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抹照进生命里的彩虹
相比起现代人，萧红爱过的男人不多，一只手就能数清。虽然爱得不多，但每一段情，却都是掏心掏肺，倾尽了生命的热情。
她说过：“我注定是一个人走的……”细细揣摩，隐隐可以从这句话中看出她对孤独的恐惧。
她与萧军相爱，是命中注定不该相爱的人走在了一起。爱了就是爱了，即使遍体鳞伤，她都没有后悔过。
一日，她听到消息，知道萧军去了上海，去探望一个陈姓女子。
萧红哭得死去活来，她发疯似的抓住身边的好友，以为此人就是萧军，大声质问道：“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背叛我，难道我爱你不够多，被你伤得不够少吗？”眼里尽是幽怨和苦楚。等到冷静下来，她擦干了眼泪，希望自己少爱萧军一些，那么即使分开，自己也不用孤独地忍受着巨大的痛楚。
“不是我不爱他，是他伤我太深，我没办法，就离开他了。”日后，萧红对着那些劝解她的人说。
当时的文艺圈，只想到谁与谁在一起才是般配，只看中谁与谁在一起才是名正言顺，却不管当事人的心思如何。他们知道萧红的苦楚，但从来没有人告诉她，不如离开这血性汉子，另寻属于自己的幸福。
再加上萧红天生眷恋泥土里的温暖，就算在烂泥中打滚，仅有一点温存，也是叫她不舍的。就在与萧军的分分合合中，她认识了端木蕻良，第三个影响她一生的男人。
端木蕻良与萧军一样出生于东北。与萧军不同的是，端木蕻良没有萧军的血性与大男子主义，也许这与他出生在一个乡绅家庭有关。
1912年，在奉天省（今辽宁）昌图的一个乡绅家庭，一个小男娃呱呱坠地，他就是端木蕻良。端木蕻良作为家中最小的儿子，加上天资聪颖，自小就备受宠爱。一心望子成龙的父亲，在儿子十一岁时便把他送到了天津的汇中中学学习。这所中学是由美国美伊美交汇创办的，端木蕻良在这里接受着新式的西化教育，这对他日后的性格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这里，他受到了美式个人主义教育启蒙，成为了一个独立独行的人。
后来，他考入南开中学，毕业后被清华大学历史系录取。在这期间，他加入了“左联”。在“左联”遭到破坏后，他把无处宣泄的苦闷化作了笔下的篇章，用了四个月时间，完成了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从此正式步入文坛，也结识了一些先锋作家。
1936年，他在上海时曾经与鲁迅有过书信联系。不过，他的见面要求遭到了鲁迅的拒绝。幸好他的书作得到了肯定，先后在《文学》《中流》《作家》《国民周刊》等主流刊物上发表作品，令他信心倍增。尽管端木在文学路上越走越远，可相比起萧红，他还只是一个无名小辈。以至于萧红在认识了端木后，责怪友人胡风没有早一点介绍他俩认识。其实，不过是端木当时名气实在太小，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
当时的端木看萧红，却似站在山脚瞻望文学上的小高山。一次，他在公园里看到双萧与朋友在散步，便即毕恭毕敬地上前打招呼。
“两位先生好，小辈是端木蕻良。”
萧红听他有着东北口音，问道：“端木先生，你可是来自东北？”听到了肯定答案后，萧红欢喜起来。她带着提携小辈的心态，照顾地说：“我们是老乡，若以后有需要帮助的地方，请尽管来找我。”说完，萧军便带着她离去，而留在原地的端木则觉得萧红这位前辈甚是谦善。
不过，当时一般男女交往一般要通过介绍，若女性是已婚的，最好还要通过丈夫的关系介绍。端木慢慢与双萧走近，也是通过萧军。
当时，端木需要一个吃住的地方，二萧便让他住进了家里。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同在一个锅里吃饭，端木慢慢地走进了二萧的生活。二萧对这位文学后辈也是关怀备至、照料有加。
萧红还一度认为，端木的加入，也许会令这个死气沉沉的家重新拥有活力。她没有顾忌什么“瓜田李下”，就做着最单纯的梦，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希望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让自己不再那么关注萧军的事情。
有时候，萧红会邀一些友人到家里探讨文学问题。锡金是最常去的，三人行就变成了四人团，而他们也常为了一些问题争得脸红面赤。
争得最厉害的，不用说，一定是双萧二人。他们恃着与彼此的关系最亲密，在争论问题时就毫不礼让，据理力争也就罢了，甚而还得饶人处不饶人，偏要对方当着众人的面承认自己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偏差与错误。
其他人见了，也没当一回事，不过觉得是忧国忧民的知识青年在坚持着自我原则。他们也就懒得去劝，偶尔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或者单纯表示自己支持谁。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更多的时候更愿意站在萧军那一边。
萧军跟友人们讨论起萧红的文章时，口气中常含着不屑，一个劲儿地挑毛病。听的人中没有一个站出来帮萧红的，反倒都笑起来表示认同。
其实，若真的论文学成就，萧红是远远高于萧军的。只是，萧军即使是在临终之前，也还是认为自己在文学道路上走得比萧红远。也许，正是萧军骨子里这种对女性作家的轻视，令萧红吞不下这口气，非要跟他争论个输赢。
可端木就不同。在萧军发表这样的言论时，他总是站在萧红一边，坚持着自己的见解，赞赏着萧红的文学才华。
一次，萧军趁着萧红不在，对着友人说：“她的文章结构太散。”说完，自己就笑了起来，而其他人也纷纷表示赞同。这时，在一边的端木就大声说道：“太太的文章形散神不散，读起来别有一番韵味，是文坛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萧军眯着眼睛看着他，似乎在想，这个小子怎么敢跟我打擂台？他不屑地说：“她是有些才情的，不过远不及他人；端木兄这么说，不免抬举了。”
阵阵的火药味传来，友人们嗅到后，马上嘻嘻哈哈地转移了话题。俩人也就没有继续争论下去了。
后来，这些话传到了萧红耳朵里。萧红为端木能站在自己一边替自己说话感到很高兴，她暗暗想着：“端木兄算是一个真朋友，以后待他，更需多加关照。”
萧红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饭前饭后，她都会招呼着端木。天寒地冷，她也提醒端木加衣。生活上，无论是大事小事，萧红都以一个善良太太的身份照料着端木。在文学事业上，她也尽可能地为端木开路，介绍他认识一些报刊编辑，不留遗力地推荐他的作品。
