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拉美债务危机的过程，我们发现尽管各国紧遵IMF的指导，可仍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出困境，最后只得通过减免债务解决。这是由于从19世纪初开始，美国就通过各种方式榨干了拉美各国的自然资源，并迫使其消费美国的产品，从而使各国患上“债务依赖症”。最终美国通过政策的转换，将吸血的针管成功的插入了拉美的心脏。
引人关注的债务危机
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1982年7月墨西哥首先宣布无力偿付外债利息，这在国际金融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随后，巴西、阿根廷等国也相继发生类似的清偿危机，一些小国也程度不同的卷入这场危机中。
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是其债务长期累积的结果。由于拉美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使在上世纪二十世纪初，拉美成为亚、非、拉地区中接受外国贷款和外国投资最多的国家。大量外资的流入，对弥补国内资金不足，促进新型工业部门的建立和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使拉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第三快的地区。1950—1980年的三十年期间，拉美经济发展平均每年递增5—6%，其中巴西1968—197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1%，被称为“经济奇迹”。但由于西方世界经济危机的猛烈冲击和石油大幅度提价或跌价的直接影响，以及拉美国家的债务大大超过了本国的国力所能承受的限度，导致全国地区生产持续下降，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激增。拉美三十三个国家中，有十四个国家生产下降，一些经济大国，除阿根廷外都出现了负增长，全地区失业率高达30%。1983年拉美几个主要债务国所欠外债为：巴西910亿美元，墨西哥880亿美元，阿根廷400亿美元，委内瑞拉370亿美元。
这样，拉美国家举借的外债由过去生产增长的“引擎”逐渐变成目前经济发展的“桎梏”。由于债台高筑，本来可用于发展生产的债款，现在不得不更多的用于还本付息，所借的新债大部分用来“以债养债”。庞大的债务负担已成为压在拉美国家经济发展上的一个沉重包袱。特别是在清偿危机时，为了继续借款以度过难关，拉美国家被迫采取了紧缩财政、削减投资、奖出限入、取消对利率的控制和实行外汇管制等措施，从而导致国内金融动荡，货币大幅贬值，通货膨胀加剧，资金外逃，陷入了近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拉美债务危机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以还债为重点和紧缩调整阶段；以恢复经济增长为重点的贝克计划阶段；以减免债务为重点的布雷迪计划阶段。
紧缩调整期
1982年8月债务危机爆发到1985年9月贝克计划的提出，是债务危机的第一阶段。在此期间，一方面拉美债务危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下，实施以紧缩为特征的应急性经济调整，节省国内资金偿付外；另一方面，通过国家货币基金组织和巴黎俱乐部，与国际商业银行和债务国谈判，以重新安排债务。
在这一阶段，拉美国家采取提高进口商品的关税来压缩进口，对进口商品实施进口许可证制，并实行了汇率调整。危机前拉美国家实施固定汇率机制，汇率普遍高估。危机后拉美国家先后转向爬行盯住汇率，汇率大幅度下调。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1982年起对外贸易扭亏为盈，1983—1985年的贸易顺差为350亿美元。
在国内实施紧缩政策同时，拉美国家积极同债权国和商业银行谈判。当时商业银行笃信流动理论，认为只要推迟偿债日期，提供少量应急性贷款，度过周期性国际经济衰退后，就能保证收回全部债务本息。在国际货币基金会和巴黎俱乐部主持下，拉美债务国与国际商业银行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其内容包括：1982—1983年间，商业银行向拉美提供220亿美元应急性贷款，其利率比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高2—2.5%；重订即将到期的债务，偿债期为5—10年；1984—1985年期间，新贷款降为120亿美元，利率有所下调，重订偿债期延长，一般为10—20年。1982—1985年期，拉美重订的债务总额逾1000亿美元。
使拉美债务国得以恢复偿付债务虽避免了国际经济体系的崩溃，但是商业银行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提供的新贷款还不足支付拉美贷款的四分之一，而推迟偿债使债务累积，负担更重。1982—1985年，拉美外债总额从3269亿美元增长到3773亿美元。更严重的是由于债息支付额上升和外来贷款剧减，出现了资金倒流。1982—1985年，每年有250亿美元流出拉美。这样一来，进口减少，拉美投资率下降，资本货匮乏，闲置生产能力和事业人数增加，经济滞涨。1982—1985年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0.7%，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是负增长。44总之，紧缩政策再也无法实施了。
经济恢复期
