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年底，汤一介还没有念完六年级，汤夫人张敬平就带着他还有他的妹妹、弟弟一同离开北平，前往云南昆明与在西南联大教书的父亲团聚。这样，汤一介在北平育英小学的快乐时光很快就提前结束了。从此，少年汤一介和父母家人在祖国的大西南共同经历了战争的颠沛流离，也度过了他难忘的战争时代的中学时光……
（一）抗战爆发后在北京的日子
抗战爆发后，汤氏两兄弟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汤家一向富裕而宁静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在1937年中国爆发了卢沟桥“七七事变”之后，居住在北平东城南池子缎库胡同大宅院的汤氏一家以往宁静的生活就已随着国内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彻底改变了。最初是在1937年的暑假，汤家的小儿子汤用彤教授在7月去南京参加中国哲学会。会议开完后，教授即直接取道去了长沙。接着，教授正在北平汇文中学上高中的大儿子，即年长汤一介10岁的哥哥汤一雄，也紧随教授到了长沙。这之后，汤氏父子二人共同奔赴昆明西南联大，汤用彤教授继续教书育人，汤一雄则成为西南联大的一名大学生。这样，汤一介和母亲、弟弟、妹妹留在了缎库胡同的大院里。对于汤用彤一家来说，虽然一家人分居两地，但也只是权宜之计，汤教授始终坚信，不久即会在适当时机将夫人和孩子们接出已经沦陷的北平。
而汤家大院里的另一个主人，汤教授的哥哥，也就是汤家的大儿子、汤一介的伯父汤用彬却和他的弟弟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在日本人大兵压境，即将攻进北京城的时刻，他既没有像他的弟弟那样远去云南，也没有像他的两个大女儿一样奔赴重庆，而是选择留在北平，和他在一起的是他的夫人和几个尚年少的子女。
汤用彬的工作职位仍然是北平市政府秘书处主任，只不过他所效力的处所变成了北平市的伪政权。尽管汤用彬投身于伪政府的行径为汤家大多数人所不齿，但他还是不时地过往于日本人中间，甚至在家中也顺应时势地处处弥散着大日本的味道。担任伪政府的主任秘书没有多久，他的侄子汤一介就在他伯父的房间里看到了一幅穿和服的日本美女的照片，上面还有一个日本人的题词“三人成众，三女成”。
汤用彬不久又同时担任了当时北平中山公园管理委员会的委员，这让他在中山公园得到了一座漂亮的四合院。此后汤用彬的“伪事业”一直较为顺利，他甚至和当时的伪政要们及留在北平的学界人士商量，要让自己的弟弟汤用彤回到北平，他深知，以其弟汤用彤在文化学术界的资深地位，只要回到北平，无论是职位和收入，一定都会享受到可观的待遇。
只是可惜了汤用彬一身的才气精华，也枉费了他的父亲、教育家汤霖考官对他的培养和希望。
汤用彬显然错估了他的小弟弟（汤用彤比他的哥哥小10岁）。自离开北平来到云南的那一刻起，汤用彤教授就已下定“不为伪政府就职”的决心，除此之外，教授的第二个决心就是如何在适时之机接出夫人和孩子。终于在此后的2年，远在昆明的汤用彤安排好了回北平接夫人孩子全家来云南的计划，这个时候是1939年的夏天。
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中国，交通远没有现在发达，再加上战争动乱的道路封锁，汤用彤教授根本无法从国内直接到达北平。因此教授北上的行程只能是先从昆明取道滇越铁路到越南河内，从河内再去越南港口海防，从海防乘船到香港，从香港乘船到上海，再从上海乘船到天津，这样到达天津后就可以直接去北平接出夫人和孩子。因此可以想象汤用彤教授当年要从云南到北平接出夫人和儿女是多么艰难不易。
当汤用彤教授几经辗转，途经越南、中国香港跨越多条水陆旱道终于从上海乘船到达天津时，怎奈天公不作美，此时天津正遭遇多年不遇的大水灾，教授虽心急如焚却毫无登岸之计可施。亲人已近在咫尺，却无法上前，数日行程之前功已尽弃，眼望不能近前的滔滔之水，无奈的汤教授只得怅然返回昆明。
汤教授没有想到，自己安排如此周密的北上行程计划最后竟然毁于“天意”。在即将见到妻儿之际，这个“老天爷”不如意的安排，竟让教授历经数千里长途跋涉付出的千辛万苦“功亏一篑”。
此次北上之行“空手而归”，更让疲惫的汤用彤教授倍觉遗憾。但从另一方面看，此事于汤教授而言，应该说是一件“幸运”之事。当时从天津返回云南的教授并不知晓，一旦他的脚步踏入北平城，势必将难以脱身。他的兄长汤用彬早已“静待”多时，只要小弟“入瓮”，定会力劝其为伪政府效力。而依汤用彤“廉洁自身”之秉性，必将因其拒绝而生出诸多麻烦之事。因而事后汤一介和母亲得知父亲到了天津又返回昆明后，都觉得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庆幸之余愈加感谢“不作美”的天公，为汤教授免去了一场劫难。
（二）辗转的云南之行
辗转漫长的云南之行给汤一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又一次显示出汤夫人一向相夫教子、贤于持家的品德，就如后来汤一介回忆的那样：“我的母亲能在战时带我们从北平沦陷区，过天津，经上海租界，又经当时属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到已为日本兵占领的海防，行程几千里而平安到达，应该说非常不容易。”
汤教授没能接回妻儿，只得又乘船顺原路返回。又经历了一轮辛劳之行后，教授终于从天津回到昆明。虽然已是身心疲惫，教授却仍在时刻挂念远在沦陷北平的夫人和孩子。经过一番认真思考，汤教授终于拿起笔给夫人写信，他决定让夫人带着孩子来昆明，以得一家团聚。教授当然知道夫人远道之行的劳顿与艰辛不易，故在信中提到要夫人带着孩子来昆明用的是商量的口吻。但一向能干的汤夫人却立刻毫不犹豫地定下来，要离开北平，带着孩子们去云南。
汤用彤教授的夫人张敬平虽然没有进过正规的学堂接受教育，却也是从小在家读过书识得字。汤夫人祖籍是湖北黄冈县，同样出身于当地名门望族。受家庭影响，汤夫人一向知书识礼，贤惠能干。特别是在她的儿子汤一介的心目中，母亲更是一个善于持家、教子有方的贤德主妇。由于父亲只是一心埋头做学问，从不管家里事，母亲不单操持所有家务，而且对每个孩子的起居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这让汤一介从小就对母亲存满深厚感情。而这一次，能干的汤夫人再一次显示出她一向相夫教子、贤于持家的品德。
定下行程后，汤夫人开始着手做离开北平的准备。除了吃穿用的生活必需品外，头脑清醒的汤夫人最不忘的就是带上足够的黄金，她知道，在兵荒马乱的年月，这是她和孩子们远赴云南途中最重要的经济保证。孩子、必要的生活物品，再加上为数不少的黄金，对于汤夫人来说，此次的数千里之行，真是肩负之担重千斤了。
正当汤夫人和孩子们行将出发之际，汤家又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原来是北京大学著名的哲学美学教授邓以蛰先生。邓以蛰先生不仅是汤用彤教授的好友，更因为与著名的宗白华齐名而以“南宗北邓”之称闻名中外。这一次邓以蛰教授刚刚听说汤夫人一家要去昆明，立即就来到汤家，请求汤夫人带上他的一双儿女，即邓稼先和邓仲先与他们同行去昆明，因为在那里有邓家的亲戚，可以照顾两个孩子。
邓稼先即为后来的“两弹一勋”、中国著名的制造原子弹的专家，那一年邓稼先15岁，正在上中学。当日本人占领北平城后要求所有中国人举着旗子上街庆祝的时候，一心爱国的少年邓稼先愤怒地把旗子撕碎并踩在了脚下。他的校长得知后非常害怕，他担心这个爱国少年会受到日本人的迫害，于是就赶快找到了邓稼先的父亲。校长与邓稼先的父亲是好朋友，他劝邓稼先的父亲，为了孩子的安全，尽快把孩子转走。这样邓以蛰教授就找到了汤夫人，为了更放心，他连同女儿邓仲先一同托付给了汤夫人。
邓家姐弟给汤一介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汤一介记得弟弟邓稼先聪明可爱，学习刻苦，到了昆明后，邓稼先进入西南联大学习。后来他们在聊天时，邓稼先说起为了学好英文，经常在西南联大院子里的路灯下苦读的情形，这在少年汤一介的脑海中一直留下深刻记忆。姐姐邓仲先则待人很和气，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邓仲先以及邓以蛰先生和夫人，一直和汤家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此时的汤夫人虽已是重任在肩，却仍是爽快答应带上邓家姐弟一同前往云南。为更慎重些，汤夫人还让邓稼先用上她的大儿子汤一雄的名字，此举当然是为了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汤夫人如此豁达能干和一系列的安排，再一次显示了她知书达理、贤惠待人的大家闺秀风范，邓以蛰先生自是感激不尽。
于是汤教授夫人张敬平一个人带上她的二儿子汤一介，小儿子汤一玄，女儿汤一平，还有邓家姐弟邓仲先和邓稼先，再加上他们的生活必需品以及她备足了的黄金，离开了北平城。
他们的第一站是这个行程中路途最短的“旱道”北平到天津。一行人乘车到了天津后，汤夫人就直接带着5个孩子奔向塘沽码头登上了天津驶往上海的轮船。这以后的路程就不那么简单了。按汤夫人的行程计划，到上海后的下一站就是香港，因此在到达上海后，汤夫人办理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为她的一行6人办好去香港的各种手续。于是汤夫人先把几个孩子安顿在饭店住下，这样她才能出去办理各类手续。汤一介记得他们住的地方是上海跑马地附近的东方饭店。
汤夫人虽出身大家，却也是第一次独自一人带着自己的3个孩子再加上好友的2个孩子一起出门远行，更何况此次之行是要远渡大洋，穿过中国香港、越南，行程达数千里，途中辛劳艰苦自是不必多说，光是汤夫人要亲自出面办理各种手续证件之事，对于一向深居简出、相夫教子的汤夫人来说，已实属不易了。
而汤夫人实不愧为“勤于持家、贤惠能干”之女性，她不仅顺利在各个“关卡”办理好了各种手续证件，还把孩子们的吃住安排得井井有条，甚至在香港等待签证的时候，还“不失时机”地为孩子们安排了一次让他们愉快而难忘的香港“观光”。
香港的下一站就是越南的海防，除了办理各种手续证件外，汤夫人和孩子们还要等待驶往越南海防的轮船，因而面对漫长的候船时间，汤夫人和孩子们除了静心“等待”之外，似乎别无选择。
头脑冷静的汤夫人做出的第一步是拿出她早就准备好的黄金去银行换成香港的港币，这样就可以支付他们这一行6人在香港吃住的一笔不小的开支。第二步就是尽自己所能，安排好孩子们在香港的生活。
孩子们在香港短暂居留等待的日子是愉快的，这要得益于疼爱孩子的汤夫人之悉心照料。几十年后年逾80岁的汤一介提起在香港那一段日子，留在脑海里最清晰的画面一个是母亲几次拿出黄金换钱，还有一个就是母亲为了她的孩子们，不惜拿出她用黄金换来的钱带领他们登上香港太平山尽情游玩。
那一天，在母亲的带领下，汤一介和他的弟弟妹妹还有邓家姐弟一同登上了通往太平山顶的爬山电车，对于这个他们在内地从未见过的“新鲜玩意儿”，充满好奇的北京孩子们真是高兴极了。爬山电车载着他们一直到太平山顶，让他们看到了整个香港城的风景，也看到了宽阔的海面。
云南之行途中的香港太平山之“爬山电车”游玩，是汤夫人带给孩子们的快乐，也是少年汤一介的难忘记忆。
对于汤夫人和她的孩子们来说，南下奔赴昆明的旅途是漫长的，当他们一家终于登上香港开往安南（越南）的轮船到达海防码头时，距他们离开北平的时间已是一个月有余。
看到海防岸上飘扬的太阳膏药旗，汤夫人明白，日本人的军队已经将这个城市占领。汤一介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在海防上岸时，他们一家受到了站岗日本兵的检查。这不由在汤夫人和已经懂事的汤一介的心中笼罩了一层无形的阴影，还好在日本兵的盘查下，大人和孩子都无声地走过了检查站。
无声的静寂很快被孩子们的欢叫声打散，刚过检查站，汤夫人和孩子们就看到了站在那里等候的汤用彤教授。在一家人终于团聚的欢快和激动中，汤夫人对汤教授说的第一句话是：“一雄为什么没有来？”自从1937年抗战爆发，汤教授带着他们的大儿子汤一雄来到昆明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汤夫人无时无刻不在惦念她的大儿子。而此时她更不会想到，她时时牵挂的大儿子已经病逝了。一时无措的汤教授用一句“一雄要上课，不能来”回答了汤夫人。善良的教授唯恐一路劳累的妻子经受不住大儿子病逝的噩耗而支撑不住身体，因而有意对汤夫人隐瞒了这件伤心之事。
汤家的这次团聚是汤夫人和孩子第一次走出国门，也是一次难得的“异国重逢”。这让教授决定带着家人在河内多住几天，以略享一下河内的异国风情。一家人在海防停歇了两天后，终于来到了河内。这时的河内还没有遭到战争炮火的摧残，依然是一片宁静幽雅，到处是树木，到处是花草，让自幼在北方长大的汤一介一下就深深喜爱上了这个热带城市。
汤一介和弟妹跟着父亲母亲住进了一家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的旅馆，他觉得那家旅馆很漂亮，特别是旅馆里的那座大花园更是让人喜欢，可以说是树木扶疏，花草繁茂。白天汤一介常常和弟弟妹妹一起坐在父亲身旁在树荫下喝茶，汤用彤教授给他的孩子们买了各种糖果，其中还有孩子们从未吃过的法国式糖果，这是汤一介和他的弟妹们第一次在远离中国北京数千里之外的越南尽情享受法国糖果的香甜，孩子们快乐地分吃着法国糖果，教授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的儿女们，似乎已经分享到了孩子们的甜蜜。
除了甜蜜的法国糖果外，孩子们最喜欢的应该是河内的美食了。对于孩子们来说，无论在什么时候，吃饭似乎永远都是最快乐的享受，因而比起第一次吃到的法国糖果，河内的各类美食似乎更让孩子们难忘。河内的饮食很丰富，汤教授除了带着孩子们在旅馆里吃西餐外，也会带着他的全家走进河内的街里，在那里有很多饭馆，他们可以吃到各种风味的美食。在河内品尝美食是汤一介和他的弟妹们最高兴和最难忘的事。
而河内充满异国情调的城市风貌更是让孩子们感到新奇，尤其是随处可见的香蕉树和椰子树，似乎对这些来自北方的孩子们有着无限的吸引力。汤一介和妹妹最爱在这些树丛里跑来跑去，他的弟弟汤一玄还不到3岁，但也照样蹦蹦跳跳跑起来，跟着他的哥哥姐姐在树丛里钻来钻去。此时汤教授也跟着他的孩子们站在花树丛中，静静地看着。汤一介看着父亲一动不动地站在一片花树丛中，他不知道这时父亲在想什么，也许是要给他的孩子们更多的慈爱吧！
到了晚上，玩了一天的孩子们已经该睡觉了，汤教授依然还是睡得很晚，他常常会在孩子们睡觉前来到他们的床头，用他的双手一边抚摸着汤一介和妹妹的头，一边吟诵着“山松野草带花挑”，在父亲的吟诵中，房间里一片静寂，妹妹已进入梦乡，汤一介睁大了一双眼睛看着父亲，他看到父亲看着他和妹妹的眼光是那样慈爱，这让少年汤一介第一次感到父亲对他的孩子们的深深疼爱之情。
愉快的河内生活很快就结束了，一周后，汤教授和夫人带着孩子们终于起程离开充满热带风情的美丽城市河内。在河内7天的生活是短暂的，却给少年汤一介留下了美好深刻的印象。他忘不了到处是茂密树木和鲜花盛开的河内，忘不了河内市里那一座座漂亮的房子，忘不了他们一家在河内住过的那家既好看又整洁的旅馆，忘不了香蕉树和椰子树丛中他和弟妹们的嬉笑打闹，忘不了花树丛中父亲一动不动的身影……
美丽、安静、清新的河内一直深深印在汤一介的脑海，就像一幅幅多彩的画卷，无论什么时候翻开，每一幅都是一张美丽的彩页……
