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帷幕正在徐徐落下，21世纪的朝阳即将冉冉升起，站在世纪之交的地平线上，不禁感慨万千。21世纪对中华民族来说，绝非仅仅是又一个百年，而是要以现代化的崭新形象屹立在世界东方。面临这样一个世纪，中国哲学将会以何种面貌呈现出来？哲学界一些有识之士纷纷预测，各抒己见。虽然我们不能推断出新世纪中国哲学的具体内容和细节，因为未来之所以叫未来就因为还有太多的未知数，企图对未来哲学作细节描述是不明智的。但是，未来并非全然不可知，未来是现实的延伸，我们可以从现实中发现未来的萌芽，可以从实践发展的逻辑和哲学本身发展的逻辑对21世纪中国哲学的总体格局、精神走向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作一展望。在这新旧交替之际，这种展望或许不无意义，因为展望本身也代表了一种期望、理想和寄托，理想缘于现实又引导着现实。
一、预测的前提
对21世纪中国哲学的格局预测须立足于三个前提：当今世界文明格局；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格局；中国哲学的资源格局。
首先，从当今世界文明的大背景来说，纵观近三十年的世界文明发展趋势，存在相互矛盾的两种潮流：一个是全球化、一体化浪潮。这一潮流体现为各民族、各国家和各种不同文明体系之间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相互渗透、融合。例如，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全球的经济模式，民主政治日益成为各国共同的追求，对人权的向往已具有普遍的政治价值；传统的分工正在演化成世界范围内的分工，跨国公司、国际组织数量日益增多、规模越来越大，如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传统的民族国家壁垒在相当程度上开始消解，欧洲的一体化、资本的全球流动、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共享，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国际标准和国际规范为世界各国所共同接纳和遵守，“与国际接轨”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共同口号。但是，在全球化、一体化浪潮出现的同时，另一种相反的潮流也伴随出现，这就是本土化和多元化浪潮。比如，市场经济虽然成为全球的普遍现象，但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却各有不同，德国市场经济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不同于英美的自由放任经济，东亚的市场经济不同于欧美的市场经济，更不用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所有其他模式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情形也一样，例如日本和韩国实行的是代议民主，不同于英美等西方民主。在全球一体化的同时，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地方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得到强调，各国在接纳和遵守国际准则时，始终没有忘记本国的传统和国情，而是将国际标准与民族特征结合起来，使国际标准本土化。例如，大多数国家都同意和接受有关环境保护和人权保护的国际公约，但对这些公约的解释和实施都立足于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全球化、一体化是建立在本土化、多元化的基础之上的。世界文明的大格局决定了未来世界哲学的发展趋势将是一元化与多元化的统一，中国哲学的发展不能脱离这一大背景。
其次，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格局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本纪末至21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实践。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在中国的大地上，几乎集中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多种矛盾和冲突。经济上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上采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补充形式。市场经济要求尊重个性，多元应是题中之义，而社会主义制度又要求“共同富裕”和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政治上我们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文化上看，在我们社会中传统的、现代的、甚至后现代的文化价值观念同时存在并相互冲突碰撞，客观上需要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从外在条件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已使中国敞开国门，同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国家展开全方位的对话和交流，但中国又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和独立性。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不同于西方模式，也不同于其他任何模式的地方，在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中国特色。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践格局表明：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必然呈现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的多元并存局面。
第三，从现存的哲学资源格局来看，目前中国有三种哲学资源：西方哲学。一百多年来，西方哲学不断传入中国，为中国人所了解和掌握。西方哲学以西方科学文明为依托对中国社会形成一次次强大冲击波。“五四”时期，西方哲学势如潮水，涌入中国，诸如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罗素的新实在论、杜威的实用主义等等不一而举。有很多派别曾对中国哲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出现了翻译评介西方哲学名著的热潮，西方哲学中许多优秀成果已为中国思想界所吸收和消化，并开展了大量的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汇同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已溶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传统哲学既有保守性，又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作为文明古国，中国古代产生了众多优秀的哲人，从孔孟、老庄到朱熹、王夫之……，留下了《易经》、《道德经》、《论语》等不朽哲学遗产，是我们今天哲学发展的一笔宝贵财富。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传入中国以后，以其鲜明的阶级性和严格的科学性，从众多的哲学派别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武器。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主流哲学，在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已经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和邓小平哲学理论。我国哲学界已经形成了一支强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队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绩裴然。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成为指导中国社会实践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对21世纪中国哲学展望须立足于中国已有的哲学传统和哲学资源格局。
二、21世纪中国哲学的大体格局
根据上述分析和前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21世纪的中国哲学将在现有的三种哲学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众多派别，各种派别将根据自身的特点来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相对独立地发展自身。同时，各种派别之间将会相互吸纳、相互融合、相互碰撞、相互否定，中、西、马三者的融合互补、碰撞互动将成为世纪主调。据此，中国哲学会形成一种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图景。在哲学的百花园中，各派哲学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并不是各派哲学势均力敌、并驾齐驱，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仍将作为主流哲学出现在21世纪中国的哲学舞台上，居于主导地位，指导其他流派的发展。所以21世纪中国哲学的大体格局将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流的多元并存局面。
1.21世纪的中国哲学将呈现出多元并存融合碰撞的局面
这种多元并存、融合碰撞的局面将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1）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各派哲学相对独立的发展。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这种指导作用自然会延续到下一个世纪。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在于为各派哲学研究提供总体立场和“一般方法论”原则，而不是代替各派哲学的具体研究。在以往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有处理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往往否定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把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学术讨论到后来变成政治批判，对中国传统哲学一味批判，对西方哲学一概拒斥，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居高临下、冷冰冰的东西。这种“罢黜”百家，唯我独尊的局面，不利于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毛泽东早就提倡过文化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从发展真理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各有其自身的存在价值，谁也不能取代谁。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虽然在整体上超越了中国传统哲学及西方哲学，但后者却有其片面的真理性和细节的深刻性。各派哲学由于自己独特的问题域、研究视角和方法都有各自的特点和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具体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也难以互相代替。不能用一种哲学模式去套另一种哲学模式。中国传统哲学有其特有的概念范畴体系，与西方哲学相比在其内容、特征、方法等方面都独具特色。就内容而言，中国哲学重人伦、道德、修身养性，西方哲学则重理性、知识、征服自然；以特征而论，中国哲学以天人合一、主客不分、物我两忘为最高境界，西方哲学则以心物对立、主客二分、强调主体性原则为主导；从研究方法来看，中国哲学重整体、直觉、体验、领悟等方法，西方哲学则重分析、逻辑、演绎、推理等方法。所以不能完全用西方哲学模式（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和模式去套中国传统哲学。过去我们用西方哲学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模式来整理传统哲学资料，例如，非要把老子定义为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把张载的“气论”一定要和二程的“理论”作唯物唯心的绝对对立。这种贴标签式的研究，不能真正体现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和精神。同样，也不能用中国传统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去套西方哲学。我们必须尊重各派哲学自身的特点，去挖掘它们的宝藏。我们相信，中国传统哲学会在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哲学中占一席之地，西方哲学也会因其独特的价值成为21世纪中国关注的对象。21世纪将是各派哲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
（2）综合创新是各派哲学发展的共同途径和趋势。各派哲学虽都各具特色，尤其是各民族的哲学都具有自己的本土特色，但在当今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趋势中，任何一派哲学想封闭起来，走自己的路，说自己的话语已不大可能了。各派哲学将互相吸纳、互相借鉴、互相融通，明异而求通，扬长而弃短。冯友兰先生曾对未来世界哲学作了瞻望：“我们希望不久将会看到，欧洲的哲学概念将由中国人的直觉和经验补充，而中国的哲学概念将用欧洲人的逻辑和清晰思想而得到净化”。张世英教授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以天人合一为主导，重人生哲学和道德哲学，带来科学不甚发达之弊，西方哲学以主客二分为特征，注重发挥人的主体性，虽然科学发达，价值却迷失了。西方哲学家罗素也曾经指出：“我们的文明的显著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长处则在于对人生归宿的合理解释。”本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代表了“西学”与“中学”的对峙，今天的问题不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以己之长，攻人之短，而是各自吸收对方的长处发展自身。中国传统哲学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充分借鉴西方哲学的优点，实现其现代转换，在这方面，现代新儒学作了有益的探索。例如，冯友兰的“新理学”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讲的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用的是“理”、“气”、“大全”等传统哲学范畴，而构架“新理学”体系的方法却是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贺麟的“新心学”是陆王心学与新黑格尔主义相融通的产物；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则是佛教与陆王心学的熔铸改造，并受到柏格森哲学和新康德主义的影响。而现代新儒学的其他学者，如成中英则说他是先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并亲自到哈佛求学，又回到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他的“本体论释学”更是体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理。而且，中国古代哲学如今在西方哲学面临困境时，也开始受到美国和欧洲各国的重视，西方人纷纷到《道德经》、《周易》和《孙子兵法》、“天人合一”中汲取东方智慧，中国哲学正在走向世界。另外，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必然有一个与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碰撞、融合的问题。这个问题后面还要专门讲，这儿就不赘述了。
