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青春再来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谢晋几乎没有什么作品，而1977年的《青春》预示着谢大导演艺术青春的再度萌发。
《青春》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生长在翡翠岭的农民女儿亚妹已经聋哑了13年，解放军医疗队来到山村，向晖医生给亚妹精心治疗，使她恢复了听觉，开口说了话。亚妹感激党和毛主席给了她新生命，希望为革命贡献青春。在向晖的帮助下，亚妹穿上了军装。亚妹的好朋友阿燕不安心本职工作，想去学医，亚妹批评了她，两人产生了隔阂。在指导员凌雪的帮助下，两人重归于好。在成绩考核中，亚妹接错了一次电话，将被调去做别的工作，司令员得知此事，让亚妹留在了通讯班。向晖是个老红军，战斗中负过伤，又因长期忘我地工作，积劳成疾。她的革命精神鼓舞着周围所有的人。向晖带病前来参加新式武器装备试验，使亚妹深受感动，她满怀激情地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向晖病情恶化，党中央派直升飞机接她到北京治疗，人们含泪把她送走。在激烈的战斗中，亚妹坚守岗位，用耳朵和声音传达司令部的战斗号令，也将胜利的喜讯送到了北京。战斗结束了，亚妹从耳机中听到了向晖的声音：“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让我们每个人都贡献出自己的青春！”
在《青春》这部影片里，观众看到了一颗新星——陈冲。谢晋委托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老搭档武珍年帮他找饰演哑妹的小演员，而后者当时正创办上影厂演员剧团培训班，不愁没有小演员。最后培训班里年龄最小，但灵气十足的陈冲被谢晋选中。
1961年出生于上海的陈冲当时才16岁，还是上海青春中学的学生，出身于一个医务工作者家庭，书香门庭让陈冲从小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故而气韵娴雅又资质天成、毫无造作。《青春》是陈冲最早涉足影坛的作品，充满了电影新人特有的青涩味，而同时表现出的自然之态已足够令刚刚借《青春》崭露头角的陈冲光彩熠熠了。后来黄健中导演邀请陈冲出演著名电影《小花》里的赵小花一角，就是基于陈冲在《青春》里的上佳表现。有人说，谢晋每开拍一部影片，就培养一颗新星，此言固然十中八九，但谢晋挑选演员重其本色，就气质和特长来定角色，使其自然发挥，却也是“谢家军”在影坛久盛不衰的奥义之一。巧合的是就读于上海青春中学的陈冲被挑来演《青春》，这也是她第一部电影作品，亦是这十年后谢晋重出影坛的问路作品，《青春》的名字起得妙，一语双关，谢导的艺术青春回来了！
1979年出品的《啊！摇篮》从后来人的眼光看，是一部特立独行的战争片，更是一部催人泪下、感人肺腑的伦理片。从特定意义上说，《啊！摇篮》是“文化大革命”后重人情、尚人文电影的摇篮。从《啊！摇篮》一片里，观众看到了“个人”的复归，也看到了人性的复归。“中国小说总是不静止地叙述人物的内心活动，而往往偏重通过人物的外部言和行的表现使读者体会到人物的内心活动。这是中国古典小说不同于外国小说的一点。”和中国古典小说极为相似的是，中国的电影也往往把精力集中在群像的塑造、集体英雄主义的表现上，浓墨重彩地表现使观众对群体的印象比较深，而相对地忽略人物内心的表现——因为这也不是影片制作者的主要追求。从1979年开始，这种现象有所改变。
这一年谢晋的《啊！摇篮》面世了。提起《啊！摇篮》，出生在20世纪60—70年代的观众可能会觉得似曾相识又模糊恍惚，但你还记得儿时那首《月饼歌》吗？“八月十五月儿圆啊，爷爷教我做月饼啊……”甜美圆润的童声能把我们带到影片所表现的短暂的温馨与快乐中，更能把我们带入一段因存有《啊！摇篮》的记忆而为之缤纷的童年回想。
这一次又是祝希娟与谢晋合作拍片，距离他们上一次在《红色娘子军》里的合作，之间隔了近20年。当年的祝希娟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姑娘，是大鹏初展翅而恨天低的“毛头”新演员。拍摄《啊！摇篮》时，她已经验老到、阅历丰富，是个实力与资历兼备的“老”演员了。而饰演肖汉平的张勇手、饰演老红军罗桂田的村里，都是表演经验丰富无比的好演员。后来在影坛颇有名气，当时才11岁的马晓晴饰演14岁的小保育员湘竹，才2岁多的童星方超饰演亮亮，他们人虽小，演艺上的本事可不小，再加上有谢晋导演、石晓华副导演（著名儿童电影《泉水叮咚》的导演）在旁说戏、导戏，《啊！摇篮》的故事情节展开得较为顺畅。
几个成年人、一群小孩子，构成了《啊！摇篮》朴素而极具人情美的故事：
1947年，延安保育院的几十个孩子离开亲生父母，由保育员们带领着从延安炮火中撤退。我军旅长肖汉平接到上级命令，把营教导员李楠从前线调来，派她和警卫员丁大与《啊！摇篮》的小演员合影勇去寻找并护送这些孩子去解放区。这些孩子每个都有着不同的经历：亮亮的父亲已经牺牲，母亲负伤，危在旦夕；丹丹是个孤儿；院生是母亲被打出家门后生在保育院的；冬来的父母都在前方打仗……老红军罗桂田、陕北妇女赵玉霞、14岁的小保育员湘竹为保护、带好这批革命幼苗付出了全部的爱。李楠找到他们后，看到这支队伍婆婆妈妈、拖拖拉拉，觉得不如带兵打仗痛快！过去痛苦的经历也使她回避了对孩子的爱。在古长城的烽火台上，李楠看到在战争中失去妻子和儿子的肖旅长对生活充满信心，虽身负重任，但与孩子们在一起时，却显得那样开心，表现出对孩子们真挚的爱。特别是当得知亮亮的母亲阵亡，想到她生前的嘱托，李楠的内心更是深受触动。可在肖汉平向她表示爱慕之情时，她却回避了。她为何这样做？在罗桂田牺牲前，她向他吐露了内心的隐秘真情。罗桂田像父亲一样帮她消除了内心深处的隐痛。最后，在表彰保育院的大会上，孩子们亲热地称李楠为“李妈妈”。亮亮有了李楠妈妈，又有了肖汉平爸爸。其他孩子也都找到了自己的家。
该片获文化部1979年优秀影片奖。它的得奖并不出人意料。影片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塑造了多个富有个性特色的人物，使之具有较大的思想容量，深化了作品的主旨。该片突出表现了人性美和人情美，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是《啊！摇篮》的重中之重。《啊！摇篮》里的爱包括母爱、同志之爱、男女之爱，影片将之淋漓尽致地加以表现，使之充满人情味和人道主义精神，观众在强烈的艺术感染中领略了它慈爱而博大的主题，接受了《啊！摇篮》。
《啊！摇篮》在战火纷飞的背景下展开故事，讲述的却是战火肆虐下的正常人和他们的烟火人生。他们是战士，也是生活中的普通人，既能杀敌，也在积极争取活下去的机会和乐趣。人性美和人情美被突出、被特写，呈现在观众面前。战斗的意义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更多善良的人更有权利和机会活下去、更好地活下去！
在新中国建立以来数以百计的战争片中，讴歌战争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的电影逐渐取代了正面描写战场的片子而站到了最受观众瞩目的位置上，表现出电影艺术家们对战争的思考、对战争中的普通人的关注。而艺术家们令观众体会到战争中舍生忘死的英雄战士正是由这些普通人组成的。战场上的英雄儿女淡去金闪闪的光晕，还原为有血有肉、会哭会痛的普通人，不但无损于他们的英雄形象，反而更增加了真实性和感染力。《啊！摇篮》中的李楠在失败的旧式婚姻里被剥夺了母性，而她自己也一直压抑着它，似乎母性会成为革命战士身上的弱点。她自己失去了一个家，却也并不遗憾，心里本能地逃避着“家”这个字眼。而片中的肖汉平失去了妻儿、亮亮失去了双亲，和李楠一样——他们都是谢晋导演认为的“不完整”的人。如何完整，那就是回到“家”的怀抱。谢晋特有的对“家”的执著和情怀在他的许多作品里都有体现，被人归纳为“谢晋模式”，成为谢晋电影的一个特色，如《女篮五号》中田振华与林洁、林小洁重组成的一个家，《天云山传奇》里冯晴岚与罗群在风雨飘摇中组成的家，《牧马人》里许灵均和秀芝及儿子清清组成的牧场之家……不论如何，谢晋本着一颗温暖的心，也希望人间一切善良的灵魂都能找到归宿，得到家的温暖。仅凭这一点，看谢晋的电影就永远不会失望，谢晋的作品就永远不会过时。
2．牧马传奇
刚刚拍完《啊！摇篮》，《天云山传奇》就在电影厂的“摇篮”里等着了，当时还有一个可供选择的剧本是《燕归来》，但《天云山传奇》更能引起这位经历坎坷的大艺术家的共鸣，更重要的是，谢晋相信《天云山传奇》能得到全国观众的共鸣。于是，他选择了拍摄《天云山传奇》。
《天云山传奇》的剧情如下：
20世纪50年代初，刚从学校毕业的女学生宋薇和冯晴岚参加了天云山考察队。考察队新上任的政委罗群和宋薇产生了爱情。1957年春，宋薇调至党校学习，并入了党，正当她与罗群准备结婚之际，反右运动开始了，罗群竟被划为右派分子。领导天云山考察队反右运动的吴遥启发宋薇和罗群划清界线，宋薇迫于政治压力，痛苦地和罗群分了手，之后又嫁给了吴遥。罗群被遣返到农村监督劳动，冯晴岚对罗群久已怀有敬佩与爱慕之情，因而离开考察队，来到罗群身边，排除外来的种种压力，和他结了婚。两人真挚相爱，患难与共。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吴遥任地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宋薇也升任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一天，年轻姑娘周渝贞向宋薇谈起她在天云山见到一个名叫罗群的马车夫，至今还是个没有改正的右派分子。宋薇问心有愧，决定亲自过问罗群的冤案，但遭到吴遥粗暴的干涉。宋薇坚持为罗群向上级申诉，冲破重重阻力，终于使罗群得以改正。正当这一喜讯传来时，冯晴岚却因劳累过度而与世长辞。宋薇来到冯晴岚的墓地，远远望见罗群在墓前默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作家、艺术家开始反思那期间的人和事，产生了大量的作品，被总结为“反思文学”。《天云山传奇》是电影作品，也属“反思文学”的代表作，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片中清醒和执著的罗群、纯真和善良的冯晴岚、动摇和醒悟的宋薇、冷漠和自大的吴遥，都很容易让观众在生活中找到原型，全国就《天云山传奇》引发观后感大讨论，高潮迭起，观众们和读者无不心潮澎湃。影片本身故事情节一波三折、艺术手法新颖、演员表演自然纯熟，《天云山传奇》的确创造了大地春回时的电影界传奇。许多观众钦佩罗群的清醒坚毅和冯晴岚的善良坚强，惋惜宋薇的动摇软弱，更有人将自己放入其中，在宋薇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而心海生波，叹惜命运弄人……一时间观众的情绪被《天云山传奇》充分地调动起来了，其反应之强烈，远远超出了谢晋的预计。对过往的总结与反思，对坚持正义和理想者的讴歌与赞颂，在《天云山传奇》里谢晋都做到了，而且也让全国人民都领会到了他的拍摄意图。通过这个故事，从政治、伦理、道德的角度分析历史教训，探讨悲剧产生的根源。影片着重刻画罗群和围绕他的几个女性的不同性格，将人物的个性、情感变化与政治风云、社会矛盾、历史发展融合在一起，突出了影片主题。