紧缩政策失败后，1984年9月美国财长贝克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汉城年会上提出了解决债务危机的新设想，即贝克计划。贝克计划的框架是：拉美国家通过债务转换，减慢债务增长计划，减慢债务增长速度，同时实施结构性经济调整以期恢复经济增长。贝克计划要求1986—1988年间，商业银行提供200亿美元，多边金融机构提供90亿美元，贷款给15个重债国，支持其走向市场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帮助他们恢复经济增长，以便在其基础上偿付外债，贝克计划首次在债权国立场上，承认债务危机是由债务国和商业银行共同造成的，其负担应由双方分摊，并接受了债务国以发展促还债的要求。
但是，由于未获得债权国政府担保，贝克计划未能被商业银行接受。不过，在贝克计划框架内，拉美二级债务市场出现了一些债务转换的情况，如债务资本化，债务回购，抽身债券，债权互换等，减少了偿债付息额，降低了债务增长速度。
在进行债务转换的同时，拉美国家开始了结构性经济调整，开展了外贸自由化、国营企业私有化等改革获得。但是总体成效甚微，拉美外债总额仍不断攀升，从1985年的3773亿美元升为1988年的4130亿美元；资金外流仍然严重，1986—1988年每年净流出2297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增长率仍为负数；负债率、偿债率亦无多大改善。45经济恶化还造成了社会的动荡。至此，国际商业银行才认识到，债务危机绝不是一个资金周转问题，而是一个清偿能力问题，减免债务才能恢复经济增长。于是，布雷迪计划应运而生了。
减免债务期
1989年3月，新任美国财长提出解决债务危机的新建议——布雷迪计划，开始了拉美债务危机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强调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助下商业银行自愿减免债务国债务本息，债务国继续进行结构性经济改革。
布雷迪计划具体包括三项条款：（1）以前规定打折扣的债务回购与债权对股权交换实施前必须取得大多数商业银行的首肯，现在不必了。（2）债权国为商业银行加入债务削减进程提供方便；（3）授权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对债务国贷款，支持其打折扣的债务转换成增加债务国国际储备以购回债务，债权国政府和商业银行也应该支持债务减免战略。布雷迪计划首次承认债务国不可能偿还所有外债。强调必须减免债务本息，并引入了官方资助，这向解决债务危机的正确方面买进了一步，而以前的方法不过时缓和债务危机的权宜之计。
布雷顿计划推出后，拉美债务国与商业银行开始在此框架内谈判，并达成了三个减债协议。1989年7月，墨西哥政府率先与国际商业银行顾问委员会达成减债协议，减少外债额20亿美元。每年少付利息16亿美元，并可每年得到商业银行15亿美元新贷款。随后，哥斯达黎加也谈判成功，减少外债11.5亿美元，占外债总额的四分之一。再有，委内瑞拉也达成减债协议，可减少外债70亿美元，每年减少利息支付15亿美元。
这一时期不仅将商业银行债务纳入了债务减免计划，而且还开始减免官方债务。1990年，巴黎俱乐部与拉美债务国谈判，第一次免除了两个低收入债务国玻利维亚和圭亚那部分债务，并且还使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这两个地中等收入的国家得益于债务减免。47同年6月，布什总统提出的“美洲事业倡议”，允诺减免其中的70亿美元，也为减免拉美国家欠美国的120亿美元官方债务提供了可能。加拿大也考虑豁免加勒比英语国家欠加拿大的官方债务。
为了加入债务减免战略，拉美其他国家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进行较深刻的结构性经济改革，主要采取下列措施：削减公共赤字，抑制通货膨胀，国有企业私有化，对外贸易自由化。这一阶段的债务减免和经济结构性调整使拉美国家经济出现了一些转机，商品出口持续增长，净资金转移额下降，至1990年偿债率已达25%。
危机根源
拉美国家出现如此严重的债务危机，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根源。
被相中的宝库
从15世纪末开始，西欧国家就把贪婪的触角伸向了拉丁美洲这片富饶的大陆。由于商业资本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开始出现，商品与货币关系的发展口大了对黄金的需求，从而刺激人们向海外探险，以获取金银财宝和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哥伦布在登上巴哈马群岛后第二天就在日记中写道：“我注意着并不辞劳苦的探听是否有黄金。”西班牙人首先于1494年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发现了金矿，此后又在其他地区找到了金矿。至1519年，加勒比地区已经生产了价值800万比索的黄金。
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产业革命，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厂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在革命的推动下，大机器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和市场以及日益增加的城市人口所需的粮食，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本国的生产能力和民族市场所无法满足的。因此，英国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迫切的需要到海外去寻找原料和粮食的产地。由于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巨大的差异，发达国家成了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世界工厂”，而包括拉美在内的广大落后地区则成了工业原料、粮食的供应地。
