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阅读中国古典哲学的开端
从《国史大纲》到佛学和外国文学，此时汤一介的阅读更加广泛，而他对《论语》、《孟子》以及《老子》、《庄子》等书的阅读，则可说是他对中国古典哲学著作学习的开端，而这个时期汤一介对佛学的阅读，也得到了父亲汤用彤教授的指点。
应该说，这个时期的汤一介，对他产生最大影响的是他能够充分地阅读各类书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以说是他的父亲汤用彤教授的引导和培养，另外也许还可以说此时的汤一介似乎能够有一些时间来阅读，这应当“得益”于他的“留级”以及他未成行的“西去延安”归来后无学可上的等待，这些都给汤一介提供了大量读书的时机。
最初是从贵州被“遣送”回到昆明后，在等待去重庆南开中学的日子里，汤一介一直在家，他没有白白荒废掉这个时间，开始大量读书。这一次他的阅读不再是一些情节精彩的各类小说，而是有关中国历史之类的书籍，他的阅读也更加专心。
看到如此专心阅读的汤一介，他的父亲更不忘适时引导他的儿子，于是汤用彤教授为汤一介拿来了钱穆先生撰写的《国史大纲》。
教授叮嘱他的儿子说：“这是钱伯伯的《国史大纲》，你一定要塌下心好好读，会对你有用的。”汤教授对儿子寄予的一番希望果然没有落空，《国史大纲》深深吸引了汤一介，它使汤一介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国史大纲》也深深影响了汤一介，读过《国史大纲》后，汤一介觉得自己开始了解中国的历史，也更加热爱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文化。
对于《国史大纲》的高度评价，汤一介曾这样说：“……父亲让我读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它使我了解到我们国家有着悠久、丰富、辉煌的历史，特别是钱先生对祖国历史的热爱之情跃然纸上，使我十分感动，这种态度可能对我以后爱好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读了《国史大纲》之后，汤一介又开始阅读中国古典诗词，也许是前些时期汤家一直居住在昆明近郊的麦地村，身受乡间大自然的田野风光之情的感染，比起在西南联大附中爱听冯友兰先生的侄女讲李后主词的时候，此时的汤一介又转为更喜欢陶渊明的诗文了。这一点，自然还是受父亲的影响比较深，除了父亲曾教过他的陶渊明的诗文外，他还背下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牺皇上人”、“流观山海图，泛览周王传”等。不知不觉中，陶渊明的这些充满田园风光的诗文让汤一介陶醉在其中。
在麦地小村时，汤一介就已学会用湖北的乡音像父亲那样吟诵着《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和《哀江南赋》。这是汤教授最爱对他的孩子们吟诵的诗句。汤一介觉得，无论是陶渊明的诗文，还是父亲最爱吟诵的《哀江南》和《哀江南赋》，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的性格，那就是他身体里逐渐增长的爱“自然”和“自由”的因子以及一个年轻人在国难当头之际为国家前途担忧的一种悲凉心境。
而在重庆南开中学，汤一介读书最多的时候是在他留级以后。因为留级，学习不紧张，自然也就有时间多读书。这期间汤一介的阅读涉猎面更加广泛，由世界名著到中国古典哲学著作，汤一介相继读了很多，比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以及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这些世界名著中，汤一介认为，俄罗斯的著名作家托尔斯泰对自己的影响最大，尤其是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他对信仰的坚贞，更让自己深深感动。
此外汤一介还开始接触中国古典哲学著作，由于此时南开中学的国文课开始学习《孟子》的一些篇章，汤一介于是找来《论语》、《孟子》以及《老子》、《庄子》等书开始阅读。虽然对一个中学生来讲，这些阅读只能是他对这些著作的初步字面上的了解，对其中的更深奥的意义还没有领悟，但这毕竟是中学生汤一介接触中国古典哲学著作的开端。