在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谢晋还是一如既往地求真、求生活化。2008年谢晋去世后，扮演罗群的石维坚和扮演宋薇的王馥荔受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邀请，参加纪念谢晋导演的活动时，两位艺术家深情回忆与谢导的合作，并不约而同地提及拍摄《天云山传奇》时对谢导留下的印象：
认真、求真。石维坚回忆，谢晋导演当时一直对他强调，表演要生活化，要求真。谢晋说，艺术中的真实好比是两手合捧的一掬水，如果认为洒掉一点点不要紧，那么一捧水就这里洒一点，那里洒一点，手上的水就所剩无几了！因此，当时石维坚、王馥荔等人就被要求真实地体验主人公的生活。如石维坚，仅仅是一个走路的镜头，谢导都会和他推敲很久，务必要符合生活的真实。
《天云山传奇》获1981年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摄影奖、最佳美术奖，第四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文化部1980年优秀影片奖，1982年香港第一届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奖。一系列的殊荣背后，体现的是大众对谢晋导演从不放弃探索、思考并且勇往直前风格的认可。
如果说1980年出品的《天云山传奇》中男主人公的经历似乎多了一点传奇色彩的话，那么1982年谢晋出品的电影《牧马人》则在平平淡淡的普通人生活中带给国人以强烈的震撼。有位业内人士是如此评价它的：“《牧马人》在沉痛的政治运动中凸显人性的美好与恋家的心绪。”《天云山传奇》如果是一出正剧，那么《牧马人》就是一出带有喜剧色彩的正剧了。《天云山传奇》和《牧马人》同样是颂扬高洁的情操与坚贞的人格，但两者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如果说《天云山传奇》让人严肃地反思自己在那段特殊的年月里的言行，《牧马人》则在平淡温馨的生活里让人感受到艰难岁月里仍存留的美好人性和人情。一个是冷色调，一个是暖色调，同样出自谢晋之手，同样可被归入对于那段岁月的总结与反思。两部影片相辅相成，交替铺展出了谢晋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自己的道德良心的心路历程。
《牧马人》剧情是这样的：
1980年，旅居美国的华侨企业家许景由在女秘书宋蕉英的陪同下回国旅游，并寻找失散多年的儿子许灵均。经过中国旅行社的帮助，许灵均从西北的敕勒川牧场赶到北京饭店，同父亲许景由见了面。由于封建婚姻，许景由与妻子一直不和，后来丢下妻儿离家出走。在许景由走后的第4天，许灵均的母亲就病故了。从此，他孤苦伶仃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30年过去了，许景由为没尽到父责而深感内疚，他决心把儿子带回美国，继承家产。这时，许灵均想起了贤惠能干的妻子秀芝和活泼可爱的儿子清清。他们一家人是那么的亲热、和睦，他怎能离开妻儿去国外呢？
夜晚，许景由向儿子倾吐思念之情，许灵均也向父亲倾诉自己的坎坷经历：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到西北牧场劳动改造。那时，他感到孤独、绝望，曾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他还是活下来了。是大自然纯净了他的思想，是劳动陶冶了他的感情，是质朴、善良的牧区人民温暖了他的心。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在牧场的那些岁月。
他解除劳教后，因无家可归，被留在牧场放牧。老牧民董大爷给他钉上门帘子挡冷风，董大娘送来了热腾腾的面条。十年动乱中，郭子等牧民想方设法保护他免遭横祸。在他们之中，他找到了父亲和母亲，找到了温暖和希望，找到了勇气和力量。
“文化大革命”中，从四川逃荒到敕勒川牧场的农村姑娘李秀芝，举目无亲，无处安身。善良的郭子将她带到许灵均的小破屋里。秀芝不嫌许灵均是“右派”，许灵均感激秀芝对他的信任。秀芝把他破旧的小屋收拾得焕然一新，并养起了鸡、鸭、鸽，成了“海陆空”司令。不久，他们又有了儿子清清，为这个幸福的家庭增添了新的欢乐。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许灵均错划的“右派”得到改正，他又走上讲台，把知识奉献给牧场的后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歌在祁连山麓回响，也在身处北京饭店的许灵均的心中回响。他又想起离别的前夜，妻子的无限信赖和深刻理解，使他激动万分。他不能离开祖国，这里有他的亲情、他的爱、他的根。许景由不再勉强儿子跟他走了，他嘱托儿子在大陆为他买墓地，死后他想葬在故土。
送走了父亲，许灵均又踏上了他用汗水浸润过的土地，又回到患难与共的亲友中间，回到了相濡以沫的妻子身边。
《牧马人》是根据著名作家张贤亮小说《灵与肉》改编而成的，改编者是张贤亮与谢晋的老搭档李准。李准和谢晋合作过很多次，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李准宣布封笔三年，暂不参与编剧、写剧本。但被执著、敬业又交情笃厚的谢晋盯上的他，却只有一条出路——食言喽！就这样，在张贤亮、李准、谢晋三人的努力下，剧本很快就问世了。谢晋才拍完《天云山传奇》，再接着拍《牧马人》，因为同是涉及“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分子命运的题材，不免有人置疑，会不会题材重复？在大家经济都不宽裕的情况下，会有多少人看了《天云山传奇》后，又花钱进电影院看《牧马人》呢？谢晋是个充满激情的电影导演，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会被激情冲昏头脑，凭一己之好来行事。在前已说过，《天云山传奇》更多的是表现知识分子在经受考验的时刻如何的坚强，而《牧马人》要表现的是在那些遭遇坎坷的知识分子周围，还有着浓浓暖暖的人情，有关心，有照顾，有毫不犹豫的信任……显然，谢晋所导的这部电影里的人情美将更浓、更深厚。
此时，谢晋已57岁，但对他而言，有电影可拍，就有事业在，有事业在，自己就会有用不完的劲和耗不光的精神。和当年拍《鸡毛信》一样，《牧马人》剧组首先得挑选牧马场。找马场不算困难，可哪里才是符合《牧马人》剧本要求的马场呢？没关系，只要有目标，谢晋会倾尽全力去找。跑遍了新疆、青海后，谢晋最后才选定地方，与摄制组全体人员经过数百公里的长途跋涉，来到创建于汉代的甘肃山丹军马场。天苍苍，野茫茫，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发出最为自然和淳朴的召唤，召唤着所有与大自然有缘有情的生命。《牧马人》剧组将把这里作为主要外景地，在这里安营扎寨了。
与谢晋同来山丹军马场的还有张贤亮和李准，他们将在“现场”根据演员的表现和剧情需要临时调动情节、改编剧本。一切准备工作完成，《牧马人》如期开机。
这次《牧马人》剧组的主要演员以新面孔为主，只有饰许景由的刘琼和饰郭子的牛犇是谢晋的老搭档。饰男主人公许灵均的朱时茂，15岁时就是福建军区文工团的一名话剧演员。但23岁的朱时茂接拍《牧马人》时还声名未显，《牧马人》对他来说是机会也是挑战。饰女主人公李秀芝的丛珊，当时只有19岁，是中央戏剧学院一年级的学生。谢晋曾打算拍《王昭君》，到中央戏剧学院挑演员时，遇到了陪同学来面试的丛珊。艺术世界里往往需要机缘而得以成全艺术本身，丛珊以“路人甲”的身份在旁反而得到了谢晋的关注。丛珊表现出的是自然脱俗、淡雅纯真的气质，所以谢晋有意让她出演王昭君，后因各种原因没有拍成。这次拍《牧马人》，谢晋再度把机会给了大一学生丛珊。
当然，使用新演员，谢晋是要冒风险的，但他愿意冒这个险。当年拍《女篮五号》时不就是这样的么？朱时茂虽拍过几部戏，但究竟在表演技巧上还没有登峰造极，与角色（许灵均）的距离比较大。丛珊的压力更大——进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学习才一年，而且第一次上银幕，她的经验太少；况且她才19岁，要从年轻姑娘演起，过渡到有一个5岁孩子的母亲、操持家庭事务多年的主妇形象，她太年轻了，控制角色有一定的困难。朱时茂和丛珊迫切需要体验生活，增加生活阅历以积累演出经验。因此，谢晋就安排他们进行表演基本功的训练——从最基本的小品做起，使他们首先掌握基调，向角色靠拢。
演员们到宁夏农场体验生活时，谢晋给两人出了一个名为“十年中难忘的十天”的系列小品，要求演员们通过对生活的体验来寻找自己的角色意识。这十个小品如下：（1）秀芝到农场的第一天；（2）相识第一夜长谈；（3）婚后的早晨；（4）两个月以后；（5）家庭变了样；（6）孩子出世了，给他取个名；（7）不愉快的一天；（8）改正平反回家；（9）北京来了通知；（10）离家前夜。这些小品的内容并不在《牧马人》剧本中，但却是剧本的相关内容，演员需要寻找对角色来说具有独特性的东西，如牧民的家居布置、牧民的夫妻关系、牧场生活中的细节等等。演好它们，将表现男女主人公从互不相识到成为有了5岁孩子的恩爱夫妻，在人物关系上有一个不断的演进与变化。对此，谢晋将功课布置给朱时茂和丛珊时，也不忘交代清楚做这些功课的目的所在：“先找角色的基调，要从角色语言中、动作中去找，做小品。李秀芝要挖深度，许灵均要挖广度，因为这个戏中其他演员（如刘琼、牛犇）等都是有经验的，所以你们要五倍、十倍地努力，才能在排戏中融洽。”从后来的结果来看，这十个小品是《牧马人》的“功臣”，是朱时茂、丛珊演艺事业的铺路石，从青涩的演技、生疏的配合到《牧马人》中圆转自然的默契配合，他们在这十个小品上花的心力不可谓不多，但收获也是巨大的。
