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接受马克思主义
战争年代的创伤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好形势，都让青年汤一介更加坚定了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信心。他决心像伏契克那样，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理想事业，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
在汤一介研究哲学的道路上，应该说自1949年后，在他做出了留在新中国北京的重大选择时，他就已经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对于汤一介来说，走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也绝不是偶然的。纵观青年汤一介的成长道路，无论是少年时期他对革命圣地延安的追求向往与他博览群书的勤奋阅读，还是青年时期他在阅读中积极探索人生时产生的“爱国家、爱人民”、“忧国忧民”，一心报效祖国的浓厚的儒家思想，这些都可以说是他的思想基础。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此思想基础之上，对他影响最大的则是他在少年时期走过的战争年代以及青年时期所经历的国家与社会的巨大变化。
汤一介从小家境富裕、衣食无忧，所以对少年汤一介思想冲击最大的就是当时中国人民经历的抗日战争。少年汤一介虽没有亲临抗击日本鬼子战场的枪林弹雨，但是他却经历了与父亲离别、与家人辗转流离的战争动乱，他亲自感受到太阳膏药旗下持枪日本兵盘查的亡国奴的耻辱，也亲眼看到了他的两个南开中学同学傅全荣和于豪达积极抗日参加远征军，却落得流落昆明街头无处栖身的悲惨境遇。而汤一介的大哥和大妹的死亡更是激起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愤慨。
汤一介的大哥汤一雄在抗战爆发后跟随他的父亲汤用彤教授一起撤离北京来到云南，没有想到，他的大哥汤一雄因为得了盲肠炎在做手术时，不幸因麻药中毒而离开了人世，几年后他的大妹也在昆明因为患肾炎被疾病夺走了生命。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他们一家就不会离开北京遭受战争的动乱，也就不会有一个朝气蓬勃积极爱国的大学生和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的生命被吞噬。每每想到这里，汤一介就对万恶的战争，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了一腔怒火。
而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青年汤一介更是亲眼看到了国内动荡的时局，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老百姓遭受战争的苦难，让他感到了国家前途的无望。解放战争的胜利，使他作出了人生的重大选择。特别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汤一介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再也不会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欺侮和压迫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再也不会受到外国人的侮辱了。中国的土地上再也没有什么西洋人和东洋鬼子作威作福，再也不会有让中国人民倍感耻辱的“沈崇事件”。
这种社会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是影响青年汤一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更何况从古到今，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历来都具有一种特殊的“爱国主义”情结，因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下，也必然会吸引当时和汤一介一样的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自愿地或半自愿地接受马克思主义。
另外一个直接影响青年汤一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应该说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一些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良好形象。新中国成立后，汤一介亲眼看到那些和人民解放军一同进城的共产党干部，他们着装朴素，待人亲切和蔼，特别难得的是这些共产党的干部对待工作勤勤恳恳，从不高高在上，更不搞什么特殊化。这让汤一介想起了抗日战争胜利后，那些被老百姓鄙夷、唾骂的国民党官员到北京接收时，他们那一个个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嘴脸，他们只知道抢房子、抢汽车、抢金条等的腐败和丑恶，与这些新政权的共产党干部的自律廉洁相比，从感觉上真是有天壤之别。
而汤一介在调到市委党校担任教员时接触的一些“一心为公”“朴素廉洁”的共产党老革命干部，更是“直观”地影响着汤一介。比如他所在的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的那位校长，虽然他已经是加入了共产党20多年的老革命，但是在汤一介的眼里，这位革命资历深厚的校长却从不摆架子，更不搞特殊化。他虽身为市委党校校长，但住的房子和普通教员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吃饭也是和大家在同一个食堂。校长虽然吃的是中灶，汤一介和一般教员吃的是大灶，可是汤一介看到，校长的中灶与教员们的大灶差别也是很小的。至于说在穿戴上，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上至校长，下到每一个教员，大家穿的衣服没有什么区别，几乎就是清一色的中式制服。就是抽的烟，这位校长也照样没有特殊之处，每次校长拿出口袋里的香烟准备点着时，汤一介看到，校长的香烟和普通老师抽的香烟真的没有什么不一样。
另外那时的工资待遇也有它历史的特殊性，建国初期，每一位国家干部都没有工资，实行的是供给制，所以不论职位，每人每月生活费都相差不多。汤一介亲眼看到，这位老资历的党校校长每个月的津贴真比别人多得很少。当时的生活虽然很清苦，可是上上下下所有人都不以此为苦。这种种被汤一介看在眼里的共产党的干部的朴实良好的形象，无疑使青年汤一介更加坚定了接受马克思主义，走革命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决心。
而对于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汤一介来说，他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似乎还有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受当年外来苏联文化的“侵入”的影响至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分子，当时年轻的中国在各方面都毫无保留地向这个阵营的“老大哥”苏联积极学习。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那个时期大量的苏联早期电影和文学作品在中国的广泛流传。这对于中国人民，特别是对于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来说，更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当年在中国上映的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和“蜻蜓姑娘”，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几乎就是“家喻户晓”。无论是影片中的那位扎根乡村的女教师所表现出的对自己工作的热爱和为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还是“蜻蜓姑娘”中的那位姑娘对美好生活的乐观精神和性格的开朗等，都深深影响着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使他们热爱生活、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期待和向往。
