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入北大先修班
在北大先修班，19岁的青年汤一介更加积极探讨人的“生”和“死”，人生的“爱”，并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开始继续创作探讨人生的文章。与此同时，在汤一介和南开中学同学的努力下，曾经在重庆南开中学被迫停刊的《文拓》又在北大第四院“闪光”了……
1946年夏，历经抗日战争8年磨难的西南联大终于告别了云南昆明，踏上了北上复校的征程。汤一介也随着父母全家人离开了昆明，这样，汤一介在云南近7年的中学时光也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而结束了。
能够回到北平，无疑也是汤用彤教授盼望已久的最大心愿，更何况此时的汤教授已经应允了傅斯年先生力邀他返回北平协助北京大学复校工作的邀请，而为了北京大学早日复校，汤教授更是毅然放下他手中多年来一直想完成的《隋唐佛教史》。此时的汤用彤教授虽没有他的儿子汤一介那样的“澎湃激情”，但他的心情仍然可以说是难免一阵阵抑制不住的激动。
汤教授很快和夫人打好行囊，做好了全家返回北平的一切准备。只不过鉴于当时战后的各种因素，汤教授只能带着家人先由昆明乘飞机到重庆，到了重庆后再乘飞机到北京。当汤教授一家人到达重庆后，看到的是机场上一批批的各类人都在等待着飞赴北平，这让教授心中微微有些不安，果然他们没有买到去北平的机票。汤教授无奈只得先为机票而奔走。四处奔波之后，汤教授才得知，很多人早已经在重庆等待了数个月，却是仍然没有得到飞往北平的机票。看来汤教授一家也只有在重庆等待了。
一心想着飞回北平为北京大学的复校工作尽力的汤教授虽然回京心切，却也是一筹莫展，无奈只得偕一家人在重庆暂且“安营扎寨”，以等待遥遥无期的飞机票。
想不到这一个等待，竟让汤教授和他的家人足足在重庆待了将近两个月。虽然等待的日子很不好过，汤教授却没有忘记抓紧这个时间为他的儿子安排了一个大学的入学考试，只不过这一次的考试结果没有那么遂人愿：汤一介没有被录取。这让他的儿子又受到了一次打击，汤教授并没有说什么，他对自己的儿子永远只有鼓励。在汤一介成长的道路上，教授似乎永远知道，他的儿子以后走的道路还会更长。
等待的日子挨过两个月后，汤教授终于带上他的家人坐上飞机回到了北平。回到北平后的汤教授这一次很理智地把他的儿子送到了育英中学插班读高三，教授觉得这样插班学习高三的课程对于他的儿子以后升入大学是最为稳妥的，于是汤一介先来到了育英中学学习。
巧的是没有多久，北京大学又为没有考取北大的一些学生设立了一所先修班，这一次汤一介终于成为北大先修班的正式学生了。先修班学习的时间虽然只有1年，但汤一介的思想却日渐成熟，除了学习之外，主要归因于汤一介课外阅读的内容开始增加了很多哲学的书籍，特别是西方哲学和文学的著作，这些西方哲学的思想和观点无疑深深吸引了汤一介，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汤一介更加积极探讨人的“生”和“死”，人生的“爱”，并开始创作探讨人生的文章。这一系列的变化，无疑使青年汤一介在哲学研究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大步。
这个时候，汤一介已经19岁，比起在西南联大附中和重庆南开中学读书的那个中学生，此时的汤一介俨然已是一个成熟稳重、风华正茂的青年。在他先修班同学的眼中，汤一介更是一个性格内向，爱学习努力向上，即将升入大学的年轻学生。汤一介的确变了，几年前那个曾调皮逃课、“放火烧山”并离家出走西去延安的中学生早已不见了踪影。此时的汤一介不仅在先修班努力学习，而且在学习完先修班的课程后，还把自己一向喜爱的阅读增加了很多，阅读范围也更加广泛。
较为难得的是，在先修班的这一年，汤一介除接着阅读了一大批外国文学名著外，他的目光又开始盯向文学理论、美学、哲学方面的书籍。最初汤一介从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开始读起，读后他感觉很有收获，于是汤一介又一口气读完了朱光潜先生编著的《谈美》和《谈文学》。此后的汤一介又怀着极大的求知欲望找到了朱光潜先生翻译的克罗齐的《美学原理》。这一本来自西方的美学丛书马上就引起了汤一介的学习兴趣，从此他的知识面又丰富了许多。接着汤一介又开始阅读《圣经》中四福音书的那一部分，受《圣经》的影响，汤一介又继续读了奥古斯汀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
不难看出，先修班的一年，青年汤一介的收获是大的。可以说在这一年中，汤一介在学习之外不仅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和哲学著作，而且把他更广泛的读书兴趣从中国的哲学和文学转到了西方的哲学和文学。而这些西方哲学中有关人道主义的观点也在逐渐影响着汤一介对人生探讨的研究。
在这些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下，继完成《论善》后，汤一介又写出了《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等文章。这些作品虽是青年时期的汤一介探讨人生意义的早期哲学研究的文章，但文章的主题却是年轻的汤一介在哲学研究上的一个更加深邃的探讨。可以说对当时的年轻人是很有冲击力的，只可惜汤一介这些早年的习作全丢失了。只有一个人，就是邓广铭教授的女儿邓可蕴，她是后来在几十年中一直把汤一介视为兄长和老师的好朋友。当年在汤一介居住的东厂胡同大院中，邓可蕴还是一个比他小好几岁的初中学生，可是邓可蕴不仅认真读过汤一介的这些作品，而且把作品中大段大段的内容抄写在她的日记本上。几十年后，汤一介曾问起邓可蕴是否还保存有她当时的日记，可是由于经历的年代太久和社会变故等原因，邓可蕴当年的日记本早就丢失了。
这个时期的汤一介也写过一些散文，比起他丢失的早期哲学论文，汤一介的散文作品似乎运气要好多了。当年汤一介创作的散文中有两篇分别题为《流浪者》和《月亮的颂歌》的文章曾刊登在当时的《平明日报》上。其中那篇题为《流浪者》的散文，汤一介手头没有保存。而另一篇题为《月亮的颂歌》的散文则很幸运地被保存了下来。说起这篇文章能够得以保存下来的原因，却是绝非偶然。因为那时，刚刚步入青年的汤一介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而这篇散文就是汤一介为他当时爱着的女孩所写的。散文有三段，第一段写的是“有月亮的日子”，第二段写的是“没有月亮的日子”，第三段的小标题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日子的日子”。如果我们看一看这篇散文第三段的内容，或许能够了解一些汤一介当时的思想感情。散文的第三段内容是这样的：
“春天骤雨的声音，
在闪烁的青草上，
惊醒了花朵，
它们永远是
快乐、清新、鲜美，
而你的声音是远过于这些。”
我唱了雪莱的这首小诗，好像走在提琴的弦上，弦振动，摇撼了我的心灵。
大海里的水忘情地奔腾，不知道为的是什么？但看见了灯塔的弧光，也就探得了人生的意义。诗人说人生如梦幻，这简直是嘎嘎乌鸦的叫声，与自然多么不和谐。可我却想说，人生是灯光一闪，这毕竟能留下一点痕迹，在那些“不知道是什么日子的日子”，我许下这个愿：
“去看那看不见的事物，去听那听不到的声音，把灵魂呈献给不存在的东西吧！”
这也许是为着留下一点痕迹罢了！
现在我真想把“不知道是什么日子的日子”改为“不知道有没有月亮的日子”，把“这也许只是为留下一点痕迹罢了”改为“这也许是为着留下无痕迹的痕迹罢了”。
在北大先修班学习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汤一介却又一次“爆发”了一个“闪光”点，那就是曾经在重庆南开中学遭到“被迫停刊”命运的《文拓》，终于又在北大校园复刊。这是汤一介在北大先修班的又一个最大的收获，而为了让《文拓》“重出江湖”，汤一介更是作了极大的努力。
北大先修班是设在当时国会街的北京大学的第四院，就是原来国会的议院。来到北大第四院不久，心中一直不忘《文拓》的汤一介即萌生了复办南开《文拓》的意愿。于是他找到和他一起考入先修班的黎先智，还有几个原来重庆南开中学的同学，向大家吐露了复办《文拓》的心声，汤一介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几个南开同学的支持并很快就得到了实现。在他们几个的齐心努力下，一度“沉入湖底”的《文拓》终于从几千里之外的重庆“移师”北平，在北大复刊了。从南开校园到北京大学的第四院，《文拓》终于又开始“闪光”了。从这以后到1947年汤一介升入北京大学，《文拓》始终在活跃，一直到学生运动兴起，《文拓》才自动停刊。
为仍不失《文拓》历来之犀利文风，汤一介和他的《文拓》创作者们又重为《文拓》创办副刊《仙人掌》，仍取仙人掌有刺之意。同时仍然刊登不少他们为《文拓》撰写的散文，汤一介还专门为《文拓》写出了《美学研究之种种》，由于此篇文章较长，《文拓》是以连载方式登出的。
比起在重庆南开中学时，北大四院的《文拓》更加充满了青春活力，除了壁报，他们还常常举办各种各样的富于时代气息的活动。比如请来教堂的神父为他们辅导英语会话，一些年轻人喜欢西洋音乐，他们就举办唱片音乐欣赏晚会，放一些西方古典音乐。他们在北大四院礼堂举办的一场音乐会更是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那个时期，在北平城的外国神父还很多，因而那一次的音乐会，他们几乎把在北平的意大利、法国、瑞士、奥地利、瑞典、比利时等国家的所有神父都请来为大家用各种语言唱基督教的“圣歌”。形式新颖的音乐会吸引了400多人参加，光是神学院的学生就来了上百人，可说是规模巨大，轰动一时。几十年后，当年这场音乐会的发起人之一，如今已是82岁高龄的宁可教授竟在一个没有想到的场合下看到了当年那场音乐会的音乐单，这让宁可教授异常激动，他准备复印这份音乐单，以给当年那场音乐会的亲历者们一个美好的回忆。
此外，北大四院的《文拓》还为同学们举办诗歌朗诵会，汤一介为大家朗诵的是高兰的《哭亡女苏菲》，不得不说，汤一介的朗诵是非常成功的，不仅深深打动了台下的听众，朗诵会后，很多同学还都找到汤一介向他要这首诗。
1947年新年，《文拓》送给女生宿舍一副对联，上联是“弱者呀你的名字叫女人”，下联是“永恒的女性引我们上升”。一时为北大校园增添了很多生气。这个时期的汤一介因阅读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受这些文学作品的影响，他也很爱看外国的“文艺片”电影，例如《魂断蓝桥》、《鸳梦重温》、《战地钟声》、《金石盟》等。而其中汤一介特别喜欢的两部影片是《马克·吐温传》和《明天交响乐》。
