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爱情的漫长旅程:萧红传-我存在在你的存在——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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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你,未来不知在哪里这世界唯有你肯定,才能欢喜哪怕停留片刻,也想在你左右资助出版,忘年之情忘了世界,也不能忘记你。

    如果不是你,未来不知在哪里

    在萧红和萧军流亡青岛期间,萧军主外,去外面探听消息,且带学生以赚钱补贴家用;萧红主内,在家洗衣做饭,打理家务。

    琐碎的生活并没有掩埋萧红的才思情怀,她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所想。对于从小就很少有过幸福生活的萧红来说,这段日子是贫穷却快乐的。对于萧军与他们房东的学生的姐姐之间发生的暧昧情事,萧红并不是一无所知,却宁愿选择自欺欺人地逃避。

    然而,当时的情势越来越严峻,随着一个个同伴陆续被宪兵抓捕,萧军终于决定离开青岛,前往上海。萧红当然是不愿意走的。就像这世间大部分的女人一样,她也是喜欢这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安稳日子。因此,她的理由在萧军这个大男子主义者看来简直幼稚得可笑——“我舍不得这些锅碗瓢盆儿!”大男人的萧军笑着摸了摸萧红的头,问她,难道你不想去上海亲眼见一见先生了吗?

    萧军口里的先生自然是指鲁迅。同当时所有的文学青年一样,萧红和萧军也非常崇敬鲁迅先生。他们人在青岛,却一直不停地写信给身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对萧红来说,给鲁迅先生写信这件事似乎已经有了超越写信本身的意义,能让她在日复一日的困顿、贫穷、伤心和挣扎中,瞬间变得安宁下来。

    萧红的心被这句话打动了。去上海。上海啊!那可是鲁迅先生的上海!那是徐志摩的上海!也将会成为悄吟(萧红的笔名)与三郎的上海!去上海,在萧红的心里就等于能见到鲁迅先生,见到那么多的文艺界名人。

    当时的萧红并没有见过太多世面,也不知当时有多少文学青年都心心念想着见鲁迅先生一面而不得。

    就这样,去鲁迅先生所在的上海这个念头打动了萧红。她依依不舍地收拾了家当,把能带走的东西都装在大大的包裹里。小小的身子,背着大大的包裹。萧军笑话她像蜗牛搬家一般,什么针头线脑都舍不得扔。萧红心想,萧军毕竟是个大男人,不知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艰难,更不理解她舍不得的其实不是这些东西,而是一点一滴积攒起这些过日子所需物品所费的心思。

    到上海后,萧红和萧军同样蜗居在一处窄小老旧的住宅里。他们身上的银子几乎都在路上用光了,只能过起清贫的生活。在这样难熬的日子里,支持他们走下去的除了自身的信念之外,就是与鲁迅先生的通信。

    每一次收到鲁迅先生的回信,萧红和萧军两个人都像刚得到糖果的小孩子一般,贪恋地一遍遍反复咀嚼信纸上的一字一句。先生的一点鼓舞激励都能让他们兴奋半天,甚至胜过一顿饱餐所带来的幸福感。

    1934年的秋天,上海滩上风云动荡,二萧面临的不仅是生活上的考验,还有精神上的考验。他们在上海可以说举目无亲,用萧军的话说就是:“我们是两只土拨鼠来到了上海!认识谁呢?谁是我们的朋友?连天看起来都是生疏的……我们是要见一见我们精神上所信赖的人。”萧军笔下的这个“精神上所信赖的人”就是鲁迅。可是,虽然二萧此刻与鲁迅先生都同处上海,但当时的鲁迅已经成名许久,无论谁要想与之见上一面也是相当困难的,何况是这两位名声不显的文学青年呢?

    与鲁迅通信所带来的精神鼓舞对萧军这个大男人来说,可能仅仅是所敬仰的前辈给予的鼓励和支持,但对于萧红来说,却有着更加不同的意义。与洒脱的萧军不同,萧红是个异常敏感的女子,她自怜、自卑,又有着强烈的自尊心。

    当时的萧红已经认识到萧军太招女孩子喜欢,也认识到他太喜欢被女孩子喜欢的这种感觉。在爱情上,萧军是个博爱者,他享受着被爱、被崇敬的感觉,在他眼里,萧红与自己显然不是对等的,自己的爱不能仅仅局限在萧红这一个小女子身上。而这种心理导致萧军在面对萧红时难免流露出高人一等的傲慢姿态,虽然萧红的内心极度自尊,但为了爱,却只能把自己低入尘埃里。可是,终究,与萧军的这段情让她感到彷徨,让她失去了与之携手一生的信念。

    就这样,萧红的感情出现了空白。在她对爱情已经渐渐失去信心的时候,来自偶像的精神抚慰无疑转移了萧红的全部注意力。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不是爱情,而是后辈对前辈的敬仰、尊敬,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发自内心的崇拜和仰望。萧红曾用这样的文字来形容鲁迅的信件给当时的自己带来的鼓舞——“我们刚来上海的时候,另外不认识更多的一个人,在冷清清的亭子间里,读着他的信,只有他才能安慰这两个漂泊的灵魂。”萧红开始极度憧憬与鲁迅先生的见面,她幻想着,先生这样的人一定跟平常人有什么不同。

    幸运的是,鲁迅是个爱护青年的长者。在二萧到达上海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鲁迅就在信件里传达了可以与他们见面的意思。萧红与萧军一起反反复复盯着薄薄的信纸,似乎不敢相信幸运降临得如此之快。

    “啊,先生约我们见面了,就在这个周末!”萧红兴奋地大叫起来,就连一向沉稳的萧军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

    鲁迅在信里约二人在一家书店见面,说自己会在那间书店逗留一会儿。到了约定的时间,为了怕对上海不熟悉而迷路耽误时间,萧红和萧军早早就收拾好衣装,打扮整齐出门。当时二人的经济十分困窘,但萧红还是尽力把自己和萧军打扮得精精神神。