萧红的有些友人见她如此卖力地帮助端木，便奉劝她：“萧太太，你心里坦荡荡的，自然不会觉得什么，可他毕竟是一个单身男子，你如此卖力地帮助他，恐怕会遭人嚼舌根，令自己不利呢。”
萧红不是不知道，她也知道瓜田李下，什么也要讲几分避忌，可是当时的自己，对于端木完全没有半丝半毫的男女之念，因为她的心早已被萧军伤得体无全肤，去哪里再找一颗心去与端木谈情说爱？莫说整颗心，就连半颗心，她也没有了。她如此帮助端木，只不过是因为他是一个敢为女性说话的男人。就这点，在萧红看来，就十分难能可贵。要知道，那时候的萧红正经历着女性意识的苏醒，对于能为女性说话的人，她是无比欣赏的。
“端木是一个顶可爱的人，不同于我认识的人，他是从心底里尊敬着我，并且能大胆地赞美我的作品。”萧红说着，脸上不自觉地挂着一抹微笑，“他认为我的文学成就是比萧军高的。”
望着友人不解的眼神，她叹了口气，悠悠地说：“我并不是非要跟萧军比出一个高下，只是，他处处压制着我，无论在哪里，我都是萧军的太太，而不是我独独一人。我甚至能觉得，我就是他的附属品，没有更大的自由。”
看似柔弱的萧红，实际上比别人更加需要自我存在感。她明明有着很高的文学成就，被人提及时，却总是成了“萧太太”，这令她不甘。她是一个追求自由、追求自我价值的人，而人们却因为她是一个女性，就轻视了她。所以，端木的出现，怎能不叫她眼前一亮、心花怒放呢？
端木对于殷勤的萧太太，又是作何感想呢？
端木也是不敢多想的，他在后来回忆时坦诚地说：“当时她比我大，总免不了有一种做姐姐的母性之情，我没有结婚，受到姐姐这般照顾，也就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情。”
看来，不管是萧红还是端木，对于彼此的感情都是单纯而无杂念的。端木需要关注自己的人，萧红需要肯定自己的人，俩人在这种纯粹的交往中得到了各自所需，也就“各安其分”、“各取所需”了。
不过，与萧红生活多年的萧军，感受到了三人间的异样。有一次，他与端木肩并肩，走过屋外的瓜田时，突然阴阳怪气地念叨起：“瓜前不纳履，李下不正冠。”说完，还拍拍端木的肩膀。
端木也是聪明人，知道萧军这么一说是指什么，便一路默不作声。端木如此，并非气短，而是觉得没有必要为此辩解什么；可萧军却认为端木的不作声，是因内心有愧。以后每每寻着机会，萧军就多次念叨这两句话。
尽管端木觉得自己跟萧红没有产生男女之情，只是他也后知后觉地发现，三人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我觉得萧红的见解、情感和我还很接近，与萧军就越来越远，好像语言也不相通。”
此时，萧军对萧红的感情也是越来越冷淡，在外追逐起漂亮女人来。在他心里，早已经没有了对她的爱。可是，他迟迟不愿主动提出分手，非等着萧红提起；他以为这样，是对得起萧红。实际上，他这么做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好让自己不至于在文坛落得一个自私男人的骂名，遭人唾弃。对比这一点，日后的端木便不如萧军来得精明，因而也遭到了更多人的鄙弃。
那时的双萧，就在拖拖扯扯之间，隔着一层没有捅破的砂纸。
不过砂纸毕竟只是砂纸，终究是抵不过时间的摧蚀。
在临汾失守前，民族革命大学转移，萧军见此情势，起了弃笔投戎的心思。不管丁玲与萧红怎样劝阻，他都执意要去打游击。在明眼人看来，萧军的报国之心是有的，可他分明也是借着这次的分歧，让萧红知难而退。
萧红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既然郎君如此，她也不会再加相劝，她知道是时候与这段双萧之恋告别了。
那日，萧红来到了火车站台。她的双脚像灌满了铅一样，每挪动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她时不时地转头，对身边的人说：“你帮我看看，行李带齐了吗？怎么我好像忘了带通行证？”有时，她又抬头望几眼萧军，想在他脸上找到跟她一样的不舍。
在一边的端木也理解萧红的感情，他借口说给萧红买话梅，就拉着丁玲与聂绀弩走开，给了双萧独处的机会。
可是，萧军并不领情，反而叫住了聂绀弩，嘱托一些关于萧红的事，之后就离开了。
萧红见到萧军走了，却是松了一口气。她知道，自己不是不舍得萧军，而是六年的感情，装载着太多的回忆，如今这段时光却要被一列火车截断，多少让她觉得踌躇难安。
同行的人似乎也知道了双萧此次离别具有一番什么样的含义，聂绀弩后来说起：“我听了为之怃然了好久，我至少是希望他们的生活是美满的。当时，还以为只有萧军蓄有离意；今天听见萧红诉述她的屈辱，才知道她也跟萧军一样，临汾之别，大概彼此都明白是永久的了。”
萧红自小缺乏爱，因此对爱的渴望相当强烈。当她懂事后，只要有人对她稍稍表达爱意，她就会盲目地付出比对方多十倍的爱；她要在别人身上追回童年失去的爱，她要得到爱的补偿。但可悲的是，她不知道对方给予的爱是真诚的还是虚假的，是短暂的还是恒久的，是纯粹的还是别有所图的，这就使她在以后的感情生活里连连受挫，却怎也无法幡然醒悟。
灵魂相互聚拢，谱一曲琴瑟和鸣
萧红望着窗外飞快掠过的风景，陷入了深思。“姐姐，你这是在想什么呢？”端木不再唤萧红作萧太太了，而是改口叫姐姐。
萧红不觉得这样的称呼有什么不好，只是多少有些失落。但是，同行的人却皱起眉头：萧太太刚与萧军分开，端木就自作主张地唤起“姐姐”，真是不识大体。
萧红看着笑意吟吟的端木，也挤出一丝笑容，说：“你看到远处的炊烟了吗？”“看到了，一闪而过，看得也不清楚。”“你觉得这抹烟像我吗？无根无基，被风一吹，就要听着风的话，跟着它走。”萧红悠悠地说，像是对端木说，也像是对自己说。“姐姐，莫乱讲，你现在出走，不过是权宜之计，你是独立的人，只有你愿意听的话，没有强迫你听的话。”
端木想转移话题，递上在站台买的话梅，说：“姐姐，你有身孕，吃点话梅，不会恶心。”
这样的细心，是萧军没有的。
萧红接过后，含在嘴里，陷入了沉思。
下了火车，端木一路小心地照料着萧红。
“姐姐，以前你总是处处关怀我，现在也该轮到我照料你了。”
萧红不作任何言语，她本就是话少的人，经历这么多风雨后，就更是寡言了。与端木在一起，她也不会多说话，她知道要是端木不喜欢沉闷的自己，他大可一走了之，正是他理解了自己，还能做出这样体贴的举动，才让她真正舒心。
这又是端木与萧军的不同。
还有什么不同呢？
不知不觉，萧红竟然拿端木与萧军做起了对比。
对了，还有衣着！萧红想着。端木在他们的文艺圈中，一直被视为异类。他思想价值独到，与鲁迅不够亲密，他的衣着打扮也与别人不同，这都成了别人排斥他的理由。而他独特的衣着打扮，还一度成为别人的“话柄”。
平日里，端木喜欢穿着皮夹克，下身穿灯芯绒马裤，脚上蹬着高筒靴子，洋派十足，但给人一种疏远感。再加上端木喜欢留很长的鬓角，脑后的长发不寻常地盖住了脖子，皮夹克里又垫了肩，这幅派头，就像现在人们看待留长发的男艺术家一样，即使是好看，也觉得十分别扭。而且，他这身打扮，在一群流亡青年中，怎么看都过于碍眼。可端木不理会他人，依旧我行我素，十分有性格。