北大四院的《文拓》还有一个很有影响的活动就是请来名人学者和教授为大家作报告。这其中包括：西语系的冯至教授为同学们讲“歌德”，徐炳昶教授讲“中国古代社会”，废名教授讲“阿赖耶识”，许德珩教授讲“社会学”及“空想社会主义”等。
事物的发展总是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虽然这个时期《文拓》的活动丰富多彩，虽然汤一介和《文拓》的创办者们把一腔之热血献给了他们的《文拓》，但北大第四院的《文拓》仍是“命运多舛”。究其原因，不得不说是来自社会的“国情”与北大校园内的“校况”。
汤一介进入北京大学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日益尖锐的时期，这种政治斗争激烈的形势必然会冲击到北大校园。因而北大校园的莘莘学子也就分成站在国民党立场和站在共产党立场的不同两派。
这时的汤一介似乎还没有明显的立场，这也使复刊后的《文拓》在北大校园受到了两面夹击。《文拓》壁报一经刊出，国民党方面的学生会立刻动手撕毁，他们认为《文拓》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和他们作对。而共产党方面的学生则认为汤一介他们是立场不坚定的“第三条道路”的自由派而看不上他们，有时则会发出文章对他们进行攻击。对于共产党学生的攻击，一向自命清高的《文拓》缔造者们自然是不甘示弱，黎先智当即给他们写信进行反驳，张岂之则是愤然提笔写文章直面攻击，一时间被称为自由派的《文拓》和“左派”的学生们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起来。忽然有一天，他们之间的激烈对阵停止了，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之是“左派”学生不再攻击了，自由派的《文拓》也不再反击了。一直到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早已是首都师范大学宁可教授的黎先智才从有关材料中得知，当年是由于北平地下党的努力，才使得学生们得以停止对抗。事实是，当时北大四院地下党的支部书记亲自出面劝阻学生以团结为重，共同对敌，终使两派学生对峙风波得以制止。
后来北京大学的学生运动日渐高涨，汤一介和《文拓》的所有人全都参加了学生运动，《文拓》的命运再一次受到冲击，与上一次《文拓》在南开校园“被迫停刊”的命运不同的是，这一次《文拓》在北大第四院自动停刊了。
《文拓》从创刊到停刊，从南开中学校园到北京大学，汤一介也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个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文拓》曾在南开中学校园和北大第四院“闪光”，也是汤一介成长道路上的一曲“悲壮”之歌，而《文拓》曾经走过的岁月也深深留在了汤一介的记忆中。
二、从对政治不感兴趣到参加反美游行
在依然动乱的战争年代，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时时都在影响着青年汤一介，突发的“沈崇事件”更是激发了汤一介的爱国热情，汤一介终于从一直对政治不感兴趣到积极参加了反美游行……
在哲学研究道路上新的探讨和突破，还有《文拓》在北大的又一次“闪光”，都可说是汤一介在北大先修班引以为豪的一段历程。而对于青年汤一介来说，北大先修班的“历史”还远远没有结束，那就是汤一介在这个时期对政治时事态度开始发生转变。
在这之前，汤一介虽已逐渐成熟，自觉心中对国家和人民负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但这时的汤一介却一直对政治不感兴趣，归其原因，还是来自当时的国内形势和他的父亲汤用彤教授的影响。
汤一介当时面临的仍然是一个动乱的社会，中国人民历经8年血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却没有得到和平与安定。在国内爆发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国内战争后，人民又一次陷入战争的水深火热中。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到底在何方？让满腔“为了爱人类、爱国家、爱民族而活，并愿为之而奋斗”热血激情的青年汤一介对国家和社会时局非常失望。同时父亲汤用彤教授也在影响着汤一介。汤教授的一贯作为就是既不参加国民党，也不做其他党派的民主人士，而是坚持他的“作为教授就应该教书，把学生教好，这才是天职”的中立和与世事无关的旁观者态度。汤一介觉得，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家庭的影响，是他对国家前途失望和对政治不关心的主要原因，因而在此前的西南联大爆发的“一二·一”学生运动中，汤一介没有参加任何活动。看到很多同学和老师都去游行了，汤一介只是站在一旁观看，始终没有走进游行的队伍。
但是在北大先修班则不同了，因为这个时期在北平城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沈崇”事件。那是在1946年12月的一天，北京大学的一位女学生沈崇从平安电影院出来，当她走到东单广场时，遭到了美国士兵的强奸。这个屈辱的事件立刻震动了全国。而汤一介更是在思想上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因为受害人沈崇就和汤一介在一个校园里学习。
沈崇和汤一介一样都是北大先修班的学生，他们虽然不是同一个班，但是经常在一起上课。所以“沈崇”事件自然深深影响了汤一介。后来汤一介在回忆“沈崇”事件时曾说过：“这件事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因为过去受屈辱的感受是间接的，这次的感受却非常直接。”“沈崇”事件很快引起了大规模反美活动的爆发，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声讨美国士兵的暴行，要求严惩肇事美国士兵。这一次，受到震动的汤一介也终于走出了北大校园，和北京大学的学生一起加入了反美游行的队伍。
游行队伍中的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情绪最为高涨，他们对美军士兵的暴行愤怒，更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软弱无能气愤。积极参加了反美游行后，汤一介和北大的同学们又来到东单广场开始了静坐示威。在一片“美国人滚出中国”、“打倒美国佬”和“严惩凶手”的口号中，汤一介看到一个同学正在教大家唱歌，是这个同学用美国国歌改编成的一首歌，歌名就叫《滚出去洋禽兽》。一片口号和歌声中，让置身在其中的汤一介更加激情奋发。这一次的反美游行和示威活动，也让汤一介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从此以后，青年汤一介开始关心政治，并积极参加了一系列的罢课游行的学生运动。只不过，这个时候的汤一介虽然投身到了政治活动中，但是他仍然没有参加任何党派。
事实上，在当时的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下，很多有理想、有觉悟的爱国青年和大学生都有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在汤一介北京大学的同学中，就已经有一些学生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还有一些同学参加了其他进步组织。而这时已经开始关心政治并参加了政治活动的汤一介却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时的汤一介已经不再是对政治不关心的旁观者，他已把自己置身到政治之中，因而汤一介称这时的自己是共产党和进步组织的“同路人”，就是反对国民党的“同路人”。有意思的是，自认为是共产党同路人的汤一介和他的《文拓》伙伴们在遭到国民党学生攻击的同时，也受到了共产党学生的攻击，因为在共产党学生的眼里，他们就是中间派。
在国内革命形势日渐高涨的影响下，汤一介终于在1947年的冬天参加了进步组织。那一年，在和吴增棋一起被选入北大学生自治会后不久，汤一介在年底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社团组织——“腊月社”。“腊月社”是一个专门以读书会形式组织学生读书的进步组织，因此在当时也是共产党的外围社团组织。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时，“腊月社”就有一些活动，后来抗战胜利，西南联大三校北归复校，“腊月社”曾一度停止了活动。这一次，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助教黄森等人的发起下，“腊月社”终于又恢复了活动，汤一介和他的好朋友黎先智都参加了活动。在黄森等人的组织下，这些一心向往革命的大学生每星期聚会一次，他们在一起阅读《反杜林论》等进步书籍。后来“腊月社”曾把聚会地点搬到了汤一介在东厂胡同大院的家里，他们经常在汤一介居住的小屋内读书、开会。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腊月社”的读书和开会也越来越频繁，想不到这些年轻人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当时国民党正处于节节败退之势，对共产党和进步组织更是加紧控制，因而此时“腊月社”的青年人处境很危险。所幸的是，他们及时得到了消息，最后终于转危为安。而让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当时为“腊月社”透露出信息的“第一人”就是当年的北大校长胡适先生。这件事，汤一介自然是记忆深刻，因而他曾这样回忆：
“我父亲没有和我谈起过胡适，我也没有和胡适谈过话，甚至我作为北大文科的学生也没上过胡先生的课，只是在沙滩北楼大教室听过他一次关于‘历史研究法’的讲演，此讲演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由于1947年后，我们家和胡适住隔壁，偶尔胡适也到我们家来，只记得他穿一黑色长袍，西裤，很稳重地走来，见他来，我就回避到我住的那间小房去。但有一次胡适先生则帮了一个忙。我当时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社团组织‘腊月社’，在1948年秋‘腊月社’曾把图书室设在我住的小房间内，并常在那里开会。因而为国民党特务所注意，此事胡先生知道后，就让他的秘书邓广铭先生通知我父亲。父亲把这事告诉了我，于是我和北大历史系学生刘克钧偷偷把有可能引起麻烦的书籍装在两个麻袋里由翠花胡同（东厂胡同大院有一小门可通往翠花胡同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运到红楼去了。”
