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交结贵人，择人而从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结交朋友是非常重要的，结交到促进自己事业发展的朋友就更加重要了，这样的朋友称为“贵人”。贵人是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引路人和指导者，在一定程度上说，选择什么样的贵人决定着事业的兴衰成败。
在现代社会，交际的重要性已经无需多言。但如何结交朋友，尤其是当自己未发迹之时如何结交朋友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曾国藩在京师的发迹得力于师友穆彰阿的大力提携。
穆彰阿，姓郭佳氏，字鹤舫，满洲镶兰旗人。进士出身，深得道光皇帝器重。历任兵部、户部尚书，后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尔后任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
1836年，穆彰阿负责管理工部，并担任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两年后，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由此不难看出，穆彰阿的升迁之路较为通达，可以说是平步青云。
后来有人这样评价他：“居高位二十余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一评价还是比较贴切的。
平心而论，道光皇帝是一位想做一番事业的皇帝，怎奈此时的清王朝已逐渐走向没落。
鸦片战争前，英国的鸦片大肆横行于中国的沿海内地，大量白银外流，严重威胁清王朝的统治，道光皇帝决心禁查鸦片，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亲赴广东禁烟。
实际上，穆彰阿并不赞成林则徐的禁烟举动。当鸦片战争爆发后，他窥知道光皇帝惧怕战争的心理，于是积极怂恿道光皇帝与英国人议和，并力劝道光皇帝罢免林则徐以减少议和的阻力。道光皇帝的好恶，穆彰阿都十分熟悉，并竭力顺承皇帝的想法来讨取皇帝的欢心。
所以终道光一朝，穆彰阿一直受到皇帝的倚重和宠信。自嘉庆朝到道光朝，典乡试三次、典会试五次。大凡复试、殿试、朝考，没有一次缺少穆彰阿的参与。
穆彰阿的门生旧吏遍布朝野上下，知名之士大多受到他的援引和提携，一时形成很大的声势。
曾国藩参加科举考试的老师即是穆彰阿，于是二人一直保持着师生的交情。由于曾国藩勤奋好学，又具有卓越的政治才干，穆彰阿对曾国藩非常器重和赏识，处处予以关照。
1843年曾国藩参加大考翰詹，穆彰阿担任总考官。考试完毕后，穆彰阿向曾国藩索要应试诗赋。曾国藩立即回住处将自己所作的诗赋亲自送往穆府。这一次拜访成为了曾国藩迅速升迁的契机。在未遇穆彰阿之前，曾国藩的官位一直没有变动。
自结识穆彰阿后，曾国藩的仕途变得十分通畅，在短短的五年内由从七品跃为二品，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
清代文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对曾国藩的仕途转机做过如下生动的描述：
一天晚上，曾国藩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遂连夜到穆彰阿家暂歇并讨教晋见的秘诀，穆彰阿仅叫曾国藩多多留意。
第二天，曾国藩被带到皇宫某处静候，多时也没有得到皇帝的召见，无奈白白地等了半天，曾国藩也不便发作，只好再次回到穆府。
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汝见壁间（白天被带去的地方）所悬字幅否？”曾国藩确实见过，但并没有留意，所以一时也答不上来。
穆彰阿怅然曰：“机缘可惜。”随即踌躇了一段时间，穆彰阿召来自己的心腹仆从说：“你立即取纹银四百两交给某内监，嘱他将某处壁间字幅秉烛代录，此金为酬金也。”仆人连夜携带酬金送予太监，随即将太监抄录的壁间字幅再送给穆彰阿。穆彰阿令曾国藩逐条背诵并烂熟于心以备皇帝垂询。果然，次日晋见道光皇帝，皇帝询问壁间所悬历朝圣训，曾国藩的回答令皇帝龙心大悦，曾国藩因而大受赏识。事后，道光皇帝夸奖曾国藩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
纵观曾国藩在京仕途升迁的原因，一是依靠自己的真才实学和踏实能干，二是依靠师友如穆彰阿的大力提携。如果没有穆彰阿的知遇之恩及提携栽培，即使曾国藩勤奋上进、聪明能干，在十年之内连跃十级也是不可能的。
如何选择自己的师友，这在曾国藩看来是个至关重要的原则问题，也是决定一个人在官场上能否成功的因素之一。曾国藩曾经说：有些人对人时信时疑、时明时暗，这样的人决不能跟从。因为因疑而弃，因暗而忌的事情时常发生。如果那样，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因此，他提出“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的说法，并提出要选择这样的人引为同志：一是意志坚决，不为浮言所动，即“不随众为疑信”；二是有一定的领导才能，能够打开局面，即“初基不必大，然气势充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具有发展潜力。
2.选择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意即一个人如果没有朋友，时间长了会变得孤陋寡闻，对自己的学问、修养、事业发展有极大的危害。选择朋友也有很多的学问和技巧，选择朋友不应该受到金钱名利、地位权势的影响和制约，应该交结与自己有共同志向和奋斗目标的良师益友，相互学习砥砺，共谋大好前途。
曾国藩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深怕兄弟、儿子们认识不到朋友好坏对一生成败的影响。因此有关择交朋友的问题是他家教中一个经常性的内容。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七日，他在给四个弟弟的信中说：
每个人都必须有老师。如果没有老师，就不会产生敬畏之心……韩愈说：“好人不愿与我交往，我要尽力向他靠拢；不好的人来拉拢我，我要断然拒绝他。”一个人一生的成败，都与朋友的好坏密切相关，不可不慎重对待啊！
谈到交了好朋友对自己的益处时，他对弟弟们说：我小的时候天分不甚低，后来每日与庸鄙者混在一起，全无所闻，心窍被茅塞了很长时间。及乙未年到京后，才开始有志学诗文并学作字的方法，但也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道有所说的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司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
因此曾国藩说，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不仅曾国藩个人得益于良师益友，其儿子曾纪泽的成长也说明了这一道理。
深受曾国藩推崇的清朝宰相张英的家训《聪训斋语》也曾提到了择交的重要，其中说：
我立家训，更无多言，止有四语：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尝将四语律身训子，也不用烦言多说了。虽是至为寒苦之人，但能读书为文，必使人钦敬，不敢忽视。其人德行，也必温和，行事决不颠倒，不在功名的得失，机运的早晚也。守田之说，详见于《恒产琐言》中。积德之语，六经、语孟、诸史百家，无非都是阐发此义，不须赘说。择交之说，我亲眼所见亲身所历，感受最为深切。那些品质败坏之人如毒酒之入口，蛇蝎之螫肤，绝对不能改变，也绝对没有纠正的说法，因此，它更是四者的纲领。
曾纪泽少年时的生活基本在北京度过，他自幼就对读书学习产生兴趣，这同父亲及其友人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曾国藩以他在读书养望之地的京城“游接名士”，访求前辈，所结交的不少师友来影响自己的儿子曾纪泽：湖南同乡刘蓉、陈源兖、郭嵩焘、袁漱六等人，都是早年知交，品行端谨，学风正派；名士吴延栋、欧阳兆熊、邵懿辰、何桂珍，国学造诣深，倡经世致用之说，与曾国藩交往频繁；后学之士如江忠源，是曾国藩引为自豪的门生。许多江南寒士门生也常去探望他。他们来到曾家，从治学路径到修身养性，无所不涉，谈经论道的气氛相当浓厚。曾纪泽潜移默化，从中受到了不少熏陶。
到曾纪泽稍微长大后，曾国藩有意识地培养他与大人交往，与那些有作为的人交往。在家书和日记中，经常看到曾国藩令曾纪泽设宴招待宾客的记载，这是给他与自己的幕僚、友人相结交的机会。因此之故，曾国藩死后，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等人与曾家少辈交往仍很多，而曾纪泽出任英法等国大使，就是李鸿章、郭嵩焘等人提名的结果。
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有许多人是靠朋友的一臂之力而别开生面，也有许多人在好朋友的感染下而走入人生正途。
人与人的交往不能是无功利的，但又不能是全功利的，尤其是交友。古人将“友道”列为“五伦”之一，说明它像伦常一样，要讲究一些基本的原则，包括不以势相交。有的人往往“有用时是朋友，无用时如路人”，此非“友道”。还有的人当朋友“盛”时就往前靠拢，当朋友“衰”时就全当没有这个人，这其实都是欠厚道，亦非君子之交。
穆彰阿是曾国藩的老师，又有提拔之恩，咸丰即位后，穆彰阿受到打击，举朝不与他来往，但曾国藩一如既往认这个师门。穆彰阿死后，曾国藩每次进京都要看望他的家人，儿子纪泽进京，也以此致嘱。曾纪泽称穆彰阿之子为“萨廉世叔”。
曾国藩与贺长龄既是同乡、校友，又有师友之谊，贺比曾国藩年长24岁，曾国藩赴京城赶考的时候，贺长龄曾寄过银钱给予资助。曾国藩在信中感谢这位同乡前辈对他的帮助，后来贺家衰败时，曾国藩的儿子却娶了贺的女儿。于是两人成为了儿女亲家。婚事未定之前，贺长龄因故被革职回籍，家道衰落。曾纪泽与贺女成婚之后贺长龄已不在人世。贺氏命苦，结婚不到一年半，又因难产身亡。
