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湘幕献妙计

    咸丰二年（1852年），40岁的左宗棠进入湖南巡抚幕府，这是他正式跻身于政治舞台的开始。

    左宗棠虽然考取了举人，但没有取得“甲科出身”的进士功名而不能“学而优则仕”，走上仕途。同时，家里也不富有，没有多余的闲钱像社会上流行的那样通过捐纳方式捐个一官半职。

    这样一来，虽然左宗棠一直以“淡泊明志”来激励自己，但为了实现“儒术策治安”和“心忧天下”的抱负，就非得入仕途不可。所以，摆在他面前的唯一途径就是靠举荐，凭借自己非凡的才华，日后跻身在上层统治集团。

    如今，左宗棠被张亮基三番五次邀请出山，如果不露两手，不仅自己没面子，也会被别人小看的。此时，太平军攻打长沙之役方兴未艾，这正是左宗棠展现才华的绝佳时机，他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向张亮基献上了一计：向西渡过湘江，据守龙回潭、土墙头，将太平军粮食补给线及其西进之路切断。

    看来，左宗棠是试图将太平军扼杀在长沙城南，胃口不小。要是真能实现此计，太平军很可能全军覆没。但援湘清军大多是一群乌合之众，并且分别隶属于十几个总兵和提督，指挥不一。张亮基虽然两次传令城外清军依计行事，可清军总兵常存、马龙拒不遵命，龙回潭等地最终被太平军占领了。

    清军虽然人数众多，却各怀鬼胎，都想歼灭太平军，又想保存实力，对张亮基的命令自然是阳奉阴违。行军打仗要团结一致，令出如山，最忌讳这种窝里乱了。就这样，清军错失了全歼太平军的大好时机。

    因为太平军对长沙城的攻势越来越猛烈，城垣多次被太平军所用隧道爆破战术“轰塌”。但张亮基率领官兵在城中死守，所以，太平军连攻80多天，也未能撼动长沙城。到九月下旬，长沙城外各路援军赶到，城内城外的清军已达五六万人之多。

    于是，洪秀全决定从长沙撤军，十月十九日（11月30日）深夜，太平军主力从长沙经龙回潭转移，后转战于益阳、岳州等地，冲出湖南，进入湖北。

    此时，清军各将帅才后悔没按照左宗棠的计策行事，错失了全歼太平军的良机。左宗棠初次出山就显示出高人一筹的军事才能，虽然计策没有实现，但让清军将帅对他刮目相看。

    长沙的坚守战结束了，朝堂开始论功行赏，左宗棠由于防守湖南有“功”，被赏以知县用，并加同知衔，已进入不惑之年的左宗棠总算第一次捞到了官衔，步入仕途。

    太平军虽然撤围了，但湖南并不太平，不仅吏治腐败，而且各地的起义也很闹心。于是，左宗棠协助张亮基一方面整饬吏治，另一方面镇压会党起义。比如，浏阳“征义堂”会党聚众四千多人起义，左宗棠建议用攻心政策加以分化瓦解，但在军事行动上，则强调一个“快”字。于是，张亮基派江忠源仅用12天就把这股起义势力镇压下去了。

    左宗棠初次出山就凭借两个高明的计策而建立不小的战功，声名越来越响。吃水不忘挖井人，对于张亮基的慧眼识珠，左宗棠深怀感激之心和知遇之情。在他们的齐心努力下，终于稳住了清廷在两湖地区的局势。但大清的官员并不都像张亮基这样有勇有谋，根本无法阻挡太平军凌厉的攻势。

    咸丰二年十月二十二日(1852年12月3日)，太平军占领益阳城，缴获数千船只，并且吸收许多船户、水手参军。然后，太平军乘船从临时搭成的浮桥上渡过资江，由临资口进入湘江。十一月初三日(12月13日)，太平军没费多大工夫，就攻下了岳州。在岳州缴获大批粮饷、火药、枪械，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十一月十二日(12月22日)，太平军夺取汉阳，十一月十九日(12月29日)，攻克汉口，接着自汉阳晴川阁至武昌府汉阳门之间建造了一座横跨长江的浮桥。十二月初四日(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由地道轰城，将武昌也纳入了自己的腰包。这一系列的攻势把清军打得眼花缭乱，太平军一时声名鹊起。

    对于清军这些无能的将帅，左宗棠非常气愤，他在给女婿陶桄的信中说：“孤城被围二十多天，救援清军不能乘机快速跟进，守城清军不能严密固守，致使太平军如此猖獗，真是可恨！”

    照这个速度下去，大清还能支撑多久？这个问号在左宗棠的脑海中越来越大。

    清朝正规军的战斗力低下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左宗棠便设想在湖南练就一支新型团练武装来筹办防剿。于是，十二月十九日（l月26日）由左宗棠草拟、张亮基签署的《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中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建立起一支由绅士管带、招募乡勇并采用戚继光的成法进行编练的军队。其实，这就是后来威震八方的湘军的雏形。

    接着，一位在晚清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重量级人物也出现在了左宗棠的生命轨迹中。

    没过几天，被任命为帮办团练大臣的曾国藩由湘乡赶到长沙，他也向清廷上奏了类似的想法。

    提到曾国藩这个人，大家一定不陌生。

    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人。于公元1811年（嘉庆十六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他是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可以这样说，湘军最初是由左宗棠倡议建立的，而后由曾国藩具体完成的。那么，倡导者左宗棠干什么去了呢？

    原来，曾国藩到长沙仅5天，因“保全湖南”有“功”的张亮基被清廷升任湖广总督，在咸丰三年正月二十二日（1853年3月1日）抵达武昌，左宗棠也一同跟随前往了。看来清廷是希望张亮基来扭转湖北的不利局面。

    此时，太平军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咸丰三年正月初二日（1853年2月9日），洪秀全率领太平军撤离武昌，水陆大军直下三江。太平军依次突破九江、安庆、芜湖三道防线，兵锋直逼南京。二月十一日（3月20日），太平军攻入南京内城。9天后，太平天国正式建都南京，改名天京。后来又在四月开始了北伐和西征。