从不关心政治到置身其中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汤一介在政治思想方面逐渐走向成熟，也可以说这是汤一介在北大先修班和升入北大后的又一个收获吧。
三、在北大哲学系
走进了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青年汤一介愈发刻苦学习和大量阅读哲学书籍，而他入学不久在西方哲学研究方面撰写的《对维也纳学派分析命题的一点怀疑》和《论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两篇文章，更是显露出他的哲学才华并引起哲学系的强烈反响……
1947年的下半年，汤一介在北大先修班的学习结束了。望着自己学习了一年的先修班教室，汤一介不由感叹时间的飞速流逝，半年前的示威游行和东单广场的静坐此时仍然清晰如在眼前，仿佛一切就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昨天……
这年的暑假过后，汤一介终于升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实现了他憧憬已久的踏入北京大学之门的愿望。而选择哲学系，则是青年汤一介更早时期的心愿。早在云南的中学时代，中学生汤一介“西去延安”的幻想破灭后，他就从阅读中国的四书五经和一些佛经中开始了解中国古典哲学，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汤一介对哲学产生了一种微妙的亲切感，以后随着对人生的认识和探讨，汤一介心中那个“想要好好地来了解这样一个哲学世界”的愿望则越来越强烈。此外，比起几年前在昆明阅读中国古典哲学的那个年少的中学生，这个时候已经走进大学校园的汤一介可说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他在阅读和哲学研究方面的探索都已更加丰富，尤其是受研究文学批评的钱学熙教授的影响，他不仅阅读了大量的英国文学作品而且对英国文学批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使汤一介认识到，要学好西方哲学，学好英国文学批评史，必须学习哲学。所以说，选择哲学系，既是他多年的心愿，也对他喜爱的英国文学批评和西方哲学有更多的推助之益。
从此汤一介走进了哲学研究的正式殿堂，开始了他在北大哲学系的正规学习，也开始了他为之勤奋拼搏、奉献一切的哲学研究之路。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除了汤一介在北大哲学系的努力学习外，就是他仍然大量地阅读，只不过此时作为一个哲学系的大学生，汤一介读书的重点从文学转向了哲学。在阅读了课上指定的书籍后，汤一介先后阅读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以及父亲汤用彤教授撰写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对于这些中国哲学的名家名著，汤一介在认真阅读后还记下了较为详细的读书笔记，并对有关理论撰写了文章。这些笔记和文章的资料，汤一介至今还保留了一部分。今天看来，这些资料无疑是宝贵的。虽然对于哲学家汤一介来说，比起他那些丰厚的著作来这些资料似显有些微不足道，但对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人，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是半个世纪前一个年轻的北大哲学系大学生钻研中国哲学的真实写照，更是哲学家汤一介曾经走过的哲学道路的最初历程。
相比之下，这个时期汤一介对西方哲学的喜爱和研究则更为突出。尤其是他在西方哲学研究方面曾经撰写的两篇文章，更是青年汤一介对西方哲学大量阅读和刻苦钻研的“代表作”。汤一介这两篇关于西方哲学研究方面的文章当年虽然没有发表，但无疑也和他早年阅读中国哲学名家名著的读书笔记资料一样宝贵。其中缘由，不外是当年还是北大哲学系学生的汤一介所写的文章内容其中一篇直接指向了中国哲学界最权威的著名教授冯友兰以及北大哲学系另一位同样有声望的教授洪谦。
汤一介这篇内容让人“震惊”的文章题目是《对维也纳学派分析命题的一点怀疑》。最早是由冯友兰和洪谦两位先生的争论引起的。在这篇文章中，汤一介把自己的观点以准确到位的语言，既批评了洪谦先生对“玄学”的否定，又批评了冯友兰先生认为“玄学对实际无所肯定”的观点。今天看来，这个在一般人看来原本是两位知名哲学教授的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却不料被一名“乳臭未干”的年轻大学生直言道出其观点的不足之处，而其哲学理论的水平以及其哲学观点更是令人佩服。
而汤一介另一篇题为《论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的文章，则得到了北大哲学系另一位著名教授贺麟先生权威性的评价。贺麟教授在北大哲学系的地位同样是举足轻重，主要教授西洋哲学史的贺麟先生对西方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康德、黑格尔的研究绝对是一流的。此外贺麟教授研究中国哲学的功底也很深厚，尤其是研究王阳明的思想，贺麟先生更是有他的独到之处。所以很多上过贺麟教授课的学生，都受到他思想的影响。
汤一介撰写的《论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之文章，是在看了金岳霖先生刊于《哲学评论》上的《论内在关系》之后，对新黑格尔学派柏莱德烈（F.H.Bradley）在《现象与实在》（Appearance and Reality）上讨论“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的批评。当时贺麟先生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即给了一个肯定的评语。他的评语是这样的：“认为柏莱德烈所谓内在关系仍为外在关系，甚有道理。对内在关系的说法，亦可成一说，但需更深究之。”
很显然，贺麟教授对他的学生汤一介关于新黑格尔学派柏莱德烈之哲学观点的批评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同。贺麟先生的简短评语论字数虽仅仅四十有余，却仍不失为对他的学生汤一介的赞赏和鼓励。由此我们更可以看到，具有哲学天分的青年汤一介在哲学研究道路上已经初露锋芒，可谓“小荷才露尖尖角”。
汤一介在西方哲学关于“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的精辟论述，自然离不开他对西方哲学的喜爱和大量阅读以及他在北大哲学系对西方哲学课程的学习。关于这方面，汤一介也曾这样回忆：“相比之下，我仍然对西方哲学似乎更有兴趣……另外哲学系还有两门课‘英国经验主义’和‘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这两门课对我了解西方哲学的方法有很大帮助，由于要读英文本的著作，不仅使我对西方哲学的名词概念比较熟悉了，而且大体上知道西方哲学的传统问题。”
北京大学是青年汤一介学习哲学的殿堂，更是汤一介展示自己潜在的学习天赋的土地。在哲学系崭露头角的汤一介，开始把他的学习目光瞄向哲学系之外。在选修了哲学系的课程后，汤一介又选修了大量外系的课程。因而可以说，此时的汤一介已经完全成为学习的主人，他以聪明的天赋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更为宽阔的学习空间。
看一看汤一介当年在北大哲学系学习时选修的大量外系的课程和他的学习情况，就可以想见，这个当年热爱哲学、研究哲学的年轻人身体里蕴涵的学习天赋和充沛的学习精力绝非一般年轻人所及。
哲学家汤一介是这样回忆他在北大哲学系的学习的：
“在选修了哲学系的课程后，我还选了大量外系的课。例如我选了俞大缜先生的‘英国文学史’，这门课用英文讲课，我最后还考了个‘64’分，我偷听了朱光潜先生的‘英诗’，但没上多久，就不敢去上了，因为听不懂，对我太难了。我也选修了冯至先生的德语快班，每天要上课，那时已是1949年以后了，社会活动很多，大大影响学习，我只考了59分，不及格。今天想来很后悔呀！我选了中文系杨振声先生的‘西方文学名著选读’，从荷马的史诗、希腊悲剧、但丁的《神曲》，一直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当然用的都是英文本，我考了85分，是全班最高分。
我还选修了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古代建筑史’，至今我还保存着该课的笔记。哲学系的课，我最用功学的是‘形式逻辑学’和胡世华先生开的‘数理逻辑’和‘演绎科学方法论’，因为我的数学基础不好，学这两门课比较吃力，但我很喜欢这两门课。为学好这两门课，我曾选修过‘微积分’和张禾瑞先生的‘数论’，但都没学完，因为基本听不懂。另外两门是哲学系我父亲开的‘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这两门课对我了解西方哲学有很大帮助，由于要读英文本著作，这不仅使我对西方哲学的名词概念比较熟悉了，而且也大体上知道了西方哲学的传统问题……”
1948年暑假后，在北大哲学系学习了一年的汤一介已经是哲学系二年级的学生了。按照北大学校的安排，哲学系的二年级将要搬到北京城东的沙滩上课，学生宿舍在南河沿的北大第三院，这样汤一介的北大四院生活就结束了。
四、彷徨的青年
受国内动荡局势的影响，汤一介对国家的前途产生了悲观情绪，因而他也接受了各种思想的影响，对这个时期思想的彷徨，汤一介曾这样评价自己：“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家庭影响非常深，又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文学、哲学、宗教的思想，这就是说，我的‘生死观’大体上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又吸收了若干道家和佛教的思想，同时西方的某些思想也不能说毫无影响……”