而拉美地区最吸引人的莫过于丰富的石油和矿产，特别是放射性矿物。目前，石油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主要原料，二十世纪的美国七分之一的石油依靠进口；维护“世界警察”的头衔需要子弹，子弹又需要铜，美国所需的铜有五分之一靠从外国进口；锌矿不足的问题愈发令人不安，近一半来自外国；没有铝就不能制造飞机，而美国几乎没有铝土矿；明尼苏达的铁矿正在逐渐枯竭，无法满足美国大型钢铁企业的需求；美国本土也没有锰矿，锰全部依赖进口；美国地下资源里没有生产喷气发动机的镍和铬；生产特种钢需要钨，四分之一要靠进口。49美国地下资源的迎战能力越来越弱，这对美国工业发展和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为了获取拉美丰富的资源，美国动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收买拉美领导人、策划政变、间谍活动等。他们还联合美国资本家，在拉美国家收购土地，投资建厂，而这些投资近一半都用于开采石油和开发矿藏。
早在20世纪30年代，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和皇家荷兰壳牌公司就瓜分了墨西哥的石油资源，北部归美孚所有，南部归壳牌所有。在此期间，他们以极快的速度把有名的法哈德奥罗的石油开采一空，他们还强迫墨西哥人以高价购买本国的石油。在出口热的驱动下，许多本来可以再开采三十年或四十年的油井，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被粗暴的榨干。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墨西哥的石油产量就减少到原有的五分之一，墨西哥的石油工业已摇摇欲坠，完全是在为外国的需要服务。
仅仅占有石油原产地并不能满足石油卡特尔的欲望，他们要的是拉美所有国家都臣服于他们的石油工业之下。1960年8月，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的首席地质学家沃尔特·林克曾以五十万美元的价钱卖给巴西政府一堆地图和一份冗长的报告，报告称巴东西北部的塞尔希培州的油层“薄的几乎看不见”。可就在这之后不久，也就是11月，巴西石油公司委托了两名巴西技术人员，对巴西的石油矿藏做了一次全面考察。他们的考察报告使小小的塞尔希培州一跃成为巴西石油产量最高的一个州。在这之前，人们认为这个州的石油储量是B级，林克把它降到C级，而实际上它属A级。50作为美孚石油公司驻巴西的代理人，林克在勘探前就已决定不找到石油，好让巴西继续从其在委内瑞拉的子公司进口石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成了石油纯进口国，工业发展使世界的石油需求量不断的增长。可由于石油卡特尔采取的一系列的价格政策，使委内瑞拉石油价格自1957年起不断下降，以满足美国的石油需求。此时，资本家的利益也同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日趋一致，美孚石油公司从拉丁美洲攫取的利润超过它在美国和加拿大利润的总和。
对美国军事实力有重要价值的战略性矿产大部分都要依靠国外。为了维护其核军事能力，美国迫切需要必不可少的战略性矿产，这种需求促使美国在巴西亚马逊地区大量购置土地。六十年代，美国的飞机飞过了整个热带雨林，并照了相。这些飞机使用了闪烁计数器，通过发送不同强度的光波来勘察放射性矿床；使用了电子地磁仪，通过X光照相来探测有色金属矿富矿层；还使用了可以发现和测量铁矿的地磁仪。全面勘测的结果显示，在这片幅员辽阔的地区，隐藏着金、银、金刚石、石膏石、赤铁矿、磁铁矿、钽、钛、铀、石英、铜、锰、铅、硫酸盐、钾盐、铁矾土、锌、锆、铬和汞。
为了占有这片富饶的土地，美国提供了免税和其他诱人的条件，以吸引资本家们来开垦这片充满魅力的处女地。在1967年前，外国资本家以每英亩七美分的价格买下了一大片土地，面积超过了康涅狄格州、罗德岛、特拉华州、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总和。这片土地的分布很奇特，它呈条带状，把亚马逊地区同巴西其他地区隔离开来。美国开辟这条“新边境”的目的显而易见，而受到美国贿赂的巴西政府官员却以资金缺乏为由，替美国开脱。
拉美人民不是软弱的，美国的阴谋很快就遭到了拉美许多国家领导人和民族企业家的反抗，可他们势单力薄，并未能撼动美国的经济殖民地位。1964年巴西总统古拉特被军事政变推翻，美国大使馆直接参与了这场政变，而在此之前，古拉特一直试图阻止帝国主义吮吸巴西经济的血液。美国意识到要想长期占有拉美地区的资源，必须从根本上控制拉美的工业从而牵制拉美政府，而最理想的途径就是成为其最大的债权国。
用于工业的外国资本在五十年代开始大量涌入巴西，在美元的催动下，工业高速增长着。可这种“大跃进”靠的是通货膨胀和一笔由下几届政府所承担的、压的人透不过气的沉重外债。1955年至1962年间，企业有80%的投资来源于外国银行，而这些投资都是由国家作保的贷款。看到巴西的飞速发展，墨西哥和阿根廷也争相开出各种优惠条件，甚至不限制资本的流动，以吸引外资。1962年，墨西哥最重要的一百家大企业中，有五十六家全部或部分被外国资本所控制，二十四家属于政府，二十家为私人资本企业。这二十家民族资本的私营企业，其销售额只占上述一百家企业销售总额的7%。521963年至1968年间，有五十家阿根廷大企业实行了非国有化，其中二十九家落入了美国人手中，这些企业遍布钢铁、汽车、石油化工等重要国民经济部门。
工业命脉掌握在外国手中，发展所带来的利润又全部被输送回国，留给拉美国家的只有沉重的债务和贫困的人民。政府别无选择，只能通过不断的出卖石油矿产资源以及继续举债来维持。危机的种子就此埋下。
剪刀差的“遗祸”