    所以，当张亮基、左宗棠赶到武昌时，太平军已经按新的战略部署弃武昌下江东。张亮基便对左宗棠委以重任，让他全权处理军政要务，在湖北加强军事布防。

    这年六月，太平天国西征军攻入江西，张亮基、左宗棠赶到湖北黄州，在与江西九江临近的田家镇设防。

    在左宗棠的指挥下，八月（9月），三千武昌疲弱兵勇在团风镇设伏，击溃由湖南进入湖北的北伐太平军余部，又一次取得了“奇捷”。

    虽然左宗棠得到了张亮基的重用，但他并不满足于仅仅是谋士身份的幕宾，他的理想是出幕为官。本以为有张亮基这个大靠山，自己也会飞黄腾达一番，可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后来，张亮基因为得罪了满洲贵族胜保而被免职，九月（10月）调任山东巡抚。当时，左宗棠被两湖官绅视为诸葛亮式的传奇人物，所以，张亮基坚持邀请左宗棠和他一道前往山东。但是左宗棠不想离自己的家乡太远，便决定离开张亮基幕府，回到白水洞家中继续避难。

    左宗棠初入湘幕的经历就这样告一段落，他转了一个大圈，到达终点后发现原来是自己的起始点。虽然结局不是很完美，但他已经尽力了。

    我胡汉三又回来啦

    每一个终点都是新的起点，对于名声在外的左宗棠来说，略显寂寞的隐居生活注定不是他的归宿。

    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得知左宗棠返乡的消息，便又是写信，又是送礼，又是派人，多次诚心诚意去左宗棠家中相邀，请他再入湘幕。但一年多以来，左宗棠的幕宾生涯让他感到心力交瘁，便找了个心血耗竭的理由，谢绝了骆秉章的盛情邀请。打算从此匿迹销声，在山林间做个逍遥自在的隐居者。

    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有人还说21世纪最缺的是人才，其实，人才在乱世的作用更加重要。所以，左宗棠想远离尘世的烦扰注定是个难以实现的梦想。

    这不，骆秉章虽然屡次碰了钉子，但他并不灰心，既然软的请不来，完全可以来硬的，把左宗棠绑来。这对于一个大权在握的巡抚来说，就不是个事儿。但强扭的瓜不甜，如果来硬的，万一物极必反，这乱摊子就不好收拾了。必须得想个法子，让左宗棠心甘情愿地来长沙。

    爱看谍战片的人都知道，国民党特务的一个杀手锏就是拿家人作威胁，逼迫当事人从命。现在，骆秉章也想到了这一点，决定设计诱骗左宗棠来长沙。

    据《清史稿》记载：骆秉章派人将左宗棠的爱婿陶桄抓了起来，原来巡抚命他捐资巨万，以助军饷，但陶桄抗捐，就被抓了起来。左宗棠听到这个消息很生气，这哪里是捐资，简直就是明抢，急忙赶到抚署，打探消息。没想到，骆秉章大笑着迎了出来：“陶文毅公的儿子，左季高的女婿哪里有被抓的道理。”结果，左宗棠就被骗到了抚署。

    虽然左宗棠可以对钱财礼物无动于衷，也可以对骆秉章派去的人视而不见，但如今站在骆秉章面前，面对巡抚的当面邀请，他就得掂量掂量了。

    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尤其在乱世，更不能处处树立敌人。如果得罪了巡抚大人，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左宗棠决定留下来，就这样，咸丰四年三月初八日（1854年4月5日）左宗棠接受礼聘，又一次进入湘抚幕府。

    其实，左宗棠也是顺应形势的发展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太平军又一次打到了他的家门口，而且还放出狠话：捉拿左宗棠。

    太平天国西征大军进兵异常神速，九月十三日（10月15日），就在左宗棠离开湖北仅9天，石祥祯所部太平军一举攻克田家镇，打开了湖北的门户。九月十八日（10月20日），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汉口、汉阳。没过多久，石祥祯等退守蕲州、黄州（今黄冈）一带。

    腊月十六日（1854年1月14日），在皖北战场，西征太平军第二次占领庐州。咸丰四年正月（1854年2月），皖北战场的西征军又进攻湖北，十五日（2月12日），太平军在黄州大败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所率清军，吴投水自杀殉国。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汉口、汉阳。紧接着，石祥祯率领太平军又由湖北挺入湖南，从二月初一日（2月27日）至十三日（3月11日）的13天中，太平军连续攻克岳州、湘阴、靖港、宁乡等地，长沙震动。

    据说，当西征太平军夺取湘阴县城后，曾经派人到梓木洞捉拿左宗棠，没有成功。左宗棠也感到白水洞不是久留之地，一旦太平军攻入省城，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左宗棠选择入湘抚幕府的深层次原因。

    退一步讲，如果当时太平军能像刘备一样三请诸葛亮，左宗棠会不会站到太平军的一边呢？也许有可能，毕竟，开始左宗棠是持观望态度。也许没这个可能，毕竟信仰不同，左宗棠未必相信万能的上帝。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猜测一番。既然左宗棠选择了为大清效力，我们就得尊重他的选择。

    老左成了香饽饽

    也许，在左宗棠看来，此次再番入幕，是权宜之计而已，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在骆秉章幕府一下就度过了近6年的幕宾生活。

    入幕后，骆秉章十分佩服左宗棠的才能，他将巡抚大权拱手让给左宗棠，让左宗棠全权操办各项事宜，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于是，左宗棠从撰写奏折到批答地方禀函都一手包办，身为巡抚的骆秉章则只管签个字而已。

    这样，骆秉章不过是虚顶着湖南巡抚的牌子，而左宗棠几乎成了把持湘抚衙署的人物。属僚有事找骆秉章，这位巡抚大人总是说：“去问季高先生。”凡是左宗棠同意的，骆秉章从来就没有摇一下头；凡是左宗棠不同意的，骆秉章也从来没有点一下头。骆秉章对左宗棠依赖程度之重、信任程度之深可见一斑。