（一）道家思想与佛家思想的影响
抗日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汤一介却在国内动荡的局势中看不到国家前途，在这种悲观的情绪中，汤一介开始接受了一些道家思想与佛家思想的影响……
走过了北大先修班和哲学系一年级，在学习哲学和研究哲学方面已有所作为的青年汤一介仍然在时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而当时社会环境的现实影响，又使得一直在心中要报效祖国，满怀着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汤一介感到异常失望。因而原来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汤一介，此时也受到了中国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
汤一介觉得，这个时期之所以自己接受了一些道家思想和佛教的一些观点，主要是他当时处于一种看不到国家前途的悲观情绪中。自1945年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后，即将升入大学的汤一介心情异常激动，特别是受思想中那些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他的心中一直有一个“中国定会有一个光明美好明天”的幻想。想到自己将有可能为多灾多难的祖国建设尽一份力，青年汤一介就像看到了一个充满多姿多彩的花环一样的未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的形势越来越令人失望，特别是进入1946年，国民党为争夺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与共产党打起了内战，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暴露无遗的贪污，人民处在水深火热的煎熬中，汤一介感觉就像在极度兴奋中被浇上了一盆冰凉的水，一切希望、理想和抱负都如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再看看自己的父亲和那些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虽然他们还都在认真教学，积极为国事奔走，但面对国共两党内战愈打愈烈的时局，这些父辈的教授先生们也日益感到他们对中国的前途是无能为力了。身处这样一种理想与现实相距甚远的社会环境之中，一向思想沉稳、性格内向的汤一介也就很容易接受另一种思想的冲击，那就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
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常常具有两种矛盾的性格：一个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另一个是顺应自然的避世逍遥的思想。有时前者占主导，有时后者占主导，这常常是因所处的环境和个人的机遇而有异的。汤一介觉得自己的身上就具有这两种矛盾的性格，所以这一时期的汤一介特别喜欢阅读受道家思想影响的大诗人陶渊明的诗。其中他的那一首《形、影、神赠答诗》最后几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汤一介非常喜欢这几句诗，他觉得这就是人生无异于在宇宙之大化中漂流，生没有什么可喜的，死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一切都应顺其自然，对生死这样的问题根本没有过多考虑的必要。所以汤一介一直认为，陶渊明的这些诗句对他一生的人生态度和“生死观念”都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有着影响。
汤一介也阅读《庄子》一书中记载的关于“生死变化”的故事，这个故事说：“庄子的妻子死了，而庄子却鼓盆而歌；子桑户、孟子反、子张琴三人是好朋友，后子桑户死了，孟子反和子张琴‘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像这种故事还有不少。因为照庄子看，对生死问题应该取“生时安生，死时安死”的态度，生不过是气之聚，死不过是气之散，都是一种自然现象，没有什么可悲伤的。而像“生死”这样的变化，可以说是人生中最大的变化，如果能对这种最大的变化不以为意，那么就可以得到精神上的自由。所以在《逍遥游》一篇中，庄子认为，人不必去管那些自身以外的事，这样才可以逍遥游放于自得之场。
汤一介认为，这种只追求自身的逍遥游放的人生态度对中国知识分子也同样有着深刻的影响。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看，常常是开始对生活抱着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在生死问题上是以“死有重于泰山”和“死有轻于鸿毛”来分别“生死”的意义，为社会理想而死就是“重于泰山”。知识分子对社会都有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但往往由于社会政治或个人遭遇的原因，理想又一个一个的破灭，逐渐对世事感到失望，而采取道家“顺应自然”的生活态度，从而把“死”看成不过是“休息”。所以汤一介觉得处于这个时期的自己当然也摆脱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而正是由于当时自己深感到社会的黑暗和对社会的无能为力，才会产生这样的思想，即认为道家思想可以得到一种安身立命的境地。
因此在那个年代的这一段时间里，汤一介的思想中没有再去考虑那些如何改造社会以及人类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他认为只要自己能取得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就可以了，因而对“生死”问题的态度也随之一变，采取一种并不在意、顺乎自然的态度。
此外，在这个时期汤一介也同时在接受佛家思想的影响，就如同历来在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儒家和道家思想有着重要影响外，佛教同样也有着重要影响一样。而此时的汤一介接触佛教更是有着深刻的家庭原因。他的父亲汤用彤教授虽然并不是佛教信徒，但他是一位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学者，同时他也对中国历史上的高僧大德有着一种人格上的崇敬，这可以从他那部在中外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看出。而在汤一介的家里更有他的父亲收藏的相当数量的佛教方面的藏书，这也让汤一介很早就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佛教的书籍。虽然这个时期汤一介经历了从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到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习过程，但也不过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那时他对佛教的那些深奥的道理虽然不甚了解，但是佛教的一些基本观点，特别是一些对中国社会生活有影响的佛教思想，汤一介还是了解一些的。而他所经历的1947年到1948年正是中国社会生活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内战越打越激烈，人民在苦难中挣扎，多少人的生离死别的悲惨事天天发生着，不知有多少无辜生命被残酷的战争和苦难的社会吞噬，这些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人世间的悲苦凄凉，让汤一介越发感到“人生无常”，更觉得佛教所说的“人生如一大苦海”是不无道理的。
按照佛教的观点看，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爱离别、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盛。如果你不能觉悟，即不能克服自己的“无明”，那么你就会在“苦海”中轮回，而不得解脱。如果你觉悟了，那就可以脱离“苦海”，而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些较为易懂的对佛教道理的解释，虽然让当时年轻的汤一介不会全然相信，但他又觉得这些也能解释某些社会现象，也会对人们的生死观念发生影响。虽然以那时汤一介的知识水平，对于佛教中如般若学、涅槃学、唯识学等深奥的理论，他知道的很少，可以说是常常处于似懂非懂之间，却不得不承认佛教思想对他的影响。
尽管此时已经积淀了儒家思想的汤一介受到了中国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但在汤一介的思想深处仍然潜存着那种应对社会尽职尽责的责任感。所以他经常在心里问自己：“我真的能不管世事而逍遥吗？”“我真的能如庄子那样把死看成是一种休息吗？”这种心境，常常使汤一介既希望自己有一个像庄子那样的逍遥游放的自由自在的精神环境，又因为总是感到自己对社会无所作为而苦恼。这是青年汤一介在哲学研究道路上一个时段内思想的彷徨，也是那个时期中国的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在矛盾的心境中生活的真实写照。
（二）浓厚儒家思想的“生死观”
青年汤一介虽然受到了一些来自中国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但在头脑中却已经确立了深受浓厚的儒家思想影响的“生死观”。
到了1947年，中国社会仍然是一片混乱，动乱的国共两党的内战打得难分难解，人民生活痛苦万分。这个时候连大学教授的衣食甚至都成问题，一般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甚至在当时的北平街上都常常见到饿死冻死的人。汤一介的家虽然还过得去，但也是大不如从前了。此时的汤一介虽然在学习和阅读中受到佛家和道家思想的一些影响，但比起前一阶段，思想上已成熟了许多，对于一些佛家的思想和观点，汤一介已经能够站在儒家的立场质疑，同时也在对“生”、“死”和“爱”的感悟中，体现出他具有儒家思想的“生死观”。