（3）各派哲学研究的立足点和归宿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不论是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引进西方哲学还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不应停留在静态的理论分析和研究范围内，实践是联系中西古今的中介和桥梁。各派哲学应为解决中国21世纪的实践问题作出贡献。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不应停留于文献整理和诠释上，应注意对之进行创造性转换，使之能适应于现代化的需要，当然也包括根据实践的需要，对传统哲学的保守方面作出严肃认真地检讨和批判。对西方哲学的引进也不是盲目效仿和生硬套用，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选择吸收，分析借鉴。同时，还应注意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所谓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即是用中国话语来表达外国道理，使之更为中国人喜闻乐见，即是按照中国的实际来解读西方哲学。西方哲学流派繁多，观点纷杂，究竟如何取舍，则只能以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国的国情来定。另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发展也只有立足于中国的当代实践，立足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现代化。
2.21世纪中国哲学的主流——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关于21世纪中国哲学的众多预测中，中西融合、古今相继、综合创新、多元并存已成共识，但对何种哲学将成为21世纪中国的主流哲学则显得不甚明了。有说21世纪将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复兴，有说该西方哲学主流，也有的闪烁其辞、羞羞答答，只谈结合、融合，不谈主流。究竟何种哲学将成为21世纪中国的主流哲学？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谁主沉浮？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必须作出严肃地回答。
（1）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地位
我们认为，21世纪中国主流哲学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能够担负起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任，因为这是本世纪末直至21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实践。第二，必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为任何哲学都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在任何时代，统治阶级的哲学都是占统治地位的哲学。
首先，中国传统哲学不能满足这样的条件。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总结的那样，中国古代哲学虽有合理思想值得我们发掘借鉴，但无论是何种中国古代哲学，作为整体都已经过时了。每一种哲学都反映一定的时代，为一定的时代服务，带有时代的局限性。时至今日，哲学又总是一定阶级的哲学，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并为一定的阶级服务。中国古代哲学主要是封建时代的哲学，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哲学，是为封建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由于封建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相对不发达，和世界各国古代哲学一样，中国古代哲学具有朴素的性质，观点上不科学，理论形态上较为粗糙，总体上说来还是处于人类认识的低级形态。近年来，一些人过分抬高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具备比现代西方哲学更为高远的境界，中国古代哲学文化可以医治西方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21世纪将是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世纪。这种看法显然过于夜朗自大、盲目乐观了。当然，传统哲学，作为文化遗产，包含有合理思想和因素，这些我们今天仍然需要继承发扬，个别范畴、命题、观点可以经过改造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但是在基本世界观上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克服。我们对传统哲学的继承是否定中的继承，是批判基础上的继承，不是完整哲学形态上的继承。“现代新儒学”在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但是，他们试图在保留儒家哲学的基本形态的基础上来与中国现代化接轨，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儒学从整体上说，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与自然经济相伴，与封建政治相随，而与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民主、科学、市场经济观念在本质或本性上是格格不入的。“现代新儒家”幻想走一条以东方文明为支架的现代化道路即“儒家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主张现代化不能从西方移植过来，而应当从中国古老传统中挖掘出仍具生命力的源头活水，“返本开新”（即返儒家道德心性之学之本，开现代化之新），“内圣外王”（即在儒家内圣之学基础上开出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对他们这套学说充满信心，1993年12月20日，他在台湾《联合报》上宣称，“延安彻底的唯物论”即马列主义已经“彻底失败”，断言将来支配中国命运的只能是新儒家的“彻底的唯心论”。现代新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刘述先也鲜明认定，只有儒家心性之学才是“人类走向未来所能依赖的唯一定盘针”。但是究竟如何从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中开出现代化来，这是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世纪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他们费尽心机却成绩欠佳。现代新儒学幻想把儒家哲学从其所服务的封建政治和自然经济下剥离出来，寻找一种永恒的道德价值和“真精神”，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传统哲学与中国现代化存在着根本冲突和不可克服的矛盾。显然，作为封建时代哲学思想的中国古代哲学不可能作为21世纪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其次，现代西方哲学也不能担此重任。韦伯曾经断言，现代化就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和“理性化道路”，而东方的宗教文化精神抑制和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能产生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韦伯在这里认为只有西方哲学文化精神才能孕育现代化。中国现代史上的西化派也是这样认为的，中国要现代化必须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全盘西化”。“五四”运动后，陈序经、胡适、吴稚晖等激进的知识分子公开主张，抛弃一切“国故”，“死心踏地向西走”。他们认为中国不能幻想只学西方技术和物质文明，而应全盘承受西方文化，因为文明是一个整体。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一些人又重弹“全盘西化”的老调，鼓吹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全盘否定，体现现代化精神的只能是西方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主体精神，以现代化为主题的21世纪的中国，现代西方哲学理应成为主流哲学。
我们不能接受“全盘西化”论者的药方，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同志通过总结国际国内的历史教训：即中国近代史上模仿“西方模式”，建国后照搬苏联模式的历史教训；苏联和东欧国家长期不改革，一旦改革又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搞现代化导致“不发达”的历史教训。通过总结得到两个重要结论：一个是中国的现代化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搞资本主义没有出路；二是中国的现代化要有中国特色，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不能照搬别国模式。现代西方哲学是现代西方社会生活和西方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在哲学思维上的反映。现代西方哲学枝叶繁茂、流派众多，它们从某一领域、某一角度来看，表现了人类思维的智慧，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具体研究方法，具有片面真理性和局部合理性……某些西方哲学流派也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现代化模式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批判，中国的哲学研究应当吸取其合理研究成果。但是这种吸收也是批判地吸收，而不是从哲学基本形态上的移植。应当看到，现代西方哲学是站在西方资产阶级立场来反映现实生活的，至少这些思想不可能根本超出资产阶级的局限。另外，现代西方哲学以西方现代化实践为依托所进行的理论总结，不可能完全适合中国的情况。再者，现代西方哲学从理论立场来说，许多流派都反对唯物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或者摆出“超越”的姿态，在发展观上，不少流派采取相对主义的立场，在认知观上，这样那样地宣扬不可知论。因此无论从阶级性或科学性来看，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哲学世界观作指导。
结论是：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担当起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重任，才能成为21世纪中国的主流哲学。这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一门科学理论两方面得到说明。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公然声明自己为无产阶级服务，为社会主义理想而奋斗。“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无产阶级是统治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宗旨。我们所进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成为21世纪中国的主流哲学，它作为执政党和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有其特殊的政治意义。学术界有人要求淡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不符合哲学的本性。哲学，尤其是一个社会的主流哲学必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功能，要为自己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服务。事实上，任何哲学都不可能失去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和阶级性。西方哲学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理性的代表，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现代新儒学也不过是借用“儒家传统”和“儒家哲学”的牌子暗渡陈仓，本质上也是一种带有封建主义印记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我们切不可将其视为简单的复古派，因为它所利用的儒学中的资源，已经不是反映其封建本质的“三纲五常”那一套，而主要是能够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生拉硬扯地沾点边或至少不直接发生冲突的那些东西。前几年我们着重批评了宣扬民族虚无主义、主张照搬西方模式的自由化理论，而对在“弘扬传统文化”旗号下，主张走“儒学资本主义”的“儒家复兴”说却重视不够，批评不力，乃至于出现了一种奇特的二元格局：政治经济上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思想文化上却打“回归儒家传统”的旗帜。这种二元格局长此下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厦势必会因缺少哲学文化基础而发生坍塌。所以，只有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才不至使我们的事业迷失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国古代哲学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更为高级的哲学理论形态，与现代西方哲学相比，虽然二者同属现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原则和整体上却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虽然在局部和细节方面，现代西方哲学有其深刻之处）。在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主张辩证否定、批判继承，对各执一端的“儒学复兴论”和“全盘西化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否定各自的片面性的同时，又肯定了各自的合理思想，例如，“儒学复兴论”对民族虚无主义和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观点的驳斥，马克思主义哲学予以赞赏，而“全盘西化论”对“儒学复兴论”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和复古倾向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表示认可。在对待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科学本性：实践本性、辩证本性、发展本性和开放本性，决定了它是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唯一科学的选择。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哲学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21世纪，现代西方哲学也不可能成为21世纪中国的主流哲学。21世纪中国的主流哲学既不能到中国历史的故纸堆里中去寻找，也不能直接从西方引进。只有现代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作为21世纪中国的主流哲学，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走向胜利。
（2）注意防止几种错误倾向