    有一次，巡抚衙门的辕门（外大门）发炮，骆秉章听到后，不知何故，赶忙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旁边的人告诉他：“是左师爷在发军报折子。”按例，发军报折是很隆重的一件事情，一般都要巡抚亲自主持。骆秉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说明他连折稿都没有看过，左宗棠就把折稿发出去了。左宗棠专权到这种地步，让人咂舌。

    从咸丰四年三月初八日(1854年4月5日)到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日(1860年1月19日)的前后将近6年的时间里，左宗棠威震湖南，成了名副其实的香饽饽。据说那个时候湖南全省文武官员、地方乡绅都以得到左宗棠的赏识而春风得意，而左宗棠也充分利用掌握湖南巡抚职权的千载难逢之机，全力以赴，实现自己经天纬地的人生抱负。

    左宗棠之所以能得到如此重用，不是靠溜须拍马，而是靠自己肚里的真才实学。就说他刚入幕的这段日子吧，说实话，不是那么好过的。

    当时，正值长沙危机之时，长沙上下数十里都是太平军，处在包围之中，守城的部队主力是新建的湘军，统帅是在籍侍郎曾国藩。

    当太平军从湖北进入湖南时，曾国藩在衡州编练的湘军成军，陆师15营、水师10营，共一万多人，实现了张亮基、左宗棠等人在湖南创设由绅士统领军队的初衷。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督湘军从衡州出动，迎战太平军，同时还发布了轰动一时的《讨粤匪檄》。太平军虽接连攻占岳州、湘阴、靖港和宁乡，但湘军的攻势猛烈，太平军一时还不适应和这个新对手作战。于是，放弃这些地方，撤回到湖北。

    不久，石祥祯与林绍璋部太平军在湖北会合后，又重整旗鼓杀进湖南，在三月初十日（4月7日）再克岳州。接着，太平军乘胜南进，湘军纷纷溃逃，曾国藩也狼狈地逃回到长沙。

    由于骆秉章、左宗棠在长沙严密防守，太平军决定由石祥祯扼守长沙北面的靖港，林绍璋则率主力绕道宁乡攻占长沙西南的湘潭，对长沙形成了南北合围的态势。

    三月二十七日（4月24日），太平军又攻占了湘潭。到长沙仅20天的左宗棠急忙与曾国藩等人商讨对策，提出以湘军主力南攻湘潭而暂不北取靖港的建议。曾国藩原定计划动身赴湘潭，却在临行前改变了主意，自己带湘军一支向靖港进发，结果被伏击的太平军打得大败而归。

    本想凭借湘军大展拳脚，结果却被打得满地找牙，曾国藩灰心到了极点，觉得愧对皇上的厚望，朋友的信任。于是，万念俱灰的他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了，当逃到铜官渡时跳入湘江自溺，幸好被随从章寿麟救起。

    曾国藩虽然败了，但湘军的主力还在。当听到曾国藩不想活了的消息后，左宗棠微微一笑，想不到湘军的统帅竟然这么经不起挫折的打击，于是，他决定去给驻扎在长沙城外的曾国藩打打气、鼓鼓劲。

    在江边，映入左宗棠眼帘的是一口黑漆棺材，一打听才得知是曾国藩让他弟弟曾国葆特意给他买来的。

    一场败仗就让他又是跳江又是买棺材的，真是一个输不起的主儿啊。必须得让这位湘军主帅振作起来，否则将无人能控制眼前的局势。

    此时，落寞的曾国藩不和任何人说话。被救回来的他像丢了魂一样，情绪低落，几天几夜，不吃不喝，蓬头垢面，万念俱灰。他正在为没有听从左宗棠的计策而懊恼，以为左宗棠是前来奚落他的，便躺在床上装睡，根本没有打算起身接待左宗棠的意思。

    “这是哪里来的野人啊？”左宗棠看见曾国藩的尊容后开玩笑道。

    曾国藩翻了个身，背对着左宗棠，根本就不搭理他。

    “那停放在江边的黑漆棺材是你的吗？”左宗棠问道。

    曾国藩还是无语。

    左宗棠恼怒了，一拍桌子大吼道：“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曾涤生。你为了自己的私欲，竟然置大家于不顾。如果你死了，大家怎么办？”

    这是哪跟哪啊，一般人都是来安慰自己的，怎么这个左宗棠竟然骂自己呢？

    曾国藩转过头，冷冷地说：“你不用激将，对我已经没用了，不过你不能说我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左宗棠一屁股坐到曾国藩床边，说：“你二十八岁入翰苑，三十七岁授礼部侍郎衔，官居二品，诰封三代，皇恩浩荡。现在朝廷有难，你却因为兵败而打退堂鼓，这是对皇上和国家的不忠。”

    曾国藩躺在床上默不做声。

    左宗棠继续说：“令尊大人希望你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光宗耀祖。你如果让他们的愿望化为泡影，这是不孝。”

    曾国藩想要辩解什么，左宗棠冷眼望了他一眼，继续说：“一万水陆湘勇，从四处赶来投在你的麾下，眼巴巴地盼着你带他们建功立业，日后也好图个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你却要置他们于不顾，这是不仁不义。你只要一死，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就都占全了。”

    曾国藩两眼发呆，想道：我死不足惜，可死后不能留下这样的恶名啊。于是，他霍地从床上爬起，握着他的手说：“我一时糊涂，如果不是兄长的这番责骂，险些做下贻笑万世的蠢事。”

    左宗棠微露笑容说：“这才是湘军统帅啊，失败不可怕，怕的是一蹶不振。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

