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又称美元——黄金本位制。它使美元在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美元成了黄金的等价物，美国承担以官价兑换黄金的义务，各国货币只有通过美元才能同黄金发生关系，美元处于中心地位，起着世界货币的作用。从此，美元就成了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
美元的崛起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经过数年的战争，人们在二战即将结束时发现，美国成为这场战争的最大赢家，山姆大叔不但打赢了战争，发了一笔战争横财，而且美元也正悄悄地取代英镑的霸主地位。事实上，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货币霸主也是经过了一番长期、激烈的较量的。
美元的迅速崛起显得非常顺利。南北战争后，美国国内市场完成统一，经济迅速发展。根据OECD经济学家麦迪森的估算，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1870年已经赶上英国，美国人均GDP在1905年赶上并超过英国。美国用了仅仅50年左右的时间就取得了英国200年的经济发展成果。1860年至1900年，美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是英国的3倍。一战前夕，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世界的1/3，而英国工业总产值所占的比重下降到14%。美国开始挑战英国的霸主地位，那么，美元与英镑之间的争霸赛也将是不可避免的。
前面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国际金本位制，也使美元成为“强势货币”。当时美国为现实其具有保持美元稳定的实力，决定恢复古典金本位制——金币本位制，这在另一方面则打击了英镑，为建立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迈出了第一步。由于黄金的大量流失，这时其他国家都无力恢复金币本位制，美国的这一招马上奏效——许多国家纷纷离开英镑，投入美元的怀抱。
这一现象是英国这个昔日霸主不愿看到的，1925年4月28日，在财政大臣温斯顿·邱吉尔的主持下英国开始金本位的恢复工作，但限于黄金不足，实行的是金块本文制。当时，美元与英镑之间的汇率定为1英镑等于4.8665美元，按照市场水平英镑至少高估了10%。英镑的高估削弱了英国的国际竞争力，贸易逆差和资本加速外流导致英国黄金储备频频告急。英国被迫与1931年9月21日宣布放弃金本位制，同时实行汇兑管理，英镑的国际地位从世界货币转向区域性货币。
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使国际金本位制遭受致命打击。1933年4月1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放弃金本位制，并将美元汇率贬值40%，以刺激美国的出口，增强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二战前，英镑的地位有所回升，英镑对美元的汇率一度升至1：6.03。从这些现象看来，美元独霸世界货币宝座的时机尚未成熟。
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二战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战后各国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经济在战争中遭到重创，实力大为削弱。相反，美国经济实力急剧增长，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从1941年3月11日到1945年12月1日，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向盟国提供了价值500多亿美元的货物和劳务，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美国的黄金储备从1938年的145.1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200.8亿美元，约占世界黄金储备的59%。巨量的黄金储备使得美元变得更加“硬气”，人们对美元的信心逐渐增加，这为美元霸权地位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美国倚仗强大的经济实力企图一举取代英国的金融霸主地位，英国自然不会轻易将金融霸主宝座拱手相让，因此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货币霸主必然是一个双方激烈较量的过程。最终是财大气粗的年轻新贵美国挑战胜利，还是死而不僵的老牌霸主英国守擂成功呢？历史将为我们揭晓答案。
怀特与凯恩斯之争
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之前，美国就积极策划建立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美元霸权下的货币秩序。但基于当时美国的影响力和国际局势，美国仍然离不开英国的配合。于是，1943年美、英两国政府分别从本国利益出发，设计了新的国际货币秩序，提出“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
“怀特计划”是由美国的财政部的首席国际经济学家亨利·得克斯特·怀特于1940年提出的，其核心目的就是制定管理未来国际金融的方案，其中包括联合国平准基金计划和建立世界银行的设想。前者是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一个金融性措施，后者则可以看作是前者的一个有关全球经济长期发展的实质性补充。国际平准基金的方案采取存款原则，建议设立一个国际货币基金，基金总额至少为50亿美元，由会员国按规定的份额缴纳。份额的多少根据会员国的黄金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及国民收入等因素决定，并根据各国缴纳的份额决定各国在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由于怀特坚信政府间合作是促进全球繁荣所必需的，所以他主张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都可以参加到这个基金，甚至是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为了方便国际合作，成员国要保证采用固定汇率，取消外汇管制、双边结算和复汇率等歧视性措施。若想调整汇率则必须经基金组织同意。基金组织由执行董事会管理，办事机构设在拥有最多份额的国家。基金规定使用的货币单位为“尤尼它”（Unita），每一“尤尼它”等于10美元或含纯金137格令（1格令=0.0648克纯金）。“尤尼它”可以兑换为黄金，也可以在会员国之间相互转移。会员国货币都要与“尤尼它”保持固定比价，不经基金会员国四分之三的投票权通过，会员国货币不得贬值。会员国可以用本国货币向基金组织申请购买它所需要的外币，通过这种手段来应付临时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但是其数额最多不能超过它向基金组织缴纳的份额。
