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1961年出生于一个朝鲜族家庭，父母亲都是艺术工作者。1975年开始学习吹小号，并一度成为著名的北京爱和管弦乐团的专业小号演奏员，1984年与另外六位专业音乐人成立乐队——七合板。同年出版了他的第一张专辑《浪子归》。

    曾在1988年在汉城奥运会全球现场广播中演唱了《一无所有》。1989年曾前往英国伦敦参加在皇家阿尔伯特厅举办的亚洲流行音乐大奖赛，并前往法国巴黎参加“布尔日之春”艺术节。1990年开始着手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在中国的巡回演出。

    崔健被誉为著名摇滚艺术家、中国摇滚乐的领军人物，被称为“中国摇滚教父”。代表作有《一无所有》、《红旗下的蛋》、《新长征路上摇滚》、《给你一点颜色》等等。近年开始涉足影视，演出作品有《我的兄弟姐妹》等，2005年导演网络电影短片《故事无双》。

    开场白：

    崔健似乎是专门为中国摇滚乐而诞生的天才，在中国流行音乐走入低潮的时候他所领导的摇滚音乐在一夜之间传偏大街小巷。一个穿长褂、弹吉他的青年，一个高歌“一无所有”的邋遢男人，被称作是中国的“摇滚教父”。

    已经跨过了四十不惑门槛的崔健，这位中国摇滚的奠基者，在新世纪里吹响了“真唱运动”的号角，次以惊人的活力奔跑在中国摇滚的新长征路上。他说最希望的死亡方式就是死在舞台上。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舞台就是他的战场，能够在战场上死去过许就是他最好的结束。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

    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

    ——崔健《一块红布》

    这就是崔健的歌。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他也许已经过时，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他是一股巨大的旋风，不，也许是就是疯狂的龙卷风。

    80年代初，他接触到不为国人所知的摇滚音乐。

    80年代中，他成为青年人的英雄和偶像。

    那段岁月，人们在他的歌声中找寻自己。

    90年代，他被誉为“中国摇滚教父”。

    21世纪，我们仍能听到他的声音。

    鲁豫：采访崔健之前，我在别的场合见到过他，我们没有交谈，但是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话不多，做事执着，特立独行的人。我的同事们见到崔健以后都说，崔健和他们想像中的完全不一样，他们觉得崔健不够野性，不够粗糙。但我说，崔健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崔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话的方式，他是那种不太善于，也不太愿意讲故事的人，说起话来非常的理性，而且离不开音乐。

    音乐在他的血脉里流淌着。

    鲁豫：你现在平常演出多吗？商业演出。

    崔健：一般在二十到三十场，一年，算是多的吧，一直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因为我从一开始做演出的时候就一直是这样，没什么太大变化。

    我是在九十年代初在北京的首都体育馆有一次专场个人演唱会，那次之后，有几年没有在舞台上至少是没有在北京的舞台上露面。现在我也很少在北京的舞台露面。

    鲁豫：音乐在你生活中占多少？

    崔健：我现在估计是百分之百吧，我现在做的所有事都跟音乐有关。

    鲁豫：那音乐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它肯定不是一个工作，当然也是工作，就是你生活的全部？

    崔健：对，有可能，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想问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生活里边还有没有其他的，如果我总是音乐，我估计这个人就比较无聊，一天到晚总是谈他的音乐。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现在有很多的感兴趣的东西，它跟音乐不是很直接的关系，比如说电影，但有间接的关系。

    鲁豫：但你还是通过你的音乐去接触电影。

    崔健：对，还是音乐。还有什么东西跟音乐没关系。生活，生活肯定跟音乐没有关系，但我觉得跟生活也有关系，我觉得不喜欢的音乐的女孩好像不能处得时间太长，你知道吗，作息时间就不一样，聊的东西也不一样，你很快就觉得没有什么可聊了。