拉美国家长期受殖民主义统治，二次大战后，虽然许多国家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但经济命脉依旧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控制着，国际经济中不等价交换的剥削现象继续存在。迄今多数国家依旧保持以一、两种初级产品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发达国家以低价位从拉美国家购进农矿产品，又以垄断高价向拉美国家出售工业制成品，拉美国家的工业严重依赖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设备和市场；财政上缺乏健全的国内金融体系和独立的国际金融网络，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实际上控制着拉美国家的财政金融和经济活动，这种内部经济结构脆弱性以及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的依附性，不可避免的受到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发达国家经济起伏的强烈影响，受到转嫁经济危机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冲击。
19世纪中叶，一些初级产品，如智利的小麦、哥伦比亚的烟草、阿根廷的皮革和肉类、秘鲁的鸟粪、古巴的蔗糖、巴西的咖啡和委内瑞拉的可可等，已主宰拉美的出口部门，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快速运转极大地提高了拉美国家的发展水平，到20世纪20年代末，许多拉美国家的人均出口额在世界上居于较高水平（表一）。54但是，由于世界市场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呈长期下降趋势，加之贸易条件持续恶化，使初级产品出口收入出现幅度较大的波动。这为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埋下了隐患。
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两次石油大提价后，拉美非产油国石油进口开支剧增，导致财政负担加重，外债激增。如巴西85%的石油靠进口，石油涨价使巴西石油进口费用由1972年的三一四千万美元增加到1981年的一百零六亿美元，增长近三十倍。石油进口费用的增加使巴西国际收支出现巨大的不平衡，成为巴西外债迅速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年来巴西垄断集团以抛售库存石油和减少购买量等手段压低油价，也使拉美产油国出口收入减少。如拉美主要产油国墨西哥投资的40%以上和国家所借大部分外债都用于发展石油工业。而石油出口的外汇收入远不能补偿同期增长的外债，使债台越筑越高外债额由1971年的四十二亿美元剧增到1982年的八百五十亿美元。现有外债中的一半是近三年借的。1982年7月，墨西哥石油公司所欠外债达二百四十八亿美元，占全部外债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由此可见，石油价格的涨跌对拉美国家的债务产生复杂的影响。
1973—1975年和1979—1982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发达国家通过抬高出口价格、压低进口价格向拉美国家转嫁危机，使拉美国家陷入出口和收入锐减、贸易条件恶化、外债加剧的境地。1981年，仅初级产品出口价格下跌，就使拉美损失五十亿美元。1982年在拉美出口的十七种主要初级产品中，有十四种产品价格下降，平均下跌10%，其中糖下跌40%，鱼粉、铅、玉米下跌20—25%；铜、可可、大豆、锌等下跌10—15%。初级产品跌价使整个地区出口收入减少10%。贸易的恶化增大了拉美地区的国际收支赤字，从1980年到1981年分别达到二百七十四亿美元和三百七十四亿美元，这就迫使拉美国家大举借债弥补国际收支赤字。
国际金融市场的高利率也是拉美国家外债数额急剧膨胀重要因素之一。1980年拉美国家外债的还本付息占出口额的45%，大大超过国际上通常为20%的“债务清偿率”。而1982年随着国际债务危机的加深，拉美国家的外债还本付息额竟占出口额的70%。1980年以来拉美国家所增加的外债，有一半是由于高利率造成的。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拉美国家的重力盘剥，使许多国家几乎丧失偿债能力，不得不硬着头皮举借更多的新债来偿还旧债。有些国家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贷款，或向外国债权人提出要求重新安排债务。这样，旧债未偿，新债又添，形成恶性循环。根据拉美经济委员会统计，1983年拉美国家仅付利息就需要支出二百五十亿美元，还本付息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危险点。有些国家把这一年的全部出口用来还本付息还不够。
沉重的债务负担加深了拉美国家对西方国家的依赖，使他们更易受西方经济的影响，其自主性和抵御西方转嫁危机的能力受到削弱。西方国家则利用拉美负债国在资金上对他们有所求，而向债务国提出种种经济和政治要求，趁火打劫。如1982年8月，墨西哥发生债务危机，要求西方国家贷款以救急时，美国政府答应提供二十亿美元的紧急贷款，但要求贷款的一半用于购买美国的过剩农产品，另一半作为美国购买墨西哥石油的预付款。墨西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接受了美国的要求，放弃了多年来拒绝扩大对美国出口石油的做法，宣布向美国增加石油出口。