    穿上最心爱最得体的衣服,萧红同萧军一路怀着既紧张又兴奋的心情,终于找到了见面的地方。推开书店那扇门之前,萧红刻意停顿了一下。就像很多人所说的近乡情怯一般,萧红是那般地渴望与鲁迅先生见面,可真到了马上就要见面的时候,她又有些胆怯了。

    虽然当时的萧红并没有意识到,这次见面将会给自己的人生带来怎样的改变,不知道即将见面的这个人,将是继萧军之后对她文学道路影响最大的人,也不清楚鲁迅这个响彻中国大地的名字将会与自己产生何种关联,但无疑,敏感而倔强的萧红此刻还是犹豫了。她手足无措地抓着衣角,心砰砰砰地剧烈跳动,她开始猜想一个自从接到先生见面的那封信开始就被有意无意忽略掉的问题,那就是先生为什么要见自己和萧军?自己和萧军虽然有了所谓的成就,写出了一些作品,也把自己的文字寄给先生评阅过,但其实打从心底里,萧红对自己的文字还是有着一丝不自信的。这丝对自己的怀疑来自于萧军平日里的打击。

    萧军虽然把自己引入了文学圈,但这个有着非同一般的文学志向的男人,其实一直都没有真正看得起萧红的才气。他甚至不承认萧红有太高的文学天赋和才气,在他看来,萧红所写的东西不过是女儿家闲来无事打发时间的东西而已。甚至平日里一起跟文学界的朋友聚会时,如果有哪位朋友夸赞了一两句萧红的作品——当然,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少的,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会顺着萧军的话来说——但即使是那种少之又少的情况,萧军也总是嗤之以鼻地发出一声“哼,她?”语气中带着浓浓的不屑。

    一个人如果长期不能得到别人的肯定,那么即使他的内心再强大,也容易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此刻的萧红就处于这样一种情况。她深爱文学,热爱写作,能将自己对生活、对社会、对未来的感悟用文字表达出来,这对她来说是一件再快乐不过的事情了。可是,同所有喜爱写作的人一样,萧红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赏识。

    她不知道鲁迅先生的召见是否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认可?还是仅仅认可了萧军,而自己是附带着的呢?哦,当然,即使是那样,她还是会为萧军自豪的,毕竟那是自己选的男人,他的成功也代表着自己的眼光。

    可是,萧红还是抱着那么一丝卑微的期望,在内心里悄悄祈祷着,希望鲁迅先生不是把自己当作萧军的附属品,如果先生能稍微肯定一下自己的文字,那就再好不过啦!

    萧红还在抽搐着,手握着店门把手却一动不动,进不得一步,也退不了一步。萧军等了半天,发现萧红呆呆地愣在那里。萧军一向有些粗枝大叶,哪里懂得萧红心底里的那些小心思,他此刻显然已经有些激动难耐了。萧军一步向前,握住萧红那握着门把手的手,用力一拧,门开了。萧红惊慌失措地抬头向内望去,这一眼,就看到了那个改变她文学道路并将她推到众人眼前的人。

    这世界唯有你肯定,才能欢喜

    映入萧红眼中的那个中年男子,个儿头中等,身材削瘦,穿着深色长衫,留着略显严肃的小胡子,看上去给人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

    虽然从未见过鲁迅先生,但萧红对先生的音容笑貌早已有所耳闻。萧红知道,那位中年男子一定就是鲁迅先生。

    书店里似乎没几个人,只有鲁迅先生在指着一本书小声地对旁边的男子说着什么。萧红已经没心情去看萧军现在的样子了,只知道自己一下子犹如闯进大人世界的顽劣小孩一样,整个人都显得那么不对劲,简直快觉得自己手不是手、脚不是脚了。

    其实,此刻的鲁迅早已听到二人的开门声,只是要讲的话还没有说完,因此只能抬头冲二人温和地笑了笑,没有言语半声,又低下头跟身旁的友人讲起话来。

    看到先生这样,萧红的心反而一下子平静下来。她在内心里暗自惊喜,外表严肃、难以接触的先生似乎性情温和得很呢。与先生直达人心的犀利文字不同,先生的那一笑,使他整个人都增添了几分温和。

    萧红和萧军开始悄悄地打探书店,只见店里稀稀落落地分布着几个人,大部分人都在静静地翻看着书,偶尔碰到二人的视线,则是斯文一笑以示问好。

    这个圈子与萧红之前接触的圈子完全不同。她之前跟萧军也参加过几次文学青年的聚会,但大家都青春年少,在聚会上总是为了某个问题而争论不休,似乎每个人都争着引经据典地来证明自己的博学,证明自己是对的、新式的、开放的,而别人是迂腐的、守旧的、过时的。在那个圈子里,很少有这种安静却让人安心的氛围。每个人看起来都那么教养良好、温文尔雅、知书达礼……

    萧红还没去细细体会为什么这种安静的氛围能让自己感到这般舒适,就看到鲁迅先生走到自己和萧军面前。

    “我就是约你们来的鲁迅,你们就是两位萧先生吧?”

    萧红此刻紧张得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幸亏萧军把话接了下来。萧军激动地向鲁迅先生表达自己的敬仰之情,鲁迅先生摆摆手制止了,小声地说:“我们还是到外面去谈吧,不要打扰他们看书。”

    萧红顿时感到一丝羞愧,自己刚才明明察觉到这里这般安静,刚才萧军开口说话时竟然忘记提醒他小声些。萧军倒是沉浸在见到偶像的激动情绪之中,并没有察觉出什么不妥。

    鲁迅先生走在前面,将二人带出书店,这才慢下脚步,边走边说:“这家书店的老板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每星期都会抽一点时间过来坐坐。”

    萧红终于平复了自己的心情,开口跟鲁迅说了第一句话:“刚才跟先生谈话的那个人就是书店老板吗?”