    鲁豫：和崔健聊天让我觉得他这个人太音乐了，这么说可能有些奇怪，因为崔健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音乐人，但我的意思是崔健的生活已经被音乐占满了。而跟他谈话，几乎每一个话题都会牵扯到音乐，我想音乐是流淌在崔健的血液中的，从他小时候拿起小号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音乐会和他结下不解之缘。

    在崔健的音乐里，时常出现小号的声音。这个乍听起来过于舒缓的铜管乐器，尽管透露着哀怨，但确实显得与摇滚乐的其他习惯配器格格不入。不过，正是小号，沉淀着崔健深厚的情感。他的父亲是解放军乐团的小号手，崔健正是从父亲的小号声中接受了音乐启蒙和熏陶。

    鲁豫：你应该算那种属于音乐儿童，就从很小开始就接受特别正规的音乐教育跟音乐训练。

    崔健：没有过，不像现在的孩子，我14岁开始，我爸爸说，你要想吹号，你可以开始吹号了，你岁数大了，够了。

    鲁豫：为什么吹号呢？多闹，一般小孩可能家长会说你学弹钢琴吧，或者小提琴吧。

    崔健：对，这也是我父母从来没有给我压力，他要说你要想学的话你可以学了，他是非常轻松地告诉我。我一开始也试过别的乐器，试了半天都觉得不合适。我试过双簧管，手风琴什么的，后来……

    我记得我最早开始吹一个小号二重奏的时候，跟我爸爸吹二重奏的时候，我那时候突然发现音乐太美好了，我记得我跑到走廊里拿谱子那个过程我是飞着跑的，跳着，是内心里高兴那种，觉得这个事儿好玩，那时候我就发现音乐太美了，但是在那之前实际上没有意识到，当时觉得好听但是没有觉得这么贴近我，实际上真正贴近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吹号，吹二重奏的时候，一下觉得这音乐太好玩了。所以我觉得回想起来我的青春期的话，就是有很大的反差，作为音乐来说，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归宿，好像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一种自我制约的方式，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每天看着表吹一个小时心里才舒服，或者吹一个半小时，看着（表），一分钟都不差，特较劲。

    鲁豫：是觉得这个吹的时间太漫长了，好不容易吹完了，还是说，哎呀……

    崔健：不，觉得是一种心理上的舒服。完成了也特别累，那时候号特别大，我特别瘦小，放在桌子上吹，胳膊拿不起来，那个号特重，我爸爸的号。

    鲁豫：小号是特大的，是吗？

    崔健：小号现在看不大，那时候看很大。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学习小号成了崔健少年时代一项重要的任务。凭借浓厚的音乐兴趣和特殊的音乐天才，崔健20岁就加盟北京爱和管弦乐团，担任专职小号手。不过，还不到3年时间，崔健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属于那种板着面孔的严肃音乐。于是他开始寻找，寻找另一种能够让心灵世界飞扬激荡的声音。但那个时候，崔健还没有找到答案。

    鲁豫：在台上独奏的机会多吗？

    崔健：没有。我演奏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当时在北京交响乐团的时候，演奏了很多贝多芬的曲目，都是一些保留曲目。自己觉得这些东西好像很远、很高大的一种形象，是很正式的一种东西，从音乐形象来说，我们演出的时候穿的衣服是戴领结，穿笔挺的黑西装什么的，这种东西好像跟生活没有什么关系。

    鲁豫：你觉得那不是你。

    崔健：对，不是了。我们穿那种衣服的时候，多少会有点不好意思，所以说我从来不愿意（穿），演完出以后不愿多穿一分钟，马上脱下来，穿上自己的便装，这种感觉好像能说明一些问题，就是你演奏的音乐和你的生活其实不是很贴近。

    鲁豫：第一次舞台的经验，我指的是舞台上唱歌的经历你还记得吗？

    崔健：忘了，恐怕是唱一些英文歌曲，英文的乡村歌曲。那时候我在北京歌舞团，给别人伴奏，偶尔也唱一唱。

    鲁豫：但是敢在舞台上唱歌，你得先觉得我自己唱歌唱得很好。

    崔健：对，我觉得我在19岁的时候，自己在家里拿箱琴练歌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会唱歌。上舞台的时候就觉得是应该的，应该上舞台。