债务负担的加重，使拉美国家常常由于经济问题带来社会动荡，使使经济问题同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由于外汇严重短缺，贸易下降，拉美各国为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借款，必须接受他们提出的实行紧缩措施、削减外贸进口量等苛刻条件。拉美地区外贸进口量继1982年减少20%后，1983年又减少了29%，委内瑞拉下降最多，达60%，乌拉圭39%，墨西哥36%。出口量虽然有增加，但因原料压价，出口值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经济衰退和物价上涨造成低收入阶层人民生活困难。一些国家的政局长期不稳，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1983年以来，拉美许多国家，如智利、巴西、阿根廷都曾发生人们抗议物价上涨、税收增加和失业的示威游行及声势浩大的罢工。
由此可见，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种种弊端，发达国家以种种手段向拉美国家转嫁危机，这正是拉美国家贫穷落后、债台高筑的最根本原因，是少数最富国家的资本主义寄生性的坚实基础！
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当然，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近十年来，拉美某些债务大国过分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片面地追求工业化，过度的发展大城市，制定的庞大发展计划远远超过本国财力所能负担的程度。如巴西1974—1982年期间，把大约八百六十亿美元的巨额资金投放到周期长、见效慢、盈利低的七项大型工程上；在1982—1985年发展计划中，仅能源、矿业、交通、电讯和钢铁等部门的四十三项大型工程投资就多达三千七百多亿美元。墨西哥把75%以上外债用于动力、原料、交通运输等部门的投资。政府制定了庞大的经济发展计划规定1980—1990年经济增长率为8—10%，耗资三百亿美元兴建大型核电站，三百亿美元建设四个现代化港口，以及建设二十多个大型石油化工装置和大量非生产性建设。这些项目都一时难以取得经济效益。委内瑞拉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主要项目投资，近三分之二依靠外资。在贯彻“进口替代——出口替代”发展战略过程中，过分依赖外资和输入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及中间产品，而没有充分考虑本国的基础建设、配套条件和市场规模。因此，不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形成不了应有的偿付能力。
美国对待危机的政策转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稳定政策
债务危机发生后，发展中国家、国际金融组织和商业银行做出了共同的努力来缓和债务危机。债务国常常使用的一种办法是同私人国际商业银行重新协商债款，延长支付本金和利息的期限，或者争取获得额外的资金。
据世界银行统计，1975年到1980年间，平均每年有5个会员国重新安排债期，到1981年增加到13国，1983年则达到31个国家。55重新安排债务总额从1975年到1980年的138亿美元增加到1983年到1984年的1678亿美元。56毋庸置疑，达成重新安排债务或续借外债的协议可以暂时减轻债务国的清偿困难，解救他们的燃眉之急，缓和债务危机。然而，签订那些协议是有先决条件的。为了签订债务债期的协议，债务国必须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出的紧缩措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措施包括：贬值货币、停止补贴、提高公用事业的价格、控制工资的增长、减小公共部门的规模、提高利率、降低信贷的增长率、放松对贸易和投资的控制、采取市场导向政策等等。债务国实施这些措施后，虽然可得到重新安排债务期的喘息机会，或者获得一些新的贷款，但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些代价包括：经济增长迅速下降、物价加速上涨、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社会矛盾激化、政局的动荡不定。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在拉美国家发生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罢工、示威游行、城市暴乱、甚至政府更迭等事件。这些事件都直接或间接与债务危机和实行紧缩措施有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政策不同程度地伤害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集团，击中了发展中国家的要害，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债务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批评，稳定化政策常常被那些债务国看作是使第三世界国家处于贫穷和依附的状态而同时为工业化国家保留全球市场结构的主要措施。实行经济紧缩政策给债务国带来的经济困难和政治问题引起了世界有关方面的严重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强加给债务国的紧缩政策已受到舆论的广泛批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表示，在引起经济衰退和饥饿的情况下，他们决不还债。一些西方开明人士也主张通过振兴第三世界经济、开放西方工业市场以及在减、免、缓债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步骤予以解决。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于1985年10月在汉城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第四十届年会上，提出了解决债务问题的“新战略”——“贝克计划”。