    鲁迅点头回答道:“是的。他是个很有趣的人,你二人日后可以多来这里跟他交流交流。”

    随后,鲁迅又说自己已经读过萧军寄过来的作品《八月的乡村》,作品不错,自己可以帮他们联系出版社,希望他们继续坚持文学之路。这次的见面短暂而难忘,鲁迅实在是太忙了,能抽出时间来与二人见面已经是很难得了。对鲁迅来说,与萧红萧军见面跟与别的文学青年见面没任何区别,他只是想尽心去帮助这些热血青年,帮助他们在大上海顺利地安定下来。他知道萧红萧军此刻境遇困顿,生活难以为继,就从自己腰包里掏出钱来资助他们,鼓励他们继续从事文学创作。

    这样的行为对鲁迅而言,已经很是习以为常。据后人统计,在当时,受过鲁迅资助的文学青年为数不少。但最后能与鲁迅达成如此亲近的私人关系,且作品能够得到鲁迅大力推举的人,则只有萧红。

    与鲁迅见过面之后,萧红和萧军都万分激动,因为鲁迅先生不只答应帮他们联系出版机构出版作品,还给予他们很现实的经济帮助。这对他们犹如雪中送炭的行为,让二人,尤其是萧红,对鲁迅更为敬仰。

    见面之后,在与鲁迅先生的通讯中,萧红显得随意了很多,渐渐展现出自己年轻、淘气、调皮的女儿本性,而不是像之前一样在信中拘谨万分。萧红开始想从自己敬仰的先生那里得到更多的关注,就犹如一个小女儿想要争取父爱一般。当然,这种行为也让年长的鲁迅先生觉得很是有趣。

    比如说,鲁迅先生在给二萧写信的时候,大多是只回给萧军一个人的,当然,鲁迅先生也不会完全忽略萧红,只是这种重视程度对萧红来说还远远不够。鲁迅先生一般会在信里写道“令夫人均此问候”或“吟女士均此不另”。此处提到的“令夫人”和“吟女士”指的就是萧红。

    然而,萧红骨子里天生藏着一股叛逆的劲儿,她一贯不习惯老派的“太太”、“夫人”等叫法,这些称呼让她觉得自己不受重视,而只是萧军的附属品,只是被顺带提及的。如果是别人这样称呼她,她也不会生气,可是鲁迅先生毕竟是萧红最尊敬的人,他若也不重视自己,就让萧红觉得难以接受了。而且在与鲁迅先生见面时,自己的作品并没有得到肯定,鲁迅先生仅仅肯定了萧军的作品。这一切都让萧红在内心里聚集着不满。

    小女孩受了委屈,总会找自己的父母倾诉,感到心理不平衡的萧红就像小女孩一般向鲁迅先生倾诉。为此,萧红郑重其事地写信专门表示抗议,抗议鲁迅先生对自己的称呼不够重视。这封信还真产生了作用,此后,鲁迅先生在回信中就从善如流地称呼萧红和萧军为“刘、悄二位先生”。我想成名已久的鲁迅先生,或许是好久没遇到哪个人这般煞有其事地写信给自己,却只为了如何称呼这点小事吧,因此鲁迅先生也难免起了几分童心。在认真地写完该讲的正事之后,鲁迅写道:“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还有如神来一笔般的在信件结尾时以“即请俪安”结尾。而且,还颇有新意地画了个箭头指向“俪安”两个字,旁边用小字写着:“这两个字抗议不抗议?”

    熟知鲁迅先生的人很难相信,这般童趣横生的玩笑竟然出自先生之手。在众人的眼里,先生似乎一直是那个一脸严肃、拿着号角在前方呐喊的人。其实这也是因为很少有人敢像萧红一般,对鲁迅先生丝毫不见外地撒娇、展现孩子气。鲁迅先生人到中年,正是一个男人最宽厚、最慈爱的年龄,只是少有小辈敢在他面前这般肆意罢了。

    然而,正是萧红的这次大胆抗议,改善了她与鲁迅先生之间的关系。此前,鲁迅对萧红萧军二人的态度,与对待其他任何小辈均无不同,只是一种提携和帮助的心态,但在此后的信件和交往中,鲁迅先生对萧红其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对她的文学作品也给予了更多的重视。

    随着萧红与鲁迅先生的交往日益加深,萧红和萧军二人也成了鲁迅和许广平在虹口的住所的常客。萧军在外面奔波的时候,萧红甚至经常一个人去鲁迅家里拜访。后来,萧红干脆把家搬到鲁迅先生家的附近,以便随时探访先生。

    对萧红来说,每日去鲁迅先生家的例行探访,就好像一个女儿每天去给父亲家里请安那么正常。这段时期,萧红收获巨大,鲁迅先生也发掘出了她的作品的闪亮之处,并向圈内的朋友大力推举她的作品。

    得到鲁迅先生的肯定后,萧红的创作热情也越来越高涨。长篇小说《生死场》就是在那一时期写成的。萧红在其中表达了自己的抗争和向往,展现了自己“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的爱国热忱。也正是这部非凡的小说,让萧红在文坛占据了一席之地。

    哪怕停留片刻,也想在你左右

    经过“抗议”事件后,萧红与鲁迅先生的关系变得更加亲近融洽。鲁迅也不像初次见面时那样忽略萧红,而开始慢慢正视萧红的文学作品,并在文学道路上引导她走得更远。

    那个时候萧红与鲁迅先生住得很近,有着北方姑娘爽朗性格的她,总是情不自禁地去鲁迅先生家里拜访。对于萧红来说,鲁迅先生家里的一切都是温暖的,能够给自己的心灵以极大的抚慰。

    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女士像对小辈一样对待萧红,让萧红参与到这个家的日常生活中,萧红可以随意地在那里停留,可以自在地去鲁迅先生的书房阅读,可以随意与鲁迅先生谈话,探讨文学、人生,可以像个家庭成员一般与许广平女士一起准备晚餐,与他们的孩子玩耍……