21世纪的中国哲学虽然将呈现多元并存、“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各派哲学并不是简单的平起平坐。既有“百家争鸣”，便得立个是非标准，否则各执一端、莫衷一是。21世纪的中国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和核心的多元并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其他哲学流派的指导地位，这一点是不能含糊的。近年来，在展望21世纪中国哲学前景时，一些人有意无意地回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地位及对其他流派的指导作用。对此，我们认为以下几种倾向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种倾向：“哲学（文化）趋同论”。这种观点认为，中西哲学各有利弊，中国哲学重德性、人伦，有碍科学、经济发展，西方哲学重理性、物欲，难避精神贫脊。西方哲学以个人为本位，中国哲学重整体，故应合中西哲学之优以成世界哲学。按这种说法，好象到了21世纪就进入哲学的大同世界，哲学已经没有地域、没有国界，没有阶级性，没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在实际生活中又极为有害。在西方，趋同论的直接理论主张之一便是意识形态泯灭论，托夫勒就提出过“意识形态的崩溃可能是除旧布新的必经阶段，以便为未来综合性的意识形态廓清道路”试问，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竞争的现实中，可不可能有一种合乎全人类的新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两者有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文化性质和价值取向。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代之以其他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只是一厢情愿地放弃自己的意识形态去追求什么全球意识形态、世界哲学，是非常危险的，其结果必然是丢掉社会主义性质，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浮虏。
第二种倾向：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主流地位和指导地位的“结合论”、“融合论”。在预测中，有不少人虽然也谈“融合”、“结合”，但他们“结合”和“融合”的基础和目的却存在问题。它们有的回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有的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嫁结到西方哲学上，或者以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的那样，这种“结合”实际上是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取舍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的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化于中国传统哲学中，以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为尺度来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就是向现代西方哲学靠拢、看齐，或者说什么“中国化”就是传统化甚至儒学化。这些论调实际上是借口“结合”、“融合”、“现代化”、“中国化”来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展，必须吸收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优良部分和西方哲学的精华，但是，必须注意不能在这种“结合”中失掉个性和独立性，更不能让对方“吃掉”或“综合掉”。相反，对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研究中，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批判继承和鉴别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当然要借鉴西方哲学，但绝不是向西方哲学看齐，因为“现代化”的立足点是中国的实践而不是西方，否则“现代化”就是西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固然要吸取传统哲学的精华，但“中国化”的立足点不是传统而是现实，否则“中国化”就是复古化。
第三种倾向：借口哲学、文化的多元化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地位。当今世界在众多领域日渐表现出多元化发展以及认识的多元取向，从而决定了未来哲学形态可能是多样性的。然而，一些人却借口多元性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如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民就说，在未来社会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众多派别中的一元。在这里，应摆正哲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哲学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它为一定经济基础决定并为之服务，作为反映时代精神的价值观念体系具有阶级性和政治性。所以在一定社会中，要求有一种主流哲学服务于它的经济基础和维护该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地位。但哲学又不等同于政治意识形态，哲学除了意识形态功能外，作为一门思维科学，还有一些非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是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所以不可以用主流哲学排斥乃至禁绝别的非主流哲学。主流哲学和非主流哲学是矛盾统一关系，既有对立、冲突的一面，又有融合、统一的一面。过去几十年我们曾经片同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地位，排斥西方哲学和传统哲学，这是一种“左”的片面性；而如果今天只讲三者之间的并存、交流、互动，闭口不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地位，那就势必由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从一种片面性走向另一片面性。人为强调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甚至把哲学等同于政治是不对的，用多元并存来否定一方主导更是错误的。没有非主流的多元，主流的一元就失去存在的基础和生命力，没有主流指导下的多元化，只能是自由化。一方主导与多元并存，这就是21世纪中国哲学的大体格局和总的发展趋势。
§§§第二节 21世纪中国哲学的精神走向
哲学精神应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新世纪中国哲学精神的提升和锻铸存在着如何理解“时代精神”的问题。什么是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首先必须关注中国当代的社会实践，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从这一基本实践中提炼时代精神和哲学精神。其次，对时代精神和哲学精神的提升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狭小范围。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日益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今天，中国已越来越世界化，中国在走向世界，世界也在走向中国。所以，今天我们还要在世界大范围内锻铸时代精神和哲学精神，必然关注世界大范围的实践状况，也必然关注世界哲学的发展状况。
中国社会现今已确定不移地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渡时期，这是现代化的实质性阶段。然而就中国目前面临的国际背景来说，中国是在西方业已现代化并开始展示自身弊病而向后现代社会过渡的时候进行现代化的。这一复杂的时代背景表明，原本在西方国家以历时形态依次更替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由于中国置身于开放的世界体系中而转化为共时的存在形态。当“弘扬主体性”、“高举理性主义大旗”等口号在中国哲学界响彻之时，西方哲学却早已在本世纪后半期进入反叛理性和“放逐主体性”的后现代哲学阶段。于是，中国哲学界又有人在大喊“克服主体性的过分膨胀”、“走出人类中心论”的口号，也有人喊出了“复兴儒学”、“回归传统”等口号。所以，当今中国哲学意识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激烈冲突中而深感困惑。
一、21世纪中国哲学精神的三种错误导向
新世纪的中国哲学意识如何把握现实中的矛盾，为中国正在并将在21世纪继续进行的现代化事业提供哲学精神的支持呢？目前中国哲学界客观上存在三种错误的哲学倾向或者说三种错误导向。
第一种错误导向：“启蒙运动补课论”。持这种观点的人出于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性考虑，认为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建设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所以在哲学意识上，我们所面临的是启蒙运动的补课问题，应该重新杠起西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大旗，大力弘扬主体性和工具理性。
他们认为西方现代化应归功于启蒙运动。西方近代启蒙运动是以主体的觉醒为标志的。人对自然的主体性表现为科学精神，人对社会的主体性表现为民主意识。以主体性原则为内在支撑、以科学和民主为价值核心的理性主义是西方现代化运动的哲学文化精神基础。主体的觉醒使人从上帝的奴仆变成自己的主人，人的个性得以发挥，尊严得以维护。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在近代西方放射出灿烂的光芒，人们崇尚理性，反对愚昧，认识自然，征服自然。在社会生活中，人人都具有独立的人格，除遵守自己自愿缔结的契约关系外享有充分的自由。个体主体性和工具理性是启蒙运动的两面旗帜，可以说，正是启蒙运动这两面旗帜造就了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巨增、政治生活的民主，造就了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造就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本身。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落后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缺乏个体主体性和工具理性。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以血缘纽带和宗法关系为基础的人身依附关系，使中国社会未形成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纲常礼教扼杀人的个性，自然经济靠天吃饭、顺应自然，并不重视主体性的发挥。在我们过去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者个人仅仅是完成指令性计划的实施者，如同机器部件一样，不需要也发挥不出什么主体性，甚至养成一种依赖习惯和“阿混”心理。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搞现代化，必须补上启蒙运动这一课，借助启蒙理性的个体主体性和工具理性来冲击中国的传统哲学价值观念。中国要现代化，必须全盘接受西方现代化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哲学精神，除此别无选择。至于主体性意识和工具理性在当今西方社会带来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他们认为这是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不能幻想只享受现代文明的一切好处，而避免现代化的一切弊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他们认为，目前在西方时髦的“消解主体性”、“批判理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精神超越了中国当前的现实，不足为论。中国的现实是科学不发达，主体意识欠缺，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没有资格去谈论后现代主义课题。
持这一观点的人，实际上暗含这样的逻辑：既然中国要现代化，则只能走西方现代化曾经走过的老路，必须全盘承受现代化的好处和代价。这实际上是在重弹“五四”以来在中国经久不衰的“全盘西化”的老调。我们不能否定启蒙理性所推崇的现代化的支柱精神：科学、民主、工具理性及个体主体性原则所具有的价值，但我们是不是应该完全效仿西方国家，亦步亦趋地重复西方现代化的老路——先弘扬个体主体性、高歌工具理性，然后再批判呢？是不是也要花上几百年才实现现代化呢？对于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已经暴露出的问题和弊端，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已在反省并力图另寻出路，而我们仅仅视为必要的“代价”而一笑置之，这是明智之举吗？显然，“补课论”完全忽视了中国的国情，否定了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应该有自己的特色，企图在完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照搬西方模式，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而且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种错误导向：“传统文化本位论”。这是一种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论调。所谓现代新儒家，按照方克立的定义：是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鹰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现代新儒家认为，以西方为典范的现代化已碰到了各种难题，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盲目搬用西方模式。现代化不是外加的，而是内在生成的。为此，他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现代代相契合的因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和比西方文明高远得多的精神境界，我们的现代化应该走“返本开新”、“内圣外王”之路，即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老根上发新芽，从传统文化的“内圣”中直接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外王”来。但如何从儒学的道德心性之学中直接开出科学、民主等现代化因素来呢？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挖空心思，试图自圆其说。熊十力力图使“性智”（德性主体）发用为“量智”（知性主体）；唐君毅提出了“暂忘说”，主张通过道德理性在科学活动中的暂时退位来达到知性理性的发用；而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说，则成为现代新儒家力图以儒家精神为体而涵摄科学、民主之用的典型代表，作为儒学之体的良知可以自觉自愿地自我否定，从而从德性主体中开出知性主体，以为科学和民主在中国的发展确立内在根据。现代新儒家认为中国并非道德伦理不如人，只是技术不如人。不仅如此，现代新儒家还认为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可医治西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弊病。他们认为，现代工业文明在创造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众多社会问题和全球问题，诸如生态环境问题、道德体系的崩溃、人的物化与异化、精神家园的失落等等。应该用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审视西方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从而医治这些弊病，并将之看作是中国文化将在21世纪复兴的重要依据。