在这一年的暑假后，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教授赴美国加州大学（贝克莱）教书去了，这让汤一介得到了一个自由自在地阅读家中佛教藏书的极好机会。佛经书大都很难读懂，有一日汤一介读的一本名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佛经，就比较难懂。汤一介知道，这部佛经虽只有短短的二百余字，但对它的注释却有几十种，可见确实非同一般。
后来汤一介虽经反复再三苦读，但仍是不能理解其中的真谛，最后他只知道这部经文的主旨是在论证“一切皆空”。虽然仅仅是如此4个字的答案，却引起了汤一介的思索，并由此对这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提出的“一切皆空”质疑。汤一介认为，如果“一切皆空”，那么“苦”是不是也是“空”呢？如果“苦”是“空”，那么“八苦”对人来说也就没有意义了。这样佛教所谓的“人生是一大苦海”的命题就很难成立了。
汤一介还由“苦”看到了人的“生”和“死”，比如说死去的亲人或许是脱离了苦海，但活着的人则会因为失去亲人而痛苦。像汤一介大妹的死，使他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处于痛苦和思念之中，有时甚至想着能在梦中与她相会，但一次也没有这样的梦，这难道是“求不得苦”吗？汤一介又看到他曾读过中国佛教禅宗的《坛经》，从字面上看似乎比《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好懂，但这本书的神妙奥义，则绝非像他这样没有什么生活阅历的人可以理解的。禅宗以“无念为宗”，汤一介当时认为它的意思是说，你不去想它那就什么对你都没意义了。后来他认识到，其实这是对禅宗的误解。人怎么能什么都不想呢？何况这时汤一介的思想中仍然深藏着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一直认为人生在世，不能只求自己从“苦”中解脱出来，而应关注世事和他人。因此，“生死”问题并不是人生中的大事吧！而对社会尽责，对人类作出贡献才更重要吧！由此可见，此时的汤一介已经是在不自觉地站在儒家立场上对佛教提出某些也许不是问题的疑问。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汤一介写了前面曾提到的那篇名为《论死》短文和同样名为《死》的一首称不上诗的小诗，只可惜这篇短文已经遗失了，不过那首小诗还是被保存了下来。
汤一介这篇短文的主要意思是：人生虽然是苦难的，但人们都希望能够摆脱这种苦难。可是在人的一生中，按照佛教的说法“人生八苦”是在所难免的。这样就有一个对“苦”的不同态度。紧接着汤一介就以一颗年轻炙热的心，抒发了自己为报效祖国、拯救人类而如何面对生和死的胸怀。汤一介是这样写的：“我当时自以为，我之生是为别人而生，死也应为别人而死。人活着就像燃烧的蜡烛一样，它可以燃烧，发出小小的火光，这样只能照亮自己，至多可以照亮周围很小的空间了；但蜡烛也可以烧得很旺，火光大大的，这样就可以照亮很大的空间，给别人欢乐和幸福，而快快燃烧完，以我的消失而有益于他人，减轻别人一些痛苦。”
这篇短文虽曾被汤一介称为当年的“一篇年幼无知的浪漫幻想曲”，但却不可否认，这是青年汤一介对人生最真诚的追求。更让我们看到，在哲学研究的道路上，此时的青年汤一介虽然受到了一些来自中国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但在头脑中已经确立了深受浓厚的儒家思想影响的“生死观”。
而那首被保留下来的同样名为《死》的小诗，则可说是青年汤一介对“生死”的进一步探讨和哲学研究。那个时期，在北京有一个非常受青年人欢迎的杂志，就是由朱光潜先生担任主编的《文学》杂志，其中第三卷第三期刊载有诗人林庚写的一首诗，题目叫《生》，正在研究哲学的青年汤一介看到后，立刻拿来阅读。读过诗人林庚的这篇著作后，年轻的汤一介就在这首诗的同页上“回应”了一首题目叫《死》的小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的汤一介觉得，诗人林庚虽然把这首诗命名为《生》，但阅读后感觉到林庚对“生死”问题并没有彻悟，于是才在《生》的一侧写下了《死》。
一个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大学生，竟会向一位有名的诗人发起“挑战”，似乎有些狂妄自大，然而，正是这种看似的“狂妄”和“自大”，才让我们看到了大学生汤一介的哲学天赋和他积极探索人生、勇于面对“生死”的可贵之处。那就让我们亲临感受一下诗人林庚的《生》和大学生汤一介对应《生》而创作的小诗《死》，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青年汤一介那带有浓厚儒家思想的“生死观”。
生
我们活着我们都为什么
我们说不出也没有想说
今年的冬天像一把刀子
我们在刀里就这样活着
明天的日子比今天更多
春天又来了像一条小河
流过这一家流过那一家
春天的日子像是一首诗
我们的思想像一个广告
死
（一）
第一天我认识了死亡
就像母亲生我真实一样
没有半点踌躇
我接受了这个现实
把它安置在应有的位置上
这样
我开始了生活
我长大 我变了
终不能毫无介意
因为我知道了它的结局
（二）
谁带给我一阵欢乐
难道死亡是痛苦
谁不信
春天死了
来的不是夏日
母亲生我
在世上必增加一座坟墓
（三）从对“爱”的感悟到丰富对“生”和“死”的看法
对于这时已经走上哲学研究道路的青年汤一介来说，他已不仅仅是在考虑“生死”，而且是以他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的“生死观”在研究“生死”这一类终极关切的大问题。这些或许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青年汤一介。
这个时期的汤一介在探索人生的道路上迈开大步的同时，仍然在不断地阅读各类书籍，思考的问题也更加丰富，从“生死”到“宇宙”到“矛盾”与“和谐”，一直到他思考最多的“爱”。对于这一段岁月，汤一介曾经这样回忆：“我读了很多书，中国的、西方的、印度的、古典的、现代的、哲学的、文学的、宗教的等。我思考过种种问题，除了‘生死’问题之外，我还考虑‘宇宙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灵与肉是矛盾的，还是和谐的’，‘真善美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而我想的最多的是‘爱’的问题，我为‘爱’而生，我也愿为‘爱’而死，我‘爱’一切善良的人。”可以说这个时候是汤一介求知欲最旺盛的年龄，也是汤一介最富于幻想的一个人生阶段。
有了这么多幻想的汤一介此时是在爱着一个女孩子，而他们之间的“来往”，也似乎是在“幻想”中进行的。就如汤一介回忆的那样：“我和她通信，但很少见面，而见面时又很少说什么。我们在通信中主要讨论的是‘人类之爱’的问题。我们爱着人类，并为人类所遭受的苦难而痛苦，但我们几乎没有谈到我们之间的‘爱’。我虽爱她，她却并没有也‘爱’我的表示。可是有时她常把她的日记抄寄给我看，在一封信中她说：‘每次看到你的信，我都很激动，我不能失去你的友谊，我们的通信比我们的见面或许更美好。’”
后来由于1949年中国社会的剧变，汤一介再没有和这个女孩联系。他只知道，这个女孩上大学后参加了基督教团体，这让富于幻想的汤一介不由想起了他曾经读过的安德烈·纪德的《窄门》。
汤一介非常喜欢纪德著的小说《窄门》，而《窄门》是从《圣经》的一句话来的。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四节中这样写道：“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窄门》这个故事说的是两个极富宗教热情的青年介龙和阿丽莎相爱，他们在情书中相互鼓励，希望离上帝更近。阿丽莎在与介龙柏拉图式的爱情交往中，她的带着神秘主义色彩的信仰不断发展，最终相信通向天国的窄门确实会如《圣经》所说不能容两人同时通过，认为自己爱上帝更甚于爱介龙，并且相信介龙也是如此，然而介龙并非像阿丽莎所想的那样。
汤一介看的《窄门》是这本书的英译本，但他也看卞之琳翻译的《窄门》，并常常被《窄门》的故事所感动，特别是其中介龙和阿丽莎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常常浮现在他的脑海中。而作者对于这一段情节的描写，汤一介甚是喜爱，以至于他常常翻出来，对它进行反复的阅读。
那一段让青年汤一介爱不释手的文字是这样的：
门已经锁上了，但里面的门闩并没有插牢，一推就开。我用肩胛轻轻将门顶开，正要往里闯……就在这时，我听到一阵脚步声，连忙跑到墙的拐角里躲了起来。
虽然我没有看清从花园里出来的是谁，但凭着声音和感觉，我知道这是阿丽莎。她向前走了两步，轻声唤道：
“是你吗，介龙？……”
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仿佛心脏都停止跳动了。她见没有动静，便大声重复一句：
“介龙，是你吗？”
听着她那情真意切的呼唤，我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一下子便跪倒在地上。她见我没作声，便向前走了几步，绕过墙的拐角，向我走来。我突然感到她就在我面前——我用手捂着脸，不敢马上看她，过了好一阵才将她那柔弱的手捧起来狂吻。她俯下身来对我说：
“你干吗藏起来？”她说的那么简单，就好像三年分别只是几天前的事似的。
“你怎么知道是我？”
“我一直在等你。”
“等我？”我感到非常意外，不由得带着疑问的口气重复了一句。
她见我仍跪在地上，便说：
“我们到长椅那儿去吧。……是的，我知道我还会见你一面的。最近三天，我每天晚上都到这里叫你的名字，就像今天晚上一样。……你为什么不答应？”
“要不是被你撞上，我可能连见都不见你就走了。”我冷冷地说，尽量克制着内心的激动，不让自己像开始那样垮下来。
“我只是路过勒阿弗尔，我打算到林荫路上走一走，围着花园绕一圈，再到泥灰场里那张长椅上歇一会儿，因为我想你有时还会来坐一坐的。然后……”
“你还是看看我这三天晚上读的是什么吧！”她打断了我的话头，将一包信件递到我手中。我认出那些都是我在意大利写给她的信，直到这时我才抬起眼睛看她……
太阳就要落山了。忽然一片乌云飞来将它挡住，过了一会儿它才重新出现在地平线上。落日余晖给空旷的天也镀上了一层金碧辉煌的色彩，一时间竟把我们对面那个狭窄的山谷照得透亮。我默默地望着这迷人的景象，直到太阳已经消失了，我还呆呆地望着，仿佛身上如旧沐浴着金色的霞光。我感到自己满脑子怨恨全都烟消云散了，只觉得心中充满了爱。