    鲁豫：当时觉得在台上唱歌比在台上吹小号过瘾多了吧？

    崔健：不一样，唱歌的话，当然你会觉得你可以自己写，自己编配，因为我那时候开始学作曲，自己试着给一些歌曲、做配器，那个感觉特别舒服。实际上更舒服的是那种感觉，就是你把自己的作品拿到那儿试，最后在舞台上，观众有反映，底下有掌声，那时候我记得嗓子特别不好，唱两三首歌，说话就说不出声来了，但是能感觉到观众还是喜欢，这种感觉让我有一定的自信，就是我们自己写的歌自己唱会有一些好的反应。

    从观众那里得到初步认可的崔健，马上找乐团同事刘元等人，组建了“七合板乐队”，开始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

    这首《不是我不明白》就是七合板乐队成立初期最有代表意义的作品之一。遗憾的是，80年代的中国，说唱风格的摇滚简直是稀罕古怪的玩笑。起初，没有人能够接受它。

    崔健：我在“七合板”时期是自己配器，写歌，那个时候北京有一个全国的流行歌曲比赛，在东方歌舞团一楼的排练室，有很多人报名。我们也去了，我们演了两首歌，其中一首叫《不是我不明白》，但是我们第一轮就给淘汰了。当时挺狠的，但我演的是自己的歌。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四个人，王迪，刘元，还有我，还有一个黄小茂，黄小茂他拿鼓风机。我们四个人，在门口排着队，门儿一开以后点我们的名字，别人还不让进，只能进去四个人，我们自己拿着音箱，一插电就支上了，特别有意思。然后他们那七个人（评委），往那儿一坐，拿笔记着。那些人根本不可能听我们这样的音乐，我们都是撕心裂肺的，唱歌的方法跟他们根本不一样。对于他们来说，这肯定不是什么东西。我们当时也不管那个，就是告诉他们，我们很认真地做音乐，没有进入第二轮我们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但是特别重要的是他们看到了我们的态度。虽然没有进入第二轮，但是我估计就是那次给王昆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觉得我们这帮人可能在使所有的力量在给自己创造机会，到第二次接触到我们的音乐的时候，她已经很熟悉我们了。当时歌写得挺好，排完练以后，歌写的挺好，然后看歌词也挺好，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对我来说，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

    一辈子唱革命歌曲的著名歌唱演员王昆，在流行歌曲还被很多人认为是“靡靡之音”的时候，就勇敢地站出来支持流行音乐的发展。1985年，时任东方歌舞团长的王昆策划并推出了一台名为《让世界充满爱》的节目。就是在那次演出中，崔健演唱了《一无所有》。

    王昆回忆说：“崔健演唱的时候，我就坐在台子上。崔健唱‘难道你爱我一无所有’时，我看到有同志退席。有人指责我：‘王昆，你们陕北歌就是这么唱的吗？’”

    “我是把《一无所有》当成爱情歌来听的。”王昆说，“而且，这首歌的音乐非常好，很打动我。所以，我就批准他唱。”

    “一些人说我是引进流行歌曲的罪魁祸首，对我非常不满意。我认为，用不了几年，群众就会把我这个帽子摘掉的。”

    崔健的第一张专辑是《浪子归》。当是的摇滚还带有抒情浪漫音乐的特质。在八十年代中期，已经经过一次次思想启蒙的中国青年人第一次听到“西北风”并接受了崔健摇滚乐的布道后，他们的心灵受到棒喝和意外的摇曳，崔健和“七合板”也忽然从“稀有怪物”变成年轻人的偶像。

    1988年，许多大中城市的大街小巷都在传唱同一首歌，那就是崔健的《一无所有》。淋漓尽致的歌词，置放在钢劲陌生的音乐中。老人们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表现。而年青人却因为在崔健的摇滚里找到共鸣而激动万分，于是穿着旧军装的崔健，变成了一个伟大符号，是启蒙、思想、真实、不合作的文化象征。

