被说成是对我党我军的污蔑……
对于早在1948年就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乐黛云来说，这些声讨和批判无疑更是强加在她头上的诬陷之词，可此时此刻，她又不得不面对眼前那一峰高过一峰的莫名其妙的胡言乱语式的声讨和批判。仿佛就在一瞬间，她与周围同志的关系就变了。她想不明白，为什么原来教过她的老师，再也没有了从前课堂上的循循善诱和谆谆教诲，原来坐在一个教室里共同发奋的同班同学，再也没有了相互的关心和彼此的切磋，而原来在她的讲台下端坐的那些学生，那样一群年轻稚嫩的面孔，此时此刻，他们的积极上进，他们的谦虚好学，都到哪里去了呢？
看着他们一个个争抢着发言声讨，一个个慷慨陈词，一个个唯恐得不到一个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的表现机会而积极地“表演”，乐黛云的心中不由得泛起一阵悲哀。
就这样，乐黛云和她的《当代英雄》的所有梦想者们，也就是《当代英雄》的8名编委，全部被打成右派，其中包括北大中文系研究生班的党支部书记、进修生班的党支部书记以及中文系教师团支部的书记。可以说是《当代英雄》的“缔造者”们全军覆没、无一幸免。而作为北大中文系教员党支部的书记，乐黛云也就因为是这些右派们的“领导头目”而“理所当然”地被冠以潜伏的最深的右派。按照当时对右派分子划分的等级，右派一共分为六类，而乐黛云这个“潜伏的最深的右派”则被划在了第二类，应该算是很重的，因为第一类右派就要去服刑了。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右派分子最后得到的“处理”是大多数人都被“发配”到条件艰苦的农场、农村或者工厂和煤矿等地。而被划为第二类“极右派”的乐黛云自然不会逃脱厄运。北京大学对她“处理”的最后“结论”是：戴上“极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每月16元生活费，立即下乡监督劳动。这就是乐黛云当年的真实生活，而当时的乐黛云又刚刚生下她的小儿子——一个怀中嗷嗷待哺的婴儿，面对眼前的一切，一向坚强乐观的乐黛云终于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二、从不与右派妻子划清界限
汤一介从不认为妻子乐黛云是右派，他为妻子争辩，他给乐黛云写信始终称“同志”，由此汤一介挨批判，受处分，但他一直不改初衷。在汤一介的心目中，他的妻子永远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优秀的共产党员……
接到妻子乐黛云被划成“右派分子”的消息时，汤一介正在北大校园，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根本不可能”。在他的心中，乐黛云一直是一个很有革命激情的青年人，而且她一直忠于党、忠于祖国，努力工作，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从当年乐黛云推荐他阅读《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那本书开始，他就相信，乐黛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革命者。这样一个热爱党热爱祖国的人怎么可能是右派呢？
汤一介的心灵是正直善良的，因而他认为是北大中文系搞错了。他觉得，我们是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把一个真正的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干部打成右派，不单是对这名共产党员政治生命的扼杀，也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不负责。想到这些，汤一介决定立刻给北大中文系党总支部打电话，他要告诉他们，他的妻子是一名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她比任何人，甚至比他汤一介的革命立场都坚定，这样一个忠于党、忠于祖国的共产党员，又是他们中文系教员党支部的书记，不可能是右派，是他们中文系党总支搞错了。
当汤一介在电话中把他心中真实的想法全盘讲出来后，想不到北大中文系党总支不但对汤一介的话置之不理，反而直接给哲学系的领导打了电话，把汤一介在电话里对他们说的话上纲上线地通报给了哲学系党总支。这一通报，很快就给汤一介带来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仅仅凭借中文系党总支这一恶意的通报，哲学系的领导就以汤一介与“右派分子乐黛云划不清界限”为由，无端地给了一向勤勤恳恳做学问的汤一介一个“严重警告”的处分。
而这个时候的汤一介根本顾不上考虑自己的正义直言会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他心里想的是乐黛云和孩子，他要使出浑身解数来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小儿子，他决定亲自去找北京大学的领导。而此时，汤用彤先生出面阻止了他的儿子，他对汤一介说：“你不要出面，还是我亲自去找江隆基校长比较合适。”
汤用彤先生的如此决定，也实在是最无奈、最不得已的选择。自从“反右”运动开始后，虽然身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媳乐黛云被冤屈地戴上“极右派分子”的帽子而无能为力。而按照北大中文系党总支的通知，乐黛云必须马上去农村接受劳动改造，虽然这时乐黛云刚刚生完孩子身体还没有恢复，幼小的孩子更离不开母亲的奶水，但这一切都改变不了她必须抛下孩子去接受监督改造的残酷事实。善良、正直的汤用彤先生终于不忍心看到他的小孙子将要面临的近乎残忍的境遇。他决定亲自出面，去求江隆基校长，能不能让乐黛云晚些再去，因为孩子太小，离不开母亲的照顾……
无论如何，比起心中愤愤不平、年轻气盛的儿子，汤用彤先生觉得还是以自己的身份去找北京大学的领导更为稳妥，从年龄、资历、身份各方面，还是自己出面为好，毕竟自己还是北京大学的副校长。于是为了惨遭不公待遇的儿媳，为了嗷嗷待哺的小孙子，从不求人的汤用彤先生亲自去找北京大学的校长了。
也许是汤用彤先生沉稳的恳请言辞触动了北大校长，也许是看到汤用彤先生还在担任北京大学的副校长职务，但也许更应该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应该在面对一个刚刚生下小孩的产妇和婴儿遭到厄运时无动于衷。汤用彤先生亲自出面找了校长后，北京大学终于又重新发布了一个通知：允许乐黛云8个月后再去农村接受劳动监督改造。不管怎么说，儿媳乐黛云和刚刚出生的小孙子总算暂时躲避了这场灾难，汤用彤先生这一次的亲自出面总算是没有“付之东流”。
其实当年的江隆基校长也是一个很正派的人，他早年曾留学德国，是一名1927年就加入了共产党的老革命同志，后来他被调到兰州大学任校长。可是想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受到迫害，后来竟上吊自杀了。
而乐黛云的噩梦还远没有结束，8个月后，她被特许恩准留在小儿子身边的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就在到期的那一天下午，正在家中为小儿子哺乳的乐黛云接到了让她“立即下乡”的通知。通知里告诉乐黛云，她必须在第二天赶到北京远郊门头沟大西山的斋堂村，在那里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如有违抗，后果自负！
这一次乐黛云没有别的选择了，她不得不抛下襁褓中的小儿子。趁着孩子正在熟睡之际，乐黛云告别了善良而又无奈的公公婆婆，一个人孤独地走出了家门。走到院子时，她忍不住回过头，只看见汤用彤先生隔着玻璃门向她挥了挥手，是那样的无助，乐黛云终于忍不住，一行悲痛的热泪滚下双颊，她踏着沉重的脚步，踽踽独行，悲凉凄惨地离开了北京大学。
走时她没有来得及和自己的丈夫告别，因为这个时候汤一介正被下放到京郊大兴县搞“人民公社化”，通常情况下他都是一个星期才会回家一次，所以对于乐黛云被立即下放到农村接受监督改造的通知，他丝毫不知情。只是因为一直不放心乐黛云和孩子，他才终于在一天晚上抽出了时间，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一个人偷偷从大兴跑回北京大学，他只想看看妻子，看看还在吃奶的小儿子。
可是没有想到，当汤一介风尘仆仆从郊区赶到家里时，家中却已看不到乐黛云的身影，只看到孤零零睡在小床上的刚刚8个月大的小儿子。无奈而又无助的父亲和母亲只有长吁短叹，汤一介这才知道，乐黛云已经被“勒令”下乡，接受劳动改造去了。望着家中的一片凄凉悲哀，汤一介无言地抱起了襁褓中的小儿子，一滴滴热泪，流淌在孩子瘦弱的小脸上。看着怀中才有几个月大的孩子，汤一介立刻想起远在京郊大山里接受监督改造的妻子乐黛云，这样的夜晚，本该是孩子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幸福地享受爱抚，可此时他们却被迫两分离，孩子得不到母亲的呵护，母亲饱尝母子离别的哀痛。想到这里，汤一介的心里犹如刀割一般痛苦万分。
这一夜，悲愤的汤一介彻夜难眠，他心疼没有妈妈在身边的幼小的儿子，也惦念远在深山里劳动改造的妻子，思前想后辗转反侧，汤一介终于起身坐在桌前拿起笔，决定给妻子写信。他要鼓励身在苦难中的妻子不要丧失生活的信心。他要告诉妻子，无论别人怎样对待她，他都不会相信自己的妻子是右派，在他的心目中，自己的妻子永远是一个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和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信写完了，汤一介又拿出信封，认认真真地在信封上写下了“乐黛云同志收”几个大字，这是他对妻子乐黛云的又一次鼓励，也是他向世人毫不隐讳袒露的心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同志”两个字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是很神圣的，因为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内部，才能彼此称为“同志”，被打入“另册”的“阶级敌人”“右派分子”是绝对不会得到“同志”的“殊荣”的。
京郊门头沟大深山里的乐黛云在3天后接到了那个信封上写着“乐黛云同志收”的信，这是乐黛云收到汤一介写给她的第一封信，也是乐黛云来到深山接受监督改造后第一次与“同志”二字相连。看见信封上清清楚楚的“乐黛云同志”几个字，乐黛云终于忍不住哭了。自从年初她被打成右派划入“另册”以来，乐黛云就再也没有了“享受”“同志”二字的权利，别人从不称呼她“同志”，因为她已经成了“阶级敌人”，必须和她划清界限。她更不能对别人叫“同志”，因为如果谁要是被她这个“阶级敌人”叫一声“同志”，那简直就是对这个“革命同志”的最大污蔑。
当时，只有她的丈夫称她为“同志”，而且敢于写在信封上公开表白于“光天化日”之下，乐黛云不仅感动，而且更知道汤一介此时写上“同志”两个字里面饱含着什么样的含义。在她被打入“另册”之前，汤一介给她写信从来没有称呼过同志，而现在称她为“同志”，就是要告诉她，你不是“阶级敌人”，你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由此可以看出，汤一介写给妻子“乐黛云同志收”的信，除了倾注了他对妻子深情的关爱之外，更多的还是他的鲜明立场给了妻子极大的鼓励和坚强乐观面对生活的信心。
对于年轻的共产党员汤一介来说，他似乎从没有想过与自己的妻子划清所谓的界限，他始终坚持的观点就是北大中文系做错了，他的妻子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右派是别人强加给她的。这一点，后来他在回忆中也曾这样说过：“后来乐黛云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我仍然没有和她划清界限。我写信给她都是写‘乐黛云同志’，因为我觉得她根本不是‘右派’，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弄错了……”
汤一介如此“敌我不分”的鲜明立场自然离不开他一贯率真坦诚的天性和他对妻子不离不弃、忠贞不渝的爱情，但这些无疑又会给他招来新的罪责。在这以前，就因为指责北大中文系把乐黛云划成右派是搞错了，汤一介已经受到了北大哲学系对他“不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的批评指责，不久即给了他一个“严重警告”的处分。但这一切似乎都改变不了哲学家汤一介率真的天性和对妻子乐黛云执著的爱情。因此，当年乐黛云虽然远在京西大深山被监督劳动改造3年，却一直有汤一介的鼓励和支持陪伴。几年中，执著的汤一介不仅在每一次寄出的信封上都清清楚楚写上“乐黛云同志收”几个大字，而且还坚持一个星期与妻子乐黛云互相通信一次。
汤一介始终坚守在艰难的岁月中。但是想不到这样的日子仍然会掀起一阵波澜。事情还是出在汤一介亲笔写的“乐黛云同志收”的信封上。那是汤一介刚刚来到京郊大兴农村，那一天汤一介给妻子写好信后，照例又是用心在信封上端端正正写上了“乐黛云同志收”几个大字。粘好信封，贴上邮票后，汤一介才发现，这个偏僻的小村既没有邮电所，也没有一个像当时大多偏远村镇那样设立的一般的邮政信箱。正好这时候一个北大的学生要离开村子回城里，汤一介就把这封信交给这位学生，请他帮忙发出。那个年代在农村，因为交通不方便，托人帮忙寄走一封信，一件原本是再正常再普通不过的事，想不到这一次却给汤一介带来了麻烦。
平常的日子里，每一次给乐黛云写的信，都是汤一介亲自去投寄，想不到就这一次找别人投寄却出了问题。原来那个北大的学生看到汤一介在信封上写的“乐黛云同志收”几个字后，似乎立刻就来了“阶级斗争”的“灵感”，明明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汤一介怎么能够公开称他的右派妻子为“同志”呢！这绝对就是一个典型的“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的实例！于是，这位“阶级觉悟”异常高涨的同学回到北京大学后，就对他的老师“革”了一次“命”。他把自己亲眼看到汤一介所写的“乐黛云同志收”的信封以及自己的“义愤填膺”全都一字不落地汇报给了哲学系党委。
一石立刻激起了千层浪，原本就背着“严重警告”处分的汤一介立刻遭到了一通劈头盖脸的痛批，什么“原来的错误你还没有改正，又犯新的错误”，“你这就是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等一大堆帽子迎头而来，一时大有“旧账新账一起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好在这一切似乎都没有对汤一介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依然故我”的汤一介仍然在坚守着他的正直和倔犟，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汤一介仍然坚持一个星期与他的妻子乐黛云互相通信一次，每一次发出的信封上仍然是认认真真写上“乐黛云同志收”几个大字。就如他后来回忆的那样：“……人家又状告我划不清界限，挨了一顿狠狠批评。划不清界限就划不清界限吧，我还是继续写……”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哲学家汤一介，一个率真、坦诚的汤一介，一个对爱情无比忠贞的汤一介。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哲学家汤一介所具有的性格和品德无疑都会受到大家的尊崇和喜爱，同时也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汤一介的这些性格和品德却为他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