谢晋在表现人们纯真之情时下了很多功夫，许多的细节，经他与编剧那么一安排、一搭配，立刻变得很生活化，很有人情味。比如秀芝刚到许灵均身边时的羞涩尴尬与小心翼翼，通过她对屋子的细细打量和小心收拾就看得出来。又比如生了儿子清清后，秀芝在家饲养鸡鸭，动作之娴熟，丛珊演绎得极到位。至于她和朱时茂之间的交流，就更是默契得只需用眼神往来。19岁的丛珊和大她没几岁的毛头小伙朱时茂能做到这一步，实在不容易。那十个小品，让两人不知琢磨了多久，演练了多少次，才能一步步地接近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和生活。能做到这一点，谢晋导演在旁的“导”，更不容易。发现好的演员苗子犹如发现璞玉，不能漏眼之外，雕琢之功亦不可小视。
带着这股青涩味，《牧马人》在清醇自然的感情中酝酿成功。历经了十年的磨难，谢晋在电影艺术上的追求却更精益求精，显得更为真挚醇厚了。而这一种真挚醇厚，恰恰是千锤百炼而来。《牧马人》所传达的味道，就是历经种种的谢晋心中的情味。正是这些感动了谢晋、感动了演员、感动了千千万万个在《牧马人》中找到真爱的观众……比起张贤亮所写的原著《灵与肉》，谢晋在《牧马人》里添加了很多元素，把视角变得很灵活，拍摄视角随着剧中人视角的转换而转换，涵盖的人物面极广，以表现艰难岁月里的真情人生作为己任，温暖的人情蔓延得更广、铺展得更深厚。看完《牧马人》，我们不禁会感叹许灵均与李秀芝相濡以沫的爱情和众牧民的淳朴人情，以及起起伏伏的人生路。因为有了这许多情，影片平添了许多温暖与亮色。
1981年，谢晋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获得这样崇高的荣誉，在谢晋还是第一次。这年年底，《牧马人》拍摄完成，1981年对谢晋来说是个喜上加喜的年份。1982年，《牧马人》正式上映，好评如潮。当时中国有多少人看过这部片子，已经无法作精确的统计了。
3．高山之花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对国人的震动和影响都很大。有人因它激起心中的爱国热情，有人因它明了自己的人生追求。这场战争考验了许多人，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轨迹。济南军区政治部歌舞团一位创作员李存葆创作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是反映这场战争的文艺作品中的上乘之作。从《高山下的花环》开始，人们认识了李存葆这个军旅作家，也再一次由《高山下的花环》而领略到了谢晋拍摄战争影片的独到之处。
从1979年开始到1990年前后，上海、北京、长春、八一、珠江、峨眉等17家电影制片厂，一共拍摄了130多部以革命历史、革命战争为题材的战争影片，上海电影制片厂占9部，约是总数的6.92%。其中有两部是谢晋导演的，在上影厂内部占到了22.22%，已经过了五分之一。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上影厂这十年的战争片以谢晋的片子拉开序幕，也以他的片子压轴。这两部片子，就是感动全中国的《啊！摇篮》和《高山下的花环》。
谢晋在上海电影制片厂里是有名的好酒之人，也是一个爱书人。读万卷书，方可触类旁通，拍遍天下的电影。谢晋在厂里订了数十种杂志。导演工作虽然忙碌，但怎能放弃阅读而脱离社会生活的节奏和脉动呢？当时《十月》杂志刊登了部队作家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如同当初发现《红色娘子军》的闪光之处一样，谢晋也敏锐地认识到这部小说的不同凡响。如果能进行改编，将《高山下的花环》从小说改成电影剧本，以银幕形象来展现中国军民的爱国精神，无疑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影响力。
当谢晋为《高山下的花环》拍案叫好、积极筹备的时候，一场争夺《高山下的花环》的改编权和拍摄权的战斗也在各个电影制片厂之间悄然打响了。早在1982年4月，《高山下的花环》尚未成型之时，李存葆参加当时的全军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时，他谈了作品的基本情节和构思，作品雄浑而壮丽的风格已经引起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编辑的注意，同是在部队，该编辑和李存葆有很多共同的语言。根据李存葆的构思和叙述可知，该故事是个拍电影的好素材，但毕竟小说还没有问世，八一电影制片厂也只能耐心等待。《高山下的花环》小说一经发表，声誉鹊起，此时各个电影制片厂都对《高山下的花环》的改编充满浓厚兴趣，八一电影制片厂最大的竞争对手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济南军区政治部和李存葆面对这么多的机会，顿时无所适从。上海电影制片厂这次负责联系李存葆的编辑是武珍年。她不负众望，终于“力战群雄”，又提出了对李存葆很有“诱惑力”的双保险条件：由谢晋导演来拍《高山下的花环》，此其一；编剧可由谢晋的老搭档李准操刀，谢李搭档二人组再度联手，万无一失，此其二。济南军区政治部和李存葆在这么优厚的条件下当然会动心，加之当时文艺评论家、中国作协的负责人冯牧写信给李存葆，他向李存葆提出，这部小说搬上银幕一事最好交给上影厂，而且非谢晋莫属。这就使得李存葆把改编权最终交给了上海电影制片厂。
改编权到手了，谢晋又去“折磨”他多年的好友、老搭档李准了。也许已经是多次联手了，谢晋和李准各自把对方的风格都摸熟、摸透了。尽管影片的题材会变，类型会变，但李准最终拿不拿得出让谢晋满意的稿子，谢晋最后会不会接受李准绞尽脑汁写出来的剧本，双方对此不但有把握，而且还很有默契。李准所写的几个电影剧本如《老兵新传》《李双双》《大河奔流》《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双雄会》《老人与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应谢晋之请而写的，如《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老人与狗》。和谢晋创作的奇迹一样，谢晋是拍一部电影，“红”一部电影；李准是写一次剧本，“活”一次剧本，他俩搭档，实在是“黄金组合”。
在李存葆数易其稿之后，作为剧组的另一个编剧李准开始接手剧本事宜。李准先在云南军区陆军第11军等处体验生活，而后与谢晋订了“君子协议”：十日之内，闭门谢客，勿找勿扰，一心写稿。谢晋耐心地等着剧本的最后产生。果然在第八天上，李准筋疲力尽地提前交稿，谢晋带着得稿而情怯的心绪打开阅读，立刻发现手上的这个版本正是自己想要的。剧本敲定！
《高山下的花环》写的是这样的剧情：
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西南边疆，某部9连新任指导员赵蒙生来到连队。不愿在基层连队工作，一心要走后门调到机关去的赵蒙生，对工作不负责任。看到这些，连长梁三喜推迟了探亲，排长靳开来也对此十分恼火，忍不住旁敲侧击。
梁三喜看到妻子玉秀的信，记忆的闸门又被打开了：玉秀是个勤劳善良的女子，也很能干。在山东老家，家里的活都是她一个人干，去年探亲来到部队她也不闲着，整天为战士们洗洗涮涮，因此战士们对她也很尊敬。她和三喜在一起渡过了一段愉快的日子。
这时越南开始大举进攻我南部边境，形势严峻，部队接到上级命令，要开赴云南前线，参加自卫反击战。梁三喜放弃了探亲，准备参战。这时，赵蒙生也接到了调令，一向宽厚的三喜狠狠地批评了他。出发前，梁三喜给玉秀回了信，告诉她给孩子起的名字叫盼盼，这“盼”字包含着自己对生活企盼的心情，也包含着盼望能尽快取得战争的胜利。临战时，靳开来被任命为9连副连长，他向全连同志表示要在这个位置上干出个样子来。靳开来得空就拿出妻子和儿子的照片，合家欢乐的情景浮现在脑海中，感情的热流在这些刚强的汉子们心中涌动。赵蒙生的母亲、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吴爽，想通过雷军长为儿子搞曲线调动，电话打到了前线指挥部，雷军长大怒，在战前军人大会上说：这是前线指挥部，有一位神通广大的婆娘竟把电话打到我的指挥部来，为她的儿子搞曲线调动，我就让他第一个冲向战场。赵蒙生羞愧得无地自容，发誓要在战场上与敌人刺刀见红。
自卫反击战打响了，战士们义无反顾地上了战场。在艰苦的环境里，炎热的天气使战士们严重脱水，干渴难耐，有的战士渴得晕了过去。靳开来为了保存战斗力，到田里去偷甘蔗，被地雷炸死。炮手“小北京”雷凯华，因为一发政治运动年代生产的臭弹误了战机，被敌人的枪弹击中而牺牲。通信员金小柱被炸断了双腿。梁三喜为掩护战友赵蒙生中了敌人的冷弹倒在山坡上。愤怒的赵蒙生抱起炸药包冲进敌人的山洞，为赢得胜利立了大功。
战斗结束了，高山下的烈士陵园里堆起了一座座新坟，在花环的掩映下，是那样的庄严肃穆。烈士的家属们陆续来到部队。靳开来的妻子杨改花带着孩子来到部队，但她却没有领到靳开来的军功章。原因是靳开来爱发骚，又违反纪律去偷老乡的甘蔗。雷军长盛怒之下摔了军帽：“不给靳开来记功，天理难容。”梁三喜的母亲梁大娘和玉秀也千里迢迢从沂蒙山区赶到连队。她们用抚恤金和借来的钱为梁三喜还清欠债，珍藏起三喜留给她们的一件舍不得穿的军大衣。夜色降临在山坡上的一座座坟头上，这里显得更加庄严肃穆。梁大娘在梁三喜墓前痛哭不已，忍了好久的玉秀也终于打开感情的闸门，大放悲声。在另一座坟前，她们与雷军长相遇，才知道“小北京”就是雷军长的儿子，也埋葬在这高山之下，她们从心里敬佩雷军长。雷军长庄重地举起手向她们行军礼，他深感人民的伟大。
虽说以前谢晋也在不同阶段拍了好几部战争片，但在正面描写战争方面毕竟比重不大。而《高山下的花环》旨在通过不同类型的军人在报效祖国、保卫祖国方面的高度统一以反映我国解放军子弟兵在自卫还击战中的英勇爱国壮举，并由此升华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精神层面上来。在这样的影片中，正面的战争表现力度就必须大，场面就必须宏阔，史诗化的电影主题方可被自然而然地铺展开来。梁三喜、靳开来、小北京、赵蒙生以及他们各自的家庭，数条故事的支脉都必须有详有略、有先有后地将之一一铺设妥当，方能使影片的主题丰富、层次鲜明、故事饱满、人物形象真实感人。当时，陈荒煤同志建议在拍《高山下的花环》时最好要加强梁三喜这个人物。刘白羽同志认为，梁大娘这个人物是中华民族的母亲，一定要加强她的形象。冯牧同志则欣赏小北京，一再嘱咐谢晋要加强这个角色的分量。三位文艺界前辈对《高山下的花环》的热情关心，谢晋内心真是感慨万千。谢晋说：“《高山下的花环》这么尖锐地写了死、血、穷、苦、债、悲伤，甚至还写牢骚，写官僚主义、不正之风，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大家都成熟起来了。”