那时的汤一介之所以如此喜爱《窄门》中的这一段文字，是因为他年轻的头脑里充满了对“爱”的幻想，以至于每次阅读之后，青年汤一介都会感动得止不住落泪。这是因为在他的心中始终都认为，那个他曾经爱过的女孩，也许和阿丽莎一样，她相信那门是窄的，不能两人同时进去。虽然那时汤一介也曾想过，他的这种想法可能是错误的，但他总是宁愿相信自己的这个真诚想法是正确的。
在《窄门》的小说中，汤一介最喜爱的这一段描写也是书中男女主人公介龙和阿丽莎的最后一次见面，而后不久阿丽莎就离开了人间。阿丽莎执著地相信那通往天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她真诚地相信爱上帝和爱介龙是不能并存的。汤一介每当读到这一段时都被深深感动，但在心底里，他却并不能理解。汤一介认为这是因为他既没有如阿丽莎那样的信仰，也没有像介龙那种对“爱情”的执著。
《窄门》中阿丽莎的思想境界似乎有些虚幻缥缈，但仍然让青年汤一介非常喜爱，这是他从《窄门》的故事中得到的一些启示。生活中的青年汤一介尽管会在阅读西方文学、哲学、宗教作品时，欣赏西方文化，而且会努力去理解和吸收，但是他毕竟没有一个信仰宗教的背景，因而他对阿丽莎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就很难有深切的理解。所以汤一介认识到《窄门》带给他的，是一种对人类的爱，是对自我道德完善的追求，是一种对“悲剧美”的欣赏和对宗教虔诚气氛的感受。
由纪德的小说《窄门》得到的启示，汤一介又看到宗教、西方哲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家思想对自己哲学研究的影响，进而剖析了自己受这些文化影响而形成的“生死观”，这亦可说是青年汤一介在哲学研究道路上的又一突破。
《窄门》中阿丽莎对上帝的虔诚的爱的故事，也让汤一介重新认识了自己从未感到过陌生的宗教。他认为自己虽然不信仰任何宗教，但非常尊重和欣赏他所接触到的宗教，例如佛教和基督教。他爱好佛教深奥的哲理，也喜欢基督教的智慧。佛教要解救人们脱离“苦海”，达到涅槃境界，并提出一套修持的方法，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给人们一种“超生死，得解脱”的精神力量，这无疑是人类的精神财富。而基督教的“博爱”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它对“上帝存在”、“灵魂不死”和“意志自由”的三大形而上学的论证，则给了人们一种超越自我的向善动力，这当然同样也是人类的精神财富。
这些宗教的思想理论既给了汤一介重要启示，也丰富了他对“生死”问题的看法。由此汤一介总结出，“生死”问题从一个方面说是医学、生物学方面的问题，但是对“生死”的看法却是哲学、宗教等所关怀的“终极关切”的问题。
因为一个人的“生死观”往往受着不同文化传统和个人文化背景的影响而形成重大的差异，而且一个人的一生由于环境的变迁和个人的思想的变化以及个人的遭遇和性格的影响而有所变化，这些也是常有的事。所以青年汤一介总结这时的自己是：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家庭影响非常深，又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文学、哲学、宗教的思想，因而是一个“生死观”大体上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又吸收了若干道家和佛教的思想，同时西方的某些思想也不能说毫无影响的中国青年。
从当时中国的客观环境说，中国社会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大变局中，对许多人说，“生”很艰难，“死”却又那么容易，这对于敏感而喜欢思考的青年人来说，“生死”的问题自然成了他们经常考虑的问题。而对于这时已经走上哲学研究道路的青年汤一介来说，他已不仅仅是在考虑“生死”，而且是以他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的“生死观”在研究“生死”这一类的终极关切的大问题。这些或许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青年汤一介。
而对于哲学家汤一介来说，他似乎永远看到的是自己的不足，所以他后来对自己在青年时期的“与众不同”写的是如下的一段话：“那时，我实是无知，而却狂妄；我实是渺小，而却自大；我实是浅薄，而却自以为博学。不过上帝会原谅年轻人的，会让他们在生活中逐渐了解自己，逐渐了解社会，逐渐了解应该如何地‘生’，应该如何地‘死’。正如庄子所说，生死是人生中最大的变化，能对这一问题有所悟者有福了。”
五、在北大三院城东沙滩的日子
在国民党节节败退，全国即将迎来解放的前夕，汤一介和父亲汤用彤教授作出了人生道路的重大选择——留在祖国，从此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在北大，汤一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一个具有马列主义哲学思想理论的优秀青年。还是在北大，汤一介和妻子乐黛云由相识、相知到相爱走到一起……
（一）人生的重大选择
在全国即将迎来解放的前夕，汤一介和他的父亲汤用彤面临了一次人生中的重大选择。在这个人生道路的重大路口前，汤用彤教授最终选择了留在北大。而对汤用彤教授来说，对他最后选择留下不走起着最大作用的人就是他的儿子汤一介……
1948年，中国大地的战争虽仍在继续，但整个战争的局面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此时中国的东北已全面解放，华北的大部分也已被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已是风雨飘摇。这一年对青年汤一介更是不平凡，在全国即将迎来解放的前夕，汤一介和他的父亲汤用彤面临了一次人生中的重大选择。
很快到了年底的12月，有一天，日渐西下的国民党政府向北京大学发来了很多电报，催促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先生迅速飞往南京。于是胡适先生留下了两封信后，就匆匆离开了北京大学。胡适先生留下的两封信，一封是给当时的秘书长郑天庭，另一封给的就是汤一介的父亲，当时的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汤用彤教授。胡适先生在两封信中表明，自己要去南京，现在无法与大家告别，北京大学的一切事务，就全都委托给郑天庭和汤用彤照顾了。
望着手中胡适先生的亲笔信，汤用彤教授不知如何说出此时自己的心情，17年前，他也曾像现在这样，手中攥着胡适先生的亲笔信，只不过当年那封信的内容是胡适先生邀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后来如胡适先生所愿，他把汤用彤教授请进了北京大学。想不到17年后，汤用彤教授又一次接到胡适先生的信时，已是星移斗转、时过境迁。这一次，胡适先生已是把北京大学托付给了汤用彤教授照顾一切，而自己则是彻底“撒手”北大，奔向了南方。
胡适先生乘坐的飞机飞走了，在很快的时间里，北平城的上空又响起了隆隆的飞机马达声，那是国民党南京政府派来专门接走一大批学者的又一架飞机。在这批即将被国民党政府接走的学者教授的名单中，汤用彤教授的名字赫然在上。在这样的形势下，汤用彤教授无疑面临着一次人生的重大选择。在这个人生道路的重大路口前，汤用彤教授最终选择了留在北大。和他一同留在北大的还有著名的冯友兰教授与贺麟教授，虽然他们都是国民党的党员，但当时他们都做了和汤用彤教授同样的选择。而对汤用彤教授来说，对他最后选择留下不走起着最大作用的人就是他的儿子汤一介。
此时的汤一介已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二年级的学生，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形势下，一直勤于动脑、刻苦学习并努力钻研哲学的汤一介，不仅看到了新中国胜利的曙光，而且已经成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的一员。对未来的新中国充满信心的汤一介坚决留下来为建设祖国效力。而汤一介的决心则直接影响着他的父母，汤夫人已经在战争年代失去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这一次，母亲是绝不会和她的儿子汤一介分开的。这无疑又在影响着汤教授，这一切终于使汤教授下定了最后的决心，他把攥在手里的飞机票送给了别人。随着北平天空一阵阵隆隆飞机马达声的消失，汤用彤先生选择了留下，他和一批学者教授留在了北京大学，也和家人一起留在了临近解放的北平城。
汤家父子都留在了北京大学，父亲汤用彤教授在北京大学继续他的国学研究和教育，继续为他未竟的事业，也是他心中最大的愿望——完成《隋唐佛教史》而拼搏。儿子汤一介则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了他的全新生活。
（二）与妻子乐黛云相识
他们同为那个时期的优秀青年，他们也同为当年北京大学文学院的团总支干部，共同的社会工作使他们相识，同样的优秀使两颗年轻的心越来越贴近……
对于青年汤一介来说，他在北平城临解放的日子做出人生重大选择的时刻，也就意味着他人生道路的重新开始。所以这个时期的北大哲学系大学生汤一介不仅努力学习、刻苦钻研，而且朝气蓬勃、积极向上。几个月后，也就是1949年的5月，三年级的北大哲学系大学生汤一介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的11月汤一介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没过多久，北京大学文学院准备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总支部，这样，哲学系的优秀青年汤一介就被选入了这个团总支部做组织委员。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青年汤一介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乐黛云。