就在那次汤一介经受了一顿狠狠的批评之后不久，也就是后来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的时候，汤一介对他的妻子称为“乐黛云同志”的“事件”又被重新提起，虽然对汤一介的声讨仍不过是“不能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之类的陈词旧调，但却规模宏大、来势汹汹。很显然，在这次的“反右倾”运动中，汤一介已经成为“反右倾”的批判对象之一。比起前面曾经历过的“严重警告”和“狠狠批评”，无论是措辞严厉的批判和阵势庞大的声讨，都让汤一介又经历了一次人生险滩的跋涉。
只不过在这次的大冲击面前，“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汤一介仍然在“我自岿然不动”地坚守在他真诚的心灵阵地，他依然一如既往地给他的妻子乐黛云同志写信，信封上也仍然是他认认真真书写的“乐黛云同志收”几个大字。这样的坚持，让汤一介付出了很多，可他一直无怨无悔。从乐黛云来到门头沟的大深山后，一直到1962年返回北京大学，差不多4年的时间里，他们坚持一个星期通信一次也得到了“成果”，那就是彼此来往的信件已经积攒了满满一大包。他们后来一直悉心保管，只是为了对那一段难忘生活的怀念，在那一封封来往的信中，有他们在遭遇生活苦难时相互的关爱和支持，也有他们彼此对人生的探索和向往……
但很可惜的是，这些一直被他们两人悉心保留的信件还是没有逃脱丢失的命运。几年后，汤一介和乐黛云又迎来了“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他们决定将这些信件找一个稳妥的地方藏好，免得在不知什么时候来临的抄家的慌乱中再给他们带来意外的灾难或者落得一个“不知所终”的结局。最后他们选中了蒋家胡同的一个院子的葡萄架下面，把他们那个满满一包的信件装进一个大塑料袋里包好，埋在了这个葡萄架的下面。当时他们觉得这个办法很稳妥，也做了记号，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们两人再到那个地方去挖，无论怎样找，却是怎么也找不到了。乐黛云觉得可能是做的记号不对，但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是后来就再也找不到那些信了。
那些曾经记录了他们真挚爱情和真实生活经历的宝贵信件就这样丢失了，可是这些信终究还是找不回来了，这让他们两人都觉得非常惋惜。所以后来汤一介很幽默地说：“我想，等到几百年、一千年后被人挖出来时就是重要文物了吧。”
1962年年底，在京郊门头沟大山里劳动了3年的乐黛云终于结束了被“监督改造”的日子，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大学校园，见到了几年来她时刻都在挂念的亲人。虽然还是原来那个曾经给了她无限温馨的家，可是善良的公公婆婆身体已经又见衰老，一向沉稳的丈夫更增添了几许沧桑，10岁的女儿已经开始懂事，当年襁褓中的小儿子如今也已长大，却似乎还不认识妈妈，看着小儿子两眼疑惑的目光，乐黛云不由百感交集。
汤一介终于和乐黛云团聚了，一家人从此又在一起生活了。他们可以再不用单靠书信来往了。汤一介虽然从此再没有用笔书写“乐黛云同志”表露心迹，但是在他的心目中，他的妻子永远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同志。
那时候的汤一介只认准了一点：我的妻子不是右派，她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优秀的共产党员。
三、“学术研究”与“学术讨论”
从1958年开始一直到1964年，汤一介在经历了妻子乐黛云被打成右派的冲击后，开始走入了一段“学术研究”与“学术讨论”的路程。只不过后来哲学家汤一介认为自己这个时期的“学术研究”与“学术讨论”由于受时代的限制，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教条式的理解。
这个时期中国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受当时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汤一介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也没有离开当时的政治形势。在当时中国的政治领域，主要发生的事件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反修防修”的斗争，一个就是当时学术界对著名学者冯友兰教授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和“普遍性形式”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发起的批判。
汤一介在这个时期已开始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为了教学的需要，也为了“学术研究”与“学术讨论”，汤一介同时又阅读整理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哲学著作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1958年到1959年，北京学术界曾召开了关于孔子、老子、庄子的讨论会，对于这些讨论会，汤一介不仅都参加了，而且为讨论会写了文章。后来汤一介的这些文章也被汇编成图书出版了。例如，当时编的《老子哲学讨论集》（中华书局，1959年12月）、《孔子讨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3月）、《庄子哲学讨论集》（中华书局，1962年8月）等。
在这期间，汤一介最早是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讲授“中国哲学史”，因此汤一介同时又撰写了有关墨子、王弼、郭象、朱熹等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文章。对于这些文章，因为当时所处社会环境的局限性，汤一介后来认为它们大都是不太合格的。其中只有一篇文章，汤一介提出了一个与当时流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那就是在《老子思想的阶级本质》一文中，汤一介提出了“老子哲学反映着没落奴隶主的要求，但是他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当时社会比较认同的观点是“唯物主义是进步的，唯心主义是反动的”。
而在汤一介看来，当时他之所以提出这种观点，是因为他在学习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历史观之发展》和梅林的《论历史唯物主义》中找到了根据。而这个观点在当年汤一介的哲学研究上，应该说是一个突破，但后来的汤一介仍然认为，他当年敢于发表的这篇文章所阐明的观点没有脱离时代的局限性。
1962年，中国国内又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与此同时，国际政治形势也开始发生了“风云突变”，在以当时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一向亲密团结如兄弟的中国和苏联的党政领导人终因严重分歧而“分道扬镳”。于是在中国的政治思想领域中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名为“反修防修”的斗争。
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实际上从1957年起，当时的中苏两党就已经开始产生了严重分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已开始在批评苏联政党的当权者，虽然那时还没有公开，但却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引起这场分歧和争论的主要“导火索”则是当时的苏联政党领导人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后来到了1962年，中苏两党的分歧和矛盾就完全公开化了。因此在中国国内就开展了以“反修防修”为宗旨的反对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的斗争。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正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产党员汤一介，无疑是一名坚决与现代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反修防修”的忠诚战士。所以当时的汤一介积极参加了批判修正主义的理论队伍，还和几个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同行一起撰写文章，以批判那些修正主义的他们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于和汤一介一起撰写批判文章的同行一共是4个人，所以他们就起了一个共同的笔名叫“司马文”，就是“4个马克思主义”的意思。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学术界也开展了名为“学术讨论”的对“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批判。所以在当时还有一个与“司马文”特点非常近似的名为“撒仁兴”的写作小组也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撒仁兴”，即取“三人行”之谐音，他们是由关锋、吴传、林聿时三人组成的写作团队。
这场当时在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内展开的学术讨论，实际上“讨论”的主要对象是当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泰斗级学者冯友兰先生，目的当然还是批判冯友兰先生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实际上早在1957年后，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就已在学术界受到了批评。后来到了1962年，冯友兰先生又提出了“普遍性形式”问题，他的这个观点，主要是用于论证有超出阶级的道德原则可以继承。
在冯友兰先生主张的“抽象继承法”中，阐述的主要内容是：对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我们无法继承，但其抽象意义，则可以继承。例如，孔子的“仁”是“爱人”的意义。所爱的“人”是有具体含义的，这无法继承；但我们把孔子的“人”的内容抽空，那么“人”就只有其一般的或抽象的意思（即人之所以为人者），那么这个“仁”的“爱人”的意义就可以继承了。
而关于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普遍性形式”问题，则是其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找出“道德可以继承”的根据。冯友兰先生引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段，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他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基于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多少有一些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就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
冯友兰先生找出这一段文字主要阐明的观点就是：既然存在着不同阶级之间的“共同利益”，那么就有某些超于阶级的思想，也就是说，有“超阶级的思想”，而“超阶级的思想”就是“没有阶级的思想”。从这里，冯友兰先生又提出了没有阶级性的普遍形式的思想是可以继承的。
很显然，冯友兰先生的这一思想观点，和当时中国社会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是不相符合的，所以必然要受到批评。汤一介他们的“司马文”自然也参加到了这个批评冯友兰的行列之中。
“司马文”批评冯友兰先生的“道德可以继承”的论点，主要是抓住了冯友兰先生在引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段话的一条马克思的边注：“普遍性符合于：（1）与等级contra（相对）的阶级；（2）竞争世界交往等；（3）统治阶级的人数众多；（4）共同利益的幻想，起初这种幻想是真实的；（5）思想家的自我欺骗和分工”。
“司马文”在批评冯友兰先生的文章中指出，马克思的观点是：“共同利益”只是思想家自我欺骗的幻想，而在起初某些思想家真诚地认为是如此的，因此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共同利益”，“普遍形式”的思想无非是“思想家的自我欺骗”。汤一介认为，这个时期的“学术讨论”仍然囿于当时社会时代背景的局限中。
虽然从1962年到1964年的那种“学术讨论”大概情况都是如此，但当年的这些“学术讨论”仍然需要参与讨论的学术工作者们的讨论必须引经据典，因此这一时期的汤一介又继续阅读了一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而且汤一介一向读书刻苦认真，遇到搞不清的地方，他从来不轻易放过，经常要找其他书来参考，直到完全弄懂方才作罢。此外，这时在北大哲学系的汤一介已经开始先后为哲学系的心理学专业和哲学专业的学生教授中国哲学史，并且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已先后培养出了一批北大哲学系专业的毕业生。因此这个时期，除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外，汤一介也开始系统地阅读中国古典书籍，从儒家经典到诸子百家书以及《汉魏丛书》、《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前四史、《晋书》、《南北史》等，他不仅通通翻看，而且精心作出了几千张的分类卡片。
现在看来，当时的汤一介阅读的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中国古典著作，无论是在阅读数量方面，还是在刻苦读书努力钻研方面，都算得上是同时期的佼佼者了。
四、从“四清”到“文革”