接下来就又是寻找合适的演员的事了。如何让小说里特别是剧本中有血有肉的英雄活生生地出现在影片中呢？这是导演们最为头痛的，更让负责此项事务的副导演为此费尽心机。《高山下的花环》因它的母体——小说的容量极大，埋藏了好几条线，牵涉到好几个家庭的离合悲欢，所以注定了导演组“招兵买马”的任务就更为繁重了。
且看看这次阵容如何：
首先是毛遂自荐的演员们。最先要提到的就是唐国强。自1979年出演《小花》中两个“小花”的哥哥赵永生一角以来，唐国强就被抹上了“奶油”。他经历了被冷落，处境尴尬的阶段， 而且也感到自己在演技上难以突破的困惑，但他坚信：“只要自己不倒，别人就永远不会也不可能把你打倒。”就是这样的信念，支持着他走过了冷落和寂寞。机遇终于降临，他主动写信给谢晋，毛遂自荐扮演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的男主角赵蒙生。这是他认为自己从影以来扮演难度较大、内心复杂的人物，而且是全片中最出力不讨好的角色，可是他成功了！在该年度的百花奖最佳男主角评选中，他的得票居第二位，他用自己的努力证实了他的演技，《高山下的花环》也成了他表演生涯中的一个新起点。
还记得那个温婉安静的韩玉秀吗？这次的女主角可不是谢晋在茫茫人海里“淘”来的，而是一位名叫盖小玲（后更名盖克）的女孩毛遂自荐上门的。正就读于中央实验话剧院的盖小玲得到消息，《高山下的花环》剧组正在招演员，就主动来找谢晋。早在《女篮五号》时，谢晋的用人风格已可见端倪。于谢晋而言，他用演员，是无定法又自成一法的：他用人不看名气，不看来头，只看此人是否适合角色——气质和特质是入门的金钥匙。颇有忧郁美的盖小玲令谢晋很有信心，他相信她能成功地把身挑重担、坚毅隐忍的韩玉秀演好、演活。这个《高山下的花环》一片里有重头戏的角色，其人选就这么定了下来。
说完毛遂自荐者，我们来看看谢导是如何在全国范围内“招兵买马”的。当时，梁三喜、靳开来的扮演者还没有着落。负责遴选演员的副导演武珍年责无旁贷，好好找了一通，却不尽如人意。直到武珍年到东北去转了一圈后，《高山下的花环》剧组才迎来了“梁三喜”与“靳开来”。沈阳市话剧团的吕晓禾与长春市话剧院的何伟，在武珍年多方筛选之下，终于可以站到谢晋面前，接受谢晋的面试。正在北京西直门招待所里的谢晋早就得到武珍年的报喜，说是有这么两人，合适得很。谢导心中一宽，待要看两人的照片时，武珍年一懵，糟了，忘了跟他们要了！不怪武珍年，实在是她太忙，太紧张于找寻“梁靳”组合了。好在因骨折休养的何伟恢复得快，与吕晓禾一起到西直门招待所报到了。和以往一样，谢晋很看重演员的小品，吕晓禾与何伟相识在先，并不是初相逢的搭档，两人做的小品终于入了谢晋的“法眼”。至此，《高山下的花环》剧组上下都松了一口气。
从对外发布消息拍摄《高山下的花环》，到剧组草创，已经过去了令人心焦的半年时间。经过半年的酝酿准备和演员的选择，谢晋在电影之路上开始了新的征程。
在沂蒙山区体验了半个月的生活后，剧组正式开工了。之所以要去沂蒙山区体验生活，是因为这是李存葆的故乡，也是经他一手塑造的梁三喜的故乡，更是《高山下的花环》里的革命老区。
从哪里下手拍为好？该怎样与其他人合作？这是剧组全体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从日后看，谢晋在拍摄电影前后所做的一切，不仅回答了拍摄时的种种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也是《高山下的花环》的最为出彩之处。
按照剧本，《高山下的花环》有不少剧情应发生在炎炎酷暑、烈日当头的时候。如梁三喜所带领的9连应该在烈日下迂回、穿插、受命攻占无名高地。又有一场戏拍的是部队出征前包水饺壮行。二者都需要烈日当空照。可是谢晋他们那段靠天拍戏的日子极其难熬。在“战地穿插、靳开来踩地雷”的戏里，演员明明已经上好了妆，太阳却不见了踪影；“出征饺子”那场戏里饺子刚刚包好，天又下雨了，饺子早就不挺刮了。抓紧一切能抓紧的时间，加班加点，赶紧拍、认真拍，是唯一解决的途径。
剧组深入到云南前线拍戏，相比起大量拍摄室内戏的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是百分百的真实和实在。1984年2月在沂蒙山区拍下第一个外景后，全剧组立刻奔赴云南前线，在距越南军队1000米的高地上开拍。谢晋是想拍出一部负责任的电影来，对这么多为祖国、为人民浴血奋战的中华好儿女负责，对全国的观众负责，也对这部电影的全体创作人员有个问心无愧的交代。此时的云南前线大战气氛在悄悄形成，而谢晋剧组要拍的激战戏也要在这里排兵布阵——真正意义上的实战啊！当时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铚秀将军派他的部下、军区作战部原副部长高峰来担任《高山下的花环》的军事顾问，这样《高山下的花环》中战斗场面的真实性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那边是时不时的枪炮声隆隆响起，这边是积极投入的拍摄——实地实景拍摄，须有相当的胆略和气魄。谢晋和他的剧组凭着自己的艺术道德，更凭着身为中华儿女爱国拥军的一片赤诚，百分百地做到了！在他们拍摄期间，军区领导一再表示关心和慰问，却也为谢晋他们的安危时刻警惕着。谢晋一方面感谢军区的全力支持，一方面以更为认真积极的精神投入到拍摄中去，爱国之情，不仅在战场上能迸发，在艺术领域也是如此啊！从这个意义上，谢晋和他的剧组不正是奋斗在看得见硝烟的另一个战场上吗！他们也是一群热血沸腾的战士啊！
《高山下的花环》剧组从导演、编剧到演员个个都是演艺圈里的行家里手，按说他们一起合作，是绝对可以高枕无忧的。但从谢晋到任何一位剧组成员都铆足了劲，争取在这部大片里使自己的表现更上一层楼。
在演员而言，可谓全体入戏，表演流畅自然。一到前线，谢晋先和剧组全体去了烈士陵园。庄严肃穆的陵园里密密的满是为国捐躯的将士们的墓碑，给了谢晋他们很大的震撼。从小说、剧本上所感受到的印象固然深刻，但亲身到过烈士陵园的感受，却远非书面文字得到的所能形容。一个个都是正当好年华的年轻人，本应享受生活里属于他们的一切，如今却长眠在祖国的南疆，此情此景，给人的撼动绝对是心灵的风暴。
演员表演方面，最初颇令谢晋头痛的，是“梁三喜”和“靳开来”的问题。吕晓禾与何伟的表演在谢晋看来都嫌生硬。和拍摄《牧马人》一样，他也要求演员做小品。吕晓禾与何伟不知何故，每每两人商量好了，到了谢晋面前一演，总是屡演屡挫，两人的锐气和演戏的劲头受到了空前的考验。谢晋是国内外知名的大导演，他的名气，不是靠宣传炒作而来的，而是靠他一部部作品、他所带领的一个个班底磨砺出来的。他所带过的演员，即使之前境遇再不顺、艺术生涯再处于低谷时期，他都可以令其“东山再起”。如今屡屡受挫，令吕晓禾与何伟内心很不安，也使他们虚心地反省自己表演方面的问题。终于，在双方的努力之下，吕晓禾与何伟在影片中的表现日见出彩，渐入佳境。
谈到与自己较劲，最可敬的是老演员。拍摄这部戏时，童超已经有64岁了，人虽老了，可对于影片中雷军长一角，他自信满满。可是不久谢晋就发现了一个问题——童超走路的步伐不太像雷厉风行的那位雷军长，于是童超苦下功夫，时刻练习着、准备着，把这个人物的音容笑貌给揣摩透。岂料不久后第二个打击又来了——童超中风了！虽然不是第一次中风，童超以前也有过这样的病史，可年纪大的人怕的就是这一类的疾病。眼看这一位住在医院里动弹不得了，谢晋不由得又添了一桩心事。时间不等人啊，谢晋虽然是个急性子，但凡做事，恨不能越早做完才好。但这一次，即使他存心求缓都无能为力了。距离接拍《高山下的花环》之初，时间已经过去近一年，不但在云南前线拍摄时要“赶”要快，接下来还要在数地之间辗转奔波、分镜头、搭布景，一切都在向谢晋要时间、要精力。面对一摊子事情，谢晋再着急，也只能一一去解决。好在童超的好消息还是传来了，虽然明知道这时候强行工作对身体极有损害，但童超本一直闹着要出院，恰好剧组有人探望，他就更加呆不住了。逃出来的童超不顾家人的反对，用了更大的热情来塑造雷军长。对于童超而言，没戏拍简直是要他的命。在剧组里，他再次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价值。所以，说他是剧组里最可敬佩的老演员，是不遑多让的。
1984年，《高山下的花环》获得第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剪辑奖；第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男配角奖、最佳女配角奖；文化部1984年优秀影片一等奖；《文汇报》《中国电影时报》新时期十年电影奖（1977—1987年）故事片奖、导演奖。如此众多奖项的肯定，依然延续着谢晋的奇迹。谢晋自己经常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奖杯再多，给谢晋鼓励最大的，仍然是观众的反映。从最初的小范围的试映到首映，再到铺开上映，《高山下的花环》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热浪，人们一次次地买票、一次次地观看、一次次地回味、一次次地讨论。在香港放映时，《高山下的花环》更名为《卫国军魂》，照样掀起了“花环”热，出现了14个院线同时上映而同时人满为患、一票难求的现象，这在香港影片市场是极其罕见的。
对于谢晋而言，他孜孜以求的永远是“下一部”。在一连串的成功之后，当人们问起“你对你的影片哪一部最满意”时，谢晋总是幽默地笑着回答：“下一部。”
刚刚拍好《高山下的花环》，永远期待着“下一部”的谢晋又把目光投向了一部新的剧本。这时作家古华的《芙蓉镇》引起了谢晋的注意。那时古华正值壮年，才华横溢。1982年在全国长篇小说评选中，《芙蓉镇》获得了第一届茅盾文学大奖。由于小说的视角选得很好，作者有意让一群生活中的升斗小民出现在大家的视线里，他们的生活内容和沉浮悲欢是作者着力表现的，由此以小见大地折射出中国一段特殊年代的历史样貌。《芙蓉镇》的角度小得不能再小，故事的发生兜兜转转就在这么几个人之间，跌跌撞撞一路走过也不外乎普通人的悲悲喜喜，可《芙蓉镇》就是引起了谢晋的高度关注。
《芙蓉镇》的剧情梗概：
在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芙蓉镇，人称“芙蓉仙子”的胡玉音跟丈夫黎桂桂开了一个豆腐坊，以卖米豆腐为生。胡玉音美丽大方，待客热情，黎桂桂心地善良，忠厚老实；小两口的生意很红火。经过几年起早摸黑的劳作，夫妻俩用省吃俭用攒下的钱盖起了新房。落成之日，镇党支部书记黎满庚，南下老干部、粮站主任谷燕山和乡亲们都来祝贺。可这一切却引起了国营饮食店的女经理李国香的嫉妒。
不久，“四清”运动开始了，李国香当上了工作组长，一直对胡玉音垂涎三尺的二流子王秋赦成了运动的“积极”人物。他们二人狼狈为奸，大抓阶级斗争。结果胡玉音家被划成“新富农”，新屋被查封，黎桂桂也被逼自杀了。曾帮助过他们的黎满庚和谷燕山都受了牵连，黎满庚自幼与胡玉音青梅竹马，早年为服从组织要求而与胡玉音分手，这时被认定为阶级界线不清而降职。而谷燕山的问题则是因为曾卖给胡玉音碎米，因而也被撤职了。