    鲁豫：那后来那次就是大家印象最深的你第一次在北京那个，大家认为你第一次演出，就是你穿军装那次，那其实也劲儿劲儿的。

    崔健：那是马褂。

    鲁豫：我怎么记得是军装啊。

    崔健：不是，那是王迪他爸的马褂。其实上台之前都没想好穿什么衣服，每个人都带了一大堆衣服，到底穿哪个，我上台之前决定我穿王迪他爸的马褂，就是这样，特别随意的。

    鲁豫：但你当时那个裤腿是卷起来了吗？

    崔健：裤腿是不是卷起来我不知道，如果卷起来的话真的不是有意的。

    鲁豫：不是想刻意跟别人较劲，你们都穿特别好，我就这样特别个性。

    崔健：那时候我们都穿那样的，好像我们很多人穿的是晚会的那种集体的服装，红颜色的。但那都不重要，这种形式上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会成为历史镜头，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我觉得对我来说特别无聊。

    鲁豫：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这是一个文化符号。

    崔健：对于我来说就特别随意的，什么想法都没有。我们在那之前真的就是挑了半天衣服，本来是王迪要穿的衣服，我说，算了，王迪我穿吧，我就穿上了。

    那个晚会就是唱《让世界充满爱》，是个大合唱。在大合唱之前，有个别的乐手有机会唱独唱，我写了一首歌叫《一无所有》，王昆看我们走完台以后说，你可以演，然后看了看歌词，歌词写的也挺好，唱吧，就这么简单。

    鲁豫：我记得你当时上台是说，大家好，我是崔健，后来是看那些报道然后说，第一句话出来以后，全场掌声四起，是那样吗？

    崔健：我不知道，不记得了。

    鲁豫：那种演出你都不记得了，这都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演出啊。

    崔健：我那天，我没记得我说这话。

    鲁豫：但是气氛特别好那次演出，是不是？

    崔健：对，我记得就是我们演完出的时候挺好玩的，演完出的时候，我们走在街上，我们从剧场后门出来的时候，有一帮小孩在街头上学我们的跳舞的动作，我觉得挺有意思。

    鲁豫：就等于是那次演出以后，崔健的名字开始叫响了吧。

    崔健：对，可以这么说。还有一个专辑《让世界充满爱》，其中有我两首歌，一个是《一无所有》，一个是《不是我不明白》。当时卖得挺好的，封面用的是我的脸，我说你干嘛用我的？他们说因为你是第一个歌啊。

    1986年“国际和平年音乐会”唱红了两首歌——《让世界充满爱》和《一无所有》——崔健由此为同行所知。在接下来的巡回演出中，他征服了最初无法接受他的人，使《一无所有》自1988年开始广为流传，深入人心。1989年，崔健出版了第二张个人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使崔健本人和他的《一无所有》变得家喻户晓。但大家无法相信的是，崔健写《一无所有》的初衷根本不是社会启蒙，而是描写爱情。

    鲁豫：你写《一无所有》那首歌的时候是沉浸在一种什么样的情绪里面，我指是那歌词。

    崔健：当时写这首歌的时候，有很多的想法，都和这个《一无所有》本身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等我写完歌词以后才发现，哦，这其实可以叫《一无所有》。当时想过叫《你这就跟我走》或《你何时跟我走》，那时候好像是1986，还叫《1986》，后来写完发现，因为我写歌词比较慢，写完以后我跟民乐配，配完以后再修改歌词，不断地修改，修改完了以后，最后的时候我才发现这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感觉，就叫《一无所有》了。也可能这首歌不是我写的，是上帝，有人支配我写的，写完了以后我就发现，还比较有时代的代表性，但对我来说，好像我没有想太多，写完了就完了。

    鲁豫：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崔健：它就是比较乡村化的，就是比较西北的那种风格的。