在当时可与“怀特计划”并肩的则是由英国财政部顾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于1941年提出地的“凯恩斯计划”，凯恩斯的目的就是通过建立一个世界性的中央银行，来抗衡美国的经济实力。该世界性的中央银行被称为“国际清算同盟”，会员国中央银行在“同盟”开立往来账户，各国官方对外债权债务通过该账户用转账办法进行清算。顺差国将盈余存入账户，逆差国可按规定的份额向“同盟”申请透支或提存。该“同盟”发行以一定量黄金表示的国际货币“班柯”（Bancor）作为国际清算单位。班柯虽然以黄金定值，但国际货币联盟却可以调整其价值。班柯等同于黄金，各国可以用黄金换取班柯，但不得以班柯换取黄金。各国货币的汇率以班柯标价，非经理事会批准不得变动。
各国在国际货币联盟中所承担的份额以战前3年的进出口贸易平均值75%计算，但是会员国并不需要缴纳黄金或外汇，而只是在联盟中开设往来账户，通过班柯存款账户的转账来清算各国官方的债权和债务。当一国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就将盈余存入账户；发生逆差时，则按照规定的份额向国际货币同盟申请透支。各国的透支总额为300亿美元。“同盟”总部设在伦敦和纽约，理事会会议在英、美两国轮流举行。很明显，凯思斯计划是基于英国当时缺乏黄金的困境，尽量贬低黄金的作用，充分暴露出英国企图同美国分享国际金融领导权的意图。
“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有一些共同点，如都主张汇率稳定，反对外汇管制；都赞同各国有控制短期资本流动的权利。这些共同点主要来源于美、英两国对1929年国际经济大萧条的起因，在认识上的一致。可是这两个方案的差异也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信贷数额不同。“怀特计划”提议设立的基金总额仅为50亿美元，而“凯恩斯计划”的透支总额高达300亿美元。
2.汇率制度有差异。“怀特计划”对各成员国调整其货币汇率平价的限制非常严格，而“凯恩斯计划”则允许各成员国在调整货币汇率平价方面有较大的灵活性。
3.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存在差异。“怀特计划”缺乏明确的监督各成员国（尤其是有贸易顺差的国家）采取相应的有利于国际货币稳定的经济政策的机制。而“凯恩斯计划”则有这方面的规定。它要求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和有贸易逆差的国家承担同样的国际收支调节责任。“凯恩斯计划”提出：各成员国的国际收支不论是顺差还是逆差，只要产生不平衡的数额超过了该国在同盟中份额的一定比例，就都必须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以消除这种不平衡，否则，同盟就将对这些超出的部分，分档征收利息。超出的部分越多，利率就越高，以此鼓励各个成员国都能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平衡国际收支。
4.黄金的地位不同。“怀特计划”要求各成员国以黄金交纳其基金份额的一部分，“尤尼它”与黄金挂钩，“尤尼它”也有相应的法定含金量（1个“尤尼它”=137格令黄金，约等于当时10美元的含金量）。各成员国可以按上述汇率平价自由兑换黄金。而“凯恩斯计划”中，各成员国无须向“国际清算同盟”交纳任何基金份额。“班柯”虽以黄金定值，但这一规定仅是为使保守的经济界人士易于接受。“班柯”不能用来兑换黄金，但各成员国却可以用黄金来换取“班柯”。凯恩斯希望通过这种方法使黄金逐步从国际流通中消失，而以“班柯”取而代之。
这两个计划的差异，除了反映美、英两国对新的金融全球化在认识上的差异外，还和美、英两国当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国际地位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实力有了空前的增长。在1945年底，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总产值的40%，美国官方黄金储备占世界各国官方黄金总储备的59%（约5.74亿盎司，按当时平价价值为200.8亿美元），拥有巨额国际收支顺差。因此，美国的方案主要关心本国对外负担的能力和世界性通货膨胀问题。而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实力大为衰弱，国际收支有巨额的逆差，因此，英国政府更关心国际收支逆差的平衡问题，希望在国际贸易中长期处于逆差状态的国家能够从国际社会获得充足的融资，并希望新的全球化的金融体系使国际贸易的顺差国也能受到和逆差国同样的平衡国际收支的压力。
由于这两个计划代表着两国政府的利益，因而作为代表，凯恩斯与怀特之间的争论异常地激烈。“怀特的谈吐热情洋溢，当他的论述势如破竹的时候，他总是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站起来双手紧紧抓住椅子，似乎惟有如此，才能加强他思想的力量。凯恩斯也不示弱，他措辞严谨，逻辑严密，语言掷地有声，每一个词语都好像经过了细心的推敲，蕴涵着无穷的智慧”。
因为当时美国的实力大大强于英国，所以这两个方案争执的结果是“怀特计划”占了上风，同时吸收了“凯恩斯计划”中的一些内容作为参考，形成了一个折衷的货币合作协定，即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怀特：把美元变金元
布雷顿森林会议最后达成的协议较多地采纳了“怀特计划”，然而是什么使一个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官员打败了经济大师、学术泰斗凯恩斯呢？并且与凯恩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怀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幕后工作，其人其事很少被人提及，我们有必要来认识一下这位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助理。