“贝克计划”———以经济发展来缓解债务危机
里根政府花了3年时间才认识到债务危机是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长期障碍，它正慢慢地扼杀世界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终于让位于实用主义。在1985年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汉城召开的会议上，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宣布美国已准备改变方向，美国将在对付债务危机中起更大的作用。国内和国外的因素促成了这次政策调整。
国内由于美国经济的衰退加剧了美国农业和制造业的困难，因而激起了国会里保护主义者的愤怒。尽管贸易保护主义会阻碍外贸商品的流动，从而限制了墨西哥、巴西及其他债务国的外贸出口，这使得这些国家通过外贸出口换取外汇来偿还债务的能力也受到了限制，但保护主义仍然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政府也日渐关注他们要求债务国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的政治影响。
国际上，菲德尔·卡斯特罗一直主张拒付债务，新当选的秘鲁总统阿兰·加西亚·佩雷斯则单方面宣称它用于偿还债务的款项最多不超过其全部外汇收入的10%。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戏剧性的演讲中称：“要么是债务，要么是民主……我们相信我们的目标必定是债务国家的联合以及现存秩序的改变。”墨西哥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当德拉马德里准备放弃执行了两年多的紧缩政策时，美国表示了高度的关注。
1985年10月8日，贝克在汉城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向来自149个国家的9000多名代表发表讲话，声称只有靠各个有关政党的更紧密的合作、商业银行的更多的贷款、世界银行作用的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中国家的更多的增长才能解决债务危机。
此即所谓的“美国关于发展中国家持续增长的计划”，国际上通常称为“贝克计划”或者“贝克建议”。它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要求发展中国家进行全面性的宏观经济调整，以此作为新增贷款的前提与条件；二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贷款。“贝克宣言”意义深远。这是对债务危机一直持强硬态度的美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承认债务危机必须制止，紧缩必须让位于增长！
美国对债务问题的态度转变，并不是美国政府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宽宏大量，而是为了维护它的金融和经济利益。如前所述，美国银行是主要的债权人，在拉美国家所欠的3600亿美元的债务中，有2300亿美元是美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另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也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因为美国有35%的出口产品是在发展中国家市场销售的。据估计，如果巴西拒绝还本付息，将会导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一年减少250亿美元，如果整个拉美债务国拒绝偿还债务，将使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减少700亿美元，失业工人增加110万。
然而，贝克并没有表示美国政府对这项计划将承担什么义务，也没有表示要修改里根政府反对世界银行增加资本的政策，而只是把解决债务问题的责任推给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和国际商业银行三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贝克建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加贷款也是有条件的，尽管那些条件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要宽一些。其条件是：削减政府开支、消除对外国投资的阻碍、开放经济、激励竞争、把低效率的国营企业出售给私人、吸引国外资本并制止资金外流。很明显，贝克要求债务国实行美国政府所强加的经济政策，也有人称这是“里根经济学”在国际债务领域内的应用。
“贝克计划”未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因为它提出的援助款项对巨额债务而言无异杯水车薪，而最后连这一点资金也未能到位。“贝克计划”失败以后，拉美卡塔赫纳集团和拉美经济体系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以缓解债务危机，西方其他工业发达国家对重债国和低收入债务国也先后采取了一些减债实际步骤，这对美国都构成了一定的压力，同时，美国担心委内瑞拉于1989年2月底发生的社会骚乱在拉美蔓延开来，危及美国在拉美的利益，遂于1989年3月10日，由新任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提出了减轻第三世界债务负担的新方案，即“布雷迪计划”。
“布雷迪计划”——减免债务缓解债务危机