人生贵有恒，交朋友更贵长久之道。深受曾国藩影响的彭玉麟在致弟信中援引曾国藩的话说：
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惟道义之交乃足与共患难，共安乐。
然而怎样才能使道义之交的朋友保持长久的情谊呢？这里有一个在交往过程中主动与被动、亲近与疏远的关系问题。
曾国藩一再说，友先贫贱而后富贵者，我当察其情，恐我欲亲而友欲疏也；友先富贵而后贫贱，我当加其敬，恐友防我疏而我遂处其疏也。
曾国藩的好友朱尧阶虽然不能算是典型的“先贵而后贱”，但他与曾国藩相比，两人的地位确实在他们相交甚厚的40年间发生了悬殊的变化，但曾国藩仍能“加其敬”。
曾国藩在京师时，他的几个弟弟曾国潢、曾国荃、曾国葆、曾国华等，都先后当过朱尧阶的学生。当时朱尧阶家境因他的父亲善于经营生意而渐趋富裕，曾国藩家则由于人口众多，相比之下要比朱家经济紧张一些。为了尽朋友之情，朱尧阶时常慷慨资助曾国藩钱财，以使好友能安心科举之业而无后顾之忧。据曾国藩在家书中说：“朱尧阶每年赠谷四十石，受惠太多，恐难为报，今年必当辞却。”到曾国藩的几个弟弟做朱尧阶的学生时，曾国藩已是翰林院侍讲官。这段时间里，朱尧阶与曾氏交往极其频繁，情同手足。曾国藩的书信集中，第一篇就是他于1841年写给朱尧阶的信。在该信中，他首先感谢这位友人为督教曾国荃等人而费尽心血，紧接着，曾国藩深切寄望于朱尧阶好好读书做人。也就在这一年，曾国藩为朱的父亲写了一篇充满情意的寿序。
朱尧阶与曾国藩之间的交情，并未因俩人后来地位悬殊而淡化，始终保持一种淳朴深厚的色彩。1863年，朱尧阶60岁的时候，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百忙之中没有忘记老友的寿辰，特地从南京寄回寿联一副：
铁杖寄怀二千余里，金兰结契三十五年。
并在此联旁边加上跋语：
某某仁兄亲家与余交三十余年矣，顷闻其六十寿辰，仿东坡寿乐全之例，寄铁戒尺等物祝之。
1871年，适逢曾国藩60大寿，朱尧阶也写了一副寿联祝贺说：
祝寿于四千里外，挺生在五百年间。
廊庙山林互相庆祝，一时传为佳话。次年3月，曾国藩病逝于南京，朱尧阶亦衰病于床笫间，但还是扶病撰写了一副挽联：
海内论交从我始，江南遗爱在民多。
半年之后，朱尧阶也与世长辞了。
朱尧阶与曾国藩这样一种平凡而又深厚的友情维系40年之久，很自然地奠定了他们俩人之间结成姻亲的感情基础。1854年左右，曾国葆的过继儿子、曾国潢的亲子曾纪渠与朱尧阶第二个女儿的亲事，由曾国藩做主正式决定下来。从此之后，朱尧阶与曾国藩兄弟的关系更加密切。
3.与贤人联姻，推进事业发展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国人都强调婚姻应建立在门当户对的基础上，甚至有人称婚姻为“政治联盟”。曾国藩与贤明的人士结成亲家，这样不仅为儿女日后的生活谋划周全，也有利于两大家族成员相互提携，确保仕途通畅，一荣俱荣。
在曾国藩成大事的诸多方略中，通过联姻的方式以厚结死力、扩张固势是很重要的一条。本来，这在传统社会中是司空见惯的事，甚至连皇帝家族也通过联姻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传统中国最讲究裙带关系，这是文明不发达的表现。曾国藩虽然处于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化时期，但他通过联姻来扩张、巩固自己的阵地，仍不失为有效的手段。早年同曾国藩换过帖子的至交好友，像刘蓉、罗泽南等人，后来都结为亲家。
刘蓉是曾国藩的老乡，是诸生出身，年少时，就曾同曾国藩、罗泽南一起讲求程朱理学。稍长，与曾国藩共读于湘乡书院。随后，又与曾国藩、郭嵩焘同在长沙切磋学术，关系极为密切，三人曾换帖订交。他同曾国藩的气质尤为相近，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曾国藩承认，自己学业的进步，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
1852年，曾国藩为母在籍守制之时，清廷命他帮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出山，又是在好友刘蓉和郭嵩焘的反复劝说之下才毅然毁弃前疏，出而视事。在此之前，刘蓉曾致书曾国藩说：“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如果仅以“托文采以庇身”，则有华无实，舍本求末，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作为一个文人士子，应以“救于治乱”为己任，以“以身殉国”为最终目的。在曾国藩应命出山之际，刘、郭二人也应其请出而助一臂之力，但与曾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曾国藩对刘、郭二人的人生志趣非常钦佩，至交之情有时超过兄弟之情。三人这种相同的志趣，深厚的友情，自然是他们成为儿女亲家的牢固基础之一。
曾纪泽的元配夫人贺氏因难产死去整整一年之后，曾国藩亲自托彭玉麟、唐训方这两位湖南老乡为媒人，想把刘蓉的女儿继配给曾纪泽为妻。他在给曾国潢的家书中，满有把握肯定此事一定能够成功。过了一年多时间，即1859年11月，在曾国潢的主持之下，曾纪泽与刘蓉之女的婚事在家乡高高兴兴地举行。至此，刘蓉与曾国藩在朋友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儿女亲家这一层关系。
《清史稿》评价刘蓉是“抱负非常”，“优于课略”，这是很准确的。曾国藩刚出山时，刘蓉写信给他说：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不仅仅在于自身做到“其廉可师”、“以身殉国”，而应站在更高更远处考虑问题。也就是做到以程朱理学那套大道理去身体力行，发扬光大于世，扭转一代风气，创造出丰功伟业。
曾国藩对于刘蓉的忠告和治军、治国谋略之论，表示接受采纳，并在后来的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后来曾国藩权势日涨，湘人以从军获取功名为捷径，刘蓉写信忠告：此风不可长。并请曾国藩能从大局着眼，挽回此种风气。当清王朝“中兴”无望时，刘蓉又劝曾国藩激流勇退。曾国藩回信承认“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对官场却很厌倦了。这说明刘蓉确实“优于谋略”。
曾国藩的另一个至交兼亲家郭嵩焘是湖南湘阴县人（今属汩罗县）。他18岁的时候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结识了刘蓉。因刘蓉是曾国藩的同乡旧好，所以经刘介绍郭与从京城回到长沙的曾国藩相见，“欣然联欢为昆弟交，以学问相切磋”。
如前所述，曾、刘都是“笑谈都与圣贤邻”、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但郭的志向与他们有所不同。他的兴趣专注于词翰之美，也就是说一心要做一个真正的学者。刘蓉在一封信中说：曾国藩将来必定是一位建功立业的大人物，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比拟的。而郭嵩焘学问不错，有可能成为“文苑传人”，郭终生明显地体现出文人固有的气质。尽管他在中进士、点翰林之后，也曾担任过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礼部左侍郎、出任英法公使和兵部侍郎等重要官职，但他的仕途生涯充满着险阻，最终遭革职罢官，忧郁老死于故乡。
作为郭嵩焘的好朋友，曾国藩对郭的特长也了解得清清楚楚，明确指出：“筠公芬芳悱侧，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郭嵩焘喜议论，好批评，容易不满现实，近似于屈原、贾谊式的不得志而又不为当道所欢迎的人物，不是能够替封建朝廷担当匡扶社稷的“繁剧”之任的材料。曾国藩无愧为“知人之明”，郭嵩焘后来的遭遇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志趣不同、个性特征有异，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至交好友的关系。郭嵩焘曾两度赴京会试于礼部，吃住均在曾国藩处。发榜之后，郭却名落孙山，不无忧郁之情，曾国藩“力劝之，共酌酒数杯”。后来，郭嵩焘又赴京会试，仍吃住在曾国藩那里达数月之久，这次他终于金榜高中，授翰林院庶吉士。
由此可见，郭嵩焘之所以最终跻身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与好友曾国藩对他在学业上和生活上的帮助、关照是分不开的。他从内心感激曾国藩；曾国藩也不时流露出对郭嵩焘才识的钦敬之情。正因为他们俩人之间有着这样一种亲如兄弟般的交情，所以曾国藩的“夺情”出山，实是郭嵩焘、刘蓉两位好友苦劝的结果。当曾国藩在出山之后，感到经费紧绌而又无从筹集之际，郭嵩焘又提出立厘捐之议，规盐厘之法，解决了湘军的第一大困难。
此外，湘军水师的创建，也与郭嵩焘有一定的关系。这些建议和主张，对于曾国藩能够造就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兵的新式地主阶级武装，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由于有着上述这样坚实的友情基础，曾国藩的四女曾纪纯成为郭嵩焘长子郭刚基之妻；郭嵩焘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的事也就无需媒人说和，全由家长做主，于1858年正式定下这门亲事。
曾纪纯与郭刚基完婚日期，先是定于1865年，后因郭嵩焘被人劾参而推迟至1866年举行。然而，郭刚基虽人品好，学识广博，但天命有限，与曾纪纯结婚不到3年就病亡了。后来，曾国藩还为失去这个贤婿而感到悲伤，特地写了《郭依永墓志铭》以作纪念。
类似的例子还不少。如文武兼治有成的罗泽南，是曾国藩早年从学问道的朋友。在罗泽南驰骋疆场身亡之后，他的次子成了曾国藩的三女婿。再如李元度，是曾国藩患难相依的忘年交，几次舍死护从曾国藩，曾国藩本想促成他与九弟曾国荃联姻，后来却成为了曾纪泽兄弟的儿女亲家。