在即将迎来抗战胜利的日子里，昆明家中的等待是寂寞的，汤一介想起家中父亲常常阅读的佛典。比起战前北平缎库大院的家中，这时家中的藏书规模自是小了许多，这是因为父亲所收藏的佛经大部都已在由北平运到昆明的路上遗失了。但家中毕竟还是有些书的，有一天汤一介看到一本名为《妙法莲华经》的佛书，他不觉拿起来翻看，虽然看着很生疏，但是既然父亲这样潜心研究，那么佛教的人生哲学一定颇有深意，自己就更应该阅读。想到这里，汤一介决定自己阅读这本《妙法莲华经》。他找到父亲说：“我想读一些有关佛经方面的书，您看我能不能读读这本《妙法莲华经》？”
汤教授看了看汤一介，似乎并不感到奇怪，毕竟儿子就生活在钻研佛学的父亲身边，只是教授没有想到，他的儿子这个时候就有了阅读佛书的欲望。教授想了想，意味深长地对汤一介说：“你可以读，但我看你读不懂。”
父亲说的话并不多，意思却很明白，只不过汤一介不想承认自己真的会像父亲所说的那样读不懂这本佛书。汤一介还是捧起了《妙法莲花经》，父亲果然没有说错，从第一页开始，他就几乎是一点都看不明白，马上放下不读，汤一介又觉得面子实在不好看，只得硬着头皮接着看，读了一些日子，结果就像父亲说的那样，真的什么也没有读懂。汤一介只得放下了《妙法莲华经》来到父亲跟前。
汤教授对他的儿子说：“做学问、读书要循序渐进，你可以先看熊十力先生的《佛家名相通释》，把佛学的一些概念搞清，再读佛书也许好一些。”
这些话，无疑是汤教授对儿子学习佛学最有益的点拨，这一次，汤一介记住了父亲的教诲，他找来了熊十力先生编著的《佛家名相通释》，开始认真阅读。
然而对于还没有迈进“佛书之门”的汤一介来说，熊十力先生的《佛家名相通释》仍然如天书一般让他很难看懂。这一次，汤一介没有硬着头皮往下看，而是带着不懂的问题，去向父亲请教。由于不懂的问题很多，所以汤一介常常是多次找父亲提问。而汤教授从来都是有问必答，一遍又一遍为他的儿子讲解，从不厌烦，这让汤一介又一次体会到父亲对他的深情关爱。他后来曾这样回忆：“我认真读了熊先生的《佛家名相通释》，可由于此书写得也很难懂，我不得不常请父亲解释，他多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这是父亲第一次为我一个人讲书。”
二、开始感悟“生死”
伴随着云南的中学时光，一天天长大的中学生汤一介，对人生的理解和观点也在一天天成熟。比起十几年前6岁时的汤一介对“生死”的发问，此时的汤一介可以说是对人生开始了“生死”的感悟和探讨“人生的意义”，特别是“生死”一类的问题。
从十几年前汤一介经历了他的小妹的死亡后，在云南的中学时代，他的大哥汤一雄和大妹汤一平又相继离开人世。三个亲人的离去，让汤一介开始重新面对人生，特别是大妹的病逝，更让汤一介从对“生死”的发问成长到对“生死”的感悟。
而汤一介对“生”和“死”的感悟是在中学的学习和生活的伴随下一天天成长起来的。比如对于“生”，汤一介在初中期间学习了“生理卫生”课的知识后，他开始懂得婴儿是如何形成和产生的。这不由让他想起小时候他向母亲发问“我是怎样生出来的？”，母亲对他说“你是从我的肋下生出来的”的回答。汤一介觉得，在中国，之所以这些有关男女之间的“性”的问题，父母认为不应对自己幼小的子女讲，是因为他们觉得男女之间的“性生活”以及孩子是如何由父母的精子与卵子构成等，都是“不洁”之事。这种思想大概是由长期的民间风俗习惯所形成的，但也可能与儒家“礼教”的影响有关。
而在以后阅读了越来越多的书以后，汤一介则开始知道了更多的关于“生”和“死”的故事，比如基督教关于上帝创造人的故事，比如佛教关于“轮回”的思想，还比如儒家和道家对生死不同的态度等。
无论是中国历史上受“圣人皆无父母，感天而生”之说的传说伏羲氏是由他的母亲踏到了一个大脚印而受孕出生以及帝尧的母亲是由于感受到雷电而生尧之类的“感生”故事，还是关于黄帝、老子、真武大帝、魏存华（女仙人）都有“白日升天”或死后到天上世界的故事以及佛家主张的“来世”、“轮回”和道家宣扬的“长生不老”，汤一介在书中看到的儒家、佛家和道家的这些故事，都是他在哲学研究道路上迈出的最初步伐。
而当时汤一介和他的大妹对于一只死去的小鸡的悲伤，则让他感到，“再生”的观念早已植入在他们的伤心之中了。后来很多年，汤一介都无法忘记在云南宜良，大妹养的小鸡死了以后大妹的悲伤，还有当时大妹对他说过的话。
回想当时自己和大妹之间的对话，虽然他们那时都还只是刚过十岁的孩子，但却都认为小鸡可以再长出来。而这种“再生”的观念可以说在他们更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比如汤一介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当年在北平时汤家的车夫老李给他们那些孩子讲的那个秀才死了又“再生”的故事。汤一介觉得老李讲的故事大概都是从京戏或看中国古典小说得来的，而这个见于《聊斋》的故事应该是受了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轮回”思想的影响。因为在中国古代大概是没有“再生”、“转世”这类观念的。这种故事虽然没有多大哲理性，但是在民间对“劝善惩恶”却能起到一定作用。