一向喜爱阅读的青年汤一介在这个时期更是读了不少苏联小说，比如奥斯特洛夫斯基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等，这些文学作品主要表现的是在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广大青年为了保卫祖国，甚至流血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而作品中对苏联当代青年热爱祖国、忠诚共产主义理想的歌颂，更是为中国的一大批青年人所深深感动。
还有那本曾经为汤一介和乐黛云传递爱情信息，对汤一介产生极大触动的由著名的捷克共产党员伏契克在被希特勒匪徒逮捕入狱后写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也是在这个时期被汤一介捧在手里阅读的。
这些来自当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作品无疑深深涤荡了那些追求进步、一心报效祖国的新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的灵魂，青年汤一介也体会到，读过了伏契克和这些苏联作家的文学作品之后，好像自己的思想突然开朗了，因为觉得自己过去只是在一个人自我封闭的小天地中，走不出来。而伏契克和这些共产党人才是真正在为他人，为理想、为了一种崇高的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些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时刻都在激励着自己。正是在他们这种精神的感染之下，青年汤一介才毫不犹豫地投身到一种“新的事业”中并为之积极奋斗。
在1949年北平解放后不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汤一介很快先后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他不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且还当了北大青年团干部，做了许多学校的社会工作。
此时的青年汤一介追求的是，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要像伏契克那样，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理想事业。
二、真实的生活
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汤一介开始努力学习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作为北京市委党校的一名教员，汤一介更加认真讲解、刻苦钻研马克思列宁著作和《毛泽东选集》。
对于哲学家汤一介来说，这一阶段的学习和生活可以说是他哲学研究道路上的一段独立而又特殊的历史，其原因自然离不开那一时期的历史背景。因而，哲学家汤一介也称自己这个时期的经历为“真实的生活”。
自1949年后，在哲学系学习的汤一介就和当时许多青年学生一样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了。当时的北京大学已经开设了政治课，学生们主要学习的是《社会发展史》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于已经有了坚定信仰的青年汤一介来说，学习这些著作自然是一种全新的感受，他对书中的论点都很佩服，觉得每一条说得都有道理。另外，作为北大哲学系的学生，汤一介还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了日丹诺夫的《在西方哲学史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史达林的《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这些当年在哲学系开设的课程，汤一介“无一例外”地全都认真学习，他在心目中坚定地认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应该认真学习。
由于受来自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在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北大哲学系有一些同学就认为哲学系原来开设的一些西方的哲学理论课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因此，有一些同学提出，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了，那些资产阶级的课程就不应该再开设了。但是青年汤一介却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只有学习这些哲学理论，才能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后来没过多久，北京大学组织了一次北大全体青年讨论会，那次会议是由当时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委员会宣传部长许世华同志亲自主持的，记得会上就有些同学提出，现在北大还有一些教授在讲资产阶级的东西，对于那些资产阶级的课程就不应再开设了。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影响下，这些同学提出的问题可以说是很入“潮流”的，但此时汤一介却在会上发言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斗争中成长的。我们听那些教授讲一点资产阶级的东西没有什么可怕，反而会在斗争中成长。”汤一介的大胆发言得到了北京大学那位宣传部长的肯定。这不由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一个勇于学习、勤于探索而又襟怀坦诚的青年汤一介。
当时北京大学的形势是，在1949年后，北京大学的教授们都还可以开课，例如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教授还开设了“英国经验主义”和“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贺麟先生开设了“黑格尔哲学”等。在北京大学其他系也有一些老教授开设相关专业课的类似情况。而这时的哲学系学生汤一介不单单选修了哲学系开设的被一些同学称为“资产阶级”的课程，还选修了西语系、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很多课程。为了学好胡世华教授的“数理逻辑”和“演绎方法论”，汤一介甚至选修了数学系的“微积分”和“数论”，虽然这两门课最后没有念完，但不得不说那是青年汤一介以他非凡的学习天赋为自己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财富。
所以在很多年以后，提起那个时期在北大的学习，汤一介就会想起他当年在北京大学青年讨论会上的发言，想起他曾经选修了那么多被有些同学称为“资产阶级”的课程。想起这些，汤一介觉得自己很幸运，比起其他的一些大学生，他选修的那些课程无疑是一笔财富，他的丰富的知识面几乎无人可及。因而汤一介也非常感谢那些给了他丰富知识的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