“文化大革命”中，王秋赦又成为运动骨干，当上了镇党支部书记，而李国香却被赶下台，昔日以打击别人为乐的她脖子上被挂满了破鞋游街，也尝到了受侮辱的滋味。
胡玉音成了富农寡妇后，处处受欺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被命令每天和“右派分子”、人称“秦癫子”的秦书田一起扫大街，秦书田给了胡玉音真诚的关怀和帮助，同病相怜的两个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并不顾一切地相爱了。
而此时李国香的问题忽然得到解决，她身兼数职，又恢复了从前威风显赫的嘴脸。胡玉音怀孕后，秦书田请求王秋赦批准他们登记结婚，不料因此惹恼了李国香。厄运又一次降临，秦书田被判刑10年，胡玉音也被判刑3年，因怀孕而监外执行。
从此，胡玉音更是忍受屈辱，挣扎求生。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她因难产而险些丧生，多亏谷燕山拦下一辆军车，将她送到部队医院，才救了母子二人的性命。
冬去春来，历史又一次发生了逆转，动乱的年代终于结束。秦书田和胡玉音得到彻底平反，一家三口终于团圆了。他们开办了胡记米豆腐店，直起腰杆开始了新的生活，米豆腐摊前兴隆如初了。
也许艺术之神特别垂青于谁，谁就会受到特别的考验。就像谢晋，他的影片拍出一部，就有一部的水准和收获，只是其过程往往艰难了些、曲折了些，充满悬念了些，于谢晋，于他的创作组，都是一次次的考验与折磨。就如拍《啊！摇篮》先得辅导懵懵懂懂的小演员，拍《高山下的花环》在找演员时让人绞尽脑汁，拍《芙蓉镇》时找演员倒特别顺溜，可是拍摄地点又不好定了。谢晋他们当年的为难之处，就是找不到“芙蓉镇”所在，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吊脚楼。现在中国的“芙蓉镇”，大致有三个：
湘南永顺芙蓉镇——王村，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因电影《芙蓉镇》而得名，电影《芙蓉镇》在此留有外景拍摄现场； 湘西芙蓉镇——王村，这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村落，原来是秦汉时土王的王都，古称酉阳，五代十国时称溪州，后因电影《芙蓉镇》在此拍摄，于是人们便把此地叫做芙蓉镇；浙南的芙蓉镇——大均。
三个芙蓉镇，居然有两个是电影创作出来的。可当时能作为外景地的芙蓉镇到底在哪里呢？剧组找拍摄地点的副导演委实跑断了腿。小说中的事，往往只可意会，当大家较了真，追问古华芙蓉镇到底在哪里，谁曾想古华也苦笑着说不出。“芙蓉镇”应该是古华印象中许多湘西、湘南的小镇的综合，同时既有他家乡的印记，又有他当年下放劳动的小镇的轮廓，还有别的他见过的小镇的些许影子。
一番折腾后，谢晋和摄影师、副导演等人经实地勘察，确定了湘西王村作为“芙蓉镇”的原型，几十天的辛苦，五千余里的找寻之路，至此总算有了一个了结。关于拍摄地点，可以一锤定音了。
早在开拍之前，谢晋就邀请了一些名人来参加《芙蓉镇》改编学术讨论会。来者有一直给予谢晋充分支持和帮助的老电影人陈荒煤、现代作家康濯、影评家李陀、导演黄健中（电影《小花》的导演）、作家阿城和《芙蓉镇》原作者古华等。与会的还有英美文学兼亚洲资料专家、美籍华人董鼎山，香港南方影业公司经理许敦乐、导演许鞍华等。这个会是由上影总公司、湖南省文联、潇湘电影制片厂联合举办的，围绕怎么改编、如何拍摄，大家展开了热情激烈的讨论。在谢晋的电影生涯中，虽然也有过这类的改编讨论，但开得这么隆重，参与者这么多，涉及的文学、影视层面这么广，确确实实是头一遭。谢晋把大家拢到一起，不为别的，就为《芙蓉镇》。所以他在会上要做的，就是少说、多听、多思考。
李陀说：“我们老远被请了来，是想出点力，并不是说几句客套话，是想让谢晋的《芙蓉镇》比他所有的影片高出一截，达到国际上经典电影的水平。”
与谢晋亦师亦友的老电影人陈荒煤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这个会在电影界来说，恐怕是首创。老的小的在一起吵吵闹闹，这的确很好。”
谢晋则沉着脸，严肃地说：“对于我来说，从现在开始，就要接受煎熬了。”
集思广益的一场会，足足延续了七天，在很大程度上又一次使谢晋在拍摄《芙蓉镇》的思想探索上向前迈了一大步，日后《芙蓉镇》的成功，谢晋固然是首功，但与他自己的谦虚好学以及朋友们的热情支持是分不开的。
由阿城和谢晋共同编剧，谢晋导演，刘晓庆、姜文、郑在石、张光北、徐松子、祝士彬主演的《芙蓉镇》于1986年上映，很快由于其视角定位于普通人的生活而在观众中产生极大的影响而大红特红，获得奖项无数。1987年获第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女主角奖、最佳女配角奖、最佳美术奖，第10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男配角奖，广播电影电视部1986—1987年优秀影片奖；1988年先后获第26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水晶球奖和第33届西班牙瓦亚多利德国际电影节评委特别表彰奖和观众奖；1989年获法国第5届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金熊猫奖、捷克斯洛伐克第40届劳动人民电影节荣誉奖。谢晋导演的《芙蓉镇》让姜文、刘晓庆星辉四射，也让谢晋的班底拿奖拿到应接不暇。
“《面对面》光影百年——专访导演谢晋电影人生”曾在为谢晋做专访时就《芙蓉镇》提出了一些问题，谢晋详尽地作了回答：
记者（解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谢晋的创作权利得以重新恢复，经历了十多年的磨难和沉淀，谢晋无论作品的思想性还是艺术性均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等电影之后，1986年，谢晋拍出了他电影生涯的巅峰之作《芙蓉镇》。这部电影通过芙蓉镇上的女摊贩胡玉音、“右派分子”秦书田等人在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运动中的遭遇，对中国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近20年的历史作了严肃的回顾和深刻的反思。《芙蓉镇》和之前的《天云山传奇》《牧马人》一起，被人们称为谢晋导演的反思三部曲。
记者：当时选刘晓庆来演胡玉音是一眼相中的吗？
谢晋：当时开始还不是她，我觉得还不太理想，我还想另外找。她给我写了四封信和电报，我是非常赞赏这种演员。
记者：您欣赏她的态度。
谢晋：我欣赏什么呢，这种对角色强烈的愿望，这个是很重要的。有的人你找他，他还说，谢导，这个不一定合适我。信念没有。她自己觉得她一定能演，我说是吗，那你来来看。她最后，从来没得过奖，金鸡奖、百花奖都是最佳女主角。这个也不是谁捧她，也下了死功夫。
记者：那选姜文来演秦叔田呢，他有什么理由呢？
谢晋：我没找他，后来我一个好朋友，祝士彬，演那个王秋赦的，带他来。我说什么事啊，他说，姜文来了，他说他一定要演这个角色，他说他可以试一下给你看。姜文比刘晓庆小10岁。我说戏里头，刘晓庆叫你的角色叫大哥哥、叔田哥、老大哥，比她大，结果那怎么办。他说你要相信我，我化妆上各方面能解决，而且我自己会努力。我说好，试试看。
记者：你当时决定要用他的时候你就没有犹豫？他外形不占优势啊。
谢晋：不，有个条件，那是我碰到这种演员很少的，演技呀。什么角色他都能演，这个不是演技我不会找他，刘晓庆也是，她那股劲：“谢导这个角色我一定能把握好。”现在演员：“谢导，这个角色，算了。”有的更糟糕，先谈这个（点钞票动作）。我从来不要，我从来不要这种演员。
记者：那你挑演员的依据是什么？
谢晋：我跟你介绍一个我自己的经验。我对《红楼梦》做了详细的笔记。《红楼梦》里女的没有写一样的，漂亮不漂亮，这种说话本身就不妥当，晴雯漂亮，袭人很漂亮，林黛玉，当然更漂亮，薛宝钗也漂亮，没有一个一样的，我认为是最最重要的。所以你看我选演员，你就是现在看《芙蓉镇》八个演员，五个得奖。
记者（解说）：在谢晋的精心打磨下，许多演员都如宝石般露出了光彩夺目的一面。在《芙蓉镇》里，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个性突出，表演不凡，他们共同演绎了一些让人难忘的经典镜头。其中，秦叔田在和胡玉音一起扫街时教其跳舞的细节感染了无数观众。
（关于刘晓庆、姜文扫街跳舞）记者：你为什么那么设计呢？那么苦难的岁月、那么个困境当中，你用那么浪漫的手法？
谢晋：这也是当时很重要的细节。姜文这个角色本身是文化馆的，他会音乐，就是华尔兹。只要有点文化人就知道这是探戈还是华尔兹，还是四步，他就讲，一二三，教晓庆。晓庆跳得很好的舞，做不会跳的样子，而且演得还不错。这么艰苦的、这么受到迫害的，居然还在这么一个镇上，还在跳着华尔兹，太有意思了。对美的追求，对生活的追求，对爱情的追求，秦书田在追求胡玉音嘛。
记者：但是您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加这个呢？
谢晋：这个对人物性格非常有好处的。
关于他的导演水平、关于他的《芙蓉镇》，谢晋曾经与记者有过这么一段对话，字里行间也足见谢晋的真性情：
记者：有人这样评价您——“如果把20世纪分成前后两半，要举出后半个五十年中影响最大的一些中国文化人，那么即使把名单缩小到最低限度，也一定少不了谢晋。”您自己怎么看？
谢晋：我就是一个导演，评价不是靠谁说的。我认为最能衡量一个艺术家、演员、音乐家的是时间，不是说你今年怎么样，明年怎么样，而是要3年、5年、10年才能说点什么。不像现在一些导演，一部片子很火就说成著名了，我觉得这种现象不行，要不你看看，再过10年，谁还记得他？可巴老，100岁还是大文学家，这才是真正的评价。我自己有些电影过了十几年，大家说还那么好看。我也跟人开玩笑，我最好的戏确实没有拍出来，因为很多现实环境的缘故，艺术得不到最好的表现。
记者：您觉得您有哪几部影片可以十几年后依然好看？
谢晋：还是有几部的，比如像《芙蓉镇》，很多人都认为是现在最好的影片。
谢晋曾经说过：“我一直在讲陈凯歌、张艺谋不会拍《芙蓉镇》，他们的经历和我的完全不一样，这不是说水平高低的问题。”是的，谢晋的这番话说得很中肯，完全没有厚此薄彼的意思。谢晋认为不同的时代出不同经历的人，不同的环境和背景下出不同经历的人。电影导演也是一样，不同的经历会使他们的视角各有差异。