1989年3月，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布雷迪呼吁美国商业银行接受一项有序地减免债务的计划，并呼吁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变其借贷政策来支持这一进程。这一计划与里根政府的“贝克计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贝克计划”坚持所有商业银行的债务最终必须按条款归还。而“布雷迪计划”则承认债务国不可能完全付清债款的客观事实，提出了由商业银行较大幅度削减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原有债务和由国际金融机构增加对债务国的支援贷款为主要内容的新债务战略。
美国提出减免债务源于它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的改变。80年代初期的债务危机对美国决策者而言是两个危机：一是美国银行的危机，他们向发展中国家借出了太多的款项。另一个危机是发展中国家的危机，他们借入了太多的债务。直到1988年，美国银行的危机一直是优先关注的事情，1989年对发展中国家国内混乱状况的关注使第二个危机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这种政策变化很容易理解，1982年出现的债务危机使美国九个主要银行面临深刻的危机。遵循花旗银行前总裁沃尔特·沃里斯顿（Walter.wriston）的话：国家是永远不会破产的。银行自由地对外贷款。70年代他们从海外贷款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到1982年底，他们仅向拉美地区就借出了176.5%，向发展中国家的所有贷款占其总资本的287.5%。1982年出现债务危机时，减免债务不再考虑之列。因为即使是发展中国家三分之一的债务变成死帐，美国许多主要的银行便要破产。因此政策的重点在于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促使其还债。
1985年“贝克计划”出台，计划试图通过向债务国提供200亿美元新的贷款来达到减少债务国的净资本流出量的目的，以刺激其经济的发展。而实际上每年拉美国家支付的贷款本金和利息比他们新得到的贷款要多250亿美元，而且这些新贷款还越来越少，最后并未达到200亿美元，因而“贝克计划”被认为是一个失败的计划。
但这一计划却通过提供相关的政治条件来逼迫债务国还债，从而保证了美国银行的利益。1982—1988年间，美国的银行收到了它的到期债务的大部分利息。在此期间，美国的大银行一方面增加他们的资本额，另一方面则削减了向债务国的新贷款。通过这种方式，这些银行在债务危机中所承担的风险大大地减轻。到1988年底，美国主要银行在拉美承担的风险降到了83.6%，虽然还是很高，但已经不足以使这些银行破产。
此外，债务在二级市场上的交易很活跃，而且折扣很大（且越来越大）。表2是1989年2月布雷迪计划提出之前主要债务大国在这一市场上的价格。
从图表中可以看到，虽然总的中、长期贷款的票面价值达2794亿美元，但二级市场的价值只有967亿美元。换句话说就是1美元债务的平均市场价格只有35美分。同时，股票市场上这些商业银行持有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折扣也很大，与二级市场上的债务价格相符。
这一事实意义重大，例如，股票市场估计花旗银行拥有的墨西哥债务1美元只值0.40美元，即二级市场上债务的价格。这就意味着如果花旗银行以0.40/1美元的价格卖掉墨西哥的债务，该银行的股票价值将保持不变。尽管银行会报告在交易中账面损失了0.60/1美元。因此，银行现在能承受得起有价证券的大量损失而不降低其市场价值。
1989年1月，美国联邦储备保险公司董事长威廉·塞得曼对美国众议院的银行、金融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证实说：甚至在被考虑到的最糟糕的情况下，九家货币中心银行的每一家都能够减免它们对六个国家（最大的债务国）的未偿付债务的100%，并且在税后基础上，每一家银行都能维持偿付能力。58由此可见，美国银行的危机的解除是布什政府改变政策的前提。
而那些发展中国家，许多陷入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席卷南美各国。1988年巴西的通货膨胀率达934%，1989年春，阿根廷和秘鲁的通货膨胀率分别达到百分之几千。1981—1988年，南美几乎所有国家的实际人均收入急剧下降，许多国家的生活水平降低到50年代或60年代的水平。1980—1988年墨西哥的实际工资收入下降了50%，十余年的发展成果在债务国一扫而空。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了政治的不稳定。1989年2月，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及其他主要城市发生骚乱，抗议委内瑞拉政府因债务危机而实施的紧缩政策，300多人在骚乱中死亡。这给各国很大的震动，因为委内瑞拉一直被认为是拉美民主国家中最稳定的国家之一。
由此可见，债务危机的第一个方面——美国银行的危机已经得到了控制，而它的第二个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却越演越烈，从而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布雷迪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拉美国家提出的以债务资本化为主要形式的减债要求，其中心思想是削减债务国累积债务的余额和减轻债务国利息负担。具体内容包括：将39个重债国的3400亿美元债务减免700亿美元，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建立金额为300亿美元的特别基金，为债务国减免债务后剩余外债还本付息提供担保，希望日本等发达国家提供新贷款支持这项计划。