汤一介在北大哲学系读完大学四年级第一学期时，也就是在1951年的1月，北京大学党总支委员会将汤一介调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去学习，两个月后，汤一介被留在了党校当教员。从那以后一直到1956年，青年汤一介一直在北京市委党校工作。
作为北京市委党校的一名教师，那个时期的青年汤一介仍然是刻苦学习、努力钻研，因而他在市委党校的工作十分出色，不仅讲课清楚，而且很受党校学员的欢迎。这自然离不开他在北大哲学系学到的扎实的哲学功底。此外因为工作的关系，汤一介又开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汤一介更是下功夫刻苦钻研。对于这些，汤一介认为：“既然自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应该认真阅读和下功夫钻研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对于这一时期走过的哲学道路，哲学家汤一介后来是这样回忆的：“……我在市委党校做教员时，先是给在学校学习的学生讲‘中共党史’，用的是胡乔木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为课本。后来我主要教《联共（布）党史》中的第九章至第十二章，即所谓‘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我当时讲课很受欢迎，因为我讲课条理很清晰，这可能也与我原来的哲学基本训练有关。《联共（布）党史》第九章讲的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第十章讲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第十一章讲的是‘农业合作化’；第十二章讲的是‘社会主义在苏联全面胜利和苏联宪法’。我除了为党校学生讲课之外，还给北京市的一些干部讲课。
我既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当时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我都认真读。不过我读书也还是有选择的，一般教科书和小册子之类我读的很少，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则很花工夫。在1951年到1956年期间，我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斯大林全集》一至十三卷（当时只出了十三卷）；《列宁选集》两卷集；《列宁主义问题》和出版的几卷《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当然《联共（布）党史》可以说是读的遍数最多的。我读书有个习惯，就是把我认为重要的地方加上红线或者加上批语，现在如果把那些找出来，还可以看到我当时用功之勤。
1955年开始让我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讲‘认识论’那一部分，因此我对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又花了不少工夫钻研。”
三、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经历了一段调动“小插曲”的汤一介终于回到了北京大学，并在不久后发表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撰写的第一篇论文。
汤一介在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的时间应该是在1957年，那是在北大哲学系举办的“中共哲学史讨论会”上，虽然汤一介对这篇文章并不满意，但这毕竟是1949年以后青年汤一介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这时的汤一介已经从市委党校调回了北京大学，而提起汤一介从市委党校回到北京大学的这一段经历，应该还有一段“小插曲”。
那时的汤一介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认真学习和努力钻研不仅使他在党校的工作中表现优秀，也使他在哲学教研的队伍里更加出类拔萃，因而在1956年的夏天，青年汤一介的才华又一次被上级领导相中，这一次，有关方面领导决定将汤一介调往当时的高级党校，也就是今天的“中共党校”。不过此时的青年汤一介似乎还不单单是一个即将调往高级党校的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员，因为这时候已经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负责人的胡世华教授也在积极要求把汤一介调过去，以便让他的学生从哲学方面研究他的数理逻辑问题。
而这个时候的汤一介只想回到北京大学，主要原因还是为了他的父亲汤用彤教授。因为在两年前，也就是1954年的秋天，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次“批判胡适”的会上，一向为人处世一团和气的“汤菩萨”汤用彤教授可能受到了一些刺激，回家后不久即患脑溢血病倒。此后汤用彤教授在昏迷了将近一个月后才恢复知觉，之后就一直在病中。一直到了1956年夏天，汤用彤教授的身体有所好转后，终于可以开始做些研究工作了，这时的汤教授最希望的是他的儿子汤一介能够回到北京大学，以帮助他整理文稿。
这样，汤一介既没有去高级党校，也没有去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而是遵照父亲的心愿，来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共哲学史教研室工作，此时已是1956年的10月。当时的北大哲学系中共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是著名的冯友兰教授。汤一介来到后，教研室给他的任务就是帮助他的父亲汤用彤教授整理和编辑他的文稿。
从1956年冬到1957年初，汤一介的主要工作是对父亲的文稿核对引文，帮助父亲把《魏晋玄学论稿》编好，在汤一介的整理和编辑下，这本书终于在1957年6月出版。虽然此项工作需耗费不少精力，但对于一向勤奋钻研的汤一介来说，他仍为这一时期自己只帮助父亲编辑完成《魏晋玄学论稿》而感觉自己做得太少。
就在这段期间，北京大学哲学系准备召开“中共哲学史讨论会”，应该说这个讨论会是比较隆重的，因为这是自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召开的第一次关于“中国哲学”的讨论会，汤一介也为这次“中共哲学史讨论会”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
在这次哲学讨论会上，北大哲学系中共哲学史教研室主任冯友兰教授提出的“对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法”受到了关锋、孙定国、胡绳等人的批判。青年汤一介也为这次哲学讨论会写了篇文章，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对主张旧道德也可以继承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这次“中共哲学史讨论会”结束后，会议的所有论文被编成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论文集》，汤一介的那篇文章也被收入。汤一介对这篇文章虽然不满意，但这是建国后他在新中国第一个中国哲学讨论会上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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