    鲁豫：不，我指的是内容，我可能更关注歌的内容，你表达比如是当时一种愤怒的，叛逆的情绪，还是一首爱情的（歌曲）。我就老觉得这是爱情歌曲，但是后来可能被听的人赋予了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些东西。

    崔健：它就是爱情歌曲，实际上甭管你赋予什么东西，甭管观众怎么样理解，你既然把作品写出来放到市场上，每个人拿到这个产品以后怎样想，那真的不是我的事儿了。有一次，我在北京电视台做节目，有一个插过队，下过乡的人问我，你是不是下过乡，插过队什么的，吃了很多苦什么的，所以你写出了《一无所有》。我说这完全是理解错误，那东西就是一个情歌。他说你怎么可能写出这种歌呢？你太让我失望了，你这是无病呻吟呀。我说这怎么是无病呻吟，这是我的感觉呀。

    崔健坚持不重复以前的路，接下来便出版了《解决》、《红旗下的蛋》、《无能的力量》。像大多数人，与《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比起来，我们并不喜欢他的后3张专辑。于是我们很想拍到崔健独唱老歌的镜头，却被他拒绝。他希望自己是新的，永远不活在过去。而无论新歌，还是老歌，崔健唯一能肯定告诉我们的是，他唱的摇滚始终不是政治，而是爱情歌曲。

    鲁豫：我们能够从你不同时期的音乐感受到你不同时期的情感吗？

    崔健：这个可以，我觉得感情、情感实际上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感情上的吻合、和睦实际上是生活中最难的，最不容易得到的东西。我现在的爱情属于有好几种状态，我觉得1状态，99状态和100状态。

    鲁豫：不明白。

    崔健：1，就是要1个，不要99个。这是一种状态。要99个就没有1，说明没有1要99个。还有的话叫100%，1也要，99个也要，我觉得我现在是……

    鲁豫：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崔健：对，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正在99的状态里，但是我肯定不会是100的状态，我不喜欢那样的生活。

    鲁豫：但你也不可能是1个的那种状态。

    崔健：我喜欢那种状态，现在还没有那1个呢，所以只能处在99里。

    鲁豫：你的初恋是在什么时候？七岁那次不算，我觉得。

    崔健：不要当绯闻往外放就行。

    鲁豫：我觉得七岁那次不算，我看过你跟那个谁聊天，说七岁。

    崔健：我觉得当我看到小孩的时候，我观察，小男孩，小女孩，他们七八岁的时候，他们都有感觉。

    鲁豫：你说现在的小孩。

    崔健：一样。回忆起我小时候，完了再看他们，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对一个喜欢的男孩子有好感，对一个喜欢的女孩子有好感，都是一样的，而且你可能永远忘不了。但是这个容易成为绯闻。我觉得只有把它当作一种生理上的事我才有兴趣去谈，但是我觉得如果当成一个公众人物谈这个事儿，我不愿意谈，因为这种事儿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好的反馈。但我觉得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事儿，关于幼儿的性教育问题，恋情教育，情教育，情欲的问题，这是整个人类都应该关注的一件事儿。

    鲁豫：我觉得这是一个浪漫的话题，不是个严肃的话题。

    崔健：我觉得这是个科学的话题，这不是浪漫话题，我就怕他成为浪漫话题，所以我不愿意谈论它。

    那是一种不知所措的震撼。

    崔健是一个有些害羞的人，虽然成名多年，但是我觉得他好像并不太习惯做一个公众人物，一直以来，他都把自己的家庭生活和感情生活保护得很好，他对我说，如果我们只是抽象地理论性地谈情感话题我愿意，但是我不愿意就事就人，因为我不愿意伤害别人，我想，崔健希望别人关注的是他的音乐，而不是崔健本人。

    崔健在音乐中一步步成熟，正如他人生的足迹从为人夫到为人父。

    鲁豫：我想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父亲？

    崔健：我觉得一个父亲和一个情人可能某种程度上有点像，就是你在某种程度上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等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当你面对自己女儿的时候，你也是不知道在做什么，而且你不在乎你知道不知道，但是你必须要做。