    在这里,萧红不仅收获了文学指导,得到了人生路上的指引和众多文学圈内人士的认可,更重要的是,萧红还得到了自幼很少享受到的亲情。除了祖父以外,萧红与其他家人的关系并不那么融洽,这与她特立独行、追求自我的个性有关。可是,在看尽人生千帆过的鲁迅先生面前,萧红的种种表现都只不过是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人生阶段。鲁迅先生以一种温和的慈爱,让萧红漂泊的心寻到了港湾。这种温暖是她从其他人身上都无法得到的。

    纵观萧红的一生,虽然萧军曾以拯救者的身份出现在她面前,但萧军的真实年龄和阅历与她并没有多大差距,汪恩甲在心理上远没有当时的萧红成熟,而端木和骆宾基则都比萧红年纪小。女人总是比同龄的男人更早熟一些,这导致在萧红的人生中,缺乏一个能给予她很多帮助和指导的睿智长者的角色,而鲁迅的出现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

    可以说,自从祖父去世后,萧红就一直渴望并向往这样一位男性长者的出现,让她可以去依靠。她曾以为萧军是这样的人,因为他出现的时机太恰切了,可是事实证明,萧军自己也是个没有对婚姻爱情想通彻的大男孩儿,不能担当指引萧红人生发展的大任。萧红其实是个很缺爱的人,所以,她努力抓住人生中出现的每一个可能的人。与很多民国名流人物不同,萧红并没有太多朋友,但与她接触的每个人,她都会用力抓住,并十分珍惜。

    于是,萧红几乎每日都去拜访鲁迅家,这给许广平也带来了一些困扰。当然,许广平起初还是很喜欢萧红的,虽然后来也不能说是不喜欢。

    在萧红还没有搬到鲁迅家附近时,有一次,她独自一人前去拜访,在那里吃过晚饭后,又与鲁迅先生畅谈到深夜。临走的时候,鲁迅发现已经过了电车末班车的时间,就让萧红乘坐小轿车回去,还特意吩咐许广平替萧红付钱。

    当时的鲁迅是上海文学界名流,家中来来往往的客人很多,但似乎只有萧红的到来,才能给鲁迅的会客室带来一阵纯真和爽朗。虽然鲁迅很怜惜萧红这个敏感、脆弱、善良、有才气的女孩,但他对她更多的是欣赏和一种无私的大爱,他希望这个孩子能在文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萧红的一生可以说并未真正地“长大”,或者说,她并没有世俗意义地“成人”,她抱着一腔敏感和柔情来温柔对待这个世界,细细打量周围的每个人、每件事、每样物。而她在鲁迅家里寻到了温暖后,就犹如恋巢的小鸟一般不肯离去。萧红曾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过:“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拯救世界,也许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创造未来,但为苦难的世界分担痛苦,是一个作家应尽的精神追求。”萧红写苦难,是希望苦难的现实能够改变,虽然她还未寻到改变的路。对萧红来说,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因为生活里已经没有了更快乐的事。而沉浸在鲁迅大爱抚慰下的萧红过得太快乐了,以至于她都放纵了对自己写作的要求。

    鲁迅在写作上一向要求很严,绝不会娇惯萧红。鲁迅曾这样写道:“我不想用鞭子去打吟太太,文章是打不出来的,从前的塾师,学生背不出书来就打手心,但愈打愈背不出来……如果胖得像蝈蝈了,那就会有蝈蝈样的文章。”而后又专门问道,“吟太太怎么样,仍然要困早觉吗?”

    我们从中能看到,二人的相处模式更像是一个聪明淘气贪玩的女儿跟自己成熟稳重的父亲一般。萧红虽然一直追求独立,但自身的人格并不完全独立,她总是习惯于依赖他人。这种依赖并不是指男女感情上的依赖,而是一种精神上的依赖,无关男女。萧红在人际交往上一直很稚嫩,她对认可了的人就会像一团火一样扑过去,全心全意,可有时却疏于考虑其他人的感受。

    我想,许广平最初应该也是很爱护萧红的吧,但当时的她一定没想过,这个年轻的东北女孩会与自己的生活牵涉这么深。当她每天都到家里报到,与自己一起为鲁迅做饭时,许广平作为一名女子的天然警觉就被唤醒了。她虽然没觉得鲁迅与萧红之间的感情是爱情,但即使是纯粹的友情、亲情、忘年交,也已然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萧红无意间插手了一些本应是妻子的她才能为鲁迅做的事。

    虽然许广平竭力避免暴露出自己与一个年轻小女孩吃醋的情绪,但难免会流露出一些迹象。比如,许广平曾说萧红特别喜欢来自己家,日日都来拜访,并且每次都不是问候一声就离开,而是会逗留大半天。鲁迅自己事务繁忙,往往只会陪萧红一小会儿,剩下的时间就需要自己来陪伴萧红了。

    然而,许广平每天从早到晚都要不停地为家人而忙,除了料理一日三餐的饭食之外,她还要时刻想着提醒鲁迅先生吃药、休息。就连在楼下陪着客人的时候,她都要一边聊天一边打毛衣,或者是整理花盆上的枯叶。总之是嘴上忙着,手上也不得闲。这么大的一个家,全需要她一个人来料理,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此外,因为来家里拜访鲁迅先生的人也不少,许广平还要负责这些客人的迎来送往。大多数情况下,客人来了,她都会亲自给客人倒茶,即使是吩咐下人去准备,也是要亲自下楼招呼的。每一位客人离开的时候,她还要负责送他们到楼下,帮客人打开门,等客人离开后,才又重新关上门回到楼上,然后接着做自己的事。

    彼时的鲁迅身体非常不好,许广平成天殚精竭虑,根本没有心思陪萧红闲聊,却又不得不陪着。

    他们三人的相处模式经常是这样:鲁迅先生自己在楼上看书,许广平和萧红在楼下谈话,或是一起打扫家务、做些饭食。可许广平人在楼下,心却停留在楼上书房的鲁迅身上。她担心鲁迅会不会又咳嗽了,有没有按时吃药,久坐后有没有记得起身舒展一下身体等等。每每这时,许广平心底里就会偷偷埋怨起萧红的不知趣来。