河内留给汤一介的是永远深情美好的回忆，即便是在几十年后，年少的汤一介已经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哲学家时，当年那短暂而美妙的河内之行仍时时在眼前浮现。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作为国际文化学术交流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的汤一介多次走出国门，足迹踏遍大洋彼岸、欧洲及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走过大小城镇更是无数，却没有一个像当年的河内那样，给汤一介留下了如此无限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回想这一切，汤一介觉得这或许有些是自己当年一个孩子的幻想，或许是当时和父亲分别后全家终于团聚时的喜悦而给他带来的更多的美好回忆。
也许正是河内的美好回忆，才更使得汤一介忘不了当年母亲为了全家到云南与父亲团聚所做的一切。就像汤一介回忆的那样：“我的母亲能在战时带我们从北平沦陷区，过天津，经上海租界，又经当时属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到已为日本兵占领的海防，行程几千里而平安到达，应该说非常不容易。”
（三）在昆明的宜良
一家人终于团聚在四季常绿、风景秀丽的宜良小县城，少年汤一介在这里不仅体会到宜良的风光，更体会到与父亲在一起时的亲情……
汤教授和夫人带着孩子们终于踏上了由河内到昆明的道路，他们是乘滇越铁路的火车来到昆明的。这样，经过两年多的战乱离别，汤用彤教授一家总算在西南边陲云南暂时安顿了下来。几天后，汤教授把一家人安置在了离昆明不远的郊区宜良县，对于没有住在教授上班的地方昆明，而住在了郊区宜良，一向严于律己，不惹是生非的汤教授没有多说什么，一心相夫教子的汤夫人更是不问什么，对教授的安排她从不多想，她的生活内容就是照顾全家人。
宜良县离昆明很近，空气新鲜，风景也很好，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可以躲避日本飞机对昆明的轰炸，而且西南联大的很多教授也都住在这里。上班不远，居住条件相比之下也较为安全舒适，又有同事为邻，也许这就是汤教授把夫人孩子一家人安置在宜良的主要原因了。
宜良虽为一个小县，但却四季常绿，风景如画，尤其是距宜良不远就是云南有名的风景区石林，更为宜良这个小地方增添了不少美景。因此在少年汤一介的眼里，有山有水、气候温和的小小宜良县城绝对就是一个风光秀丽的美丽小山村。
而宜良的风景宜人之处还不仅仅如此，美丽的宜良县城还有一处温泉，清澈的温泉水不单水温适宜，而且发出淡淡的微香，引很多人慕名前来，泡在温泉的大池小池中尽情享受。汤教授自然也是常常偕夫人和孩子们光顾这个吸引众多人前往的温泉。他们经常是使用两间小温泉池，汤一介和父亲在一间，汤夫人带着女儿一平和小儿子一玄在一间。一家人泡够了温泉洗完了澡走在回家的路上仍然是愉快的，因为路边都是长满了茂密蚕豆秧的庄稼地，若是在蚕豆开花的季节，则是一片紫花的海洋。
后来汤一介回忆当年宜良蚕豆花开时节的“胜景”时说：“我记得蚕豆开花季节，一片紫花，不是‘战地紫花遍地香’，而是‘宜良紫花遍地香了’。”而要是赶上蚕豆收获的时节，孩子们就会顺便摘一些带回家中煮着吃。对于汤一介和他的妹妹弟弟来说，鲜嫩蚕豆煮熟后，真是香甜可口，是他们最喜欢的永远吃不够的小零食。
宜良县城还有一个很大的“文庙”，汤一介的家就住在离文庙不远的地方。汤用彤教授为他的家人一共租了四间房。一家人全都住在最里面的一间，中间的一间是汤教授的书房，最外的一间就是汤家的厨房，同时也是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饭厅，此外还有一间小耳房，汤夫人把它用来堆放一些杂物，如宜良当地出的松毛、木炭什么的。4间房子虽说不算多，但已是汤家在云南居住时最为宽敞的一处住房了。相比于南池子缎库胡同那两座北京城最贵地段的两座大宅院，此时的汤教授一家，虽然生活水平已大不如彼时的北平，但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就已经使汤家人很知足了。
在宜良的家，孩子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父亲在一起，汤一介和妹妹一同在父亲的书房里做功课时，汤教授经常是一边看着他的儿女，一边为他的孩子们吟诵诗文，父亲浓浓的湖北乡音时时传进汤一介的耳中，他更加感到一股亲情的温馨。
因为汤家住的房子离文庙很近，所以文庙也是汤一介和妹妹常去玩的地方。他记得文庙的大殿前有一座高台，高台前有一座小水池，池中长满了荷花。大殿前的高台四周有大树环绕，大殿的两边还有很多房间，大概是文庙的院子大，房子多，当时的一座陆军后方医院也设在了文庙的院子里。由于当时战争还没有打到云南，所以虽名为陆军后方医院，但医院里只有一个医官和两三个大概是护士之类的医兵。在很长的时间里，汤一介都没有看到过有伤兵来医院入住，倒是有很多在宜良像他们汤家这样的外省人有病时常去找医官看病。汤一介认识那个姓杨的医官，大家都叫他杨医官。在汤一介的印象里，杨医官为人很和气，热心肠，而且好学习。汤一介还看到杨医官经常找西南联大一些教授聊天，遇到有什么问题，杨医官就会向教授们虚心请教。
当时和汤家同样住在宜良县城的还有不少西南联大的教授，汤一介记得的有贺麟、郑昕、姚从吾、唐□等教授。其实在汤一介和母亲去云南之前，钱穆先生就住在宜良县西的一座小山上的岩泉寺，汤用彤先生还常去岩泉寺拜访钱穆先生，只不过当他们一家人到达宜良的时候，钱穆先生已经去成都了。这是后来汤一介在钱先生的《师友杂记》中看到的记载。
在宜良期间，应该说还有两个人也给少年汤一介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汤一介的堂姐汤伟华和她的丈夫王度（奎元）。姐夫王度是一位桥梁工程师，曾参与过茅以升建造的钱塘江大桥工程。王度的年龄和汤一介的父亲差不多，也是留美学生。在当时他就已是很有名的桥梁工程师了。王度也是湖北黄梅人，所以建造武汉长江大桥一直是他心中的一个愿望。新中国成立后，王度参与过不少国内桥梁建设，是国家一级工程师。汤用彤教授去世后，王度继汤用彤先生当选为湖北省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至于汤一介的堂姐汤伟华，在宜良时汤一介就知道，他的堂姐和前面提到的那位聪明好学、待人和气的陆军后方医院的杨医官有着不同一般的交往。后来汤一介听说，他的堂姐汤伟华终于还是和堂姐夫王度离了婚，而与杨医官结合了。
（四）在宜良上初中一年级
汤一介终于进入了宜良县立中学，而开始上初中一年级的少年汤一介似乎是一个调皮淘气、充满了“成长烦恼”的孩子……
汤家人在宜良县的生活安置下来不久，汤一介进入了宜良县立中学开始读初中一年级。少年汤一介终于走进中学校门，在人生成长的道路上，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对于当年自己在中学时代的表现，汤一介曾多次不避讳地坦言，自己是一个不令人满意的中学生。因此，汤一介在回忆自己的中学生活时说：“如果说小学时的我是个平平常常，很听话的孩子，那么中学时的我可以说是一个学习不好、习惯不好的坏孩子。”
从汤一介对自己中学时期的回忆看，归结起来可以说是中学生汤一介充满了“成长的烦恼”。而在宜良读初一时，他的调皮贪玩和不用功，似乎就是汤一介“成长烦恼”的初期了。
由于正值动乱的战争时期，汤一介在宜良中学的同学除了宜良当地的孩子外，也有一些来自外地的学生，他们大多是因为躲避日本军队空袭昆明而住到宜良的。同为外省人的孩子们自然多了许多亲近感，这又让汤一介的“玩伴”朋友增加了不少。而且当时宜良中学的教员中还有一部分人是来自西南联大的在校学生，这些身兼“二职”的教员们经常奔波来往于昆明与宜良之间，老师未到缺课的现象屡有发生，不得不说对正在学习的学生们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了。“玩伴”朋友多，学校老师经常缺课，这样看来，一个正处于成长发育时期的13岁男孩表现出的“调皮贪玩和不用功”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当年在宜良中学上学的情况，汤一介曾做过这样的回忆：
“……而我也不是一个用功的孩子，功课也仍然是平平常常，且很不用功，贪玩，有时还逃学到水塘里游泳，还偷老百姓家的瓜果。当时学校还有体罚，除罚站外，还有打手板，有次写作文我把‘省’字写成了‘乘’，就挨了一手板，老师还讽刺说：‘中学生这个字都写错，高年级小学生都不会写错。’我们年级还有一个外省来的女同学，她穿起童子军的制服时看起来很美很神气。她的父亲是滇越铁路的工程师。当时在男女同学之间是不说话的，可是我很想跟她说话，于是我就给她写信，由我妹妹交给她，她居然回了信，我们就这样通起信来，直到我家搬到昆明为止。信的内容我早已记不清了，但有一信中她说到还有别的男孩子给她写信她都没回时，对此我很得意。这件事，大概也是我学习不那么好的原因吧。”
能够如此毫无隐讳地“晒”出自己“顽劣”颇多的中学时光，这是汤一介的一贯作风，这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懵懂少年成长的真实经历，更让大家看到了哲学家汤一介率真与坦诚的为人。
（五）在昆明西南联大附中
在西南联大附中上学的汤一介正在成长，眼界也更加开阔，只不过仍然懵懂的少年有时仍然会“爆发”出一些稚气之举……
在宜良中学，少年汤一介的“调皮贪玩和不用功”仅仅“表现”了1年就结束了。1941年的夏天，汤用彤教授带领夫人和孩子从宜良搬到昆明，一家人住到了昆明近郊的麦地村。这时汤一介已经14岁，按汤教授和夫人的意愿，他们非常希望这个已成为汤家最大男孩的儿子能够转到西南联大附中学习，但是当他们着手为汤一介办理的时候，才发现学校正规的考试时间已经过了，于是西南联大附中为汤一介安排了一次单独考试。
联大附中对汤一介的考试应该说是不会超出正常范围的普通考试，但对于一向调皮又不用功的男孩汤一介来说，后来的一切似乎不是那么顺利了。
先不说汤一介在宜良中学的学习成绩如何，也不用说他如何不努力，只要没有忘记1年前的汤一介是在小学六年级还没有念完时就直接升入了宜良中学，就可以想见汤一介在联大附中单独考试的成绩。后来的考试成绩果然不是那么如意，因此联大附中对汤一介作出了这样的安排：“不能插班进入初二，要再读一年初一。”这样，1年前宜良中学从北京来的“跳级”男孩，1年后又成了西南联大附中的一名“留级生”。这无疑又为不走运的中学生汤一介增添了不少“成长的烦恼”。
原来在宜良中学时，汤一介一直自认为是个学习不努力的学生，而到了联大附中后，因为有些课程已经学过，也许更引不起他的学习兴趣，学习也就更不用功，结果是做了留级生的汤一介在班上还是个中等生。
其实从汤一介当时在西南联大附中学习的情况看，汤一介的学习状态比他自认为的中等生要好多了。首先他已开始对学习“感兴趣”，他最先喜欢的是国文课，教他们国文课的老师是冯友兰先生的侄女冯钟云。这位老师国文课讲得非常好，她的精彩讲述常常吸引得同学们一动不动，聚精会神。特别是她讲的李后主的词，汤一介最喜欢听。由于冯钟云老师把李后主的词讲得异常生动，一下子让汤一介他们这一班的学生都爱上了李后主的词。
此外汤一介的数学学习也开始显露头角，多次考试，成绩全都排在班里的前面，这让汤一介很骄傲，虽然从不说什么，心底里却从来都认为班里数学成绩排名第一的应该是“非汤一介莫属”。既然有了这份心思，一旦学期成绩排名公布，数学成绩被老师排在第二名时，中学生汤一介自然就难免心情“郁闷”了。
在西南联大附中有这样一制度，即每学期都要依学生各门课的成绩排列名次，那一个学期，汤一介的数学成绩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一的是一位姓沈的女同学。这让一向数学成绩拔头筹的汤一介不那么服气，他总觉得是老师有些偏心。
不过汤一介在体育方面仍然占有绝对优势，这一次他的体育成绩排在了第一。这似乎又让人看到，中学生汤一介可以算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学生了。
当然，汤一介的“全面”还不仅仅于此，比起儿时的内向少语，比起初一时的贪玩调皮，此时的中学生汤一介正在日渐长大，和他来往的同学已不再是原来的“玩伴”，他的调皮也已不再是“逃学到水塘里游泳，还偷老百姓家的瓜果”。
中学生汤一介交往了新的朋友，课外活动也走出了家门，眼界也更加开阔，只不过懵懂的少年仍会“爆发”出一些稚气之举。其中让汤一介最难忘的可说是那次在昆明近郊的“放火烧山”了。
那是在汤教授一家从宜良搬到昆明不久，他们一家人住在昆明的近郊麦地村，而闻一多先生的家则住在离麦地村不远的司家营，因为两家离得很近，汤一介和闻一多先生的两个儿子闻立鹤、闻立雕成了好朋友。他们一同上学，一同回家，一同外出活动游玩。比起以前，他们外出游玩的活动内容自然是“高级”“大型”了许多，比如被他们称为“探险”的爬山。那时经常和他们三个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和汤一介住在一个村子里的云南同学段成佑，4个少年可以说是形影不离的“铁哥们儿”。
那年暑假的一天，闻立鹤、闻立雕、汤一介、段成佑4个少年又开始了一次他们非常喜爱的，被他们称为“探险”的爬山活动。像每次去“探险”一样，这一次他们仍然准备了每次爬山必带的一些物品，比如火柴、手电筒、水、干粮还有绳子什么的，只要是他们觉得用得着的东西就全都装进背包。
一切准备停当后，4个少年背起背包兴致勃勃地出发了。一路上他们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看见老百姓地里快要成熟的老玉米（当地人管它叫包谷），孩子们不由分说上去就掰下几个。走到长满茂密白薯秧（当地人称白薯为地瓜）的地头时，他们更是三下五除二就刨出几大块，想想这将是他们在山上烧烤时的最佳食品，少年们的心中除了愉快还是愉快。
到了下午，兴头一直未减的4个少年依然在往高处爬，汤一介觉得这一次他们好像爬得特别高。此时年少的孩子们并不知道，山越高风也就越大。因而他们开始准备烧烤时，也绝不会想到高山上的大风一下子就会把火苗吹到草地上。接下来发生的就是，几乎是在他们点着柴火的一刹那，刚刚燃起的火苗就把周边的草烧着了，他们最喜爱的烧烤还没有来得及带给他们美味，大火就在瞬间的时刻烧起来了。刚才还在说说笑笑的孩子们立刻慌了神，更糟糕的是风助火涨，借着越刮越大的风势，山火越烧越旺，汤一介觉得当时那个可怕的景象简直就像是放火烧山一样。
4个少年立刻撇下他们最喜爱的烧烤美味，本能地拼命往山下跑，想来这也只能是他们当时唯一的选择了。当他们终于远离山火，狼狈不堪、疲惫至极地回到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虽仍是惊魂未定，汤一介却不敢对母亲说实话。母亲问她的儿子：“这么晚了才回来，做什么去了？”儿子说：“我和闻家的兄弟俩去爬山，回来时迷了路，所以回来晚了。”
汤一介没有敢把他们在山上一手“制造”的大火之灾告诉他的母亲，但从此以后他却在心里牢牢记住了那一次他们“兄弟”四人“放火烧山”的“壮举”。
（六）难忘的云南
在云南，汤一介度过了他难忘的中学时光，回想起来，汤一介觉得这个时期最大的收获就是他开始走近父亲，了解父亲，了解父亲的研究和著作。在父亲的影响和教育下，中学生汤一介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家”，知道了研究哲学家的意义。从这方面看，可说是少年汤一介正在走近哲学，正在长大，因而云南的生活更加使他难忘。