谢晋辞世以后，很多年轻人开始关注他的电影。有位年轻的网友发表了一篇《我看了中国最好的电影》的帖子，无意中就暗合了谢晋的这一段话：
这部电影叫《芙蓉镇》。谢晋导演辞世，得以在影院看这部电影，感慨很多。新一代的影迷，对中国电影总是抱怨多多，且相对更关注第五、六代导演的作品。
甚至在想写一下《芙蓉镇》时，也只能就文本说文本，无法从更多的层面去探究它的存在意义。即便是谢晋，我看过的作品也屈指可数，而这部《芙蓉镇》更是首度观看。所以参照的标准，不期然地设定到第五代导演上。涉及“文化大革命”题材的电影作品，张艺谋的《活着》、田壮壮的《蓝风筝》、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其中的翘楚，它们各有特色，一同撑起了第五代导演的成熟之旗。
然而看过谢晋的《芙蓉镇》后，我对这类题材电影的认识有了转变。与那些让第五代导演扬名立万的“文化大革命”电影不同，它以亲历者的反思姿态直面历史，即便是出品时间更早，其思想上的韧度却更加尖锐和犀利。第五代的这几部作品，拍摄时间较晚，都带有某种跳脱的态度，更希望站在历史的外围，去冷眼旁观那段苦难史，一方面这样的视角更宏大，更容易达到史诗的效果；另一方面也相对安全，更接近普世价值。
而另一位年轻的网友也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
一部1986年的电影如此打动震撼我，是看之前未曾想到的。必须佩服谢晋导演的功力，这样的电影，换别人拍无论如何都是挑战极限；感谢他曾经的付出，为中国电影史留下了一座100年都无法逾越的丰碑。这是我对这部电影的基本评价。
而《芙蓉镇》在电影史上所获得的评价有：
“电影泰斗”谢晋的扛鼎之作，表现了各式人物在历史面前的真实面目，发出对人性的呼唤和对美好感情的讴歌！
《芙蓉镇》将道德批判与历史批判融为一体，以人物命运的变迁传达出深广的社会内涵，揭示了极左路线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富于人道主义精神。影片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现实主义电影的优良传统，取得了雅俗共赏的社会效果。
——第10届百花奖评委会
总的来说，《芙蓉镇》仍然是一部谢晋式的“哀而不怒”的电影，但在当年那个特定的年代却引发了人们对“四清”、“反右”、“文化大革命”等历史问题清算的热情。
——《中国新闻周刊》
4．我在我思
1989年上映的《最后的贵族》和1991年的《清凉寺钟声》充分体现了谢晋作为思想者的本质。他不但在电影的探索道路上走得更远，而且要求自己思考得更多……
《最后的贵族》剧情梗概：
1947年暮春，国民党政府外交官之女李彤在欢乐的气氛中度过20岁生日，随即与女友黄慧芬、雷芷苓、张嘉行三人离别故乡亲人，结伴去美国留学。一年后的某个冬日，四位小姐设宴庆贺元旦。席间，李彤意外地收到父母在乘船赴台湾途中于海上遇难的电报，不禁昏厥过去。不久，心灰意冷的李彤无力继续求学，悄然离开女友，不知去向。三年后，在黄慧芬和陈寅、张嘉行和王医生同时举办的婚礼上，浓妆艳抹的李彤飘然而至，使众人大为惊诧。李彤则旁若无人，在宴会上狂舞痛饮，使众友人百感交集。不久，陈寅于报纸上见到李彤酒后闹事被警察扣押的消息，到警察局将她保释出来，接回家中，欲劝她振作精神，另谋新路。但李彤已对人生无望，仍抱着及时行乐的态度消磨时光。又一年春天，李彤独自周游世界各都市之后，来到自己的出生地威尼斯，怀着对家乡故园的眷念，投海自尽。
《最后的贵族》根据白先勇的小说《谪仙记》改编而成，通过描述四个贵族小姐在中国处于重大历史变革时期离开祖国到美国几十年的命运，折射出历史变迁下人的沉浮。创作者充分挖掘人性、人情，抓住了李彤命运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她的灵魂失去了根基，最终只能导致自我毁灭，由此反映了深邃的人生哲理，并使观众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历史沧桑感。
解读《最后的贵族》的关键词是：历史变迁、人的沉浮、人性、人情、（灵魂的）根基。上一节提到了谢晋对《红楼梦》的理解。是的，谢晋其实很爱看《红楼梦》，他对《红楼梦》的理解很深，他每每在拍片前后去读读《红楼梦》，以期从中获得一些灵感。《红楼梦》表现历史沧桑里人的沉浮，在这一点上，与《最后的贵族》有或多或少的相似之处。把握了这点，谢晋也找到了与当代作家白先勇对话的话题。早在1985年谢、白二人相识时，谢晋就指出《谪仙记》中的人物有《红楼梦》里人物的影子。谢晋认为李彤间乎林黛玉和晴雯，黄慧芬似乎像薛宝钗。白先勇大为吃惊：“你怎么知道我心底深处所想的东西？还没有一位评论家这样说过。”
《最后的贵族》的拍摄，完全缘起于一次错过。谢晋本打算拍《桃花扇》，可找不到理想的外景，只能把计划里《桃花扇》之后的《最后的贵族》提到日程上来了。此时的谢晋，已经65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大多数人过了五六十岁也就退休了，将近70岁而仍然奋战在艺术领域的谢晋真是了不起。如此高龄还拍电影，谢晋导演是怎么想的呢？《大师谢晋》一书里，作者这样记载：“（谢晋）在后来的一篇《导演阐述》中这样说：‘我认为根据《谪仙记》改编的《最后的贵族》，它具有史的作用、诗的境界。有个著名美籍华人评论家曾经说过，白先勇的《台北人》写了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在台湾、在美国的遭遇，具有史的价值’。”
作者接着写道，白先勇很多作品都写了这么一个哲学思想，可归纳为三条：今昔之比、灵肉之争、生死之谜。《最后的贵族》也是这样，它写了对今昔盛衰的感叹、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冀望、对芸芸众生的嘲弄和同情。在《最后的贵族》中，李彤这个人物改变了人们文学欣赏及审美的观念，白先勇再三强调她不是经济财产失落，也不是爱情的失落，而是灵魂的失落，她是个离开中国母体断了乳汁的孩子，是杜甫诗中的“失群的孤雁”。
在这些背景之下解读《最后的贵族》，就能大致地了解谢晋的思路。他自己也说，这是时代和观众对他的要求，也是他作出的抉择。尽管是痛苦的抉择，但他必须这么做，除此之外，他别无退路。诚如他自己所说：“过去国内不大强调商业性。近几年武打片、惊险片在国内大行其道，比文艺片更卖座，引起了争论。但我的电影的特点是，从50年代的《女篮五号》开始，电影观众的覆盖面就比较大。八届百花奖，我得了四届。得了百花奖的电影一般卖座都比较好，金鸡奖则不一定。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有些朋友认为不应当过于迁就观众，但另外一些朋友却认为‘阳春白雪’只会使电影更差。我究竟走哪一条路，尚在反复考虑。许多搞电影的人，一生勤勤恳恳、忙忙碌碌拍了不少，但真正成功的，自己真正感到满意的却一部也找不出。晚年难免产生失落感。我最怕的就是这样。这些都是我的心态。”正因为如此，他才呼吁“我们要不断地追求，要有不断地进行探索的精神，要有那种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电影艺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激情！要全身心地拥抱它。”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谢晋永不停步的精神怎不让人动容！且不论《最后的贵族》是否能拍成功，“活到老，探索到老”的谢晋已经足以让后来者感动了。
筹备《最后的贵族》时，上海巨星影业公司也在积极筹备之中并迅速成立了。它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子公司，由谢晋任艺术总监，上影厂的常务副厂长迟习道任总经理。公司下设制片部、创作部和经营部，在经济上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享有自己挑选剧本、筹措资金、组员拍片的权力。作为我国第一家具有相对独立制片权力的影业实体，谢晋此举开了影视界的先河。谢晋求新、求创意的风格丝毫不因自己年事渐高而有所衰减。
巨星影业公司存在期间，谢晋晚年的几部重要作品——《最后的贵族》《清凉寺的钟声》都在这段时间里产生。可以这么说，巨星影业公司是一个新的开始，一种新的尝试，以超功利心态踏上征程的谢晋，在其中收获颇多，同时也乐趣颇多。
《最后的贵族》的演员阵容，按照今天的话来讲，可用超级“豪华”来形容。许多演员是名家、是大腕，人们熟悉的名字有潘虹、濮存昕、李克纯、祝希娟、肖雄、卢玲、卢燕、英达、毛永明等等。因《红色娘子军》《啊！摇篮》而著名的祝希娟在影片中扮演只有三句台词的张母，著名导演英达客串一个小角色周大庆，到处是星光闪烁。更有甚者，有细心的网友在演职员表里还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信息：《最后的贵族》看到片尾居然在名单里发现蔡康永和林良忠的名字。原来林良忠当时在纽约学电影，给剧组当灯光助理。还有更绝的，就是《最后的贵族》的群众演员里居然有李安。原来他“也在片场打小工”，据说是“窝在画左，闪了半边脸”。如此阵容，谢晋的工作量和担负起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要把如许多的演员协调好，统筹安排的功力必须相当深厚。好在谢晋身经百战，只要有电影拍，一切好商量，多大的困难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去解决。
说到困难，谢晋在决定谁来主演李彤时的确遇到了。1986年，经卢燕引见，谢晋认识了林青霞。1988年在《芙蓉镇》首映式上，谢晋再遇林青霞。鉴于对林青霞演技的高度欣赏，他邀请林青霞出演李彤，他觉得林青霞适合这个角色，林青霞也欣然同意了。岂料因种种原因，当时身在台湾的林青霞不被获准出演谢晋的这部电影。虽经林青霞一再地坚持和谢晋一再地等待，仍然没有出现转机。这在谢晋和白先勇心中都留下了不小的遗憾。以致时隔18年后，2006年《最后的贵族》将被拍成电视剧之际，白先勇先生还在提起当年林青霞无法出演的遗憾，甚至电视剧的选角也要以林青霞为标准，由此可见当时的遗憾有多么大。
不过，演艺界包括谢晋本人在内虽然抱有遗憾，眼光却还是放远、望前看的。林青霞不能如约拍片，谢晋想到了潘虹。尽管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让潘虹出演，但谢晋没有褒“林”而抑“潘”的意思。1976年毕业后分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后，又调到峨眉电影制片厂当演员的潘虹，当时已经拍了8部影片了，其中包括1981年的《杜十娘》、1982年的《人到中年》和1987年的《末代皇后》，都是家喻户晓的名片名作。按理说，潘虹演李彤绝对没问题，但谢晋认为她还缺一点火候。