    特别是有一次萧红走后,许广平上楼发现鲁迅看着书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身上的被子滑落下来,受了凉。先是感冒,后来竟然发展成大病,身子骨一下子就没以前那般硬朗了。许广平为此感慨地写道:“一个人生活的失调,直接马上会影响到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了步骤,社会上的人就是如此关联着的。”

    许广平还曾对友人梅志抱怨道:“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有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到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

    我想,任何一个听到这段话而不熟悉萧红的人,都会对她产生几分抱怨吧。可难道萧红真的那么不知趣吗?或许事实并不尽然。女人天生多愁善感,文人又都是敏感的,而女文人无疑对世事的感触会更深。事实上,正是鲁迅的纵容,才让萧红理直气壮地把别人家当成了自己休憩的港湾。

    萧红也并非如许广平所说的那般不懂事。虽然萧红还年轻,可她对鲁迅先生的关怀是发自内心的。她在见到鲁迅先生抽烟时,曾多次忍不住阻止,闹得鲁迅先生都尴尬地笑了。萧军私下里曾告诫她,不要阻挠先生吸烟。萧军的出发点也是对的,毕竟他觉得,他们还没有和鲁迅先生熟悉到那般程度,这样交浅言深,万一惹怒了先生可如何是好。可萧红一句“我是为了先生好,更何况先生也没说什么,还让我以后督促他呢!”就堵住了萧军接下来所有的话。

    或许,许广平其人有着良好的教养,即使心底里对萧红有些埋怨,在平时交往中也会表现得比较浅淡。萧红或许也意识到了那么一丝丝冷淡,可是相比起鲁迅给予她的慈爱,鲁迅和许广平一家人给予她的温暖来说,这丝丝冷淡又算得了什么呢?在这里,毕竟可以获得温暖,而一个人窝在家里,萧红得到的只能是痛苦和对生活的失落。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中写道:

    有一天约好我去包饺子吃,那还是住在法租界,所以带了外国酸菜和用绞肉机绞成的牛肉,就和许先生站在客厅后边的方桌边包起来。海婴公子围着闹得起劲,一会儿按成圆饼的面拿去了,他说做了一只船来,送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看他,转身他又做了一只小鸡。许先生和我都不去看他,对他竭力避免加以赞美,若一赞美起来,怕他更做得起劲。

    客厅后边没到黄昏就先黑了,背上感到些微微的寒凉,知道衣裳不够了,但为着忙,没有加衣裳去。等把饺子包完了看看那数目并不多,这才知道许先生我们谈话谈得太多,误了工作。许先生怎样离开家的,怎样到天津读书的,在女师大读书时怎样做了家庭教师。她去考家庭教师的那一段描写,非常有趣,只取一名,可是考了好几十名,她之能够当选算是难的了。指望对于学费有点补助,冬天来了,北平又冷,那家离学校又远,每月除了车子钱之外,若伤风感冒还得自己拿出买阿司匹林的钱来,每月薪金十元要从西城跑到东城……

    那夜,就和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道坐在长桌旁边喝茶的。当夜谈了许多关于伪满洲国的事情,从饭后谈起,一直谈到九点钟十点钟而后到十一点钟。时时想退出来,让鲁迅先生好早点休息,因为我看出来鲁迅先生身体不大好,又加上听许先生说过,鲁迅先生伤风了一个多月,刚好了的。

    但鲁迅先生并没有疲倦的样子。虽然客厅里也摆着一张可以卧倒的藤椅,我们劝他几次想让他坐在藤椅上休息一下,但是他没有去,仍旧坐在椅子上。并且还上楼一次,去加穿了一件皮袍子。

    那夜鲁迅先生到底讲了些什么,现在记不起来了。也许想起来的不是那夜讲的而是以后讲的也说不定。过了十一点,天就落雨了,雨点淅沥淅沥地打在玻璃窗上,窗子没有窗帘,所以偶一回头,就看到玻璃窗上有小水流往下流。夜已深了,并且落了雨,心里十分着急,几次站起来想要走,但是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再说再坐一下:“十二点以前终归有车子可搭的。”所以一直坐到将近十二点,才穿起雨衣来,打开客厅外边的响着的铁门,鲁迅先生非要送到铁门外不可。我想为什么他一定要送呢?对于这样年轻的客人,这样的送是应该的吗?雨不会打湿了头发,受了寒伤风不又要继续下去吗?站在铁门外边,鲁迅先生说,并且指着隔壁那家写着“茶”字的大牌子:“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字,就是这个‘茶’的隔壁。”而且伸出手去,几乎是触到了钉在锁门旁边的那个九号的“九”字,“下次来记住‘茶’的旁边九号。”

    于是脚踏着方块的水门汀,走出弄堂来,回过身去往院子里边看了一看,鲁迅先生那一排房子统统是黑洞洞的,若不是告诉得那样清楚,下次来恐怕要记不住的。

    可见,在萧红的眼里,自己与鲁迅许广平一家的相处是和谐温馨的。萧红在成长过程中得到的爱不多,所以她是缺爱的,这让她倍加珍惜人生中遇到的每一个对自己好的人。鲁迅先生对她的大力提携让萧红感激万分,她也真的把自己当作鲁迅先生的晚辈来为先生的身体健康着想。然而,鲁迅先生是那样热心,对有才气、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是那样呵护,他或许已经知道自己身体的真实状况,知道时间有限,所以才那般迫切地想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自己所知道的一切知识,都尽快传授给萧红吧!