    左宗棠的一番痛斥还真起到了作用，把曾国藩从失败的阴影中解脱了出来。

    恰巧，湘军主力攻占湘潭的消息传来，曾国藩脸上的阴霾一扫而光，如脱胎换骨般振作了起来。骆秉章、左宗棠也跟着兴奋起来。

    而入湘太平军因为湘潭战败，主动退守岳州，由进攻转入防御。

    不久，湘军兵分三路攻下了岳州。一个月后，太平军被迫退出湖南。

    湘军总后勤部长

    咸丰四年闰七月，曾国藩从岳州前线回到长沙，不顾旅途劳顿，马上找左宗棠密谋率大军出湘东征的计划。在这段日子里，二人“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商讨对付太平军的策略及天下大势，黏糊在一起的程度让人嫉妒。最后，决定由曾国藩率湘军出兵湖北，而左宗棠在湖南为湘军补给军火、饷源，成了湘军的总后勤部长。

    咸丰四年八月（1854年10月），湘军出兵湖北，在武汉、田家镇等地击败太平军，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胜利，不久又进入江西，在年底抵达九江。

    湘军的所向披靡让曾国藩万分得意，但也露出了骄气，对于一支军队来说，这是致命的。

    左宗棠对湘军在省外的军事动向十分关注，他既为湘军连克数地而庆幸，又对湘军产生的虚骄之风表示担忧，便接连给曾国藩写信劝说他要慎重，不要轻易冒进。但曾国藩正在得意劲儿上，根本就不把左宗棠的劝说放在心上。

    骄兵必败，当主帅的都知道这个道理，但当你取得了成绩，尾巴就不由自主地翘起来了。曾国藩必将为此付出代价。咸丰四年年底（1855年初）湘军江西湖口战败，验证了左宗棠的担忧。

    当时，曾国藩率兵进攻湖口，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看出湘军水师的弱点，便用“诱敌深入，分割围歼”的计策，先将湖口的守兵撤离，诱湘军水师的一部分进入鄱阳湖，然后迅速派兵重新封锁湖口。结果，湘军水师被太平军分割在鄱阳湖内和湖外长江江面，湘军水师遭到太平军痛击。

    曾国藩慌忙弃座船逃到湘军陆营，被太平军击毁的湘军船只歪歪斜斜地散在江边，他意识到自己耗尽心血建起的水师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顿时倍感凄凉。

    曾国藩知道自己手中的赌注已经消失殆尽，深感大势已去，从头再来的希望非常渺茫，瞬间感到全身发冷，胜过沉在冰冷的江水里。羞愤至极的他又要寻死，幸亏被罗泽南等将劝住。

    湖口大捷扭转了太平天国西征军自湘潭战败以来节节失利后退的被动局势。石达开令林启容在九江牵制曾国藩的湘军，派秦日纲、陈玉成率大军进攻湖北，在咸丰五年二月十七日（1855年4月3日）攻占武昌，一个月后由湖北突入江西，在半年内连克七府四十七县。江西全局岌岌可危，龟缩在南昌的曾国藩的日子不好过了。

    左宗棠也非常关注江西的局势发展，他向湖南巡抚骆秉章进言：“太平军想在东南逞强，如果江西南昌落入太平军之手，则江、浙、闽、广都有太平军，湖南将被孤立，也就变得危险了，为了顾全东南大局，救援江西显得尤为迫切。”

    于是，骆秉章一面吩咐王鑫在湖南招兵买马，一面派刘长佑速带援军赶往江西。这样，曾国藩才得到了苟延残喘的机会。

    本来石达开已经控制了江西战场，并有可能全歼曾国藩的湘军。此时，太平军内部的变动使江西战局向不利于太平军的方面转变。

    咸丰六年二月（1856年3月）石达开接到调令：率军东归去夹击江南大营。就这样，太平天国错失了全歼湘军的绝佳时机。石达开在回军途中，没想到天京城内又发生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讧事件。为了维护最高权力，洪秀全指使北王韦昌辉杀死了东王杨秀清和同伙2万多人，后来，韦昌辉也被处死。石达开赶回天京护驾却无端遭到洪秀全的猜忌。后来，石达开率领精锐部队离开天京，转战东南，在四川大渡河兵败身亡。这些变故使太平天国的优势一下子化为乌有。

    就这样，湘军不仅得到了喘气的机会，也为卷土重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两把刷子不是吹的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扔下江西的乱摊子，回籍丁忧，左宗棠开始担负对入赣湘军的遥控指挥。你也许会认为左宗棠在吹牛，他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实际上，身为湘军总后勤部长，左宗棠还真有两把刷子。为了彻底解决江西的危局，他一再加派军队，使入赣湘军的总兵力达16000多人。

    左宗棠主张控制南昌以南、赣州以北的江西腹地，把攻打瑞州、临江（今清江）等府城视为关系“江西大局”的重中之重。在他的策划下，湘军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即先后攻克瑞州、袁州、临江、吉安、抚州、建昌六府，太平天国西征军所开辟的江西根据地大部分都丧失了。

    咸丰八年四月（1858年5月）左宗棠又与胡林翼合谋，攻克了九江。这样，湘军又完全夺回了江西的控制权。

    咸丰九年二月（1859年3月），从太平天国分裂出的石达开率所部太平军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省攻入湖南，连克郴州、桂阳州等地，进围衡阳。湖南的局势开始变得危急起来。

    这些年来，左宗棠一直运筹于帷幄之中，看到这次军情紧急，希望自己也能亲临前线，锻炼一下自己的实战能力，于是向骆秉章提出到前线指挥的请求，但骆秉章已经习惯了倚靠左宗棠，不愿意让他离开。所以，左宗棠亲临一线，感受战火硝烟的梦想没能实现。

    不过，面对来势汹汹的石达开，左宗棠也没有含糊。根据太平军的进军动向，他判断出石达开可能出兵湘中的宝庆，便命令在籍湘军头目刘长佑等人迅速招集旧部，对太平军严加防堵。

    我们不得不佩服左宗棠的神机妙算。因为石达开果然率军在祁阳强渡湘江后，向宝庆迅疾驰进。湘军以逸待劳，打得酣畅淋漓，那叫一个爽啊。结果，石达开攻占湘军老巢的道路被阻，只好率兵从宝庆撤退，冲出湖南，进入广西。而对于湘军来说，湖南再度得到解围。