亨利·得克斯特·怀特，1892年10月出生于波士顿的一个立陶宛移民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怀特曾在驻法美国海军部队服役。而立之年时他才成为一名正式的大学生，并在斯坦福大学荣获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经济学学位。1930年在哈佛大获得国际金融专业博士学位，他的关于战前法国国际收支的博士学位论文得到著名国际经济学教授陶西格的赏识，并获得当时有名的经济学最佳论文“威尔士奖”。之后，怀特在威斯康星州阿普尔顿的劳伦斯学院开始了他多年的任教生涯。1934年，怀特意外地接到芝加哥大学雅各布·瓦伊纳教授的来信，应邀去财政部工作。从此，怀特离开了学术界，在财政部一干就是12年，最后升任为部长助理。
怀特的核心理念就是通过重建国际金融秩序来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他在进入财政部不久就在内部的报告中指出，美国能否尽快摆脱1929年以来的经济萧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货币能否稳定下来。在这一问题上，怀特与凯恩斯是高度一致的。1935年在怀特对英国的访问中，他第一次会见了凯恩斯和其他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通过这一次访问，怀特开阔了视野，认识到了在货币问题上需要美国与英国的高度合作。
珍珠港事件迫使美国于1941年12月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的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指派怀特管理财政部所有国际事务。这一职务为怀特施展自己的才华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他并没有把全部精力用于应付战争带来的烦琐事务，而是将目光放在了战后的经济恢复工作，起草了通过创立IMF和世界银行恢复战后国际稳定的宏伟计划——《联合国家平准基金和联合国家及联系国家复兴银行建议方案》，即上节提到的“怀特计划”。因此史学家们认为，他在美国驻布雷顿森林的小组中实际上的领导地位，对于决定IMF的形式和功能是至关重要的。他是影响二战以来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绝对重要的因素。
对这一点的认识我们还得再回到对“怀特计划”的进一步分析。首先，根据怀特的设计，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采用存款原则筹集资金至少50亿美元，由会员国按规定的份额缴纳。份额的多少根据会员国的黄金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及国民收入、对外贸易、对外投资以及拥有的外国债务等因素决定，而这也是将美国推上基金领导地位的基本条件。其次，基金由成员国选出的董事会进行日常管理，通过投票来完成重大决策，每个成员国有100张固定选票，但是成员国如果想获得更多选票的话，可以以100万美元为单位来购买额外的选票。其实怀特另有打算，他在向小摩根索建议时说：“美国必须拥有否决任何建议的选票量，也就是说至少得高于20%。”实际上，他建议的基金缴纳额可以掌握25%的选票，再加上拉美国家的35%，美国控制了60%的投票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英国和苏联只占到17%和3%。
接下来对贷款的限制则显得更加苛刻：成员国可以从基金贷款来弥补国内赤字，但是数额不得超过所缴纳的数量。但是此举仍不能扭转逆差而要获得更多贷款时，则要接受货币基金的一系列条件，其中主要包括不能擅自调整汇率、不能对货币兑换实施政府控制、不能与别的国家订立双边清算条约、不能擅自进行国内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以及必须承诺实施关税减让等。对这些条件的改变必须征得基金成员五分之四票数的同意。这一条件明显地有利于美国，因为他自己的投票权就占25%。当时因为学者尖锐地指出：“要求加入基金的国家把部分经济主权交给货币国际联盟，实际上这意味着将之交给了美国而不是基金，因为这个国家拥有对货币变动和得到贷款的否决权。”32事实上，根据怀特计划建立起来的国际国货币基金组织确实很好地贯彻了这一原则，也受到世人的批评，而美国这种通过国际制度来主导国际事务的方式，被约瑟夫·奈称为“软权力”。
另外还有提及的一点就是在货币基金的权利和独立性，因为在这一点上凯恩斯和怀特分歧较大。凯恩斯是从抵制美国霸权角度来分析的，他认为世界需要有能制衡美国经济实力的某种机制，即要建立一个能双向调节信贷流动的世界中央银行。怀特却认为，由于美国强有力的经济支撑，这个机制应附属在美国经济实力之下，即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建立以美元为核心的、可促进世界贸易平衡增长的某种机构。这一设计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埋下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因为国际储备与国际贸易是同步增长的，各国在贸易顺差的刺激下需要大量的美元来作为外汇储备，这就使得美元的供应处于经常性膨胀，这样一来，就很难保证美元币值的稳定。当时，凯恩斯很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认为，走出这一两难处境的办法，是在以美元作为储备工具的同时，再创立一种国际信贷工具。但是怀特认为该计划太大，难以实施，因此拒绝了。
最终“怀特计划”战胜了“凯恩斯计划”，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建过程中更多地借鉴了怀特的建议。但这并不能表明怀特本人比凯恩斯更聪明或学术造诣更高，很明显，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在这次争论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本土均未受战祸的美国，除地理原因令它的经济基础没有受到战争破坏外，它还采取“租借法案”这样的方式，挣了不少参战盟国的钱财。因此，美国在二战后一跃而为称雄世界的金元帝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为美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怀特，在此后却因力邀苏联代表参加货币基金而受到怀疑，差点儿被打成“苏联间谍”，他不得不于1948年8月反复到国会接受质询。不久，他便含冤病逝。并且由于他一直从事幕后的工作，所以也一直不被人所了解，正像林肯所说的，“很少被人们提起，也不会被人们长期记忆”。直到1953年11月，在怀特逝世5年后，他的照片才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
经济学界对怀特的经济主张评价是，看似是在金融业提倡自由的合作性竞争，实则是为已经在市场上占绝对优势的美国金融巨头提供优先发展的空间。而其它国家金融业的发展，将必然在特殊地位的美元挤压下受到遏制。这种美元一统天下的格局，给世界各国金融业造成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这一格局直到欧元出现才开始受到挑战。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