    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故事众所周知,我们并不能说萧红和鲁迅之间的感情超越了鲁许之间,那样太过偏颇。但若只从精神交流而言,萧红在鲁迅晚年的生命中确实占有一席之地。至于在鲁迅心里,这个东北女孩到底占有什么地位,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能知道的是,许广平曾经给萧红戴上一条桃红色的绸缎发带,而鲁迅看到第一眼就出声呵斥道:“不许那样打扮她!”我们还知道,萧红每天早上去鲁迅家里拜访时,都会先蹬蹬蹬地跑上二楼,一定要见到鲁迅先生,等他跟自己打招呼说一声“来啦!”以后,自己才会安心,觉得今天才又是新的一天。

    萧红对鲁迅的敬仰,就犹如向日葵围绕着太阳转一样,是奔着那温暖的阳光而去的。一生颠沛流离的萧红,因着渴望鲁迅给予的温暖而不断向他靠近,哪怕只停留片刻,也足以温暖一段时日。

    资助出版,忘年之情

    萧红一生有两部作品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其一是《呼兰河传》,其二就是《生死场》。

    但众人很少知道的是,萧红的《生死场》其实并不是公费出版的。1935年,鲁迅自己掏钱资助萧红,帮她自费出版《生死场》,也正是这部作品奠定了萧红在文坛的地位。试想,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之写后记,这样的待遇在当时可以说是常人难及了。《生死场》一问世就注定会引人瞩目。

    然而,很少为人作序的鲁迅为什么会为萧红作序,还对这部小说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则让很多人都感到纳闷。其实,萧红得知鲁迅打算自费为萧红出版这部作品后很是感激,就说:“先生,您能为我的作品作序吗?”对于自己宠爱的小辈的这个不算过分的要求,鲁迅自然是答应下来。

    鲁迅先生在序言里称赞萧红“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还有一句后来非常着名的评论是“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要知道,这样的评论出自一向吝惜评语的鲁迅口中是有多么难能可贵!可见鲁迅在萧红身上的确倾注了很多心血。与萧军的大男子作风不同,鲁迅先生慧眼洞察到萧红的天赋和才情,在萧红为情所困、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鼓励她将注意力转移到写作上面。

    当长辈的自然总是对晚辈的作品稍有偏爱,但又难免会担心,过度的赞誉是否会让晚辈变得骄傲自满起来,进而在写作道路上止步不前、不再进步?抱着这种担心,鲁迅先生专门写信给萧红,告诫她说:“那序文上,有一句‘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因为做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得说的弯曲一点。”

    为了让书的销量更好,鲁迅更是找来胡风为《生死场》作后记。这样的阵容让这本书一问世就得到了当时文坛的极大关注,萧红也因此而崭露头角,被人记住。

    写作上的成功给萧红带来了好心情,她开始慢慢从个人感情的困境中走出来,结交了不少当时的知名人物,性格也变得日益开朗起来。鲁迅先生很高兴看到萧红有这样的转变。他很愿意去包容这个小辈,看着萧红的日益成长,心中有种“吾家有女初长大”的满足感。

    然而,萧红并不是在写作上有多大野心的人。她热爱写作,盼望学到更多的知识,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可是,与其他民国才女不同,她并没有一颗要成名的心。张爱玲曾经说过“成名要趁早”,这一点萧红着实做到了,才二十几岁的她就在当时的文坛占有一席之地,身边往来的友人也大多是精英翘楚。可萧红是为爱而生的,她的一腔抱负得以实现了,爱情却没能同样圆满。

    彼时的萧军日益放纵自己,被大上海这个灯红酒绿的地方迷得眼花缭乱。没办法,萧军虽然爱好写作,但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文人,从某种角度上讲,他更像古时的江湖侠客,他不够敏感,不能感知萧红的痛苦。萧军以为二萧是永远不会分开的,自己的在外寻欢也都能处理好,他以为这样就是很好的局面了。可是,萧红并不是那般懦弱和顺从,她渴望的从来不是一个每月能按时交付家用、常回家看看的丈夫。萧红对感情世界的要求很高,可她对萧军的爱又很深,所以她痛苦地挣扎着。萧红又是极要脸面的,与萧军感情上的问题她不愿对他人诉苦抱怨。是啊,无论如何,她也不能允许自己成为一个祥林嫂般的怨妇,那样与家乡那些麻木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她终究比当时的寻常女人来得更坚强些。也正是因此,萧红选择了一个人咽下所有的痛楚。她对自己与萧军的相处模式已经感到无奈,两个人是“可以同患难但不能同享福”的典范,日子一旦稍微好过点,不愁吃喝,萧军就总会旧“病”复发。而自己也就纠结在原谅与不原谅的困境之间苦痛不堪。

    心理上的压力和痛苦带来的是萧红身子的日渐消瘦,她甚至开始有了少白头,脸色也憔悴得厉害。萧红痛苦地想,自己在老家时听到那些为情自杀的人,总觉得像故事一般不真实,怎么会有人那么傻,若是自己一定会处理得干净利落。可事实没有绝对,轮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才发现那种痛楚早已深入骨髓。萧军在跟萧红观看莎士比亚的话剧时曾说过自己是个“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的人。萧红想,萧军对自己仍旧是有爱意的,只是他的爱太多了,他遇到的女人都那么柔弱、那么需要拯救,可自己要的不是这样一份共享的爱,而是独一无二的爱。

    当时的萧红到底憔悴到了何等境地呢?胡风的妻子梅志在《爱的悲剧——忆萧红》里是这样形容的:她在鲁迅家里见到萧红时,发现她总是有点心不在焉、魂不守舍的,面容憔悴,脸都像拉长了一般,脸色也苍白得发青。

    鲁迅先生本以为《生死场》的顺利出版能让萧红这个敏感又坚强的女孩子持续地快乐起来,可是他发现事情并不是设想的那样。萧红并不是个擅长应酬的人,她性子倔强,对于喜欢的人就很喜欢,对于不喜欢的人就像小孩子一样完全不予理睬。她身体的日渐衰弱鲁迅都看在眼里,他与她一样都有着肺病,可是自己已经人到中年,而她还那么年轻。

    然而,感情的事总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外人是很难给予实质性意见的。鲁迅看出萧红与萧军之间并不合适,碍于身份,却不好直接跟她说些什么。于是,鲁迅对许广平说:“你去劝劝萧红吧。她再这样下去,身体就全毁掉了!”