汤一介觉得，大妹关于“再生”的问题，看起来虽然是个幼稚可笑的问题，但却也涉及了中印文化之不同，可见小孩子的问题中也可以有大学问。后来汤一介的大妹在十四岁时因患肾脏炎而离开了人世。她的死，不由使汤一介产生了一种孤独的忧伤。因为这时的汤一介已经知道，他的大妹不会“再生”，就像花草一样，今年开的花、长的草枯死了，到明年再开的花、长的草已不是原来的花草了。
三、在阅读中成长
大量的阅读，父亲和家庭的影响，汤一介“为了爱人类、爱国家、爱民族而活，并愿为之而奋斗”的思想一天天成熟，而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大孩子”汤一介在动乱的战争年代走过的中学岁月也即将与他告别了……
汤一介在这个时期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中，最喜爱的，也是他阅读最多的文学作品应该说是俄国小说，除了前面提到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小说外，汤一介也很喜爱屠格涅夫的作品，如《父与子》、《罗亭》等。究其原因，就是这些作品所宣扬的人道主义精神深深打动了汤一介。对于这些俄国的文学作品，汤一介称之为“这些书使我对人道主义有了一定的兴趣和认识”。很显然，在汤一介成长的道路上，这些俄国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人道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还是很深的。而正是这些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才使中学时代的汤一介产生了“同情心”和对人类、对生命的热爱。就像汤一介曾经说过的那样：“……特别是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更加深了我对人道主义的了解，我很喜欢书中的皮埃尔，他的善良深深地打动了我。还有安德烈亲王在战场上受了伤，躺在战场上，他看到了一朵白色的小花，产生出善良的爱心和对生命的珍惜之情以及对他人的同情心等，这样一些美好的人的品质使我向往。于是‘同情心’和对生命的热爱凝聚于我心中，几乎影响着我的一生。”
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一直“隐忍”在汤一介体内的写作“因子”终于爆发了，他开始了自己的写作，在对生命充满了热爱的激情中，已经长大的汤一介完成了他的一篇作品《论善》。对于正在成长的中学生汤一介来说，《论善》虽不是他创作的第一篇作品，但这毕竟表明在哲学研究的道路上，汤一介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只可惜，这篇代表着汤一介由少年跨入青年时代的作品早已丢失。但是汤一介一直记着他的第一篇哲学作品的主旨内容，那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是为了爱他人，“善”就是“爱”，人活着就是为了“爱他人”，应该是没有其他目的的。
在这篇充满“善”和“爱”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汤一介正在逐渐成熟。而对于自己在这个时期的思想状态下完成的作品，汤一介是这样描述的：“但这时我对‘爱’的理解是那么的抽象，它实际上是从爱自己的生命出发的‘爱’，它并不是真正的‘博爱’。”
完成了《论善》后，中学生汤一介仍然没有放弃他的追求，他仍在不断地阅读学习，不断地思索，因而此前对“善”和“爱”的抽象的理解也逐渐在向更加具体的体会发展。而直接影响汤一介思想发展的仍然是他最喜爱的读书，这个时候汤一介的读书兴趣和阅读重点已开始转向宗教的书籍和带有宗教意味的文学作品。
比如读了《圣经》以后，汤一介知道了上帝对人类的爱，了解到耶稣之受难才是真正伟大的“爱”。而对于佛经的故事，汤一介也很爱读，而且他最喜欢“投身饲虎”的故事。这个故事主要讲的是，有一个叫大车国的国王，他的一个叫萨陲的小儿子有一天看见一只老虎产下了七个儿子，已经七天，因为没吃没喝，以致老虎母子又饿又渴，眼看老虎和它的儿子就要死了，萨陲顿时心中生出悲痛怜悯之心，于是他投身到饥饿的老虎母子身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喂饲老虎，以求“无上究竟涅”。