布雷顿森林小镇：美元成就霸业
1944年7月1日，美国新罕布什尔州风景优美的布雷顿森林打破了往常的宁静，二战中的44个同盟国在英国和美国的组织下召开了联合国家货币与金融会议。从1日到22日三周的时间里，华盛顿山宾馆通宵达旦灯火通明，热闹非常，会议室里不时传来各种语言的质问和争辩声。实际上，在这之前以怀特和凯恩斯为代表的美英政府之间的争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双方虽然仍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双方的交流也为的此次国际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这次会议上的主角仍然是英国和美国。英国为了维持自己的大国地位，在之前的两国争论中一直据理力争，搞得双方很是紧张。在这次会议上，怀特为了回避这个强硬的对手，还是很巧妙地做了一些安排。这主要体现在大会分组上。怀特精心制定了大会的分组方案，将会议分为三个专门小组，由他来负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的讨论和研究，而把凯恩斯分到国际复兴银行和开发银行组，剩下的关于研讨加强国际金融合作的其他方式则由墨西哥财政部长负责。事实上，对于怀特来说，他最关注的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银行在他的方案中只是一个辅助工具，只是一个向外提供贷款的机构。凯恩斯一直关注的就是建立一个世界银行来抗衡美国，所以任命其负责国际复兴银行和开发银行的建设也算是投其所好。另外由于每个成员国的投票权利相同，所以会议的形式显得很民主。然而专门研究该会议的学者埃克斯的评价确是入木三分，“会议的结构不能改变全球政治和经济现实：别的国家或许可以联合起来投票反对美国，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任何货币稳定和重建援助计划都不可能投入实施和运转”33。
即使对分组进行了调整避免了一些麻烦，但矛盾依旧存在，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纷争不会因为一次分组而化解。当时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英之间分歧最多，争论的也更激烈。其中成员国主权问题是当时的一个焦点。根据之前怀特与凯恩斯之间达成的共识，成员国拥有不超过10%幅度调整本国货币汇率的权利，这本来就是在凯恩斯的积极争取下美国做出的让步。但是随着美国认缴份额的确定，英国开始担心一旦这个国际组织成立，则管理整个世界经济的将不再是自己。而凯恩斯也意识到英国已经是强势不再，已经很难与美国在国际上进行竞争，因此，退而求其次，他开始转向追求国内经济的繁荣。如果赋予成立的国际组织权利过大的话，凯恩斯担心这将会使其干预成员国的经济政策，所以他开始转向为成员国争取更大的经济主权。经过长时间的交涉，会议最终稍微放宽了一些限制，同意如果成员国调整汇率的幅度超过10%的话，需要提前向基金组织申请，获得批准后方可。但是如果在72小时内得不到批复，成员国依然可以进行未授权的浮动，但这是有代价的，即该成员国不能再获得基金组织的资金。事后证明，这一小小的改动还是非常有用的，为成员国实施符合自己经济状况的货币政策提供了一定的自由空间。
美英之间争论的另外一个焦点则是基金组织选址问题。根据之前凯恩斯的计划，两个国际组织的总部应该设在伦敦和纽约，但是美国显得相当自信，坚持认为两个组织的总部应该都设在美国，甚至其代表成员公开宣称，华盛顿有足够的信心把两个组织的总部设在它喜欢的任何地方。甚至美国都不担心别人关于“美国图谋控制战后金融世界”的指责，因为美国明白这次会议是自己的独角戏，别的国没有足够的实力与自己抗衡。本来凯恩斯还有推出会议的设想，但是一方面改革国际经济体系是自己多年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他也担心如果因为英国的推出可能会导致这次会议失败，这对英国以后的经济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凯恩斯只能又一次选择让步，但碍于面子，他同意由认缴份额最大的国家决定两个组织总部的设置问题，这就等于是默认了。
最终于7月22日由怀特小组完成了长达96页的《最后协定》，根据规定，如果在1945年年底以前得到三分之二以上参与国的批准，最后协定即可生效。1945年12月31日，英国议会批准布雷顿森林协定，该协定获得签字国批准的法定多数而开始生效。经过一系列准备，1947年3月3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投入营业。
布雷顿森林体系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国际货币合作的产物，该协定可以简洁地概括为六大原则，他们对称的适用于所有成员国。（1）成员国确立本国货币之官方平价汇率，必须以黄金或某种可与黄金兑换的货币为基准，实际上就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除此之外，禁止黄金用于所有私人交易活动；（2）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短期内，成员国必须将汇率波动控制在官方平价1%幅度之内；长期而言，若会员国法定汇率的变动超过10%，就必须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准。（3）确保经常项目交易之货币自由兑换，实施资本管制以遏制货币投机。（4）成员国货币对称的适用于对外交易（如外汇市场干预），包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交易。（5）成员国运用官方外汇储备和国际货币基金信用额度解决短期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成员国实施冲销干预，消除外汇市场干预行动对本国国内货币稳定之影响。（6）确保各国成员国宏观经济调控之自主权：每个成员国政府自主确定本国价格水平和相应的就业目标，没有一个共同价格之锚约束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美元充当国际货币的地位。美国政府承诺，保证“美元和黄金一样可靠”，各国政府可以按1盎司黄金相当于35美元的价格，随时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这就等于规定了美元的黄金含量，使美元的币值稳定有了保证。再加上美元存款可以获得利息，而黄金只能在银行的金库中积累灰尘，因而世界各国都愿意接受美元，并将美元用于贸易结算。于是，美元便成为关键性的国际货币。最后，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还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组织的主要职责是监督贸易秩序，执行有关的货币合作安排，为国际收支有问题的国家提供临时贷款。不过这种贷款是有条件的，逆差国先要及时“把自己的屋子收拾好”，进行必要的改变——换句话说，就是要降低通货膨胀率，刺激出口部门的发展，还要削减政府开支，提高税率或利率，以便抑制进口。