萧红认为，端木这身打扮恰到好处，宣明了身份，虽引起侧目，也没有什么不好。而且，端木看上去举止斯文、模样羞涩，不像是东北男人，倒像是从南方来的秀气男孩。接触惯了那些以粗犷为荣的男人后，萧红见到这样的“书生”，自然欢喜。
在西安，萧红与端木越走越近。俩人的亲密往来，虽没有超出世俗的限制，但也遭到了文艺圈友人的排斥。
聂绀弩就好几次提醒萧红，说：“萧太太，端木毕竟是一个单身男子，你这样跟他往来过密，恐怕会惹来闲言。”
萧红没有答话，她不是不知道，最近兴致勃勃邀人来探讨文学问题总会被婉拒，且总有闲言碎语传到她的耳边。这些闲言碎语，净是一些不好听的话。可那又怎样？难道在西安举目无亲的她，就容不得身边有一个人陪自己说说话吗？
“要是这样，你就不要来这儿了。”萧红最后一字一顿地说，没有一点表情，像是在陈述一件事实。
真是宁愿得罪全世界，也要讨好你一人。
聂绀弩有点懊恼。他不动声色，却不依不饶地问：“那根小竹棍有什么意义吗？”
“你们都多想了。自从我送了一根小竹棍给端木，你们就轮流来问我，小竹棍是不是有着特别的意思。没有，都没有，不过是一个小游戏，而端木赢了这个小游戏，获得了竹棍当作奖品。”
他们口中说的小竹棍，是当年萧红与萧军在游玩杭州时，买的一根精致小竹棍。
萧红一直很喜欢这根小竹棍，它精致又小巧，拿在手里能把玩大半天。一次，端木见到了这小玩意儿，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欢喜，还说要是去了杭州也一定要买一根。
萧红笑道：“也许就这么一根了，你去找，未必找得到。”看到端木孩子气般失落的脸，她笑得更甜了。
她没直接说赠送，而是以女人的小心思设计了一个游戏，奖品为小竹棍。这个游戏，类似于西方复活节寻复活蛋，她把竹棍收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让聂绀弩与端木等男性友人一起寻找，先寻到者，竹棍就归谁。
一开始，其他人兴致勃勃，说一定要找到小竹棍，不过要她多给点提示。
萧红也故作神秘，笑眯眯地看着他们，说：“游戏是有时间限制的，你们与其等着我的提示，不如现在就开始找。”众人一听，马上去“寻宝”了。
萧红趁别人不注意，拉了一下端木的衣袖，悄悄告诉他：“多想想与水相关的地方。”
得到了这个提示，端木自然很快找到了竹棍。
其他人就觉得奇怪，为什么当别人都往一个地方找的时候，唯独端木能想到去那不起眼地方找？不用多想，一定是萧红给了提示。
他们想到这里，不由得更怀疑两人之间的关系了。
萧红也不管他们怎么想，“要是他们能明白半分，也不枉我设了这个游戏”。当时人们都以为她是属于萧军的，对于端木，他们都觉得他是个“第三者”。
“为什么在他们心中，我就非得与萧军绑到一起才行呢？”她常常自问。要知道，她也是一个人，也有着七情六欲，当一段感情消亡了，她也渴望新的开始。
萧红这么做，不过是想隐晦地宣示对端木的情感，刺探一下人们的反应。端木拿了竹棍，也明白了萧红的心思。他内心是高兴的，一边赞赏着竹棍的做工，一边要别人帮他拍照。“帮我拍一张，做一个留念，纪念今天的高兴。”除了他与萧红，其他人没有半点愉快。他们推托起来，偏不肯给端木的高兴锦上添花。端木怎肯罢休，等他们离去后，独自要求跟萧红拍照留念。从这点来看，端木对萧红也是生了感情的，所以才特别看重这根竹棍。
这件“竹棍定情事件”令在场的聂绀弩非常不满，他跟萧红说：“赢了游戏，自然有奖品。可我们疑惑的不是竹棍，是为什么端木能找到竹棍？”
“那有什么出奇，他情感细腻，与我的心思最贴近，能找到也不出奇。”有些东西，不需要当事人捅破，还是由其他人猜去吧。
“我只怕你遇人不淑……”聂绀弩犹豫着说。萧红听到这里，激动了起来，说：“在要紧事上，我会分清！”一日，与端木散步时，萧红低着头，带着腼腆道：“他们都不喜欢我俩来往。”端木踢飞脚下的石头，望着远方，说：“我不在乎，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难道我们要照着他们的想法生活？”
萧红不免奇怪，看似文弱的端木，竟与自己一样，也是倔强的人。“那好，以后你就多陪我散散步吧。在西安，我是孤独的，没有多好的去处，就希望多走走。”
从那以后，端木就更加频繁地与萧红在一起。萧红的肚子慢慢地隆起来，她也忧心起来。一次，她向丁玲打听：“你知道西安有哪所医院的医疗条件较好？”丁玲大惊，从来没有听说萧红有什么病痛，见她摸了摸自己的肚子，才明白了八九分。此时的丁玲还是希望双萧能够复合的。她说：“眼见你的肚子越来越大，现在才考虑流产，时机已经过了大半，恐怕会对你有危险。再说，战时的西安，医疗条件甚差……”
萧红因此也就打消了念头。其实，她不是不想做孩儿的母亲，只是肚子里的孩子是萧军的，现在她有了新的感情归宿，时局又混乱，怕这个孩子生下来也只能跟着自己受苦。
说到底，她是怕自己的孩子像童年的自己一样，缺少爱的关怀。
自从萧红向丁玲打听这件事后，丁玲便觉得若不再催萧军来西安，双萧就有可能真的永远分离了。于是，她跟聂绀弩商量了一下，俩人一起找到了萧军，说服了萧军来到西安。萧军在这时对萧红已经没了感情，只是为了那一口气——他不想让萧红不明不白地被端木抢去，就匆匆来到西安，要跟萧红“握手言和”。
友人们知道了消息，马上兴奋地告诉了萧红。萧红却当场拉黑了脸，说：“我们缘分已尽，他来做什么？”
“嫂子，不要再为萧军做过的事情气恼了，说不定他现在是迷途知错，要向你道歉呢。你也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
当时的萧红与端木没有把俩人关系挑明，他们觉得，只要彼此是心贴心、灵魂与灵魂相近就可以了。尽管众人对萧红与端木的关系明了七八分，但还是处处提醒他们。
在这样的时候，萧红知道，自己身边的这些朋友都是与萧军有交情的，他们是无论怎样都要站在萧军一边，反对自己与端木的。
她也知道，之所以会这样，正是因为自负好强的萧军吞不下这口气，不肯在众人面前示弱，说自己的女人被一个二十六岁的黄毛小子给抢去了。让萧红无奈的是，大家还是站在萧军那边。
“既然如此，那倒不如让我在大家面前说得清清楚楚。”萧红想着。
萧军的到来，给萧红与端木带来了不可避免的难堪。不过，也正好如此，给了萧红一次真正向萧军告别的机会。
萧军到来那天，萧红特意设宴，招待了圈子里的朋友。友人们收到这次邀约很是高兴，以为终于等到了双萧复合。他们没想到的是，去到了那里，端木也在场。而且，他似乎以一个男主人的身份在招待大家——“诸位，谢谢赏脸，请坐。”
内敛的人一副不情愿的样子，拉开椅子自己坐下去。脾气冲动一点的，挽起衣袖就要与端木理论一番，幸好被其他人按了下去。
萧红呢？依然是不多言语。她淡定地看着大家，不过眉宇紧锁着，她在等待着萧军。