    既解决了湘军在江西的困境，又阻挡了石达开的进军，这与左宗棠执行的“外援五省，内清四境”的方针是分不开的。

    在乱世，想保持一方安定是很不容易的。

    湖南境外战火纷飞，湖南境内也不是那么安宁。会党起义此起彼伏，另外，还有盐枭、烟枭等也时常闹事。左宗棠协助骆秉章内清四境，对境内不安定因素进行了严厉镇压。

    而在外援方面，除了与鄂、赣二省的太平军作战外，还多次援助粤、桂、黔三省。湖南既然支援5省，就不仅是派兵出去那么简单，还要供应军饷和军械等。

    我们知道，战争就是一台烧钱的机器。所以，几万湘军的军饷就是摆在左宗棠面前的一道难题。

    当时，湖南是个中等偏下的省份，财政本来就拮据，还要供应邻省作战湘军的军饷，这是个大问题。

    左宗棠向来认为“筹兵不难，难在筹饷”，所以，他非常重视调理财税，协助骆秉章开源节流。

    在咸丰五年（1855年），左宗棠除了对富豪乡绅劝捐外，还在长沙设立厘金总局，向商贾征收税款以充军饷。

    厘金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贸易征税制度之一。最初是地方筹集饷需的方法，又名捐厘。厘是值百抽一的意思，实际上厘税往往超过百分之一。

    湖南创办厘金没有像别的省区那样依靠官员胥吏，而是征召所谓廉洁朴实的士绅来管理。在政治上能够进一步动员地主士绅，使他们加入到反对农民起义的行列中来。咸丰六年四月（1856年5月），湖南在宜州、郴州设局抽取货厘、盐厘，随后又在岳州和各府遍设厘局。厘金的实行，尽管暂时缓和了清廷和地方的财政危机，但这种经济勒索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并阻遏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另外，左宗棠还协助骆秉章做了两件对人民有益的事情：罢大钱和剔漕弊。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清廷从咸丰三年（1853年）起开始滥发“当千”、“当五百”、“当百”、“当十”、“当五”等价值不等的大钱，一度造成金融混乱，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危害，使广大百姓深受其害。湖南在第二年也开始铸造大钱，这种新币和流通多年的旧制钱相比，含铜量远远不够，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劣币”。不法官商为了谋利，争相私自铸造大钱，市场开始混乱。

    左宗棠断定不能铸发大钱，骆秉章采纳他的建议，停用大钱并按一定的比例回收境内已发的大钱，使市场恢复了正常秩序。后来，湖南拒绝使用户部发来的八万两面值的钞票，又一次使湖南百姓免受损失。这两场金融风暴总算是过去了，左宗棠松了一口气，湖南百姓对他赞不绝口。

    清代的“漕粮”是一种粮食税。由于北方缺粮，要从南方征粮经大运河北运，清廷就借口在地丁（土地、人口）税之外，再征收一些粮食。原来为数也不多，但湖南的赋税征收相当混乱，地方官吏横征暴敛。按规定，漕米折银，每石为一两三钱。但因为繁重的浮收勒索，湖南漕粮每石竟高达六两之多。常常激起城乡人民的抗官、抗粮斗争，因此必须改革旧的钱粮征收办法。

    骆秉章和左宗棠下令各州县淘汰陋规，鼓励地方人士提出除弊的方案。这一年，湘潭举人周焕南到湖南藩司，建议对征收钱粮章程进行核定，从而固定法定赋税之外的附加额，以免不断增派。

    于是，左宗棠说服骆秉章采纳周焕南的建议，漕粮征收之数，每石以三两为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并充实了军饷，根除了以前那种浮收滥取的弊病。这种改革措施有效地阻止了地方官吏的盘剥，同时增加了湖南的税收。

    有了理财高手左宗棠，不仅稳定了湖南的社会经济，还为湘军在江西战场上的胜利提供了可靠保证。

    另外，左宗棠十分重视整饬吏治。他认为天下之乱是由于政治不修明，而政治不修明是由于缺乏人才。所以，他把奖廉罚贪看成是整饬吏治的关键，并且以身作则，赏罚分明。他还注重起用绅士任官，不断扩大绅权，湖南地方官吏和湘军从统领到营官的各级官职大多由湘籍地方士子充任。这样，不仅确保了湖南的防守，而且把湖南建成了支撑湘军在湖北、江西作战的后方基地。

    在六年的幕府生涯中，在骆秉章的支持下，左宗棠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发挥，年轻时代的所学得到了应有的应用。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段幕府生涯，后期的左宗棠就很难有飞黄腾达，也很难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树大必然招风

    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掌握省政，证明他确实是地主阶级的一个绝世奇才。他的所作所为让他在政界声名鹊起，被朝野所瞩目。

    咸丰五年十二月（1856年1月），与左宗棠没有交往的浙籍御史宗稷辰在上疏荐举人才时把左宗棠列为首位。咸丰六年正月（1856年2月），曾国藩又上奏表述左宗棠接济军饷的功劳。于是，清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并赏戴花翎。接着，胡林翼在七月（8月）又上奏荐举左宗棠为将才。

    有这么多人为左宗棠说好话，貌似他的好日子要来了。可世事难测，谁也料不到自己下一步会遭遇什么不测，被认为是绝世奇才的左宗棠也不例外。

    这些高级官员争相举荐，希望左宗棠能出一臂之力，挽救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因此，咸丰皇帝也一直注意左宗棠，他命骆秉章把左宗棠“送部引见”，以便一睹庐山真面目。可骆秉章出于私心不愿让这个被喻为诸葛亮式的才子离开湘幕，于是，在复奏中表示：湖南军务严峻，等会试之年，再送部引见。结果，左宗棠就这样被扣了下来。

    骆秉章本来是想让左宗棠在湖南再发挥一下热量，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这个决定差点断送了左宗棠的前程。