曾国藩与李鸿章两家也有姻缘。李鸿章和他的弟弟李鹤章同入曾国藩幕府。曾与李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加之李瀚章、李鸿章均正式拜曾国藩为师，属于曾的得意门生，所以李鹤章与曾纪泽后来成为儿女亲家，李的第四子娶曾纪泽的长女为妻，曾、李两家“亲上加亲”，联为一家。由于有如此之多的贤“亲家”，使曾国藩如虎添翼，在成就大事中多了几分力量。
4.学习益友优点，举荐贤人入仕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同时又有自己的优点。在自己交结的朋友中，有的品德高尚，有的擅长处世做人，有的学问知识丰富，有的热心助人。为了成为德才兼备的人才，必须相互切磋学习，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同时，举荐人才也是造福家国的好事，不仅为国家发现可用之才，也为人才报效朝廷、造福黎民提供了用武之地。
在人的一生中，如果结交了好朋友，就可以相互砥砺促进，不仅在情感上产生共鸣，也有助于事业的成功。1864年7月20日，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鸿的信中说：选择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必须选择志向远大的人。
曾国藩非常重视朋友的作用，他的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可以说是在朋友的砥砺和影响下取得的。所以，无论是在生活、为学，还是在事业上、曾国藩都注重良师益友的作用。
曾国藩在京城13年中交结了许多朋友，讲求躬行心得的有唐镜海、吴竹如、窦兰泉等人；研究经礼的有吴子序、邵惠西等人；研究文字大有成就者有何子贞；才气奔放的人物有汤海秋；英气逼人的有黄子寿和王少鹤、朱廉甫等人。曾国藩结交的朋友对他个人的修为和事业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刘传莹，湖北汉阳人，专攻古文经学，是考据方面的专家。在与刘传莹的交往中，曾国藩大大提高了自己古文字方面的造诣。1846年，曾国藩养病期间，依然向刘传莹请教古文经学与考据方面的问题。刘传莹也向曾国藩请教理学方面的问题。于是，二人取长补短，相互学习，成为终生的好友。曾国藩通过和刘传莹的交往拓展自己的学识，在学术领域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给同乡好友刘蓉的信中表达自己在学术上的见解，说：于汉、宋二家“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在学业上取长补短，相互切磋是做学问的关键。
何绍基，字子贞，擅长书法和诗词。曾国藩在与何绍基交往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诗词方面的不足。从此，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写作和赋诗，结果两人提高得都非常迅速。
另外，曾国藩还经常和吴延栋、何桂珍等人讨论理学方面的问题，还曾经向邵懿辰请教今文经学。
曾国藩的朋友都是在京城颇有名气的大家。同他们的交往不仅增长了曾国藩的学识，也大大提高了他在京城的地位和知名度。擅长结交朋友是曾国藩在京城迅速发迹的重要原因之一。
曾国藩在交结新朋友的同时，不忘联络旧时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朋友对曾国藩的成功有很大的帮助，他们是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
刘蓉，湖南湘乡人，字孟蓉，号霞仙。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曾国藩在赴京科考途中认识了“少有志节”的刘蓉和郭嵩焘，于是三人结成了好朋友。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由郭嵩焘介绍与曾国藩相识。曾国藩对江忠源十分推崇。刘蓉也称赞江忠源，“交友有信，与士卒同甘苦，临阵常居人先，死生患难，实可仗倚”。在曾国藩的朋友中，江忠源最具有血性和胆识，确实是曾国藩的一位益友。曾国藩称赞他“儒文侠武”。日后果然如同曾国藩预料的那样，江忠源成为了湘军的主要将领。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湖南人，是曾国藩的同乡。他的家境十分贫寒，却能“溺苦于学，夜无油炷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他的道德学问令人佩服。罗泽南是研究程朱理学的大儒，曾标榜自己为宋儒。年轻时代的罗泽南连遭不幸，生活也十分坎坷，母亲和兄嫂相继去世，更为不幸的是，长子、次子和三子又接连去世，他的妻子遭受了丧子的巨大悲痛，痛哭竟至双目失明。罗泽南在如此沉痛的打击下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因此，曾国藩对罗泽南十分敬重。有时在书信中表达敬慕之情，并称罗泽南为家乡的颜渊。
欧阳兆熊，字晓岑，湖南湘潭人。一次，曾国藩在果子巷万顺客店中患重病卧床不起，幸遇欧阳兆熊，在他的精心护理下渐渐病愈。由此，二人成为了相交甚深的好朋友。
曾国藩所交的朋友对他的人生和事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有的人为他出谋划策，有的人在危难之时为其两肋插刀，从各个方面帮助曾国藩建功立业。因此曾国藩比别人更深刻地理解了“择友为人生第一要义”的深刻含义。
广交朋友使曾国藩的事业辉煌兴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曾国藩对朋友的选择十分讲究。
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说：“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甚至可以这样说，要了解一个人的综合情况，只要看看他所结交的朋友就完全可以了。这就是“相友而知人”。
古时候楚国有这样一个人。他给人看相十分灵验，在当地很有名声，楚庄王知道后把他传召到了宫廷中。庄王问他，“你是如何给人看相的？怎样能预知他人的吉凶呢？”
他回答说：“我其实不会给人看相，但我能从他所交的朋友来判断他的情况。一个普通百姓的朋友如果孝敬父母，尊兄爱弟而不违法乱纪，那么他也是这样的人，他的家就会一天天兴旺富裕。一般的官员所交的朋友如果讲信用，重德行，那么他也就是忠于君主、爱护百姓的，他就会受到君主的器重和依赖。”
《史记》说：“不知其人，视其友。”这也是有道理的。因此，即使你是好人，如果交结了坏朋友，也要防备别人把你当成坏人，进而影响了自己的事业，败坏了自己名誉。
曾国藩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他认为没有朋友有很大的危害，极其不利于自己的成长。
宋人许辈说：“与邪佞人交，如雪入墨池，虽融为水，其色愈污；与端方人处，如炭入薰炉，虽化为灰，其香不灭。”
所以曾国藩认为，君子一定要谨慎地选择自己的朋友！
在古代，孟母为了给孟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三次搬家。荀子也说过“居必择乡，游必近士”。可见古人对结交朋友的重视。
曾国藩对自己的儿子有更大的期望，他曾对纪泽说：“择交是第一要事，须择志趣远大者。”
在曾国藩多年的仕宦生涯里，除了广交友以增益自己的才智见识外，还有一个“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广荐人才。
曾国藩从军之初，“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如1854年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者仅占百分之三。1855年、1856年两年保奏三案，合计仅数百而已，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是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致。回顾往事，亦甚对不住李元度、甘晋等同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他们长期居下位，实与自己保举不力有关。对此，好友刘蓉多次向曾国藩进言，并举楚汉之争为例，对曾国藩有所触动。
后来赵烈文又上书恳切进言，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赵烈文说：“阁下爱贤奖士，天下所并知。远者可无论，仅近相继离开者，是他们负阁下呢？还是阁下以为无益而弃之也？我以为知之不难，而忘之实难。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天下分崩时，人志日嚣，凡属那些器识才能略有称数的人，成忠奋自树立，四顾以求固依，真伪虽不一端，未尝无也。假如不是贤杰以天下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利而呆耳。假如诚实得不到发展的场所，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乎？是以明君给人之欲，不失其意，责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为得君，顶踵思效，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与人共患难之际，必须对荐举别人的事情十分慎密，因为这无异自削羽翼、自孤之道也。谓宜多储广纳，收其偶然之用，其有误滥，则亦为损甚微，而以获好贤之称，利甚厚也……”
赵烈文的话讲得符合情理，尤其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令曾国藩为之动容，于是，“揣摩风云，一变前志”。从1856年起开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于旧例。