谢晋这么考虑自有他的缘由：李彤的境遇实在特殊——就如曹雪芹，幼时于锦绣中生活顺遂，及长突逢变故，飘零憔悴于江湖，心心念念于过往的流金岁月。心在留恋，脚在漂泊，朦胧的忧郁伤感间，却终是明白——回不去了。相同的人生感喟，张爱玲也在《半生缘》里借了顾曼桢之口来说：“世钧（《半生缘》男主角名），我们都回不去了。”要把这种进退两难、尴尬伤感又漂泊不定的灵魂表现出来，关键是要有对这种境遇的体会。而潘虹虽有能力把握角色，但她最缺的恐怕就是这种经验。幸好在等待林青霞的数月时间里，按谢晋的老脾气，潘虹等人一直在上海感受生活兼带揣摩剧情，所以救场归救场，剧组的步子是一点不曾乱的。潘虹在谢晋的带领下，学习了许许多多李彤必有的特征、习惯，甚至是她特有的“味道”。潘虹在这过程中是怎样一步步成长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但经过《最后的贵族》，潘虹的演艺水平更上了一个台阶却是有目共睹的。谢晋教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人物形象上去，不去臆测人物该是怎样的，而是用尽自己的心力去思考：你若是这个人物，该是怎样的。用自己去演人物的灵魂，潘虹被证明做得很好。她在《最后的贵族》中的表现堪称上乘，连她自己也说，她演的是李彤，在剧中，她就是李彤。
饰演陈寅的濮存昕如今是一位知名演员，不过在拍摄《最后的贵族》的1988年，他还是一个刚过而立的青年演员。他演的陈寅在影片里常常起到一个媒介和线索的作用，比起漂泊无依、复杂多变的李彤好把握。但要达到李彤命运的“记忆者、见证者”的要求，濮存昕也大大努力了一把。出身于演艺家庭的他，耳濡目染于父亲苏民的一言一行，深受熏陶。更年轻些时的插队下乡，而后的返城，调回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这一切都让他的阅历丰富，自然感受也更丰富。关于《最后的贵族》，濮存昕留给观众的印象是“恰到好处”，不让人忽略，却也不抢镜头，与潘虹的配合分寸拿捏得刚刚好。一个出现在李彤生命里，而后又被隔离在李彤生命之外的陈寅的形象，就此塑造出来了。那种若远若近的距离、若即若离的心绪明明是无形的，却被濮存昕在谢晋的引导之下不动声色地演了出来。
1991年上映的《清凉寺钟声》依然与《最后的贵族》一样，是上海巨星影业公司出品而署名为母公司“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是谢晋力图打破自己固有的模式、走出新路的作品。
《清凉寺钟声》的剧情梗概：
日本战败，随军护士大岛和子留下一个遗腹子，在逃离中国时被日军作为行李扔到了草丛中。
羊角大娘从外村回来，犹豫再三，还是发了善心，把这日本婴儿抱回家。她的哑巴儿子葫芦不乐意，葫芦的叔叔康森跟日本人打仗受过伤，也反对收养。迫于无奈，大娘让女儿秀秀把孩子放在大路口。可到了中午，秀秀流着泪又把孩子抱了回来。她喜欢上这孩子了。从此，取名“狗娃”的孩子成了羊角大娘的孙子。
狗娃一天天长大，长得聪明又善解人意，葫芦喜欢上了他。葫芦和村里人外出开山修铁路前，狗娃贴着他的脸叫他爸爸。一次事故中，葫芦遇难，狗娃再也没见他爹回来。大娘和秀秀出远门赶往葫芦遇难处，含泪将狗娃送给无儿无女的货郎牛金川。后来，羊角大娘知道狗娃在牛家挨冻受饥，又把狗娃接了回来。
大娘日渐衰老，为补贴家用，秀秀嫁人换回一笔彩礼。羊角大娘只得把狗娃送给清凉寺的方丈。
20年后，中国佛教代表团东渡日本访问。明镜法师的身世引起了大岛和子的注意，一根丝腰带把失散30年的亲生骨肉系在了一起。明镜亲切地叫了一声他平生第一次呼喊的“妈妈”。然而，他还是乘飞机返回了故乡中国，那清凉寺的钟声已成为他生命的组成部分。
濮存昕是一位很有个人风格的优秀演员。濮存昕的全盛始于谢晋导演拍的《最后的贵族》。当然，假如没有谢晋的慧眼识才，濮存昕也会“红”，只是时间早晚而已。但是没有谢晋，濮存昕所得到的来自老一辈的帮助（除他父亲苏民外）可能不会这么多，提升自己的功力也可能不会这么快。2008年谢导猝然离世之后，濮存昕曾对媒体记者说过这么一段话：“我曾和谢导演拍过两部影片，《清凉寺钟声》《最后的贵族》。在我年轻的时候，他引领我走入了电影，使全国的观众对我有了最初步的了解。尤其是有一件事使我特别感动。那是在1989年《最后的贵族》首映式后，肖雄告诉我说，谢导演看到我在首映式上接受记者采访时的侃侃而谈，他高兴地对肖雄说，‘又出来了一个演员’。我觉得他为自己能培养出一个演员而感到快乐。这件事过去了20年，可我还是记忆犹新，因为那时的我最希望得到他的赞许，可他从来没有当面表扬过我。”濮存昕记忆中不能忘怀的、令他特别感动的，居然是谢晋在背后夸他、赞许他，而从来不曾当面说出口的一句话。果然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啊。真正的君子，从不在人前人后有两套腔调的言辞，真正的君子也从不在人前刻意去夸饰奉承。当然，真正的君子亦不会感动于人前的刻意夸赞。在这个意义上，谢晋和濮存昕都是君子。我们猜想，谢晋必定已从濮存昕在《最后的贵族》里的表演看出了他的潜质而准备好好引领和带挈他了，之所以迟迟不下一句赞语，可能是他认为当时的濮存昕所需的，还是时间的累积、“味道”的积淀与提纯。
在谢晋的引导下，濮存昕越来越快地磨出自己的“味道”来了。濮存昕的“戏味”在于“淡”，淡而醇，淡而出味。在《最后的贵族》，作为李彤命运的“记忆者、见证者”，濮存昕饰演的陈寅表现得很出色。而《清凉寺钟声》里濮存昕演出的，是一种在宗教信仰、人情人性支撑下的对于人世的感激、悲悯而产生的悲欣交集的“淡”之味。
《清凉寺钟声》给人最大的感动，是人之情，它是对生命的最为原始的怜悯的情。羊角大娘对尚在襁褓的幼弱生命的怜惜，并无任何求功求利之心可言，捡来的小孩是日本人留下的，在羊角大娘眼里，也只是一个孩子而已。在羊角大娘和她的女儿秀秀身上，从她们收养日本婴儿并悉心照顾他的举动里，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劳动人民深入到骨子里的善良与美好。谢晋请了著名演员丁一来饰演羊角大娘这个重要的角色。对丁一而言，这是她生命里最后的几部影片之一，也是她最具影响的影片之一。那时的丁一49岁，刚刚走到五十而知天命的坎上，对于羊角大娘，她应会有许多这个年龄上的理解。但毕竟生活和电影所处的时代不同，为了更好地体验羊角大娘的生活，丁一骑驴、抽水烟，终于从理论上的角色认同到了神似的境界。
在《清凉寺钟声》里饰演羊角大娘的哑巴儿子康葫芦的是后来在影视剧里以演健朗正气的角色出名的尤勇，此时29岁的尤勇，已经慢慢向形成自己风格之路进发。他饰演康葫芦，能把握好人物善良、质朴的性格，把一个口不能言，但有着丰富内心世界的本分汉子演得惟妙惟肖。尤勇也因在电影《清凉寺的钟声》中饰康葫芦而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提名奖（1992年）。
饰演大岛和子的，是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栗原小卷。无论是《望乡》《生死恋》《莫斯科之恋》，还是《清凉寺钟声》，栗原小卷都为我们带来了一份异国的美丽。栗原小卷的表演功力是深厚的，可给谢晋最深印象的，应该是她的那种对于表演的执著和尊重。谢晋曾说：“我认为在国内乃至世界上有两种演员，一种是电影明星，另一种是电影表演艺术家。明星可以靠一两部片子走红，而表演艺术家则能胜任不同性格和个性复杂的角色。他（她）们能从20岁演到70岁。这靠的是演技和造诣，栗原小卷就能称得上是这样的演员。”
影片给人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尾声处。明镜法师（濮存昕饰）告别他的日本生母，回到了养育他长大的中国，回到了羊角大娘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虽然已身入空门，可羊角大娘一家对他的恩情他始终铭记着。在明镜法师一边环绕羊角大娘的坟墓，一边念诵佛教的“往生咒”的平和气氛里，在祈望虽无血缘而如同亲人的羊角大娘得以安息，放下一生的劳苦和艰辛，往生极乐的心愿里，电影默默地结束了。这样的结尾，无声地拨动了观众的心弦，对于中国人民美好人性的赞美，对于和平美好生活的祈望，都流露出来了。
据说这个剧本是谢晋的老搭档李准在多年之前写的，一直没有拿出来。谢晋的巨星影业公司成立之后，一直催着老友修改剧本以便拍摄，拗不过他的李准终于和儿子李澈合作完成了这部电影的剧本。而剧本是向近2000名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调查之后，根据他们的切身体验写成的。
我常常很怀念一种感觉。就是拥抱。我们总是渴望臂弯里满满的、暖暖的。拥抱，是手臂的一个重要功能。
我怀念的，是拥抱一只狗。那是我曾经养过的一只狗，很大，像男孩子一样调皮，像小伙子一样生猛，但是它又愿意给你，只给你——温柔的驯服。我抱着它，那透过皮毛的体温，大狗挺拔矍铄的体型、气息、模样，全在这个拥抱里。
一个80后的独生子，从童年以来，总是从一些狗的身上，得到那种生命之间彼此信任、依赖、需要的感受，而且，这和人的世界里的关系不同。它不涉及任何的条件、利益，只是因为我和它都是生命。
这部电影终于让我在人与人之间感受到了这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信赖与温暖。这种感觉应该被叫做“人性”。
这部电影对最淳朴、最真挚的人性的观照，深深地打动了我。
这段文字是一位自称是80后的观众在网络上所写的感言，充分证明了谢晋拍的电影不会过时，有着历久而弥新的震撼力和感染力。虽然这位年轻的观众是从自身的角度来定位和评述影片的，但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他（她）的感动来自何处。按说80后的观众已经是“新新人类”一族了，在从未看过谢晋影片的前提下，突然与他的影片邂逅——仅仅是因为他的突然去世，使得全中国的观众在谢晋电影回顾展里一窥他当年的影坛艺术风采。尽管影评没有过多地针对电影内容本身，然而我们知道，他看懂了，他看懂了谢晋在影片里通过电影艺术手段表达出来的美好人情，所以他才能写出这样入味的文字来。“时代有谢晋，谢晋无时代”，这句话又一次得到了年轻观众的证明。
5．大音希声
1991年，谢晋还拍了电影《启明星》，这部片子最大的特色就是片中的弱智儿童的扮演者本身就是弱智儿童。作为著名的电影导演和两个智障孩子的父亲，谢晋始终倾情关注残疾人事业，当了10年的中国残联副主席。