萧军推门进来时，透过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找着属于萧红的那一张，他没有察觉到众人的异样。他以为萧红见到自己，会马上扑过来，为他一扫风尘。
可萧红没有，她一脸淡然地坐在那里，带着清冷的表情，对着众人、也是对着他说：“三郎，我们永远分开罢。”她是理解萧军的，在众人面前，萧军不会大发雷霆，也不会对她拳打脚踢，相反，他会平静地接受。
果然，萧军平静地答应了。尽管他从来没有预想到，自己风尘仆仆来到西安，为的就是一句“永远分开”的话。他也懂萧红，她之所以这么做，不过是借此告诉别人，他们是彻彻底底地分开了，再也没有任何复合的可能。
选择在众人面前正式结束自己的恋情，这需要多大的勇气！由此也可以看出，萧红是下了多么大的决心，要与过往折磨自己的恋情进行告别，走上新的生活。
至于当时的端木，他缺乏萧红那般的勇气。身为男儿，他本应该更有担当地向众人说明他们的关系，而不是由萧红来说。可他也有自己的顾虑，晚年忆起这段情时，他说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要站在萧红这边。实际上，我一直没有结过婚，萧红的年龄还比我大，身体还那样坏，我当然也有考虑。但这种情况下，我必须与萧红结婚，要不然她会置于何地？这以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了，关系也明确了。”
可见，在当时那样的情势之下，端木更愿意站在暗处，与萧红做着心贴心的灵魂伴侣，而不是生活伴侣。比起萧红的决绝，端木性格中有着较为懦弱的一面，令他成为一个被动者。
就算孤立无援，也要爱你
也许，从彼此的需要上来说，萧红比端木更需要对方。她对已经展开的新生活充满希望，渴望着有一人能爱护自己，带领自己去迎接新生活，而不是一人独行、无依无靠。她希望与端木一起，谱一曲琴瑟和鸣，相互依靠和取暖。
不管怎样，当萧军黯然离开了西安后，众人都已经明白，双萧爱情已经彻底地结束了。萧军这个影响了萧红一生的人，也终于彻底地退出了萧红的生活。可萧红却有所顾虑：“端木，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到报社里登一则启事，告诉别人，我是自由的人，不再受萧军的任何束缚？”
端木想了想，觉得这样不好，便劝说道：“那倒也不必，反正那次你已经在众人面前说了与他永远分手的话。”
“可我怕节外生枝，怕老有人站出来指责我们，”萧红望向了别处，有点闪躲地说，“再说，你知道，他们总是把矛头对准我们，也不看看当初萧军是如何待我的。感情是俩人共同经营的，要不是他负我，我能如此决绝吗？”
端木知道，他也理解，也记得那天萧红在众人前说了决绝的话。那天，萧军在平静地回应了萧红后，生出了另一番情绪，觉得是端木离间了他们俩人，继而准备把一肚子的不服与怨气朝端木身上发泄。“萧军！你给我住手！你我情意已尽，何必把气撒到别人身上！”要不是萧红的喝止，瘦弱的端木不知道要吃多少拳头。天知道，萧军的力气是有多大！
看着萧军一脸不忿地离去，端木清楚，他自己要遭人们的鄙弃了。可是，那又怎样？尽管他对萧红更多的是弟弟对姐姐的情谊，但这其中也有爱，这份爱是与日俱增、日渐深厚的，任谁也撼动不了。
端木如此劝说萧红，也是为萧红着想，一旦她再去登启事，看到的人会认定她是一个绝情女子，当众决绝还不算，还要登报说明；毕竟“家丑不外扬”，人们喜爱的是能够忍让的女子，而不是大声嚷嚷的“母老虎”。所以，端木是绝对不能让萧红登报的，以免她遭到那不大不小的文坛的遗弃，毁了她的文学道路。
“你不要心急，相信我，你与萧军决裂之事，不用登报，也定会有人代你传播。慢慢下去，也再不会有人认为双萧恋还是存在的。”既然端木这么说了，萧红也就默然接受了。
事情也果真如端木所想的一样，返回武汉的艾青把双萧决绝的故事带了回去。
双萧的恋情，当初因萧军的英雄救美，而蒙上了传奇色彩。文坛这个不大不小的圈子，早已经寄予了许多美好想象在双萧之事上，现在这个光环被破坏，他们就要找出所谓的“始作俑者”，以此填补心中失落。已经被边缘化的端木，于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指责。那些跟端木有过接触的人，例如丁玲，就坦诚过自己对他的不解：“我对端木蕻良是有一定看法的，端木蕻良和我们是说不到一起的，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我们那儿的政治气氛是很浓厚的，而端木蕻良一个人孤僻冷漠，特别是对政治更加冷冰冰。早上起得很晚，别人吃早饭了，他还在睡觉，别人工作了，他才刚刚起床，整天东逛逛西荡荡，自由主义的样子。看那副穿着打扮，端木蕻良就和我们不是一路人。”
端木是不是懒散的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清楚的是，在当时的大环境里，受过教育的青年都在为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着，而端木一副无所谓的虚无态度，造成了不少人的误解与讨厌。
本就不讨人喜欢的端木，在双萧决绝事件中又扮演了那样一个角色，自然就成了首当其冲的“罪人”。
“端木，没有多少斤两，软软弱弱，是双萧之间的第三者。”双萧共同的友人们如此想着，而后他们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想当然”地开始“友情封锁”了。
在萧红和端木还没有回到武汉之前，早先返回武汉的艾青等人早已将二萧和端木西北行的故事带回。二萧那被寄予无限美好想象的爱情传说，还有端木始终不为身边文人团体接受的形象和既成的负面评判，让萧红和端木返回武汉后遭遇“友情封锁”更是成为必然。
尽管与爱着的人在一起，但遭遇了这样的友情封锁，萧红也过得寂寞起来。于是，她常常与端木一起散步，借自然的景致来纾解心中的抑郁。
“你说，我们要是树上的叶子多好，春天发芽，夏天摇曳，秋天发黄，冬天调零，有着事物本来的变化，不受外力影响，不受外界干扰。”
“你要是叶子，那我是不情愿再做叶子的，我要做树枝。”端木抬头望着头顶上茂密的枝叶，若有所思地说。
“为什么？”双宿双栖难道不好吗？
“没有了树枝，叶子就是无根的了。我知道你怕自己无根，一辈子都要飘零，可有了树枝，叶子就不会无根，也不会没有依靠，就能够尽情汲取树枝提供的养分。你无论在哪里，都是有家的人了。”
没有海誓山盟，但也如此情深，足以令萧红满含泪水。
“你不要理会他们。他们只看到一部分，就以为看到了全部，就以为有责任去数落别人，去为别人抱不平。我们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便好。你要是愿意，就让我永永远远地照顾你，你同我结婚，我尽一切去照料你。”