此时的乐黛云虽然还是一名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但也被选入北大文学院团总支部担任宣传委员。两个年轻人不在一个系，因而在此之前，他们并不认识。但北大文学院团总支部使他们相识，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在一起工作，他们又由相识到彼此更加了解。
乐黛云来自中国的大西南贵州，自她的曾祖父一代从江西抚州府金溪县迁到贵州城后，乐家即成为贵州城内几代以读书教育为贵，人才辈出的贵州大户人家。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乐黛云，不仅自幼聪颖活泼，而且很早就显示出了她过人的学习天赋。在贵州高中毕业后，心怀远大抱负的乐黛云毅然放弃了母校保送她免试进入北京师范大学的好机会，只身一人从贵州奔赴西南地区考场重庆，在一连参加了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及中央政治大学（其中中央大学与中央政治大学已于1948年后迁到台湾，据乐黛云介绍，这两所大学至今还在）这3所著名大学的层层考试后，乐黛云终于以优秀的成绩被她报考的3所大学同时录取，而乐黛云则选择了她心中一直向往的北京大学。
这就是乐黛云，一个在进入北大之前就如此优秀的贵州女孩，一个几十年后在中国文坛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巨星。
同样优秀的青年汤一介第一次见到乐黛云就被这个来自贵州的女孩深深吸引，他觉得这个女孩聪慧、热情，有一股与众不同的气质。后来他们在共同工作的接触中，他更看到了一个才华横溢、率真善良的乐黛云，而乐黛云对工作的执著和热爱、积极向上，还有她的强烈的事业心和她的精明能干，无一不折射出这个出色的贵州女孩的不凡之处。
汤一介留给乐黛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的内向儒雅与他的名字“一介”一样书生气十足。她知道，汤一介的名字无疑是寄予了他的父亲汤用彤教授的希望，作为一名国学大师，汤用彤教授显然希望他的儿子努力学习与书为伴，并能够继承书香人家的传统。只不过乐黛云不知道，她眼前这个温文尔雅话语不多的哲学系出色的大学生汤一介，竟曾经走过一段近乎“离经叛道”的中学岁月。
那是汤一介和乐黛云在北大文学院团委开完会后两人共同步出红楼的一次聊天。那时他们虽然彼此刚刚认识不久，但是已经开始在一起“共事”。这一次，乐黛云很自然地问起了汤一介小时候上学的学习成绩，在她看来，以汤一介在北大哲学系的出类拔萃，小时候的他也一定是一个门门优秀的好学生。
乐黛云得到的回答却出乎她的意料，汤一介告诉她，自己上小学时不但成绩平平，而且调皮淘气，后来上中学时还有过数学、物理的不及格，及至后来的跳班和留级等，汤一介一字一句地缓慢述说虽然出乎乐黛云的想象，却让她感到了汤一介的坦诚与直率。
这一次他们的聊天显然很愉快，汤一介紧接着又心无芥蒂地对乐黛云说起了他中学时最具叛逆的那个“西去延安幻想曲”，他讲起了他们5个小兄弟在一起偷偷翻看斯诺的《西行漫记》，他们如何偷拿家里的黄金出逃要奔赴延安却在贵州就被抓进贵州警备司令部，而后为了不让侦缉队抓到把柄，又把那本曾被他们“奉若神明”的《西行漫记》一片一片撕下来，塞进那间关着他们的小黑屋的地板缝里……
汤一介仍然在缓缓述说着他中学时代的“浪漫西行”，似乎并没有看到身旁的女孩已沉浸在一片遐想中。乐黛云已被汤一介深深吸引，她爱听眼前这个学习哲学的大学生那侃侃而谈的“本色”讲述，更喜欢这个出色的儒雅年轻人那一身心无城府、襟怀坦荡的“真”与“诚”。
这以后，两个年轻人的交往日渐增多，而对于乐黛云来说，北大哲学系的优秀大学生汤一介对她的吸引力远不止于他那近乎“离经叛道”的“西去延安”的浪漫。在沉稳内向的汤一介身上，她看到的是她喜欢的积极向上和朝气蓬勃，她为汤一介在解放前夕毅然选择和父亲一起留在北平，报效祖国的爱国热忱所感动，她更喜欢汤一介的博学修养、聪明才华……
那时候，18岁的乐黛云刚刚走出数千里之外的贵州来到北京。初到北京的贵州女孩更是对北京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她渴望了解北京的山山水水，北京的人文地理，北京的一切一切。于是他们就有了那一次的天坛之行。这是乐黛云第一次来到天坛，在汤一介的陪伴下，她走过天坛的苍松翠柏，亲身领会了天坛独特精美的建筑群和深邃古老的华夏文化。而最让她入迷的还是汤一介在天坛前给她的讲解，他从天坛的建筑结构开始，给她讲起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有理论也有实际，可谓绘声绘色，样样精通。这让学中文不懂建筑的乐黛云油然而生一种钦佩之情，她没有想到，学哲学的汤一介竟对建筑了解得这么透彻，看来这个书生气十足的“一介书生”确实是既聪明用功又博学多才啊。
吸引两个年轻人走到一起的，还有他们共同喜爱的音乐。乐黛云在贵州上高中的时候，就受进步文化的影响，非常喜欢西方音乐，家中更是有很多西方的音乐名著唱片。汤一介在北京的家中也有很多非常有名的西方音乐唱片，平日闲暇时，经常会看到他在静听优美的西方名曲。这共同的爱好又给两个年轻人的畅谈增加了更多的话题。他们在一起除了欣赏音乐名曲唱片，更多的时间还是在一起谈音乐，谈音乐家，也谈世界名曲，从舒伯特到肖邦，也从施特劳斯到柴可夫斯基，有小夜曲，有圆舞曲，也有交响曲……
儒雅博学的一介书生与才华横溢的贵州女孩交往越来越多，两颗年轻的心也越来越贴近……
（三）因书相爱
他们被同一部书打动，他们也因同一部书而走到了一起……
在他们相处的那些日子里，乐黛云正在认真阅读一部叫做《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的书，这部由当年捷克的著名共产党人伏契克在法西斯监狱里完成的著作，不仅深深吸引了乐黛云，而且给了这个身为共产党员的热情女孩很大的震动。乐黛云非常敬佩伏契克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在监狱中，伏契克遭到了凶残的纳粹党徒的严刑拷打，但仍然顽强地组织狱中的捷克共产党员和德国法西斯作顽强的斗争。而伏契克对祖国和故乡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以及他和妻子古丝妲经受严峻考验的忠贞爱情也更让乐黛云深受感动。
几天后，仍然还在为《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而感动不已的乐黛云终于拿着这本书找到了汤一介，她对汤一介说：“这本书表现的对人类的爱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想你会喜欢它。我还想告诉你，书中伏契克与古丝妲的感情就是我最向往的一种感情，我想，这种不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心灵的结合，就是我们共同向往的。”虽然贵州女孩对这个“一介书生”表达的还不太明确，但很显然，这一次乐黛云在为汤一介送上她最喜爱的那本书的同时，也向汤一介表达了对他的情意。面对乐黛云的表白，汤一介虽然也和这个女孩一样没有那么明显地表达出来，但此时此刻，两个年轻人相爱的心已经走到了一起。
对于他们这一段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的浪漫经历，在半个世纪后中国一部有名的电视纪录片《回家》中，已经叱咤在中国比较文学领域的乐黛云仍然有一个温馨感人的回忆：“那本书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对于我和他那份情感的交流而言。我非常主动地向他表达了对他的情意。我把一本书《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送给他。我告诉他，我很向往这样一种两个人的感情，完全是心灵的精神上的结合，而不是什么物质上的考虑。虽然我没有明确地向他表达出来，但是我的意思已经很明显。而后，他也懂得了我的意思，我们彼此都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伴侣。”
“很多熟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看上去有些羞涩的青年，其实内心是很柔软的。他无法口头向我表达一些爱意，他的方式总是很哲理化的。一次在农场劳动之后，他拔下地上的小草放入我的口袋，说就把我放入你的口袋里。他很自然地表达这一切。”
哲学家汤一介则是这样回忆的：“有一天，乐黛云拿了伏契克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给我看，她说：‘这本书表现的对人类的爱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想你会喜欢它。’这本书是伏契克在1943年被希特勒杀害前在监狱里写的。这时我大概已经爱上乐黛云了，但还没有充分表露出来。”
这部令乐黛云无比激动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同样极度震撼了年轻的汤一介。他是在拿到书后的当天晚上开始阅读的，想不到打开书后他就再也放不下手。他感叹伏契克面对死亡的从容，他看到伏契克在被捕后仍然对他狱中的战友们说：“我们对死亡有足够的估计，我们都知道，一旦落入盖世太保手里就不会再有生还的希望。在这里我们正是根据这一点来行动的。”不由为伏契克面对死亡的从容不迫而感叹。而伏契克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民的赞美，更让他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襟怀。那是伏契克在被法西斯杀害之前对那些历经灾难而能够活下来的人们提出的要求：“不要忘记这些好人，要热爱这些为他人，也为自己而牺牲了的人……每一个忠实于未来，为了美好的未来而牺牲的人都是一座石质的雕像……”
那一晚，汤一介从天黑一直到天明，一口气读完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共产党人伏契克的那些发自内心的深切豪言对学哲学的青年汤一介产生了巨大冲击。在这以前，汤一介曾感悟过生死，也曾写过《死》、《论善》、《论死》及《论人为什么活着》等探讨人生意义的文章，但是比起伏契克面对死亡的从容，对人类的爱，对理想的忠诚，却没有那样高深的境界。他终于感悟到，人生应该有一种大爱，就像书中伏契克说过的这样一句话：我爱生活，我愿意为它而奋斗。人活着就要为一个理想的生活而奋斗。
后来汤一介又连着把《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读了好几遍，并且把其中他最难忘的一段几乎是一字不落地背了下来：