    左宗棠帮助骆秉章整饬湖南吏治时，罢免并惩办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得罪了不少人。这些人咽不下这口恶气，总想找机会整治一下把他们拉下马的左宗棠。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被这群小人盯住的左宗棠会有好日子过吗？

    官场的风云变幻不亚于江湖的险恶，就在左宗棠有望飞黄腾达的时候，却突生变故。在咸丰八九年间，左宗棠遭遇了“樊燮案”，他险些因此身败名裂，性命不保。这个案件最为人乐道的细节，就是左宗棠开口骂人，甚至动手打了人。

    若想了解“樊燮案”的来龙去脉，先看看樊燮这个人吧。

    樊燮是湖北人，时任湖南永州总兵，名声不怎么样，属于贪官污吏的行列。骆秉章恨透了这颗老鼠屎，准备找机会把他清除掉。

    咸丰八年（1858年）十一月，湖南提督塔齐布在军中病逝，提督出缺。于是，湖广总督官文推举樊燮署理湖南提督。有趣的是，官文的荐折递到北京还没几天，湖南巡抚骆秉章上了一道《参劾永州镇樊燮违例乘舆私役弁兵折》，参劾樊燮。

    参劾的理由是：

    1乱坐轿子。按照清朝制度，武官是不能坐轿子的，只能骑马。因为武官是要行军打仗的，必须时刻锻炼身体，弓马娴熟。如果总坐轿子，身体弱了，意志减了，就不像一个军人了，还谈何打仗。据说，樊燮作为军人，出门从不骑马，要摆文职官员的谱，非坐轿子不可。更气人的是，有一次检阅新兵，竟让侍从把轿帘掀起，坐在轿子里面阅兵。永州百姓根据他的丑态，编了一条歇后语：樊总兵阅兵——坐着看。樊燮乘轿出行的行为严重违例。

    2让士兵给自己干私活。樊燮经常命令士兵到家里为他干家务活，如，抬轿子，看大门，甚至做园丁——樊燮喜欢种草养花。表面上是使唤公家的人，实质上是挪用公家的钱——用士兵做佣人，自己就省下了雇佣的钱。樊燮是变相地挪用、贪污军费。

    咸丰帝看到奏折后，非常恼火，批示：樊燮立即开缺。这下，不仅不让樊燮署理提督，连总兵也不要他做了，停职接受检查。

    樊燮被革职以后，骆秉章又派人前往永州调查发现，樊燮的零花钱都是从军营中提取的，他擅动九百六十多两军费，三千三百六十多串公项钱，又动用米折银两。这樊燮还真不客气，把军营当成自个家了。

    咸丰九年二月（1859年3月），左宗棠又为骆秉章撰写《已革樊总兵劣迹有据请提省究办折》上奏。咸丰帝阅览后，把奏折狠狠地摔在了地上，这是什么官员，大清就是让这些贪官蛀空了。立即发出上谕：“已革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种种劣迹证据确凿，擅提廉俸逾千，即行拿问，交骆秉章严审，听候查办。”

    后来，永州知府黄文琛因公前往岳州，正好遇上巡视的骆秉章。一是为了礼节，二是汇报地方上的情况，黄文琛就去拜见了骆秉章。樊燮知道了这件事，以为是黄文琛告他的黑状。他为了逃脱罪责，争取主动，就想办法弥补一下。

    地球人都知道，左宗棠虽然只是一个举人，但他是湖南巡抚名副其实的二把手，骆秉章的重要奏折大都由他起草，甚至由他直接发出。这个弹劾案十有八九也是左宗棠的杰作。因为疾恶如仇的左宗棠如果知道省内有德性如此之差的军官，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滚蛋的，否则他就不是左宗棠了。

    解铃还须系铃人，所以，樊燮便前去长沙拜谒左宗棠，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以便打个翻身仗。

    当时，左宗棠在湖南官场名声远扬，接见文武官员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并且来见他的官员都对他十分恭敬。樊燮自然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虽然他是身居朝廷二品的命官，但对左宗棠还是很尊敬的。

    樊燮一进左宗棠的办公室，就作揖行礼，请左先生训话。而左宗棠对他的一些劣迹早就有所耳闻，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所以，对眼前的人不屑一顾。

    樊燮一番长篇大论后，左宗棠除了点了几下头外，一句话也没说。樊燮有些受不了了，自己好歹也曾是朝廷二品的命官，而你左宗棠充其量就是一个小小的举人。拿着鸡毛当令箭，当什么大尾巴狼啊。

    受了这样的冷眼相待，樊燮起身拱手告辞。

    “且慢。”左宗棠终于开口了。

    “左先生有何指教？”樊燮不耐烦地问。

    樊燮是来求左宗棠办事的，原本应该谦卑有礼，但在见面时他仅仅很随意地拱手作揖，而没有按礼节屈体请安。对于这种傲慢，左宗棠心中很是不快。

    “来见我的武官，官职无论大小，都要先行请安，你不请安，干吗来见我？”

    心胸狭窄的樊燮终于被激怒了，顶撞道：“朝廷体制，没有武官见师爷要行请安礼的。你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举人，狗仗人势，有什么了不起？”

    就这样，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了起来。

    盛怒之下的左宗棠忍无可忍，“啪”重重地给了樊燮一耳光。

    樊燮蒙了，除了他爸打过他，这辈子还没人动过他一指头呢。他一下子没了理智，要跟左宗棠拼命，结果，被侍卫死死抱住拖到了外面。

    樊燮好歹也是个七尺男儿，哪里能受得了这样的羞辱，便发誓要报复左宗棠，出这口恶气。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樊燮再怎么说也曾是个二品大员，尤其像他这种“庸官”，一定很有背景，不出所料，他搬出了自己的后台——官文。

    官文是满洲正白旗人，此刻任湖广总督一职，是骆秉章的顶头上司。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骆秉章都要掂量掂量官文的分量，何况没有官名的左宗棠，更应该小心谨慎一些。