现代新儒学多年来主要流传于海外华人中，近年来由于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重新引发了古今中西之辩，现代新儒学思潮也开始影响大陆，并为一些学界人士所接受。90年代曾经形成了“国学热”和“儒学热”，一时间“传统回归论”和“儒学复兴论”甚嚣尘上，人们纷纷到传统文化中去寻金探宝，引发了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我们说，现代新儒学在当今的古今中西之辩中，围绕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如中国的现代化应有中国特色，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并对传统文化的改造与现代转换作了有益地尝试，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所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及其理论缺陷使它不可能成为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主导精神。这是因为，儒家文化所代表的前现代精神：“知足常乐”、“顺应自然”、“重义轻利”、“重德性轻知识”、“忠孝服从”等与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所需要的“开拓精神”、“主体意识”、“利益原则”、“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等现代精神格格不入。中国当代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传统的包袱过于沉重。百年来，中国现代化之路之所以步履维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科学”、“民主”、“主体性”等现代意识与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的冲突绵延不绝，所以“五四”时期的精英们才喊出了同传统决裂的极端口号。现在有些人说“五四”批传统文化过头了，从现实情况看，传统的包袱并未在“五四”时期彻底甩掉，要进行现代化，同样存在一个批判传统、改造国民的传统心态、培养塑造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的问题。“五四”为了高扬“科学”和“民主”精神不得不猛烈地抨击传统文化，而今日的现代新儒家则想直接从传统文化中开出“科学与民主”的“新外王”来，可见现代新儒家所面临的理论困难何其大。现代新儒家确实面临“内圣”与“外王”、“返本”与“开新”的矛盾，他们虽然力图克服，但却收效甚微，因为这正是传统儒家精神与现代化所需要的精神文化的矛盾，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前现代与现代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至于现代新儒家企图用中国古老的儒家伦理去医治西方工业文明所患的现代病，则更是一种自不量力的奢望。西方工业文明导制了环境破坏、生存危机、道德论伤等负面问题，但这些问题绝不是儒家原始的道德说教所能解决的，因为这些问题大多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虽然，我们不能否认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于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所面临的人与自然的分裂、人与人相异化的困境确实可以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但必须认识到这仅仅是一种启示作用，切不可过高估计，解决的出路也绝不是回到原始浑沌的“天人合一”状态中去。况且，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并非人与自然分裂，主体性的过分张扬，而是人与自然相对不分化、缺乏个体主体性所导致的社会不发达、科学落后状态。因此，正如衣俊卿先生所言，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新儒家试图直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圣’，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当人们试图直接以儒家伦理建构起现代工业文明，或者当人们把后工业文化精神与农业文明的文化精神相对接或联姻时，其结果将导致中国现代化的‘以过去为定向’的时代错误，从而断送现代化的前程”。
第三种错误导向：“后现代意识论”。这是由于受西方最新社会思潮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而在中国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中形成的“时髦”论调。后现代主义是产生于本世纪50—60年代，兴盛于70—80年代，且至今在西方仍然颇为流行的社会思潮，它涉及多种领域，如哲学、文学、美术、音乐、建筑、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这股思潮派别众多，观点也并非整齐划一，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粉墨登场，为的是对西方现代化所出现的问题进行解构和批判，并对支撑西方现代化的主导哲学文化精神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检讨。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启蒙哲学对人之主体性和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才导致了工业文明的弊端，因此，继尼采的“上帝死亡”的口号之后，后现代主义又喊出了“主体死亡”、“人已死亡”的口号。他们认为，工具理性、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枯竭、道德沦伤、核弹威协等全球问题。主体性的高扬并未带来主体的真正自由和解放，却带来了主体的片面发展、人的异化、人际关系的冷漠、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面对这些问题，后现代主义开始怀疑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和理性精神，试图从根子上“解构”现代化。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批评近代哲学家所谓“至高无上的理性主体——原子式的和自主的、自由的和脱离肉体的主体。”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实际上是以两个前提为存在条件的：个体本位。在近代哲学中作为主体的人都是作为个体而存在，即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但这种主体是彼此孤立的、原子式的自由主体。应该说，这种个体本位主体性的建立，是适应了当时西方各国业已建立的市场经济的要求，后者得以实行的基本前提正是对个体本位和个人主义原则的肯定。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这种个体主体由于缺乏约束机制而发展成为“放任”的主体、盲目的主体、自发的主体。这样的主体在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与冲突。为克服个体主体性泛滥带来的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许多学说和主张，如破除“人类中心论”，胡塞尔和梅洛—庞蒂都明确摈弃个体主体，要求代之以交互主体，所谓交互主体是指自我和他人及客体是处于共在关系中的主体，认为主体不能是孤立的、原子式的、不受约束的存在，而只能是环境中的存在。杜威也明确反对以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为特征的旧式个人主义，倡导一种以服务于社会的不断进步为宗旨的新型个人主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如何造就这种新型个人主义却是个难题，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正是以个人至上为最高原则的。所以后现代主义无奈地喊出了“放逐主体”、“消解主体”的口号。理性至上。在近代哲学中，主体是作为理性的化身而被看重的，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这两个宣言表明了人的理性和知识的神圣和至高无上。对理性和知识的推崇带来了自然科学的繁荣和工具体系的建立，但至高无上的理性同时也成了一切精神领域和社会生活的终极标准，能否创造财富和金钱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终极裁判。思想、道德、精神都丧失了自身的标准，人平面化了。理性从“为人服务”的工具变成压抑人性的象征。主体在这里只具备单一的理性属性，人成了一架会思维的机器，成为丧失个性、无血无肉无感情的、片面的异化的人。19世纪后半叶，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已开始批判这种对主体的科学主义理解。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法兰克福学派，他们认为工具理性在当代已经渗透到社会总体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了社会和人的单向度性。胡塞尔也主张将“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放进括号里，存而不论。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批判更为激烈，他们认为，近代哲学用理性的普遍性蒙住差异性，就如同医生把各有差异的病情都纳入同一模式一样，成了压迫个性的工具，他们要推毁这种理性框架一切、整合一切的信念，要求还主体以多样性、开放性、差异性和丰富性。
后现代主义揭示了作为西方现代化内在精神支撑的个体主体性和理性至上原则本身的缺陷，并认为正因为这两个原则的内在缺陷才导致了西方社会的危机。当然，后现代主义囿于自身的社会历史局限性，不可能找到解决危机的真正有效办法，最后只能在一片“消解”声中结束自己的研究。但这种反思和提出问题本身就是有意义的，它表明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并非完美无缺的理想模式，给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教训和启示。但是，我们绝不能盲目追赶世界哲学潮流，完全认同后现代主义理论，这不仅是因为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性，不容许我们有太多浪漫主义的想法，而且也因为后现代理论本身的缺陷。后现代理论所产生的社会背景是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充分实现。而中国目前面临的却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在这种情况下去“消解主体”、“消解理性”无疑是消解现代化本身。或者，这种消解的结果只能使中国重新回到传统的未分化的自然经济状态中去。“后现代意识论”者由于恐惧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企图超越历史阶段而直接进入后工业文明，这只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我们可以利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潮流而缩短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尽量减少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却不能超越现代化本身。另外，后现代理论从理论形态上说，也是一种极端学说，否定性哲学。后现代哲学通过对个体主体性和工具理性的反思和批评而走向了对主体性和科学理性的全盘否定，它在批判工业文明和现代化的弊端时也消解了工业文明和现代化本身，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这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二、21世纪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哲学精神
由于中国现代化所处的特殊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现代化不仅要完成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的现代化任务，而且要同时兼顾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解决的某些后现代课题。因此，当代中国哲学所担负的使命是多重的，它应持有的立场固然不可能是前现代的，不可能是后现代的，也不可能是纯现代的。它决定要在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矛盾中实现一种新的提炼和整合。所以，21世纪的中国哲学精神绝不是对上述所有观点的全盘否定或抛弃，因为上述三种哲学倾向分别反映了中国社会目前所处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多种矛盾中的某一方面。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和现状出发同时参照国际经验对上述哲学精神进行有机整合，提炼出一种能够真正引导中国走向21世纪的哲学精神。据此，我们认为应坚持如下一些原则。
1.弘扬个体主体性和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相结合。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启蒙理性所推崇的个体主体性原则，这仍然是当今直至21世纪的中国必须遵循的原则。要实现现代化、要搞市场经济必须遵循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和共同准则。不管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谈超越西方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我们绝不能超越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本身。市场经济在一般意义上说，乃是一种行为自主经济和利益主体经济，培植个体主体性是当前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由于我国传统哲学缺乏主客二分的主体性意识，所以，我们面临的是建设主体性的繁重任务，而远未到“放逐主体”的时节。
但是，我们在搞市场经济、提倡和弘扬个体主体性原则时，切不可将之推向极端。后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反思向我们表明：西方现代化、工业化所出现的危机，实际上是个人本位、理性至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危机。这也提醒我们不能全盘接受西方现代化的价值观念，那些鼓吹“全盘西化”、甚至把中国现代化的唯一希望寄托在个人主义身上的人是不识时务的，把西方现代化中出现的问题仅仅视为必要的代价，不加理会，也绝非良策。要知道，市场经济下对个体主体性的发挥，由于利益主体的多极化可能导致价值取向上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些弊端对西方社会来说可能是不可克服的，因为大多与私有制相联系，但对于中国来说则应努力加以避免。因为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对于克服这些弊病应该具备前提保障和有利条件。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地方，在于它既应充分发挥个体主体性，又应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个体主体性基础上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这或许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价值模式。邓小平的“先富”与“后富”理论所蕴含的哲学文化精神，一方面表明，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弘扬个体主体性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表明了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
个体主体性基础上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既发挥了个体主体性的优越性，又对个体主体性的发挥可能导致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以及利益主体分散所带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有一个合理的引导和有效解决。注意：这里的集体，作为主体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可以是企业、组织、国家、社会乃至人类。当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说到底是个体主体与集体主体的矛盾，所以，应该超越的不是一般的“主体性原则”，而是“个体主体性原则”，应该走出的不是“人类中心论”，而是“个体中心论”。而这些，我们相信只有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协调好个体主体与集体主体的关系，才能使人和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得到根本解决。