从1964年开始，经历了农村“四清”、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汤一介走过了一段历经磨难的艰苦岁月……
（一）北大哲学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从1964年开始，随着中国各地展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汤一介也“身不由己”地亲历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两派纷争……
1964年的秋天，北京大学校园内正式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哲学系是北大的重点，所以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哲学系显得尤为轰轰烈烈，以至于运动开展不久，当时的哲学系就分成了两派。其中一派的人员大部分由调干学生和党的干部组成，而另一派的人员则几乎都是学校出身的教员。到了这个时候，哲学系的两派分歧已经比较明显，特别是以调干学生和党的干部组成的那一派，他们认为当时的北京大学党委是在支持和他们对立的那些以学校出身的教员为主体的那一派。因此他们公开声称，这是北京大学党委压制和打击工农干部的表现。
汤一介当时在党内的职务是哲学史教员支部（包括中外哲学史）的书记，对于一向只喜欢埋头做研究而不喜欢争斗的汤一介来说，他从来就不关心这些闹两派的人各自的观点、动向，也从不过问他们之间的纷争。所以这时汤一介的观点和立场就是不属于他们当中的任何一派。
但是哪一派的人士都“当仁不让”地认为自己就是最正确的革命者。而且处于正在激烈争斗的两个对立派也都在极力扩大自己的力量，因此，这个时候两派的人都积极找汤一介，以便争取到汤一介的支持。
而对于已经历了“整风反右”和“反右倾”两次运动的汤一介来说，他的表现远没有北大校园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样激烈与火热。相比较之下，这个时候的汤一介已经有了一些经验。首先他认为自己还没有搞清楚这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搞什么，既然没有弄明白，那就应该是不要参与为妙，所以汤一介一直没有参加两派中的任何一方。
这期间，北京的郊区农村也开始了“四清”运动，北京大学也和其他单位一样接受了支援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任务。在这种形势下，汤一介立刻就报名要求下农村参加“四清”，当时他的想法是，到农村去搞“四清”似乎可以避免参与北大哲学系两派激烈的对立。汤一介的报名很快就得到了北大党委的批准，他被分配到了京郊朝阳区的三间房大队。这样，成为农村“四清”工作队队员的汤一介又一次离开家，离开北大，来到了农村。
在三间房大队，汤一介一待就是4个月，大概是由于平时一贯就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原因，汤一介来到三间房后，仍然把那里的“四清”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所以4个月后，汤一介仍然没有回家的打算，因为这时他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继续留在三间房，把这里已经取得的“四清”成果巩固下来，让三间房大队成为北京市“四清”运动的一个样板大队。但这时正好赶上了1965年春节，所有的工作队全都放假休整，这样汤一介也只得随着北京大学支援农村“四清”的同志一同回到了学校。
刚一走进北大校园，汤一介就看到，原来轰轰烈烈的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仍然在持续着“高烧热温”。运动的焦点似乎一下集中到了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的身上。这就使得以聂元梓为首的工农干部派反对陆平的立场愈发坚定。
而当年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整风会也在北大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激烈的形势下开了将近一年。因为没有取得任何表面上的一致意见，所以北大哲学系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也就没有得到任何结果，最后的结局只能是草草收兵。
后来在北京大学的整风会议结束后不久，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就做出决定，让哲学系的大部分人下乡去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当时的真实情况是，以聂元梓为头领的那一派人并没有到农村去参加社教运动，而是继续坚持他们反对北大校长陆平的立场，并积极四处活动与各方面串联。
（二）从未名湖畔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开始
对于汤一介来说，也可能是在后来他才察觉到，当初聂元梓一伙人在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旗帜鲜明”的“革命立场”和“革命行动”绝不是偶然的。而也正是汤一介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所持的立场和在哲学系整风会议上对聂元梓等人的批评，才导致了他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遭受了批斗、抄家以及没完没了的交代检查等一系列的迫害和灾难……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终于“耐不住寂寞”跳了出来，这一天，在北京大学大餐厅的东墙上贴出了一张醒目的大字报。大字报的题目为《宋硕、陆平、彭珮云要干什么？》，而大字报的策划、发起人正是那个一直把斗争矛头指向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并一直称其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聂元梓。
这张由聂元梓一伙共7个人署名的大字报一经问世，立刻使北大校园内原本就没有平息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北大内部的干部整风运动的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原来立场不同的两派立即发生了激烈的辩论，有对这张大字报赞成的，也有反对的。一时间，北京大学大餐厅成了两派师生争辩的“中心地带”。在大餐厅的里面，或者是在大餐厅的外面，甚至延伸到了大餐厅的附近，争辩的人围成了一个个的圆圈，他们一个个声音洪亮、慷慨激昂，或声嘶力竭，或挥舞双臂。大餐厅内更是人声鼎沸、通宵达旦，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了争辩，又到底围出了多少个圆圈，没有人知道。而随后几天之内在大餐厅和北大三角地贴出的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和大餐厅内外激烈争辩的形势一样，大字报的内容也是既有批评聂元梓一伙人的，也有批判邓拓等人的“三家村”的。
这个时候的北京大学，可以说是一切全都乱了起来。就如同北大著名的教授、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后来曾经描述的那样：“……好像是一块巨石击破了北大这块水中天，这里乱了套了。”[1]
而汤一介这时可能还没有十分清楚这种激烈争斗的实质，但是聂元梓一伙人的“台前表演”却让他感到，这是北大校园内一年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延伸和发展。
1966年6月1日，北京大学的校园内，正在激烈争辩的两派成员忽然听到了一阵清楚的广播声，原来是中央广播电台播出的聂元梓那几个人署名的大字报。汤一介清清楚楚地听见了广播里全文播放了那张大字报后，又清清楚楚地听见广播里已经以非常明确的立场，称这张曾引起北大校园两派激烈争斗的大字报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广播一经播出，北京大学整个校园的形势立即发生了急转变化，两派的激烈争辩转而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聂元梓那一伙人立刻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他们从此双手叉腰、抬头挺胸开始“干革命”了。他们那张被赞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从此成了他们时时不忘标榜的革命招牌，也时时被他们称为“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而对于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的知识分子，他们却从此跌入了无尽灾难的痛苦深渊！
广播后的第二天，北京大学的校长陆平、书记彭珮云就被揪了出来，他们不仅被宣布撤职，而且立即遭到批斗。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所有高、中层领导干部以及北大各系的教授、副教授等也一起被揪了出来。他们或是被打成“黑帮分子”，或是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而被拉出来示众批斗。
那天从很早起，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广播喇叭就开始传出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陆平”的口号声，伴随着一阵阵口号声的就是一张张红红绿绿的大字报小字报贴满了校园的餐厅内外，大墙小墙。所有大小字报的内容只有一个，就是“热烈支持”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一切，让走在校园内的汤一介心中升起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果然，刚刚迈进哲学系的教学楼，汤一介就感到了一股阴森气息。自称为“造反派”的聂元梓的一伙人已经“占领”了哲学系大楼，他们一个个气势汹汹，似乎终于扬眉吐气，成了“当家做主”的革命派。其中一个叉着腰，站在一个高处扬着脖子说：“从今天开始，你们这些黑帮分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谁要敢反抗，就叫他灭亡！”
看着被他叫着“黑帮分子”的人都没有说话，这个叉着腰的“造反派”就接着喊：“让黑帮分子举起牌子！”汤一介还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一个“造反派”就把一个大牌子塞到他的手中，同时命令他说：“把牌子举起来！”
汤一介看到自己手里的牌子上写着“黑帮分子汤一介”，再一看办公室里其他的同志，也是一个不落地举着“黑帮×××”的大牌子。这时他才明白，这些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发起人是“有备而来”的。
其实汤一介在心里早就做好了“挨整”的准备，他很清楚，以自己从北大整风运动开始就反对聂元梓的“种种表现”，结果必然是“别无选择”地接受“厄运来临”，只不过他没有想到，竟是这样屈辱地举起了“黑帮”牌子。
接着就听得一声大喊：“把这些黑帮分子押出去！”“造反派”们就把举着“黑帮”牌子的汤一介和哲学系的其他几位同志押出了哲学系大楼。老师们一声不语地用双手举着“黑帮”牌子，他们身旁的“造反派”们则耀武扬威、不可一世。
举着“黑帮”牌子的队伍仍然在“造反派”的监督下机械地迈着脚步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往前行走，似乎根本没有看见已经完全变了样的北大校园。自从6月1日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问世”以来，北京大学校园就成了大字报成片和人头攒动的海洋。越来越多的人争相观看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开始是北大校内的师生，后来扩展到校外市内，再后来就是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人流涌到了北大。
当年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的这一场面，季羡林先生同样作过详尽描述：
“……然而，一进校门，我就大吃一惊：这哪里还是我们前不久才离开的燕园呀！这简直是一个大庙会。校内林荫大道上，横七竖八，停满了大小汽车。自行车更是多如过江之鲫。房前树下，角角落落，只要有点空隙，就要挤满了自行车。真是洋洋大观，宛如自行车的海洋。至于校内的人和外面来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万头攒动，人声鼎沸。以大饭厅为中心，人们成队成团，拥拥挤挤，真好像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到北大来朝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人，像潮水般涌进燕园。在‘马列主义’信徒们眼中，北大是极其神圣、极其令人向往的圣地，超过了麦加，超过了耶路撒冷，超过了西天灵鹫峰雷音寺。一次朝拜，可以涤除身体上和灵魂中的一切污浊，一切罪孽。来的人每天有七八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先是附近学校里的人来，然后是远一点的学校里的人来，最后是外地许多大学里的人，不远千里，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地赶了来。本地的市民当然是当仁不让，也挤了进来凑热闹，夹在里面起哄。这比逛天桥要开心多了。除了人以外，墙上、地上、树上，还布满了大小字报，内容是一边倒，都是拥护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人的海洋，大字报的海洋，五光十色，喧声直上九天。”[2]
除了大字报前人群的川流不息，北大校园内还有一个规模最大的“人流总汇”集中地，那就是批斗北大校长陆平的大会会场。这个会场，也是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北大师生人人皆知的“斗鬼台”。“斗鬼台”顾名思义，就是斗“鬼”的台，就是说，台上的不是人，而是鬼，而实际上，台上被斗的人的确是“人不如鬼”！
而对于当时已经被“揪”出来的北大校长陆平来说，因为他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了名的头号“黑帮”人物，所以这个时候，陆平不仅成了当年北京大学“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第一号人物，而且从此开始亲身经受无穷无尽的北京大学规模最大的批判大会。