萧红猛然抬起头来，看着这个男人。她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多少年，她期待着萧军能给她一段婚姻，可是萧军给不了。她也想到自己多年前的未婚夫，那是她离婚姻最近的一次。那时候，她年幼无知，也差一点以为自己就要嫁给腹中孩儿的父亲。
可是，都没有。这两个口口声声说爱她的男人，都没有携她走进婚姻殿堂。这时候，萧红的脸颊上流着泪，她本以为自己年老色衰，没想到却还有成为新娘的机会！
果然，还是端木想得周到，一纸婚姻，也许还没有砂纸牢固，可就是这么一纸婚姻的承诺，也不是任何人都能给得起的。这样做多多少少能告诉别人，他端木是担得起责任的人，能给萧红一份婚姻的规约。这足以见到端木对萧红的情深意切。
俩人决定结婚后，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首先，端木作为一个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家里虽对他没有太多要求，但是知道他要迎娶一个两次与人同居且怀有身孕的女子为妻，他们当然非常不乐意。他们的婚礼并没有得到端木家族的同意，是端木咬着牙狠下心说，无论如何也要娶萧红。端木母亲为此伤心了好久，也哭了好几天，她认为自己的儿子一定会遭遇不测，因为她觉得萧红是一个不吉利的女人。
其次，就是他们遭遇到的“友情封锁”。他们的友人，一听到端木与萧红的名字就避之不及，生怕自己与他们来往会遭到别人的“封锁”。他们也没有替萧红开心，反而暗暗觉得她是一个忘情人，前脚踢走了旧情人，后脚就钻进他人怀抱。
为了让萧红有一个体面的婚宴，端木用了很多心思。
他托了所有的好友，尽管很多人对他已经不理不睬，但他没有放弃。他一脸笑呵呵地递上请柬，说着：“到时请赏脸。”他一向是我行我素的人，从来不看别人半点脸色，而这次他却情愿贴上自己的笑脸，满心期待对面的人能“赏脸”。他是尽可能邀请了尽可能多的人，不是为了自己的婚礼风光，而是为了让身心受创的萧红，在这次的婚礼中得到安慰与补偿。
在这场婚礼上，端木没有想到自己。他完完全全是站在萧红的角度，为萧红策划着一切。他为萧红所做的一切，却依旧换不来众人的理解与支持。要知道，作为一个没有谈过恋爱的年轻男人，能下定决心迎娶一个曾先后与两个男人同居的女人，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他们不会想一想，若不是深爱着这个女人，端木又怎会做出这多少有些为世俗所不容的事？
1938年5月，萧红与端木排除了万难，终于在汉口大同酒家正式举行了婚礼。到场的人不多，有的人不是带着祝福而是带着看戏的心态到场。令他们惊讶的是，那个才情横溢的萧红，在红绸衣服的陪衬下，竟显得如此美丽。他们以为是萧红身上的丝绸与脸上的胭脂令她显得光彩夺目，却不知，是端木的真情才令她散发出由内而外的光芒。
在婚礼上，萧红端着酒杯，深情地望着端木。她说：“我深深地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能奢望什么名分？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十分满足了。”她所说的“像我眼前这种状况”，是指此时日渐隆起的肚子。
一番深情告白并没有得到祝福，场上只是响起了稀稀拉拉掌声。胡风见场面冷清，就上前缓和气氛，提议说：“两人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想必大家一定好奇俩人的恋爱经过吧？不如就让这对新人讲讲经过？”
“掏心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的真心。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彼此爱护、关心体贴。”这番话令端木很是感动，他偷偷地擦着眼泪，发誓要好好待这位妻子。
萧红的话，是情到深处的肺腑之言，不过在这之前，她也跟聂绀弩说过端木的不好，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都在那里装腔作势。既然如此，为什么萧红还是选择委身于他？实际上，萧红不是不爱端木，她这番话不过是坦诚地道出端木的缺点。在她看到端木的种种缺点后，还是愿意与他结合，嫁给他，这足以说明她不是出于填补感情的空缺而随手抓一人来陪自己。
到了这个时候，萧红看得比谁都透彻。她知道，平日里与她交谈的男性友人们，是出于好意为她抱不平，在大事上也照顾着她。但是，他们中绝对没有一个人，能像端木这样挺身而出，救她于火海之中。在领会到如萧军那种刚硬男子的一面后，她更能体会到端木身上那男人温柔的一面是多么难能可贵。
“如同男人喜欢温柔的女人，女人同样需要一个能刚能柔的男人，这样的家庭生活，才不会发生种种不愉快。”一次，她对不解她为何选择端木的女性朋友这样解释道。
萧红与端木的婚礼，称不上豪华，甚至朴素得有点简单。但是，在端木看来，这场婚礼，只是为了让萧红拥有一个妻子的名分，让她名正言顺地摆脱同居者的地位。可是，令朋友承认他俩关系的愿望却没有实现。婚礼之后，封锁依旧。
端木与萧红是法律上的合法夫妻，但是在众人眼里，他们依旧只是同居者。就连骆宾基在为《萧红小传》写《修订版自序》时，仍然把端木称为“萧红的同居者”。而萧军对俩人的结合也是心怀不满，他在后来的文章中提到端木时，竟不愿意呼他姓名，而是堂而皇之给了一个符号。接着，其他人也就跟着萧军的叫法，不说端木的姓名，而是将之符号化。在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里，萧红与萧军虽只是同居者，却更似合法夫妻。
这样的观念，对于萧红来说，却是一种深深的伤害。萧红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她在后来的成长中也有了女性觉醒意识，所以她是绝对不愿意看到自己仅仅是他人的附属。
算了算了，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即使受到全世界的阻止，他俩的爱依旧一往无前。哪怕他们的朋友不愿意承认这场婚礼，哪怕他们要把端木符号化，变成一个如“D.M”、“T君”、“D”等这样的符号，那又怎样？
就让他们说去吧！
奋力拥抱的温暖是什么模样
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想，端木与萧红是从此结合在一起的人，他们只希望此后的生活安安稳稳就好。
结婚后，端木悉心照料着萧红的起居饮食。不要忘了，萧红此时还怀着身孕，凡事都要有人照顾。幸好端木也没有半点嫌弃，只是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她与腹中婴儿。