2.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举，或者更通俗地说，叫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从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事实看，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科教兴国无疑是我们首要的任务。因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离开这一基础，其他一切目标均无从谈起，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杠杆，尤其是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要在21世纪使中华民族挤进世界强国之列，没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是不行的。但是，追求物质文明绝不是现代化的唯一目标。后现代主义对西方近代哲学的不满就在于它把人的理性、知识以及由此带来的金钱、财富的价值推向了极端，“理性至上”、“科学万能”，结果人从上帝的奴仆中解放出来以后又重新沦为理性的工具。西方现代化带来了物质文明的昌盛，但却没有带来人的真正幸福，相反人却丧失了人性、成为理性、金钱的奴仆，成为平面的单向度的人，人不是目的而是工具，人们感到了价值的迷失，“精神家园”的失落。所有这些都在警示我们，我们在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还应创造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自觉防止人自身走向物化和工具化。我们要塑造的主体是全面自由发展的主体而不是片面的异化的主体。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所以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在于它在致力于建设高度发达物质文明的同时，又非常注重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那种认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道德滑坡的经济道德二律背反的论调是错误的。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们不能重蹈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物质发达、精神颓废的覆辙。
3.尊重传统，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没有文化传统就等于失去自己的个性。在全球化和一体化的今天，虽然各民族文化互相交流、渗透，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关怀的本土化意识也日益强烈，尤其是饱受殖民地、半殖民地之苦的中国人民，特别珍惜民族独立和民族自主的权利。在世界文明的交往和竞争中要取得优势更有赖于保持和发挥自己的特色。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世界人民来说都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同时传统文化也是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都不能回避和必须面对的，因为它从思维方法、价值观念到生活方式、国民心理、风俗习惯等方面已经溶入该民族的血液中，直接影响和塑造着今天的中国人。现代新儒家的理论价值就在于提醒我们，中国的现代化应有中国性，不能移植西方文化模式，在现代化过程中不能割裂历史文化传统。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塑造了各民族人民的性格和文化气质，要与传统彻底决裂、脱胎换骨事实上是不可能也没必要的，“全盘西化”论错误之症结正在这儿。现代新儒家主张尊重传统，强调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意义，这是对的，关键在于如何评价传统在今天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和地位。现代新儒家是想恢复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独尊”地位，以传统文化为本位，使之成为中国的主导思想。借用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的话来说，他们指望儒学在未来文明的格局中扮演“文法”的角色，而不仅仅满足于“词汇”的角色。我们同他的看法正好相反，以儒学、道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从整体上说是一种前现代意识形态，已经过时，决不可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当代中国全面复兴。在今天中国扮演“文法”的只能是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传统文化在其中恐怕只能扮演“词汇”的角色。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过程中，应该充分吸收传统文化中有益的思想资料，比如，儒家文化提倡修身养性，注重塑造理想人格，提倡社会和谐稳定等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文化道德建设仍有意义，可以改造利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就十分注重用儒家伦理道德来调节社会关系，并收到良好效果。但是，我们切不可过分抬高传统文化的作用，社会主义文化是一种全新的文化，传统文化毕竟是在自然经济和封建制度下产生的。对于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一些人主张到传统文化中去找“药方”，这是不对的。决不能靠简单地复兴传统来医治现代弊病，我们之所以要搞改革就是因为传统的东西不能适应今天的需要。必须立足现实，面向未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继承传统文化之精华，同时吸取外国文化的有益成果，建设新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第三节 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命运如何？国内学者在研究，国外学者也在探讨，乐观者有之，悲观者亦有之。多年来，除有人公开地反对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一些人更多地是宣扬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尤其是1989年苏东剧变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纷纷从公有制转向私有制，共产党由执政党变成在野党或不复存在，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信誉在国际范围内的空前低落。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上刮起了一阵反马克思主义狂飙，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破产论”甚嚣尘上。国内也有一些人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念，出现了不少“自由化”论调。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卓越成绩再一次向世界证明：“失败”和“破产”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理解。21世纪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衰落，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放光芒的时候。
从当今的时代特征来看，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代的哲学，现今我们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竞争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没有过时，相反，从现代西方哲学的走向和现代世界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现代的，是当今不可超越的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从近代的理性主义，到现代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峙，再到后现代主义的走向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和探讨的问题契合着现代世界所面临的全球问题，比如，马克思当年对商品经济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局限性的分析，人的异化、物化、拜物教理论，以及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分析等，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后现代意蕴。难怪美国的F·R·詹姆森说：“在现代化理论死亡之后，只有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对后资本主义的产生、结构和矛盾进行分析一种合适的在哲学上令人满意的理论”。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产生于19世纪中叶，但并不能说它仅仅适应于19世纪。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实践于20世纪，必将兴盛于21世纪，引用我国著名哲学家高清海的话来说：“如果说20世纪是在马克思‘炮弹’射程之内，那么它的落脚点就在下一个未来世纪。”用萨特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文化的主流和一切思想体系的“骨干”，是现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命运如何？这不仅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时代性和科学性，也取决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工作者的正确态度和主观努力。其实，真正的危机并不在于现实的新变化，而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教条理解，在于理论本身的固步自封和作茧自缚。所以，当代马克思主义工作者所要做的工作，首先是拨开教条主义的迷雾，还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本真面目，“返回马克思”；其次，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过马克思”。既坚持又发展，发展中坚持，坚持中发展，这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态度，也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21世纪再创辉煌。
一、“返回马克思”
“返回马克思”之所以必要，在于澄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有些人并没有认真研读过几本马列原著却热衷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指手划脚、妄加评论，有些人曲解和误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然后加以简单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如何，是主观、教条地理解，还是客观、完整、准确地理解，这是事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死存亡的关键。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危机是对之进行主观、教条式理解的危机。
邓小平同志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读本不多，主要是受前苏联的影响。中国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经过俄国人理解和解释的“第二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建国以来，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主要是承袭了斯大林1938年发表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框架。而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在未能看到更多的马恩原著，又远离今日世界和中国实践背景下消化和整理的理论模式。近年来，国内大多数学者对从苏联承袭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体系表示不满，要求重新研究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大量发现、整理和翻译出版。如，30年代挖掘出“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70年代从《人类学笔记》等著作中又挖掘出“晚年马克思哲学思想”，80年代又挖掘出《资本论》及其三大手搞中的“中年马克思哲学思想”。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正本清源，依靠第一手资料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更为充分有利的条件。
80—90年代，随着改革和建设的深入，我国理论界围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建设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研究和探讨。80年代，人们侧重于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科书体系进行反省、批评和解构，认为它未能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通过“真理标准”等一系列讨论，凸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许多新的视角。这一时期的哲学改革更多的是消解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消解对教科书的迷信。虽然有极少数人开始尝试建构具有改革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模式，如高清海主持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下册，但总的说来，80年代还处于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构阶段。
90年代开始，讨论和争论暂告一段落，进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阶段。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解和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差异，出现了不同的体系设想。如“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以黄楠森等为代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以何畏等代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以陈先达、李秀林等为代表）、“实践唯物主义”体系（以高清海、肖前、张奎良、陆剑杰等一大批学者为代表）、“辩证的、历史的、人道的和实践的唯物主义”体系（以陶德麟、欧阳康等为代表）。90年代的体系建构中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力图重新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和科学特点，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增添例证和具体科学素材，甚至不满足于仅仅从形式上改变传统体系，而想从根本上解构传统体系，提供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一种有别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体系，但却更符合经典文本的“新理解”，体现了“返回马克思”、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的企图。