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攻占一城、夺回一地或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于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特保多以荐举人才的方式保奏，如1861年曾国藩以常州士绅办团坚守危城为由，一次就特保周腾虎、刘瀚清、赵烈文等六员。
密保之案则专为立有大功或特别优异的人才个别办理，或专具密折，或夹带密片，如保奏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之密折等。
汇保与特保皆属一般保案，人数较多，办理稍宽，只能保奏候补、候选、即用、简用之类，或仅保一官衔，且有时全准，有时议驳，或只批准一部分。因实缺有限而记名、候补之类无限，所以用汇保之案开空头支票就成为曾国藩乃至所有统兵将帅在战争期间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
这种办法初由曾国藩创立，后来风行全国，愈演愈烈，成为晚清一大弊政。
按照惯例，各省督抚每年年终要对司、道、府、县官员进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实考语，“以备朝廷酌量黜陟”，依据此法保奏官员即称为密保。也正因为这一点，只有密保才能得到实缺，所以，曾国藩欲保奏实缺官员就只有密保。
1861年奏保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人的八字考语极有分量，说李“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左宗棠“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在左宗棠评语中，又加“才可独当一面”，沈葆桢“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清廷很快准奏，左宗棠授浙江巡抚，沈葆桢授江西巡抚，李鸿章授江苏巡抚，由此可见密保作用之大。
鉴于封疆大吏不干涉清廷用人这一原则，曾国藩保奏实缺官员十分谨慎，按级别大小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分别采取不同办法。保奏巡抚一级官员，曾国藩只称其才堪任封疆，并不指缺奏保。保李、沈时说，二人“并堪膺封疆之寄”。保奏左宗棠帮办军务时则说：“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远略，度越时贤。可否吁恳天恩，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俾事权渐属，储为大用。”而对于司、道官员则指缺奏荐，不稍避讳。如保奏李榕时说：“该员办理臣处营务两载以来，器识豁达，不惮艰险。现委办善后局务，实心讲求。可否仰恳天恩，准令江苏候补道李榕署理江宁盐巡道缺，随驻安庆，俾臣得收指臂之功。”对于州县官员更有不同，曾国藩不仅指缺奏荐，且对因资历不符而遭吏部议驳者，仍要力荐。
1858年曾国藩再出领军后，奏保幕僚较前为多，但又常遭议驳，难获批准。1859年，奏保按察使衔候补道员李鸿章升任两淮盐运使，即未获批淮，但随着他逐渐掌握实权，门庭广大，尤其是出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后，曾国藩既有地盘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补官职自不待言，即请旨简放实缺，亦无不获准。
这一时期，曾国藩奏保人数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空前的。此时，清政府对曾国藩等人的奏请几乎有求必应，以致1861年至1865年的五年之中，曾为曾国藩幕僚的五位道员皆被破格重用，分别超擢为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省巡抚。
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三人，论资格都不够，沈、李是由道员直升巡抚，是极为少有的例子。左宗棠论出身只是个举人。三人任封疆大吏前，多属幕僚之类。郭嵩焘、李瀚章则二年之中连升三级，由道员位至巡抚。
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占金陵之后，清政府开始对地方督抚的权力略加限制。吏部颁布新章规定，凡各省保荐人员，寻常劳绩概不准超级保升及留省补用，对粮台保案挑剔尤甚，使曾国藩不得不变换手法，免遭部议。其后奏保幕僚，多以整顿吏治、荐举人才为词。尤其北上与捻军作战和移督直隶前后，都曾奏保大批幕僚升任实缺。幕僚追随幕主，出谋划策，出生入死，曾国藩自然酬以实惠，这也是赵烈文所说的“集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的意思，即人人都有升迁之望，才会尽力辅佐曾国藩效力朝廷。
武人给钱，文人给官，这就是曾国藩的励士之法，这就是后来蒋介石赞叹不已的“达己达人”之道。
平心而论，曾国藩的做法是对的，因为“凡为大事者皆有大欲”，欲望得不到满足，动力从哪里来呢？
5.不遗余力，培养人才
古今中外，人才的作用是决不可忽视的。曾国藩深知育人的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且人才难于培养，因为人才往往有棱有角，有时难以驾御。曾国藩培养人才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为晚清朝廷培养选拔了大量德才兼备的有胆有识之士。
曾国藩在自己的著作《杂著》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打江山创事业必须有根据地和人才基础。他说：“古时候的英雄一定要有基础；如汉高祖刘邦的根据地在关中，光武帝的根据地在河内，魏国的根据地在许州，唐的根据地在晋阳，都是先拥有根据地，然后大量地网罗可用的人才，这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曾国藩深知在成就一番事业中人才的重要作用，他重视人才，更擅长培养人才。
曾国藩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希望有所作为的人总是鼎力相助。因为真正有才华的人是压制不住的。
曾国藩对待李鸿章的方法煞费苦心。曾国藩曾经和李鸿章有师生之谊，在曾国藩训练湘军、镇压天平天国的时候，李鸿章踌躇满志地投奔曾国藩，曾国藩却借口军务繁忙不予相见。李鸿章认为曾国藩只是一时忙碌，几天后肯定会接见自己的。但他在旅舍中闲住了整整一个月，也没有得到接见。李鸿章按捺住一肚子的不高兴，请曾国藩的同年进士，现在在曾幕中的陈鼐帮忙。陈鼐于是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谁知曾国藩环顾左右而言他，并不肯表明对李鸿章的态度。
这件事实在令人费解，曾国藩为什么对自己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如此冷落？陈鼐也不解地问曾国藩：“少荃是您的门生，往昔老师对他十分器重。现在他希望在老师门下继续得到磨练，老师为什么不接见他？”
不料，曾国藩竟冷冷地说：“少荃是翰林，学识过人，精明能干，实在是志大才高。可能不是我这里能容纳的人物。他完全可以回京师谋个更好的差事！”陈鼐也十分仗义，极力为李鸿章说好话：“这些年，少荃已经经历了不少挫折和磨难，已不是以前少年意气的少荃了。老师不妨让他试一试。”
曾国藩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就这样，1858年，李鸿章进入曾国藩的幕府任职。
其实，曾国藩并非不愿接纳自己的学生李鸿章，而是李鸿章心地高傲，曾国藩有意消磨他的锐气，磨一磨他的棱角。这大概就是曾国藩培养学生的良苦用心吧。
曾国藩做事按部就班，一切井然有序，包括吃饭的时间也是固定不变的，而且按照曾国藩的规定，每顿饭必须等幕僚到齐的时候才开饭，一个人不到也不能进餐。曾国藩和李鸿章的饮食习惯略有不同。曾国藩习惯于每天天刚亮就吃早餐，李鸿章出身富豪之家，又有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对军营里严格得近似呆板的生活习惯开始并不适应，总是错过每天的早餐时间。一天，李鸿章借口头疼不起床。曾国藩无奈之下只好派弁兵去请李鸿章起床吃早饭，李鸿章依然不愿起床。随后，曾国藩又多次派人去催促他。李鸿章万万没有想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大动肝火，便急忙披上衣服赶到大营。他刚一入座，曾国藩就面色阴沉地下令开饭。吃饭时的气氛紧张极了，大家谁也不说话。饭后，曾国藩丢了筷子，神色严峻地对李鸿章说：“少荃，你已经来到了我的幕下，我想请你记住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曾国藩拂袖而去。
堂堂的翰林学士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过了好久他才真正明白老师的意图。从此以后，李鸿章变得小心谨慎多了，也变得老成世故了。在曾国藩幕府中的生活经历为其以后在官场游刃有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字写作等项事务，随后又让李鸿章批阅公文，撰拟奏折和书牍。李鸿章将文字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深得曾国藩赏识。几个月后，曾国藩当众夸奖李鸿章：“少荃果然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很不错，几乎所有的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好干吧。”
这一贬一褒仍然可以理解为曾国藩的良苦用心。作为学生的李鸿章此时也对曾国藩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曾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做事，糊糊涂涂地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学到了许多有用的东西。”