1991年，他拍摄《启明星》时，38岁的三儿子谢建庆因哮喘不幸去世。彼时谢晋忙于拍摄《启明星》，剧组里的小演员都有不同程度的弱智，谢晋忙于照顾他们，要安排他们的生活，要引导他们拍戏……他根本走不开，最疼爱孩子的谢晋虽然在出发拍摄前给已经住院的阿三谢建庆理了发，父子俩小小地聚了一下，但谢晋总放不下心。几度传来阿三病危的消息，而谢晋挪不出时间去看儿子，这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煎熬、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煎熬。剧组的人都知道，谢晋不能扔下剧组工作不管。当阿三的死讯传来时，谢晋陷入了无尽的痛苦……
《启明星》是谢晋真实心境的写照，虽然在工作时常常拼命，有“工作狂”之戏称，但他也是一位情浓情真的父亲，一位有着残疾儿子却不放弃也不希望他们放弃的父亲。就像《启明星》的结局：一个个的残疾儿童都能找到自己在生活里的位置，都能获得生活中的快乐和幸福，残疾儿童晨晨的父亲谢长庚也放心地辞世——谢晋对于有残疾的儿子的内心祈愿，本来就是这样的。
1993年，从生活的苦痛里又挣扎了出来的谢晋拍摄了影片《老人与狗》。这时由于种种原因，上海巨星影业公司已经成为了历史，壮心不已的谢晋在前一年即1992年8月8日又成立了谢晋恒通影视有限公司，并出任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老人与狗》就是谢晋恒通影视有限公司的产品。
《老人与狗》剧情梗概：
心地善良的邢老汉孤身一人，与世无争，闲暇时总是蹲在炕头一口一口地抽着他的烟袋锅。老人还有一条最听话的大黄狗，他们就在这西北农村相依为伴，倒也其乐融融。突然有一天，从邻省逃荒的灾民中有一个女人来到邢老汉家，好心的邢老汉收留了她。年届花甲的老汉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家。从此老汉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原来，那女人家里是富农成分，她是偷跑出来的，家中还有老母亲和一个孩子，女人要给他们找回粮食去。邢老汉和女人已是形影不离了，老汉劝她别回去，并让她把孩子也接来。但女人接到一封家信，还是趁老汉外出时独自走了，等邢老汉回家时已是人去屋空。老汉终日盼望女人能回来，但只有幸福的回忆和老黄狗陪伴着他。为了所谓的节约粮食，县工作组打死了与老汉朝夕相伴的大黄狗。老汉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邢老汉的烟囱没了往日的炊烟……
这是一个相遇而不得相守的故事。影片细腻地描写了逃荒女人和初次体会到有一个家的生活乐趣的老人之间心灵的相通。过程很温馨，结局很无奈。逃荒女人由斯琴高娃扮演，邢老汉的扮演者则是谢添。
我们会发现谢晋在拍电影时别的都好商量，一到与电影相关的，就特别“奢侈”。委屈什么，也不能委屈了电影！《最后的贵族》在美国拍摄时经费紧张，谢晋样样省、时时省，就是在胶片上大方。《老人与狗》的原作者张贤亮是与谢晋的第二次合作（上一次是拍摄张贤亮的《牧马人》）。谢晋让他串演了一个乡镇小干部，只有吃碗东西、点个头、擦擦嘴走人这几个小动作。为了演出效果，谢晋来回拍了两遍。还是这句话，别的都好商量，影片的质量一定得过关。拍摄《老人与狗》，用的都是超一流的好演员——谢添，老演员、资深导演；斯琴高娃，资深演员。其实《老人与狗》是“两老”的奢侈结合——两个老演员加一个老导演。人虽老，谢晋的心不老，这时他已经71岁了，但他不愿停下艺术探索的脚步。
《老人与狗》延续了谢晋关于人情、人性的思考，但探索的动作更隐蔽了。影片没有《天云山传奇》的大起大伏，没有《芙蓉镇》里两主角“华丽”的扫街镜头。《老人与狗》表现出来的一切，都是归于平淡的生活、静水长流的生活。在看似平静的生活表面之下，老汉与女人的交流开始了，同样表现相濡以沫的温馨。《牧马人》旨在突出年轻人心底萌动的爱的绚烂色彩，而《老人与狗》旨在烘托老年人渴望温情来慰藉的一点朴素色彩。谢晋的思考与探索走得更远了，《老人与狗》的艺术品位也在这样的思考与探索中更上了一层楼。《老人与狗》是一部很纯粹的艺术片，在许多人把电影看成商品的时候仍能坚持自己的追求，从导演谢晋到两位主演，再到剧组全体，实在是可敬可佩的一个群体！
1997年的《鸦片战争》，是20世纪末中国电影界再度燃起的辉煌之一，也是谢晋长达50余年的电影生涯里的最后一部大片。和谢晋以往的每一部作品一样，它的出生，也让谢晋用尽了心思。
此次拍片，谢晋当然心中有数。这部片子在人力、财力、物力和心力方面都会有巨大的付出。首先要解决的是资金问题。资金从何而来？社会捐赠、赞助、民间募集？为拍《鸦片战争》，谢晋首创《鸦片战争》影视公司，与当年创立巨星影业公司一样，这在国内尚属风气之先。
当时，谢晋还在拍《女儿谷》，他委托宗福先带着大家合计剧本。宗福先是戏剧名家，本人的艺术修养很深。由他和编剧们先定下剧本的大提纲，谢晋还时不时地从另一个工作现场“逃”回来，与大家反复讨论剧情，最后由宗福先统稿。剧本前后改动了11次之多，这恐怕也在谢晋拍过的电影里创下一个“之最”了。谢晋对于剧本的构思很明确，“要全景式地再现鸦片战争的全过程”，意味着这部电影所取的视野一定很宏阔。编剧之一的朱苏进说：“一个70多岁的老人，带领一班人，托起8000万元的集资（当时影片的投资估算），去攻打一个世界性的题材，这本身就是一个英雄主义的行为，这本身就具有美学价值，是一件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壮举。”
接着又是找寻合适的演员的漫漫征途。
鲍国安接到扮演林则徐一角的邀请时，起初是“接”而不“受”的，原因是“林则徐”的角色太重要，是《鸦片战争》一片中不可或缺的主角，况且有“赵丹演绎在前头”（赵丹1958年曾在《林则徐》里饰演林则徐），压力较大。直到一位林女士——林则徐的后裔把林则徐的画像送给鲍国安，几经考虑、受到鼓励的鲍国安终于答应了这份邀请，于是开始了与林则徐的“神会”之途。据说，拍《鸦片战争》时正当知天命之年的鲍国安和鸦片战争时林则徐本人的年纪相当，身高、体重亦相当——这是巧合，只是在形上粗粗相似。鲍国安进一步要求自己的，是和处在当时的环境、当时的心境中的林则徐神似。于是他就把林女士所赠的林则徐画像张挂在房间，日日对着揣摩，揣度林则徐当某时、某地、某事、某人之际的神情态度，就如茅盾先生所说的“下笔之前，相对朝夕揣摩”。如此揣摩演练，能做到形神俱备，固然是演员本人演艺上的幸事，对于《鸦片战争》剧组来说，有这么敬业的演员，亦是幸事了。
饰演道光皇帝的不是别人，正是濮存昕的父亲苏民，北京人艺的副院长、老导演。濮存昕常常说起自己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从做人到艺术表演等各方面都受父亲的影响较大。有子若此，其父之道行岂可等闲视之？为了酝酿饰演道光皇帝的感觉，苏民早早地进入了体验。他接受谢晋的邀请后，一次次地去了北京故宫，实地感受，力求复原鸦片战争时期的道光皇帝，充分体现了一个老导演、老演员的敬业精神。至于《鸦片战争》里扮演琦善的林连昆，则是一位影坛宿将。虽然他在《鸦片战争》里出演配角，但他有着老艺人特有的敬业精神，在正式演出之前要做小品，他认真得如同已在银幕上亮相。对于拿到手的剧本，他一心钻研之余还会提出自己的理解。最后，他因出演电影《鸦片战争》中的琦善，获得第1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
谢晋又和多年好友、台湾导演李行商量，希望他推荐几个港台演员。李行推荐的是朗雄和葛香亭，这两位演员都曾拿过台湾的金马奖——朗雄，台湾第30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得主；葛香亭，台湾第3届、第8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得主。谢晋根据他们的气质，邀请朗雄出演片中买办何敬容，他欣然同意。葛香亭是谢晋当年在上海金星培训班时的同学，也是个资深老演员。1997时的葛香亭已有81岁高龄了，他参演的电影作品至少有170余部，一生从事演艺工作，对其热情从未减退。
此次谢晋请他出演的是清末老臣奕山。2005年，葛香亭获得了第42届台湾金马奖终身成就奖。谢晋、李行、朗雄、葛香亭都是活到老、艺术到老的典型。
当时有人担心一部电影里尽是老演员，没有人爱看。可谢晋不这么想。他认为历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忽视的，只要艺术形式运用得当，一样能引人入胜，产生巨大的影响。
除了要安排好中方演员与角色的问题，谢晋还得敲定《鸦片战争》里那些英商、英军的人选，这就牵涉到跨国合作了。好在谢晋已经有经验，不是第一次上阵。尽管如此，繁杂的事务还是让他忙得恨不能多出几倍的时间、多出几倍的精力才好。好不容易等到异国演员的事情都解决了，谢晋刚想喘一口气，没有想到，新的问题接踵而来。
《鸦片战争》剧组人员需转战广东、浙江等地——鸦片战争时期的广州城当然早就没有了，必须搭建。浙江东阳横店集团承诺修建一座广州城，让100多年前的广州出现在浙江东阳。同时，浙江舟山在准备鸦片战争时的英方战船“威利士厘”号时，出了点问题。由东海舰队提供的退役战舰固然为剧组省下了不少的钱，但要将它“还原”到鸦片战争时期，使它看起来像当时的英国战船（拍片时，它还兼职扮演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的英国舰船“汗华丽”号的角色），那就不容易了。改装费由舟山市旅游局落实，这也着实省了不少钱，但谁来告诉他们该怎样改装才行呢？总道具师张先春发挥了作用——他前往英国“旅游”，登上了真正的“汗华丽”号（“汗华丽”号与“威利士厘”号是姐妹舰），将拍得的照片带回，作为战舰改装的依据。这就是谢晋导演的团队，处处都认真严谨，处处都讲究真实可靠，以这样的工作精神，拍出的片子肯定是上乘的水平，但剧组付出的辛劳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时的谢晋，其艺术风格也由早期的绚丽而归于素朴，颇有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况味。《鸦片战争》获得的成功，单看第17届金鸡奖（1997年）获奖名单就足以证明：最佳故事片——《鸦片战争》，最佳男配角——《鸦片战争》林连昆，最佳摄影——《鸦片战争》侯咏，最佳录音——《鸦片战争》王学义、来启箴，最佳道具——《鸦片战争》张先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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