这个时期，父亲对汤一介的影响最早应该是在宜良，那时汤用彤教授主要的研究是“魏晋玄学”。由于战事，当时的西南联大相比较没有那么多繁忙的事务。因此汤一介看到父亲经常在阅读《全三国文》《全晋文》《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书籍。汤一介当时已经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像《三国演义》之类的书他已经看过，因此有时候自己也会翻一翻《三国志》，虽不全懂，但汤一介知道了“正史”和小说不大相同。
这个时候的汤用彤教授正在研究“王弼思想”，看到父亲的研究，汤一介终于把他对《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不同的疑问对父亲谈起。他问父亲：“为什么《三国演义》中没有王弼？”父亲对他说：“王弼不会打仗，也不会用兵，写在小说里，这小说没人爱看。”汤一介听了觉得很新奇，他立刻问父亲：“那您写的王弼有人爱看吗？”汤教授对他的儿子说：“贺（麟）伯伯爱看，你不信可以去问他。”
父亲的回答无疑更激起了汤一介求知的欲望，他真的马上就跑去问贺麟教授，贺麟先生告诉汤一介：“王弼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可惜23岁就死了，研究哲学家的思想可比研究那些帝王将相，像刘备、关羽、诸葛亮、周瑜等的意义还大。”
贺麟教授的回答显然给了中学生汤一介更多的启发，这个时候汤一介才知道，历史上有所谓“哲学家”，而研究哲学家有重要意义。
而汤用彤教授在宜良的学术研究更是取得了颇丰的成果，这期间，汤用彤教授写成了《王弼大衍义略释》等3篇有关王弼的论文，这些论文后来发表在《清华学报》等杂志上。在这一年里，汤用彤教授还打算写《魏晋玄学》一书，并于1940年3月11日拟出一篇该书目录，总共十二章，但后来还是因家事国事而终未能完成，只写出8篇论文。后来一直到了1957年，他的儿子汤一介从北京市委党校调回北京大学后，开始对父亲的手稿进行整理和编辑，终于编成了《魏晋玄学论稿》一书在人民出版社出版。
到了1942年的夏天，汤用彤教授一家从宜良搬到了昆明，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空袭，在离昆明城大约十里路麦地村的一座很小的尼姑庵中，汤教授把夫人和孩子安置下来，尼姑庵虽然很小也很偏僻，但是在这种地方也像偏僻的宜良小县一样，可以躲避日本飞机的空袭。
汤一介看到，小小的尼姑庵里只有一个年轻的尼姑，整个尼姑庵也是早已被战争动乱的阴云笼罩，院子里杂草丛生，房屋破旧，殿里的菩萨像更是残缺不全、破败不堪，看不到什么人前来供奉香火。
偏僻的尼姑庵虽然一片残旧少有香火，却时时都在向中学生汤一介传递着浓厚的“文化信息”。他看到父亲仍在专心研究他的“魏晋玄学”，似乎丝毫没有察觉到“同居一室”与汤家一家人为伍的几尊破菩萨像就在身旁。过了些日子，汤教授一家还是离开了与他们“朝夕相伴”的破菩萨，搬到庵里西边的三间房子里去住了。因为正殿租给了北大文科研究所放书和其他东西，研究所存放的书籍无疑对汤一介最有吸引力。他记得在正殿里放有一部《道藏》，陈国符教授常去看，王明也常去看。还有一位向达先生因为当时已去西北考察，所以他的书箱也放在了正殿里面，这给爱读书的中学生汤一介提供了更多的可读之书。
而战乱的云南给予少年汤一介“文化熏陶”的还不仅仅是麦地村那座偏僻的尼姑庵，在距麦地村仅一里之遥的小村司家营，就是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战时临时驻地，住在司家营村的，除了前面提到的闻一多先生一家外，还有几位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汤一介记得他们当中有季镇淮、何善周等。
离麦地村不远有一个龙头村，虽仍不过为一小村，却也是一“文化重地”。当年著名的学者冯友兰和金岳霖教授就住在龙头村。汤一介经常看到两位先生往来的身影以及他们和父亲汤用彤在一起交谈的情景。后来汤一介看到了冯友兰先生的《新原道》和《新原人》及金岳霖先生的《论道》，又看到冯先生在序中说，他写这两部书时，有时就要和汤用彤教授讨论。看到这里，汤一介立刻想起了当年难忘的云南岁月，他不禁浮想联翩，似乎看到了战乱时期冯友兰、金岳霖两位教授写作时的孜孜不倦，看到了冯友兰先生和父亲在一起热烈的学术讨论，看到了父亲汤用彤青灯下的苦读钻研，那是战时父辈那一代文人的守望……
那一期间，身居麦地村尼姑庵的汤用彤教授不仅仍在研究“魏晋玄学”，而且完成了《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和《魏晋玄学流派略论》两篇文章，后来分别在《哲学评论》第八卷第四期和《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册》中刊载。在这同时，汤用彤教授还写了一篇《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后来发表在《学术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上。
几十年后，汤用彤教授的这篇文章得到了他的已经成为哲学家的儿子汤一介的很高的评价。汤一介认为，父亲的这篇《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可以说是他继《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后对文化问题看法的文章。所以他评价说，这两篇文章代表了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对文化思想总体看法的理论性论文，即便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有着重要意义。
父亲的《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与《评近人之文化研究》让汤一介看到父亲对文化的看法的公正。之所以平正、合理，与他长期以来对中、西、印三种大文化都能“平情立论、珍视传统”和“尊重差异”有关系。所以汤一介认识到，对文化研究必须对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文化传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之后，其论述才可能在文化问题上有较长期的影响。
麦地村还让汤一介忘不了的是这个时期父亲在中国诗词和古文方面对他的熏陶和培养，以及父亲对他“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家家训的教育。
那时汤一介和妹妹都在联大附中读书，因此每星期日下午汤一介兄妹就要步行去昆明市内，星期五下午回麦地村，从昆明市区到郊区，来回步行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汤一介把这看做是对自己很好的锻炼，更有许多时候汤用彤教授也会和他的儿子女儿一同步行。
父子三人同行回家的途中是愉快的，汤教授常常在这时教他的孩子们背一些诗词和古文。在汤一介看来，他的父亲似乎比较喜欢陶渊明的诗文，所以在这方面他觉得自己受父亲的影响也非常喜欢陶渊明的诗文。一直到几十年后年逾八旬的汤一介仍然最喜欢陶渊明的诗文。尤其是陶渊明的《形、影、神赠答诗》、《五柳先生传》和《与子俨等疏》，汤一介从来都是捧起来爱不释手，读起来如醉如痴。每当读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时，汤一介都会发出无限感慨：这是何等超越的境界！而“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又是多么的潇洒！
感慨之余，汤一介又会沉入深思之中，这些深获汤一介喜爱的诗文之意义也许都得从陶渊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之“言外”意求得吧。
汤用彤教授也常常会给他的儿女们讲些历史故事。汤一介和妹妹都看过《西游记》，汤教授就给他们讲真实历史材料中的玄奘到印度取经的事迹，同时教授还告诉他的儿子和女儿，中国在唐玄奘之前有朱士行、法显，之后有义净、慧超等的求法故事。
讲完这些真实的历史故事后，汤用彤教授接着对他的儿女说：“你们的祖父留给我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我想这些和尚真是这样。你们现在不会懂，将来也许会慢慢懂。”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一直被汤氏家族视为家训，几十年前曾任过知县的汤霖考官把汤家这一家训传给了他的儿子汤用彤，几十年后，他的儿子汤用彤终于把汤家的家训传给了汤家的又一代子孙。只有十几岁的汤一介虽然并没有完全听懂父亲的这段话，但却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汤一介才慢慢懂得父亲传给他的汤家家训的意义。
麦地小村的生活也同样让汤一介难忘，在他的记忆中，离麦地村不远的地方就是龙头村。龙头村虽小，却是当地一个比较热闹的小镇，平日里，操持家务的汤夫人可以在那里买到粮食蔬菜之类的生活必需品，此外龙头小镇还设有一个定期的集市，这也让汤家人更多地去光顾龙头小镇。只要到了赶集日，汤教授和夫人就会带上汤一介和他的弟妹们一起去赶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村民争相在这里购买他们只有在集市上才能买到的吃穿用品，热闹的龙头小镇集市在中学生汤一介的眼里可说是人流攒动、物品丰富。汤一介和他的父母在那里可以买到鸡和鸡蛋，还有烧火用的木炭和松毛之类的东西。汤夫人还在集市上挑选一些布料，为的是给孩子们做衣裤，可能是给孩子们做完衣裤布料还有剩余，汤一介记得母亲曾用集市上买回的布料为父亲做了个书包，这个书包让他从不讲究的大学教授父亲用了多年。
无论是汤家一家人在小村的吃、住，还是汤教授和夫人带着孩子们去赶集，战乱时偏僻的农家麦地小村的一景一物，一人一事，似乎都为汤一介对战争年代在云南中学生活的回忆增添了一抹温馨……
二、西去延安幻想曲
偷偷阅读了“禁书”《西行漫记》后，中学生汤一介终于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西去延安”的“幻想之旅”，虽然他们在走出昆明仅仅“两步之遥”就“折戟”而归，但他们却历经了“磨难”和曲折。充满幻想的中学生既没有见到他们神往的红色延安，也没有走到神秘的雪山草地，却永远忘不了“西去延安”的“幻想之旅”……
（一）阅读《西行漫记》
一部斯诺的《西行漫记》让几个充满幻想的少年如醉如痴，他们终于大胆决定，一定要亲自去看一看那个神秘而又吸引着他们的地方……
离开北京来到云南，汤一介从宜良中学转到了西南联大附中，也经历了“跳级”和“留级”的“荣”与“辱”。在云南经历的这一段中学岁月，无论是在宜良中学逃学到水塘里游泳和偷吃老百姓家瓜果的调皮，还是在西南联大附中与闻立鹤、闻立雕兄弟俩“放火烧山”的“壮举”，都可说是中学生汤一介在云南的“难忘之旅”。
接下来的日子是汤一介继续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再接下来的日子似乎又该不平静了。如果说前一段的中学生活令汤一介难忘，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应该可以算作中学生汤一介在云南“难忘之旅”的“难忘之重”了。这就是曾被汤一介称为“一次冒险行动”的“西去延安幻想曲”。
要是从头说起，应该是在1943年的春天，那一年，汤一介在西南联大附中读初中二年级，他有3个比较要好的同学，他们是游宝谟、曾宪洛和胡旭东。这其中的曾宪洛是著名化学家曾昭抡的侄子。后来汤一介又认识了同在联大附中上学的初三学生余绳荪，他是著名文学史家余冠英教授的儿子，比汤一介大1岁，没有多久，余绳荪也成了汤一介的好朋友。这样4个上初二的男孩子和1个上初三的男孩子走到了一起，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有一天，余绳荪一个人悄悄地找到汤一介，把他拉到一个没有人能够听到他们说话的地方，这让汤一介觉得有点奇怪。果然余绳荪神神秘秘地开了口：“汤一介，告诉你一个秘密，现在我找到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就在我的手里，你想知道是什么书吗？”
一向爱读书的汤一介立刻来了兴致，他问余绳荪：“是什么书？我可以看看吗？”
看到汤一介这么感兴趣，余绳荪挺高兴，他用仍然很神秘的口气说：“这书名叫《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本特别有意思的书，不过一般人是找不到这本书的，就是找到了，也不能让别人看见，因为这本书讲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余绳荪的这一番话不无得意和炫耀，而汤一介只想着如何马上看到这本书。只不过汤一介没有想到，此时同样想看这本《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已不止是他一个人。余绳荪告诉汤一介，他的同学游宝谟、曾宪洛和胡旭东都想看这本书。看来余绳荪为《二万五千里长征》“得意和炫耀”的“表演”对象还不止汤一介。
不得不说余绳荪的“表演”非常“成功”，兴奋的5个中学生很快达成“共识”：大家聚在一起，一块儿阅读那本被余绳荪称为神之又神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可是紧接着又出现了问题，5个孩子发现，他们找不到一个能让他们在一起共同阅读这本书的地方。因为他们当时都是住校生，而这样的书是绝对不能随便拿出来在学校里读的。
不过这种事似乎仍然难不倒他们的“带头大哥”余绳荪，一阵紧忙乎快张罗后，余绳荪终于为他的小兄弟们看好了一间小屋。汤一介一直没有问过当时他们是用什么方法租到那间小房子的，只记得他们租的那间房子是在一座小楼上，进屋打开小楼的窗户后就看到了楼下面的大街。
近70年前的5个中学生的如此行动，即便是在当今，也可以说是足够“超前”了。这自然“得益”于他们的“带头大哥”余绳荪。后来回忆起来，汤一介觉得当年他们这些孩子之所以这样“狂热”，除了是处于十五六岁那个年龄段的男孩子们当时对“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近乎传奇的故事的好奇心外，5个中学生对当时的西南联大附中的训导主任共同的“心怀不满”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这位让5个少年一致不满的训导主任在当时还同时兼任着联大附中的童子军教官，大概是他所任职的工作天生就是对学生“训”和“教”，也可能是这位训导主任兼童子军教官确实对汤一介和他的“小兄弟们”在“训”和“教”上“照顾”得多了些，总之是他的所有作为全都让这5位中学生“非常不满意”，几个孩子一致认为，在这位训导主任兼童子军教官面前，他们受到了不应该的“另眼相看”的待遇。
相同的“憎恶”让5个孩子来往得更亲密，也让他们更加对学习不感兴趣，因而可以想见，租一间小楼，读一本别人找不到的旷世奇书，对于满脑子都是“反叛”思想的中学生们来说，除了新奇、愉快之外，大概就是一种说不出的诱惑力了。
5个男孩子终于在他们租来的房子里相聚了，“带头大哥”余绳荪也终于拿出了那本神秘的书，汤一介这才看清，被余绳荪称名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那本书的真正名字叫《西行漫记》，作者的名字是一个叫斯诺的美国人。不过书的内容里确实有“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这一点余绳荪还是没说错。