而此时这一队举着牌子被“造反派”们点名定为“黑帮”的一行人，就是要“亲临”北大批斗陆平的大会现场，只不过他们在这个批斗大会的“任务”是每个人都必须用双手高高举起“黑帮×××”的大牌子，“陪在”北京大学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陆平的身旁，一起站在“斗鬼台”上，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批判。
当广播喇叭里传出“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陆平大会开始！”时，汤一介才明白，他们已经来到了批斗陆平的大会现场。随着一声“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陆平押上来！”和“打倒陆平！”，“陆平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响成一片的口号，两个年轻力壮的“造反派”战士就押着陆平走向了“斗鬼台”的台中央，只见两名“造反派”战士分别用一只手扳住陆平的胳膊，另一只手按住陆平的头，只一下，陆平的头就深深低到了双膝下，随之两只胳膊也就同时双双背到身后高高举起，于是，昔日的北京大学校长，此时的北大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实实在在”地享受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版的“喷气式”。
汤一介不知道隔了多长时间，只听见大喇叭里传出了“把黑帮分子汤一介押上来！”的喊声，接着两个一直“把守”在汤一介左右的“造反派”就立刻架起了他的胳膊，一直把他押上“斗鬼台”，紧接着就和他昔日的领导北大校长陆平一样，得到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版的“喷气式”。在一阵阵喊声连片的口号中，一个爱祖国、爱人民，勤勤恳恳为党工作十多年的知识分子就这样被迫低下了头，屈辱地举起了“黑帮”牌子。
想起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入党宣誓词，想起自己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和报效祖国的决心，汤一介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何在顷刻之间，整个社会就变成这样。更为悲哀的是，自己身为一名具有17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却无力改变这一切，无力拯救这些和自己一样蒙冤受难的同志，想到这些，汤一介只觉得自己的心在一滴一滴地流血……
（三）历经劫难
自从那一次在北大批判陆平的大会上“陪斗”以后，汤一介似乎就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顽固站在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陆平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黑帮”分子。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汤一介和哲学系那些和他一起被打成“黑帮”分子的同志，或者举着写着“黑帮×××”的牌子任意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或者与北大的头号“阶级敌人”陆平一起上台接受批判，陪着这个北大校园内人人可以口诛笔伐的“当权派”共同“享受”“造反派”随时“恩赐”给他们的“喷气式”，无数的劫难从此开始……
每一次在批斗会上，“造反派”们把这些“当权派”和“黑帮”们押上“斗鬼台”“按”成“喷气式”后，一个个“牛鬼蛇神”就算是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等待批判了。可毕竟“牛鬼蛇神”们也是人肉之躯。时间长一点，身旁又没有“造反派”的强行监督，必然会身不由己地，头低得离地面高了些，当然绝不敢抬起头。背在身后反举的双臂也会随着落下一些，当然也是绝不敢放下。这些表现当然也绝不会“逃”过“斗鬼台”边“造反派”那时刻没有放松革命警惕性的虎视眈眈的双眼。他们会随时走上台“纠正”这些被斗者不合格的“喷气式”。倘若这时正好赶上台下响起广大群众连天的口号声，那么台上的“造反派”就会更卖气力地用双手按住这些“牛鬼蛇神”，以便让他们的头更低，腰更弯，双臂反举也更高。似乎这样才能掀起批斗大会的革命气氛，才能让那些“牛鬼蛇神”们老实。
这样的身体折磨和人格侮辱，汤一介都一次次地扛了过来，毕竟对于“造反派”小将们强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他已经由愤怒、抵制变得有些麻木了。他心里唯一担心和时时“挂念”的，是在运动一开始就“陪伴”在胸前的那块写着“黑帮汤一介”的大黑牌子。
每一次的批判陪斗大会，汤一介和“黑帮”们都要举着那块随时都在表明他们身份的大黑牌子站在批判会场“斗鬼台”上，“斗鬼台”的底下则是站得密密麻麻的准备声讨、批判他们的革命群众。而把这些“牛鬼蛇神”们置于人人都能够看见的“斗鬼台”之上，自然是“小将们”一致达成的共识。按照他们的说法，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些“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嘴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但对于站在“斗鬼台”之上的“黑帮”们来说，他们的“罪过等级”就“提高”了。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腰就会弯得更低，大黑牌子就会举得更高。这让汤一介立刻就想到，此时对他最危险的既不是“革命小将”的大声呵斥，也不是会场上的批判斗争，而是他手中那块重重的大黑牌子，如果他因为长时间举牌子体力不支，只要两只手稍有疏忽的话，大黑牌子就极有可能从他这个“黑帮”分子的手中掉下去。要是万一砸到哪一位革命群众的头上，事情的性质可就变了。革命小将的皮带不把你送到阎王老子那里，也得就地给你戴上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大帽子。所以这时站在“斗鬼台”上的汤一介心中唯一想着的，就是紧紧抓住这个大黑牌子，不让它掉下去。大概是由于思想太集中，以至于对台上的批判和台下的阵阵口号声反而倒是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倘若那些群情激昂的革命小将知道了汤一介竟是如此“应对”他们的革命行动，那恐怕汤一介就又要遭殃了。
不过，这样的批判大会总不能是天天开的，就算你“当权派”和“黑帮”分子经得住批斗，“造反派”也总得有“不高兴”的时候，就像人吃饭一样，饭再好吃也总不能时时刻刻不停地吃。即便如此，对这帮“阶级敌人”的改造是无论如何不能放松的。所以不挨批判斗争的日子，汤一介就是没完没了地写检查和无休止地接受劳动改造。
于是在这个时候的北大校园，再也看不到林荫道上清扫做卫生的工人，取而代之的是胸前挂着大黑牌子的北大教授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还在校园广场的草地上拔草，烈日炎炎之下，只有胸前的大黑牌子始终陪伴着他们低头劳作。如果这时校园里路过广场的“革命小将”突然对正在劳动改造的“黑帮”们来了兴致，那么这些“黑帮”们只能别无选择地低下头，弯着腰，双臂向后，自我“安排”一个“喷气式”，就地接受批判。
这个时期，他们几乎干遍了校园里所有的体力活，他们清理楼道，打扫食堂，甚至清理垃圾打扫厕所，所有的脏活累活统统包下，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涤荡他们体内的资产阶级灵魂。此时此刻，他们的知识，他们的书本，连同他们无比热爱的课堂，似乎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与此同时，汤一介还要遭受比别人更多的磨难，因为和他的家紧紧相连居住的就是当年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冯友兰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冯友兰先生就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被“革命小将”揪了出来。这样，在北京大学，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陆平，冯友兰先生几乎就成了目标最大的批判对象。
除了北京大学校内的批斗，那时还有很多从全国各地来北大串联的红卫兵。因此，每天都有红卫兵小将，只要来到冯友兰先生的家门口，就一定会把他从家里拉出来进行批斗，同时再拉出来和冯友兰先生一壁之隔的汤一介一块陪斗。那情景，就如同以往民间老百姓的孩子过家家耍着玩一样任意随便。一个中国当代的著名学者和一个热爱祖国、刻苦钻研哲学的青年知识分子，就这样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吆来喝去地轮番批斗。
好在时间一长，这样的批斗让汤一介和冯友兰先生也就“习以为常”地适应了。每次都是红卫兵小将喝令他们分别站在一个凳子上，然后是一群红卫兵小将把他们团团围在中间。批斗会的开场白照例是“现在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和‘黑帮分子’汤一介！”，接着就是要他们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对于这些批斗会的程序，冯友兰先生和汤一介几乎已是“烂熟于心”，于是他们分别把一顶顶的罪行严重的“反革命”大帽子扣在自己的头上。比如说自己没有听毛主席的话，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教书中“放了毒”，毒害了青年学生等。大帽子扣完了，就开始低下头静等着革命群众的批判。于是就和每次批斗会的过程一样，照例是“反动学术权威”和“黑帮”分子的检查在红卫兵小将这里都不会通过，他们给予的回击也就照例是千篇一律的革命口号，像什么“不老老实实交代，绝没有好下场！”，“打倒冯友兰！”，“打倒汤一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阶级敌人敢猖狂，就叫他灭亡！”等。对于这些在批斗会上不知听见过多少次的革命口号，汤一介早已不放在心上。这个时候他只担心两件事。一个是担心这些红卫兵小将抡起皮带对他和冯友兰先生施以暴力。因为当时的红卫兵是没有组织的，只要他们看不上眼，不管是你说的一句话，或者是你的一个什么动作，都可以被他们看做是“反革命”的行动而对你挥舞起他们手中的皮带，一阵武力之后，他们则毫无顾忌地扬长而去。所以为了不让生命和身体遭到意外之灾，汤一介从来是既不说话也不动，以这种无言的冷漠，面对一个是非黑白颠倒的世界。
而另一件让汤一介担心的事，就是身旁同样站在凳子上接受批斗的冯友兰先生。毕竟冯先生已经70多岁，这样长时间的弯腰站立，万一冯先生身体支持不住，从凳子上掉下来，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在这种时候，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承担后果的只能是冯先生自己。
但显然这时的冯友兰先生是用不着汤一介为他担心了。因为这时候冯先生不仅表面神态自若，而且虽是“高高在上”地站在凳子上，却是站姿笔挺。以他70多岁的高龄，竟是如同一块磐石一样，站着一动不动，接受那些狂热小将们的批判，不得不让人佩服。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一次汤一介见到冯友兰先生，不由想起冯先生当年在红卫兵批斗时那一幅“坚如磐石”的画面。于是他对冯先生说：“当时几乎每天都有红卫兵对您进行批斗，您却始终镇定自如，一动不动，您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您到底害怕不害怕？”
冯友兰先生听了只是微微一笑，他对汤一介说：“怕是有些怕，但是当时我什么也没听见，只是在心中默念：‘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就是说，你们讲这些都没有意义，我心里默念这个东西，使得我的心情能够镇定下来。”冯友兰先生说完这话，不由与汤一介相对大笑。笑声中，汤一介似乎又有了一些颇有深意的体会。以他平时对冯友兰先生的了解，他知道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很聪明也很有见解的学者，而且冯先生的文章写出来让人看起来很舒服，这全得益于冯先生自身的西方哲学基础和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基。冯先生在那种受到严重摧残的环境下，仍然可以自己一人在心中默诵慧能的偈，不得不说在那个时候，冯先生已经进入了人生感悟的又一个境界，即在人的言行处于极端不自由的时候，仍然可以有某种思想的自由。
（四）两个孩子的遭遇
与此同时，他们13岁的女儿和9岁的儿子也因为受“黑帮”父母的牵连而险些被戴上“黑帮”子女的牌子，这让汤一介心里非常难过，他没有想到，因为自己受到冲击竟会累及两个无辜的孩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熊熊烈火很快就从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诞生地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北京大学校园。除了远道而来的外地红卫兵，当时北京市内的各工厂、机关大都是有车的出车，有人的出人，他们集体奔向北京大学。于是经常可以看见，一辆辆大卡车载着满满一车高唱革命歌曲的红卫兵造反派以不可阻挡之势直奔北大校园，坐不上汽车的大多数北京人则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城的各个方向出发，目标仍然是北京大学。他们进了北大校门后，或是跳下大卡车，或是将自行车随便一放，就汇入了来来往往的人流，淹没在一片大字报的海洋和高音喇叭里不时狂喊的激昂口号中。
“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在北京大学激烈地进行着，每天来北大的红卫兵仍是有增无减，汤一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随时的批斗，或者是在胸前挂上“黑帮汤一介”的大牌子去接受劳动改造。在这个时期，他的妻子乐黛云也因为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历史问题”被纳入“牛鬼蛇神”的队伍里而重新被揪了出来。
这样夫妻两人就同时被打入“另册”，在“造反派”的监督下失去了自由，而更让他们备受煎熬的还是他们一直放心不下的两个孩子。这个时候，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教授已经去世了两年，他们的女儿汤丹已经13岁，儿子汤双也已经9岁，家中就全靠汤一介年迈的母亲照管。