“返回马克思”，即回到经典意义或者说原生形态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志》、《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及其手稿、《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类学笔记》等一系列代表作所体现的理论观点，并力图找出早、中、晚期马恩哲学思想演化的真实轨迹。通过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力求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面目和精神实质。
“返回马克思”的目的是为了破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主义理解，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达此目的须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①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是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一堆杂乱无章、可供任意肢解的材料，而是各个部分、各个原理和范畴之间有机联系的辩证统一体。应该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学说体系的整体性考察，因为离开整体，部分被孤立夸大可能变成谬误。教条主义在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时，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满足于字面的“零碎”而到“原本”中寻章摘句、断章取义，从而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
②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考察，掌握精神实质而不是满足马恩已有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恩格斯在他逝世前半年针对当时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的教条态度曾语重心肠地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些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和百科全书。教条主义者总想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成词句中寻找现实问题的答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曲解为一系列的抽象公理或庸俗教条，从本本中推演现实生活的答案。
③实践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本质的基础，是区别于从前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标志。不满足于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贯彻理论与实践具体地历史地统一的原则，必须从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坐标中的具体实践出发，或者叫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运用理论、检验理论、修正和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棵理论大树也只有在与实践结合中才会有生命力，一旦离开实践的土壤，这棵蓬勃生长的理论之树就会凋零枯萎。而教条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牢牢束缚在理论的囚笼中，并用理论公式去剪裁多姿多彩的现实生活，扼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机。
④发展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而不是宗教启示录，它的产生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打破了构设终极真理体系的幻想。它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不断认识真理的道路。从本性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系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它对实践的开放性，在实践中勇于批评、修正、否定和超越自己先前所作的结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其次也在于它对其他理论系统的开放性，它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的偏狭顽固的学说，它从不关闭自我完善的大门，它不仅继承前人和同时代人的全部优秀思想，而且也应该对当代和今后人类创造的崭新思想文化成果进行概括和吸收，以便不断充实和发展自身。教条主义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上的一大失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终极真理体系，认为只有无条件地固守其全部范畴、原理、规律和观点，才是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殊不知，这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实践绝缘、同人类文明大道脱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局限在形成时期的做法，恰恰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
二、“超过马克思”
毛泽东在1959年指出：“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返回马克思”的目的除了拨开教条主义的迷雾，还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面目、正确理解其精神实质而外，更重要的目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按照实践的进程和要求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前面我们说了，21世纪中国哲学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龙头和主流，但是，作为21世纪主流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仅仅停留于经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现代化、中国化、世界化、分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如何创立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的当代形态呢？我们认为可通过以下几方面的思路或途径来实现。
（一）立足当代实践，跟踪科学前沿，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要现代化，是因为它的基础和核心产生于一个半世纪以前，一个半世纪以来，人类实践发生了深刻变化，科学发展日新月异，这必然要求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于当代实践和当代科学的前沿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1.按照实践的进程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实践的观点是它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在实践中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坚持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这一基本观点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
当今全球范围内的整个人类社会实践，比起马恩当时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来说，实践的内容、性质、方式、深度和范围都大为改观。人类实践已经超越了以近代机器工业为特征的阶段，在西方发达社会甚至超越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本身，开始进入以信息社会和智能社会为标志的后工业和后现代阶段，这意味着人类生存方式的根本改变，意味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出现了新特点、新形式。当代人类实践最显著的特点：全球化浪潮、一体化趋势与本土化运动、分散化趋势同时并存。这个世界越来越小，出现了所谓“世界村”、“地球村”意识，人类历史正向世界历史转变，全球分工、全球贸易、全球协作、全球通讯使区域与全球、民族与人类、国度与世界之间更加紧密地联成一体。各民族、各地区、各国家的主权和界限并未消失，相反，还有本土化运动强化的趋势，但是它们却只能作为全球大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而民族、区域和国度的行为都会产生全球性效应。足以毁灭地球数十次的核威协，既是和平的威协，也是和平的保障，因为核战争没有胜利者，表明当代人类在生存意识上的相关性与整体性。“西方中心论”已经衰落，人类文明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各民族、各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各具特色，各具个性，在全球化和一体化过程中显示出各自的意义和地位。全球化趋势一方面表明了人类首次在地球范围内真正作为一个整体来生存、活动和发展，形成了具有全球规模、全球协作和全球效应的当代大生产、大实践，表明了“人类主体”的含义；另一方面，全球问题的出现，比如生态环境和资源危机问题、核威协问题、道德沦丧、人的物化与异化问题等等，表明全球性生存和发展的困境与危机，表明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个体与类之间深刻的矛盾与冲突。这些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站在当代人类实践的崭新高度给以概括和总结。
上面我们说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的世界范围的实践基础，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来说，一个最重要、最根本、最切近的实践就是当代中国的实践，即12亿中国人民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任务，不仅要回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所面临的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问题，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及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等理论上的重大问题，而且肩负着在现代化过程中凸现的中西古今文化争论的整合，为建设21世纪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提供哲学基础和指导的任务，还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哲学预见。用理论界一句比较流行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中，不仅要作“黄昏起飞的密纳发的猫头鹰”，而且要作“黎明报晓的高卢雄鸡”。
关注当今中国实践的深刻变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的关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是20世纪乃至21世纪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最成功的历史实践。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代社会主义发生曲折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更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心所在、希望所在。在苏联僵化模式和西方现代化模式纷纷暴露问题之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却有可能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打开一片别开生面的崭新天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是不同于其他现代化模式的崭新模式，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需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摸索和开拓。邓小平理论是对马恩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也不应停留于一百多年前的经典形态，而应该根据现在的情况进行发展和改革，创立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总之，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必须立足当代中国实践状况，同时关注世界范围人类实践的新特点。
2.跟踪科学的前沿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
科学是联系哲学和实践的中介，哲学要关注实践的变化必然要关注科学的发展。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一般规律的学问，是对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对科学知识的反思。各门具体科学研究各个具体实践领域的特殊规律，哲学是对世界的普遍规律、普遍法则的总结，哲学对世界整体、人类实践总体的反思需要以具体科学为中介，否则哲学总结只能停留于玄想而缺乏科学性。正因为如此，具体科学的发展水平限制和推动着哲学的发展水平。
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每一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其实不只是自然科学，还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中的“三大发现”以及社会科学中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科学前提。马恩正是立足于当时具体科学的最新成就，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创立了自己崭新的哲学形态。十九世纪末以来，具体科学发展已从近代科学进入现代科学，具体科学以几何速度加速度地发展起来，出现了一系列新学科、新问题。“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自十九纪中叶以来，具体科学的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发现、新特点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出新的挑战和机遇。
（1）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引发的物理学革命向哲学提出了新问题。相对论的建立改变了传统的自然观：以原子为世界最小基石的物质观已为场的物质实在性所代替；绝对时空观为四维的时—空—物质统一观所否定；机械决定论的因果观为统计的、相互作用的因果观所代替。量子力学显示了宇宙本体的若干新特征：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是世界整体的存在方式；关联着的各部分处于不断转化中。
（2）现代宇宙学理论对宇宙演化的新解释重新引起有限、无限的争论。康德对宇宙有限与无限的二律背反问题的论证受到挑战。有人认为，由于人的时间性存在，时间上的二律背反问题无法最终消除，但空间上的二律背反却是可以消解的。因为当代物理学已经创立一个概念框架，即广义相对论为基础的内禀、弯曲空间概念，使得消除空间上的二律背反成为可能。
（3）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协同论、突变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等系统科学的十几个学科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的思维方式从以前的“实体中心论”进入到“系统论”。其基本特征是，不是把事物、过程看作是实物、个体的简单堆积，而把它们看作是系统的存在，通过对相关性的研究和定量化，深入认识世界。