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成就了美国的霸权，但是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扩大了各国间的经济交往也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对战后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
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美元霸权
从国际经验看，任何一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都伴随着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金融中心的变迁已经成为强国兴衰的重要标志。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使纽约取代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美国成为二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
在此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国际金融中心的变迁历史：回溯到13世纪的威尼斯，由于其地处欧、亚、非三大洲贸易交汇要冲，并且当时浓厚的民主的政治氛围以及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促使威尼斯成长为当时西方世界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进入16世纪，面积狭小的荷兰率先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1609年，阿姆斯特丹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发达的金融市场使阿姆斯特丹在17世纪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并使得荷兰成为当时的世界海上霸主。但由于受到“郁金香泡沫”的影响，荷兰经济从此走向衰落，阿姆斯特丹也丧失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最早进行产业革命的英国，抓住了这一契机，成就了近两百年的帝国梦想，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十九世纪末期，随着第一次重工业化浪潮的兴起，华尔街迅速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新的世界金融中心开始向纽约转移。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美元与黄金挂钩，确立了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美元成为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战后初期，遭受战争洗礼的世界各国纷纷进行重建，各国恢复和发展经济需要从美国购买大量的商品和物资，这些商品和物资都是用美元结算的，这样就形成了战后至整个20世纪50年代的“美元荒”。这样就使人们觉得储备美元比黄金更有利，因为各国可以通过购买美国国债获息，而储备黄金则无法获息，因此各国很少用美元兑换黄金。美元的强势还表现在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相应地就具有较大的特权。比如，当别的国家出现了贸易赤字，就必须压缩外汇开支，采取鼓励出口一直进口的措施。但是美国则不用这样做，它只需开动一下印钞机就可以弥补。这就等于说，只要美国政府只需要开动印钞机，就可以换取别国的商品和劳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实际上成了世界的银行，国际货币的发行权被美国控制，美元的霸权地位就这样慢慢地成长起来。
还有一点是需要特别指出的，那就是布雷顿森林会议确定的35美元兑1盎司黄金的官价，其实是10年前的水平，由于经济增长及黄金存量增加有限，黄金价值明显被低估了。如果再算上由于通货膨胀造成的美元的实际购买力下降，显然美元是被严重高估了。虽然在论上来说，一国货币对外升值对该国商品出口不利，然而，战后的重建确使得美元高低估给美国带来巨大好处：第一，战后初期，各国生产力受到严重打击，普遍生产不足，急需进口大量商品和物资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因此，即使美国的商品价格过高也不愁没有销路，这就为美国的生产商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第二，有利于美国利用少量的资金低价购买别国资产；第三，可以使美国廉价进口原料和其他战略物资；第四，高估美元、低估黄金的现状可以使美国获得更多的黄金，结果使美国的黄金储备进一步增加。到1949年，美国黄金储备已占世界黄金储备总额的73%，达到246亿美元。以上这些好处为美国霸权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总之，美国利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制定了一套对自己极为有利的规则，如它可以通过大量发行美元来弥补国际收支逆差，而其他国家却附有调整本国国际收支的义务。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这一系列规则既是战后美国实力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客观反映，又为美国称霸世界奠定了基础。罗伯特·所罗门说：“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确立的国际货币制度，正是美国主宰地位的全面反映，是美国政治、产业、金融主宰地位的直接结果。”罗宾逊夫人则直接说：布雷顿森林制度不过是“美元故事的新乐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30年中，布雷顿森林体系对整个世界的金融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成了50年代和60年代世界经济的繁荣。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及其崩溃
“特里芬难题”与美元危机