这个佛经里“投身饲虎”的故事让汤一介非常感动，他认为这是一种舍身而完成一种理想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时刻净化着自己的心灵。同时在这一时期，一直非常喜欢阅读俄国小说的汤一介又开始对法国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喜欢纪德（Andre Gide）的作品，并开始阅读纪德小说和散文的中译本。其中汤一介最喜欢的是《窄门》（La Porte Etroite），他认为《窄门》中主人公对爱情的执著和那种浓烈的宗教道德气味对自己有很大的感染力。汤一介也喜欢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搏斗》等，但是他更喜欢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和《米开朗琪罗传》。其中的《贝多芬传》他记得最清楚，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傅雷翻译的。书中的一些句子汤一介至今仍能背出，比如在《贝多芬传》的开头引的是贝多芬于1819年2月1日在维也纳市政府的一段话：“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人生是苦难的。在不甘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夜的战斗，往往是悲惨的，没有光华的，没有幸福的，在孤独与静寂中展开斗争”。
无论是佛经里面那个“投身饲虎”的萨陲王子的舍身精神，还是《贝多芬传》中贝多芬对“人生苦难”的哀叹，都给了此时的汤一介巨大的冲撞。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原本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善”和“爱”的汤一介又增添了许多“人生苦难”的忧患。
在汤一介看来，似乎伟大的作家、音乐家和画家都常常感到孤寂，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对人类有着无限的同情和关怀所致，但很难得到人们的理解，故颇有“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感。而自己当时还只不过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孩子”，这样的年龄，为什么会有这种“人生是苦难”的想法呢？很多年后，汤一介仍然不能对自己作出一个清楚明白的回答，有时候他也在想，也许是因为“少年不知愁滋味”吧！
如果回顾一下汤一介这一时期的学习和生活，就不难理解一个从感悟人的“生”和“死”到感受“善”与“爱”，充满同情心的十七八岁的“大孩子”为什么会有“人生苦难”的忧患意识了。可以说这是汤一介步入哲学殿堂的最初历程，这也让我们看到，汤一介能够走上哲学研究的道路，成为一代著名哲学家更是绝非偶然。
对于这个时期思想的成长过程，汤一介称自己是以某种儒家的思想心态接受西方思想的。因为这时的汤一介仅仅十七八岁，对儒家思想还没有系统学习过，也谈不上什么深刻了解，但代表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还是读过一些的，比如《论语》。汤一介对儒家的一些观点还是记得很清楚的。像孔子所追求的“天下有道”的理想，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以及后来一些儒家的“视死如归”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气节，汤一介认为这些儒家思想对自己潜移默化的影响应该是巨大的。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汤一介自然会被贝多芬那段担当人生苦难的话深深感动，所以汤一介评价这其实仍是自己“以某种儒家思想心态受西方思想之例证”。
另外，汤一介在中学时期这种思想的形成，应该说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那就是来自家庭对他的教育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他的影响。在汤一介的眼里，父亲虽曾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学位，还是一个教授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的大学教授，但是他觉得生活中真实的父亲和钱穆先生在《师友杂记》中记述的父亲的形象是十分吻合的。钱穆先生是这样写的：“锡予（汤用彤教授字锡予）为人一团和气”，“奉老慈幼，家庭和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纯儒者之典型”。