李鸿章居曾幕负责办理文字事务时所书写的严劾安徽巡抚翁同书的奏疏深得曾国藩的赏识。翁同书对苗沛霖的处置失当以致激成大变，苗沛霖在定远失守时弃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朝野上下极为愤慨。但翁同书是大学士翁心存的儿子，翁心存深得皇帝的信任和倚重，在朝野有相当的势力，那么如何措辞才能使皇帝下定决心依法严惩翁同书，而朝中倾向翁家的大臣又无法为翁同书说情呢？奏疏的措辞实在难以确定。对最初的奏疏拟稿，曾国藩不很满意，总认为不够让人无懈可击。最后李鸿章代拟奏疏，曾国藩觉得思路清晰，文意周密，其中更有一段可圈可点的文字，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这段话的立场方刚严正，即使皇帝也无法徇情曲庇，也足使企图偏袒翁家的朝臣无可置喙。曾国藩立即上奏皇帝，而翁同书也旋即被革职拿问，充军发配到新疆。李鸿章的论稿深得奏议文字的一个“辣”字，使人无法为翁家分辩。李鸿章出众的文学才华让曾国藩对他刮目相看，并大力培养。
但人才是有棱有角的，往往难以驾御，这就需要用人者有更加宽广的胸怀。1860年6月，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负责督办围剿太平天国的事宜。曾国藩率军队进驻安徽祁门。祁门在长江之南，位于黄山的西面，四周群山环绕，形状如同锅底。此时的曾国藩在军事思想上比较保守，认为只要占领四周制高点，进可攻退可守。但李鸿章却不这样认为：“在这种地方扎营驻兵是犯了兵家的大忌讳。这就是兵法上所说的‘绝地’。不如及早转移到安全的地带，选择更加有利于自己的地形安营扎寨。”
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李鸿章的建议是正确的。但曾国藩并不接受。李鸿章坚持自己的见解并反复向曾国藩建议。最后曾国藩气愤地说：“诸位如果胆怯，可以各奔前程！”李鸿章也不便多说什么了，但心中对曾国藩的专权十分不满。
后来，曾国藩准备弹劾李元度，李鸿章并不同意，两人再次发生激烈的争吵，李鸿章决定离开曾国藩幕府。
李鸿章的出走是其雄心壮志备受压抑的情绪冲动所致。他追求的是青史留名和拜相封侯，而不是久居人下，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他在诗中抱怨说“昨梦封侯今已非”，做梦都想施展自己的抱负，寻找用武之地。
李鸿章的出走不排除带有追求功利的目的，而年少轻狂意气用事也是重要的原因。李鸿章离开曾国藩后，本打算返回南昌的哥哥家中。在旅途中顺便拜访了好友胡林翼，并和胡林翼谈起了离开曾国藩的原因。胡林翼了解李鸿章的才能，不无惋惜地说：“少荃，你将来一定会发达，但我希望你不要离开涤生（曾国藩），若没有涤生，你晋身就有一定的困难！”李鸿章听后并不以为然，反而愤愤地说：“我本以为你是豪杰之士，难道你也要依靠别人吗？今天我才知道我看错人了。”李鸿章说完，竟然拂袖而去。回到下榻之地，李鸿章整装将行。胡林翼并不与李鸿章计较，派人前来挽留，李鸿章仍执意要走。后来经过胡林翼的再三强留，李鸿章才又住了几日。两人每日饮酒畅谈，尽欢多日，李鸿章方才离去。送别李鸿章后，胡林翼立即致信曾国藩：“李鸿章并非寻常之人，不如留在你的幕府，以扩张湘军的力量。”曾国藩经过冷静的思考赞同了胡林翼的看法。
1861年3、4月间，曾国藩写信给李鸿章，请他出山负责南昌城守城事宜、以抗拒西征的太平军。李鸿章实际上并未完全脱离曾国藩，直接写信劝说曾国藩从祁门“及早移军”，“先清江西内地”。胡林翼对祁门军事安排的建议和李鸿章的主张不谋而合，特地致信曾国藩：李鸿章之议切合实际，左宗棠移驻九江之策“亦握形势”，“然涤丈未必采纳。能于湖口、东流驻使节，联络南北两岸之兵气，乃合使节之体裁，且功效必大。”他委婉地批评曾国藩不顾战略全局，并劝说曾国藩不要固执己见，以免因小失大。在众人的劝说下，曾国藩迁出祁门。
在李鸿章滞留南昌期间，曾向沈葆桢去信询问福建的情况，希望去福建担任道员。沈葆桢回信极力劝阻：“闽事糜烂，君至徒自枉才耳！”另一位同年郭嵩焘也致信李鸿章，力言“此时崛起，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以立功名，仍劝令投曾公。”李鸿章读后，也深感自己由于少年意气，做出了轻率的举动。
1861年5月18日，曾国藩也写信给李鸿章，以诚恳的态度请李鸿章回营帮助自己：“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皆废，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醴酒之嫌，则请君速来相助为理。”曾国藩请李鸿章出山的目的是意在为自己寻找建功立业的助手。李鸿章经过多日的思考也认为可以“赖以立功名”者只有曾国藩一人，因此李鸿章决定捐弃前嫌，再次做曾国藩的幕僚。
李鸿章第二次入幕曾府之后，曾国藩对待李鸿章更加信任，军事上、政治上的事务都和李鸿章共同策划商议。吴汝纶撰《李鸿章江苏建祠事略》中说：“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之士，其能争议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这当然是夸张的话，但李鸿章的学问人品和能力确为曾国藩所欣赏。
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中各方面的能力都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在军事上，李鸿章独当一面地训练骑兵、组建了淮扬水师，在实践中运用了他以前自学过的步兵战术，对三大兵种的指挥已相当娴熟。
1862年，李鸿章亲自动手设计了上海水师战船和战艇，设计合理实用。原先，李鸿章并不擅长防守，在曾国藩的幕府中，他学到了深沟高垒的防御之术，这种战术俗称为“站墙子”；学到了保饷道和粮道的方法。李鸿章曾经说：“我本来认为湘军防守有异术，今天才知道不过是听到长毛来站在高墙上防守罢了。”也就是这种在坚厚墙壁前的防守术，使淮军在关键的虹桥大战和北新泾大战中未被太平军击败。
李鸿章在曾国藩身边日益成熟起来，从从政到为人处世都有长足的进步，甚至有人说从李鸿章的身上可以看到曾国藩的影子：曾国藩在训练军队时使用洋炮，李鸿章来沪后大力效仿，为淮军配备了洋枪洋炮；曾国藩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上马杀敌，下马讲学”，在自己的幕府中供养“三圣七贤”十位名儒，李鸿章来上海后也注重发挥智囊的作用，与上海代表地方实力派的商绅关系密切；曾国藩处理军政大事的时候注重咨询幕友，然而最后的决断完全由自己决定；李鸿章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来上海后各项军政大事一手把持。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提携十分感激，他曾向部将刘秉璋讲述曾国藩的恩德：“我跟从的师辈不少，但没有一位像这位老师如此善教的。他随时随地随事都有所指示。”
6.甄选人才，量才录用
一个真正的领者导，要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因此，做领导的要了解人才的特长、特点，甚至会识别人才的真伪，要通过察言观色、工作实绩考察和他人评价来选拔人才、使用人才，防止“伪人才”占据高位、显位。另外，要根据人才的实际情况安排适当的职位，真正做到唯贤是举、量才录用。
不少为官的人自己为官清廉，但自己的部下和家人却昏聩无能，常常惹是生非。由于种种原因，官员对身边的人约束不力，终究会落得败名。因此，作为官员一定要选择有才能的人，放在适宜的位置。
曾国藩驻军安庆的时候，湖南的同乡不少人前来投靠，有一位戚姓同乡从湖南赶来，行李简单，衣服破旧，沉默寡言，一瞧便知是为生计所迫而投奔军营的穷苦人。曾国藩见到家乡人不免要热情寒暄一番。在曾国藩打听家乡的一些事情和亲友的情况时，戚姓同乡回答拘谨，很显然是不善言辞的老实人。不过，偶尔在关键处说上几句，话语很中要害。曾国藩决定对他考察一番，先给他一些事情做。
曾国藩有一个固定的习惯，在每次吃饭的时候都召集幕僚们在一起吃，没有人敢违背曾国藩所制定的规矩。一天，戚某吃饭时发现饭中有颗稻粒，就把稻粒扔了出去。曾国藩看在眼里，心中有些不满，但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吃过饭后，曾国藩让幕府支出“应备银”二十两，赠给戚某做回家的川资。戚某得知后非常不解。无奈之下，询问曾国藩的表弟彭杰南，希望彭杰南为自己讲情。曾国藩对彭杰南说：“这个老乡不地道，庄稼人吃饭时连一颗稻粒都扔掉，不应该啊，自己不是豪富之家出身，从庄稼地里来到军营不过一个多月，就变成这个样子！我恐怕他贪图享乐、富贵忘本，也吃不了军营的苦，还会为我带来麻烦。”彭杰南说：“这件事情算不上大的过错，也许他是怕人笑话，您可以再找些事情给他做，再试试他。”
曾国藩喜欢吃新鲜的蔬菜，自己有一个菜园。于是，曾国藩就让戚某主管菜园。戚某经过上次的事情后变得勤勉自励，每天和佣耕的人一起辛勤劳动，从早到晚不得片刻的闲暇。曾国藩通过一年多的暗中观察，发现他和别人通力合作，而且始终不渝。曾国藩对他的看法改变了，把他召了回来并让他担任更加重要的任务。戚某感恩戴德，更加勤勉公事、恪尽职守。最终由一个乡下的农夫扶摇直上，官至观察使，加布政使衔。这件小事足可以反映曾国藩对属下要求之严。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大的家族，人丁兴旺，子侄甚多。加上曾国藩科举出身，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又外放做过主考官，同年同窗、门生故吏众多。但曾国藩始终坚持甄选人才，量才录用。有才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使用，没有才能的人遣送回家。不仅如此，曾国藩还经常教育其弟曾国荃等人要学习识别人才，善于使用人才。
据说当年曾国藩进京赶考时，盘缠拮据。幸亏曾国藩的五舅变卖家产，为曾国藩凑足盘缠。曾国藩对此十分感激，一直念念不忘五舅的恩德。曾国藩在朝中做官后，每年都要寄回银两接济依然贫困的五舅，报答当年的恩德。