    许广平按照鲁迅的吩咐,见缝插针地劝慰萧红。其实,对于鲁迅和许广平的用心,萧红并不是没有察觉到。她很感激鲁迅夫妻二人不仅对自己的文学道路给予帮助,还对自己的个人生活这般关心。可是,萧红同时也感到阵阵羞愧和尴尬。这种无地自容的感觉就像她第一次与鲁迅先生见面从他手上接过装着钱的信封时一样,让她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萧红有着北方女孩的要强,她对自己有着极高的要求,她尤其不能容忍自己在所尊敬的人面前落到这般卑微可怜的境地。

    许广平看着萧红的状态也觉得十分心疼,她不再劝说萧红要如何看开,只是告诉她一句,“你应该把自己看得更重些”。这也是鲁迅对萧红的期望。萧军的文学天赋是不能与萧红相提并论的,只是萧红却深陷情感的泥沼不可自拔。虽说苦难能造就出最好的文学作品,他却不希望她承受更多苦难了。就犹如很多父母自己年轻时吃过苦,就不愿子女再过得那般艰辛一样。

    鲁迅建议萧红最好先与萧军分离一段时间,可以出去走走,多见一点世面,对写作也有帮助。于是萧红便决定去日本,除了鲁迅先生说的那些理由之外,她还想着这次离去一旦回来,就务必要在自己和萧军之间作一个了断。另外,她还想去见见在日本留学的弟弟,那是她为数不多还联系着的亲人啊!

    只是,令萧红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别非但没有见到弟弟,而且还成了与鲁迅先生的最后一面。萧红还没离开的时候,鲁迅先生的身体就已经有些不好了,但先生的身体一直都比较虚弱,性子又好强,工作上经常熬夜,萧红也只能在临走时多多叮嘱。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辞世。过后不久,远在日本的萧红得知了这一消息。想到对自己如此关心爱护、全心全意为自己考虑的长辈就这样去世了,而自己竟然还没能与之见到最后一面,萧红的内心就痛不欲生。她有些怨恨自己为什么在个人的感情小世界里走不出来,这么大个人还让先生跟着操心,她甚至开始恨自己在日本期间为何还会想念萧军。

    萧红天赋极高,富有才情,对生活、对世界的体会都很细腻。她其实一直是个能对眼前的生活看得很清的人,只是她看得清却看不远。萧红曾对来访的记者说:“我写苦难,是因为我希望苦难的现实能够得以改变,只是我还找不到改变的方法。”

    对于个人感情问题,萧红同样是看得太清,所以才会那般痛苦。水至清则无鱼,萧红想,如果自己再迟钝一些,是不是就不会逃离上海?那样是不是就能够陪着鲁迅先生走完最后的一段路呢?

    忘了世界,也不能忘记你

    萧红一生最感激的男人有两个,一个是萧军,另一个就是鲁迅先生——这位萧红文学道路上的提携者,即使是在自己病重之时,也不忘向汉学家斯诺大力推举萧红。鲁迅先生对萧红的评价极高,称她为“继丁玲之后当前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如此赤诚的师生之情,让萧红感动不已。

    鲁迅遇见萧红之时已是中年,而且当时的他正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环境,终日忧心忡忡。他的时间一方面要用来应对“左联”内部的种种钩心斗角,一方面要用在写作上,还得抽时间指导后进文学青年。凡此种种,皆是为国为民的大事,以至于鲁迅不得不忽略了自己每况愈下的身体。时间太有限了,他想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做的事情太多了,只能不断地赶着去完成一件件事,赶着写完一篇篇犀利的杂文。更别提当时他独特的文坛地位给他带来的种种危机——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他的。那时候的鲁迅没时间去听时髦的留声机,没时间去散步,甚至连躺在床上睡觉的时间都没有。鲁迅曾经这样形容自己:“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他从来没有过正常的休息。普通人随手可得的幸福,在他这里却是很少见的。萧红曾这样写道:

    鲁迅先生从下午二三点钟起就陪客人,陪到五点钟,陪到六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完饭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吃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点钟,十点钟,常常陪到十二点钟。从下午三点钟起,陪到夜里十二点,这么长的时间,鲁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地吸着烟。

    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

    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阖一阖眼睛,燃起一支烟来,躺在床边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许先生差不多就在床里边睡着了。(许先生为什么睡得这样快?因为第二天早晨六七点钟就要来管理家务。)海婴这时在三楼和保姆一道睡着了。

    全楼都寂静下去,窗外也一点声音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鲁迅先生还是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鲁迅先生还是坐着。

    然而,生活的繁忙和琐事的困扰并没有让鲁迅感到疲劳,真正让他感到心累的是精神上的孤独。当鲁迅正处于精神困苦中时,萧红的出现,给他带来一抹清新向上的气息,一道亮丽的色彩。

    鲁迅曾经说过“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所以他一直全心资助有才气的文学青年,当时的文学青年不知有多少都曾得到过他的资助,而鲁迅大部分的稿费也都花费在了这些事上。如果说鲁迅是“好土”,那么萧红就一定是鲁迅培育出的“好花”。鲁迅认为,只要能培育出一朵真正的好花,那么即使自己化身为泥也无不可。在鲁迅去世后,很多友人都纷纷撰写鲁迅回忆录,其中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公认的典范。

    唯有萧红才知道自己在文中倾注了多少情感,在寥寥几笔的描写中隐藏了多少悲痛。

    鲁迅先生从来不讲究穿衣打扮,不仅自己不讲究,对旁人的穿着也从不关注。可萧红却是唯一的例外。

    许广平给她戴的头饰不相称,鲁迅先生生气了。

    她穿上宽袖子的大红上衣在他面前转来转去,像孩子般问他漂不漂亮,他一句淡淡的“不漂亮”,让她顿时像泄了气的气球。

    为了怕她太过郁闷,很少对穿衣评头论足的鲁迅先生,竟然开始指导她如何穿着:

    “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得宽……”

    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我一双短统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我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许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我不是不穿了吗?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

    “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我一说你该不穿了。”

    我开始问:“周先生怎么也晓得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什么时候看的……”“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买的书吗?”“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看了有趣味吗?”“随便看看……”“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没有回答,好象很难以答。许先生在旁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

    萧红笔下的鲁迅就犹如在她记忆中一般栩栩如生。写下这些文字时,萧红的眼中憋着泪水。可是她不敢不写——半是为了怀念,不赶紧付诸笔端的话,她真怕等自己老了的那天,记不住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半是为了先生的教诲。萧红深知先生对自己抱有期望,希望自己有更深的文学造诣,如果自己一味沉浸在悲痛中无法自拔,那就真的愧对先生往日的指导了。

    于是,她不得不写。一次次的回忆,让萧红愈加感动和哀伤。

    她曾与许广平一起给鲁迅先生包饺子,做韭菜盒子、荷叶饼。鲁迅先生长期熬夜和吸烟导致他的胃不好,每每吃太多之后都要吃胃药,但即便如此,也还是应着她一次次提议给自己做各种好吃的食物。

    鲁迅先生的儿子海婴每每见到她,就会拉着她的辫子,让她一起玩。鲁迅先生则会打趣道:“他看你梳着辫子,和他差不多,别人在他眼里都是大人,就看你小。”她想,自己在先生眼里会不会同海婴一样,也是个还不完全懂事的儿童呢?所以他才会这般关爱自己?所以从不喜欢逛公园的他会答应她的提议,带着一家人去公园玩耍——就像一个父亲满足女儿的愿望一样?

    鲁迅先生犹如最耐心的师长告诫着她:“字不一定要写得好,但必须得使人一看了就认识,年轻人现在都太忙了……他自己赶快胡乱写完了事,别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这费了多少工夫,他不管。反正这费了工夫不是他的。这存心是不太好的。”

    他知识渊博,为她打开一扇窗口,让她这个小县城的女儿能够呼吸到来自更广阔的世界的空气。他教导她认识珂勒惠支,让她去看《夏伯阳》《复仇艳遇》《人猿泰山》这类的电影。

    萧红看到有人用鲁迅先生的手稿来包食物,就气得愤愤不平,而鲁迅先生自己倒是很淡然。萧红气得是,自己那么敬仰的人亲手写的文字怎么能被如此亵渎呢?虽然她也是个十分珍惜自己的文字的人,但倘若那人用的是自己的手稿,也一定不会有那般气愤。

    鲁迅与萧红有着相似的经历:都是年轻时受过传统包办婚姻的迫害,都患有肺病,都眷恋童年成长的那片乡村,有着浓郁的乡土情结,都对文字那样敏感,都那样才思敏捷,都过早地经历了人生中的苦难……因此,鲁迅在资助的众多文学青年里,唯独与萧红有着精神上的共鸣,俩人彼此惺惺相惜。鲁迅看到萧红,就像看到一个曾经的女版自己一样。二人之间的默契经常让彼此会心一笑。或许,在遇到鲁迅之前,萧红也从未想过自己会与他相处得这般轻松愉快。

    在诸多回忆中,萧红最不愿回想的就是1936年3月,因为每每想起这段时间,都会让萧红陷入深深的悔恨中,可过去是无法逃避的。

    早在1935年冬天,许广平就曾说过,“周先生的身体是不如从前了”。只是众人都没有想过,他会在次年3月突然病得那样重。

    鲁迅先生睡在二楼的床上已经一个多月了,气喘虽然停止。但每天发热,尤其是在下午热度总在三十八度三十九度之间,有时也到三十九度多,那时鲁迅先生的脸是微红的,目力是疲弱的,不吃东西,不大多睡,没有一些呻吟,似乎全身都没有什么痛楚的地方。躺在床上的时候张开眼睛看着,有的时候似睡非睡的安静地躺着,茶吃得很少。差不多一刻也不停地吸烟,而今几乎完全放弃了,纸烟听子不放在床边,而仍很远的蹲在书桌上,若想吸一支,是请许先生付给的。

    许先生从鲁迅先生病起,更过度地忙了。按着时间给鲁迅先生吃药,按着时间给鲁迅先生试温度表,试过了之后还要把一张医生发给的表格填好,那表格是一张硬纸,上面画了无数根线,许先生就在这张纸上拿着米度尺画着度数,那表画得和尖尖的小山丘似的,又象尖尖的水晶石,高的低的一排连地站着。许先生虽每天画,但那象是一条接连不断的线,不过从低处到高处,从高处到低处,这高峰越高越不好,也就是鲁迅先生的热度越高了。

    许广平先生在几个月间就苍老了几岁,“证明了鲁迅先生是肺病,并且是肋膜炎,须藤老医生每天来了,为鲁迅先生把肋膜积水用打针的方法抽净,共抽过两三次”。在医生和众人的照料下,鲁迅先生终于“痊愈”了。

    鲁迅先生以为自己好了,别人也以为鲁迅先生好了。准备冬天要庆祝鲁迅先生工作三十年。又过了三个月。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鲁迅先生病又发了,又是气喘。十七日,一夜未眠。十八日,终日喘着。十九日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极点了。天将发白时,鲁迅先生就象他平日一样,工作完了,他休息了。

    萧红流着眼泪回想着与鲁迅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然而,落笔时却有别于她一向擅长的抒情方式,而是用最淡然、最原生态、最朴素的文字来讲着先生的故事。

    情到深处人孤独,回忆已经用尽了萧红的力气。她不想用多么煽情的文字,只想静静地讲述给自己听:原来有那样一个人,曾经如此关爱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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