前文提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是以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的，是美国霸权的表现，如果美国要维持这个体系，它必须做到两件事：保证充足的黄金储备，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第一条是维系金汇兑本位的基础，即其他国家可以用35美元1盎司的价格向美国交换黄金。第二条是保持美元坚挺、维持世界对美元信心。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它建立起那天起就存在着缺陷，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缺陷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
首先是储备制度不稳定造成的“特里芬难题”。实际上，随着美元的走强，各国开始把美元当作是结算和储备货币，但是由于黄金供应的停滞，各国的国际储备取决于美国国际贸易的收支状况。这样的话就存在一个悖论，该悖论是由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特里芬提出的，所以也被称为“特里芬难题”。特里芬教授是这样描述的，“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
事实上，对于美国来说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并不可能。战后初期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时期，各国忙于战后重建，需要从美国进口大量物资，成就了美国巨额的贸易顺差额。据统计，1949年美国出口总值159亿美元，进口91亿美元，顺差多达68亿美元，其中与西欧的贸易顺差达30多亿美元。由于都是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各国为进口而支付的美元难以回流，所以造成当时世界范围的美元短缺。但随着欧洲各国经济的逐渐恢复，以及美国为对抗苏联而使得军费开支快速增长，欧美之间的贸易状况发生了改变。1956—1958年间，欧洲对美国贸易逆差从23.2亿美元减至12.5亿美元，对其他国家则在1958年出现了顺差。美国由于对外扩张和侵略战争，国际收支由顺差转为逆差，美国资金大量外流，1958年以后“美元短缺”转变为“美元过剩”，人们开始怀疑美元的价值。
其次则是由于黄金供给刚性造成的美元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将其他货币拴在美元身上，将美元系在黄金身上。毋庸置疑，这个以美元为中心方式让美国受益匪浅，但也让美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可以说是美元的桎梏。前面提到，1盎司35美元是根据1934年的平价确立的，黄金的价格明显被人为压低。这限制了黄金的生产，鼓励黄金的商业用途。这正是美国希望看到的情况，因为这抑制了黄金的货币作用，强化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但是，美元高估的平价迟早会有一天要纠正，并会损害美元的地位。其实这在1925年英国恢复金本位是已经发生过一次，那次英镑时被高估了10%，最终结果是英国在饱受国内经济停滞和国际收支逆差的折磨的情况下被迫取消了金本位。
历史证明，美国也无法无视这一规律的存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开始走软，朝鲜战争的爆发又直接增加了巨额军费支出，到1958年美国已经经历了战后两次经济危机，工业品生产下降14%，黄金储备由原先的超过400亿猛降到不足200亿，而国债却增长到超过200亿；除了1957年，在整个50年代美国的国际收支都是巨额逆差，1950—1960年平均下来年逆差额20亿美元。1957年10月，国务院办公室特别助理格里纳致函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洛奇指出，“显而易见，如果将全部外国流动美元兑成黄金，如果法定储备需要又保持不变，我国的黄金储备将是不充足的”。《英镑美元外交》一书作者、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助教授R·N·加德纳在1960年4月《外交》季刊撰文指出，“如此大规模而且不断发生的赤字可能最终摧毁外国对美元的信任，从而触发大量的美元兑换黄金”。36随后发生的一切则证明了他预言的正确性，下面介绍一下当时发生的两次美元危机。
由于美元过剩以及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不断扩大，人们对美元兑换黄金的信心动摇了，纷纷猜测美元疲软甚至可能贬值。1960年10月，市场大规模抛售美元、抢购黄金，伦敦黄金市场价格猛涨到41.5美元/盎司，超过官价18.57%，美元出现了第一次信任危机。为了稳定局面，打压黄金价格，比利时、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德国和美国等8国在伦敦市场上卖出黄金以平抑金价。并于一年后成立“黄金互助基金”，即他们共同出资建立的金库，该基金的成功运作将黄金价格压住，平息了第一次美元危机。
随着美国对越战争的不断扩大，美国采用了廉价货币政策来应对军费开支，人们再次对美元失去信心。1968年3月，爆发了第二次美元危机，受上次危机的影响，这次对黄金的抢购更加厉害。为了把局面压下去，打压金价，美国总统约翰逊拿出国库里的全部黄金，在伦敦黄金市场上疯狂抛售。约翰逊总统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利用超大数量的黄金供应促使黄金贬值，引发黄金购买者的恐慌，造成更大规模的抛售黄金。等彻底打垮金价之后，再以低价逐渐买回黄金。该计划从1968年年初开始执行，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黄金市场吸收了全部的黄金卖盘，美联储总在这次行动中共损失9300吨黄金。1968年3月17日，“黄金互助基金”也不得不宣布计划破产。同时美国也宣布，不再按35美元1盎司黄金的官价在自由市场上供应黄金，任凭黄金价格自由上涨。但是，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仍可按黄金官价以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这时，自由市场上的金价与黄金官价不发生联系了，这就是所谓的“黄金双价制”。与此同时，美国与原“黄金互助基金”成员国达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克制提取黄金协议”，各国同意原则上不再以美元向美国大量兑换黄金，以减轻美国兑现黄金的压力。
第七次美元危机与尼克松新经济政策