1861年，曾国藩打下安庆后，特地把五舅接到安庆住了一段时间。当五舅过世后，五舅的独生儿子前来投奔已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国藩自然要给予照顾。然而这位表弟既没有才学又懒惰散漫，交办的事情几乎无一成功，还总爱以总督的表弟自居，有些狂妄傲慢。曾国藩认定这位表弟属于不堪造就之才，尽管五舅生前对自己有恩，还是委婉而坚决地劝说表弟还乡。
曾国藩选拔人才的观点是“深识之士不愿牛骥同槽。阳鲚得意，而贤者反掉头去矣”。因而，对有真才实学的人，量才使用，提供发展的机会和舞台；对平庸无能之人，坚决不予收留。因此，曾国藩的幕府和军帐内确实汇集了一群文武干练的人才。
曾国藩常常这样告诫自己，不能因为自己而埋没了人才，也不能选出华而不实或碌碌无为的人，这样都会贻误将来的事业。选拔人才是有难度的事情，曾国藩也叹道：“人不易知，知人不易。谁是卑鄙猥琐不堪重用的人？谁是才华卓越不同流俗的人？”也许只有通过观察和任用才能辨别，而且要长时间的观察。居官者绝不能任人唯亲，只有量才录用，任人唯贤，才能长保居官不败。
7.培养有为才俊，严惩害群之马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培养志向远大、有资质潜力的青年才俊，于家于国都有利。然而，对于有才无德的所谓才俊也不可姑息纵容，必要时要予以严惩，以防止效尤的风气形成，危害整体的事业。
曾国藩这样说过：“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但曾国藩并不主张不分是非、互相吹捧的官场庸俗气氛，他只是擅长利用鼓励和表扬激发下属的积极性。曾国藩在吏政和治军上对部下要求都十分严格，更多的进行表扬和鼓励，批评部下的缺点错误时也会选择适当的场合，照顾对方的自尊心。
曾国藩对李鸿章言传身教，将自己治军理政的方法毫不保留地传授给李鸿章，更令李鸿章感激的是，曾国藩在适当的时候多次鼓励李鸿章积极谋求自身的发展——组建淮军。
曾国藩十分注重对李鸿章的提拔和培养。李鸿章招募的淮勇到达安庆后，曾国藩亲自制定了淮勇的规章制度，确定了军队的饷银数量，并按照湘军的训练方法加以训练。
1862年，李鸿章在安庆北门城外正式组建淮军，曾国藩亲自前往祝贺。李鸿章知道淮勇人数不多，饷银也不充足，实在是实力单薄，难以担当重任。他说：“敝部除张遇春一营外，均系新勇，战守难恃，出征异地，若无精兵宿将，立有覆败之虞。”
因此，李鸿章多次恳请曾国藩调拨湘军部队加强战斗力。曾国藩害怕淮勇软弱不堪一击，准备以湘军为榜样，将淮军培养成湘军那样的军队，因而满足了李鸿章的要求，陆续调拨湘勇八营以充实淮军的力量。
这八营湘勇实力较强，其中有曾国藩的新兵两营充任李鸿章的亲兵；开字两营，由程学启统带，其部下多籍隶两淮；林字两营，由滕嗣林、滕嗣武统带，这两营由江苏巡抚薛焕使在湖南招募而来，曾国藩选择精壮的士兵近千人编入了淮军；熊字营由陈飞熊统带，坦字营由马先槐统带，多是曾国藩在湖南招募的湘勇，原由湘军部将陈士杰率领，也拨归淮军。所有这些淮军初创时期的骨干队伍共计13营，总共6500人。
三月四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程学启、滕嗣林的军营，这标志着淮军的正式建立。曾国藩认为湘、淮本是一家，淮军由湘军而派生，两家关系密不可分。
李鸿章从曾国藩那里学到了许多打仗的要领和官场的经验。曾国藩死后，李鸿章非常悲痛，作挽联哀悼恩师：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方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这副对联的上联充分写出了李鸿章从恩师曾国藩处学习军事政治才能的事实。实际上，李鸿章在曾国藩处学习锻炼对他一生的事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为以后的拜相封侯做了铺垫。在李鸿章成名之后，朝野上下舆论也称他“果毅坚贞，克绍曾门衣钵”；确实，李鸿章极力保持谨守师法的形象。
曾国藩对于人才的提携和培养是不遗余力的，但对于离经叛道、朝秦暮楚的政治野心家的打击也是毫不留情的。他具体解释说，要想做大事业，必须有人才，需要放权，让人才有自主的发展空间。但是什么时候让手下的人另谋发展是很有讲究的。
曾国藩认为：在局面小时，要坚决维护团结统一，不准许部下的人有分裂单干的想法，对企图另立门户的人要坚决予以打击，因为在这时自立门户是分裂队伍，从而瓦解了自己；当事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为了壮大队伍，一定要积极鼓励手下人另谋发展。
这就是所谓“利己利人”，“达己达人”的道理，也是自己事业做大的前提。因为自己的部下另谋发展后，依然是自己的属下，归自己节制；即使处于半独立的状态，也还可以互相间有所照应。
在实际中，任何一个团体在发展中都会遇到自立门户的问题，即从团体中剥离出去的事情，这种事情很难处理。一般而言，当一个团体处于低潮时，如果内部的分配机制又不尽合理，那么优秀的人才很容易跳槽另立门户。如果仅仅是一般人员的出走，不会危及到事业的发展和团体的前途，但如果决策层或核心层的人员出走，其隐患就不能等闲视之。
在曾国藩驻军衡阳、编练湘军的时候，出现过这样一件事情。王本是曾国藩非常赏识和信任的一名将领，一直受到曾国藩的重用。为了招募更多的湘军，也出于锻炼培养王的需要，曾国藩命王回湖南招募湘勇。王回到湖南后太过张扬，出入都要敲锣打鼓讲究排场，湖南当地的士绅对此有所不满，后来王又将湘勇招至3000人，远远超过规定的人数。更令曾国藩气愤的是，王竟然带着三千湘勇赶到长沙，与湖南巡抚骆秉章关系密切起来，很显然有不再听曾国藩指挥、希望自立门户的倾向。
曾国藩实在无法容忍，于是断然要求王立即将军队带回驻地，并明确地说除一营由王统带外，新招的湘勇只保留二营和三营，并且营官由曾国藩直接任命，军队按照统一的营制编练。但湖南巡抚骆秉章暗中支持王，主张保留军队，并命令加紧军队的操练，听候调遣。在这种情况下，王有恃无恐，公开抗拒命令，最终导致曾国藩和王的彻底决裂。从此以后，王自行制定规章制度，自己选派营官，目的是在组织上、制度上完全独立于曾国藩的湘军之外。
面对关系到自己和湘军的前途命运的大事时，曾国藩绝不妥协。于是，1853年12月，曾国藩给王发去一封最后通牒式的信函，明确提出王必须在遵守湘军的营伍制度与脱离湘军系统之间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
特书与足下约，计必从鄙意而不可更改者五条，听足下自为屈伸者三条。能如吾之约，则一一照办，破釜沉舟，以图一举；若必不肯从吾之约，则足下自成一军，今后吾将不与足下事，吾并将另募数营勇丁以替足下之位置。
曾国藩再次强调了自己的观点，要求王立即回到驻地，自己统带一营士兵，其他各营由曾国藩委派营官统带，各营的勇丁必须遵守湘军统一的营制，不得随意裁减、增加人数更不得各行其是。并明确提出新招募的勇丁必须经过统一的两个月的训练后，才能开赴战场。简而言之，王必须听从自己的指挥，否则就将王逐出师门。
王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自己追随湖南巡抚骆秉章比追随曾国藩更有发展前途，于是对曾国藩的警告丝毫不予理睬。骆秉章为了拉拢王，表示湘军可以继续驻扎在省城长沙，所统带的三千勇丁可以不裁撤。于是，王和曾国藩彻底决裂了。
不言而喻，王式的决裂将对湘军、对曾国藩本人都产生恶劣的影响。为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曾国藩断绝了和王的一切关系；且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对王大加攻击，使王军失去一切发展的机会。再加上湖南省内财政发生困难，军饷不足，因此不得不将王所率的三千湘勇裁减一千。王的事件对可能出现的效法者起了警戒的作用。同时，曾国藩刻意讲求笼络和控制部属，利用同乡、师生、亲朋等关系结成一个湘军官僚集团，内部组织严密，相互监督，坚决杜绝再次出现王式的人物。
随着曾国藩实力的壮大，他在属下自立门户问题上政策日益开明，适时鼓励属下独立自主地发展，湘军的力量发展速度很快，逐渐成为一个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但对外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统一性，同样以曾国藩为共同的精神领袖。这使得曾国藩的实力更加迅速扩大，10年后，湘军集团中出现了大量的督抚大帅，与曾国藩地位相当的就有二十余人。这些督抚们相互协调、互相配合，使得曾国藩的声望如日中天。
8.推功让贤使事业发扬光大
成就一番事业需要众人的合作努力。固然不能否定个人的作用，但决不能独占大功，贬低其他人的作用。只有把功劳让给贤才能人和有为后辈，才能获得众人的敬仰，树立自己的威望，同时凝聚人心，促进事业发展。这也是曾国藩成大事的重要原因。
有难同当，有功独享，是事业的大忌。曾国藩提出“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的做人学问，认为“此乃事业之基”。他还说，与别人分享功劳当做减祸之道，是加福添寿之药方。
曾国荃围攻金陵久攻不下，曾国藩就以此开导曾老九：
近日来非常担心老弟的病，十一日收到初七日弟交差官带来的信以及给纪泽、纪鸿两儿的信，字迹有精神、有光泽，又有安静之气，言语之间也不显得急迫匆促，由此预测荃弟病体一定会痊愈，因此感到很宽慰。只是金陵城相持时间很久却还没有攻下，按我兄弟平日里的性情，恐怕肝病会越来越重。我和昌歧长谈，得知李少荃实际上有和我兄弟互相亲近、互相卫护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上奏朝廷请求准许少荃亲自带领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城会同剿灭敌军。等到弟对我这封信的回信（不过十八九日回信就能到），我就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给少荃去咨文一道，请他立即来金陵。
但李鸿章不愿做摘桃子的人，他要保全老师的脸面。这时朝廷又下令李鸿章速率军助攻金陵。李的麾下也跃跃欲试，认为这是一个立大功、加官晋爵、封荫子孙的机会。有的说：“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军遇于东坝必战。”