    樊燮怀着满肚子的委屈和怨恨向湖广总督衙门哭诉喊冤。当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一番后，官文也异常恼火。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这不是公然和自己叫板吗？不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于是，他联合湖南布政使文恪等满族贵族，准备支持樊燮，向左宗棠发起反击。

    其实，官文和骆秉章一直矛盾不断，在公事上，骆秉章经常和官文对着干，官文觉得很没面子，但对这个巡抚也没什么办法，可要对付个小小的举人左宗棠是举手之劳的事。于是，借着樊燮的这档子事，开始向骆秉章打出了重拳。

    从表面上看，官文是为手下部将伸张正义，实则伺机报复。晚清时，满汉官僚一向积怨很深，官文身为满洲权贵，而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势力日益壮大，使一些满族官僚惶惶而不可终日。官文此举正是杀鸡给猴看，借此灭一灭汉族官僚的威风。

    早就听说湖南巡抚衙门的大小事情都由幕府左宗棠一手操办，于是，官文决定把怒气撒到左宗棠身上，争取从这个幕宾身上打开一个缺口。

    接受了樊燮控告的官文经过一番思索后，这样奏报朝廷：永州知府黄文琛等与湖南巡抚幕宾劣绅左宗棠，陷害总兵樊燮，当然不忘添油加醋一番。

    满族贵族大员在咸丰帝心中一直有很高的地位，当他看到奏折后，龙颜大怒，立即下旨：要是左宗棠真有不法的事，可就地正法。并且，命官文与湖北正考官钱宝青将左宗棠逮捕到武昌审判。

    这种结果是官文求之不得的，他准备将左宗棠押往武昌问罪，处死。

    在这些满族地方大员的策划操纵下，本来十分平常的一件参劾案，一下子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从师爷到通缉犯

    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左宗棠也估计到了事态的严重性，随时可能性命不保。最让他痛心的是，这件案子初起之时，整个湖南官场，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为他申辩。一个人战斗的他怎么能敌得过后台强硬的满族贵族。所以，他向骆秉章提出辞职，以便避一避风头。

    但刀已经架到了脖子上，想要拿开，没那么容易。

    因为这个案子是咸丰帝钦定，湖广总督官文和湖北正考官钱宝青直接审办，骆秉章尽管清楚左宗棠是被冤枉的，也无计可施。

    眼看，左宗棠就要成为满族地方要员与新崛起的汉族地方势力权力角逐的牺牲品了。有人会救他吗？谁又能救他呢？

    既然对方已经亮剑，汉族地方势力也不是吃素的，接招便是。

    经历了短暂的沉默后，汉人官员纷纷千方百计地保救左宗棠。

    湖北巡抚胡林翼眼见自己的生死之交落难，心里万分焦急，给官文写信，为左宗棠说尽了好话，希望自己的上司能手下留情。但官文却毫不留情地拒绝了胡林翼的请求。无奈，胡林翼又请曾国藩想法营救，曾国藩便请他的门生钱宝青设法援救。

    但官文对这些求情要么推延，要么不加理会，摆出一副非得置左宗棠于死地而后快的架势。

    这些汉人官员们慌了，尤其是骆秉章，觉得自己对不起左宗棠。看来，只有在朝廷中找一位能和皇上说上话的主儿，来解救左宗棠了。

    咸丰帝一贯偏听满族大臣，满人肃顺就是一位被宠信的重臣，也是一位首先倡导重用汉人的朝廷内臣。

    我们知道，满清自入关建立王朝以来，一直对汉人歧视猜忌，不加以重用，更不给汉人兵权。太平军起义后，八旗清军接连战败，大清王朝摇摇欲坠，此刻，肃顺提出重用汉人，挽救大清王朝。从而，湘军兴起，曾国藩、胡林翼等被委以重任，掌握军事大权。

    可见，肃顺虽然是满人，但和这些汉人官员还是有一定联系的。于是，骆秉章就给在京的翰林郭嵩焘写信，请他向户部尚书肃顺求情。

    郭嵩焘得知这个情况后，大吃一惊，因为他和左宗棠是同乡好友，不便率先说话，便委托肃顺的幕客高心夔和王闿运向肃顺求救。

    肃顺道：“我作为朝内大臣，一个人也不便在皇上面前讲话，只有等到朝廷内外的大臣上奏保荐左宗棠，我才好向皇上进言。”

    郭嵩焘看到了希望，马上请侍读学士、和他同值南书房的潘祖荫出面给皇上保荐奏疏，营救左宗棠。他还对潘祖荫说：“大清如果失去了左宗棠，湖南将无人主持大局，必然倾覆，东南一带的局势就无力挽回了。”

    潘祖荫对左宗棠的事迹也略有耳闻，所以，二话没说就上疏为左宗棠辩护说：“楚南一军不仅在本省立功，还援应江西、湖北、广西、贵州等，所向披靡。骆秉章固然调度有方，左宗棠运筹决胜也功不可没，这是天下人有目共睹的事实，也在皇上的圣明洞鉴之中。”接着，他说出来传诵一时的一句话：“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

    一个没有官职的左宗棠被潘祖荫提高到关系国家安危的高度，后来，左宗棠不仅保住了性命，这两句话也被人们记在了心间。

    最后，潘祖荫又介绍了左宗棠的为人，“秉性刚直，疾恶如仇，他的一些做法损害了地方官员的私利，自然会被图谋陷害。而湖广总督官文被假象迷惑，轻率处理，做法有待商榷。一个在籍的举人，个人去留无足轻重，但楚南事势关系尤大，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

    与此同时，骆秉章也反复上奏，说明樊燮诬陷左宗棠，并把樊亲供文件和所查明的账册送缴军机处进行辩驳。

    官文怎么也没想到，如何处置左宗棠竟然牵涉到这么多人，尤其是肃顺，也在为左宗棠说好话。这下，问题就不一般了，他密切窥视京师的动向，不敢对左宗棠轻易加以处置。

    对于左宗棠的才干，咸丰帝也早有耳闻，他看着桌子上的一堆奏疏，拿不定主意，便对肃顺说：“当今天下是多事之秋，如果左宗棠真的擅长军事，就应该不计其过加以录用。”