两个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却亲眼看着他们的父母天天挂着黑牌子被劳动改造，看着他们的父亲站在高台上被批斗，天天被押送到北大的南阁交代“罪行”。除此之外，两个孩子还要经常在家里“接待”红卫兵的“造访”。他们亲眼看见红卫兵造反派们来势汹汹地闯进家门，就在他们的面前，喝令他们的父母“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彻底交代反革命罪行！”，接着这些红卫兵就开始在他们家一通乱翻，看着不顺眼的就一概拿走，说是破“四旧”，其实就是抄家。临走时还不忘在他们家的门口贴上几张醒目的大字报。看着孩子们就在自己身旁接受造反派的恶语相加，汤一介觉得这是对孩子们心灵上的最大伤害。不由心头一阵阵难过，他觉得很对不起孩子。
这一段岁月，对汤一介的一对儿女来说，无疑也是记忆颇深的。几十年后，汤双在《燕南园童年往事》中曾这样回忆：
“……‘文革’一开始，我们家就被抄了。第一次抄家那天，不知父母是否事先得到了消息，反正他们打发我们俩去动物园玩儿。等我们逛够了回到家里，那景象真是十分让人震撼。屋里屋外满地都是东西，连我们的玩具和小人书也统统被扔到了天井里。最要命的是，红卫兵把所有的油、盐、酱、醋、糖以及各种调料一股脑儿倒进一口大锅里，害得我们家连饭也没法做了。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了不少天。那段时间，我们俩一直没在家里吃饭，天天在外面吃馒头加朝鲜辣菜（后来叫北京辣菜）。有意思的是，能有这些东西吃，还是沾了红卫兵的光。那时北大免费为串联的红卫兵发放馒头和咸菜，我姐就混在队伍里，领了食物和我分享。不过这得有相当的胆量，万一被人发现‘黑帮崽子’竟敢冒充红卫兵，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汤双的回忆，是两个孩子当年那一段生活的真实写照，而汤一介和乐黛云不得不面对的是，这场运动对他们的批斗、抄家还有监督改造等一系列的冲击，已经对两个孩子的成长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他们觉得最悲哀的是，他们不能够给孩子们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
思来想去，按目前的境况，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两个孩子送到乐黛云的父母家，这样既可以让孩子们远离这个充满是非的地方，又免去“黑帮崽子”之辱。
乐黛云父母的家就在离北京大学不远的成府路，自从乐黛云的弟弟在清华大学毕业在北京参加了工作后，乐黛云的父母就从贵州老家来到北京和儿子住在一起。不管怎么说，在这里，孩子们远离了燕南园，就可以远离造反派的争斗，远离他们的父母遭受的批斗、抄家的灾难，汤一介和乐黛云总算暂时安下了心。
但世上的事往往就是难以预料，两个孩子来到外祖父母家住了没有几天就发生了汤一介和乐黛云都不会想到的事情。不知道成府街道居委会的红卫兵从哪里获知了乐家这一对外孙女和外孙子的父母是北京大学的“黑帮”，此时正戴着黑牌子在北大接受批斗和改造。于是谁也不知道成府街道的一伙红卫兵到底触动了哪一根革命神经，经过一番讨论研究，他们终于总结出一套革命理论，那就是：既然“黑帮”要斗倒斗臭，那么对待“黑帮”的子女也绝不能手软。
这天晚上，乐家的外祖母刚刚哄下两个孩子躺下，就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原来是成府街道的红卫兵已经急不可待地找上了门。外祖母刚刚打开房门，一伙杀气腾腾的红卫兵就闯了进来，只是一瞬的时间，乐家的小屋就被这一伙红卫兵造反派们围了个严严实实。善良的外祖母立刻觉得心惊肉跳，不知如何是好。
红卫兵们个个神情严肃，满怀阶级仇恨，似乎根本看不见乐家老太太的惊慌失措，乐家的小屋里也立时增添了不少恐怖。一个领头的红卫兵用煞有介事的口气对乐家人说：“我们已经掌握了证据，这两个孩子的父母是北大的‘黑帮’，他们现在还在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你们为什么不向街道汇报？”
看见小屋里没有一个人说话，领头的红卫兵又发话了：“这两个‘黑帮崽子’必须滚回北京大学！如果明天不走，就给他们挂上黑牌子，就地接受群众监督，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街道的革命队伍！”说罢，一伙人扬长而去，空荡荡的乐家小屋里只剩下了乐家外祖母、外祖父的长吁短叹。
善良的外祖母和外祖父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心疼外孙和外孙女在父母身边的遭遇，但他们更不愿意看到两个这么小的孩子就在自己的身边被挂上黑牌子遭受凌辱，那简直就是对孩子心灵最残忍的伤害，可是他们对这一切又无能为力。
第二天，无奈的乐家两位老人只得把两个孩子又送回了北大燕南园。他们告诉汤一介和乐黛云，他们不能眼看着两个无辜的孩子挂上黑牌子，因为他们实在是不忍心让他们的外孙子和外孙女受到这么大的伤害。
看到刚刚离开燕南园没有几天的两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汤一介的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悲哀，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些人为何连两个无辜的孩子都不放过。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在无数的抄家和批斗劳动改造的凌辱面前，汤一介从来都是沉默不语，既不反抗，也不软弱，只是一种无言的承受。可是一见到两个孩子，汤一介终于忍不住滴下了一行热泪。
让他心里觉得非常难过的是，如果是自己犯了错误，即便是犯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罪，有什么罪应该由自己一个人承担，为什么要累及不懂事的孩子来承受罪责呢？他还想不明白的是，就算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一开始，自己站错了队，反对了聂元梓，没有站在革命路线上，犯了严重错误。但自己主观上从来都是爱祖国、爱人民，实在没有想着要反对无产阶级政权，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待遇呢？有时候一想到这些，他甚至会产生轻生的念头。但是汤一介还一直有一股发自内心的对人生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这也让他经常鼓励自己，一定要相信，总有一天会得到党和人民的原谅，会得到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两个孩子总算是没有受到挂黑牌子的凌辱，可是一心保护他们的外祖母却一下子病倒了。把外孙子和外孙女送回家的当天晚上，由于过度的着急和担惊受怕，他们的外祖母突然感到剧烈的头疼，当汤一介和乐黛云急忙把她送到医院时，却碰上了一个不学无术的造反派庸医。因为那时的医院也和北京大学一样，医术高明的专家、老教授早已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者是“牛鬼蛇神”去了劳改队接受劳动监督。这样，乐黛云的母亲本来是脑血管瘤破裂却被这位造反派庸医误诊为脑膜炎，终至延误了治疗时机，仅仅1天的时间，善良的乐家老太太就被突发的疾病夺走了生命。
这个巨大的打击使汤一介一家又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中，尤其是乐黛云，更是悲痛欲绝，在很长的时间里，她都为母亲的突然早逝而深深地自责。如果他们不把两个孩子送到母亲身边，母亲就不会因为担忧着急而突发疾病，也就不会这么早离开人世。可是这样的悲伤和自责，他们只能埋藏在心里，因为等待他们的，仍然是无情的批斗、没完没了的检查和随时伴在身边的劳动监督改造。校园内的造反派们还在激烈争斗，他们仍然在为两个孩子的人身安全担心。
（五）搬出燕南园
不久，一个被红卫兵造反派称为“现行反革命”的事件，让汤一介又经历了一次他几乎无法申辩的“反革命犯罪事实”。这次“事件”后，汤一介和乐黛云终于下定决心搬出他们曾经居住了十几年的燕南园，以远离这个充满血腥和恐怖的是非之地……
在这以后的日子里，汤一介仍在北大校园里接受着从未停止过的批斗和一个接着一个的检查，不过时间一长，这些各种形式的批判改造似乎已经形成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例行”“公式”。因为不管是谁，只要稍微转动一下脑筋就会明白，红卫兵“造反派”们强加给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黑帮”们的罪行，无非就是一些“头衔”吓人的大帽子，真正的大帽子底下，却是根本没有什么罪行的事实。因而汤一介也因日久天长逐渐由“熟悉”到“适应”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程序”，他心里非常清楚，即便“造反派”扣在他头顶上的帽子再大，他们也拿不出任何反党反人民的犯罪事实。但汤一介没有想到，毕竟他面临的是一场强烈的政治风暴，没有多久，汤一介就险些陷入一个“现行反革命”的事件。
那是在1967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仍然没有停止强劲的风暴，汤一介和哲学系的同志仍在批斗、检查和监督改造中艰难度日。随着天气的转凉，伴随而来的是一阵阵秋风的萧瑟声，北大燕南园也随之笼罩在一片寒气袭人的血雨腥风中。
昏暗的暮色中，燕南园的一条小路上，衣着单薄的汤一介拖着一身的疲惫匆匆行走着，他刚刚和他的“黑帮”难友们修整完一片几近枯萎的草地和草地旁的一条马路，清除了枯萎的杂草，清扫完马路的垃圾，最后再把它们运到垃圾站，他们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歇。当几个“黑帮”把这一切都干完时，天已经全黑了。
汤一介和他的“黑帮”难友们都要匆匆赶回家，因为吃完晚饭后，他们还要一同被关在哲学系的大楼里写检查。每天都要到很晚才能回家，也许在“造反派”的眼里，只有这样不停歇“连轴转”式的“触及灵魂”，才能洗刷“黑帮”们的罪恶。
而对于汤一介的这一天来说，如此不停歇“连轴转”式的“触及灵魂”则更为残酷。茫茫的深夜中，疲惫的汤一介从哲学系大楼回到家中刚刚入睡，就被外面一阵嘈杂声吵醒，随着屋门被打开袭进的凉气，一伙红卫兵造反派已经闯了进来。他们二话不说，上来两个年轻力壮的红卫兵就一边一个，掐着汤一介的胳膊把他押走了。
原来，不知是谁在汤一介家的门上贴上了一张毛主席像，按说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不知又是谁在门的两边挨着毛主席像的地方又贴上了“坦白从宽”和“抗拒从严”的对联，这一下可就犯了红卫兵造反派的“大忌”。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只有对待阶级敌人才会使用的“坦白从宽”和“抗拒从严”，如今竟敢写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那无疑就是一个“现行反革命”了。所以他们满怀对这个“现行反革命”的阶级仇恨，义愤填膺地将汤一介直接押到了燕南园56号的一间房子里，他们要在这里把这个胆敢反对伟大领袖的阶级敌人斗臭斗垮，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汤一介最初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只觉得当天晚上的气氛有些不对头，除了他们的来势汹汹以外，那两个押着他的红卫兵也是下手又重又狠。果然，刚被押进燕南园56号的那间屋子里，汤一介就听到了震耳的口号，让他听了感到心惊的是，一个领头喊口号的竟然喊出了“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汤一介！”，紧接着响起一片口号声，更让汤一介预感到这个晚上自己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果然不出汤一介所料，两个身手利索的红卫兵把汤一介押上场后，只出“一记重拳”，就给了汤一介一个“超水平”的“喷气式”。一个主持批斗会的红卫兵接着就宣布：“现在由现行反革命分子汤一介交代罪行！”一片“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汤一介！”的口号后，这个主持批斗会的红卫兵就接着说了话：“汤一介，你要老实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说吧！为什么你们家的门上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像旁边贴上‘坦白从宽’和‘抗拒从严’！”
这时的汤一介虽然大弯腰紧低头，双臂背后高高举起，却很清醒地明白了自己缘何突然成了“现行反革命”。他的心也跟着紧张地提了起来，自己是绝对不敢干这种事的，可要是不承认，就会没完没了地挨斗，甚至挨打。要是违心承认了，那就是“现行反革命”的罪。汤一介只得说：“这件事我确实不知道，我刚刚打扫完大马路，回到家天就黑了，真的不是我干的。希望红卫兵小将调查，如果是我或我们家的人干的，我愿意受到严厉的惩罚。”
虽然汤一介的回答清清楚楚、有理有据，但却让革命小将们十分不满意。可能是觉得没有挖出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而没有取得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而脸上无光，也可能从心里觉得汤一介就是没有老实交代“反革命罪行”。所以，无论汤一介怎样“交代”，也丝毫减轻不了罪责，更压不住红卫兵小将的“革命激情”。眼见着口号声一阵响过一阵，批斗形势愈见激烈。站在一边的几个红卫兵已经解下了他们系在腰中的“大板带”，一只手叉着腰，那种架势，只要领头一声令下，他们的“大板带”就会挥舞起来，那样，正在做“喷气式”的汤一介的皮肉恐怕就难逃这几个红卫兵的“大板带”功夫了。
也许汤一介命中不该遭受此“皮肉之苦”，在那天参加批斗会的人群中，正好有一位是哲学系的教员，应该说，这位教员比在场的小将们多了些文化，多了些阅历，所以他在这个当口站出来说出了一句“扭转现场形势”的话：“如果我们调查出是你，你就是‘现行反革命’。”
这位教员的话说出后，场上紧张的气氛似有缓和，不管怎么说，武斗的火焰终于还是没有燃起来。过了一会儿，红卫兵小将手中的“大板带”终于又回到了他们的腰间。但现场上对汤一介的批斗却没有就此收兵，一直到天空发白，小将们似乎也该休息了，于是领头一声令下，一伙人才各自散去。此时身心已是疲惫至极的汤一介只有庆幸自己没有遭到红卫兵小将“大板带”的毒打。如果没有那位哲学系教员的一句话，汤一介知道，自己很可能会扛不过那一顿“武斗”而丧失生命。
后来汤一介才听说，那一桩险些令他丧命的“现行反革命”事件，是住在他们家对门的两家的孩子们干的。孩子们到底出于什么原因做出此事，后来又是怎样，汤一介没有去打听，他只知道这一宗无端掀起的“反革命”事件，让他又亲历了一次“文化大革命”风暴的袭击。
虽然后来红卫兵造反派们没有为这起“事件”而再次批斗汤一介，但是经历了这件事以后，汤一介和乐黛云心里更加紧张了。他们认真思索后，觉得还是离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前沿阵地”远一些为最好。前一阵两个孩子离开燕南园的事已是“中途夭折”，那么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两人和孩子一起搬走。