    鲁豫：你指的是一种本能，一种天性。

    崔健：对，本能与天性。

    鲁豫：你在做父亲的那时候，你在心理准备好了吗？要接受一个小的生命到我生命当中来。

    崔健：是两回事。因为你没有孩子的话，当你看到你的女朋友，或者你老婆怀孕的时候，你会感觉这是一种变化，她的一种变化。当你看到一个人，活生生的大眼睛，瞪着眼看你的时候，那种震撼太厉害了，这是你创造出的一个生命，这时你完全就被动了。我当时就真的有点不知所措，如果父亲是这样的话，我就要考虑当不当父亲，当时那种震撼我永生难忘，因为一个活人跟你有关系，眼睛睁着看着你，所有的东西都得依靠你。

    鲁豫：你是一种不知所措的震撼还是……

    崔健：不是，与她没生出来时相比，就一刹那，生和没生之间就是两个概念，可能有第二个孩子就不会了，但有第一个孩子那种太震撼了。你自己完全变成被动了，一刹那间你就完全不是过去的你了，你的责任心一下就摆在那儿了，而且你是愿意做什么都可以做。就是你完了，她能改变你，她是你的上帝了，她能够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她要是有一点就是风吹草动，都跟你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的一切都要围着她转。

    鲁豫：以前从来没有人能改变过你吧，爱情也不能改变你。

    崔健：以前都是我们改变别人，都想的是，包括我父母，知道我父母养我们是怎么养的吧，这点特别重要，真的是一模一样，她怎么对待你，实际上你能回想起来你怎么对待你父母，你从小就是被人这样看待的，就是我们已经改变了两个人的生活，这时候你得接受一个人改变你。

    鲁豫：你跟一般的爸爸一样吗，比如你会给小孩喂饭，你会纵容她，你会……

    崔健：都做过，当父亲该干的事都干过。

    鲁豫：她知道她爸崔健是干嘛的吗？

    崔健：她越来越知道了。

    鲁豫：她那概念是什么，你所谓她知道的概念是什么，就是这歌儿是我爸唱的。

    崔健：我们一直比较注意这种东西，我经常会跟她说，当名人无聊，特别没意思，这是工作，没办法，她也会理解这个，她有时候别人找我签字，她在旁边就做鬼脸，觉得同情我，做个鬼脸就是同情我，你辛苦了。

    1994年，崔健发行第四张个人专辑《红旗下的蛋》，令歌迷们大失所望。但崔健没有因此停下探索的脚步，依然朝着自己的既定方向走去。1998年，他出版了第五张专辑《无能的力量》，专辑几乎没有任何反响。可以说，此时的崔健已不为新青年崇拜，他的力量，活在80年代的启蒙时期，是那段难忘岁月里的里程碑。不过，崔健还是崔健，2002年，崔健又策划了中国第一个室外摇滚音乐节——雪山音乐节。此外在这次音乐节上，崔健还提出了一个带有运动性质的口号——“反对假唱”。

    鲁豫：现场演唱是你搞音乐当中最喜欢的一个环节吗？

    崔健：对，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没尝到这个快乐。

    鲁豫：你最开始的时候上过电视吗，那种比如说电视晚会，上过吗？

    崔健：那时候没有电视晚会，我比较在乎的是真实地表达自己，如果当你发现不能真实表达自己的话，你自然就会有一种反感的情绪。比如说电视台要求你假唱，他给你选歌，他的条件是我让你露面，我让你跟大家混个脸儿熟，这就是条件。其实可以搞现场播出，而且现场播出的话，我会认真做，非常简单，你雇一个人来就完了，你把音响师雇到了，给他一点时间，现场演出就能播出得非常好，而且现场演出的气氛肯定比伴奏带好，肯定比假唱好，他就不愿意去试。我并不是说我天生就恨电视，我没这道理。