由于美联储对国内美元的严格管制以及欧美之间较大的利差因素，导致美元大量流向欧洲。据统计，1971年欧洲拥有的美元数量达到678亿美元，而此时的美国黄金储备仅102亿美元，如果欧洲国家要求将手里的美元换成黄金则美国政府面临破产的风险。另一方面，在1971年第二季度贸易账户出现1893年以来的第一次逆差。在这一背景下，第七次美元危机发生了，应该说这是最严重的一次。尽管美国尝试用黄金价格的双轨制试图解决危机，但是8月金融市场上盛传法国等西欧国家要以大量美元兑换美国政府所储备黄金的消息，让美国更深地感受到：必须要尽快为美元寻找到更适合发展的出路，避免类似的危机严重威胁美元的生命和美国的金融安全。于是尼克松总统一改以往对国际货币“无为而治”的作风，1971年8月15日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停止外国中央银行按黄金官价以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防止有限的黄金储备继续流失；征收10%的进口附加税，以限制进口，改善美国的国际收支和美元的地位。这些措施事先未与任何国家商量过，而且违背了美国自己制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被喻为是对其盟友发动的一场经济战争，引起西方各国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但是这次，其他国家手中握有足够对抗美国的美元，并不想再次屈服于美国，于是他们强烈要求美元贬值、取消美国的进口附加税和逐步取消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特权地位，并以此作为重新调整资本主义世界货币制度的条件。事实上，新经济政策并未取得预想的效果，当年第三季度的国际收支状况进一步恶化，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高达93亿美元，创美国历史的最高纪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不得不忌惮其他国家对自己的报复行为，于是只得采取以往的做法——谈判。谈判进行了100多天，可见激烈程度了，最终于1971年12月美国与其他各国达成了被尼克松称为“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货币协定”的斯密森协定。该协定主要内容为：日元对美元升值16.9%，德国马克13.6%，英镑和法国法郎8.6%，意大利里拉7.48%；作为妥协，美元对黄金贬值，金价从每盎司35美元调到38美元，取消10%的进口附加税，但是没有恢复兑换性；各国货币对美元汇率波动上下限幅度幅度从过去按平价的1%扩大到2.25%；美元对所有经合组织国家货币平均贬值8%，没有达到早先11%的要求，因为加拿大没有屈服。斯密森协议签署以后，各国货币重新恢复钉住，只有加拿大元依旧浮动，因为美国的这个最近邻国知道，钉住美元就好比和大象睡在一起。38其实这一方面意味着新经济政策的失败，但更重要的是，美元与黄金脱钩使得支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大支柱倒塌。
美元第八次危机与布雷顿大厦坍塌
这一阶段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另一大支柱——固定汇率制的挑战也开始增加起来。当时主张用浮动汇率取代固定汇率的学者有很多，像凯恩斯、费雪、弗里德曼等，但是最极端的浮动汇率支持者则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货币主义学派。关于浮动汇率调节机制得有效性和成本最低，弗里德曼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有点奇妙，浮动汇率制运作类似夏时制。让每个人改变生活习惯，不是可以达到完全相同之效果吗？调节钟表指针是不是显得荒唐？所需要的无非是要求每个人早一个小时上班、早一个小时午餐，等等。但是，调节钟表则显然比要求每个人改变生活习惯容易得多，即便每个人都愿意。汇率的调节恰好相同。改变一个价格，也就是让汇率变化，显然比依靠众多价格变动简单得多。”39《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也发表社论支持扩大汇率弹性，财政部和美联储也开始讨论现行汇率制度问题，1969年1月即将离任的民主党在《总统经济报告》中第一次论述了美国官方改变汇率制度的可能性。
1971年2月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新一任财长的约翰·康纳利其实并不懂金融，十分不幸的是，他在任期间也是美国经济一团糟的时候：美国100年以来首次出现国际贸易赤字——“惊人的30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居高，失业率高达6%，糟糕的经济已经严重威胁到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这位财长有句名言代表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态度，“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由于康纳利并不懂金融，所以对浮动汇率或固定汇率并没有什么见解，他主要的成就就是1971年底的斯密森协定，美国从这一协定得到的好处，估计使国际收支改善80至90亿美元40。1972年5月，康纳利辞职，接替他的是乔治·普拉特·舒尔茨。同康纳利相比，舒尔茨应该说是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后来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在此期间还担任过商学院院长。更加值得一提的是，舒尔茨学术上师承的是信奉自由市场理念的芝加哥学派，坚决支持弗里德曼的浮动汇率学说，早在1971年他担任预算局局长时就激进地主张实行浮动汇率而不是中止美元的可兑换。他上任伊始，就指示沃尔克专门成立了一个高级特别小组，尽快制定出国际货币改革方案。
对固定汇率造成冲击的还有另外一股力量，就是不断在国际市场寻找机会的短期资本，有人评论说它们疯狂的投机行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直接诱因。1971年底，这股在国际间游荡的力量据说达到了2680亿美元，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使它们蠢蠢欲动，各国货币不断成为他们阻击的对象。到1973年2月，第八次美元危机爆发前夕，只有德国马克、日元和荷兰盾还维持着与美元的中心汇率。