一日，萧红的羊水破了，她捂着肚子走下楼梯，叫女佣送她去医院。在路上，她吩咐女佣，叫人带话给端木。
很快，端木急匆匆地赶到了医院，等候临盆的妻子。在等待的过程中，他交握着双手，摩挲着下巴，非常紧张。他双目无神地望着窗外的雨。一路赶过来，他全身都湿透了，此时却全然不觉。
萧红进了产房有一段时间了，还是没有出来，他想也并不奇怪，有些产妇是需要很长时间的。等候在外的女佣对端木说：“先生，要不你回去换身干衣服再来？看来太太一时半会儿是不会生出来的。”端木摇了摇头，他怕萧红生产后见不到自己会心慌意乱。
他一直等着，从中午等到了晚上，终于听到产房里传来一阵小孩的啼哭声。端木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恭喜先生，母女平安。”护士推开门报喜道。
端木高高兴兴地推开了产房，进去看萧红。只见萧红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半睁眼睛，呆呆地看着天花板，神情有些恍惚。端木默默地走到她旁边。她忽然说道：“端木，我觉得对不起你。”
端木大惊，为何这样说呢？
“我生下的小孩，都不是你的小孩，你还这么紧张。”
端木弯下腰，垫高了萧红的枕头，好让她半躺着。他做这些的时候，没有说什么，一心想着有什么话语可以安慰她。想了半晌，他才悠悠地说：“你是我妻子，这么做都是应该的。”
不久，护士抱着小孩走了过来。肥肥胖胖的小孩，头上没有什么头发，光秃秃的脑袋很可爱。萧红欣慰地发现，他们没有把小孩包裹得严严实实，而是让她的小手在半空中乱抓。
护士说，小孩很听话，哭了一段时间就不哭了，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周围。
端木接过小孩，见是一个漂亮女娃，满心欢喜。别人笑他抱着小孩像抱着个球一样，姿势不正确。端木来不及理会他们，只知道咕咕噜噜地逗着孩子。女佣在一边小声地提醒着：“先生，
太太还没有抱过小孩呢。”“那是那是。”端木笑呵呵地说着，把小孩递给了萧红。萧红接过了小孩，露出一丝苦笑。她看了一下，便叫女佣抱着。“我累了，能否先让我休息一下？”“那是当然的。”端木抱着小女娃，跟着别人走了出去。之后，端木没有经常去看望萧红母女俩，因为此时他的工作越来越繁重，只能将她们交给女佣照料。有时候，端木会愧疚地对萧红说：“我真是对不起你，你刚刚生产完，我却不能好好守在你身旁。”
萧红倒没有生气，她理解地说道：“那有什么，你要挣钱养家，随便旷工请假，怎么能撑起一个家呢？”
没过几天，端木在工作的时候，被告知萧红的小孩不幸夭折了。“这怎么可能，我昨天见小孩的时候，还好好的！”他抓起衣服就往外冲。
当端木赶到医院时，他以为会听到萧红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可萧红没有哭，也没有闹，平静地出奇，但是脸上那深藏的忧伤却是无法掩盖的。她就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一般，在风雨过后，反而有“活着就要做活着之事”的淡然。
“端木，医生说小孩没法救了。”萧红说，好像失去小孩的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个人。“你不要伤心，我也不要伤心，反正日后我们还会有小孩的。”看上去很平静的萧红，说话有点语无伦次了。
端木没有说什么，他也不是真的紧张小孩，而是紧张萧红。他害怕她会受到刺激，精神会崩溃，见到萧红还能安慰自己，他也就放下心来。“对，我们也不急着要小孩，以后总会有的。”他把萧红拥在了怀里，轻柔地摩挲着她的头发。
在端木怀中的萧红依然平静如初。只是等端木放开她时，赫然发现衣服上多了一团泪痕。
第一次，萧红选择送走了孩子；第二次，孩子选择离开了萧红。
在心底渴望爱与被爱的萧红，怎么可能会不心痛？只是，她的心痛到了极点时，反而筑起了一层层的铜墙铁壁，来抵御那侵蚀人心的痛苦。
端木呢？除了替萧红伤心，心中又愧疚起来。
其实，当萧红有孕在身时，端木曾经“离开”过她。
1938年的8月，日本轰炸机在武汉的上方一直盘旋着。兵临城下，武汉沦陷在即。见此情形，很多人是能逃就逃、能走就走。不少人为了轻装上阵，只带了一些金条，剩下的钱财都埋了起来，打算等局势稳定后再回来“挖宝”。也有怕死的人，看着病妻幼儿，怕他们拖累自己，便偷偷坐上船逃跑。常有这样的故事，说一个男人衣冠整齐，在早上对妻儿说要上班，晚上一直没有回来，去打听，原来男人早就远走高飞了！
那时候，端木与萧红也在打算出走。好友梅林在这段时期里一直陪在他们身边，对他们的事情也比较清楚。他在《忆萧红》里说：“1938年7月间，武汉开始紧急，萧红的‘病’越发沉重，我们相约一同去重庆。但在8月初即将上船那天，萧红因没有直达的船落后了，我同罗烽和端木蕻良先到了重庆。”
从梅林的记述中可以看出，这次出走，端木是“抛弃”了萧红，与他人一起去了重庆。端木这次的出走一度为萧红的友人们所不齿。特别是高原，他从延安到了武汉，经过多番周折，特意找到了萧红。他记得萧红大腹便便地穿着一件简单夏布长衫，坐在席子上摇着扇子的样子。她对于紧张的局势似乎并不着急，反而一脸的悠闲，体会着武汉的夏日，屋子里还弥漫着蚊香的烟味。他放下帽子，微微弯腰，打过招呼后四处看了看，除了女佣端茶给他之后，他就没有在屋子里见到萧红之外的人。他用一个男人的观察力审视着这房子，没有发现男人住过的痕迹，就连拖鞋也都是女式的。
高原觉得自己是不会见到端木了，他懊恼起来。后来，他回忆道：“据我的猜测，此时D·M已不住在逎莹身边了。否则逎莹怎会困窘到如此地步呢？对她与萧军兄的离婚，我是有怨言的，我批评她在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上太过轻率，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犯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萧红听了很不服气，
说：‘你从延安回来，学会了几句政治术语就训人。’”
从这里可以看出，萧红似乎并没有对端木的离去有过多怨言，反而认为外人对他的指责是没必要的。当然，也许萧红作为一名倔强女子，也有她所需要的“面子”；她不愿让人数落自己的丈夫，是不想让别人认为她的选择是错误的。但是，人们也可以从萧红的悠闲中解读出，或许她根本是愿意让端木离开的。
只是，人们总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作为丈夫能放心留下大腹便便的妻子在一个危险之地，自己却去了别处？端木本人一直没有说清楚，也许是他心中的内疚让他不想对此多说，毕竟萧红的确是一人留在了武汉，于情于理，他都是不对的。可是，会不会在这其中有着另一番隐情，令端木不得不“抛妻”出走？