也有的说：“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李鸿章终不为所动。
但李鸿章如果抗旨不出兵也不行，于是他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是上奏朝廷，说曾国藩完全能够平此大乱，金陵即日可克。二是请派他的弟弟携大炮到曾国藩处听其指挥、助攻。金陵城终于攻下。
据说，大功告成之日，李鸿章亲往祝贺，曾国藩带曾国荃迎于下关，亲执李鸿章之手，说：“曾家兄弟的脸面薄，全赖你了！”李鸿章自然谦逊一番。
红旗报捷时，曾国藩一再声称，大功之成，实赖朝廷的指挥和诸官将的同心协力，至于他们曾家兄弟是仰赖天恩，得享其名，实是侥幸而来，只字不提一个“功”字。对李鸿章当然要多多美言。
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的事，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一句话提及他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
曾国藩认为，中国人向来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作为友道至高学问，但实际上，不但“富贵不相忘者”极少，而且能够“同患难”的更是少而又少。曾国藩在湘军中灌输一种灵魂，就是“生死不弃”，这也是湘军这个团体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9.交友要交谏友
人生在世，朋友多种多样，有朴直方正的朋友，有聪明伶俐的朋友，有博学多才的朋友，有热心助人的朋友，但最有益的朋友应该是当面敢批评的谏友。谏友提出的意见切中要害，入木三分，更有利于我们看清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提高自己的学问、修养和境界。一代名臣曾国藩爱交谏友，也得益于谏友。
中国人的传统是讲交情，对于同年、老乡感到格外的亲切，交往自然就会多一些。但朋友、老乡多了，难免良莠不齐，有不少阿谀奉承的朋友，因此曾国藩提倡交敢于提出谏言的朋友。在曾国藩的同年进士中，有一位同乡陈源衮堪称他的谏友。
早在1838年曾国藩会试京城中进士后，就与陈源兖成了亲密的朋友。1840至1845年间，曾国藩和陈源兖来往更多了，俩人尽情畅谈古今天下大事，探讨学问、人生等诸多问题。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曾国藩和陈源兖相互帮助，坦诚相见，经常毫不客气地直言提出对方的缺点、毛病。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
岱云（陈源兖）来，久谈，彼此相劝以善。予言皆己所未能而责人者。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
又说：
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人，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
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
曾国藩切实感到这位同年好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缺点，以致发出“直哉，岱云克敦友谊”的感叹。谏友才是真正的朋友，当然，曾国藩对待陈源兖如亲兄弟一样。陈源兖曾经大病一场，曾国藩经常去看望陈源兖的病情，有时通宵达旦地照顾陈源兖，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记载：“是日全未离身。夜住陈寓。观其症险，极惶急无计，一夜不寐。”第二年，陈妻因病去世，曾国藩大力协同陈源兖操办丧事。并亲自为陈妻撰写墓志铭，这是一篇充满深情厚谊的文章。
同样，曾国藩对于陈源兖也直言批评。陈源兖心地高傲，有时言行和常人有所不同，以致常常引起别人的误解。曾国藩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广交朋友，为以后好相见。你的妻子去世之后，不少朋友都送了奠幛之类的礼物，你应该回谢，但你没有给雷鹤皋谢书，这是不应该忽略的。此等处很要紧，反映了为人做事的原则。至要至要，务求三思”。
陈源兖的脾气不好，有时会因为生活中的琐事影响到公务处理。对此，曾国藩致信严厉批评：“前面与岱云谈时，曾称尊嫂为陈氏功臣。近闻又夺还铁券一次，吾不信也。果尔，则国藩临别曾嘱老岱惩忿，又忘之耶？自彼此次病后，不啻一家骨肉，故敢道及，谅不见罪。”
俩人亲密无间的关系使曾国藩感到自己在京城时的生活非常充实愉快。1845年，当陈源兖奉旨赴任吉安太守时，曾国藩感到缺少了一位好朋友。在惆怅之余，他撰写了一篇《送陈岱云出守吉安序》，勉励陈源兖忘记生活中的不快，不要因为每日的惆怅影响了政事，勉励好友洁身自好，清正廉明为官。当曾国藩接到陈源兖从江西寄来的书信后欣喜若狂，并在高兴之余，即兴作了一首诗怀念他们同在京城友好相处的日子：“计与阁下相处八年，忧戚爱憎，无一不相告问，每有称意之言，与不可于心之事，辄先走白阁下。今遽乖分，如何可任”。陈源兖在广西有所作为，担任吉安府后不久即调任广信知府。曾国藩深知自己老友的毛病，在书信中提醒他不要锋芒毕露，以免引起别人的忌恨和不满：“岱云在外间历练，能韬锋敛锐否？胡以世态生光，君以气节生芒。其源不同，而其为人所忌一也。”
曾国藩对陈源兖确实有很多的照顾，在陈源兖的妻子易氏病逝后不久，曾国藩为陈源兖的幼子陈远济雇请了一个乳妈，并把陈远济接到家中。在陈源兖“杀身成仁”后，曾国藩把陈远济看做未来的女婿，在学业和生活等方面予以很多的照顾，1862年3月，曾国藩委托曾国潢主持操办曾纪耀与陈远济的婚礼，以告慰自己的谏友陈源兖。
10.交友贵专一，交友要交心
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事实上确实如此，茫茫人海中，真正志同道合、相互砥砺的好友屈指可数。因此交友要专一，要用心去和朋友交往，真心实意、坦诚无私地对待朋友。
曾国藩所结交的朋友十分广泛，但他所交的多是师友。像刘传莹、唐鉴、穆彰阿等人。曾国藩从这些良师益友的身上得益颇多。因此，曾国藩主张交友贵在专一，交友要交心。在曾国藩写给弟弟的信中明确表达了这种观点：
六弟、九弟今年仍读书省城，罗山兄处附课甚好。既在此附课，则不必送诗文与他处看，以明有所专主也。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罗山兄甚为刘霞仙、欧晓岑所推服，有杨生者，亦能道其梗概，则其可为师表明矣，惜吾不得常与居游也。
在《致澄弟温弟沅弟》的信中，他说：
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
确实是交友的至理名言。
多个朋友多条路，但如果不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只会妨害自己事业的发展，实际上是算不得朋友的。
古人最不赞成以利相亲的交友原则，认为仅仅为了利益而结交朋友，势必影响生活的质量和人品。孟子说：“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显然，孟子交朋友，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品德和学问，而不是有利可图才和他相交。司马迁说：“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如果他有求于你，就会对你体贴入微，多方照顾；如果用不到你了，就会对你不理不睬，甚至老死不相往来。
其实真正知心的朋友是很少的，只有知心的朋友才能相知、相亲、相敬，同甘共苦。曾国藩就十分称赞管仲和鲍叔牙这样的朋友。
春秋战国时期，鲍叔牙担任齐国的大夫，以知人著称，和管仲是亲密的朋友。齐桓公上台后，任命鲍叔牙为齐国的宰相，鲍叔牙辞谢不受，大力推荐管仲。齐桓公而因重用管仲，从而称霸诸侯。
在鲍叔牙病逝的时候，管仲十分悲痛，泪如雨下。有人不禁问道：“你与鲍叔牙既非君臣，又非父子，为什么伤心到这种程度？”管仲说：“你有所不知，鲍叔牙是我最崇敬的朋友。我曾与鲍叔牙同去南阳做买卖，南阳的无赖在街上三次羞辱我；鲍叔牙并不认为我怯懦怕死，知道我为了干一番事业才忍辱负重；他曾和我一起向先王提出谏言，先王不听，鲍叔牙认为我生不逢时；鲍叔牙曾与我一起分一笔钱财，我分得的财物比他的多三倍，但他并不认为我贪婪自私，知我家境贫寒。鲍叔牙确实是我的知己和好朋友。我悲哀失去了他，再也找不到如此关系密切的朋友了。”
曾国藩多次讲述管仲和鲍叔牙相交的故事，主张交友贵在专一，要宁缺勿滥，曾国藩经常把这种交友的思想传输给自己的子侄辈。
交友贵多，树敌务少。如果交到贤明的朋友，志同道合，共同促进，那当然越多越好；如果交到志趣低下、见利忘义的朋友，那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因为自古就有“禽鸟必择木而栖”的古训，良鸟与良木是不可分割相依相存的。
宋代的理学大师朱熹对他的儿子说：“交游之间，尤当审择，虽是同学，亦不可无亲疏之辨。”明代学者高攀龙说：“言语最要谨慎，交友最要审择。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多识一人不如少识一人。”说的都是交友要交益友，要贵在专一。
在交往中，同学关系最难处理，一旦是同学，终身就是同学，不会变更。同学短的三年五载，长的十年八载，若说没有一点感情，那是不正常的；然而并非所有的同学都可以成为朋友，即使同学成了朋友也并非终身都是朋友。同学的关系是不会改变的，但朋友的关系却可以改变。也有很多人在同学时并不是很好的朋友，可是走到社会上后，才发现自己以前的同学和自己志同道合，于是也成了好朋友。
东汉时期，管宁和华歆本来是一对同窗好友，后来却分道扬镳了。
一次，管宁和华歆一起在园中锄草，锄着锄着，他们几乎同时发现地上有一块金子，管宁仍然挥锄除草，把金子当成瓦石。而华歆停止除草，侧身把金子拾起，放置在一旁。
无独有偶，管宁与华歆一起坐在席子上读书，此时，有一官员乘车路过，前呼后拥，热闹非凡，但管宁依然只顾自己读书，对外界的事情不闻不问；华歆却扔下书本，出门观看热闹。
管宁见华歆迷恋功名富贵，与自己志向并不和，便割席分坐。自此以后，管宁再不把华歆当做自己的朋友。