父亲的“美国留学的儒学之气”，汤一介觉得当然是受他的祖父汤霖考官的影响，曾考中进士做过县官的祖父早已把他作为立身行事之大要的“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的家训传给了他的儿子。而汤一介的母亲更是一位出身大族的典型“相夫教子”的中国善良女性。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汤一介，自然会深深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
当时的社会环境对汤一介影响至深。汤一介的中学时代从始至终走过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走过了世界人民共同经历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在这个时期，汤一介经历了他的大哥汤一雄和大妹汤一平病逝的悲痛。
战争带来的动乱，人民遭受的苦难，还有亲人离去带来的悲哀，都让性格内向的“大孩子”汤一介感受到一种“人生无常，世事多变”的悲情。面对国难家难，汤一介更是激起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感情。但此时的汤一介已经认识到，这种“悲天悯人”的感情可以化为一种力量，那就是中国儒家所提倡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生死观”，一种承担“人生苦难”、“济世救人”的理想。
儒家提倡的这种“济世救人”思想，让汤一介对人的“生”、“死”、“爱”有了新的更深的认识和提高，他的思想中已经肩负起了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对于这一时期的思想感受，汤一介曾做过这样的回忆：
“我那时认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活着就应有一种使命感，应对社会负责任。如果一个人不甘于平庸凡俗，自然要担当起苦难，所以中国有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说法。从古至今有儒家精神的仁人志士都是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兴衰和人类社会的幸福十分关怀，往往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是为了一己的小我，而是为着国家民族的大我，因此可以为着一个理想的目标，舍生忘死。在这个时期，我常问自己，‘为什么活着？’我很自然地回答：‘是为了爱人类、爱国家、爱民族而活，并愿为之而奋斗。’当然，我那时的这些想法都是空洞的、没有实际内容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幼稚可笑的。但这些思想感情对我一生来说仍然是宝贵的，因为它无疑是我们中国人传统思想文化中应受到珍视的一部分。”
此时的汤一介已经长大，随着他“为了爱人类、爱国家、爱民族而活，并愿为之而奋斗”思想的一天天成熟，“大孩子”汤一介在动乱的战争年代的中学岁月也即将结束。
1945年，欧洲战场取得了反德国希特勒法西斯的胜利，紧接着中国的抗日战争也于这年的8月取得了胜利。这对于即将结束中学学习，准备考取大学的汤一介来说，无疑更是无比振奋和充满了期待，特别是他思想中的那些一直记于心间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那些一直在心中澎湃的“为人类、为民族、为国家而奋斗”的理想激情，更让汤一介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幻想着祖国的未来，他相信中国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美好的明天，而自己作为一个对国家、对人民充满了爱的年轻人，一定将为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建设尽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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