就在他们两人正在想方设法搬出这个经常有红卫兵光顾和“是非”集中的地方时，当时的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已经向他们发出了“通知”，主要是告诉他们，在当前的大好革命形势下，你们这样的人已经不适宜再住这么多房子，应该腾出一些房子让给那些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贡献的工农兵革命群众来居住。由于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教授原来在北京大学担任副校长的职务，汤一介家一直住在燕南园58号，这里的房子在北京大学一直算是比较好的，而且汤一介家住了有七八间。既然现在北大革命委员会已经提出原来的老教授住的房子太多，那就理所当然地分出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汤一介和乐黛云就很“识时务”地主动向校革委会提出了搬出燕南园的要求，他们的这一请求，很快就得到了北大革命委员会的批准。
这样，除了汤一介的弟弟、弟媳一家4口和他们的老母亲住的房间外，燕南园58号的其余房间都交了出去。因为他们都没有被打上什么“黑帮”之类的“牛鬼蛇神”，所以住在燕南园，估计不会有红卫兵“造反派”来找他们的麻烦。
汤一介和乐黛云带着他们的一双儿女，就搬到了中关园280号的平房中，与中文系的一个著名教授周祖谟先生为邻居。其实周祖谟先生也和汤一介差不多，“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周祖谟教授就把自己家原来居住的不足100平方米的平房腾出了一半，汤一介一家住另一半。比起燕南园58号，中关园的平房生活条件自然是没法相比，3小间平房又窄又破，除去家具和书籍，一家4口人的空间已是很小了。
但是汤一介和乐黛云的心却踏实了许多，这里的房子虽然各方面都比较差一些，但却远离了红卫兵“造反派”经常光临的“是非”之地，两个孩子也相对安全了许多。
从此，汤一介和乐黛云就住在这三间破旧狭窄的小平房，15年后，他们才走出了中关园280号。
（六）又一次的大揭发和大批判
由于北京大学红卫兵内部分成两派且形势日益严峻，汤一介无休无止地被批判、写检查和劳动改造才得以“自动解除”。然而在紧接着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刚刚逃离“苦海”不久的汤一介又不得不重新承受一次大揭发和大批判的冲击。
到了1967年的秋末，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一年多，此时一直战斗在“文化大革命”最前沿阵地的小将们似乎已经厌倦了整日对“走资派”和“黑帮”的批判斗争，虽然这一堆“牛鬼蛇神”始终都是“未敢翻身”，而且仍然继续老老实实随时接受“触及灵魂”的革命批判。可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小将们已经把战斗力转移了。原来是红卫兵战士的首领们开始闹“分裂”了。在这之前，以北大党委书记张群玉为首的北京大学32位教员和干部写了一张大字报，内容大意是，“文化大革命”已经一年多了，我们已经都认错了，是不是该“解放”我们了。面对32名教员和干部的呼声，造反派的首领聂元梓仍是一个都不“解放”。而另外两个头头孔繁和杨克明认为，既然如此，好一点的教员和干部是应该得到“解放”的。这样首领们之间就开始有分歧了。
忽然有一天，这一伙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发起人互相看着不顺眼了。首先是自认为最革命的红卫兵首领聂元梓拉着她的铁杆追随者们一起成立了一个新的战斗组织。大概是为了表示他们革命到底的决心，他们为自己成立的新组织取名为“新北大公社”。这样的结果，自然会让同样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红卫兵们不甘示弱，果然，原本是跟女首领一块儿在“5·25”“奋笔疾书”“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孔繁和杨克明两位斗士立刻跳了出来。他们公开表态，不要以为这世界上只有你聂元梓最革命，许你成立“新北大公社”，我们就可以把中国最早的红色根据地举出来。于是，孔繁和杨克明又拉上了一伙紧紧跟在他们身后的红卫兵小将，成立了一个叫“井冈山公社”的战斗组织。
一时间，原来在一起同心协力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黑帮”分子的北京大学红卫兵迅速分成了势不两立的对立派。借助“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公社”的争斗越来越激烈。两派组织常常为了争地盘，占领教室，甚至为一张办公桌而大声争吵，直至大打出手。
这一时期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和另一对立派“井冈山公社”的无休止的武力相加的流血争斗成了运动的主流，而那些曾经被批判、斗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黑帮”分子、“牛鬼蛇神”们，似乎已被“斗垮、斗臭”，只能老老实实蜷缩在“未敢翻身已碰头”的角落里企盼出头之日。既然是两派争斗对立的形势愈演愈烈，那么这个时候，北大校园里那些曾经惨遭过“造反派”毒打，吃尽了苦头的当权派和老教授们似乎可以抬一下头伸一伸腰了，因为红卫兵小将手中挥舞的皮带和皮鞭已经掉转了方向，让承受“皮肉之苦”的对象变成了革命小将自己。没有多久，“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公社”的对立和争斗就发展成了“武力相加”。
在这种严峻的革命形势下，那些曾经被打翻在地并被踏上一只脚的“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似乎已经成了“死老虎”，再也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头号敌人了。不过最主要的还应该说是那两个最革命也是最对立的革命派此时已经无暇来触及北大校园里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黑帮分子”的灵魂了。
终于有一天，汤一介发现，他们规规矩矩等候着“发落”去接受监督劳动改造时，却不见了一向对他们发号施令的红卫兵小将，哲学系二楼里也再也没有看见审问他们的那几个“造反派”的身影。这一切似乎都在表明，“黑帮”分子的被监督劳动改造已经“自动解除”了。
心力交瘁的汤一介拖着一身的疲惫回到家中，虽然已经成了“自由之躯”，但他的心里却无论如何也轻松不起来。也许是一年多来遭受的精神和肉体摧残太多，也许是找不到自己在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总之，被解除了劳动改造的汤一介仍然心有余悸，他不知道哪一天，红卫兵小将就会闯入家中，给他重新挂上“黑帮”分子的大牌子，也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会被押上台坐上“喷气式”，老老实实接受革命群众的揭发和批判。因此汤一介觉得，这个时候他只能老老实实待在家里，随时等候革命组织的“发落”。那些和汤一介同时获得“自由”的“黑帮”分子们，这时也是和汤一介一样，虽已不用再去挨批斗和接受劳动改造，但谁也不敢乱说乱动，全都在家里老老实实待着。他们心中唯一的希望就是，什么时候那些革命派们能够开一个大会，当着广大群众，宣布他们再不是什么“黑帮”分子，这样他们就再也不是什么“阶级敌人”了。可是这样被“解放”的日子不知何时能够到来。
而在这个时期，北京大学红卫兵两大派争斗的浪潮也波及了北大附中和北大附小。中学和小学的孩子们都随着大学的立场分成了两派，由于汤一介从运动一开始就受到聂元梓一派的批斗，他的两个孩子自然就成了“井冈山公社”的铁杆支持者。女儿汤丹不但已经懂事而且非常聪明，虽然她刚刚上初中一年级，却已经参加了和聂元梓对立面的组织井冈山兵团最激进的“红旗飘”战斗队。那时她和历史系教授周一良先生的女儿周启盈，还有同为历史系教授荣天琳的女儿荣景斯，三个人不仅是好朋友，而且是当时北大附中有名的“三剑客”。这是因为她们三个人经常意气风发地在北大校园里到处找“新北大公社”的人和他们激烈地辩论，并且毫无畏惧地以比别人高八度的声音大骂聂元梓。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两派最初的辩论形式，就像汤一介的儿子汤双博士曾回忆的那样：
“……并不需要以理服人，全靠气势上压倒对方，大家都极尽讽刺、挖苦、谩骂之能事，当然也没有裁判，胜负无从谈起。有一次在36楼前双方上百人进行大辩论，正在难解难分之际，突然从楼上窗口里挂出一串旧鞋！那一阵，校园里正传说‘新北大公社’领袖聂某人男女关系生活作风不检，获得了‘破鞋’的雅号，这串旧鞋当然是有所指。顿时，‘井冈山’的人哄然大笑，齐声叫好，士气大振，算是占了上风……”
大辩论之后就是通过广播互相大骂，接着北大校园内的两大派就由“文斗”发展到了“武斗”。那个时候，汤双只有9岁，虽然没有姐姐汤丹那样的本事去参加大辩论，却也亲身经历了不少“文斗”和“武斗”的大场面。因而在几十年后，他撰文写出了当年那些给他留下深刻记忆的北大两派激烈争斗的真实场面：
“……最风光的一次是‘井冈山’的人从‘新北大’车库偷出来一辆卡车（‘新北大’公社是当权派，车辆都归他们掌握）由广播台的‘工程师’们装备成一辆广播车，上面装了四只高音喇叭，还插了一面‘井冈山’兵团的大旗，我们和广播台的人坐在车上，播音员则坐在驾驶室中，一边在校园里兜风，一边大骂聂元梓、孙鹏一。可惜没过两天，由于违规驾驶，车就在校外被警察扣留并还给了‘新北大公社’。
在北大‘武斗’正式开打之前，双方较量的主战场之一是通过有线广播来攻击对方。本来双方各有各的广播网，虽然没日没夜地对骂，却也井水不犯河水。由于‘新北大公社’掌握‘校文革’，垄断了学校的全部资源。而‘井冈山’兵团的经济来源只能靠‘地’派兄弟院校的援助，经费一直捉襟见肘。所以没过多久‘公社’的高音喇叭就越来越多，大有把‘井冈山’的声音彻底压下去的趋势。因而‘井冈山’广播台的人不得不铤而走险，采取非常措施。一天晚上，我和周亦东跟着几位‘井冈山’战士借夜幕的掩护去破坏‘新北大公社’的广播网，我们剪掉了几千米的广播线，还摘了几只喇叭，一夜之间几乎使‘公社’的广播网瘫痪了。不过‘公社’立即以牙还牙，弄得‘井冈山’只剩下28楼顶上的几只喇叭还能发声。而且他们还不肯罢休，扬言要砸了‘井冈山’的广播台……
当北大的派仗还停留在‘文斗’阶段时，北大附小里有些小孩之间就已经开打了。住在冰窖（燕南园南墙外的一排平房）的孩子们，清一色都是‘新北大公社’的支持者。本来我常和他们在一起玩，但派仗一起，大家反目成仇，他们经常在上学的路上袭击我和周亦东。他们人多势众，我们两人一般只有逃跑的份儿，只有到了走投无路之时，才会负隅顽抗。那一阵书包里总放着一块砖头，就是为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困兽之斗。……
‘全面内战’是在1968年3月28日半夜，以‘新北大公社’的突然袭击拉开序幕。‘井冈山’兵团虽然事先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备战’，终究没料到会来得如此之快，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像化学系学生住的31楼，本来‘井冈山’的人占多数，却在‘公社’的重点进攻下，几乎没能进行什么抵抗，就被扫地出门。不过‘井冈山’还是及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不但保住了大本营28楼，还拿下了30、32、36、37等几座楼。尤其37楼是争夺的重点，因其为连接校外的唯一通道，如果拿不下来，大家就成了瓮中之鳖。
大战之后，‘井冈山’兵团有很多人受伤了，而校医院控制在‘公社’手中，无法去那儿接受治疗。所以只好把伤员都送到‘地派’的大本营——地质学院去养伤。那段时间，我经常跟我姐姐去地院看望一位化学系的学生徐兄，他大腿上挨了一长矛，伤得不轻。听他讲述当时的战斗经历，还真是颇为惊心动魄……
‘武斗’之初，‘公社’本想一举荡平‘井冈山’兵团的‘根据地’，未能得手，则转而进行长期围困，对‘井冈山’兵团占据的楼实施断水断电。为了打破封锁，井冈山兵团组成突击队，试图连接上北京市的高压电网，直接从高压电线取电。行动之前专门做了一个铁笼，期望用它来保护作业人员不被强力弹弓所伤，这种弹弓用自行车轮胎的内胎作成，可以把大半块砖头射出很远。原计划利用滑轮将铁笼吊上电线杆，再靠近电线，但可能铁笼太重，事到临头却无法吊上去。最后还是一位勇士冒着‘弹雨’，爬上电线杆把线路接通了。与此同时，地面上的攻防战也激烈展开。‘公社’从东、西方向两路夹击，希望尽快把‘兵团’的突击队堵回去。所幸的是，‘兵团’事先悄悄在37楼前面的马路两侧撒了几麻袋黄豆，‘公社’的人猝不及防，一时摔得人仰马翻，延缓了前进的速度，为架线赢得了不少宝贵时间……
坚守于重围之中的‘井冈山’人员，在生活上比当年井冈山上的红军或许真也好不到哪儿去。为了使‘里面’的人不至挨饿，分散在校外的‘井冈山’的支持者们就千方百计地往里送吃的。我姐姐汤丹那时也就十四岁，自己没钱，就在海淀镇里募款。虽然那时没什么有钱人，但也许人们天生同情弱者，所以慷慨解囊的还是大有人在。几分几角积少成多，汤丹就用这些募到的钱到北大南门斜对面的长征食堂买些馒头之类的食物塞在书包里，然后用上衣把头一蒙（为了不让人认出来），突破‘新北大公社’的封锁线，飞速冲入37楼。这样送进去的食物除了可以果腹，对鼓舞士气大概也是很有作用的。
我曾随姐姐进过一次‘井冈山’的‘根据地’。从37楼到30楼要经过兵团战士们用最原始的工具，一点点挖通的地道，里面有昏暗的电灯以及防御用的各种‘机关’。30楼到28楼之间，则是以一座天桥连接起来的，天桥上面罩着可以抵挡强力弹弓的铁网……
两军对垒一共持续了四个多月，在这期间，不少我认识的大学生都成了‘逍遥派’。而坚守在那几座孤楼之中的，大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像前面提到的大学生徐兄，伤愈之后立即重返‘前线’，继续为‘革命事业’出生入死。他们始终坚信自己是在为真理而斗争，是在以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是汤双博士对当年他所亲历的我国著名的北大学府在“文革”时期的一些“武斗”场面具体而精彩的描述。这是那一代人曾经走过的岁月，也是那一代人难以忘却的历史。
北京大学这种两派“武斗”对峙的局面终于在工宣队和军宣队的进驻后得到改变。1968年的秋天，各地的单位和大中院校，都分别被派进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和以解放军官兵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就是当年为人们非常熟悉的“工宣队”和“军宣队”。
很快，工宣队和军宣队就进驻了北京大学，在他们的进驻和领导下，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形势很快得到了转变，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和另一对立派“井冈山公社”的激烈武斗终于得以平息。