多年后，端木的第二任妻子钟耀群，在《端木与萧红》中提到了这件事：
那时，罗烽、白朗和他们的母亲在武汉，要买船票去重庆，萧红要端木找罗烽，托罗烽在买船票的时候，也帮他们买两张，准备和他一起走。可罗烽第一次只买到两张船票，他要给端木和萧红先走，但他俩觉得托人买票已经够交情了，何况他们还有老人呢。因此就要白朗和老太太先走了。没几天，罗烽又买到两张船票，到小金龙巷来告诉端木，是不是他和萧红先走，但萧红却说白朗和老太太已经到重庆了，正等着他去照顾呢，怎能让他留下来呢？端木说是，便要萧红和罗烽先走。
萧红对端木说：“你和罗烽先走吧，我肚子这么大，和他一起走，万一有点什么事，他也不好照顾我。倒是你，要是我走了，你一人留在这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端木严肃地说：“那怎么行？你一个留下来，我能放心吗？要不你先走，要不我俩一起留下来。”
萧红又急又气地大声说：“好不容易有张票，你还不赶快走，我一个女的，又是大肚子，肯定会有人来照顾的，你留下来，紧张了，谁来照顾你？我能放心吗？”萧红果断地从桌上拿起一张船票，说：“别犹豫了，罗烽，这张票你拿去，明天下午我送他上船。”
就这样，端木和罗烽上船走了。
以上就是《端木与萧红》中有关端木抛下妻子离去的事件的记述。端木的离去，并不是出于他的自私，而是在萧红的吩咐下走的。诚然，在这里，端木也有着他的懦弱。他本可以以丈夫的强硬不听妻子的话，留下来陪着她；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端木如此做也是为了迁就萧红，不想妻子忧虑，也不想她因担心过度而伤了身体。若是从这方面看，可以看出萧红与端木是互敬互爱的。
可是，世人都觉得，丈夫照顾妻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紧要关头，男方就应该承担家里的一切难事，就应该是家中的顶梁柱。可他们也忽略了妻子体贴丈夫也是人之常情。爱着丈夫的妻子，哪一个不设心处地地为他着想？爱到深处，就算叫她去吃子弹，她也愿意。再加上，这个妻子是萧红，是一个为爱所痴的女人，一个追求自由又不愿被男人看低的女人。她在危难关头，一定是站在了男女平等的角度上，站在你我一样、并无性别之分的角度上，带着爱意让端木先走的。
在端木上船之前，他一定带着不舍与爱意，深深拥抱自己的妻子，就像他之后在医院里拥抱妻子一样，把她拥进自己那能融化一切的温暖怀抱。
所谓良人到头来也不过是水中捞月
1939年底，萧红与端木已来到了重庆。这一年，重庆也逃不过战火，四处烟火弥漫。
这天晚上，重庆上空又出现了日本轰炸机。“呜呼——呜呼——”尖锐的警报声响彻天空，敲击着人们的心房。
“快跑啊，飞机来了！”有人敲打着萧红的门。很快，这声音就出现在了别处，没过多久，这声音也不再喊了，被一阵阵的跑步声替代。
萧红听到声音，马上放下笔，抓了几张刚才写的稿纸，一边走一边往身上塞，紧跟在端木身后。她抬头看着天空，没有看到敌机，只见城市中灯光一闪一闪，像指示灯一样指引着道路。即使这些灯光真的是指示灯，有没有也是一样。每天，警报都会响一次，萧红走惯了，闭上眼睛都能走到防空洞。
她跑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没多久就要缓下脚步，或者要靠着墙停一停，缓一口气再接着跑。虽然附近的防空洞并不远，可萧红走起来还是十分吃力。她不仅仅要跑，还要避开人群的推搡，还要跟着人群跑，否则在惊慌的时候，人推人一不小心就会摔倒，接着就是人踩人。
端木跟着萧红一起跑的时候，他会牵着萧红一路小跑。端木看上去不是体育健将，可跑起来双腿像是装了翅膀一样，跑得飞快。他一只手牵着萧红，一只手拿着备用包。有时候，他见拉不动萧红，也会心急地说：“快点吧，飞机就来了。”
萧红还没缓过气来，又要急匆匆地跟着跑起来。
安然无恙地跑去防空洞，并不代表万事大吉了。防空洞里人多嘈杂，潮湿阴暗，空气稀薄，还弥漫着紧张。在这里要是不注意，也会发生人踏人的事。
每次，萧红都会选一个靠近出口的地方，尽量呼吸着外面的空气。里面的空气实在让人受不了，有几次她都呕吐起来。
这次，她与端木一起被后面的人群推涌着，不知不觉走到了防空洞深处。萧红看着四周全是一张张茫然的脸孔，不禁抓紧了端木的手。那是一张张漠然到盲目的脸孔！白得可怕！冷得可怕！
空气中混杂着汗味与污秽物等各种腥臭味，萧红垫高了脚，想呼吸来自上方的空气。她觉得自己的肺部越来越难受。
等到出去的时候，萧红迫不及待地跟着人群往外走。她当时患有肺病，渴望能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在无意中，她被人绊倒了。她摔了下去，趴在地上站不起来，身边的人流分成两拨，没有一点空余的地方让她能支撑着站起来。
“乃莹！乃莹！你在哪里？”她听到端木在叫她。她大声叫：“我在这里呢，在地下。”终于，端木看到了她，一把把她拉了起来。
萧红站稳脚后，发现自己的双手湿湿的，一看是鲜红的血，伤口上还混着泥沙。她拍一拍手，说回家包扎一下就好。但是，对于这次的事故，她还是心有余悸。
后来，她跟端木商量，不如再次出走。每天这样躲防空洞，不仅影响她写作，还让她的病情加重。端木也觉得的确如此。于是，俩人便商量着要去哪里。
当时，文化界人士一般聚集在桂林与香港。俩人就这两个地方商量起来。端木是主张去桂林的，他说：“你想，现在桂林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像胡愈之、千家驹、张铁生、范长江、郭沫若、夏衍、巴金、艾青、田汉、叶圣陶等，都是我们认识的。去到那里，如果有需要，他们也许会乐于帮忙。”
萧红摇了摇头，说：“桂林那边是有很多朋友，可是我就怕桂林那边时局也不够稳定，你看，广州沦陷了，武汉沦陷了，现在重庆又整天被轰炸，照着这个局势，恐怕日军还会向西南推进。到时，又要从桂林转移。不如去香港，比起来，会稳当些。”
那时候，《新华日报》的副总编辑华岗也建议他们：“看形势，你们还是到香港避一避较好。”于是，俩人与香港那边取得联系后，就乘着飞机，在1940年初飞到了香港。
初到香港，端木就与重庆复旦大学的董事长孙寒冰先生取得联系，在他那里谋得了一份工作。这位孙寒冰先生，在香港办了一份《经济评论》杂志，让端木为他编其中的《大时代文艺丛书》和《时代文学》。
事实上，端木一开始并不愿意接受这份工作。他本想着到了香港，能够安静下来，不如潜心写作，不用为了朝九晚五的工作奔波，也能好好照料有病在身的萧红。不过，又想到初来乍到，家里也需要用钱，再加上朋友们的怂恿与支持，他就答应了。
这样便接下了这份工作，也就埋下了一个隐患。他与萧红的感情被这忙碌的工作阻挡了。
端木没有想到这些，只是潜心工作。最后，经过多方努力，《时代文学》赢得了一些非常有才干的左派文学家的支持，像上海的许广平与巴人，还有丁玲，都会为杂志写稿。一下子，《时代文学》强大的作者阵容震动了香港文坛，成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刊物。