    很明显，咸丰帝想找个台阶下。肃顺是个识大体的人，更善于察言观色，于是，奏道：“臣听说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中出谋划策，效果显着，骆秉章的功劳实际都是左宗棠的功劳。这样难得的人才，皇上自然会爱惜的。请皇上给官文下密旨，并把朝廷内外保荐左宗棠的奏疏也寄给他，让他酌情处理此案，才是上上策。”

    咸丰帝采纳了肃顺的建议，免去了左宗棠的罪名，并准备委以重任。

    官文知道朝廷有意重用左宗棠后，便更改了原判，左宗棠无罪释放。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捡回了一条命的左宗棠心灰意懒，每当想到这场风波就胆战心惊。于是，他决定退出湖南幕府，重回柳庄隐居。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左宗棠的危机解除了，为他说好话求情的汉族官员还没来得及庆祝，就被左宗棠准备退隐的决定给雷到了。

    一些朋友纷纷来信加以劝阻，无非就是先替左宗棠打抱不平一番，然后说一些功高被人嫉妒之类的话语。不过，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希望左宗棠能继续和太平军对抗，等天下安定后，再隐居也不晚。

    这些友人们对左宗棠的期望还是比较高的，可他们没有经历类似左宗棠那种一只脚迈进鬼门关的感觉，有点儿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味。

    好在，左宗棠最后打消了“隐居”的念头，一来是友人的劝告，还有一个更深的顾虑是，皇上已经让他出来为大清效力，他无论如何都不敢明目张胆地违抗皇命。不过，他实在是不愿意再待在幕府了，虽然他曾在这个地方运筹帷幄，也在这里感受到了被尊重的乐趣，但这里也差点成了他的葬身之地，所以，左宗棠决定要离开这里，他以参加会试为借口，准备离开幕府。

    骆秉章自然不想让左宗棠离开自己，但看到左宗棠去意已定，而且形势也缓和了下来，便没有加以阻拦。

    咸丰九年十二月（1860年1月），左宗棠向骆秉章告辞，荐刘蓉入湘幕，从而结束了他的第二次幕宾生涯。

    接着，咸丰十年正月（1860年2月），左宗棠从长沙启程北上，准备到北京参加为咸丰皇帝三十华诞而特开的“恩科”会试。三月初三日（3月24日），左宗棠一路冒着严寒，到达了湖北襄阳。

    这时，左宗棠接到了胡林翼派专差送来的密函：现在那些诬陷你的人还不甘心，在暗地里布下了网罗，而且鄂帅（官文）也正在策划构陷你的方法，京师谣言纷起，千万不要去，否则是自投罗网。只能静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最后，还劝他到英山驻地相聚。

    这些小人真是阴魂不散，自己不就惩办了几个贪官吗，至于他们这样赶尽杀绝吗？这是什么世道啊！在天子脚下都敢造次，这群人的能量真是不小啊。

    左宗棠开始踌躇了，自己已经身处险境，前方就是火坑和陷阱，自己是勇往直前，还是……他立身天地间，四顾苍茫，想想自己做师爷的那段日子叱咤风云，多么威风。如今自己却是如此的渺小和无助，不得已只好回头去找胡林翼商量对策。

    左宗棠是一个自信心极强的人，很少接受别人的意见。不过，这次不同，因为他甘愿同太平军在疆场拼死，也不愿意被小人诬陷迫害。所以，他从襄阳辗转到湖北英山县的胡林翼大营。

    那时，曾国藩在安徽宿松驻军，准备进军安庆，听说左宗棠抵达英山，就派专人把他请到了宿松，共商军事。

    于是，左宗棠又从英山抵达皖西宿松县的曾国藩大营。心中万分悲愤的左宗棠恨不得向曾国藩讨要一支军马，马革裹尸以解心中的愤慨。多亏众人劝说，他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久，胡林翼也赶到宿松，李鸿章、曾国荃等也相继来到宿松。他们一起畅谈军事，尤其以曾、左、胡三人聚在一起最多，往往要秉烛夜谈，才能尽兴。

    这次宿松会晤非常重要，因为关系到湘军未来的走向以及清廷的命运。

    不知不觉，20多天就过去了，左宗棠虽然出了不少主意，但他觉得军营不是自己的最终归宿，深山老林才是他的终点。于是，他又想回湖南隐居。

    经过这次会晤，曾国藩和胡林翼更加感到大清需要左宗棠这样的人才，自然千般阻拦。但左宗棠生性倔强，就认准了隐遁一条路。恰巧又接到了家信，儿子孝威患病，于是，左宗棠决定立即回家。

    当左宗棠准备动身时，曾国藩接到了上谕：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具有很强的军事才能。眼下反贼对两湖虎视眈眈，是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操办团练，还是该调到你的手下效力？

    这道上谕说明皇上在考虑左宗棠的安排，看来，“樊燮案”已了，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于是，劝左宗棠打消隐居的念头，回湖南静候圣旨。

    皇上发话了，左宗棠就是想不从命，也没办法，于是，在四月十八日起程回到了湖南。

    曾国藩和胡林翼商量一番后，上奏：左宗棠刚直吃苦，通晓军事，让他在湖南募勇六千人，以救江西、浙江、皖南的疆土。

    “樊燮案”虽然一度让左宗棠陷入危困的局面，但由于汉族大臣对他的保荐，终于，又让他得到了重用。

    咸丰十年五月初八日（6月26日），左宗棠从宿松返抵长沙3天后接到了清廷命他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的谕令。这对左宗棠来说，可谓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的政治生涯有了新的转机。

    左宗棠也不含糊，从此再也没有了隐居山林的念头，而是告别家乡，正式拉开了东征西战的序幕，开始了几十年的戎马生涯。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经历了生死波折的左宗棠注定会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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