1973年随着对美元投机的加剧，第八次美元危机爆发了，但是这次危机对于沃尔克来说却是一次机会。沃尔克建议，美元对黄金贬值10%，而由于日本迅速崛起而导致美国对日本的巨额逆差，建议日元对美元升值10%，其他国家则仍保持以前的盯住美元政策。尼克松总统和舒尔茨对沃尔克的建议还是比较满意的，于是指派他去与各国谈判。谈判历来是美国的强项，这次也不例外，沃尔克很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2月12日夜晚，舒尔茨宣布美元贬值10%，1盎司黄金兑换42.22美元。《经济学家》对此评论道，“尼克松又干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美元第二次贬值引发了更大的抛售美元兑换黄金的风潮。2月22日，很短的时间里市场金价就上涨了10美元，达到90美元的水平，是官价的2倍多。3月份，欧洲关闭了外汇市场，随后十国集团同意汇率浮动41。至此，主要国家货币没有一个再钉住美元，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完了27年的风雨历程彻底坍塌。
后布雷顿时代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在1976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浮动汇率终于取得了自己的合法地位。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还包括：各国可以自由选择货币制度；实行黄金的非货币化，取消官价，黄金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等。通过这次会议，我们感觉到各国好像已经摆脱了美国的控制，可以实行适合自己国情的货币政策，但事实上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
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经济学界的大预言家保罗·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来进行解释。所谓“三元”即：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的稳定。克鲁格曼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考察了三者的互动关系，得出的结论是，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各国只能选择其中两个对自己有利的目标。简单举例说，假使某国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增加），那么卖出本币买入美元的套利机会出现，如果政府想保持本币对美元的汇率的稳定，就必须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自由套利）；否则，套利的结果就是本币对美元汇率下跌。假如政府既不想限制自由套利，又不愿让本币贬值，只能拿外汇储备干预市场，卖美元、买本币，可是如此一来增加的货币供给又被回笼，货币政策就失效了。42因此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了，并不代表各国就自由了，可以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了。事实上，现在各国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大部分还是美元，各国汇率的波动还掌握在美国手里。正所谓“美国总统和高官一席话，就可以改变各国汇率之预期和走势”。
不过世界各国还是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在考虑了多种因素（主要是自身实力）之后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当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实行了浮动汇率，但仍有一部分采取了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香港和金融危机之前的东南亚国家就是典型。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的国家仍然有特里芬难题的困扰，因为它们仍然要累积大量的美元储备，而美元的贬值趋势依旧，使得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好不容易挣来的“家产”不断缩水。另一方面，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日子也不好过，浮动汇率体系现在被认为是全球金融动荡的主要推动力量。研究浮动汇率之害的经济学者麦金龙提出了一个著名假说，“二战以来人类经济史的主要谜团是：1970年之后，各国真实经济增长普遍放缓。时间上正好与浮动汇率蔓延世界相契合。二者之间难道没有因果关系？我们以为：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根源是货币和金融动荡，浮动汇率则是罪魁祸首。”研究到最后，美国应该依然是这次事件的最大受益者。据统计，现在全球80%的储备资产是美元资产，这极大地拓展了美国的资本市场，进而利用一切金融工具控制了全球的金融资产。至于浮动汇率之害，对于美国来说并没什么损失，因为全球70%的贸易都是以美元计价，无须担心汇率波动影响投资受益。
不可否认的是，布雷顿森林体制虽然在1973年后崩溃，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对二战后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各国的重建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于美元等同于黄金，弥补了国际清偿能力的不足；由于有固定的汇率制，保证了经济的相对稳定的发展。布雷顿森林会议所产生的国际性组织仍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是国际货币领域的重要调整机构；世界银行仍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走一条稳定、可持续和平衡的发展之路；欧洲货币联盟的出现，使布雷顿森林体制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得以在区域性货币领域中再现。
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出发点是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经济霸权。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与生俱来的缺陷就暴露了。它的缺陷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都弥补不了的。从它产生那一天起，就注定了它灭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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