在这段时间，萧红不用每天去跑防空洞，她也可以有更多时间去写作了，尽管这时候，她还需要分一部分精力去抵抗她的病。对于香港这座南方城市，萧红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倒也不是喜欢，也不是讨厌，而是在二者的拔河中，常常会生出另外一种异样感觉。
“也许，是这里天气热的时候太热，不像重庆，不像武汉，更不像呼兰河。”来到了香港，她总会不自觉地想到呼兰河。“绝对不是想念，那地方已经跟我没有一点关系了。如果可以，我倒希望能看一看爷爷的墓。”
在被这种别样思绪主宰着的时候，萧红拿起了笔，写下了她人生中最重要作品之一《呼兰河传》。在写作时间里，萧红专心而专注，对身外事一点也不在乎，而对端木的早出晚归也不以为意。也许这就是作家们的通病，当他们通过写作来治疗内心的创伤时，对周围的世界就都冷漠得可怕。
此时，外界传说称端木与萧红的感情出现了裂痕。他们认为，萧红对于端木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感情，随着相处时间的加长，他们俩人性格中的差异性，成了他们婚姻的绊脚石。
端木看似软弱，但他绝不是一个软皮球，他也有着自己的原则，就如同萧红所认为的，他是软中有硬。加上他从小就受到母亲的娇生惯养，性格中不免也有缺陷。萧红年纪轻轻就离家出走，经历过忍饥挨饿的日子，使得她在弱女子的外表下有着自己的坚强与倔强。如此俩人，在婚姻生活中，没有一人忍让的话，绝对会有不少矛盾。话说回来，夫妻之间，哪一对是没有一点矛盾的呢？
就在各种矛盾中，俩人无论是感情还是婚姻，多少都出现了问题。冷漠出现在这对夫妻当中，他们俩虽住在一起，对话次数却越来越少。由于不适应香港潮湿的空气，萧红的肺病越来越严重。
终于，她不得不住进了玛丽医院。
现在看来，肺病是一种不大不小的病，绝对是能够治愈的。可是，在当时，患上肺病，就等同于患上了绝症。依据当时的情况，玛丽医院让萧红接受阳台空气疗法。这种疗法，实际上就是让萧红多吹吹冷风。
但是，这种疗法让萧红觉得不适应。医院就又尝试了多种办法，就连当时最先进的打空气针治疗法，也让萧红尝试。
站在冷风中，萧红的身子骨受不了。打空气针，她的肺部又痛得受不了。此时，端木为了筹集医药费，很少到医院去探望萧红，这让萧红有了怨言：“再怎么忙，你也可以抽时间来看看我啊，白天筹集医院费，晚上就不能来看我吗？”端木沉默了，她说得对，再忙，他也应该来医院多看看病中的妻子。但是，他每次来到医院，闻到那一阵阵的消毒药水味，就会反胃。他觉得消毒水的味道似乎捆绑在了萧红身上，让她成了一具失去生命力的形体。他害怕这股味道，更害怕看到萧红没有血色的脸。像逃避他们婚姻出现的问题一样，他也逃避着去见萧红。
“医院不是讨人喜欢的地方，先生已经算是尽心尽力了。”旁边的护士帮着劝解。
“我真恨你。”萧红看着端木，一字一顿地说。其实，她并不是真的恨，不过是病重的人的一种发泄。她天天躺在医院，没有欢乐，只能呆望着天花板，还要忍受各种治疗带来的痛苦。她需要更多的关怀与爱护，可端木呢，只想到了现实问题，没有及时给予妻子精神上的关怀。
那些本就对端木有怨言的人们，就当然地认为做丈夫的打算要再次抛妻弃子，甚至把阳台空气疗法当作对萧红的虐待。端木没有虐待过萧红，即使感情上已经疏远了她，他也希望萧红能尽快好起来。他也四处寻师问药，还经朋友介绍，找到了替宋庆龄看过病的大夫为萧红治疗。只可惜，这位大夫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萧红的生命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被消耗殆尽，被病魔牢牢地抓住。偶尔像离水的鱼儿般扑腾几下，随即又沉寂下去。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和九龙，不少医院被日军征用。端木产生了恐惧，怕日军会抓他们这些左派文学家，就想为萧红寻找一个没有被日军接管的医院。同时，他的心里也产生了突围的想法。
“突围？”萧红似乎用尽了全身力气，惊讶地问丈夫。她睁大眼睛，眼里写满了恐惧。
“我知道，你是要离开我了。”萧红黯然地说。
“没有的事，我想带着你突围，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那你这段时间干什么去了？你为什么一直不来看我？为什么你把我扔给骆宾基，就对我不管不顾了？”
“我不是不管你，你住院需要医药费，我要给你筹钱，再说，我也在忙着给你联系一家没被日军接管的医院。”端木内疚起来，继续说着，“我还要回到我们的住处，整理我们的东西，像你的《呼兰河传》这些手稿，我都想整理好。”
“那些东西重要，还是我重要？”萧红质问着。她不解，有一个卧床的妻子，为什么做丈夫的只想着这些无关紧要之事。在病床上，萧红也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对于生死早已是置之度外，只有偶尔产生不甘的情绪时，才会重新点燃求生意志。除此之外，她不过只是想能有一个人陪伴在自己身边，跟自己说说话，在痛得厉害时能握着她的手，跟她说有他在。这个人，本该是端木，可偏偏由一个年轻的骆宾基代办了。由此滋生出的巨大失落，是萧红说不出口的。
在念着端木时，萧红也会生恨，她不只对端木说出她的恨，她也会写下她的恨。她在孤独寂寥之时，叫人拿来了纸，认认真真地在上面写道：我恨端木。
真的恨吗？那是当然的。那个最应该出现的人，却久久不露面，怎能叫她不恨？端木让她想到了曾经抛弃她的未婚夫，曾经朝思暮想的萧军，曾经爱着她又远去了的祖父。那是一个个拥她进入生活，又一个个抛她而去的人。
那端木呢？即使俩人的婚姻存在矛盾，可也不至于令端木心狠到极点，置妻子的死活于不顾吧？那倒不会，毕竟在萧红死后的十八年他才再娶，且在十年动荡之后，他也是年年都去祭拜前妻的陵墓。如果说他对萧红没有爱，这是绝对不合情理的。
也许，那时候的端木的确是被懦弱的性格攫住了，他害怕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害怕医院，也害怕看到萧红如同僵尸般的病态。同时，他也需要取款、筹钱，去为突围准备好一切。就这样，他在有意无意之中，错过了萧红生命中最后的四十四天。
不少人会为萧红喊冤，数落端木的懦弱。其实，人们在唏嘘和怜惜萧红的悲剧之余，或许更应该存有一份包容之心，去理解在面临天灾人祸时人性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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