看来那个美国人斯诺确实在他的《西行漫记》里写了不少东西，无论是那个让红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的漫长而又神奇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故事，还是那个他们第一次听到的神秘城市“延安”，都深深吸引了这些充满了幻想的西南联大附中的“反叛”者们。
余绳荪一句接着一句认真地读着，汤一介他们几个则是一个字不落地听着，大哥越读越有精神，小弟们更是越听越上瘾。余绳荪手中的《西行漫记》似乎变成了潘多拉宝盒，美国人笔下的故事越来越精彩。随着余绳荪手中《西行漫记》一页页的翻动，汤一介和他的伙伴们已经走进了《西行漫记》，虽不知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如何充满了艰难险阻，也不知它的真正意义到底是什么，他们却神往着红军长征途中那一段最艰苦的爬雪山过草地，虽不知共产党如何领导抗日，他们却记住了中国的大西北有一个神秘的延安。
几个男孩子对《西行漫记》已经从上瘾变成了入迷，为了《西行漫记》，他们甚至可以经常逃课，几个孩子逃出课堂就一头扎进那间临街小楼，在那里大家共同分享新奇和幻想，那个美国人写的《西行漫记》已经让他们神魂颠倒。
“大哥”余绳荪在那间他出了不少力气才租来的小楼里仍然在毫不吝惜气力地为他的小兄弟们读着《西行漫记》……
终于有一天，“带头大哥”余绳荪又开始“带头”了。那一天，逃出课堂的汤一介和伙伴们又聚到了那间临街小楼，这一次，余绳荪没有像往常那样打开《西行漫记》，而是很郑重地对他的小兄弟们说：“我有一个想法，既然《西行漫记》这样吸引我们，我想不如咱们几个一起去一趟延安，只有看一看，才能亲自体会到《西行漫记》的精彩……”
余绳荪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汤一介和另外几个孩子的欢呼声打断了，他们一边举起双手赞成，一边在心里为能够即将出发西去延安而兴奋不已。看到自己的想法这样受欢迎，又看到他们一个个兴奋得满脸放光，余绳荪顿时感觉倍受鼓舞，就像自己的领头地位又一次得到巩固提高一样，他接着告诉他们说：“我已经看好了地图，路线也可以初步定下来，咱们的第一个目的地应该是西安，到了西安，我们就可以再设法去延安，另外我有一个表哥在西安，我们到了西安以后如果碰到什么困难，我的表哥一定会帮助咱们。”余绳荪的后一个提议又立刻得到了所有同伴的赞成。
从小楼里带着大家阅读《西行漫记》开始，一直到决定出走昆明赴西远行，余绳荪不惜献力献策，心甘情愿，无怨无悔，足显出一个“带头大哥”之风范，实为他的小兄弟们从心底里佩服。在“带头大哥”如此不惜气力的鼓动下，4个小兄弟已是摩拳擦掌、兴奋至极。他们已经开始憧憬着心目中那美妙而神奇的“西去之旅”。
只不过此刻的“大哥”和“小弟”们都没有想到，前面等待他们的，既不是他们最想去的延安，也不是他们一直在神往的爬雪山过草地。
（二）“流产”的西去延安之行
虽经历了一番曲折磨难，但延安仍然没有去成，“西去延安幻想曲”也终于“曲终人散”。少年汤一介却始终难忘这一段传奇般的中学岁月……
毕竟还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当他们自认为去延安的出行计划已是万无一失整装待发时，才发现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没有办成，那就是他们一行5人西去延安的路费。对于他们来讲，这不得不说是个难题了，这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第一他们自己拿不出来，第二又没法找家里要。这一次“大哥”余绳荪似乎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这笔为数不小的路费了。没办法，几个人只能坐在一起动脑筋商量，不知谁先说了一句：“既然跟家里要不出来，那我们就只能从家里偷钱了。”虽说是平日里不好好学习，一脑子“反叛”，但他们谁都知道沾上一个“偷”字绝非光彩之事。可若是不偷，就没有去延安的路费，商量来商量去，还是只有一个办法：从家里偷。不过要偷还不能偷“钱”，只能偷黄金。因为他们知道钱大都在家长的手里，孩子们是拿不着的，即便是偷到手里，也会很快被发现。而家中的黄金则不同了，谁家的黄金首饰都不会摆在明面上，一般都会藏起来收好。所以只能偷黄金，既可以换出好多钱，又不容易很快被大人发现。看来，为了他们一心向往的西去延安之行，这一次只能行一回“苟且”之事了。
终于每个人都做了一回小偷，汤一介从家里偷了一支金笔、一块金表，还有一个上面刻有他父亲汤用彤名字和《清华周刊》总编辑字样的金牌，游宝谟从他的家里偷了一副金手镯，其他那几个也都从家里偷了不同的首饰之类的黄金。
金子到了手，就意味着西去延安的行程已再没有障碍，余绳荪说：“我们先把黄金卖了，然后就可以出发了，今天我们就直接奔火车站去曲靖。”
知道马上就可以离开昆明了，几个孩子都挣脱枷锁般雀跃起来。此时的汤一介除了高兴之外，似乎比起他那几个对“革命”和“共产党”一无所知的同伴来更显出一丝沉稳。这是因为早在几年前的北平城里，当时还不到9岁的汤一介就已经听说到“共产党”这3个字了。那时汤一介的哥哥汤一雄是汇文中学的学生，从看到哥哥神神秘秘的行动和在哥哥对他的提问不耐烦的回答中，汤一介知道了在北京有个共产党，也记住了“革命”两个字，虽然当时他小小年纪一点也不懂得什么叫“革命”。
因而此次的西去延安之行对于汤一介来说，除了和同伴们一样的“向往”外，似乎还有一种即将识得“庐山真面目”的激动。
按照余绳荪和大家说好的，几个孩子先把游宝谟从家里偷来的金手镯（他们都知道在偷来的所有黄金中，只有这个金手镯最值钱）卖了，接着带上他们简单准备的东西，就悄悄逃离家门踏上了征程。几个一心奔赴延安的西南联大附中的“反叛者”终于怀着投奔革命的雄心壮志出发了。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计划，他们出走昆明的第一个目标是曲靖，这是当年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进入云南的第一站，接着再由曲靖奔往贵州，这条路线同样是红军长征曾经走过的一条道路。看来，几个中学生早已把红军的长征路线熟记于心，他们如此坚定地走“长征路”，不得不说是《西行漫记》让几个中学生“痴迷”的一种魅力，也不得不说那个美国人斯诺的确有些了得了。
曲靖是云南有名的一座城市，虽为当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进入云南的第一站，距离昆明却只有不远的120公里路程。而接下来到贵州的路程就远没有那么通畅了。这一段路不但路途遥远了许多，而且没有直接通行的火车。汤一介和同伴们用了差不多半天的时间到了曲靖后，才发现从曲靖再想去贵州，不但没有像昆明那样可以直接买上车票坐火车，就是仅有的公路也是坑洼不平，高高低低。弯弯曲曲的贵州公路上看不到什么正经的可乘汽车，只有运货的大卡车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颠簸前行。看着大卡车在公路上驶过带起的一阵阵尘土狼烟，余绳荪叹了口气说：“看来我们只能先在这儿住上一天了。”余绳荪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如果要去贵州，只能找个“黄鱼”搭乘。“黄鱼”就是当地运货的大卡车，那个时候只有他们才敢私自搭载客人。
好在孩子们这次出门第一个“受挫”的结果还没有那么不走运，余绳荪带着汤一介他们几个跑了半天，总算是说好了一辆开往贵州运盐的大卡车，还好在几个孩子手里还攥着他们刚刚用从家里偷来的黄金换来的足够的钱，运盐卡车的司机终于载上几个一心要奔往贵州的中学生少年上了路。
运盐的卡车开起来了，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汤一介终于觉得可以稍微塌下心了。大家有说有笑，似乎忘了为了这次西行，他们每个人做了一回小偷，忘了刚刚不久他们还在为找不到黄鱼车而着急……
运盐卡车还在坑洼的公路上颠颠簸簸地前行，5个疲倦的少年已经昏昏入睡，全然不知大卡车载着他们刚刚拐过了一个个危险的急转弯，还驶过了一个长达二十里地频发事故的大坡。已经睡熟的少年们还不知道，此刻在他们已离开数百里的昆明，他们焦急万分的家人早已经开始了对他们的寻找，他们的出走已经惊动了西南联大附中，学校已经联系了警方。他们更不会知道，被他们视为无比神秘而崇高的延安之行，虽不过仅仅迈出“两步”之遥，却已即将结束……
迷迷糊糊中，汤一介忽然感觉到卡车已停止了前进，迷迷糊糊睁开眼睛才发现，一旁的余绳荪早已睡醒，他告诉汤一介说：“刚才司机已经说了，这是中途停车休息，咱们下车找地方吃点儿饭吧。”几个少年立时忘了疲劳，翻身下了运盐大卡车，高高兴兴地找饭馆吃饭去了。吃完饭的少年们愈加精神振奋，在坑洼颠簸的行进和说说笑笑中，运盐卡车载着5个踌躇满志的中学生总算安全到达了贵州。
孩子们翻身走下运盐大卡车时，天已经黑了。他们决定先去找旅馆住下，于是“带头大哥”余绳荪走在最前面，带着大家走进了一家小旅馆。店主人按规矩登记下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收了钱，住宿手续就算办完了。底下的事就是该找吃饭的地方了。于是还是余绳荪走在前面，几个人来到了一家饭馆。再底下发生的事，就是几个中学生万万没有想到的了。
肚子差不多填饱了，他们起身一起向旅馆走去，一路上仍是有说有笑，精神振奋。就在推开旅馆大门的一刹那，孩子们愣住了，几个身穿黑衣，身体壮实的彪形大汉齐刷刷地一排站在眼前，从他们那威风凛凛的派头和莫测的眼光中，几个少年的心中立刻感到隐隐的不安。
果然是来者不善，其中一个张口就问：“你们是不是昆明来的？”孩子们还没有来得及点头，威风凛凛的黑衣彪形大汉就接着说：“余绳荪，汤一介，游宝谟，曾宪洛，胡旭东就是你们几个，没错吧！”穿黑衣的彪形大汉一下子把5个人的名字一字不差地说了出来，这突然而又不留有一点余地的问话立时让措手不及的孩子们乱了方寸，他们不得不承认，因为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在办理旅馆登记的时候，他们都登记了自己真实的名字，没有办法，谁让他们是“初出茅庐”呢。几个孩子只得点头说是。到了这一步，接下来发生的事似乎就由不得几个孩子了。果然，黑衣彪形大汉紧接着就口气十分强硬地又开口说了话：“你们收拾一下东西，跟我们走一趟！”不谙世事的少年们好像还不知晓发生了什么事，几个人几乎同时问彪形大汉：“让我们去哪儿？”他们得到的回答是：“到地方就知道了。”从彪形大汉们明显的不屑一顾的口气中，5个少年知道他们已经没有选择，余绳荪看了他的4个小兄弟一眼，什么话都没说就向旅馆的房间走去，汤一介他们也只得跟在了余绳荪的后面。
从进房间收拾东西到跟着彪形大汉们走出旅馆，孩子们一直没有说话，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他们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彪形大汉们更是一语不发。这样的“沉默对抗”一直到彪形大汉们把他们带进了一座大院的房子里，这时，汤一介才看清楚，他们进的地方是“贵州警备司令部”。
似乎到了这一刻，他们才知道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了，望着戒备森严的贵州警备司令部，孩子们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仿佛警备司令部的阴森冷风传遍了全身。他们立刻明白，在这个时候被带到这种地方，只能说是5个人全都一个不落地被捕了。
身穿黑衣的彪形大汉们仍是一言不发，进了贵州警备司令部直接把汤一介他们关进一间小房子里，紧接着又在门上加了一把大锁后就走了。随着彪形大汉一阵逐渐走远的沉重脚步声，贵州警备司令部的整座房子似乎都笼罩在阴森恐怖中。
彪形大汉们走了，小屋里只留下一片阴冷和沉寂陪伴着神情未定的5个少年。从运盐卡车下来到现在，早已过了半夜，孩子们却没有一丝睡意。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竟会发生这样谁都不会想到的事情，以至于让他们不知如何是好。昏暗的小屋中，疲惫不堪的孩子们看上去似乎仍然不显慌张，那实在是他们已被“突发事件”弄得神情麻木。实际上从彪形大汉们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那一刻起，这些从未离开过家人的少年们就已开始心里打鼓，一直到被锁进这间小屋，他们每个人的心里仍然是七上八下，惴惴不安，谁都不知道这个专门“抓人”的地方会怎样处置他们，毕竟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的“世面”。
黑夜的沉寂中，余绳荪第一个说了话：“明天他们肯定得提审咱们”，一说到“提审”两字，孩子们立时觉得那么扎耳，想不到这个只有对犯人才用得上的词，也和他们沾上边了。“不管他们问我们什么，咱们一定记住不能跟他们说实话。”余绳荪的话，似乎一下点拨了几个小弟，大家这才明白该做什么了。他们都觉得“大哥”余绳荪说得有道理，这个时候一定要动脑筋想办法才是上策。
于是小兄弟几个立刻开始一块琢磨到底应该说什么，还是“大哥”余绳荪带头想主意，最后大家商量好，一定都要一致说，是因为联大附中的那个兼做童子军教官的训导主任总是看不上他们几个，经常让他们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他们心里很不服气，才决定离开西南联大附中。这次逃出，只是准备去重庆南开中学读书。对于这个大家一致同意的说法，几个人都觉得最为稳妥，心里也踏实了许多。
不过“大哥”余绳荪似还嫌不稳妥，他想了想又对大家说：“如果我们说了是对联大附中不满，是要去重庆念书，他们还不相信的话，就接着告诉他们说你们在重庆都有亲戚，所以你们每个人一定要找出各自在重庆的亲友，至少得有一两个，这样他们对咱们的怀疑就会稍微好些。”
大家都觉得余绳荪想得挺周到，巧的是每个孩子在重庆还真的都有亲戚，找好了各自在重庆的亲友后，几个孩子觉得身上好像又多了一个“护身符”，心里又踏实了不少。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那充满幻想的西去延安的美梦，而这一晚上，他们的美梦已被打碎。
看着大家差不多安下心，余绳荪又接着说：“只要我们不说去延安，不和共产党沾上瓜葛，不提《西行漫记》，他们就治不了我们什么罪。”
一听余绳荪说《西行漫记》，汤一介才想起，那本把他们弄得“神魂颠倒”的《西行漫记》还稳稳地待在他们的行囊之中，于是他赶快对大家说：“那本《西行漫记》现在还在我提着的箱子里，怎么办？总不能让这个贵州警备司令部看见呀！”
这一下子，刚刚塌下心的几个中学生又开始发慌了，不管怎么说，《西行漫记》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绝对是一本“禁书”，而对于此刻身陷国民党贵州警备司令部的汤一介他们来说，别说他们已背负“逃往共区”之嫌，单这一本《西行漫记》就足够他们“不自在”了。
余绳荪说：“一定不能让他们看见《西行漫记》，得想办法把它藏起来。”
游宝谟说：“把它藏哪儿呢？咱们就差没让他们搜身了。”
汤一介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他觉得就是把书撕碎，也不会逃过黑衣彪形大汉们的眼睛。