武斗被平息了，北大校园里战斗的“火药味”相比较减少了许多。紧接着在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领导下，名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又在北京大学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样，曾经历了无数次批斗和劳动监督改造的哲学系的“十八黑帮分子”终于从黑暗的角落里又一次被“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武斗虽然被制止了，但是“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无疑又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又一个新高潮。汤一介仍然是“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了大揭发、大批判的最前沿。在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领导和主持下，哲学系对“阶级敌人”的“清理”终于开始了，刚刚得到“残喘”时日不多的“十八黑帮分子”自然都成了“清理”对象。汤一介则“当仁不让”地成了被批判、写检查的重要人物。
于是，“十八黑帮分子”开始一个一个上台做检查，在前面被批判、做检查的运动中，这“十八黑帮分子”虽然想方设法挖思想根源检查自己，却始终没有得到聂元梓等一伙人的认可，这也是“十八黑帮分子”为总是不能归到“人民群众的队伍里”而一直苦恼和心焦的问题。但这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似乎形势有所好转，过了些日子，“十八黑帮分子”在哲学系的大小批判会上已经轮番做了好几次的检查。忽然有一天，哲学系又宣布要开大会了。不知为什么，那天陆陆续续走进会场的群众忽然感觉到会场似有变化，细心的人终于发现，这一次的会场没有贴上诸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阶级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火药味儿十足的标语，连一向满脸严肃的工宣队长都温和了许多。果然大会一开始，工宣队长就直接当众宣告“十八黑帮分子”中的几个人已经获得了“解放”，可以回到人民群众的队伍中了。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几个被“解放”的“黑帮”分子感激涕零地把座位挪到了革命群众的一边，算是归进了人民的队伍。
会场的另一端没有挪过来座位的“黑帮”分子是没有“资格”感激涕零的，因为他们还没有获得“解放”。虽然还被隔在人民群众队伍的外面，但他们似乎已经看到了即将到达的“彼岸”曙光。于是这次大会开完以后，他们开始拼命地写检查，检讨自己的错误。果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个个的“黑帮”分子陆陆续续得到了“解放”，北大哲学系人民群众的队伍也终于开始一天天壮大起来了。
眼看着曾经和自己一同挨批斗写检查的“黑帮”分子已经一个个“脱胎换骨”，而自己和剩下的几个同志仍然被隔在人民群众之外，站在“黑帮分子”的队伍中。汤一介的心中不由一阵惆怅，他不知自己何时才能到达人民群众队伍的胜利“彼岸”。
也许是自己的检查还不够深刻，也许是自己还有什么错误的事情，也许……汤一介想了半天，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迟迟不能得到“解放”，不能回到人民群众的队伍中去。想来想去，他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先好好写检查，不管怎么说，既然哲学系的大部分“黑帮”分子都解放了，那自己就一定会有希望的。
过了几日，哲学系又召开了批判大会，这一次汤一介手里攥着一摞厚厚的检查，那是他一连3个晚上精心写下的，为的是尽早得到“解放”。可是批判会一开始，汤一介就感到，他几天的努力连同他的希望都破灭了。
一个主持会场的工宣队副队长上来就对汤一介说：“汤一介，现在有人揭发，你仍在搞封建迷信！”汤一介听了不由一愣，“封建迷信”的帽子可不小，只是不知道为何落到了自己的头上。那位副队长接着说：“有人亲眼看见，你在清明节时大搞封建迷信，为你的父亲扫墓，你必须老实交代！”这一下让汤一介不知怎样回答，因为他确实在清明节时去了父亲的墓前为他老人家做了祭扫。
看着汤一介没有回答，那位副队长的口气又强硬了起来：“汤一介，你为什么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父亲划不清界限？你必须老实交代！”这更让汤一介无言以对，他不明白，他一向敬重的父亲已经离开人世4年，为什么还要被人拿来做文章。
事后，汤一介才知道，这是哲学系一位已经被“解放”的“十八黑帮分子”之一的“杰作”，不知这位已经回到了“人民群众队伍”的曾经的“黑帮”分子看到这一幕会作何感想，就是由于他的这一揭发，让一心等待“解放”的汤一介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大会小会的批斗。
事隔不久，几乎是相同的“杰作”又在哲学系的批判会上“表演”了一幕。还是一位已经被“解放”的“十八黑帮分子”，估计他不是为了表现自己，就是刚一回到人民群众的队伍里就“犯了晕”。这位曾经的“黑帮分子”更是不惜花费气力给汤一介画了一张资产阶级黑线图。在这张黑线图上，汤一介的名字不但赫然连上了当时全国都在重点批判的“首犯”邓拓和周扬，甚至还和什么“帝国主义神父”联系到了一起。这一通的资产阶级连同帝国主义的敌人全都加在了汤一介的头上，其结果只能是让仍然没有得到“解放”的“黑帮分子”汤一介又继续接受新的一轮大会小会的批斗。
只可叹，一心等待“解放”，盼望光明的汤一介得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的黑暗和无奈。在这漫长的日子里，却也有和那两位“十八黑帮分子”品行截然不同的一个人，这就是曾经被汤一介称为“工人大姐”的一位当年进驻北京大学的工宣队的工人。这位女工来自北京新华印刷厂，虽为一名普通的工人，却是心地善良、待人和蔼。
在汤一介一直接受批判，反复写检查仍不能得到“解放”的时候，这位在哲学系因工宣队身份而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工人大姐一直非常关心汤一介，她总是多次开导汤一介，并告诉他一定要好好反省，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虽然这位工人大姐的话语里仍不乏当时批判意味的政治口号，但是汤一介非常感谢她。因为这位工人大姐始终以她朴实的感情开导汤一介，而这对于在3年的时间里一直接受批判和斗争的汤一介来说，毕竟是难得的。
在这样不断地挨批判挨斗争，不断地挖思想根源作检讨的日子里，虽然历经磨难，受尽煎熬，汤一介却一直“顽强坚持”到了第二年，当他终于被工宣队队长宣布得到“解放”，可以回到人民群众的队伍里时，已经是1969年的夏天。
（七）在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
汤一介在告别了紧紧套在头上3年的“黑帮分子”大帽子后不久，即与妻子乐黛云以及儿子一家三口随同北京大学2000多名教职员工来到了江西鄱阳湖畔的鲤鱼洲。在鲤鱼洲，汤一介虽经历了繁重体力劳动的艰苦磨炼，但却觉得很庆幸，因为在这里汤一介真正体会到了中国农民的辛劳困苦。而和工农兵学员在一起的日子里，他更感受到了他们的朴素、诚恳、吃苦耐劳和坦白的胸襟……
汤一介被“解放”的时候，中国大地已经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浪潮。千千万万的初中或高中毕业的中学生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城市，或来到祖国的边疆，或来到偏远的农村，开始了当年那一代人“上山下乡扎根边疆、扎根农村”的难忘生活。
刚刚恢复了“自由之身”的汤一介也在这个“上山下乡”的浪潮中毫无选择地与妻子乐黛云一起送15岁的女儿去了北大荒。女儿走了，汤一介和乐黛云几乎还没有来得及顾上对女儿的担忧和思念，就和他们的小儿子一起，3个人匆匆离开了北京大学。
他们和北京大学的2000多名教职工接到统一命令，一起来到了千里之外的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接受劳动改造。和他们一起来到鄱阳湖畔鲤鱼洲的，还有清华大学各系的教职工3000余人。与此同时，北京的各大院校和各大机关也走出了千千万万的劳动大军来到了各地的边远农村等地。这便是当年在全国各地“到处开花”办起的“五七”干校。
去鲤鱼洲干校时，汤一介的儿子汤双已经12岁，因此他对当年在鲤鱼洲干校的经历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记忆：
“一九六九年秋天，北京各高等院校即国家机关成千上万的干部、教师和员工纷纷打点行装开赴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北京大学大部分的教职员工都被送往江西省鄱阳湖畔的鲤鱼洲。
出发前，没人知道这一去是否还有重回北京的一天，真有点儿古时被发配出京的味道。我们家用剩下的全部存款买了一个当时最好的红旗牌半导体收音机，为的是到了江西还能听见北京的声音。那年我正在北大附小上五年级。由于和我最‘铁’的几个好朋友没有一个要去江西干校，所以心里十分惆怅，一直闷闷不乐。为了进行安抚，家里特意给我买了一只足球，那年月这可算是十分珍贵的礼物。谁知乐极生悲，临走前一天，我一脚把球踢到了窗户上，打碎了一块大玻璃。最要命的是，到处都买不着玻璃，最后只好把父亲的玻璃板钉到了上面。
我们出发的时候正是北京秋高气爽的黄金时节，跟着北大的大队人马乘‘专列’经上海至南昌，再坐几个小时的卡车就到了鲤鱼洲，从此开始了两年多的‘五七’干校生活。鲤鱼洲本是鄱阳湖底，在当时以粮为纲、围湖造田的风潮下，江西省动员上万民工于冬季枯水时节建造大堤围出一片湖底，淤泥干后就成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的‘五七’干校所在地。刚踏上鲤鱼洲，放眼望去，除了几乎没有尽头的芦苇和茅草，只有两座红砖仓库和几座巨型草棚。草棚内是一字排开的双层上下通铺。我随父亲住的草棚，容纳了历史、哲学、俄语、东方语言、西方语言五个系的全部男士，上至全国知名的大教授，下至像我这样的‘随军’小顽童，统统一人一张床板，外加一个小凳子，除此之外既无桌又无椅，带来的箱子都只能放在地上。
……没过多久，干校里就成立了‘五七’小学。我们不但得上课，还被集中起来住进了两座红砖仓库之一。这其实是为了照顾我们，因为当时的伙食实在太差（除了菜汤只有咸菜，不过米饭倒是管够），把孩子们弄到一起单独开伙，可以集整个干校之力让我们吃得好一点。印象最深的是，初到干校时，很多人的亲戚、朋友听说这里生活很苦，纷纷寄来香肠、饼干、糖果等食品，没想到干校领导把这些东西通通没收，还办了一个展览，以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好好改造思想，到了干校还追求物质享受……”
鲤鱼洲位于江西省的鄱阳湖边，虽为湖边水乡，却曾是有名的血吸虫病肆虐的土地。当年为了躲避可怕的血吸虫病，很多农民纷纷逃离了鲤鱼洲。后来这里又设立了劳改农场，可是劳改农场也因为鲤鱼洲的险恶环境而搬走了。如此看来，清华北大总计5000多人的劳动大军在鄱阳湖畔鲤鱼洲除了战天斗地的劳动改造外，还有一个逃不掉的艰巨任务就是要在生存条件恶劣的环境下迎战可怕的血吸虫。
虽然以前汤一介曾去过北京朝阳区的三间房大队搞过“四清”，乐黛云更是去过京郊门头沟的大山里接受劳动改造，但鲤鱼洲“万户萧疏鬼唱歌”，到处是荒凉一片的凄惨破败景象却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想。
鲤鱼洲的生活条件如此艰苦，汤一介一家和北京大学2000余名教职工却只能别无选择地留下来，开始了他们战天斗地、围湖造田的劳动改造。为了生存，员工们自己动手，一砖一瓦、一锹一铲地搭建了房屋，修整了道路。
大概是为了表示革命化，当时“五七”干校的人员编制都像解放军的部队一样，分为连队。按照这个编制，乐黛云被分到七连，汤一介被分到八连，这样，每个连的负责人自然就是连长了。汤一介和乐黛云虽然不在一个连队，但按“五七”干校规定，他们每两周可得到一天的休息，一家三口可以在这一天在连队盖的红砖房团聚一次。后来他们用放弃住红砖房为条件，换得了在牛棚侧面一间小土房子的永久居留权，从此在隔周的周末时，汤一介一家三口就会一起听着水牛们咀嚼草料的声音入眠，这样一直到他们离开鲤鱼洲干校。
虽说是环境艰苦，夜夜与水牛为伴，但与几年来挂上黑牌子挨批斗、写检查劳动改造的日子相比，汤一介的感觉是明显不同的。因此他时刻要求自己，在鲤鱼洲“五七”干校一定要真心地在劳动中来改造自己，那样才能和劳动人民更加接近，真正地回到人民群众的队伍中。于是在鲤鱼洲的“五七”干校，哲学家汤一介开始了中国几千年来最古老最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一个普通农民的艰辛和劳作。汤一介主要的劳动就是下稻田插秧和平整水田的土地。在一般人听来，这两样农活似乎并不陌生，但对于身临稻田的农家人来说，却是最需要体力和最需要技术的劳动。汤一介在稻田里经过了插秧和平整水田的“摸爬滚打”后，可说是体会颇深了。
下稻田插秧之前，汤一介并没有想到插秧会是那样辛苦不易，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一直有一幅农民在稻田插秧劳动的快乐田园画面，想不到自己站在稻田里的感觉竟是大不一样了。脱下鞋袜，卷起裤腿，汤一介就走下稻田开始了他平生第一次的插秧劳动。汤一介很认真，他学着别人的姿势弯下腰，细心地将手里的稻秧苗一撮一撮插进水田。没过多长时间，汤一介就感觉有些不对劲了。因为插秧的姿势必须是“深度弯腰、双腿直立”，这样才能保证低下头插好秧。这个姿势，做一个不愉快的比较，比起汤一介曾经“坐过”的“喷气式”来，弯腰的角度自是要大多了，这样强度的劳动，付出的体力就更是无法说了。所以一心低头认真插秧的汤一介很快就觉得腰腿已经招架不住，更糟糕的是，他付出了极大辛苦插进水田里的秧苗竟然是横竖不成行，七扭八歪地“躺”在了稻田。没有办法，又急又累的汤一介只得返工。
这时太阳已经越升越高，火辣辣的阳光直晒到全身，头上的汗水成串地流下来，一滴滴落进稻田，脚下稻田里的蚊虫和蚂蟥愈加疯狂。可是汤一介根本顾不上这些，他只想着插好秧，好好改造自己。
但这种农活是必须要付出强大体力的，一天的插秧劳动结束后，汤一介感觉到腰和腿已经疼痛得很厉害了。特别是大腿根的后部，由于长时间的低头弯腰和双腿绷直，就像拉伤了一样，疼得更是厉害。全身疲惫的汤一介回到房间刚一坐在床上，大腿根立刻就像针扎的一样疼了起来。这种全身的疲劳和疼痛，如果没有插秧劳动的亲身实践，是永远体会不到的。
后来汤一介还参加了平整水田的劳动，这同样是一个需要重体力付出的农活。虽然不用大弯腰低头插秧，可是手中的稻秧苗换成了一把铁锨，汤一介要举起双臂用这把铁锨一锨锨地铲起水田中的泥土。大概是动作要领没有掌握好，当然主要还是劳动强度太大，汤一介使出全身的力气，却是无论如何也铲不起一铁锨湿泥，因为满满的一铁锨湿土实在是太重了，远远不是一直在北大学堂的汤一介体力所及的。即便是这样，汤一介仍然是一刻不停歇地挥舞着双臂，他尽自己的能力一铁锨一铁锨地铲着，就如他要求自己的那样，“确实出于真心地要在劳动中来改造自己，使自己能和劳动人民更加接近”。
这样的劳动对于从小家境富裕、生活无忧，一直埋头做学问的汤一介来说，虽说是一场近乎“磨难”的体力锻炼，汤一介却觉得自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无论是插一天秧腰腿之疼痛得难以忍受，还是平整一天水田全身骨头累得几乎要散架，都让汤一介认识到，只有亲身处在这样的环境里，才能真正体会到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辛劳困苦，才能知道田里的农活实在不是那么简单，也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到，中国的农民就是这样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地生存下来的。