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的时候，我是难过的。我得罪了谁，那么就请你们原谅吧！我使谁快乐过，那就请你们不要忘记吧！让我的名字在任何人心里不要唤起悲哀。这是我给你们的遗言，父亲、母亲和妹妹们；给你的遗言，我的古丝妲；给你们的遗言，同志们，给所有我爱的人的遗言。如果眼泪能帮助你们，那么你们就放声哭吧！但不要怜惜我。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的坟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
伏契克这一段坦然面对生和死的遗言，汤一介不仅熟读得能够背下来，而且每一次都被感动得流下热泪。如此看来，贵州女孩为“一介书生”送去这本书的同时，不仅为他献上人生最美好的爱情，更为他送去了人生最崇高的理想。因而汤一介后来是这样回忆的：“我每次读到这里时，都禁不住为这种热爱生活、热爱人类、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而热泪盈眶。本来在1949年前，我对真正的生活了解得很少，虽然在我心中也有一种潜在的对人类的爱，但那是一种‘小爱’，而不是对人类的‘大爱’。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了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该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于是乐黛云让我读这本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以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
汤一介在还书的时候，终于向乐黛云表达了心迹，那是他夹在书中的一张信纸，他在纸上是这样向乐黛云表达的：“……读了这本书，更让我明白，人的生命就像火焰，小小的火焰燃烧的时间虽然长，但它照亮的面积也十分有限。烈焰转瞬即逝，但它照亮的面积更广阔。我想，就让我们走到一起吧，那是两支烈焰的汇聚……”
“烈焰转瞬即逝，但它照亮的面积更广阔。”是青年汤一介的肺腑之言，而乐黛云也曾抒发过“生活应该燃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的豪言壮语，正是这样的共同理想和抱负，才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这才是两支烈焰的汇聚。
1952年9月13日，汤一介与乐黛云结婚了。这一年，汤一介25岁，乐黛云21岁。就如同两个年轻人积极要求进步，一心革命的追求一样，他们的婚礼也充满了“革命化”。后来乐黛云曾这样撰文描述了当年他们那个具有“革命”意味的“反传统”式的婚礼：
“……就在这一年，我进入了汤用彤先生的家，嫁给了他的长子汤一介，他1951年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我们的婚礼很特别，即便是在50年代初期，恐怕也不多见。当时，我希望我的同学们离校前能参加我的婚礼，于是，赶在1952年9月结了婚。结婚典礼就在小石作胡同汤家。按照我们的策划，婚礼只准备了喜糖、花生瓜子和茶水。那是一个大四合院，中间的天井能容纳数十人。晚上8点，我的同班同学、共青团团委会的战友们和党委的一些领导同志都来了，气氛热闹活跃，如我所想。这是一个‘反传统’的婚礼，没有任何礼仪，连向父母行礼也免了，也没有请父母或领导讲话。汤老先生和我未来的婆母坐在北屋的走廊上，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嬉闹。后来大家起哄，让我发表结婚演说。我也没什么‘新娘的羞怯’，就高高兴兴地发表了一通讲话。我至今还记得大概的意思是说，我很愿意进入这个和谐的家庭，父母都非常慈祥，但是我并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那时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简直是‘左派幼稚病’！两位老人脾气非常好，丝毫不动声色，还高高兴兴地鼓掌，表示认同……”
虽然一心革命的汤一介和乐黛云举办的是一个“反传统”的婚礼，但是思想很正统的汤用彤先生和夫人还是按照当年中国人的风俗，宴请了亲朋好友，以向他们宣布汤家的长子结婚。但是为了表示“革命”，年轻的汤一介和乐黛云竟没有参加。
那是他们结婚的第二天，汤用彤先生和夫人在旧东单市场森隆大饭店请了两桌至亲好友，向他们宣布了汤一介和乐黛云结婚的事。虽然汤用彤的儿子和儿媳举办的是“革命”的婚礼，但是汤用彤先生毕竟是个很传统的人，他觉得自己的长子结婚是一件大事，无论如何也应该有一个仪式来告知亲朋好友，他们同时也告诉汤一介和乐黛云，要他们参加这个婚宴。但是当时满脑子都是“革命”两个字的乐黛云却觉得，这不是无产阶级家庭的做法，结婚后第一应该抵制的就是这种旧风俗习惯。于是，她和汤一介商量后，两人一致决定不去参加这个婚宴。
现在看来，两个年轻人当年的做法可能会让今天的很多年轻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当时的那个年代，大多数的年轻人就是这样积极地追求革命。因而在几十年后，乐黛云曾回忆说：“……这种行为现在看来确实很过分，一定深深伤了两位老人的心。但汤老先生还是完全不动声色，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说。”
（四）对北大哲学系的怀念
优秀的北大哲学系大学生汤一介还没有毕业就被调到了市委党校，可是他仍然在深深怀念北大哲学系，因为他的心中还有一个成为哲学家的残梦……
汤一介在北大哲学系的学习提前在他读完四年级的第一学期就结束了。那一年，北京大学中共党总支把还没有毕业的哲学系大学生汤一介从他正在学习的北大课堂抽调出来，派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去学习。
从北京大学哲学系到北京市委党校，虽并非一心钻研哲学的青年汤一介所愿，却不难看出，这个时期的大学生汤一介已经不单单是哲学系学生眼中那个“性格内向、极富才华又勤奋学习”的优秀青年。此时的汤一介，已被领导的慧眼“相中”而成为中国共产党为壮大、建设党的队伍所需要的“组织员”的培养对象。这样看来，原本就很优秀的北京大学团委干部汤一介就更不愧为那个时代新中国大学生的“佼佼者”了。
此外，汤一介在这个时期从北大哲学系直接调往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也离不开当时的历史社会环境。上个世纪50年代初，正值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党和国家正在大力培养国家栋梁。对于1949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北大哲学系大学生汤一介来说，他不仅担任了北大青年团的干部和许多学校的社会工作，而且还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曾认真听过艾思奇同志讲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胡绳同志的“毛泽东思想”、何思敬同志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课。
这样一位政治可靠，又具有马列主义哲学思想理论的优秀青年，自然会成为北京市委党校培养党的建设者的首选人之一。而当时的汤一介却并没有看重这份荣誉，因为他舍不得离开北大。自1946年进入北大先修班以来，汤一介已在北京大学学习了将近5个年头，5年来在北大的学习、生活、走过的政治道路，都让他那么依恋和难忘。他忘不了那里有曾在南开倒闭又获得新生的《文拓》，忘不了他从不关心政治到参加反美示威游行的激动，忘不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面临人生道路方向时他做出的最重要的选择，忘不了他成为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的光荣时刻，忘不了他收获的幸福爱情……
汤一介舍不得离开北大，还因为他要成为一名哲学家的理想还没有实现。早在1945年，那时年少的汤一介从重庆南开中学回到云南昆明，因为没有学上了，便在家中开始阅读一些和哲学有关的书籍，例如中国的四书五经，也阅读一些相关的佛经和一些西方哲学书籍，诸如斯宾诺莎的伦理等。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中学生汤一介对哲学产生了一种情感，他开始有了一个做“哲学家”的梦想。他憧憬着考入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学习，以便好好地来了解这样一个哲学世界。但是此时他只能服从党的安排。
或许是“一介书生”的书生气太足，更或许是哲学家汤一介原本就不可能去做一名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做发展党员的“组织员”。被领导委以重任派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的大学生汤一介终于还是“辜负”了领导对他的培养。
两个月后，市委党校的领导终于发现，这个来自北大哲学系的儒雅内向的青年虽然很优秀，但毕竟还是“学问太深”，实在是不适合担当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做发展党的“组织员”的工作。而这样既有文化又政治条件可靠的出色的大学生，当时的市委党校也是绝不会放走这个难得的人才的。于是汤一介被留在了市委党校做了一名教员。
但汤一介似乎对此“殊荣”仍然没有“领会”，他仍然从心底里十分不愿去市委党校。他割舍不下对北大的深情，他仍然渴望回到北大读书，他的心中仍然还有一个做“哲学家”的残梦。
这年的暑假，北大哲学系发给了汤一介北京大学的毕业文凭，这就是说，汤一介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北大毕业生了。汤一介的心情却没有那么喜悦，他的心中仍然在为自己没有读完北大哲学系的最后一学期课程而深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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