一直没说话的曾宪洛和胡旭东终于为大家找到了办法，他们两个几乎同时发现，这个让他们失去自由的小屋房间的地板上有好多缝隙，这样事情一下就突然有了转机，孩子们终于知道该怎么做了。他们立刻从箱子里拿出《西行漫记》，想都没想就开始动手一片一片往下撕，接着是一张一张地通过地板缝塞进了地板下。
随着一张一张的书页“埋入”地下，孩子们离《西行漫记》似乎越来越远，昔日昆明小楼中阅读《西行漫记》的狂热已不复存在，如今只剩下了《西行漫记》带给他们被锁进小屋失去自由的慌张落魄，可谓彼一时此一时，更不知那个写下《西行漫记》的美国人看到此景会作何感想。
第二天一早，穿黑衣的彪形大汉又来了，这时孩子们才知道关押他们的那间小黑屋是侦缉队的两间房子里面的一间。想起深夜大家一齐动手“埋葬”《西行漫记》的紧张时刻，5个少年的心情似乎稍许稳定了一些，不管怎么说，对他们最不利的“证据”，穿黑衣的彪形大汉们是抓不到了。这也许是他们这次整个不走运的“西去延安”之唯一的一个“幸运”吧。
紧接着果然就开始了对他们的“提审”，一个贵州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把几个孩子分别叫到他那里一个一个开始谈话。轮到汤一介时，那个参谋长看着一直不吭声的汤一介说：“你们现在这么年轻，不要相信什么宣传和谣言，免得小小年纪受人诱惑误入歧途。”参谋长的话音里果然明显地露出他们是在怀疑这些中学生有“逃往共区”的嫌疑。
看着汤一介仍然是一语不发，那个参谋长就开始问汤一介：“你是要去哪里？”
汤一介用他事先想好的话回答说：“我要去重庆上学，因为我有一个堂姐在重庆南开中学教书。”一说到上学，那个参谋长又问汤一介：“平日里在学校都看什么书呀？”
这回汤一介觉得可以说话了，他对那个参谋长说：“我最爱看巴金的《家》、《春》、《秋》，还有《三国演义》，还有……”只要不说《西行漫记》，对于一向爱读书的汤一介来说，再说出几倍数字的书名都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
从参谋长那儿被问话回来几个孩子交流后，汤一介得知，对他们的问话差不多都是近似的内容，而大家也都是一致地胡编乱凑说出一些书名来对付那个参谋长。不过对他们的“带头大哥”余绳荪的问话内容，就有点儿不一样了。
余绳荪是第一个被传去问话的，他回来后告诉汤一介说：“那个浑蛋参谋长对我挺厉害，还吓唬我说：‘现在是抗战戡乱时期，不要以为你乱来就不会把你枪毙！’”看来那个参谋长还不是白吃干饭的，他不但看准了余绳荪是这几个中学生的“领头人”，还对他们的“领头人”施以“擒贼先擒王”之计。只不过参谋长这回是白白费了一把子气力，任是问话、威吓，也没有问出个所以然，问不出来什么又不敢放他们出去，无计可施的参谋长只能是把5个中学生继续关在贵州警备司令部的那间小屋里。这么一来，几个逃离家庭一心向往自由的中学生只能“束手就擒”地在贵州警备司令部的小黑屋里与世隔绝暂且度日了。
被关押在小黑屋里的滋味自然是不那么好过，失去自由的少年们似乎已被外面的世界遗忘，每天“陪伴”他们的，只有外间屋侦缉队的那些黑衣彪形大汉。至于吃饭，是没有人给送来的，饿了想吃饭？对不起，拿钱来。落魄的少年们无奈只得掏出他们用偷家里的黄金换来的钱，那些侦缉队的黑衣大汉们倒也“不客气”，接过钱揣进怀中就上了街，至于说孩子们吃到嘴里的饭与他们掏出的钱是不是“物有所值”，那就只有侦缉队的彪形大汉们知道了。
饭吃进肚子有了精神，似乎忘了忧愁的孩子们有时也会“质问”那些看管他们的侦缉队大汉：“你们把我们关在这里干什么？我们又没犯什么法！”
“你们这些孩子，懂什么！”黑衣彪形大汉的不屑回答更让孩子们失望。
好在这种日子终于快熬到了头，突然有一天，警备司令部的小黑屋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几个中学生同时认出来，是西南联大附中的教务主任魏泽馨，他们的心头不由升起一丝希望。果然那个教务主任张口发了话：“我是来接你们回昆明的。”这对已经失去自由多日的几个中学生来说，自然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谁都知道，关在贵州警备司令部里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但愿他们那个教务主任魏泽馨说的都是真的，估计他应该先去办理接他们出去的手续。虽然此时他们的心早已飞向昆明，恨不得一脚踏出这个夺走他们自由的贵州警备司令部，但此时他们却无能为力，只有耐心等待。
第二天，那个教务主任魏泽馨果然把他们接出了贵州警备司令部，孩子们终于走出了那间让他们失去多日自由的小黑屋。走在多日不曾享受的阳光下，汤一介不由自主地回过头，身后贵州警备司令部的大门随着他们的脚步渐行渐远，他忽然觉得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算了算，他们被关进那间小黑屋里已经是整整一个星期了。
看来5个中学生出走昆明的事闹的“动静”还是挺大的，不知是有意安排，还是为了向上司“摆功”讨好，那个西南联大附中的教务主任魏泽馨接出了汤一介他们一行5人后，并没有直接去车站直接回昆明，而是先把他们带到了当时的贵州省秘书长郑道儒家里。这位省秘书长对5个中学生进行了一通集体训话后，还“慷慨”地请他们吃了一顿饭。
只是几个年少的中学生似乎对这位省秘书长的“关心”和“安抚”没有那么领情，至少没怎么“领会”。事后汤一介提起那个省秘书长郑道儒对他们的集体训话时说：“无非就是要我们好好读书，现在是抗日时期，要拥护党国和领袖，不要听信各种扰乱人心的宣传等之类的话。”
第二天，联大附中教务主任魏泽馨亲自带着5个中学生踏上返回昆明的路程，大概是唯恐几个中学生再会生出什么“非分之想”，为了免于“节外生枝”，一路上还有一个穿着一身黑衣裤的彪形大汉一直不离这一行人的左右。如此的“礼遇”规模，不得不说是“5少年出走昆明”之“大动静”了。
让汤一介没有想到的是，他这次的“出格行动”与“不光彩的归来”都没有受到父亲的责备。看到一身疲惫精神落魄的汤一介，儒雅的汤教授没有说什么话，只是拿出一封信递给了他的儿子。
汤一介看到，那是一封5个出走昆明中学生的家长联合写给联大附中校长黄钰生的信，家长们在信中对联大附中提出了批评。在最后家长签字的名字中，汤一介看到了他最熟悉的笔迹：父亲的名字汤用彤。
“延安之梦”彻底破碎，5个中学生的“西去延安幻想曲”终于在孩子们回到昆明与家人的团聚中而“曲终人散”。后来汤一介回想起那一段“轰轰烈烈”的“西去延安之行”，觉得实在是那时他们的年少天真与满脑子幻想，试想在那时的抗日战争时期，欲想从国民党统治下的昆明奔赴延安，倘若没有当时地下党的安排，那是绝无可能的。
没有去成延安，对于汤一介来说或许更是一种幸运，或者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思索中，从不相信“命运”的汤一介忽然觉得冥冥之中似真的有一双手在支配着每一个人。
如果当年汤一介真的去成了延安，那就不会有在北大哲学系求学的大学生汤一介，他也不会遇到与他甘苦相依的妻子乐黛云，更不会有一个中国出色的哲学家……
三、到重庆南开中学读书
“西去”归来的汤一介无法在西南联大附中继续读书，只得又一次离开昆明，来到重庆南开中学读书。然而战时重庆南开中学生活的艰苦、学习的不适应，这里的一切让中学生汤一介感到仍是那么不尽如人意……
延安没有去成，“壮志未酬”的5个中学生自尊心和颜面也已是“严重受挫”。既是“沦落”到这等地步，西南联大附中恐是难以“迎接”“西去”归来的5个少年了，而他们自己就更是不愿意回到原来的学校了。“带头大哥”余绳荪带着游宝谟、曾宪洛、胡旭东那几个小兄弟都转到了云大附中。汤一介也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再回到联大附中。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母，汤教授和夫人觉得他们的儿子说的不无道理，但是孩子总是要读书受教育的，思来想去，教授和夫人最后做出了送汤一介去重庆的南开中学读书的决定。
到重庆南开中学去读书，汤一介自然求之不得，因为南开中学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学校，而且他的堂姐汤一雯此时也正在重庆南开中学做教员。但是离开昆明到遥远的四川重庆，却绝对不是一件轻易而为之事。
当时去重庆的道路只有乘汽车和乘飞机两条路可行，由于处在战时，昆明通往外省的大多道路都很不安全，汤教授和夫人自然不放心他们的儿子走公路。况且此前汤一介刚刚饱尝了在公路乘汽车的苦难。因此通往重庆最安全的途径只能是乘飞机，为了避免危险，教授和夫人坚持要汤一介坐飞机去重庆。可是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要想在昆明买到去重庆的飞机票是很不容易的。而对于当时只有16岁的中学生汤一介来说，凭他自己一个“小儿郎”“单枪匹马”出头露面，一张飞往重庆的机票就是再小，恐怕也是不容易攥到手中了。
为了使儿子能够顺利离开昆明，父亲汤用彤只得亲自带着汤一介为购买机票开始奔波。而此时的汤用彤教授自1938年完成《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后，身体一直就不好。从1931年开始，教授多年来几乎每天都是到深夜2点以后才能睡觉，长期的劳累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虽然如此，身患高血压、心脏又不好的汤用彤教授仍然带着他的儿子，顶着炎炎烈日，时时往返于航空公司与飞机场的大道上。从他们居住的青云街到南屏街的航空公司要走半个多小时，如果要去飞机场，那时间就更长了，最快也得一个多小时。这样辛劳的奔走，无奈父子二人奔波数日，往返航空公司多次，却仍是一无所获。此时的汤教授已是身心疲惫，却只能眼看着购买机票的希望日渐渺茫。
就在汤教授近于绝望之际，有好心人偷偷告诉他，可以去托一下毛子水教授，因为据人说，这位毛子水教授当年曾做过当时已是军统头子戴笠的老师。
汤用彤教授虽历来都是廉洁克己，从不求助于人，但这次为了他的儿子能够好好读书，只得亲自登门去见毛子水教授。好在这位毛子水先生还比较通情达理，他很明白，若不是遇到十分为难之事，以汤用彤先生之为人，是绝不会亲自找到他的门上的。
有了毛子水教授的出手相助，汤一介终于拿到了一张通往重庆的机票。看着攥在手里的机票，汤一介的心里很是不好受，他亲眼看到父亲为了给他买机票来回奔波的辛劳，为了他亲自登门求人帮忙的不易，而此时50岁的父亲身体已是大不如以前。
想起为撰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父亲投入大量心血辛劳过度而患病的身体，想起为了送他去重庆读书，父亲奔波于机场和航空公司疲惫的身影，汤一介的心头一阵阵发热，他觉得父亲为子女付出的太多了，父亲真是太不容易了，16岁的汤一介第一次懂得了心疼自己的父亲。
汤一介思绪万千，心中一阵阵的不平静，攥在手中的机票愈发增加了几许沉重，他似乎看到在这张得来不易的机票上浸满了一个父亲对儿子寄予的无限希望。那是父亲希望他能够上一个更好的中学，努力学习，为以后的学业打下良好基础。汤一介觉得这一次自己一定不要辜负了父亲的希望。
怀着这样的一份心情，汤一介终于离开疼爱他的父母，只身一人来到重庆南开中学。只是他没有想到，来到重庆南开中学后，他面临的第一个挑战竟是生活条件的艰苦。由于当时的重庆正是处于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各种物品的缺乏使得人民生活更加艰难不易。而这时来到南开中学成为一名住校生的汤一介生活起来就更不容易了。在南开中学，所有学生都住校，吃饭自然也就是集体伙食，而处于那种社会环境下，南开中学的集体伙食的饭菜可以想见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汤一介每顿饭差不多都是刚刚吃完第一碗饭，桌上就没有菜了。来重庆南开中学之前，汤一介从没有过自己一人独自在外的生活经历。这对于从小到大一直衣食无忧的少年汤一介来说，不可不说是一种艰苦和磨难。
对于这样“艰难”的伙食，那些家住在重庆的学生大都会有一些“应对”办法，条件好些的，家中往往会给他们做一些私房小菜带上，条件差一些的也会带上一些加上咸盐的猪油，主要是用它拌上没有菜的大米饭吃。而这些对于汤一介来说，则只能是两眼看着而双手不能为之了。这让来重庆南开中学之前从没有过自己一人独自在外，又从小在家里全都是母亲一手抚养照顾长大的汤一介终于体会到，自己照顾自己的日子是多么不容易。
过了不久，汤一介终于觉得自己无法忍受这种艰难的日子了，于是，他把自己在艰苦生活中备受煎熬的“凄惨”状况一一写在信中，发给了远在昆明的父母。在这封信里，汤一介除了写出重庆南开中学的艰苦生活外，更对自己远离父母家人的艰苦环境充满了悲观和抱怨。信发出后，汤一介忽然觉得不该向父母抱怨生活的不如意，长到这么大还要父母为自己担忧。虽然写完信后心情似乎轻松了许多，甚至连同心中的孤独、不快也少了许多，但心中仍然不免感觉愧对父母。
少年汤一介这时的悲观与抱怨之情自然源于重庆南开中学的艰苦生活环境，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与他匆匆离开家人，选择来重庆有很大的关系。虽然对于汤一介来说，能够来到最好的重庆南开中学读书，父亲又为此花费了很多精力，本已是十分不易。但从后来的情况看，这样远离昆明和家人，来到千里之外的重庆读书，对于十几岁的汤一介却绝非最佳选择。因为汤一介来重庆南开中学并不是心中情愿，而是迫于“西去延安”之行归来无法继续在联大附中学习的窘境，所以对于一个人远离家人在外学习的生活，十几岁的汤一介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再加上汤一介自幼生活无忧，又从来没有离开过家，更不会体会到生活的艰难，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南开中学的艰难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少年汤一介觉得难以忍受生活的艰苦自然是难免的了。
汤一介很快得到了父亲的回信。这是汤用彤教授第一次给他的儿子写信。他在信中对汤一介说：“现在正是处在抗战期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非常艰苦，所以你不要对此有什么抱怨。”他同时告诉汤一介，当年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由于祖母不给他车费，每星期六回家要走几十里路，但自己并没有抱怨。汤用彤先生还把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并抄给了他的儿子，并且告诉他说：“前方战士流血牺牲，这样你才能在后方读书。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应该多想想比你更困难的人，要像杜甫那样，在艰难的生活中，他想到的是大庇寒士。”
从信里的内容看，汤用彤教授对他身处艰苦环境生活的儿子似乎多了些说教，但这却是他对儿子的希望。而事实上，汤用彤先生虽然在信中对他的儿子讲了很多大道理进行教育，但在寄信的同时，汤用彤先生又给汤一介在重庆的堂姐多寄了些钱，让她买点猪油给汤一介拌饭。这让汤一介很感动，他体会到父亲在信中对他教育的背后，是对子女的疼爱之情。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汤一介才知道，父亲给他多寄钱的那段时期，正是他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因为那时汤用彤教授的薪水一直就不够一家人开销，与此同时汤一介的妹妹又患了肾炎，为了给妹妹治病，家中已经花了不少钱，而为了贴补家用，汤一介的母亲由北平带到昆明的衣物和首饰已经渐渐都卖光了。这让汤一介更加感动，他从心底里体会到父亲对他的疼爱。