    移居北京制作音乐的罗大佑率先支持崔健“反对假唱”的态度。然而，台海两岸这一对若即若离的摇滚教父，他们此番惺惺相惜，却并未改变“真唱运动”应者寥寥的尴尬处境。内地流行乐坛众多歌手，正用异乎寻常的冷漠，审视着崔健的一次次呐喊。

    鲁豫：你一直都这么坚持，是吧？

    崔健：对呀，多少年了，一直这么坚持。

    鲁豫：你看我每年二十场演出，每一个演出都有非常清楚的合同，就是音响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我们才去做，否则的话我们不做，如果要是想挣钱的话，就是不在乎这些东西，我走，那很容易的事，就是你根本不用签这些合同，你拿了钱爱什么样儿什么样儿，我去演就完了，我露脸不就行了，这就逐渐变成了现在的这种演出环境，根本不在乎音响，不在乎播出，只要你让我露脸，你给我钱就完了，说白了就是这个。我现在在做这个事，是一件事一件事跟人磕，有时候磕得头破血流……

    鲁豫：头破血流是个什么状况？

    崔健：就是一次彻底的失败。这个反假唱的运动，好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抗衡，有可能头破血流，也有可能成功。就是像打赌一样。我发现，所有的媒体，大牌明星们都不支持这个运动，现在没有一个既得利益者给我们签字。即使有人想签字他们也不敢签，因为怕得罪其他人，怕得罪这个圈子。所以，你要是说我搞这个活动是针对歌手的话，我觉得不是我的本意。我针对的就是主办大型演出的人。他们是提高中国的现场播出水平和现场音乐文化的重要机构。要是不改变这个，中国的现场音乐就没有什么发展。

    在崔健大力倡导“真唱运动”的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到当年“七合板乐队”还有后来的“ADO”乐队建立时围绕在他身边的老朋友刘元和艾迪，他们和崔健一样，追逐着属于自己的音乐世界。时代在变，崔健没有变，他依然像20年前一样，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鲁豫：你觉得你给别人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崔健：我中学的时候别人叫我老崔，现在还叫我老崔，我中学的时候就有人打电话，老崔，完了我爸接的，跟我爸聊了半天才知道不是这个老崔。

    鲁豫：是因为你的外形还是因为你的声音。

    崔健：就因为我的外形，我就这样。

    鲁豫：从来没有年轻过，但是也不会变特老。

    崔健：反正就是他就愿意把这个老字加在我的姓前边。

    鲁豫：那你怕老吗，我不是说作为普通的人，就是作为搞音乐的，不是你，只是作为崔建，你怕老吗。

    崔健：唯一没办法的就是这个，但是我不怕它，我觉得我自己现在是如果是在A面的话，不是有B面吗，A面是按加数走，活到B面的时候该减数走了。比如我这盘磁带是90分钟的带子，我活到45岁的时候，我开始走B面，走B面的意思就是说越活越年轻，开始倒着走了。

    鲁豫：你喜欢，还是讨厌摇滚乐之父这个称号，或说根本无所谓。

    崔健：麻木了，无所谓。

    鲁豫：现在可能麻木了，最开始呢，听到别人说崔建是中国摇滚乐之父的时候，还是会有成就感的。

    崔健：我都忘了当时怎么着，我没有反对，但是我觉得现在是真的有点无聊了。

    鲁豫：你不觉得这是个荣誉吗？

    崔健：这是一种总结，好像是一种总结，好像你已经干完事儿了，但我还有好多事儿没干呢，我觉得我自己还想干事儿呢，我说过，我还想当我自己的孙子。所以，人们要是在家乡认出我的话，我不希望找我签字，如果他喜欢我的话，说老崔你干得不错，再见，这就够了。

    结束语：

    和崔建的谈话似乎往往不自觉的就随他偏向了理性的一边，这并不意外，因为崔建似乎历来就应该是这般的。崔建不太喜欢别人把他看作是偶像，称他为摇滚乐之父，然而事实上，不管他是否喜欢那样的“符号化”，他的“绿军装”和他的“一无所有”将永远是一代人生命中挥之不去的记忆碎片。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