这则故事成为教子育人的经典事例。曾国藩就借用这则事例教育他的两个儿子：“同学之友如果诚实发愤，无妄言妄动，固宜为同类。倘或不然，则同斋割席，勿与亲昵为要。”
当然，与同学绝交，没有必要大动干戈，甚至势不两立。《史记·乐毅列传》中说：“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所以有修养有涵养的人，在绝交的时候不用恶言恶语攻击对方。这既体现了绝交者本人的风度，同时也为自己留条后路。
11.谦恭忍让，别把朋友变敌人
最大的智慧是把敌人变成朋友的智慧。如果你即将失去一个朋友，宁可让他成为形同陌路的人，切忌把他变成敌人，因为树敌过多只会危及自身。在朋友间发生龃龉之时，采取忍让谦恭的处世方式可以避免朋友变成仇敌。
曾国藩早年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有一位同学脾气暴躁，爱和别人争吵。一次，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是从窗中射来的，不是让你挡住了吗？赶快挪开你的书桌。”曾国藩听后并不发怒，照他的话把书桌移开了。晚上，曾国藩掌灯用功读书，那位同学又说：“平常白天不念书，夜深还要聒噪别人吗？”曾国藩只好低声默诵。曾国藩高中举人后，喜报传来，那人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现在让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很不服气，就责问那位同学：“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位同学说：“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才夺了我的好风水。”同学们都认为那人无理取闹，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并不在意，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没有使事情激化。事后，曾国藩对同学说，在一起读书，不能成为好朋友也不要成为敌人，何况是因为一点小事情哪？由此可见，青年时代曾国藩的涵养和气度就令人钦佩了。
曾国藩在居官以后因为求才心切，也有受人欺骗的时候，但他心胸宽广，不希望产生一个敌人，因而宽恕了欺骗自己的人。
曾国藩创建湘军的时候，人才十分缺乏，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曾国藩当然礼贤下士，此人高谈阔论，有不可一世的气概。
曾国藩心中虽然并不喜欢说大话的人，但见此人言词豁达，也不好打断此人的谈话。
谈话中，此人论及用人须防止被欺骗的事宜，他说：“受欺不受欺，关键在于自己。我纵横当世，有一点自己的见解。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宗棠公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但有的人别人没有欺骗他，但他怀疑别人欺骗他，或者是被人欺骗而不知的人，也是不少的。”
曾国藩一向注重识人，见此人的谈论颇有道理，不禁心中大喜，对他说：“你可到我的军营中，寻找可以使用的人才。”此人答应了。
第二天，此人在拜见营中文武各位官员后，十分认真地对曾国藩说：“军中的人才确实不少，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问是谁，此人回答是涂宗瀛及郭远堂。曾国藩认为此人有识别人才的本领，待为上宾，并给他安排了一个重要的职位——督造船炮。
可是没过几天，兵卒向曾国藩汇报说此人携带造船的上千银两秘密逃走了，请曾国藩发兵追捕。曾国藩沉默了一会儿说：“不用了，随他去吧。”兵卒退下后，曾国藩双手抚着自己的胡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啊。”身边的人听到后也不敢发笑。过了几天，幕僚壮着胆子问曾国藩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在，捻军和太平军同时危害着湘军的存在，如果此人仅仅骗一些钱财，危害并不大，如果逼迫太急，此人一旦逃入敌人的阵营，对我方的危害就大得多了。”从此事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清代人钱大昕说得好：“对别人不真实的诽谤付之一笑，不用辩解。诽谤往往是由自己的缺点和不足造成的，要依靠自己的修养进步来制止诽谤。”受到他人欺侮时，我们应该检点自己，宽容大度本身就是一种人格的魅力，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也是改进自己的开始。
做人和交友必须胸襟坦荡，这样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彼此信赖，同时取得人们对你的支持和帮助，有助于自己事业的成功。
曾国藩担任考官时发生了一件事，也足见曾国藩的胸怀。考生中有一个叫刘长佑的人，颇有才华。曾国藩担任阅卷大臣时，想索取刘的楷书以便事先认识他的字体，刘长佑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坚持不给。后来，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当时捻军的势力正旺，曾国藩成了刘长佑的顶头上司。一次，刘长佑以草写的文稿呈上，他的幕僚说：“如果曾公心怀旧恨，不满意我们怎么办？”刘长佑说：“大敌当前，顾不了那么多了！”曾国藩看到了这个文稿后觉得非常正确，给予肯定。刘长佑知道后，对那位担心的幕僚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件事没有一点芥蒂，只有圣贤才能达到这样的修养。”
曾国藩的雅量大度，深深影响和教育自己的同僚和下属。李鸿章深受曾国藩的影响，在为人处世方面表现得很大度。
由于李鸿章长时间身居要职，他的僚属都对其不免阿谀奉承，李鸿章因之不时流露出傲慢无理的态度。然而，当有人指出他的过错时，李鸿章即深深地自责，并积极改正。
一次，一位下属进见他行礼时，李鸿章抬头望天，好像没看见一样。进见的官员坐下时说：“听说中堂政务繁忙，身体不适，特来看望你的病情。”
李鸿章说：“外间的传闻不可信，身体尚可。”官员说道：“不，以卑职所见，中堂可能患了眼睛的疾病。”
李鸿章笑道：“荒谬。”
官员立即说：“刚才卑职向中堂请安时，中堂没有看到卑职，您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您自己忙于政务没有觉察到吧。”李鸿章大笑，意识到自己的过错，随后向该官员道歉。
宽容大度，以诚待人，这不仅为曾国藩增加了不少人格魅力，获取人们对他的支持和襄助，更重要的是使曾国藩减少了敌人，减少了办事的阻力。
12.见贤思齐，赢得朋友
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要善于学习朋友的优点和长处，不断提高自身的学问和修养；同时对待朋友要真诚坦率，切实为朋友着想，以维持朋友间长久的友谊。曾国藩善于结交朋友，更善于学习他人的优点，进而不断完善提高自己。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源自《孟子》。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将其做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予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这段话是说孟子强调虚心采纳别人的意见，在曾国藩那里，取和予成为相互推动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与此同时，曾国藩把“与人为善，取人为善”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濯，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
曾国藩在与人交往、处理政务的时候就坚持实践这一原则，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859年曾国藩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写道：“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账销算一次。”可见，曾国藩把处世的原则化为处理政务的方法了。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使得曾国藩的事业人才聚集，逐渐兴旺发达起来。
曾国藩与人为善的事数不胜数，他的幕僚对曾国藩尊敬有加，甚至崇拜他，事事效法他，把曾国藩当成为人处世的楷模。他们中有的学习曾国藩坚忍的性格，有的学习曾国藩勇毅的性格，有的学习曾国藩的坦诚和宽容大度。
曾国藩取人为善的事例也很多，如接受别人的谏言，采纳僚属的意见，婉辞皇帝的圣旨，等等。大事如此，一件小事如免“进场饭”也能说明曾国藩的取人为善。
曾国藩遵循父亲的教诲，天不亮就起床，随后即用早餐。在东流大营时，幕僚欧阳兆熊及李肃毅、程尚齐等人认为晚睡早起太辛苦了。曾国藩知道后，戏称早饭为“进场饭”。在湘军克复安庆后，欧阳兆熊置酒为饯，在席间欧阳兆熊婉言提出自己的想法：“早晨起得太早，也太辛苦了，不如‘进场饭’就免了吧。”曾国藩笑着答应之，其实曾国藩早就意识到大家都对“进场饭”有意见了。
免“进场饭”这件事虽小，但由此可见曾国藩善于接受别人谏言的胸怀。在曾国藩初到京师的时候恃才傲物，不愿听取别人的意见，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后来卸任在家乡湖南时不断地反省自己，才选择了“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作为自己处世为官的法宝，后半生受用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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