汤用彤教授给他的儿子写的第一封信，让他的儿子永远记在了心中。后来汤一介曾这样回忆：“父亲的信和他的所作所为，对我的一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每当我想起他的这封信和他让堂姐给我买猪油，我都不能平静，感谢父亲对我的爱和关怀。我比起我父亲来在学术上没有他那么大成就，但我不敢苟且偷安，总是希望对得起他，做一点有益于社会的事。”
那一年，远在重庆南开中学“艰苦度日”的中学生汤一介的生活中还发生了一件他终生难忘的大事，那就是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大妹汤一平因患肾炎而不幸离开了人世。那时汤一介的大妹只有14岁，和他的哥哥只相差一岁半，他们兄妹从小一起玩耍，一起上学，感情非常好。汤一介曾经有两个妹妹。他的小妹妹很早在北平时就因患痢疾去世了。因而他的大妹汤一平也是汤用彤先生最喜欢的孩子。大妹的不幸去世，对生活不如意的汤一介更是一个重大打击。
但是一开始，汤用彤先生和夫人并没有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远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的儿子，他们不愿意让儿子再分担他们失去女儿的痛苦。后来汤一介从堂姐那里才知道了大妹已经去世的消息。想起大妹的音容笑貌，汤一介对大妹的突然去世异常悲痛，更哀叹人生的残酷。他终于又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把对大妹不幸离开人世的悲恸，对人生的慨叹，他都一一写在纸上，述说给了他的父母。后来汤一介又在他写的《生死》（2000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中记述了大妹的死。大妹的突然离开人世，无疑给少年汤一介留下了深深的人生烙印。
这封信寄出不久，汤一介接到了父亲的回信，这是汤用彤教授给他的儿子汤一介写的第二封信。这封信写的内容并不多，只有短短的两三百字，却依然让汤一介牢牢记在了心中。关于这封信的内容，汤一介是这样回忆的：“父亲给我回了一封只有两三百字的信，信中引用了孔子的话：‘未知生，焉知死’，并且说：‘对于生死、富贵等不是人应去追求的，学问和道德才是人应该追求的。’他要我好好读书，注意身体。从父亲这封短信看，他确如钱穆先生所说是一‘纯儒’。又近读《吴宓日记》，其中也记有父亲在一次演讲中说‘儒家思想为中国文化之精神所在’。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父亲正好五十岁，是否‘知天命’了，我不敢说，但他要求我做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人，这无疑是儒家对做人的要求。而我在五十岁（1977年）时才像孔子十五岁那样始‘有志于学’吧？大概到我六十岁（1987年）时也才如孔子四十岁时那样进入‘不惑’之年。父亲立身行事所依据的儒家思想多多少少在我身上有所体现。”
不久，汤一介又收到了父亲写给他的第三封信，这一次，汤用彤教授给他的儿子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的内容全都是鼓励他的儿子努力学习，要对自己有信心。教授之所以在百忙之中给他的儿子写这样一封长信，还是源于汤一介在重庆南开中学的学习出了问题，在这不久之前，汤一介刚刚给他的父亲寄去一封信，他在信中对父亲说，他不想在重庆南开继续读书了，因为他的学习成绩实在是太差，他已经对自己的学习丧失了信心。
汤一介当时的这种学习状况，说起来其实他也是很“无辜”的，因为在刚刚来到重庆南开中学时，汤一介就暗暗下定决心，西去延安之行自己已经给父母增添了不少麻烦，这次一定要好好学习，再不让父亲和母亲为他操心。另外汤一介心里也很清楚，尽管重庆南开中学的生活很艰苦，但无论从哪方面看，重庆南开中学都可以说是当时大后方最好的中学，不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进入这所学校读书的。而自己能够进入当时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最好学校学习，除了得益于在南开中学教书的堂姐汤一雯的大力帮助外，还和父亲于1927年至1928年期间曾在天津南开大学教书有很大的关系。这样，虽然远离昆明，远离父母，汤一介却已知道要求自己认真学习，努力上进，比起“出走昆明，西去延安”之前，汤一介已经是懂事多了。
怎奈事与愿违，大名鼎鼎的重庆南开中学仍然没有成为中学生汤一介的“发祥之地”，直接原因当然还是归于汤一介自己。在西南联大附中时，汤一介原本只是刚刚上到初中二年级，转到南开中学，按一般正常规律，应该是还接着念初二。可此时的汤一介一心想着要“发奋求学”回报父母，所以他决定跳班。好在那年从北京转到宜良中学时的汤一介早已经历了“跳级”的考验。应该说这是中学生汤一介要求自己努力学习奋进好强的表现，只不过这一次年少的汤一介为自己定下的“奋起点”实在是高了些，他从初中二年级直接跳到了高一。如果说这个选择意味着汤一介要承担连跳两级的学习重任的话，那么只能说汤一介是“学不逢时”了。而这个“勉为其难”的选择的结果自然也是可想而知，一开始凭着自己的聪明，汤一介的功课还算跟得上，可时间一长，毕竟还是“跳”得太高“根底”不牢，汤一介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到了1年后期末考试时，曾经在班里数学考试排名第一的汤一介，“代数”考试成绩竟然是不及格，这让汤一介觉得脸上十分无光，更糟糕的是经过补考的汤一介得到的成绩仍然是不及格。结果最后等待汤一介的只有两个字：留级。两年前在云南“跳班”的“荣”与“留级”的辱，如今又一次在重庆重演，甚感羞愧的汤一介顿觉颜面扫地。汤一介很苦恼，他不知自己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取得好的学习成绩。终于汤一介对自己学下去的信心动摇了。于是他写信给父亲，向父亲述说，由于学习成绩日渐落后，自己已经丧失信心，只想离开重庆南开，再也不想学习了。
对于父亲给他的第三封信，汤一介说：“对我一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因为在这一封信里，汤用彤教授写的长篇文字都是在鼓励汤一介不要怕困难，要努力学习坚持到底。这无疑给了汤一介巨大的鼓舞，也深深影响了汤一介。对于这封信，汤一介后来曾这样回忆：
“……于是我写信给父亲说我不想学了，想回昆明。父亲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他说，读书、求学就像爬山一样，开始比较容易，越往上越困难，这就看你是否能坚持，只有有志气的人才能爬上去。爬得越高，看得越远，眼界越开阔。他还举出一些古今学人坚持为学的例子来鼓励我。父亲的这番话，不仅使我坚持在南开学下去，而且对我一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我虽无大成就，但总力求日进，而有所贡献。重庆南开确实造就了不少人才，我所在的46、47两级，现在是两院院士的就有十余人，有些在国外也都有成就。前几年，为帮助重庆南开恢复抗战时期的光辉，南开校友会组织了一个‘顾问团’，其中成员大都是两院院士，而人文学科的只有我一个。这大概是和父亲对我的鼓励和教导分不开吧！”
汤用彤教授生前曾经给他的儿子汤一介写过三封信，如今几十年过去了，那三封信也早已不在了，但在汤一介的记忆中，那三封信是永远存在的。后来汤一介曾在“父亲给我的三封信”一文中作过深切的回忆。三封信的内容虽然不多，却让汤一介体会到父亲对他的鼓励和寄予的希望。短短的三封信，深深鼓舞了汤一介，影响了汤一介的一生，更让我们看到了学养深厚、襟怀坦荡的一代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的高尚情操。
1964年汤用彤先生去世时，汤一介已经37岁了，和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日子，汤一介却是终生难忘。回想在这37年中，自己只有四年的时间没有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第一次是在1937年8月至1940年2月，那是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汤用彤先生带着大儿子汤一雄经长沙到昆明去。汤一介和母亲及弟妹仍留在北平，这一段约有两年半的时间，汤一介没有和父亲在一起。那时的汤一介年龄还小，汤用彤先生没有给他写过信，只是在给汤夫人的信中，问一问汤一介和他弟妹的情况。后来到了1943年的夏天，汤一介由昆明来到重庆南开中学读书，1945年1月汤一介从重庆又回到昆明，这中间大约有一年半的时间，汤一介没有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就是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汤用彤先生给他的儿子写了三封信，虽然只有三封信，却让他的儿子汤一介铭记终生。
四、《文拓》在南开中学的“闪光”
《文拓》是汤一介在重庆南开中学生活曾引以为自豪的“闪光”，后来它虽然在重庆南开中学遭到了“停办”的命运，但是却早已让南开同学深深记在心中。因而《文拓》也是汤一介对南开中学最“别有一番”的美好回忆……
南开中学集体伙食的艰苦以及种种不如意，都为远离昆明家人的汤一介增添了无尽的烦恼和不快。如果说在南开中学这一时期，汤一介的中学生活“黯然失色”的话，那么《文拓》的创办可以说是汤一介在南开中学的“闪光”。
《文拓》是当年汤一介在南开中学与他的同学张继宁、黎先智等共同创办的壁报刊。3个中学生能够办起《文拓》，自然离不开他们对阅读的共同热爱和他们共同的文学天分。正是这些，才使他们有了丰厚的文学积淀和创办《文拓》的动力。而汤一介最早的阅读可以“追溯”到他更小的时候，就像在贵州警备司令部应付那个参谋长时汤一介一口气说出很多书的名字那样，除了巴金的《家》、《春》、《秋》和《三国演义》外，汤一介也爱看《水浒传》，还喜欢看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罗亭》之类的书，这是因为汤一介觉得这些书在写人的感情方面比较细腻。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汤一介喜欢阅读的书籍是以小说为主。
而张继宁和黎先智除了和汤一介一样爱看书，一样有着出色的文学天分外，就是后来和汤一介一样，都考入了北京大学。张继宁后来改名岂之，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他曾经担任过西北大学的校长，后来还一直在清华大学兼任人文系教授。黎先智后来的名字叫宁可，而且和他的两个《文拓》搭档一样也在不久以后考上了北京大学，只不过他是历史系。新中国成立后，宁可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经济史。后来的宁可教授几十年一直工作出色，是首都师范大学的终身教授。此外，宁可教授不仅是汤一介重庆南开中学、北京大学的同学，更是与汤一介保持着几十年友谊的朋友。
探究到汤一介的阅读“渊源”及3个中学生很相近的经历，就不难理解，仅以3个少年的“微薄之力”为何能够创办《文拓》了。而《文拓》也确实不失其“文拓”之气，他们在壁报上登出的短小精悍、文笔流畅的文章不仅因充满青春朝气而获得南开校园一片青睐，其犀利之文风更是直指当时重庆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
后来《文拓》又吸引了好几个同学加入，汤一介记得有一个同学叫吴增棋。这几个满腔热血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无疑是《文拓》的朝气和战斗力。他们经常在《文拓》上登载一些杂文，更是发泄了他们对当时社会风气的不满。由于当时南开中学的学生大多为有钱人家的子女，因而一些同学摆阔气显威风的现象也是时见不鲜。而在当年的重庆，甚至还会有一些达官贵人任意挥霍贵重的汽油开汽车送他们的子女上学。对于当时社会上这种在战争时期弃劳苦大众于不顾而摆阔享乐的风气，汤一介感到很气愤，于是他写了一篇题目叫《一滴汽油一滴血》的杂文，在《文拓》上登出。南开中学校园见到壁报后立刻反响一片，同学们一致鄙视这种在国难当头仍贪图享乐的不齿之风，那些有钱的达官贵人们也不得不随之有所收敛。
当时在南开中学校园内，也有南开中学三青团公开办的名为《新血轮》的壁报和一个叫《手帕报》的壁报等，但比起《文拓》，确实逊色多了。因此汤一介和张继宁、黎先智非常看不上他们，尤其是对《新血轮》壁报，他们更是不喜欢。有时他们还会写上一些文章讽刺《新血轮》，而对方也会对他们回击，这样《文拓》和《新血轮》就会互相谩骂，最后是学校出面制止了事。
对于那一段充满激愤和忧国忧民的岁月，汤一介是难忘的，他后来在回忆中是这样说的：“1943年正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经常批评当时的一些现象，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一滴汽油一滴血》，当时达官贵人们常常用汽车送孩子上学，可是在抗战困难时期，汽油是非常贵重的东西，看到那些汽车招摇过市时，我就痛骂他们王八蛋，他们就回敬我，叫我汤八蛋。”
后来，为了把《文拓》办得更有特色，他们决定报道一些国际方面的时事新闻等。于是黎先智想办法找人从美国驻重庆新闻处找到一些资料进行报道，这些来自美国新闻处的第一手最新资料登出后，果然非常受南开学生的欢迎，《文拓》在南开校园的知名度也随之上升。
然而《文拓》在南开校园行进的道路并不平坦，这自然还是由他们那些犀利的杂文而引起。在南开中学，每一期壁报都是在校园内公开登出，因而当时南开中学所有壁报登载的内容必须都要由教导处亲自审查。这就使得《文拓》的那些带有“火药”味儿的杂文常常因审查通不过而被“搁浅”。只不过教导处这样的“拦截”似乎仍然难不住几个勇敢的《文拓》创刊者。
汤一介和他的伙伴们很快就想出了用“开天窗”来应对的办法，他们先把教导处没有“放行”的文章仍然在壁报上写好，然后再用一张纸把四周抹上糨糊粘在壁报上盖住，这样整整齐齐的壁报一下就像糊上了一扇窗户一样招人耳目，再加上糊在上面的纸还清清楚楚地写着“此稿被删”几个大字，自然就更加引起同学们的好奇心，于是大家纷纷撕开“天窗”争相一阅。这样，原本被教导处“拦截”的文章反而被更多的同学“收入眼底”。
然而，《文拓》的创刊者们自以为非常如意的小算盘是骗不了南开中学教导处的那些比他们“略胜一筹”的大人们的。教导处的老师开始出面找汤一介他们进行训话，但“开天窗”依然几禁不止。终于有一天，教导处对《文拓》的几个中学生发出了最后“通牒”。
那一天，先是教导处一个被同学们起外号叫“邓狗皮”的人把《文拓》壁报给撕了，这一下把吴增棋给气哭了。接着就是在放学时，吴增棋被叫到了教导处。刚一走进教导处，吴增棋就感觉气氛不对，就见他们那个教导处主任喻传鉴先生上来就劈头盖脸把他训了一顿，训完之后，教导主任喻传鉴用近于威吓的口气对吴增棋说：“只要你们再这样搞，就把你们开除。”