（4）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后果。机器人的进化将来可能出现从电子计算机—→知识智能机—→神经智能机—→生物智能机—→辩证智能机……。机器人的革命将引起社会的变革，形成智能社会，产生新一代生产力的基本形式。同时，智能机器人的出现也对关于意识的起源、本质问题提出了新的课题。
（5）遗传学和基因工程的发展，致使人们可以对生物品种进行改革和人工繁殖，克隆羊的出现，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伦理道德问题。比如，生育权、血缘关系以及无性繁殖的道德问题等等。
（6）通讯技术与计算机的结合，出现了互联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它可以使人们及时掌握全球最新信息和实现信息资源共享，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又涉及到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社会制度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问题。
（7）除自然科学外，还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变化。长期以来，“科学”一直是自然科学的代名词。然而本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文社会科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迅速走到科学的前沿。如认知心理学、潜意识理论、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哲学研究人、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提供了更为完备细致的理论材料。
（8）当代科学发展从宏观上看，出现了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趋势。一方面，科学研究向着更加专门化、精细化、微观化方向发展，出现了许多分支科学；另一方面，各门科学又相互交叉、渗透、借鉴、移植，产生许多交叉科学、边缘科学和横断科学。
如何总结现代科学的新成就，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提出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当代具体科学，一方面是为了提升和概括当代科学的哲学意蕴，并以此来验正、充实、完善、更新自己的哲学内容，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另一方面，只有站到科学前沿，了解科学的最新状况，才能给具体科学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导。
（二）融古今中西哲学，走综合创新之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世界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除了直接立足于当代实践和总结科学的最新成就外，还必须借鉴其他哲学流派已有的研究成果。只有立足于人类文明的全部成果，批判继承哲学遗产，分析借鉴世界哲学，走综合创新之路，才能在更高的起点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长期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中国传统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采取简单拒斥和一味批判态度，使其脱离其他哲学流派、脱离世界文明轨道而唯我独尊、孤芳自赏，大大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进化。
综合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贯倡导的原则，这一原则被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具体化。毛泽东的“批判继承论”和“古今中外法”包含着这种观点。毛泽东主张学无古今中西，中今中外皆有真理，应打破时空障碍，在批判的基础上广泛吸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张岱年早在30年代就提出了“创造的综合论”，认为中国文化应“兼综东西方之长”，“作一种创造的综合”，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张岱年又提出了“综合创造论”，认为对待古今中外文化，要“辩证的综合创造”，即是：“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硬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与欧洲中心论的干扰，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的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经过辩证的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方克立在接受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和张岱年的提法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具体化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十六字诀。综合创新的文化方针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创新与发展。
1.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今天的中国是由昨天的中国发展而来的，人类认识的继承性和哲学传统的绵延性决定了今天和未来哲学的发展必须对传统哲学进行批判继承。
（1）批判继承传统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思想资料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上看，马恩当时主要是继承和吸取了西方哲学思想中的优秀成果，而对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古代哲学，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和当时中国国势衰微而未引起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视野中没有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恰恰具有西方文化所不能取代的独特因素。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曾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民族化，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如何更深入自觉地总结中国传统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养料，这是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传统哲学绵延近三千年的时间跨度，其中学派林立、思潮迭起，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东西已经过时、陈旧，显示出其保守性和历史局限性。但是，中国哲学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是世界哲学之林中颇具特色、影响深远的哲学类型，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思想火花，蕴含着一些超时代意义的普遍的、永久性的东西，或者以征兆、端倪、萌芽形式包含着某些超时代、超民族的东西，经过现代阐释和创造性转换，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世界哲学发展的宝贵资源。正如毛泽东所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孔孟之道、老庄哲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明清哲学、中国佛学等以其独特的形式和风格，探索了宇宙观、人生观、认识论、辩证法等哲学领域，有着独特的悟性思维、系统思想、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形成了许多独具特色的哲学范畴和命题，不少哲理精辟深刻，独具慧眼。从《周易》、孔孟、老庄到禅宗几乎都能给我们以创造性的启迪。比如：
“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思想，强调天与人、知与行的统一，认为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实践、天地与人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存于宇宙大系统中，而不是孤立的，主张人天和谐相处。这一思想对当今社会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二分所造成的冲突和矛盾的解决有某种启示作用。
“君子人格”、“圣人人格”是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以正心、修身为本，经齐家，最后达到治国平天下。虽然孔孟这种人格设计，是想从道德修养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目的，有其泛道德主义的致命缺陷，但就提倡道德修养、理想人格本身来说还是有意义的，在今天的道德建设中仍可借鉴运用。
“阴阳”观念、“生生”观念、“中和”、“中庸”观念，强调事物的对立统一、发展变化，并强调变化的“度”，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可改造运用。老子哲学中的大量矛盾概念“祸福”、“生死”、“难易”和矛盾转化思想“祸福相倚”、“高下相倾”、“难易相成”；张载的“一物两体”、“动非自外”；王夫子的“分一为二”和“合二为一”等命题，都包含深刻的哲理。
中国哲学对天人、道器、理气、有无、变常、一多、动静、神形、体用、名实、知行等关系的探讨无不体现着中国古代哲人的深邃智慧。
（2）借鉴传统哲学话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有鲜明的中国风格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欧洲，中国不同于欧洲，不仅面临的矛盾和解决的问题不同，而且民族的语言特点、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都不尽相同。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不仅必须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结合，而且还必须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相结合，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如不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很难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也即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中国化。这方面，毛泽东是典范，他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中国哲学有其独特的范畴体系、思维方式及语言风格，有独特的话语系统。中国哲学重体味、感悟，而不像西方哲学那样追求严格的符号、逻辑体系。中国哲学在行文的叙事方式和论证方式上，往往以隐喻、寓言、语录、对话、公案、故事等形式出现。语言是传播思想的工具，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得以传播和发展，必须善于用中国的语言说话，用中国老百姓熟悉的范畴、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在这方面，毛泽东作了许多富有代表性的尝试，他娴熟地运用和改造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许多范畴来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内涵。诸如：“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知行统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失败乃成功之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有的放矢”等传统哲学命题来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专门提出并详细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他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深刻地批判继承，这仍然是摆在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篇大文章。
要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必由之路。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和继承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不懂得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传统，不利于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我们在继承传统哲学时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传统哲学既有精华，又有糟粕，不能只见其一，不见其二。许多命题、思想带有旧时代的烙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辨析、批判、否定和继承、改造。就理论总体上说，中国传统哲学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觉的辩证法和实践唯物主义存在着时代差异和水平高低差异。切不可过高估价传统哲学，将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简单比附，更不能用中国传统哲学来消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绝非“传统化”和“复古化”。必须有正确的时空坐标：今天的中国。继承传统哲学是为了当前的现实，继承什么、抛弃什么，一切以当今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为取舍标准，“古为今用”。用传统哲学的范畴和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有一定的局限，并不能用古已有之的范畴和语言来完全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必须做艰苦细致的比较、分析、转化和语言创新工作。所以，有些学者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语言表述出来，事实上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我们接受一种新哲学，肯定应有新范畴，旧瓶装新酒难免局限。
2.分析借鉴现代西方哲学，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除批判继承哲学遗产，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外，还应关注借鉴当今世界哲学的积极成果，以世界哲学作背景，以宏阔的视野、开放的胸襟来吸纳世界各派哲学之长，“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从前，我们把西方哲学一概斥之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而予以拒绝，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脱离了世界哲学和文化氛围，脱离哲学发展的当代视野，这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领世界风气之先，必须走向世界。