但是，“布雷迪计划”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为：一是该计划提出的减债幅度太小，80年代末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达13000亿美元，其中拉美国家的债务达4000多亿美元，即使“布雷迪计划”能实现，也是杯水车薪；二是该计划资金来源没有落实；三是减债计划实施过程拖得太久；四是接收减债优待的国家必须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对本国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实行连续性紧缩政策，否则得不到贷款；五是债权国坚持“单个”（case by case）的解决原则，不同意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拉美债务危机，持续时间特别长，涉及范围特别广，它严重地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破坏了这些国家政局的稳定，并进一步冲击着国际金融秩序的基础，因而这场危机决不像西方国家所说的那样只是少数债务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管理不善、资金流通不畅的问题，也就是说这场危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美国对债务危机的关注，主要不是关注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问题，而是关注债务危机对美国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国际金融体系及国际经济秩序所造成的冲击。从美国在其中起领导作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缩性调整政策到里根政府的“贝克计划”再到布什政府的“布雷迪计划”都反映了这一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债务危机仅仅看成是经济问题，认为只要通过适当的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问题。而实际上，“贝克计划”与“布雷迪计划”的不同只是形式和侧重点的不同，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因此债务危机的解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必须由南北国家一起坐下来通过政治手段予以解决。只有认清这一经济问题的国际政治背景，才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解决债务危机，换句话说，只有改变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债务危机产生的根源，才能维持国际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和平与稳定。
可持续发展模式亟待建立
八十年代，正当拉美的经济和对外关系独立发展的时候，出现了债务危机。庞大的债务和巨额的利息负担，吞没了拉丁美国家的大部分发展资金，使拉美的经济发展处于十字路口。在随后的二十几年中拉美国家可说是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彻底的从债务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债务危机打断了拉美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过程，这也从根本上反映出拉美国家自己的发展战略出了问题，始终没有能够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机制。
引进外资大力发展出口贸易并没有错，这是由拉美国家的历史背景和资源状况所决定的。只是拉美国家通过这种策略引进大量外国资本以后，并没有建立一条高附加值的生产链，其出口的低级产品可替代性太强，严重受制于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运行情况。在这种发展模式下，通过发达国家“剪刀差”的盘剥，出口所得不仅不足以清偿外债，甚至于发展本国经济的资金一直不能依赖本国经济的发展，直到现在还要靠外债来“度日”。缺乏一套“自我造血”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就是拉美国家真正的症结所在。
对现代化建设的急于求成，使拉美国家政府在二十世纪一直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加之70年代以来宽松的国际货币环境和拉美国家过度的超前消费，使其患上了“债务依赖症”。在经济发展向好时，大量的私人资本涌入，并助长了经济繁荣，但同时又埋下了更多的债务危机的“火种”，一旦经济形势稍有逆转，外资就会迅速撤离，从而导致股市暴跌，货币贬值，而这更加重了经济的困难。在这时，拉美就需要满足IMF那些并不切实际的痛苦的改革过程，以得到大量的救济资金，从而使自己暂时摆脱危机的困扰。这样，在背上了更沉重的债务负担后，下一个“恶性循环”又开始了。
因此，要彻底解决拉美国家的危机，必须摆脱目前严重依赖外部资金的局面，以戒掉可怕的债务“吸毒”之瘾。而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建立一条适合自己国家特点的发展道路，形成自我发展、自我循环的国内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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