吴增棋把教导处主任的话一点没有保留地传给了《文拓》的主人们。他们终于意识到，问题绝不仅仅是“开天窗”的事，停止“开天窗”的背后就是停办《文拓》，如若不停办《文拓》，那么他们就将面临着被南开中学“开除”的危险。他们都很清楚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特别是远离昆明一人在重庆的汤一介，如果被开除，他真不知道自己如何面对为送他来重庆南开不惜多方奔走、不辞辛苦劳顿的父亲。最后，《文拓》的创始者们还是选择了留在南开。这样，曾经为重庆南开中学校园带来一片青春朝气的壁报《文拓》被迫停刊了。
《文拓》曾为汤一介在重庆南开中学的生活增添了无限的快乐和光彩，也带给了汤一介无数的美好回忆。然而一年后，汤一介还是十分不走运地留级了，巧的是，张继宁也留级了。黎先智虽没有留级，却落得了一个“两科不及格”。
提起当年重庆南开中学的那一段学习和他们共同创办的《文拓》经历，宁可教授自然有着说不尽的话题，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曾作了这样一段有趣的回忆：
“重庆南开中学是当年很有名的一所私立学校，有大约2千名学生。我和汤一介都是在1943年考进了南开中学的高中一年级，当时高一年级分4个组，我和汤一介都在高一4组。那年我15岁，汤一介16岁。虽然比我大1岁，汤一介的性格却依然活泼浪漫、率真好动，有时还会‘爆发’出调皮淘气的‘事件’。记得当年他曾和一个同学在星期日不上课时跑出学校去玩，当他们来到重庆朝天门码头时，看到了一个算命测字摊的桌子上摆着一个类似镇纸的金属三角形的东西，这种东西一般都是测字先生用来压着铺在桌子上的那块布的。汤一介虽然不知道那个金属三角形的东西叫什么，但觉得很好玩，于是他们两人假装围在桌前看热闹，趁着测字先生不注意的空，将那个金属三角器偷偷拿走。接着两人又跑到邮局，同样趁人不注意，将怀中测字摊的金属三角器掏出，顺手又将邮局桌上类似的金属三角器换到手中，然后又跑到测字摊前，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邮局的金属三角器摆到了测字摊上，两人随后即逃之夭夭。想着过一会儿测字先生看到他摊上那不知何故变了模样的宝贝金属三角器一定会百思不得其解，那模样也一定会很可笑，两人不禁开心地哈哈大笑。
由于当时南开中学功课紧，很多学生不单是跟不上，而且还有很多学生留级，因此当年在重庆南开中学，学生留级的现象是不新鲜的，我们三个都倒霉，我是两科不及格，又得罪了语文老师，为此受到了留校察看的处分，汤一介就更倒霉了，他留了一级，没有别的，就是数学不好。当时的南开中学有办壁报的习惯，一般都是学校给搭一个架子。别的壁报一般都像报纸或者大字报一样，而我们办的则像杂志，文章短小精悍，内容也很丰富，政治、文学、历史方面都有。我们办《文拓》时，还是请的当时中央大学的讲师李长之给题的字。”
宁可教授的回忆，不仅非常客观地看待汤一介当年的“留级”，也道出了当年那个率真、浪漫又显然稚气未脱的中学生汤一介的真实面貌。而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有着不同寻常经历又朝气蓬勃的三个中学生，他们在一起创办了曾经“威震”南开中学校园的文艺性壁报《文拓》。
《文拓》虽然在重庆南开中学遭到了“停办”的命运，但是《文拓》的“生命”却没有停止，因为《文拓》早已深深印在南开同学的心中。而《文拓》的缔造者们更是时时刻刻没有忘记他们一手创办的《文拓》。汤一介更是无法忘怀《文拓》，几十年的岁月中，他的脑海里永远是对《文拓》“别有一番”的美好回忆。他忘不了那些他们曾经“奋笔疾书”写下的犀利杂文，忘不了《文拓》壁报上的“开天窗”，似乎《文拓》从来就没有离去，就在身边……
后来在过了几十年后的1994年6月，曾在“南开1946通讯编辑部”任职的老南开人重印了当年《南开高中》创刊号，其中“报业剪影”栏目载有“介绍文拓”一文，这一段“历史性”的记载，亦是当年南开《文拓》的真实面貌。特选摘如下，不妨一阅：
“去年九月二十二日，‘文拓’第一次与读者见面，社员名为五人，实际工作者只有三个人。……‘文拓’形式比较特别，内容综合性而稍偏重文学，每期篇幅保持八千到一万字。我们信条是：尽量使内容充实，稿件标准不够，宁可延期，决不敷衍塞责，只图迎合读者的晚报式的文字，‘文拓’上是找不到的。因此有人说‘文拓’内容丰富，水准很高。这些夸奖我们不敢接受，可是我们总尽力想做到这一点。
‘文拓’缺点太多，可是我们正力求改进，谢谢读者对‘文拓’的关切与爱护。
谢谢美国新闻处为‘文拓’寄来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五、战争年代在云南的最后岁月
汤一介在昆明的最后中学时光，也是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最后岁月。这一时期，正在长大的中学生汤一介在父亲的安排下，开始补习中国文史和英文两门课程，并阅读了大量英文原版小说。他还经历了大妹的病逝，见到了曾亲临抗日战场饱受战争蹂躏的同学，也和全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时局的动荡，则让少年汤一介仍对政治不感兴趣……
南开学习的一片惨败，《文拓》的被迫停刊，生活的艰难，一人在外对家人的思念，重庆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如意，大妹汤一平的突然病逝，更给汤一介不如意的生活增添了无尽的悲哀。想起再也见不到从小和自己一起长大的大妹，汤一介从心底里体会到失去亲人的痛苦，也更加思念远在昆明的父亲和母亲。
因为留级，汤一介成了班上年龄最大的学生，看着自己身边整天围着一帮比自己小的孩子们打打闹闹，汤一介心里更加烦躁和痛苦，他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在重庆待下去了，终于萌生了离开重庆，回到昆明家人身旁的愿望……
刚刚痛失女儿的汤教授和夫人更是盼望儿子早日回到家中，他们尊重儿子的选择，疼爱的女儿已经离开人世，他们唯一希望的是，不给自己的儿子增加任何痛苦……
1945年1月2日，汤一介由重庆回到了昆明，他的家仍然是两年前从昆明的乡下麦地村搬到市内的青云路，虽然分别不到两年，但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离开时还是一个不懂事理的中学生，如今归来却已是一个英俊的18岁青年，汤夫人看到长高了懂事许多的儿子，不禁泪流满面。弟弟汤一玄已经7岁多了，早已背上书包成了一年级小学生，看见活泼快乐的小弟弟，汤一介立刻想起了大妹，两年前他离开昆明时，大妹还站在母亲身旁，两眼看着他，满脸的纯真可爱。如今却再也看不到大妹欢蹦乱跳的身影，汤一介不由两眼发酸，看着目光中透着一丝忧郁的母亲和一直静默少语的父亲，他立刻将脸转向一边，他不愿意让父亲和母亲看到他的忧伤，他在心里告诫自己，不能再给父母增添一点痛苦，这是他最应该做的。汤一介真的长大了。
一家人终于又一次团聚，汤一介的内心也平静了许多。只是此时的汤一介虽已由重庆回到昆明，却已是无学可上。为了儿子的学习，汤教授又一次走出家门，他放下手中正在潜心钻研的佛典，出门去寻找可以让他的儿子继续读书的学校。好在这一次汤教授的付出又得到了回报，有人告诉他西南联大有一个先修班，一开始汤教授并不主张汤一介去这个先修班，他很清楚，既是联大先修班，班里学习的学生结业后就要考入大学，那就是说，先修班里学习的应该是高三的课程，而他的儿子汤一介仅仅是一个正在上高一的学生。如此看来，汤教授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但当时的情况是除了这个联大的先修班，教授再也找不到一个适合他的儿子继续学习读书的地方。别无选择的汤教授只好找到先修班的老师，一番交流后，教授最后得到的承诺是：他的儿子汤一介可以去这个先修班做旁听生。
汤教授送儿子汤一介进联大的先修班旁听，实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为了儿子以后的学习和教育，教授不得不坐下来静心思考，他决定先从中国文史和英文这两门课程为汤一介补习。于是汤教授找来了《史记》和《汉书》等中国古典文化的名著对他的儿子说：“这些是你必须要读的书，所以你一定要坐下来静心阅读，这样才能读懂读透。”教授的话虽不多，却让汤一介感到了父亲话语中更深的含义。与此同时，汤教授又亲自请来了钱学熙教授为汤一介补习英语。父亲对他的学习安排得如此细微周到，汤一介又一次感到平时一贯寡言少语的父亲对他发自内心的关爱。
联大先修班的学习果然像汤教授担心的那样，仅仅念过高中一年级的汤一介根本就跟不上先修班里那些他从未学过的高三课程。不过让教授略感安慰的是，他尽力为他的儿子安排补习英文和中国文史的心思没有白费，在钱学熙教授的指导下，汤一介的英文有了很大长进。在这以前，汤一介一直认为，如果从英语的基本功说，自己学的并不扎实，但是自从跟钱学熙教授学习后，还是颇有进步的。特别是钱学熙教授为他讲的一些英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主张，还有钱学熙教授亲自领着他朗读原文版的英文小说，更是对他当时的学习以及人生观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这一段英文的学习使汤一介的英文有了很大的提高，他后来曾这样回忆说：
“……我从钱先生那里知道了一些英国文学批评的知识，例如T.S.艾略特的文学理论，瑞兹的文学主张，在钱先生的影响下，我开始对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有了兴趣。在1945年前后，艾略特（T.S.Eliot）的文学理论正走红，钱先生向我介绍了他的理论，并且让我读他的诗。正好我家有两本英诗选：一本是《牛津诗选》（The Oxford Book of English Verse），另一本是《牛津现代诗选》（The Oxford Book of Modern Verse），我就利用字典来读这两本诗选。当然很多读不懂，其中我最喜欢的是雪莱的诗，特别是《月亮》（The Moon）和《致云雀》（To a Skylark）两首。”
“特别是钱先生领着我读克里斯多夫·依修伍德（Cristopher Isherwood）的《紫罗兰姑娘》（Prater Violet）对我当时的人生观有相当大的影响，在这本书中有如下一段：‘夜里这种时分，人的自我差不多总睡了。一切感觉，对于身份、对于所有、对于名字、地址和号码，都变得朦胧了，这种时分人往往打着寒噤，翻起衣领，’想：‘我是一个旅客，我没有家。’‘一个旅客，一个流浪人。我察觉到柏格曼，我的同行者，走在我旁边，一个分立的，秘密的意识，锁在自己里面，像猎户臂一般的遥远’……”
从重庆回到昆明，汤一介本是“一无所获，落魄而归”，昆明的家中又被妹妹病逝的一片阴云笼罩。这让心情一直不佳，满身都是受挫折失败的汤一介更加悲观和郁闷。尤其是跟着钱教授读了《紫罗兰姑娘》后，一向性格内向的汤一介愈发不爱说话，似乎自己就是一个旅客，一个流浪人，心灵深处永远是一片孤寂。
钱学熙教授扎实的英文功底虽然使汤一介受益匪浅，但不得不说，他带领汤一介阅读的那些英文原版小说，对汤一介当时的思想和精神也是影响颇深的。因此也可以说，这个时期汤一介内心产生的悲观情怀，是和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和经历分不开的。
这一年，是战争年代汤用彤教授和他的家人在云南度过的最后时光，而随着战争的即将结束，汤一介也逐渐走出悲观和迷茫，从一个彷徨的少年成长为一个逐渐走进哲学、有头脑的热血青年。但由于当时国内动乱时局的影响，此时的汤一介仍然看不到国家的前途，仍然对政治不感兴趣。汤一介这一时期的表现和追求，主要是受父亲的影响比较多。因而在云南的最后一年，无论是父亲在西南联大的工作、研究，还是在昆明的生活，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一年头一件对父亲影响至深的事，应该说是不久前妹妹汤一平的病逝。妹妹病逝时只有14岁，虽然当时汤一介还在重庆南开读书，但他知道，这件事给父亲的打击是巨大的，因为父亲原来最喜欢妹妹。他也清楚记得妹妹很小的时候，父亲经常摸着她的头，一边慈爱地看着她，一边用他那浓重的湖北乡音吟诵着《哀江南》的情景。从重庆回到昆明家中的汤一介看到，家中的气氛已经不似从前。比起以往，这时的父亲更多了许多静默，很显然，父亲还没有从妹妹病逝的悲痛中走出来。
在这之前，汤用彤先生已经遭受过3个儿女离去的打击，然而最疼爱的唯一女儿的病逝无疑让教授经历了一次最大的痛苦。汤一介看到，父亲从不把他的悲痛流露在外，只是很明显地让人感觉到，父亲开始非常疼爱小弟弟汤一玄。
那个时候，汤用彤先生的小儿子汤一玄已经8岁，刚刚进入小学读书。也就是从这一年在昆明的家中，汤用彤先生比以前更加关注他的小儿子汤一玄。以前一向不过问孩子们生活和学习的汤教授每天早晨吃过早饭后，一定要亲自送他的小儿子去西南联大附小上学，到了中午放学时，他还要亲自去学校接回小儿子回家吃午饭，下午的上学和放学，同样还是他一个人送和接。汤用彤先生的这些改变让他的儿子汤一介感到，他的父亲正在把他曾经对逝去女儿的疼爱全都转移到他的小儿子身上。事实上，当年的汤用彤先生正是用他对小儿子汤一玄的疼爱才逐渐走出女儿离世的痛苦。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时期，随着战局的变化，中国人民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因此汤用彤先生的心情也随着时局的变化一天天好转，这让昆明汤家的生活内容也开始有了一些改变。比如到了放假的日子，汤用彤先生会常常带着他的大儿子汤一介和小儿子汤一玄走出家门，父子三人一起去一个叫南屏街的地方。南屏街虽然不大，却是当年昆明非常有名的地方，而且经常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常。这全都是因为那里有一个专门出售美国进口物品的美军剩余物资处。这些物资因为是平日国人很少见到的“洋货”，所以凡是在南屏街出售的商品都非常受当地人欢迎。到那里的人大都是买一些日用食品，其中有一个叫“十合一”的东西汤一介记得最清楚，它的包装上写的英文是“Ten in one”，就是里面装的食品和用品一共有10种。除了买这“十合一”外，汤用彤先生还会带着他的小儿子汤一玄多走几个地方，以便给非常喜欢捣鼓机械之类的小儿子汤一玄买一些机械零件之类的小玩意儿。
不过汤用彤先生为自己买的东西却只有一样，那就是当时在美国士兵中很流行的一种叫做“口袋小书”的读物，它的英文名字叫“pocket book”。这种“口袋小书”因为携带简便又内容丰富，很快就成为战争时期美国军人喜爱阅读的小书。汤用彤先生挑选的大多是侦探小说，对于曾经留学美国多年的汤用彤先生来说，除了“口袋小书”的全部英文版外，他似乎更喜欢那种内容丰富、情节曲折的“原汁原味”西方侦探小说的作品。还有意思的是，汤用彤先生自己看完后还可以拿去和金岳霖先生交换，因为金岳霖先生也特别喜欢看侦探小说。
这个时期汤一介还经常看到，父亲在完成了上课、办公的工作后，大部分时间还是把自己关在家中，一个人坐在书房静静地研究“魏晋玄学”。实际在1938年《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后，汤用彤先生就已着手研究“魏晋玄学”。因此他的儿子汤一介一直以为，这期间汤用彤先生之所以没有能够继续研究《佛教史》，是由于抗战爆发初期《大藏经》及其他宝贵佛教书籍如《宋藏遗珍》等在运往云南的途中丢失的缘故。但后来汤一介认识到，除这一原因之外，更多的原因还是源于汤用彤先生对于中国学术文化的特殊情怀，转而对汉到魏晋南北朝中国学术文化自身发展的轨迹作了一番深入研究。关于这方面，汤一介后来曾撰文《汤用彤先生的治学态度》进行了一番详尽论述。汤一介认为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看出，第一个方面即是这一时期汤用彤先生着力研究了“魏晋玄学”，并在《魏晋玄学流派略论》和由石俊先生整理的《魏晋思想的发展》等文章中以“玄学的产生与佛教无关”、“佛教非玄学生长之正因”、“魏晋时代的佛学也可以说是玄学”等为基点，论述了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