在“五七”干校以后的日子里，汤一介的收获在不断增加，由于心中坚定的信念，更由于他不怕苦认真干各种农活，真心地在劳动中来改造自己，给工宣队和军宣队都留下了“认真改造”的好印象。一年后，北京大学在鲤鱼洲招收了一批工农兵学员，哲学系的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领导一致认为汤一介改造得最彻底，表现得最好，最后决定派汤一介为这些工农兵学员去当教员。
于是汤一介开始在鲤鱼洲的“五七”干校为工农兵学员做教师。这些工农兵学员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各大院校从工人、农民、解放军部队基层招收的一批学生。在那个年代，他们曾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在鲤鱼洲“五七”干校和这些工农兵大学生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和学习的日子里，汤一介觉得很庆幸，因为自己受到了教育，学到了他们很多朴素坦白的好品质。所以他后来曾做过这样的回忆：“……并和这些从工、农、兵中来的学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斗私批修。在与工、军宣队的同志们和工农兵学员在鲤鱼洲生活在一起的日子中，我感到他们的朴素、诚恳、吃苦耐劳和坦白的胸襟，这对我是很大的教育。我到现在也还认为，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是值得庆幸的。”
汤一介在鲤鱼洲“五七”干校和工农兵学员在一起的日子没有多久就因为儿子汤双生病而提前结束了。那一年，汤双突然得了扁桃腺炎，病情急，无奈鲤鱼洲的医疗条件有限，汤一介只得请假带着汤双回到北京治疗。而当时北京大学校园内招收的那一批工农兵学员正在开课，于是汤一介就留在了北大校园。
不久，鲤鱼洲干校的北京大学教职员工接到了立即返回北京的通知。于是，鄱阳湖畔的所有北京大学人员立即收拾行囊，告别了他们曾经挥洒汗水的稻田，告别了他们亲手盖建的房屋，就像两年前他们匆匆离开首都北京一样，此刻，他们又匆匆离开了鄱阳湖畔的鲤鱼洲，踏上了北上回京的征程。
（八）为工农兵学员教学
1971年的夏天，汤一介和乐黛云一家3口终于告别鲤鱼洲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大学的汤一介担任了哲学系“教育改革小组”的负责人，开始了工农兵大学生的教学工作。
经过一路的劳顿，乐黛云也终于和鲤鱼洲干校的一队大军回到了北京大学。汤一介和乐黛云又在北大校园重逢了。这一刻，他们的心中仍是止不住地泛起一阵阵波澜，几年前那场猛烈的政治风暴似乎仍然历历在目。只不过眼前的北大校园里已经没有了如织的人流，没有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也没有了戴着大黑牌子的“黑帮”和“牛鬼蛇神”……
此时北京大学的天空虽仍似乌云覆盖，但比起5年前的喧嚣纷乱，已增添了几分宁静。乐黛云还发现，未名湖畔的校园内又增添了一些年轻陌生的面孔。汤一介告诉她，这些年轻人就是北京大学新近招收的一批工农兵大学生。
校园的变化和那些年轻的面孔，让一直在鲤鱼洲和那批工农兵学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的汤一介和乐黛云的心中多了许多安慰，他们觉得这些朴实的工农兵大学生终于可以安稳地坐下来学习了。而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运动形势似乎也开始稳定，虽然整个局面仍然是由工宣队和军宣队主持领导工作，但校园内的各方面工作已开始朝着教育工作的“改革”方向运行了。
此时汤一介的命运也随着教育工作的改革而在改变，回到学校不久，在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领导下，北大哲学系成立了“教育改革小组”，汤一介成为这个改革小组的负责人之一。紧接着，鲤鱼洲和北京同时招收的两批哲学系工农兵学员合并在一起，汤一介则担当了这批哲学系工农兵大学生的主要教学工作。似乎从这个时候起，汤一介自1966年开始的被“批斗、抄家、劳动改造”等悲惨生活终于告一段落。
也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汤一介又开始埋头努力工作。而这个时候的汤一介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让这些工农兵大学生多学一些真正的知识。可是他却没有看到，无论是他的想法，还是他所作的一些努力，都是与当时的政治潮流全然不合的。
哲学系“教育改革小组”在工作开展的最初时期，是由杨克明同志和汤一介共同负责，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不知是这位杨克明同志的“感觉”不太好，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总之是这位杨克明同志对哲学系“教育改革小组”的工作不怎么插手管理了。这样，根本没有看明白政治方向，只知道一心努力工作的汤一介就成了哲学系教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了。
无形之中，汤一介又一次站在了北大哲学系工作的最前端。应该说，正是这个时期汤一介所处的工作地位和他一贯的勤恳工作作风，才使得他为哲学系的师生做了许多工作。但是汤一介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正是他在这个时期的努力工作，他的一言一行，才险些让他遭到又一轮的批判斗争。
当时汤一介确实做了几件“不合潮流”的事，第一件“不合潮流”的事，就是在对待如何使工农兵大学生多学一些文化知识的问题上。谈起工农兵大学生，自然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形势。由于当时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把原有的大学招考制度全部打碎，所以当年才会出现从工农兵当中招收大学生的现象。而且这种招收形式不需要进行文化考试，只是通过基层推荐、选拔出政治可靠的工农兵青年即可以进入大学，这种招收形式的结果必然就会形成工农兵大学生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状况，即在工农兵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着文化基础差、知识水平差的现象。
这种现象在北大哲学系自然也一样存在。汤一介看到，很多哲学系的工农兵大学生确实水平比较差（客观地说，这跟他们原来的文化基础有很大关系），比如老师要求写一篇文章，虽然篇幅并不长要求也不高，但是文章收上来后，却几乎没有一篇让老师满意的。因而汤一介认为，虽然有个别的学员水平还是不错的，但从整体来看，这一拨工农兵大学生的水平确实不高。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叫王宪钧的教授提出来应该让哲学系的工农兵学员学点“逻辑”的时候，汤一介当然是立刻表示支持这位教授的意见。
汤一介这样直言不讳的观点和鲜明的立场，自然有他的良好初衷，也离不开他一贯率真的性格，可是他的这种观点和立场只能是让他再一次束手接受“批判”。但一心要让工农兵大学生多学知识的汤一介却一直在坚持他的良好初衷和直言不讳，在王宪钧教授提出让哲学系的工农兵学员学点“逻辑”得到他的支持后，紧接着他就又给工农兵大学生提出了新的学习文化知识的要求。
当时哲学系的工农兵大学生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汤一介认为，在大学的哲学系学习，如只让这些工农兵学员学习这些是不够的。而自己身为北大哲学系“教育改革小组”的负责人，就应该有义务把这些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于是汤一介向当时领导哲学系的工宣队和军宣队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同时还提出，是否可以考虑让工农兵大学生们学点“哲学的基础知识”。
然而，汤一介的这些发自肺腑的真心之言除了被工宣队和军宣队置之不理之外，就是为自己增添了一份“反面教材”。汤一介对此却没有什么察觉。把这些话说出来之后，他就找到了当时哲学系的余其铨、程为昭等几位同志，组织大家在一起编写了一份《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提纲）》。这些无非又为汤一介的“右倾”言论增加了事实。
对待这两件事情的态度和行动，汤一介无疑已被人攥住了“把柄”，可这个时候他还在关心别的同志。哲学系有一个叫邓艾民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前，曾担任哲学系的副主任，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时，自然遭到了批判斗争。后来哲学系里大部分干部都摘掉了“黑帮”的牌子，邓艾民却一直没有得到“解放”。为了这个问题，邓艾民找到了此时正在担任“教育改革小组”负责人的汤一介，几次和他谈了自己的想法。
对于邓艾民同志的情况，汤一介还比较了解，所以他认为邓艾民同志的问题应该给予解决，于是就向哲学系的领导工宣队和军宣队的同志反映了这个问题。这个看起来并不复杂的问题却又为汤一介带来了麻烦。但从这件事上，也更让人看到了汤一介正直、善良的品德。
从对工农兵大学生说“水平太差”与“只学习《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是不够的”，直至编写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提纲）》，汤一介的一言一行已经足够让他挨一顿狠批。果然没过多久，哲学系就贴出了对这几件事提出批评的大字报，空气中已经开始弥漫着斗争的火药味儿，眼看着一场熊熊大火又要烧到自己的身上，历经几番运动冲击的汤一介不由心中又生忧虑。
五、夫妻患难相随
虽然在“文革”运动中汤一介受到了冲击，但妻子乐黛云始终与他相依相携、紧紧相随。这是他们在风暴来临时夫妻患难相随的真情。
“文化大革命”的非常岁月虽然让汤一介历经磨难，但也见证了他和乐黛云在患难时的夫妻真情。
当汤一介白天挂上一个黑牌子在北大校园里接受了整整一天劳动监督改造后，到了晚上汤一介仍然要和“黑帮分子”们一起被关在北大哲学楼的二楼里接受红卫兵小将们的审问或者是接着写检查。按照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的说法，这就叫做“触及灵魂的革命”。而这种“触及灵魂”的时间是很漫长的，通常总是要到夜里十一二点钟，“黑帮分子”的灵魂几乎被触及“全身通透”时，才会拖着疲惫的身影走出哲学系大楼。
每到这个时候，走出大楼的汤一介就会看见，乐黛云正坐在哲学楼外面的石坎上，只要看见汤一介的身影，她就立即站起身迎着走过去，然后和汤一介一同走回家。这让汤一介很感动，而他那刚刚被鞭挞的内心深处也立刻会涌起一股温暖。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多夫妻或迫于压力，或者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有划清界限的，也有揭发批判甚至离婚的。此时的乐黛云因为曾经的“摘帽右派”身份也一直在接受红卫兵“造反派”的监督劳动改造，但她却无所畏惧并抱定了和汤一介站在一起共渡难关的决心，这无疑亦是北大才女的高尚情操，更给了汤一介极大的鼓舞和力量，让每天晚上在哲学系大楼里接受“触及灵魂”革命的汤一介想起楼外面石坎上默默支持他、静静等待他的妻子时，就会对“活下去”增添了不少信心。
而这个时候，外面石坎上的乐黛云始终都是在寒风中静静等候。从吃完晚饭把汤一介送到哲学系大楼前亲眼看着他走进去，一直到汤一介被“放”出来，乐黛云就这样静默无言地在外面守候。因为那个时候经常就会发生有的被批斗的人突然不知道去哪里了的情况。乐黛云很害怕汤一介会被突然带走，带到她不知道的地方，让她更为汤一介的生命安全担心。
所以她要一直守在哲学系大楼的外面，如果汤一介被押走，她就会知道去了哪里。自从“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以来，乐黛云已经被迫见到了太多的批斗大会和鞭打老教授的情景，特别是有一天下午，她去北大校园外和劳改队一块抬土，收工后回来刚刚走进北大东门不远的地方，就听见了一阵喊口号和锣鼓声，抬头看去，是一帮红卫兵小将正押着两个挂着大黑牌子的人，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喊着口号迎面走来。
乐黛云不由睁大了眼睛，仔细一看竟是北大著名的教授季羡林先生和周一良先生。红卫兵不单给两位老先生挂上了大黑牌子，还找来了两口食堂炒菜的中号黑铁锅扣在他们的后背上，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细绳已经勒出了血痕。两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就这样在锣鼓和口号声中，在红卫兵小将的推推搡搡中，在残留的一抹夕阳的余晖中越走越远……
这一幕，始终留在乐黛云的脑海中，她不知道这样的厄运什么时候就会降临到汤一介的头上，不知道红卫兵小将会把他带到什么地方。所以那几个月，乐黛云每一天的晚上都是这样度过的。一个人坐在楼外面的石坎上，没有眼泪，没有悲哀。陪伴她的，只有漆黑一片的校园和瑟瑟阴冷的秋风。
这一段难忘的日子，都深深留在了汤一介和乐黛云的记忆中。后来乐黛云曾经深情回忆了那一段岁月：
“当时几乎每天晚上都审他，我又不能进去，可是我觉得害怕。因为那时候突然有的人就会不见了，就给带到什么地方，关进牛棚里头，或者带到什么地方关起来。那时候真是很恐怖的，我说要带走他，至少也得让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我好去给他送衣服，送一点东西什么的。所以每次审他我都跟着去，在楼外面等着。他当时在哲学楼的二楼交代问题，每天晚上都到11点多，我就坐在哲学楼那个坎上等着，每天都是这样。那时候人好像都是很麻木的，我一滴眼泪都没掉过。”
后来汤一介曾这样回忆：“……而在后来的日子里，她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无论是什么情况，她都没有从我身边走开。那种情感，对于我而言，一言以蔽之，是一种很深切的爱护。”乐黛云回忆说：“在‘文革’那么一个非常的时期，我们俩依然抱定了在一起的决心，不像很多夫妻，都离婚了，这一点，于我于他，都是很宝贵的，都是很值得珍惜的一种真挚的感情。”
注释
[1]季羡林：《我这一生》，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6月，第270页。
[2]季羡林：《我这一生》，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6月，第271—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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