（1）借鉴现代西方哲学的思维成果，充实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在总体原则上超出现代西方哲学，但从某些局部和片面来说，现代西方哲学可能包含了更为丰富深刻的内容。毛泽东曾说：“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要高，要承认这一点”，邓小平也认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某些方面落后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对西方工业文明和现代化作了深入的哲学思考，对自然、社会、宗教、道德、文化以及人本身都进行了悉心的研究，建立了众多分支哲学，并注重研究自然科学的前沿问题和新的社会问题，许多哲学家本身又是科学家，有的还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危机作了不同程度的揭露和批判。现代西方哲学以它们特殊的视角和思路记载着当代西方哲学家对当代西方社会——自然——人的生存和活动状况的观察和反思，无论从理论思维的方法、视角来看，还是从提出的种种问题来看，都不乏闪光之点。比如：
实用主义哲学因主张“有用即真理”，忽视原则，过分强调谋取实利，受到来自各方的非议，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之进行批判是必要的，然而实用主义又是一个具有较多现代特征的哲学流派。例如：杜威等人反对以心物、主客二分和实体本体论为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反对极端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要求哲学关注现实生活世界，主张从经验出发，反对空谈，强调行动和效果，都对我们有许多有益启迪。
科学哲学虽遭人本主义思潮的攻击，但就它对科学、理性、逻辑符号系统的推崇来看，对目前中国哲学的建设仍有意义。科学哲学家从哲学的高度对科学本质、范围以及发展规律作出了种种解释，并分别对各个科学领域：自然、社会、历史、人学、文化、宗教等进行哲学研究。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库恩和法耶阿本德的历史主义以及夏皮尔的新历史主义在对科学问题进行哲学提升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对于我们今天总结具体科学的哲学意蕴仍具很好的参考价值。
人本主义思潮注重研究回答当代最迫切的人文问题，它们大多要求重新认识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价值和意义，强调把人当作完整的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存在主义之所以获得很大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反映和回答的问题，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普遍为之困惑的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战争的发生、道德风气的败坏，人们普遍有一种精神的危机感，萨特对人的本质、人的自由、人的选择及人的历史作用的揭示对我们开展人学研究是有意义的。还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化所作的反思对于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也有启发。
非理性主义思潮注意研究人的非理性因素，如叔本华的生命意志，柏格森的直觉，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研究了非理性因素在人的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人的实践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活动，但也内在地包含了人的动机、欲望、情感、意志这一类非理性因素。我们应借鉴这些研究成果，改变过去在认识论和历史观研究中忽视非理性研究的状况，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则和方法研究非理性因素的产生、发展和内在机制，才能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历史观。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派别，他们在坚持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从事资本主义批判等方面所作的努力，我们也应予以关注和重视，吸取其合理的视角、方法和成果。
另外，现代西方哲学的若干哲学派别创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方法。如现象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解构主义方法、诠释学方法、实用主义方法等等。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方法论原则下应借鉴这些具体哲学研究方法。
（2）关注当代西方哲学提出的最新问题，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和全球视野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在世界哲学之林中脱颖而出，成为真正的现代哲学、世界哲学，必须关注当代西方哲学提出的种种问题，并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严肃认真地探讨，以便在新的高度上发展和完善自己。
当代西方哲学提出的种种问题，敏锐地触及到当代西方社会实践、科学发展、意识形态以及哲学本身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从不同侧面反映着当代西方的时代精神和哲学的前沿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哲学研究中所不甚了解、甚至无法直接了解的东西。例如，最近几十年来，现代西方哲学对西方工业化、现代化及西方近代哲学的反思中提出的种种问题：主客二分问题，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问题，理性与非理性问题，理性主义和主体性原则的局限性问题及西方近代哲学的转型问题；当代西方社会和全人类所面临的全球问题：生态失衡、能源危机、人口爆炸、核弹威胁、道德沦伤、价值失落、人的物化与异化等问题；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全球化与本土化、一体化与多元化的关系问题；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问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环境与发展问题、主权与人权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问题，互联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带来的社会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虽然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论述中找到原则上的解释，但原则解释不能代替具体研究，如何根据当代人类实践的新特点，作出富有时代的气息的解答，则仍需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不懈努力。只有对当代哲学提出最新问题给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占据哲学的制高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站到哲学的前沿，必须借鉴西方哲学，关注西方哲学提出的最新问题。但我们在借鉴西方哲学时须注意两个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西方各哲学流派进行辩证分析，有批判地借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绝非“西方化”、“外国化”。必须立足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具体实践。我们要在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世界化，它的根本源泉和动力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离开中国的国情和具体实际，一切借鉴都不过是水中浮萍。我们的借鉴要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去取舍，“洋为中用”。我们不能离开自己的现实一味地炒人家的“最新产品”。我们需要的是真正属于自己、能够解决我们前进中问题的哲学。
综上，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必须批判继承传统哲学、分析借鉴西方哲学，走综合创新之路。“综合”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内核和基础，融古今中西哲学之所长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综合”就是吃掉，一要敢吃，不敢吃，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二要善于消化，不善于消化则可能变形、脱轨。要把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变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养料，在充分消化吸收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蓬勃发展。
3.设置分支哲学，建立学科体系，走分支化发展道路
高度分化这是科学向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没有分化就没有深化，没有高度分化就没有高度综合。本世纪中叶，科学发展走上了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综合之路，学科的划分越来越细，研究的层次越来越深，现存已有几千个学科，另外人类实践所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深入。当代科学和实践的高度分化，必然要求以之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的高度分化。事实上，现代西方哲学已经建立了一系列的分支哲学，几乎涉及所有的学科领域和实践领域，使当代西方哲学表现出主题分化和个性强化的发展趋势。
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停留在几条干巴巴的一般原则和方法论上，必然僵化和停滞，要想获得深入的发展，必须深入具体实践和各门具体科学，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各门具体科学和各个具体实践领域的具体形式，给人们以具体启示。这不仅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当代具体科学和具体实践的方法论研究，提供哲学研究的新方法、新视角和新课题，而且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有效地指导当代科学研究和实践发展。这可以使哲学走出书斋、走出学院，避免空洞说教，而与第一线的科学研究与实践探索携起手来。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充满生机、焕发青春、走出困境。
建立分支哲学可通过如下几个途径：
（1）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元哲学中若干重要范畴、原理、规律等进行专门化研究，使它们深入和细化，形成分支哲学。如，对实践与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可能形成实践哲学，对价值问题的研究形成价值哲学，还有人学、类哲学等等。认识论研究的细化，可形成微观认识论、社会认识论等等。
（2）从哲学层面对各门具体科学（自然、社会、人文科学）进行反思，形成与各门学科相对应的分支哲学。如数学哲学、经济哲学、生态哲学、管理哲学、艺术哲学、文化哲学、法哲学、医学哲学、军事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宗教哲学、系统哲学、信息哲学等。它们的显著特点是从各门具体科学的问题出发，又超越其具体研究的哲学研究，但又不是纯哲学。
（3）对人类实践和社会生活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哲学审视和思考。如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改革哲学、发展哲学，报刊上常见到的“对联产承包制的哲学思考”、市场经济的哲学思考、“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哲学思考等属于此列。从环境问题到核武器问题，从人的生老病死到人权问题，妇女问题、分配问题、福利问题、保险问题、效益和公平问题以及气功问题都可与哲学道理挂钩。实践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这类分支哲学研究大有潜力。
分支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元理论通向实践，或者说是从实践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元理论的桥梁和中介。哲学是抽象的，但其研究对象却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各有其变化的方式和规律，决不能靠几条抽象原则和规律解决问题。只有从各个领域、各个角度、各个侧面深入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才可能把握世界的整体和全貌，找出一般规律和共同本质。只有经过高度分化，才有科学的综合和总结。分支哲学具有现实化、具体化和本学科、本领域的个性，更贴近现实，更能深入地探讨某一领域内的问题，更有利于指导实践。分支哲学不同于具体科学，它不是提供某一方面的具体知识，而是对科学和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哲学反思，给人以思维方式的启迪，价值观念的引导，认识途径和方法的帮助，理论思维的锻炼和提高。
这里应注意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元哲学和分支哲学的关系。首先，分支哲学不能代替元哲学研究。每一分支哲学由于其特定的研究领域和对象的局限而局限，是一种专门哲学理论，不能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貌，全貌必须通过各种分支哲学综合反映。分支哲学必须在元哲学指导下进行，才会有坚实的哲学基础、开阔的哲学视野和更高的分析、综合、评价能力。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元哲学理论要发展，必须依靠分支哲学的繁荣，从中获得新的启迪和营养。
有人担心分支哲学会降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品位，使哲学庸俗化。照此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为了保持纯洁性，就不应该走向实践和科学的第一线，而必须停留于抽象的说教领域、晦涩而不近人情和世情呢？我们说，只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元哲学与分支哲学的关系，分支哲学不仅不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浅薄和庸俗化，相反，由于研究问题不同、重点不同、视角不同、方法不同、风格不同所形成的不同的分支哲学，它们既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各具特色，相互补充，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学科体系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群的出现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园地“百花齐放”，生机盎然。
只有高度分化，才能真正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分支哲学的建立、学科体系的完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由之路。
让我们拨开笼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教条主义的迷雾，真真切切地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和实质，并根据实践的需要，跟踪科学的前沿，批判吸纳传统哲学，分析借鉴西方哲学，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中国化和世界化。让我们为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度辉煌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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