第二个方面是汤用彤先生在1943年，以《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为题在西南联大作学术演讲中提出了对“外来文化移植到另一个地方是否可有影响？”、“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接触是否完全改变基本特性，改变它的发展方向？”两个问题的讨论，这个演讲亦可说是汤用彤先生在论述了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后，又讲出了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理论。
从对《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出版尚“不惬私意”，到着力研究魏晋玄学和发表《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演讲，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汤用彤先生治学态度的严谨，更可以看到汤用彤先生对文化问题和文化思想之极深入的研究和其所具有的博深理论。而这些，正是汤用彤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一大贡献及其在中国学术界无人可替代的“国学大师”之称的实质所在。因此贺麟先生曾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中谈道：“用彤先生‘宏通平正的看法，不惟可供研究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新指针，且于推行西化之今日，还可以提供民族文化不致沦亡断绝的新保证。而在当前偏激的全盘西化声中，有助于促进我们于民族文化新开展的信心。’”
汤一介则认为，这大概就是汤用彤先生在完成《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后，全力研究“魏晋玄学”的原因。因为汤用彤先生曾是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的《学衡》成员。《学衡》成员虽大多留学美国多年，但其以“立足本民族文化为根基，吸收西方文化及其他民族文化（特别是印度文化）来滋养自身文化”为宗旨，因此《学衡》成员确实是一群着力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并成为当时中国对抗“全盘西化”的重要力量。此外由于《学衡》的这些学者们的中西学术之深厚基础，也使得他们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中国文化的研究诸多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汤用彤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也是在这个时期，昆明的家中还有一件事也给汤一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是在一天的晚饭后，天色已经渐黑，汤教授已开始坐在书桌前专心研究他的佛学，汤夫人刚刚忙完家务。正准备看书的汤一介听见了几声轻微的敲门声，打开门后，汤一介不由一下子愣住了，两个衣衫不整、面容憔悴的年轻人正站在门外。看见吃惊发呆的汤一介，他们立刻激动地说：“汤一介，我们是你的同学呀！咱们一块在南开上过学，你不记得了吗？”
汤一介猛然想了起来，认出他们两人是重庆南开的同学傅全荣和于豪达，可是他们两人不是参军入伍去抗日前线了吗？怎么竟会沦落到这等地步了呢？
这两个狼狈不堪的年轻人的确是汤一介在重庆南开中学时的同学傅全荣和于豪达，原来他们参加了远征军后，即随远征军部队一路辗转征战到了缅甸，途中的艰难辛劳饱受疾苦自是不说，最让他们难忍的是眼见国民党军队日渐腐败，自己却无能为力。士兵们扛枪作战，却是吃尽苦头生活艰难。而当官的是一个个吃军队的空头饷，中饱私囊。无奈一腔热血却不能报效祖国之门。
傅全荣和于豪达终于在部队由缅甸开回中国的路上瞅准时机逃离了出来，一路上他们避人耳目走小路，历经无数苦难来到昆明时已是身无分文，偌大昆明却无他们栖身之处，如此落魄，唯有投奔他们的南开同学汤一介了。
听了两个同学的一路遭遇，汤一介立刻找到他的父亲和母亲，想不到汤教授和汤夫人一点没犹豫就答应了他们的儿子。他们很慷慨地收留了两个无处可去的年轻人并为两个人安排好了吃和住。教授和夫人的热情相待让汤一介又一次看到了父母的善良和正直。
他的同学傅全荣原本就是一个能画会写的聪明孩子，再加上又写得一手工整漂亮的楷书，所以此时傅全荣同学“不失时机”地帮助汤教授抄写了一些文章后，那一笔娟秀的蝇头小楷立刻得到了汤教授的夸奖，傅全荣也给汤教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十多年后，汤教授已是新中国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的副校长，当他得知政府要为一批老学者配备一些学术助手时，不由想起了当年在他的昆明家中写得一手漂亮小楷的那个失意青年傅全荣。汤用彤教授立刻向北京大学领导提出建议，提请学校将傅全荣由东北调进北京大学作为他的助手。这时的傅全荣已经改名为杨辛，在汤教授的提请下，杨辛终于进入北京大学工作。后来杨辛成为北大哲学系美学教研室教授，一直工作到1993年退休。如今退休后的杨辛教授早已成为著名书法名家，他的书法作品在书法界颇享盛名，有的作品已刻在泰山多处石头上，其中有一石刻比郭沫若的刻字还大许多。而且他的有关泰山的书法和诗作已被泰山博物馆收藏，成为这个博物馆的永久收藏品。北京大学图书馆也把杨辛教授的书法列为专藏经常展出。因此，北京大学的师生们都可以欣赏到杨辛教授的优秀作品。
这件事于当时在北大教务会占有一席之地的副校长汤用彤教授而言，似乎不过就是一平常之极的小事，却造就了杨辛教授一段近乎传奇的人生经历。倘若没有他的儿子汤一介的这一段回忆，大概会很少有人知晓，而正是这些，才让人们看到一个一生都在埋头做学问又襟怀坦荡的学者汤用彤。
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终于照耀在中华大地，1945年8月15日，经过8年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迎来了最后的抗战胜利。日本军队全线战败，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此时和家人仍住在昆明的汤一介心情也很激动，他看到西南联大校园到处是一片欢声笑语，师生们都在期望着北大、清华、南开早日复校。
一片欢呼声中，人们更加关心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时局，特别是战后的中国到底应该走向何方更成为西南联大众多师生共同关注的焦点。而此时他的父亲汤用彤教授又是作何感想呢？汤一介看到，父亲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表示出什么意见，只是整日用他那浓浓的湖北乡音吟诵着《哀江南》。汤一介了解自己的父亲，他很清楚，父亲一向对现实政治不多表态，这当然和他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倾向有关。父亲一贯认为教授的主要使命是在学术文化上做出成绩，因此父亲特别不赞成学术为政治服务。汤一介特别记得父亲曾对他的学生说过：“一种哲学被统治者赏识了可能风行一时，可就没有学术价值了。还是那些自甘寂寞的人作出了贡献，对后世有影响。看中国历史，历代都是如此。”
甚至对于某些民主党派人士的一些做法，汤教授也明显地表示不甚佩服，这自然还是与他的治学思想有关。父亲的这些想法，汤一介是了解的，他知道父亲虽不满国民党政府，却也对共产党存在着怀疑，很显然，父亲对战后中国的时局是悲观的。而后来随着时局的发展，看到国共两党仍然是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及至发生内战，使劳苦大众受尽苦难，民不聊生，汤教授更加看不到中华民族的希望。
同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了国民党政府屠杀学生的惨案，西南联大的教师员工罢工，学生罢课，并且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暴行，师生们要求民主、自由、反对内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二·一”运动。
这时的汤用彤教授虽没有参加各种抗议集会，但他看到了学生流出的鲜血，这让他对国民党政府更加失望，对中华民族的前途更加悲观了。没过几日，著名的学者梁漱溟先生来到了昆明，他是汤教授的老朋友，也是当时民盟的秘书长。梁漱溟先生在昆明进行了一系列的演讲后，又亲自来到汤家看望他的老朋友汤用彤。一阵寒暄之后，梁漱溟先生直接说明来意，力劝汤教授加入民盟。历来以“为学术而学术”治学的汤用彤教授没有给他的老朋友这个面子，他拒绝了梁漱溟先生的力劝。
在汤一介看来，他的父亲这时仍然对时局充满了担忧，而在这种对时局的忧心中，父亲最忘不了的则是他的《隋唐佛教史》。所以这时的父亲最希望的是早日回到北平，这样他既可以得到一个较为稳定的环境，也才能够早日完成《隋唐佛教史》。而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汤一介看到，父亲时刻都挂在心上的愿望又一次未能实现。
正当汤教授时刻盼望着回到北平继续完成他的《隋唐佛教史》的时候，他接到了傅斯年先生发来的一封信。傅斯年先生在信中要求他回到北平后协助做好北大复校工作。傅斯年先生的来信让汤教授的心中更加不平静，因为北大复校对于汤教授来说，同样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尽管这时的汤用彤教授已是年过五旬，且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但他还是放下了手中的《隋唐佛教史》，全身心地投入到当时北京大学的复校工作。这样，汤用彤教授完成《隋唐佛教史》的愿望又一次破灭了。
幸运的是，他的儿子汤一介保留了父亲曾经使用过的几种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油印的《隋唐佛教史》讲义。汤一介后来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分别对几份讲义进行了编辑整理、核对及增补一些必要的史料，最后终于以《隋唐佛教史稿》的书名由中华书局出版。
虽然《隋唐佛教史稿》最后出版时已是几十年后的1983年，但汤一介仍然感到十分欣慰，毕竟在他的努力下，父亲一生都挂在心上的最大愿望实现了。就像汤一介曾说过的那样：
“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授课，开讲就是魏晋玄学，后来出的第一本书也是魏晋玄学的书。这时我觉得应该把父亲的《隋唐佛教史稿》整理出版，以完成他的这个心愿。当时我手头有两种《隋唐佛教史稿》的版本：一种是上世纪20年代末，在中央大学油印的稿本；一种是上世纪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铅印的稿本，于是我就根据这两种稿本整理成书，于198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父亲有几十本的笔记，全部都是用来补充隋唐佛教史的。我整理《隋唐佛教史稿》没有利用他病中所作的20本‘札记’，因为我完全没有把握能否正确地了解他修改和补充的意见。我注意到在他的20本‘札记’中既包含着有关隋唐佛教宗派的材料，还包含有关梵语的翻译问题，对文献的考订以及史料的辑佚，还涉及佛教的若干佛学问题的讨论等，要把这些材料吸收到《史稿》中非我能力所及。我只是对该稿的引文一一作了查对，并把用彤先生在这两种稿本上的眉批作为注解加入书中。我之所以不敢妄自补充和修改他的书，一是我的佛学根底太差，二是我根本没学过梵文和巴利文等，故而很难准确地把父亲的想法体现出来。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几份讲义加以编辑整理，对引用的资料一一加以核对，注明出处，增补了少量必要的史料，以《隋唐佛教史稿》的书名于198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作为用彤先生的儿子，我不能忘记父亲最终的愿望，我虽自知在‘佛教史’的研究上能力极为欠缺，但也得以祖父‘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教训，尽其所能了。”
从1939年跟随全家离开北京去云南与父亲团聚，一直到1946年全家离开昆明回到北京，汤一介经历了近7年的中学时光，对于自己这一段的“跳级”、“留级”以及“西去延安”的“出逃”等经历，汤一介称之为“没有拿过小学和中学毕业的文凭”。
或许可以说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局的动荡不安，对汤一介“留级”和“跳级”的中学学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汤一介却没有这样想，他觉得主要还是自己不够聪明，所以没有跳级成功。
对那一段中学生活的回忆和看法，后来在2004年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的访谈中汤一介曾这样说：
“严格地讲，我都没有拿到过小学和中学的毕业文凭，甚至大学的毕业文凭，也是后来补发给我的，因为在大学四年级下学期我就被调出去工作了，后来才补给我一个文凭，算我北京大学毕业。我读小学是在当年的北平（今北京），1939年我读小学六年级第二学期的时候，此前父亲已到昆明教书，母亲想带我们到昆明和父亲团聚，这样我们就离开了北京，辗转上海、香港，经过越南，然后才跟父亲会合。结果我的小学没念完，小学文凭没拿到。后来我到一所宜良县立中学读初中，在那念了一年级，之后转到昆明的西南联大附中，当时我想上二年级，可是一考不行，考不上，只好留了一级。初二下半学期我试图跑到延安去，可是没去成，又被转到了南开中学，在南开中学我不甘心上初三，跳级到高一，这样初中文凭也没拿到手。到了高中，功课跟不上，又留了一级，最后高中文凭也没拿到手。
所以说，有一些学生很聪明，可以跳级；如果我很聪明的话，也可以跳级。我没有跳级成功，足见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记得父亲曾讲过，第一流聪明的人，如果不努力的话，就连第二流的成就都达不到；而第二流聪明的人如果努力，是可以取得第一流成绩的。我努力了，但是我不敢说我是取得第一流成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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